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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英语 / 翻译探究从操纵论看《呼啸山庄》杨苡和方平两个译本的翻译烟台大学外国语学院/程美丽【摘要】依据安德烈•勒菲弗尔的翻译“三要素”的操纵理论，本文以《呼啸山庄》杨苡和方平两个译本进行对比研究，从“三要素”的内部要素、外部要素两方面揭示意识形态、诗学及赞助人对两个译本的影响。
通过对比，本文发现因为意识形态、诗学观与赞助人的不同，对两个译本的操纵也存在差异。
【关键词】《呼啸山庄》 操纵理论 翻译一、引言艾米莉•勃朗特是英国著名的小说家、诗人，她在英国文学史上占据重要的一席。
她唯一的小说《呼啸山庄》被视为英国文学史上的巨著。
此书首先是由伍光健在30年代翻译成中文，之后又由许多学者进行翻译，其中杨苡和方平译本重版、重印的次数较多。
本文从安德烈•勒菲弗尔的翻译“三要素”的操纵理论出发，选取杨苡和方平译本，从“三要素”的内部要素、外部要素两方面对两个译本进行比较分析。
二、操纵论操纵论首先是由英国翻译理论家Theo Herman在《文学的操纵》一书中提出的，而比利时学者安德烈•勒菲弗尔发展了操纵论，在他的《翻译、改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控制》一书中，他提出了翻译的“三要素”理论，包括意识形态、诗学形态和赞助人。
他认为，翻译是对原文的“重写”，不能真实的反应原文。
并且他把文化看成是一个大体系，而文学只是这个体系的子系统。
文学体系通过内部外部两种手段进行操控，内部的包括文学家、评论家、译者等所谓的“专业人士”，外部的手段是指掌握权势与资金的赞助人，例如出版社等。
“专业人士”在翻译的过程中，将文学作品改写成顺应时代主流与诗学形态的作品。
赞助人则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关，他们代表了每个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的要求。
三、杨苡和方平两个译本的翻译1.内部要素对两个译本的控制。
依据勒菲弗尔，内部要素对翻译的控制主要指诗学形态对翻译的控制。
他认为，为了使外国文学作品能够很好的被译入语的文化容纳，译者应该将其改编成译入语的诗学形态。
勒菲弗尔及其操纵论上世纪70年代，埃文?佐哈尔提出多元系统理论之后，对翻译的研究开始了文化转向，80年代，文化已经被正式纳入翻译研究当中，成为影响翻译的一个重要因素与考核标准。
勒菲弗尔在《翻译、重写和文学名声的操纵》一书中明确指出，翻译是对原文本的操纵和重写，标志着操纵论的正式形成。
一、勒菲弗尔的翻译观勒菲弗尔的翻译观主要包括三点：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翻译的操纵论、翻译的“三要素”理论。
第一，勒菲弗尔关注翻译与文化的相互作用。
他认为，任何翻译活动都是在一定的文化语境之内进行的，所有的翻译活动都会受到出发语文化和目的语文化的影响和制约。
首先，一个国家所处的文化空间或一个时代的文化环境会对翻译造成影响。
例如，我国“五四运动”时期，中国处于大变革时代，中西交流频繁，知识分子呼吁改革时弊、救国救民，因此这一时期的翻译文本都是按照这一主题来进行选择的，对于异域文化也是采取积极吸收的态度。
其次，译者的文化立场也会对翻译造成影响。
每个译者都会形成自己的文化立场，不同民族的译者也会持不同的翻译态度，因此，译者通常会按照自己的立场对译文做出不同程度的改造。
例如，鲁迅坚持“拿来主义”的立场，认为中国文化的薄弱决定了翻译必须积极吸收外国的东西，输入新的表现手法来充实自己。
因此，他提倡直译。
第二，翻译的操纵论及“三要素”理论。
勒菲弗尔认为，翻译是译者对原文的操纵与改写。
译者的操纵来自于三个力量：意识形态、赞助人和诗学。
也就是说，翻译是译者的意识形态、译文赞助人以及译语文学里占支配地位的“诗学”这三者共同作用的结果。
二、翻译的操纵论及其“三要素”勒菲弗尔在《翻译、改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控制》一书中提出：翻译必定受译者或当权者的意识形态和文学观的支配，必定不能真实地反映原文的原貌。
因此，他把各种形式的翻译一律称为“重写”，而且重写就是操纵，是为权利服务的有效手段。
他的观点是受到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的影响，他认为所有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都是一种再创造的行为。
第28卷第4期V ol .28,No .4 西安社会科学Xi 'an Social Science 2010年8月Aug ., 2010收稿日期:2010-03-25作者简介:张晓娟(1984-),女,宁夏同心人,陕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语言文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
浅谈勒菲弗尔操控理论的三大要素对翻译的影响张 晓 娟(陕西师范大学 陕西西安 710062)摘 要:近三十年来,翻译研究从重视语言的转换、一直以语言分析和文本对照为主要任务转向更重视文化的转换。
翻译不单是被看作语言间的转换,而且上升为跨文化交际的行为。
勒菲弗尔操纵理论的三大要素为研究各种翻译现象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对翻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语言;勒菲弗尔;操纵理论文章编号:978-7-80712-402-3(2010)04-130-02 20世纪80年代兴起了以文化而不是文本作为翻译的单位,把文化研究纳入到翻译理论中的新阶段:翻译的文化论。
这场变革被称为翻译研究领域的“文化转向”。
翻译研究的文化学派的代表人物安德烈·勒菲弗尔是当代西方比较文学和翻译研究领域十分重要的理论人物。
翻译研究派原本起源于欧洲,勒菲弗尔以他的深邃见解丰富和推进了该理论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国乃至世界的进一步发展。
勒菲弗尔提出的操纵理论是翻译研究文化派中的一种著名理论。
勒菲弗尔将翻译视为对原作的改写,是对原作的“操控”,打破了以原文作为标准评价翻译的传统思维。
勒菲弗尔的操控理论泛指对文学原作进行的翻译、改写、编选专集、批评和编辑等各种工作和调整过程。
他指出翻译是重写文本的一种形式,是创造另一个文本形象的一种形式;文学批评、传记、电影、戏剧、拟作、读者指南、编纂历史、批评和编辑等都是对文本的重写,都是创造另一个文本形象的形式。
也就是说,翻译创造了原文、原作者、原文的文学和文化的形象。
而一切重写,不论其意图如何,都反映某种思想意识和诗学。
156翻译研究文化学派的代表人物，比利时裔美籍学者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e Lefevere)曾在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担任翻译和比较文学教授，是当代西方翻译研究与比较文学领域影响重大的理论家。
勒菲弗尔于1992年出版《翻译、改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制控》一书，并于前言部分正式提出，翻译是对原文本的一种改写，改写即操纵。
勒菲弗尔“操纵论”的提出，正式标志着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
勒菲弗尔“操纵论”与传统的中国译论具有重大差异，在中国翻译界产生了巨大反响。
但国内译界对“操纵论”的研究和思考，意见不一。
最为突出的一个分歧点在于，国内学者对于改写的操控因素究竟是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还是意识形态和诗学，没有统一的答案。
本文从著作《翻译、改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制控》出发，解析目前国内学者对于勒菲弗尔“操纵论”操控因素研究的分歧。
一、勒菲弗尔“操纵论”操控因素研究勒菲弗尔“操纵论”为我国翻译实践及理论研究提供了全新的文化视角。
但从国内学者的论文来看，研究者在应用勒菲弗尔“操纵论”解析翻译实践和翻译现象时，在操控因素这一点上，意见不一。
李天普、李佳玉提出：“勒菲弗尔操纵理论三大要素——意识形态、诗学、赞助人为英汉互译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 [1]。
程思茜提出：“《哀希腊》的五种译文受到译者所处时期和社会的诗学、意识形态和赞助人三种因素的操纵” [2]。
张白桦、胡雅洁提出：“根据勒菲弗尔的改写理论，翻译是一种改写，受到意识形态、诗学观和赞助人三要素的操纵” [3]。
由此可见，李天普和李佳玉，程思茜，张白桦和胡雅洁(2017)都认为勒菲弗尔的操纵理论包括三大操控因素——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并以此为基础，探析翻译实践和翻译现象。
与上述观点有别，徐静怡提出：“文章应用勒菲弗尔的操纵论，从意识形态、诗学形态两方面重新评价和审视晚清小说翻译”[4]。
石新华提出：“翻译为文学作品树立什么形象，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意识形态和诗学”[5]。
摘要：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引发了对翻译理论新的思考。
其中勒菲佛尔的“翻译操控论”对文学翻译的影响较为突出。
本文试阐述翻译操纵论的诞生背景和其三大操控因素对翻译实践的影响。
关键词：翻译文化转向、翻译操纵、改写一．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从20世纪70年代起，国际译学界众多翻译理论家，如詹姆斯.霍姆斯、苏珊.巴斯奈特、安德烈.勒菲弗尔等从各自立场出发，强调了翻译活动的文化性。
其中安德烈.勒菲弗尔指出：“翻译并非在两种语言的真空中进行，而是在两种文学传统的语境下进行的。
译者作用于特定时间的特定文化之中。
他们对自己和自己文化的理解，是影响他们翻译方法的诸多因素之一。
”1这是一种全新的翻译研究视野，将翻译研究的重点从原来的语言对比和价值评判层面转移到对两种文化的关注上来，促成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
这种转向将翻译置于更加广泛的文化语境和研究视域中，人们更加关注翻译与文化的相互作用、文化制约翻译的方式以及语境、历史和传统等问题。
因为任何文学都必须生存在一定的社会和文化环境里，其意义、价值和作用，以及人们的解读和接受，始终会受到一系列关联和参照因素的影响和制约。
安德烈.勒菲弗尔在《西方翻译史源流》2一文中就提出了翻译活动中起着影响作用的三个重要的方面：权威、专业知识和信任。
二．翻译中的操纵过去人们认为译者不应在翻译过程中掺入主观思想,要隐藏个性，译文应以原文为依据,再现原著的精神和风韵，做到“忠实”和“对等”。
如德莱顿曾把逐字逐句的翻译比作“戴着镣铐跳舞”；杨绛曾用“一仆二主”形容译者、作者和读者的关系，译者即“仆人”不仅要受原著这个“主人”的操纵，还要忠实于读者这个“主人”。
不过最近20年随着“操纵学派”的崛起，译界许多学者开始注意权力、意识形态、赞助人等对翻译活动的操纵作用。
赫曼斯认为所有的翻译都意味着为了某种目的对原文文本进行某种程度的操纵。
勒菲弗尔进一步指出，翻译必定受译者或当权者的意识形态和文学观念的支配，在《翻译、改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控制》中提出“翻译即改写”，阐述了“改写”的作用及研究“改写”的原因，这对跨文化翻译研究的定性问题有所启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