民国时期的土匪

强梁者不得其死.——老子民国时期，特别是北洋政府地民国前半期，中国总体处于无政府状态.这种弱肉强食地地乱局中，枪杆子就是硬道理，匪如蚁生，军阀四起，兵为大匪，匪为小兵，兵匪难分.军阀之间，年年混战，争夺势力范围；胜者为王，败者为寇.被打败地军阀成为流寇土匪，割据一方，鱼肉乡里.当时关中匪患四起，其中最大地两个土匪是党拐子和麻老九，分别割据东西两府，自成一体，与民国政府主流势力形成对抗之势.党拐子原名党玉琨，麻老九原名麻振武，二人均出自陕西靖国军.民国六年（年），孙中山发起护法运动，以武力捍卫《临时约法》，试图推翻北洋中央政府地“假共和”.郭坚以此为借口，成立陕西靖国军，自任司令，“为国除奸”.民国十年（年），郭坚被陕西督军冯玉祥以“鸿门宴”设计暗杀，靖国军从此被分化解散.党拐子和麻老九当时均为靖国军支队长，就此走上退守一方地土匪生涯.西安围城民国十五年（年）月至月，发生了历史上有名地“西安围城”，也就是杨虎城与李虎臣地“二虎守长安”.曾经统治陕西长达年地河南镇嵩军司令刘镇华，在吴佩孚地支持下，以十万乌合之众围攻西安城，余月终不能下.这期间刘镇华分兵进攻咸阳、三原、泾阳、高陵诸县，烧杀抢夺，奸淫掳掠，拉丁征夫，无恶不作，所到之处，十室九空，导致数万关中平民流离失所.当时，被困在西安城内地余万军民更是饥寒交迫，仅以麸糠、油渣、树皮果腹，甚至将牛皮制品煮了充饥，前后长达八九个月之久.其间，饿、病、冻、战死地军民有万多人.由于不得出城安葬，只好在皇城东北角地空地上掘得两个“万人坑”，将死者草草掩埋.处此绝境，几乎每日都有死尸抬来，有时甚至上百.因为没有棺椁，坑小尸多，不得不层层叠压，其情状甚为凄惨.十面围城地西安城内，储备地粮食极其有限.刘镇华为了加重守城地压力，阻止一切城内饥民地外逃行为，对所有从城内逃出来地人格杀勿论.后冯玉祥遣孙良诚部援陕，西安始得以解围.西安解围之后，古城内外破坏严重，昔日还算繁华地街道一片瓦砾，满目疮痍.而死亡地五万之众，几乎占当时城内人口地一半，可谓万户萧疏，人影零落.西安各界，人人背土，填平万人坑，堆起两个墓冢，名为“负土冢”.两冢之间，建“革命亭”一座，并将该处辟为公园，即如今地革命公园.次年春，西安市民在“革命亭”举行大祭，追悼在此次守城之战中死难地军民.杨虎城手书一联：生也千古，死也千古；功满三秦，怨满三秦.从某种意义上，此联确实道出杨虎城内心地痛苦与不安：庆幸守城成功，西安未遭屠城之灾；自责军力单薄，未将来犯之敌击溃，招致军民死伤惨重，城池毁坏，民怨满天.西安兵败后，镇嵩军近乎解体，刘镇华重新统治陕西地梦想破灭，只得前往开封投靠当年地结拜兄弟冯玉祥.在陕西人一片“杀刘”地诅咒声中，冯玉祥不顾众怒，反而将刘镇华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八方面军司令.刘镇华在河南被称为“刘屠夫”，杀人如麻，作恶多端.其乡人找不到刘镇华报仇，挖其父母坟墓暴尸以泄愤恨.民国二十五年（年），刘镇华精神失常，实乃天谴.民国三十八年，自称基督将军地冯玉祥在去往北京地路上因活活烧死.民国十五年（年），冯玉祥在五原誓师后，取道陕甘开始北伐.在民国十六年和十七年这两年当中，冯玉祥陆续清剿了陕西境内靖国军地残余各部势力.这些武装争夺地区包括旅长麻振武地同州，旅长黄德贵、韩有禄等地富平，师长田玉洁、卫定一和旅长耿景惠等地先后三原、泾阳、高陵，旅长耿庄地朝邑、韩城、郃阳，旅长缑天相地蒲械和旅长党玉琨地风翔等等.其中又以围剿党拐子和麻老九地战事最为惨烈，时间也最长，死伤最多.麻老九麻振武绰号“麻老九”，为陕西靖国军第一路郭坚所部地第十支队长.靖国军解体后归附刘镇华.民国十四年，麻老九勾结吴佩孚据守潼关，使国民军地第二、三军几乎全军覆没.民国十五年，麻老九随刘镇华围攻西安.西安围解，麻老九率部窜踞同州老巢，被冯部方振武地第五军跟踪追击围困起来.两月后，方部奉命东调北伐，围攻同州地任务改由韩复榘地第八军接替.麻老九原籍商州，幼随父逃荒，落户于渭南孝义镇赵家崖.少年时与陈家滩王英亭（老八）等结为异姓兄弟，麻排行第九，故称“麻老九”.宣统年，麻老九见世道崩乱，意欲起事，听说大地主武善人正在招雇长工，就前去应聘.武善人看麻老九身体强壮，就问工价几何.麻老九说：“我要求不多，一年石高粱，不过是先给工钱.”因为他地工价较低，武善人就答应了，先给了他石高粱.麻老九如法炮制，连续应聘了家大地主.不几日，麻老九召集这他地“东家”们，来他家见面.麻老九掏出一把“二十响”（手枪），对这些地主说：“这是你们给我地工钱，我麻老九要造反起义，非常感谢你们资助我，我将来忘不了你们地大恩.”这几个地主吓得目瞪口呆，麻老九就靠着这把枪拉起杆子，成为远近闻名地悍匪，并起了一个响亮地名字：振武.麻老九纵横关中余年，烧杀抢掠，无恶不作.麻老九自称“三不拿”：碾子不拿、磨子不拿、尿罐子不拿；“二不抢”：不抢老鼠、不抢麻雀.麻老九最大地爱好是糟蹋女人，他有个老婆，除过大老婆是童养媳，其他地都是先奸后娶.麻老九最擅长地是绑票、撕票和破围子，这是他最拿手地谋财手段.如果哪个村庄进行抵抗，不让他烧杀抢，那他突破“围子”（村庄地寨墙）后，必定鸡犬不留.同州即今天地大荔县，是关中一座历史名城，又是东路重镇；汉代时，同州为右冯翊地，清末民初都是府治，城坚池深，地势险要.麻老九将同州据为自己地巢穴多年.为了能够久守，他对城池地防御曾经进行过一番悉心地经营：他在砖城之外加筑一道土城；土城之外地城壕深宽都达三丈以上；壕外周围每隔百米左右修筑砖石炮楼或碉堡一座，下有地道通入城中.同州毗邻山西，麻振武又就近勾结阎锡山，以其搜刮来地大量民脂民膏，从山西换来各式各样地弹药、武器，城内地粮弹储备异常充足，无虞匿乏.韩复榘围攻了近两个月，也未能把同州攻克.由于北伐战事吃紧，韩部不久亦奉命东调，乃以第二军刘汝明部继续围攻.刘又攻打了两个来月，损折了不少地人马，还是攻打不下.民国十六年夏，冯玉祥又加派新由甘肃天水调来地第十三军，去增强围攻同州地兵力.并以该军军长张维玺为同州攻围军总司令，刘汝明为副司令，限令在一个月之内攻克，逾期以军法从事.用两个军四、五万人地精锐之师，来收拾一个旅五、六千人地土著队伍，可见麻老九之强悍.从月初开始，张部由北东两面，刘部由南西两面，昼夜猛攻，炮火连天，越城壕，爬云梯，伤亡敷以千计.但是一个月限期已过，而始终未能克奏肤功，张、刘二将受到革职留任戴罪图功地处分.张维玺鉴于硬攻无效，乃决计改掘坑道从地下进攻.自月初开始，四面同时挖掘了条坑道，但其中有条都在接近城脚时，被麻部守城部队发觉而破坏.只有靠近北城门西侧地一条坑道幸未被阻绝.挖掘成功后，用棺材装公斤炸药推入地道内引爆，北城墙炸开一道米宽地口子.张维玺部地冲锋部队从豁口突入城内.刘汝明部亦在同时冲锋猛扑，爬梯登城，巷战约一小时后，麻部余众，除战死近人外，其余全数被俘缴械.麻老九本人，当城破时乔装难民，混出城去，走到同州东南地仓头铺，被人认出.刘汝明部赶到射击，麻老九身中枪而死.同州城克复后，第四方面军总指挥兼陕西省政府主席宋哲元当时正驻守固原，督剿陕甘边境黄德贵、韩有禄等股匪.宋哲元急电张维玺，请他把负隅守城地麻部俘虏人全数斩尽杀绝，以儆效尤，冀使其他土著军阀闻风丧胆，知所畏惧，不敢再有守城抗拒地举动.因张维玺为人敦厚，不忍杀戮，反而将俘虏全数释放，并按路程地远近，每人发给五至十元不等地盘缠，令其各回家乡另谋生路.党拐子民国十六年（年），西安解围，军阀冯玉祥任命五虎上将之一地宋哲元为陕西省主席兼剿匪总司令.宋哲元欲以武力统一陕境，在攻克东府大荔后，于次年进军西府.民国十七年春，北伐战事正紧，陕西境内地第二军刘汝明部和张维玺部陆续东调，留在陕西境内地只有宋哲元所部地五、六个师和第十三军之一部——第二十师(师长王和祥)和军直属地迫击炮团、炮兵团、坑道营.他们地任务是肃清陕西各地，抗不听命地土著军阀队伍——或者说土匪.宋哲元感到兵力不够，从宁夏调来第二十四军马鸿宾部.该年地上半年，宋哲元依靠这些部队，先后攻克了三原、泾阳、富平、高陵、朝邑、韩城、郃阳、蒲城等城池.关中战事趋于平息，仅余西府残余势力，而其中最为坚硬者就是凤翔地党拐子.风翔也和同州一样，自古以来都是一座地标性地著名城池，是关中西路地重镇，在汉代为右扶风池，唐宋以降直至清末民初，都是一个府治，素有“金宝鸡、银风翔”地称号.凤翔城内地势远远高于城外，城墙既高且厚，坚固异常，城壕潭宽各在三丈开外.城北有一个叫做“凤凰嘴”地塬头，有碗口般粗地一股泉水，长年不息地流入城壕，形成著名地东湖.多年前，苏东坡初出茅庐，曾来凤翔府任通判，并在此写有《喜雨亭记》.党玉琨绰号“党拐子”，也是郭坚旧部.自民国六年开始，党玉琨盘踞凤翔府整整年，不论谁来担任陕西省地军政首领，一切军令和政令，他概不听从，实则是陕西西府地土皇帝.党拐子常以铁血重典统治西府，他曾经说：“凤翔人有两条路可走，或者规规矩矩地听命于我，或者永远离开凤翔.”他地重典就是嗜杀：抢劫者杀、偷盗者杀、告状者杀、抽烟者杀、打牌者杀……讽刺地是，熟读三国地党拐子常以诸葛亮自比，“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在凤翔这个小王国境内，他还首创了证件制度，人们必须有五证：居民证、出门证、通行证、乞丐证和营业证.和那一时期地普遍状况一样，党拐子地手下说是军队，实则胜过土匪，纪律废弛，苛索强搜，杀人越货，横行一方，民无宁日.加上党玉琨本人鸦片烟瘾特大，烟酒嫖赌，恶习俱全.在这个乱世中，党拐子还是与孙殿英、靳云鄂齐名地民国三大盗墓贼之一.党拐子统治西府时期，大肆盗掘西府一带古墓葬，窃掠了大量自先秦至汉唐地珍贵文物，以供其挥霍和扩充武装实力.与麻老九助攻刘镇华不同，党拐子曾参加西安守城战.西安解围之后，党拐子抗拒大军阀冯玉祥地命令，继续占据西府.民国十七年初，宋哲元亲自督率所部三个师和一个旅围攻风翔城.年前，河南土匪白狼曾经窜至关中，一度盘踞凤翔.但党拐子并非流寇，他在凤翔苦心经营，做了年地土皇帝，对民间地苛索搜刮和抢劫无所不用其极.他把这座城池当作他地万世家业，城内地囤粮可供城内驻军和居民三年食用，武器弹药也十分充足.宋哲元动用了万多兵力，自春至夏围攻达半年之久，官兵伤亡达四五千人，却始终未能打开凤翔城.月间，北伐战争已经告一段落，宋哲元经过请示冯玉祥，把远在山东临清和河南滑县、道口一带地张维玺所部第十三军主力调回陕西.同时，泾阳、高陵、富平、朝邑、蒲城等地业已次第攻克，原先留在陕境归宋哲元指挥，并参加这一带攻城战地第十三军地一部，这时也归还了张维玺部地建制.月初，张维玺率领着全军万多人，由西安开到凤翔东郊，参加攻城之战.张维玺基于上年攻打同州地惨痛教训，认为爬城硬攻，不仅牺牲太大，而且徒劳无功，乃决计立即采取挖掘坑道从地下进攻地战术.坑道是从“东湖”西北角地“喜雨亭”附近一家民宅院内开始掘进地，那里距离城墙只有多米远.花费近半个月地时间，坑道顺利挖到城脚之下，里面埋藏了近公斤地炸药，并接上了电线.宋哲元亲自指挥总攻，按下炸药电纽，随着山崩地裂一声巨响，城墙上出现了二十丈宽地大豁口.爆破地同时，枪炮齐发，炮声枪声号声和喊杀声震耳欲聋.城内地守军惊慌失措，完全陷入瘫痪状态.攻城部队毫无阻碍地像潮水一般，从崩开城墙地豁口上涌进城去.零星断续地巷战，不到一个小时即告全部结束.自比诸葛亮地党拐子本人在乱军中被击毙，城内守军被打死打伤约人左右，其余多人被俘.城内居民葬身在炮火之下地约在万数以上，到处触目皆是死尸和满身血污地伤员，城内地房屋大部分都成了一片焦土和废墟. 个人收集整理勿做商业用途凤翔杀戮攻克凤翔后第三天，在宋哲元地强力说服下，张维玺接受了屠杀令.党拐子被生擒地名俘虏将被全部处决.这种大规模地处决行为——或者说杀俘行为在近代史上极为罕见，至今引发地争议仍然很多.当时狼烟四起，匪患蜂聚，中国刚刚走出皇权专制时代，离现代社会依然遥远，军队与国家地关系很模糊，军人与土匪几乎没有多大地区别，信奉地都是血酬定律，当然也无什么军事法庭和人权意识.如果将党拐子部属作为战俘（军人），那么屠杀自然应受到谴责，如果将其视为土匪，则令当别论.毕竟这是一个暴力野蛮地时代，几乎难以奢谈现代文明.颇有讽刺意味地是，这场屠杀或者说处决，被安排在风翔城东八里纸坊镇东头地一座关帝庙前.宋哲元与张维玺坐在关帝庙门口，下令从手枪队拘押地名俘虏开刀.每两个手枪队地大刀兵架着一名俘虏地两只胳膊，从关帝庙西侧院子里飞快地跑到那眼枯井地边沿，喝令俘虏跪下.在枯井旁边早已预先排列好名刽子手地大刀兵，由最前边地一名开始执行，手起刀落，人头立即滚入井中.行刑地人跟着又是一脚，把死者地尸体踢进井里.前面地一个刚完事，后面地一个又架上来，照样又是一刀之后再踢一脚，好像走马灯一般，一个接连一个地不断投进枯井.刽子手杀上十个八个就已血溅满身，刀钝臂酸，手都软了，接着再由后面地刽子手轮番上前.有地俘虏被架到井旁时，为了避免挨刀断头之苦，连跪也不跪，就活生生地扑进井去.有地俘虏被架到井边时，早已神魂离窍浑身发软，使刽子手无法下手，只好一脚，不死不活地将其踢入井中.有地俘虏跪下之后，脖子挺得较硬，只消一刀即可人头落地立时毕命.有地俘虏由于吓得魂不附体，脖子挺不起来，一刀不能断气，以致连砍数刀，疼得凄惨嚎叫，那种怪叫声使人不忍闻.有些刽子手手法比较干净利落，一刀下去就身首异处.有些刽子手则是初次杀人，举刀时手腕发软，只能砍进个三两分深，这就使被杀者遭到极大痛苦，自然哀嚎惨叫不已.屠杀过程中，久经战乱地宋哲元和张维玺若无其事地端坐在关帝庙门口，一面喝茶，一面谈笑，一切都如同一场游戏，真是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刑场周围戒备森严，但并不禁止成千上万地老百姓前来观看这场千载难逢地杀人游戏.当一个年轻俘虏被架着奔向枯井，在眼看就要丧命地时候，突然从看热闹地人丛中跑出一位老汉，跑上前抱着那个年轻人，大喊一声“我地儿呀!”据那位老汉说：他是凤翔城外附近农村地人，他地儿子本来在家务农，向来不会为非作歹；半年之前进城赶集卖柴禾时，被“党拐子”地队伍拉去当兵；刚当上兵，凤翔城就被围困起来.据位老汉最后哭诉：“我地儿子并不愿意去当兵吃粮，他也没有造过什么罪，即便作过什么孽，也都应该上在‘党拐子’地账上.你们要杀我地儿子，真是天大地冤枉，那真是老天爷瞎了眼睛啊！”他说罢，死死地抱着自己地儿子不放，又说：“你们如果一定要杀我地儿子，那么就请把我自己先杀掉!”他们父子俩被带到宋哲元张维玺跟前.张维玺说：“就让他老子把他带回家去好了！”这爷儿俩千恩万谢，头也不敢回地走了.除过被他爹救走地“幸运儿”，这名俘虏几乎全部葬身于关帝庙前地那口枯井.宋哲元遂即下令：“在各师、旅、团拘押地俘虏，限令你们都在今天夜里一齐把他们杀掉，一个也不许留，一个也不许放!”于是，另外地多名俘虏中，就有多名都在那天夜里遭到杀戮.唯独第十三军地第十七师赵凤林师长杀了不到个老弱残兵交账，将其余多名青壮年偷偷释放.这场骇人听闻地集体大杀戮，很快地传遍了陕西全境.在这种砍头如割韭地暴力震慑下，盘踞在陇州、郃阳、宝鸡、郿县等地地甄士仁和张九才等武装势力惶惶不可终日，不几日就纷纷单骑来降.宋哲元地血腥暴力居然使兵刀四起地关中从此走向平定，各种土著军阀和土匪势力陆续肃清.宋哲元主政陕西期间，取消斗捐，以恤民艰.民国十八年关中大旱，遭遇年馑，粮价骤涨，特由陕西省筹款万，再由河南省接济万，汇往汉口，买米十万石赈灾.关于那场充满争议地集体大屠杀中究竟杀了多少人，至今说法不一.年月出版地新编《凤翔县志》，仅在《大事记》中记述：“城破，全歼党毓琨（玉琨）部.”在《军事篇》中记述说：“攻城军”按部署先绕城墙实行大圈包围，再分途逐街巷捕杀败兵，先后共杀多人，党毓琨死于乱军中.年月新出版地《陕西民国战争史》中，“年春，冯军宋哲元、张维玺两部，打开凤翔城，消灭了原陕军卫定一部地党玉琨混成旅，杀党玉琨、雷赤诚、曹耀南、杨云栋等多人，又将已缴械地官兵余人，驱至纸坊村风女台畔，用机枪扫射，一律掩埋（内有未死地）.”张宣武先生地回忆文章《宋哲元杀戮陕军俘虏五千人目击记》记述较为详细.张当时曾先后任冯玉祥部十三军直属坑道营、手枪营代理营长，并且在这场大屠杀中“负责指挥行刑”.因此，他地“目击记”应属信史.后记民国十七年（年）月，北伐战争结束，北洋政府垮台，蒋介石南京中央政府成立.北京改名北平.民国十七年（年）月，宋哲元李虎臣剿灭中共地下组织渭华暴动.民国十八年（年），关中大饥荒，多万人饿死，多万人流离失所.民国十九年（年），冯玉祥联合阎锡山发动倒蒋中原大战.民国十九年（年）月日，东北易帜，军阀张学良入关拥蒋，冯玉祥失势，国民革命军解体.民国二十年（年），中华民国三军总司令蒋中正、副总司令张学良委派宋哲元率二十九军驻守北平.民国二十年（年）月日，万日本关东军俘虏万东北军，东北沦陷，张学良失势.民国二十五年（年）月日，西安事变，张学良联手杨虎城发动兵变，绑架总统蒋中正.民国二十六年（年）月日，卢沟桥事变，千日本军队击溃多万中国驻军，统治北平及华北数年地宋哲元步张学良后尘，兵败失势.民国二十九年（年）月日，清明节，宋哲元死于四川绵阳，弥留时犹作呓语曰：“战死真难，战死真难!”个人收集整理勿做商业用途。

民国时期山东土匪特点初探——以《申报》为例摘要民国时期社会动荡不安，复杂的社会环境使得中华大地土匪丛生。

就山东地区而言，其土匪有着一般土匪的共性，又有着特殊环境下的特点。

【关键词】民国；山东土匪；特点电影《智取威虎山》中，传奇人物杨子荣与土匪匪首座山雕的智斗场景可谓经典。

从整个电影的背景来看，土匪问题是民国时期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之一，当时“无论贫富老幼，妇人孺子，与语盗匪，莫不谈虎色变而相惊伯有者”，可见匪患对社会的巨大影响。

“民国创立后，没有一片区域没有土匪，没有一年土匪偃旗息鼓”，更是说明了民国土匪问题的普遍。

要了解土匪问题，必须先明确土匪的定义。

土匪，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的含义是“地方上的武装匪徒”。

但土匪的概念在不同的时代或同一时代不同的阶级和阶层内涵不尽相同。

结合近代中国土匪活动的实际情况，中国秘密社会研究专家蔡少卿这样定义：“土匪就是超越法律范围进行活动而又无明确政治目的，并以抢劫、勒赎为生的人。

”①而民国时期的土匪，在这样的普遍性之下又具有鲜明时代性。

这与其所处的环境和时代背景有必然的联系。

拿山东地区的土匪来说，它首先有着一般匪患的特点。

民国时期，山东土匪众多，匪患严重。

以1918年为例，整个山东境内“几遍地土匪，胶东各县虽无大股，然百十成群架人勒赎、放火抢掠之事亦日有所闻”②，“东省群盗如毛，各属几无一片干净土”③，可见山东匪患之普及。

其次，拥有较多现代化武器的山东土匪猖狂至极，凶恶残忍，甚至敢明目张胆地勒索。

“近来匪徒更演出最惨酷之奇剧，于日前强捉戏班搭台演剧，迫令乡民往观，将所架肉票逾期不赎之人拌作陈士美扮演铡美案，当场实行铡毙，陆续铡毙数十人，血溅人衣，观者无不惊心动魄，盖匪徒特假此以惊吓人民，达其所架肉票速赎之目的”④，甚至于“峄县城西南蔡圆村，居民八十余家，程姓最多，因供给不周，全村被焚，男女老幼尽为灰烬，尸体无人掩埋，臭气闻至十里外”⑤，其残忍冷酷，令人发指。

而且，土匪不仅仅满足于杀自己同胞，抢自己同胞的钱，就是外国人也难脱其荼毒，“曹县某教堂内之美国女教士二人，一名斯密司、一名狄克松，被匪绑架勒赎”⑥。

民国时期云南匪患及特点研究摘要：匪患是政局动荡不靖、社会病态的产物。

云南近代社会严重的匪患主要集中在民国时期，时间上可分为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民国元年至民国二十三年、民国二十四年至民国三十四年、民国三十四年至民国三十八年。

民国时期云南匪患具有为害土匪数量众多、规模巨大，土匪活动猖獗、匪患十分严重，匪患爆发地域不平衡等三个特点。

关键词：民国时期；云南；匪患；特点一、民国时期云南匪患概况土匪指活动在农村社会中，以抢劫、绑架勒赎等非法的暴力手段获取生存来源的个人或群体。

匪患是政局动荡不靖，社会病态的产物。

近代云南比较严重的匪患可以追述到1885年的中法战争，战后，刘永福的黑旗军等遭解散，流为游勇，成为滇、黔、桂边患。

但严重的匪患主要集中表现在民国时期。

1911年，蔡锷、唐继尧等领导云南军民响应武昌起义，全省各地随之而动，境内局势因此而起波澜，伏莽趁势而起。

第二年(1912)民国开元，思茅一带匪风渐起，石膏井的课银被劫一空。

民国二年(1913)，前清的溃兵、散兵游勇散集于滇南，在法国帝国主义的暗助下，肆意骚抢，形成匪患，被朱德率军剿灭的方位一股大土匪便是其代表。

民国三年(1914)，蛮耗聚集起一股土匪，更是骚扰不堪，滇越铁路湾塘车站也被土匪洗劫。

同年，建水匪徒甚至勾结当地驻军进行叛乱。

通海县城被匪首林桂清等率匪众两度窜入骚扰，滇东的会泽也被土匪扰害。

民国四年(1915)年，墨江县西北部，无赖罗阿寿、金张贵、张阿林、任皮匠、白石亮、陈布都等聚众抢劫；杨发昌父子也聚匪成股占山为王，四处抢掠。

江川县的汪家林率数十匪众经常到小黑山一带敲磕抢掠，无恶不作。

大理巍山土匪更是猖狂，竟至冲进县城，抢劫县署财物。

省城昆明近郊的安宁也有土匪杨坤、杨天福等率领匪众盘踞于三道沟一带肆意抢掠，劫杀过往商旅。

建水则兴起了大股匪帮——莫朴、白万聚集的匪众达数百之众，直接攻村劫寨，与军队对抗。

“6月，在狗街毙伤警备队4名，焚毁民房十间。

民国时期的云南匪息作者：高振云来源：《青年文学家》2010年第09期民国时期，云南的土匪人数众多，活动范围遍布全省。

由于山高岭崇，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经济落后，历届政府屡剿不灭，匪患愈演愈烈。

下面介绍匪患最为严重的几个地区的情况。

一、滇南匪患概况民国时期滇南地区匪患最重。

有记录的大股土匪武装组织就有二十多支。

江川有被唐继尧收编的大土匪吴学显，有独占小孤山的土匪司令蒋世英；玉溪甸坝有禹发启部，热水塘有杨友棠部，建水有东庄坝的龚铁匠(原名李运鸿)；开远有汤松彬个旧有李绍宗、李绍文兄弟；蒙自有陆光保；临沧有罗锅四、李金廷等部。

仅石屏一地就有彭万有、李春和、李自鸿、王次东、孔庆美、白小七等土匪组织十余股。

滇南土匪之猖獗，各地方志均有记载。

如《秀山镇志》仅自1914年－1929年就记录大的匪患六宗，现摘录部分如下，以说明当时滇南匪患何其炽热。

“周兴国等匪洗劫县城。

民国19年(1930)，农历九月二十四日，匪首周兴国(绰号周疵牙)、莫朴率部攻入县城南关外(今文庙街一带)，掳掠三天三夜，不仅金银珠宝、衣服被褥、粮食牲口、什物用具全部洗劫一空，就连妇女的裹脚布也被抢去，无论男女老少被一串串捆绑起来，带到山上，要挟拿钱去赎。

”“李绍宗二犯通海。

民国18年(1929)春，李绍宗以“元武边防军”司令的名义。

率领500余名土匪进驻县城。

出城抢劫大新村、冯里山、徐家庄、石坎等村。

30多名村民被害，20多所民房被烧毁，直到七月才撤离县城。

”江川县匪患情况也非常严重，特别是民国初年。

民国7年(1918)10月3日，迤西杨天福率众1000余人，窜扰江川，焚掳旧城(今龙街)后，向海门桥逃窜。

……石屏县在民国时期土匪非常猖獗，不但客匪时常侵扰，本地亦兴起多股土匪，继而又流窜侵扰外地。

《石屏县志》载：“民国初期，由于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土匪乘机作乱，石屏匪患也极频繁。

兹选重大匪首极其作恶事件，记录于下：吴学显，江川县人(有说系高大人)，于民国10年(1921)，率匪众四五百人，驻扎宝秀山小亭子一带，欲进攻宝秀。

真实回忆：击毙巨匪“刘⿊七”民国华北巨匪刘⿊七从1915年23岁开始当⼟匪，到1943年被⼋路军击毙，整整闯荡江湖⼆⼗九年，啸聚匪伙最多曾达⼀万佘众，袭扰⼭东、河北、河南、江苏、热河、辽宁、绥远、察哈尔、⼭西、吉林等⼗六个省。

刘匪所到之处，抓⼈逼粮，图财害命，穷凶极恶，残害百姓。

好吃的吃了，好拿的抢了，房屋被烧掉，妇⼥被奷污，⼀不顺眼就杀⼈。

他⾃⼰公开说他三不拿：碾不拿，磨不拿，尿罐⼦不拿。

⼆不抢：不抢⽼⿏，不抢⿇雀。

他杀⼈的⼿段极其残忍有⼑刺、活埋、铡⼑铡......受过刘⿊七祸害的百姓⽆不闻风丧胆，对他⼜恨⼜怕，就连孩⼦哭了，娘也吓唬说：“刘⿊七来了！“孩⼦就⽴刻不敢哭了。

曾经流传过-⾸“⼗恨⿊七的⼩调”：⼀恨⿊七太不良，从⼩就把⽜⽺放，不该把⼠匪当⼆恨⿊七太不该，当了⼟匪良⼼坏，到处抢起来三恨⿊七⼼太狠，杀⼈放⽕⼜奸淫，糟踏了多少⼈！四恨⿊七不应当，蒙⼭前怀杀满庄，⽕烧⼀扫光。

五恨⿊七似豺狼，杀⼈放⽕⼜抢粮，抢了美⼥拜花堂。

六恨⿊七不要脸，抢了银钱千千万，天津去保险七恨⿊七真孬种，投降⿁⼦到胶东，当了汉奸兵⼋恨⿊七真捣蛋，假装反正回本县，“中央¨名字换。

九恨⿊七卖国贼，联⽇反共反⼈民，到处打我军⼗恨⿊七太猖狂，莫忘全民来反抗，早晚叫你见阎王！刘⿊七⼟匪成性，反复⽆常，朝悬抗⽇旗帜，编为囯民党三⼗六师，⼣当⽇本皇协军司令，还和滕县、泗⽔的⼟匪头⼦相勾结，各霸⼀⽅，并经常配合⽇军对我⾰命根据地进⾏扫荡，到处捕杀我抗⽇军民。

⼋路军早就想收拾他，⽆奈这家伙是地头蛇，不好打。

⼈说狡兔三窟，他刘⿊七⼗窟也多。

他明⾥有⼗⼆个⽼婆，有⼀个即有⼀窟，暗⾥还不知有多少。

这⼩⼦⾮常狡猾，⼀会⼉穿军装，⼀会⼉换便⾐，还找了七、⼋个和他相似的矮胖⼦，和他打扮⼀样，充当他的替死⿁。

他⾏踪不定，不易捕捉，有时⼋路军内线⼯作的同志把情报搞到后，等报告了部队，往往捕到的是⼀个假刘⿊七，⽽真刘⿊七⼜不知跑到哪⾥去了。

民国时期的土匪土匪问题是近代中国一个无可回避的事实，其影响从乡村蔓延到城市，从下层推演至上层。

土匪活动不仅是社会矛盾的一个焦点，而且土匪成了各派政治势力竞争的对象，反动势力利用过他们，进步势力也争取过他们。

对于这样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以往人们只是注视它和议论它，很少有人能透彻地了解它和科学地解释它。

因此，有关土匪的一些基本问题，诸如究竟如何给土匪下定义？什么人充当土匪？土匪组织的内幕如何？土匪猖撅的原因是什么？土匪活动的规律、特点和结局如何？土匪的文化内涵有哪些？土匪与民主革命又是什么关系？等等。

（一）“土匪”的界定问题”。

“土匪”是一种笼统含糊的称谓。

在近代中国，被寇以“匪”字的称呼很多，如粤匪、夷匪、拳匪、会匪、教匪、团匪、兵匪、官匪、枭匪、烟匪、胡匪、山匪、共匪、赤匪、蒋匪等等，不仅名目繁多，而且内涵差别很大。

很显然，在中国有一个传统，即政治上的敌对双方互相用“匪”字污蔑对方，以达到确立自己一方正义性的目的。

所以，我国文献中关于“匪”的大量记载所函盖的内容和性质是广泛的，仅仅凭借“匪”字的称谓去判定其实质是想当然的做法。

因此，研究土匪的科学前提是明确土匪的概念，从而明确研究对象的性质。

国内学者也纷纷提出自己的观点。

比较有代表性的当属蔡少卿。

他认为“土匪就是超越法律范围进行活动而又无明确政治目的，并以抢劫、勒赎为生的人。

”（注：蔡少卿主编：《民国时期的土匪》，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这个观点吸取了国外学者的意见。

此外，牛敬忠参照社会学关于离轨、偏差等概念认为，“土匪是一个具有反社会性的暴力集团，他们以公开烧杀、奸淫为活动手段，在行政上没有明确的政治目的、他们是与整个社会为敌的。

”（注：牛敬忠：《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绥远的匪患》，《内蒙古师大学报》1993年第4期。

）谭属春认为“土匪是指旧中国那些一惯用杀人放火、抢劫、绑票、勒捐等暴力恐惧手段，劫掠他人财物以满足个人私欲，从而危害社会、破坏生产、阻碍历史前进的个人和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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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的东北匪患东北半数县城附近都有土匪
导语：电视剧《少帅》第13、14集讲述了少帅张学良在军事和外交上面的一次成功对话，从小小的剿匪事件上面我们看到了张学良的头脑，也看到了张学良
电视剧《少帅》第13、14集讲述了少帅张学良在军事和外交上面的一次成功对话，从小小的剿匪事件上面我们看到了张学良的头脑，也看到了张学良和郭松龄合作的成功之处。

《少帅》电视剧14集出现长江好等匪徒出路被堵，在二当家张宝生的建议下，归顺卫队旅，张学良收编长江好余众，照承诺给出七百人编制成立山林警备队，同时日本外务省已发正式照会了，同意撤退珲春日军。

张学良成功缓解了珲春危机，张作相建议让卫队旅扩大剿匪范围，继续佳木斯、密山剿匪。

学良亲自率队剿匪，一名年轻的士兵死在自己的怀里，随后浑身是血的学良回到指挥所，却得知长江好二当家张宝声背信弃义，瞒天过海安置下十五名肉票，受到嘲讽的学良下令毙了张宝声。

当时东北的土匪流窜范围广阔，东北半数以上的县城和广大乡村山寨都有土匪盘踞，可谓遍地是匪患，仅吉林、长春、黑龙江部分地区，名号较响、人数超过百人的股匪即有300股以上。

这些匪股，少则上百人，多则几千人，而几十人、十几人的小股匪更是多如牛毛，仅从土匪的名号即可看出土匪之多。

如：长江好、青山好、君子仁、四季好、公平、老三省、江南好、包打一面、老二哥、野马、绿林好、大来好、战天时、关大法师、平日军、岳坤(人马上千)、庆丰(人马上千)、八大泉眼、镇北侯、铁甲军、九胜、得胜、青村、傻子、天虎、黑虎帮、九江好、东山、靠山红、强国军、海乐、西海军、天下走、黑彪、西边好、赵小胡子、盘石好、
生活常识分享。

如对您有帮助，可购买打赏，谢谢民国这十大土匪的人生结局很悲惨谁死得最窝囊导语：揭秘民国十大土匪的悲惨人生结局： 1 东北王张作霖：乱世枭雄，爱国抗日，亦匪亦官、亦邪亦正，独霸东北，古今少有。

张作霖(1875-1928)，揭秘民国十大土匪的悲惨人生结局：1/东北王张作霖：乱世枭雄，爱国抗日，亦匪亦官、亦邪亦正，独霸东北，古今少有。

张作霖(1875-1928)，字雨亭，乳名“老疙瘩”，但喜欢别人叫他“张大帅”，奉天省海城县驾掌寺乡马家房村西小洼屯(今属辽宁省鞍山市海城市)人，著名爱国将领张学良之父。

自幼出身贫苦农家，参加过中日甲午战争，后投身绿林，势力壮大，清政府无力征剿，就将其招安。

协助清廷剿灭杜立三等土匪势力，后又消除蒙患，维护国家统一，逐步提升，先后担任奉天督军、东三省巡阅使等，号称“东北王”，成为北洋军奉系首领。

与孙中山、段祺瑞等结成同盟。

第二次直奉战争胜利后曾打进北京，任陆海军大元帅，代表中华民国行使统治权，成为国家最高统治者。

期间曾多次抵制日本人拉拢，拒绝签订卖国条约。

1928年因前线战事不利，被迫返回东北。

是年6月4日，乘火车被日本关东军预埋的炸药炸成重伤，史称“皇姑屯事件”，当日送回沈阳官邸后即逝世。

2/绿林上将军张宗昌：是个将才，妻妾成群，可惜品质恶劣，残忍杀戮，吃喝色嫖赌五毒俱全，为害更烈。

张宗昌(1881-1932)，字效坤，绰号“狗肉将军”、“混世魔王”、“长腿将军”、“三不知将军”、“五毒大将军”、“张三多”等，山东省掖县(今属烟台市莱州市)人，奉系军阀头目之一。

曾残酷镇压青岛日商纱厂工人罢工，造成“青岛惨案”。

1932年9月3日被山东省政府参议郑继成枪生活常识分享。

民国时期三大土匪实力卓越不输军阀，但是坏事做尽，不得善终！本文导读：不过好像很少有土匪的结局是美好的，今天我们来看看民国这3大土匪，实力不输军阀，让人闻风丧胆，最后无一善终。

第一个：张乐山说张乐山可能很多人不知道，但是一提座山雕这个名号，你肯定熟悉。

“座山雕”真名张乐山，是“三代”惯匪，穷凶极恶,血债累累。

军阀张作霖、日本侵略军都无可奈何他。

国民党反动派又加封他为东北先遣军二纵二支队司令。

“座山雕”狡猾诡秘，一向深居简出，从不大股活动，其巢穴只有几个亲信知道。

我军曾用大部队寻剿，但毫无所获。

茫茫林海，无边雪原，简直比大海捞针还难。

然而,杨子荣承担了“捞针”的任务。

日本投降后，张乐山在家睡觉，被杨子荣用枪逼住，骗他下山说与另一匪帮讲和，张乐山一身武功，被俘后上了重镣，但天天有一顿肉，念其杀日本人不少，没有公审枪毙，后大烟瘾发作引发其他疾病死亡。

第二个：肖家壁肖家璧，是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大恶霸、大土匪，人民群众称他“肖屠夫”。

他早在1927年就与中国工农红军为敌，先后杀害了红军革命干部和群众3000余人，烧毁民房5000余间，掠夺民财不计其数。

1949年8月2日，142师解放遂川全县，留下425团专门剿击肖家璧土匪。

在人民解放军的强大攻势下，肖家璧的土匪武装土崩瓦解，杀人不眨眼的反革命“屠夫”肖家璧，终于落到了人民的手里。

后来宣判肖家璧死刑，当即执行。

第三个：谢文东谢文东原名谢文翰，在日本武装开拓民侵入自己家园的时刻，他毅然揭竿而起，率领家乡子弟同日本侵略者进行了一场惊天地、泣鬼神的武装斗争，土龙山农民暴动。

但是后来谢文东在抗日战争处于艰苦逆境的时候，投降了日本侵略军，背叛了祖国和人民。

在抗战结束后，又投靠了国民党，有了国名党的支持，他在东北可以说是胡作非为，为非作歹，当上了土匪老大。

1946年秋，三五九旅和合江军区对谢文东进行围剿，最后将他抓获，在勃利街东门外被处决，时年59岁。

.论民国时期的雷州匪患及其根治摘要：雷州匪患，肇始于民国二年（1913年），消弭于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

该地土匪手段之残酷与危害之深重，可从盘踞徐闻山匪首李福隆等人的斑斑劣迹清晰见之；其成因与雷州会匪不分的社会风俗和错综复杂的宗族冲突、军阀割据混战的政治形势、恶劣的社会经济环境等因素密不可分；其根治则在陈济棠治粤时代，以陈济棠为首的广东当局在根治雷州匪患上较之前人确实成效卓著，其积极采取剿抚并用与安抚流民之策，肃清了连续为害雷州二十年的匪患，从而使雷州的生产建设得以顺利进行，进而为恢复整个广东南路地区的社会秩序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关键词：民国时期;雷州匪患;成因;陈济棠;根治Analysis The Scourge of Leizhou’s Bandits On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of China and its EradicationHUANG TaichengLaw and Politics School, Zhanjiang Normal University, zhjiang, 524048 ChinaAbstract:The Sourge of Leizhou’s Bandits, originated in two year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1913), eliminated in twenty-two year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1933). The Leizhou’s Bandits’s cruel illegalact and deep hard could be seen clearly from the cheifman of bandits who entrenched Xuwen Mountain,for example "Li Fulong"and so on; The Leizhou’s Bandits caused by the custom of the Leizhou society which was full of regardless of social custom and complex clan conflict,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in melee warlordism, poor socio-economic environment and other factors; The Leizhou’s Bandits’s eradication in Guangdong Chen Jitang Period，the Guangdong authorities Chen Jitang led by organized crime in the more radical Leizhou indeed effective until quite done, it taken suppress and summom bandits and comfort refugees’measure actively, eliminated the Scourge of Leizhou’s Bandits who continuously endanger Leizhou two decades, let the production and constuction of Leizhou can be in progress smoothly, let the sociaty’s order of the whole of Guangdong Southern Road area can be recoverde ,and to lay a solid foundation.Keywords:The Period of The Re public of China;The Sourge of Le izhou’s Bandits;Causes;Chen Jitang;Era dication雷州匪患，肇始于民国二年（1913年），消弭于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

民国时期全国各地都有很多的匪祸，安徽阜阳也不在少数，就单说一下原系阜阳西乡的临泉县吧。

自1922年河南恶匪老洋人抢掠阜阳城后，至1933年10余年间，大杆（5000人以上）、小股（千人以下）达20几起。

豫匪王泰、李老末两大杆，窜于沙、洪河之间和新村集以西地区，拉来拉去各七八趟。

同时，西方尚有老康、老秋、张保银等股，到处烧杀、携掠、奸淫、惨绝人寰。

1928年冬，匪首李老末率匪徒二三千人，由河南省的汝南、新蔡、正阳、息县、沈丘等地窜入阜阳西乡（现临泉境内），于旧历腊月二十四日夜半攻陷杨桥。

当时杨桥为阜阳西五镇，镇董张香山率民团数十人不加抵抗，一枪未发即率队保护家眷扒越寨墙，逃往阜阳。

时值大雪初晴，田野积雪尺余，沟河均结厚冰，群众正在熟睡，半夜被枪声惊起，披衣扒墙渡沟陷于冰窟冻淹而死者数十人。

那时积雪融化，街道泥泞，不易通行。

匪徒即令将居民之衣物布匹以及各商店购办的旧历年货、纸张、红白糖和做成的糕点等铺垫在泥泞的大街上，以便匪徒人马通行。

杨桥集南的七里桥，距杨桥7华里。

李匪攻陷杨桥后，七里桥附近村庄居民均扶老携幼避居寨内闭门固守。

时寨内仅有长枪一枝，子弹百十发，即交一善射的退伍军人董姓使用。

董姓射术准确，一发击毙一匪，弹无虚发，在寨墙上四面游动，向外射击。

3小时内击毙匪徒30余人。

匪徒盛怒进寨，不论大人小孩见一杀一，鸡犬不留。

死尸抛至寨沟，沟内雪水尽赤。

事后统计，被害绝户者30余家，其祸之烈，惨绝人寰。

崔寨是一较大围寨，入寨避难群众达五六千人。

1928年冬，李老末自方集拉来，先派几个匪徒，各带手枪，到寨东张老建家，威逼张陪同到寨内看看，表示决不打寨。

实际是察看地形和寨中情况，夜间即将寨包围，黎明发动猛攻。

守卫南门和南寨墙主力，正拼死决斗，不料匪从北面越寨沟（冬旱无水），头顶粪箕扑入。

待南面守御者发觉，已腹背受敌，无路可逃，各自为战。

所以南门和南寨墙群众战死特多，因人过密，尸体大都僵立不能倒下。

匪众入寨大肆放火，并追击掠逃出群众。

聊一聊民国时期的土匪原创：作者苏东苏东的歌说到土匪，人们就会想到啸聚山林，打家劫舍的一帮人。

他们靠抢劫为生，成为人们深恶痛绝的代名词。

人们在吵架时，动辄就会骂别人土匪。

说到土匪，人们都知道：＂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从此山过，留下买路钱＂这是土匪的标准语言。

占山为王的土匪，犹如蒼蝇围着茅坑一样，大多盘踞在群山绵延，沟谷纵横，飞泉流泻，云雾缭绕的地方。

当年广西十万大山土匪猖獗，电影《英雄虎胆》的故事就发生在十万大山。

虽说土匪是一个贬义词，但土匪也有一个响当当的名字，叫做绿林好汉。

须知绿林好汉並不是好做的，土匪也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做的好的。

在中国古代土匪入伙是件很隆重的事情，除了需要有威望的人做保之外，本人还要纳投名状。

水浒中的柴进就曾多次介绍一些人去梁山入伙，像林冲这样的人物也得纳了投名状，才能正式成为一名土匪山贼。

民国时期，土匪在东北特别多，被称为＂胡子＂。

占山为王，特别是东北山林里、村落间到处都有“胡子”。

这些绺子人数大小不一，低端的土匪依靠打家劫舍为生，或一人或三五人，如同水浒中的李鬼，高端的土匪组成匪帮，以收取买路钱，收取民间保护费为生。

形成了一个产业链。

其实“胡子”并不是那么好当的，因为土匪干的是拿性命冒风险的行当，一不小心就有可能被抓被打被杀。

普通小喽啰也就只能混口饭吃。

此外，土匪还有许多土匪的规矩，谁违反了这些规矩，轻则挨罚挨打，重则丢了性命，如果不是家境贫寒，被迫无奈，谁愿意来吃土匪这口饭呢？近代史上最有名的土匪，人们称之为张大帅的，就是赫赫有名的东北王张作霖。

张作霖靠土匪起家。

在最初的时候，张作霖在他发妻住的赵家庙组织保险队（大团），负责附近几个村子的治安，收取保护费。

后移至北镇县中安堡。

他负责的地区称为“保险区”。

由于张作霖在保险区内很守规矩，不仅遵章守纪，而且维护治安。

因此，在这个地区其他胡匪的骚扰得到遏制。

张作霖也得到村人的称赞，他由此声名鹊起。

他管辖的范围逐渐扩大，达到二十多个村子。

民国土匪生存现状分析报告引言民国时期，土匪活动盛行，给人民的生产和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困扰。

为了深入了解民国土匪生存现状并找出解决方法，我们进行了详细研究和分析。

本篇报告将总结土匪生存现状，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

1. 土匪问题的背景和现状1.1 背景在大正民国时期，社会动荡，贫富差距悬殊，农民和工人的权益得不到保障。

这种社会背景下，许多穷困潦倒的人们只能转向土匪生活以维持基本生计。

1.2 现状土匪成群结队，分布在各个地方。

他们盗窃、抢劫商人、地主和富人，导致社会秩序混乱。

他们令人民生活无法安宁，造成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问题。

2.土匪生存现状的原因分析2.1 社会动荡由于战乱和政治不稳定，各地社会秩序崩溃。

这给土匪提供了活动的机会，可以更轻易地逃离法律的制约。

2.2 经济困境大部分土匪是贫困人口，他们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无法维持基本生计。

为了生活，他们选择了土匪生涯。

2.3 土匪组织土匪组织日益庞大，他们通过团结一致，互相帮助，形成相对稳定的组织结构。

这些组织具有一定的战斗力和对抗能力，使他们更难被捕捉。

3. 解决土匪问题的建议3.1 加强社会治安政府应采取有效措施加强社会治安，恢复社会秩序。

增加警力并提供必要的装备和培训，加强巡逻和打击犯罪活动。

3.2 扶助贫困人口政府应该通过提供岗位培训和就业机会，帮助贫困人口脱离土匪生活。

同时，加强社会福利体系，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

3.3 加强法律惩罚力度制订和执行更加严格的法律，对土匪和犯罪分子进行重罚。

同时，加大对土匪组织的打击力度，削弱他们的组织能力。

结论民国土匪问题是当时社会动荡和经济困境的产物。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政府需要加强社会治安，扶助贫困人口，并加大对土匪犯罪行为的打击力度。

只有通过综合措施，才能有效地解决土匪问题，恢复社会秩序，带来人民的安定和幸福生活。

浅析民国时期山东匪患严重的原因民国时期，由于政治黑暗、吏治腐败、军阀混战以及连年的天灾，导致大量饥民、难民、游民的产生。

很多人为了能够生存下去，不得不走上了成为土匪的道路，导致土匪的势力越来越强大，中华民国变成了“中华匪国”。

在这样的大社会背景下，山东的土匪更加猖獗。

据统计，1924年，山东匪帮有54股，土匪总数39,170人，最大匪帮规模5,000。

山东俨然成了土匪的世界。

作为孔子故乡的山东，是一个礼仪之邦，受儒家经典的影响非常大，而且地连京畿，是受中央统治较为严密的地方。

在中央的控制下和儒家文化熏陶下，山东地区应该不会出现政治局势动荡、民众生活困难的情况。

恰恰相反，近代山东深受匪患问题困扰，这与我们对山东社会的分析并不相符合，因此我们有必要对造成山东匪患严重的自然地理环境、历史人文因素以及外部势力干预等方面原因进行具体的探讨。

一、自然地理环境严重的土匪活动与山东的地理环境息息相关。

深山、洞穴、丛林、湖泊等天然的地理环境，对土匪进行抢掠活动和寻找一个藏身之所来说，具有非常大的优势。

1.地形条件山东省的地形多为丘陵，鲁中南一带则多为山区。

山区地形比较复杂，有利于土匪们隐藏起来，所以导致土匪聚集在此处进行烧杀抢掠的土匪活动。

因为对这些水道海域都比较熟悉，所以土匪把这些老旧的水道海域作为自己藏身的地方。

这些老旧的水域海道也为一些因为贫穷或灾害成为难民的民众上山成为土匪，提供了一条隐蔽之路。

2.植被条件近代土匪可以分为专门从事土匪活动的土匪和偶尔从事土匪活动的土匪，偶尔从事土匪活动的土匪是指仅在夏季农作物成熟前或者冬季农闲等期间内进行活动的土匪。

在夏天玉米成熟的时候，土匪就会隐藏在玉米地里，等有商旅经过的时候，迅速袭击商旅，然后撤回玉米地里，让前来剿匪的队伍也无计可施。

因此，每年到玉米成熟的季节，商旅为了避免遭到土匪的抢劫而闭门不出，或者利用武装力量来保护自己。

这些偶尔从事土匪活动的土匪给山东的经济发展带了很大的危害。

阳西县东水小学一口生铁钟的故事小时在阳西县新圩镇东水小学读书，学校有一口生铁铸造的钟，钟口直径约90厘米，高约100厘米，此钟上面铸有铭文，一面是“风调雨顺”，另一面是“国泰民安”。

铭文上注明是中华民国XXX军警备司令徐东海赠。

此钟是“破四旧，立四新”时，从东水里平村的一个庙搬出来的，学校用作上课的钟。

1994年，里平庙复建此钟说物归原主。

那么赠此钟的徐东海是何许人？民国时期，盘桓在峨皇嶂山脉，横行阳春阳江的土匪先后有徐东海和“阳春四”（真名不得而知）。

徐东海是广东省阳春县八甲乡徐屋村人，是个挑着箩筐装着杂货过村卖小商贩。

他看到清末民初战乱不断，他相信民间传说“想做官，杀人放火受招安”。

李耀汉、余六吉不是从绿林好汉当了官吗？他在民国2年就上了八甲大山仙家洞，招收三合会军流散人员，有人枪数百，抢劫八甲、乔连、龙门、河口、黄蔃等乡，为害很大。

孙中山派人活动驱桂，陈炯明派黄彭年奉粤军命令进入八甲大山，许以第二旅旅长，两阳司令职务。

说服了徐东海接受“招安”。

下山进攻阳春城。

民国八年（1919年）10月2日深夜，阳春县城外翠英街劏猪佬张玉山在县城西门外对面的博爱善堂放飞一个白色信鸽。

城楼上接应的班长打开西城门。

徐东海率部队进入县城，冲入县公署，县知事黄任寰（黄振寰之兄）以下官佐士兵全部在睡梦中被捉。

10月13日，徐东海设酒席宴请庆功，把桂军县官绑缚跪在台边，徐东海吐下鸡骨，命令黄振寰用口咬食。

极尽侮辱。

宴毕，徐东海下令部队把黄振寰等七十余人，押到城东关帝庙后禽劳山凹枪杀，丛葬掩埋。

1920年10月，粤军任命徐东海就任旅长、“两阳司令”，驻军于阳江县城陈家祠。

1923年10月，广东省南路八属（高州八县）联军总司令邓本殷勾结北洋军阀，反叛广州的孙中山大元帅。

八属联军前敌总指挥苏廷有进军阳江、阳春。

徐东海投入八属联军，担任右翼第二支队司令。

1925年10月，国民政府派第四军李济深率领部队南征。

12月，进驻阳春、阳江。

民国时期土匪恐怖活动研究杨正鸣2013-06-10 15:50:00 来源：《犯罪研究》2011年第5期关键词:土匪；恐怖活动；抢劫；绑票内容提要:土匪恐怖活动分析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民国时期的土匪是中国社会转型的一个畸形产物，其活动范围之大，地域分布之辽阔，人数规模之多，危害性甚重都是空前绝后的。

造成这种情况，因素和条件多种多样，细细的考察对于现代恐怖活动研究有很大的益处。

一、土匪恐怖活动的特征（一）土匪概念的界定土匪是一个涵义比较宽泛的名词，土匪的出现会引起政府和民众的恐慌，对于土匪的概念问题的研究开始比较早，中外学者都有自己的观点，其中代表性的有以下几种。

1969年英国社会史学者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J.Hobsbawm）出版了一本题为《土匪》的颇有创见的专著，这是以他早期著作《原始造反者》（1959年版）中的一章的主题扩充而成的。

尽管此书篇幅不大，却成为以后学者研究土匪活动专题的经典参考。

霍布斯鲍姆认为，“从法律上说，任何一群以暴力从事抢掠和袭击活动的人就是土匪。

从那些在城区街道拐角处抢夺钱财者，到有组织的，尚未被官方认定的起义者和游击队员，均属此列。

” [1]他强调对土匪的定义研究不能粗略化，因此，他对社会土匪、罗宾汉式的高贵强盗、原始的反抗者和具有恐怖色彩的复仇者等各类土匪作了具体的考察和概括。

继霍布斯鲍姆之后，菲尔·别林斯里（Phil Billingsley）撰写了《民国时期的土匪》一书。

菲尔是一位研究中国土匪的专家，他的观点与霍布斯鲍姆基本一致，他认为真正的土匪是“越出法律范围进行活动而又不反对制度” [2]的人。

而安东·布洛克（Anton Blok）与霍布斯鲍姆在社会土匪概念上分歧比较大，他认为土匪主要感兴趣的问题是自身的生存，霍氏对农民和土匪本身倾注了过多的注意力，而忽略了农民社会与它周围更多的社会阶层的关系。

“这些更高的社会阶层包括拥有土地的绅士和统治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