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明中国科学技术史话》读书笔记
光电1001 李喆勋100150128
当前我国要实现四个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是关键。
科学技术的发展，有一定的历史继承性。
中国科学技术为什么古代先进而近代落后，一定有社会历史的原因。
研究和了解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探讨它的发展规律，将可以起到鉴古论今的作用。
本书将向读者揭示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进程，不仅叙述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成就，也探索近代中国科学技术落后的原因。
中国科学技术史，是整个人类文化史的一部分。
在它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吸取了世界各民族、地区和国家的许多成果，同时也把自己的许多成果传到国外，贡献给全人类。
关于中外科技交流，《简明中国科学技术史话》也给予了一定的注意。
尽管在中国科学技术发展过程中吸取了许多国外成果，但是，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道路、处理和解决问题的思维方法，却有不同于其他国家的、具有独立性和特异性的特殊传统。
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有它自己的体系。
一般认为，所谓“体系”是指严密的理论体系，而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在很大程度上带有经验性和实用性，恰好缺乏严密的理论体系。
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是否完全缺乏理论体系，这个问题也有不同意见，现在我们暂且撇开不说。
但是，从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独具一格的这一特点来看，不论是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整体或者是各个分支学科，也完全称得上是自成体系的。
我国古代科学技术特点是在封建社会初创的秦汉时期形成的，从建立与巩固新的封建秩序出发，要求科学技术直接为发展生产服务就成为必然的事，因此它更多地具有实用性的色彩。
实用科学特别注重生产实践和直接经验，注重工艺过程、工艺方法和实际操作的效益，具有实际经验的工匠、文人、医生对实用科学做出了巨大贡献。
实用科学把研究的最后落脚点放在应用上，如把天文学的研究建立在观测的基础上，以便解决实际问题见长的体系。
各项技术的发明则直接同工程建设、工农业生产工具的改进、军事工程设施、武器的改进联系在一起，因而，其实用性、应用性更加突出。
由于封建社会绵延2000多年，中国在秦汉时期形成的这种特色，也就进一步固定化，几乎成为一种前后继承的固有模式。
我在读完《简明中国科学技术史话》之后，对于明清之际西方科学技术在中国的传播有一定的感想：
中国科技从领先到滞后，中间经历了明清之际二百多年的过渡期，时间大约从万历（1573-1620）至清乾隆（1736-1795）。
在这个过渡时期，中国一方面希望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另一方面由于内外诸多因素制约，最终未能抓住追赶世界科技的机遇，历史经验及教训值得做出总结，也值得各种认识彼此争鸣。
明朝的中国，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最开放，眼界最为远大，统治者阶层对于传播引进外国先进思想技术最为热心，心态也最为良好的时期，这和明代本身经济的高度发展，思想的高度活跃，
广大知识分子的以天下为己任的意识空前高涨是分不开，而所有的这一切追根溯源，都必须归源到明朝开国之初所制订的政策。
明朝前期是文明的恢复期，正是在明朝统治下，经济的发展，文化的空前普及，士大夫阶层的活跃，哲学思想的突破，使得原来开始走下坡路的中国文明挽回了颓势，重新焕发出多样多采的的活力，重新显示出人性的尊严，个性的张扬。
中国历史上在春秋战国以后再一次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活局面，再一次表现出对科学的空前兴趣，明朝中期，统治者明成祖支持国家对外开放，允许外来科技传入中国，并积极学习外来西方科学技术，但随着国力的衰落，统治者害怕外来事物的大量传入，会蛊惑国民，威胁其统治，开始禁止对外开放和外来事物的进入，关起国门来自守。
最终由于统治阶级的腐朽不堪和对百姓的无止压榨，明朝毫无悬念的走向灭亡。
此时的少数满洲部落入主中国，取代汉人成为国家的统治者，中国社会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统治者吸取明亡教训，统治初期进行各个方面的改革。
明清之际,我国和欧洲的文化交往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进展,形成了中西文化交流的第一次高潮。
此时的中国社会进行了一个重要的过渡，开始由一个逐渐衰落的明王朝向强大的清王朝过渡，由汉人统治的国家转而有少数名族统治，在思想上和对外态度上统治着阶级的态度也明显发生变化。
然而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经过明清之际这一过渡时期，虽试图迎头追赶，整体还是逐渐落后。
当时与中国进行最早和最多的的西方交流的代表并不是所谓的科学家，发明家，而是传教士，这些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是以传教为目的，他们的本意决非是好心好意来传播科学的，但要想在中国真正的进行传教活动，他们必须与中国的知识分子和士大夫阶级打好关系，进而结果他们不得不和中国知识分子合作翻译出版大量的科学书籍。
西方传教士艾儒略（1582-1649）利玛窦进贡的《万国图志》和庞迪我奉命翻译的“西刻地图”，葡萄牙人阳玛诺有《天文略》，汤若望有《远镜说》，比利时人南怀仁有《坤舆图志》，康熙与葡萄牙人徐日升、意大利人德理格合著《律吕正义》，反响不小，并非他们象白求恩这么具有国际主义精神，而是当时明朝知识分子对科学的热情和关注远远超出了对宗教的关注，传教士要想为传教开辟通路，要想取信于中国的知识分子士大夫，赢得他们的尊敬与看重，就必须出版科学书籍，就必须传播西方的科学，否则他们几乎寸步难行。
当传教士取得了士大夫的信任，取得在中国居住和旅行的资格以后，他们对翻译传播西方科学的热情就极度减弱，当中国知识分子要求他们翻译时候，往往寻找各种理由推脱搪塞，难以搪塞的时候，才勉强答应。
传教士本来到中国以传播宗教为目的，到结果却变成了不得不传播科学，这种现象本身就意味深长。
明清之际由欧洲传教士输入西方科技，主要是修改历法，传授天文学，数学，以及武器制造。
历法方面：中国的天文学到明代止，已有３０００年的历史。
明末清初，中国古代天文学体系逐渐走向衰落。
中国古代，
颁历权始终是皇权的象征。
朝廷设有钦天监，掌管观察天象，推算节气，制定历法。
明代历法一直使用大统历和回回历（元代传自西域），因使用时间太久，误差逐渐加大，对２４节气和日月食的测定，与实际情况常有很大差距，已多不合天时。
万历三十八年（１６１０年）的一次日食，钦天监未测准，于是有人提出组织翻译介绍西法。
由于阻力大，未能实现。
当时以徐光启为代表的一些知识分子，积极主张历法改革。
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西方传教士立即抓住这一机会，以传播西方天文学为敲门砖，积极参与历法的修订工作。
以进行历法改革扩大名誉来是宗教更容易传入中国。
天文学方面：明末则当以《崇祯历书》为集其大成者，而以第谷之学说为主；清初则以《历象考成后编》为集其大成者。
哥白尼之日心说直至此期最末之年，方由蒋友仁传入，当时中国学者犹不信其言。
而这时距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的发表已经２００多年了。
以及第谷的天文学体系以及刻卜勒、牛顿的观测与计算方法，１７６０年耶稣会士蒋友仁（法国人，１７４４年来华）在其《坤舆全图》中介绍了刻卜勒三定律。
牛顿万有引力和力学三大定律。
数学方面：由利玛窦口译、徐光启笔述了《几何原本》对中国数学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利玛窦还带来了克拉维斯编的《实用算术概论》。
与李之藻参考《算法统宗》，编译了《同文算指前编》、《同文算指通编》和《同文算指别编》。
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介绍欧洲笔算的数学书。
罗雅谷撰写的《测量全义》介绍了平面三角、球面三角和三角表。
武器方面：近代西洋
火器东渐既是一种技术意义上的“工具”，也是与中国固有文化极不相同的一种文化。
此时传入的欧式火炮——中国人称之为“红夷大炮”，该火器的技术性能远胜于中国的传统火炮，耶稣会士也出于宣扬天主教的意图，有意将火炮技术传入中国。
于是这种迫于现实需要与西人弘教愿望的结合，促成了红夷大炮在明末中国的广泛流传，中国火药、火器理论的形成在明后期，徐光启以天主教徒的身份，通过当时在澳门的传教士，募购了80多门西洋大炮，从而拉开了红夷大炮传入中国的序幕。
康熙年间，康熙皇帝积极组织生产大炮。
科学技术在宋元时代曾经获得重大的发展，许多部门都曾居于世界的前列，并建立了自己的体系。
明朝统治时期，西方国家随着工业革命的到来，科学技术迅速发展，许多领域都发生了重大的变革。
明清时期，中国逐渐陷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包围之中，科学技术的发展，受到“只重其法，不重其理”的旧体系的束缚，也日益落在西方国家的后面。
但某些具有自己传统的领域，仍然出现了一些杰出的科学家和科技著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西方的科学技术传入后，某些领域逐渐注重科学原理的探讨，得到新的进步。
总而言之，明清之际作为一个重要的过渡阶段，此期间的西方科学技术的传播对当时的中国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它在时代背景，原因，传播途径，传播引领者，以及明清之际我国内部的现实上决定了：此时西方科学技术的传播是无法阻止的历史潮
流，但经过此阶段之后中国开始走向衰落。
而另一方面衰落之中的中国并为真正认清自身的弊端所在，而继续以天朝上国自居，蔑视一切外洋事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