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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陵墓研究中的两个问题黄展岳(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研究汉代陵墓,经常能见到议论汉陵昭穆制度和便房题凑葬制的文章。
目前比较流行的说法是,西汉帝陵的陵位是遵循昭穆制度安排的[1];所谓“便房”,是指题凑木外侧的回廊[2]。
影响所及,似乎各地发现的汉代诸侯王、列侯、地方官吏、豪强家族墓地都是按昭穆制度安排的,也都有“便房”设置。
这种说法很值得商榷,所以写此短文,提出我的看法,供同仁参考。
一陵位昭穆制度问题讨论这个问题,首先要对昭穆制度本义和西汉陵位排序持有基本一致的观点。
先说昭穆。
先秦典籍中屡见“昭穆”一词,古今经学家为之疏注的也很多。
《辞源》对“昭穆”的简要说明是:“昭穆,古代宗法制度,宗庙或墓地的辈次排列。
以始祖居中,二世、四世、六世位于始祖的左方,称昭;三世、五世、七世位于右方,称穆;用来分别宗族内部的长幼、亲疏和远近。
”[3]这是本文判断昭穆制度排列法的主要依据和基本准则。
次谈西汉陵位。
关于西汉帝陵的陵位,目前大都依从《水经注》和今本《三辅黄图》所记述的陵位定名。
20世纪80年代,经杜葆仁、刘庆柱、李毓芳等同志实地勘察,并绘图介绍[4],考古界对此基本上已达成共识(图一)。
近来有学者提出西汉后四陵名位排次新说[5],但不影响本文的讨论。
依照目前达成共识的西汉帝陵陵位排列,我看不出它们是按昭穆制度排列的[6]。
主要理由如下:第一,研究陵位昭穆,首先要确定陵向。
通过钻探得知,西汉帝陵的主墓道是朝东的,根据主墓道定墓向,渭北九陵呈东西斜行走势,左昭右穆无从谈起。
第二,以帝陵南向定昭穆也说不通。
被认为有资格当祖位的太上皇,位在九陵外东第一,武帝位在九陵西头末尾,都不能构成“左昭右穆”排列。
以高祖长陵为祖位,西有惠帝安陵,东有景帝阳陵,祖孙三代,看似“昭穆”。
可是按照昭穆定义,应是子左昭在东,孙右穆在西,而现实是子穆、孙昭,违反昭穆本义。
套用“父为昭,子为穆,孙又为昭”的变通说法,长陵、安陵、阳陵的这种“左昭右穆”的排列似乎也说得过去,但这是有意安排还是巧合?都值得商榷。
宗庙道、游道、衣冠道———西汉帝陵道路再探焦南峰(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文物》2008年第12期发表了焦南峰、杨武站、曹龙《神道、徼道、司马门道———西汉帝陵道路初探》一文,阐述了我们在西汉帝陵田野考古研究方面的一些心得。
在撰写、送交、等待这篇文章刊用的同时,我们又对与西汉帝陵有关的宗庙道、游道、衣冠道等进行了进一步的资料搜集和研究,并根据新的认识在汉景帝阳陵开展了有针对性的考古调查和钻探,现将结果公布如下,敬请指正。
一研究与探索回顾王子今在《西汉帝陵方位与长安地区的交通形势》一文中,将西汉帝陵方位放置在“周定四极”、“经纬天下”的长安地区交通系统的宏观形势进行讨论,并对“陵墓筑于路侧”、“陵区本身也必须规划通行条件较好的道路系统”以及“驰道迳遥”、“陵园斯践,震中路之号”、“衣冠道”等进行了论述[1]。
刘庆柱、李毓芳多年研究西汉帝陵及汉长安城,他们的结论是:“由寝园至陵庙有`月游衣冠'专用的道路,称`衣冠道'、`游道'或`宗庙道'。
”[2]另外,还有一些专家在研究中涉及“宗庙道”、“游道”和“衣冠道”,但多为浅尝辄止,此不赘述。
上述研究与探索为我们的工作提供了思路,奠定了基础。
二文献梳理与理解关于宗庙道、游道、衣冠道,历史文献中的记载较少,主要见于《史记》和《汉书》,晚期资料均为转录或释义。
现摘录早期文献如下:(1)《史记·叔孙通列传》:“高帝崩,孝惠即位,乃谓叔孙生曰:`先帝园陵寝庙,群臣莫能习。
'徙为太常,定宗庙仪法。
及稍定汉诸仪法,皆叔孙生为太常所论著也。
孝惠帝为东朝长乐宫,及间往,数跸烦人,乃作复道,方筑武库南。
叔孙生奏事;因请间曰:`陛下何自筑复道高寝,衣冠月出游高庙?高庙,汉太祖,奈何令后世子孙乘宗庙道上行哉?'孝惠帝大惧,曰:`急坏之。
'叔孙生曰:`人主无过举。
今已作,百姓皆知之,今坏此,则示有过举。
愿陛下为原庙渭DOI:10.13619/ 11-1532/k.2010.01.0072010年·第1期北,衣冠月出游之,益广多宗庙,大孝之本也。
考古与文物 2000年第5期西汉宗庙再议●焦南峰 马永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 由于古代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人们的灵魂观念非常强烈,对先祖亡灵的祭祀达到极致,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
因此,人们非常重视先祖亡灵“居住”的礼制性建筑——宗庙。
《礼记・曲礼》载:“君子将营宫室,宗庙为先,厩库次之,居室为后。
”《墨子・明鬼》云:“昔者虞夏商周三代之圣王,其始建国营都,必择国之正坛,治以为宗庙。
”《诗经・大雅・绵》载:周太王迁岐后,即首先“缩版以载,作庙翼翼。
”在考古发掘中,发现河南偃师二里头早商遗址的一号宫殿基址与清人戴震在《考工记图》中据文献记载绘制的周代宗庙图大致相仿,有学者认为它很可能是一座宗庙建筑遗址。
若此推断不误,则以宗庙为建筑群体中心的思想,在商代前期就形成了。
春秋至秦汉时期,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
这就是由与商周时奴隶制宗法制度相适应的“尊祖重庙”思想,发展演变成为以加强皇帝专制统治为宗旨的“尊时君,重朝宫”的封建皇权思想。
因此,这一时期宗庙的地位有些下降,但这种下降只是相对于奴隶制早期将宗庙推崇至凌驾于当朝君王之上的至高无上的地位而言的。
因为人们的灵魂观念并未减弱,所以宗庙作为皇室祭祖祷福的神圣殿堂的功用依然如故,并继续为维护所谓正统的皇朝统治在精神上起不可替代的作用。
因此,封建统治者仍然很重视宗庙,为其设置多重管理机构,并制定严格的管理制度,以维护宗庙的神圣地位。
本文拟针对封建制度甫迈向成熟的西汉时期的宗庙功用、管理及禁忌等作一探讨。
一、宗庙的功用修建宗庙的本意是“尊祖”,其主要功用应当是祭祀先祖,这一点是无庸置疑的。
但本文不准备讨论此项功用,而是拟针对其衍生出的其它一些功用作一探讨。
1.确立、认可有关皇帝及皇室其他成员身份、地位及其它一些重要活动的合法性西汉宗庙有一项非常重要的功用,即最终确认立、废君主的合法性。
西汉王朝自昭帝始即确立了新君即位谒高庙,求得高祖亡灵认可的制度。
论西汉帝陵位次排列中的昭穆制度朱峰1，杜忠潮2【摘要】摘要：引用最新的考古调查成果，结合大量历史文献和实地勘察，对西汉帝陵位次排列与昭穆之制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提出西汉十一帝陵的排列均遵循“右昭左穆”制，且“昭位皇帝的皇后陵位于帝陵西北，穆位皇帝的皇后陵位于帝陵东北”的观点，并对文帝霸陵、宣帝杜陵选建在长安城东南的原因进行了探析。
结合西汉宗庙制度的发展，揭示了西汉帝陵（咸阳原陵区）分别以长陵、茂陵和渭陵为祖陵的原委，并对西汉帝陵按昭穆之序排列的三个子系统分别进行了阐述。
【期刊名称】咸阳师范学院学报【年(卷),期】2015(030)001【总页数】6【关键词】西汉；帝陵；昭穆制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于西汉帝陵的位次排列是否存在昭穆之制一直持有不同的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西汉帝陵排列不存在昭穆之序，［1-2］一般都是在皇帝生前随宜选址而兴建的。
与此相对的观点认为，西汉帝陵存在昭穆之序。
［3］由于皇位继承本亦多有不合昭穆的情况，加之实际中的帝陵排列也很难与《周礼》中昭穆伦次严格对应，使得后一种观点在学术界难以得到广泛认同。
本文依据多年来关于昭穆制度研究的新见解，结合新近发表的考古调查资料及对西汉帝陵的实地调查，从地望上对其排列与昭穆之序的关系重新加以探讨，祈专家及同仁指正。
1 西汉帝陵朝向和帝陵、后陵位置排列及其与祖陵的相对位置关系在探讨西汉帝陵排列是否存在昭穆之序问题之前，必须先要解决如下两个问题：首先是西汉帝陵的朝向问题。
朝向问题实际是涉及帝陵与后陵的位次先后顺序问题，如果帝陵朝向确定，就可以明确皇帝陵和皇后陵的先后。
依古制，“前朝后寝”，皇帝在前，皇后在后，所以绝不能把皇后陵置于皇帝陵之前。
秦建民、姜宝莲在《西汉帝陵昭穆与陵位探》［3］一文对西汉帝陵的朝向有精辟的论述：“天子之墓，有法象其宫室之意，核心部分法象其朝寝。
汉都城不管是未央宫也罢，建章宫也罢，其前殿（即朝）都是面南，所以大部分汉陵都应当是面南为其主要方向的。
考古2011年第11期o研究与探索西汉帝陵选址研究焦南峰马永嬴关键词:西汉帝陵选址传统习俗风水思想KEYWORDS:Im p erial M ausoleums of the West ern Han D y nast y Cemet er y Selection Custom s Geom anc y Thou g htsABSTRACT:T he arran g ement of the im p erial mausoleums of the Western Han D y nast y p resent ed to us t oda y is made b y the accidental f actors in t he necessit y.T he/necessit y0is that the selection of the locations of the imperial m ausoleums of the West ern H an Dynasty f ollow ed t he t raditional cemet ery se-lect ion customs and w as restricted by the geomantic superstit ions and the desire of consolidat ion of the st ate power.T he/accident al factors0are the personal likes and dislikes of each em peror,w hich w ere sometimes playing a decisive role.T he distribution of the imperial mausoleums of t he West ern H an Dy-nast y w ould rat her be explained as a paragon of the integration of t he historic tradit ions,ideologies,t o-pography,political dem ands and the emperors.personal likes and dislikes t han be stereot yped as a result of m atching the Zhao-Mu system of the aristocrat burials in t he past.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杜葆仁先生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刘庆柱、李毓芳等先生先后对西汉诸陵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发现了一批实物资料,取得了较多的重要研究成果。
西汉帝陵田野考古工作的新进展焦南峰（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陕西西安市710054）拜读了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的《西汉帝陵钻探调查报告》一书，我认为这是一部较为重要的田野考古报告，其成果显示了西汉帝陵田野考古工作的新进展，“善莫大焉”，可喜可贺。
西汉帝陵的考古工作从20世纪初到21世纪的今天，已经有了超过一百年的历史。
一个世纪以来，从中、日、法、美多国专家的短期踏查、测量，到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咸阳市博物馆的部分勘察和试掘，再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研究机构的系统调查和重点发掘，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重大成果［1－2］。
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前期，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陕西省博物馆、咸阳市博物馆等单位勘察了茂陵，并先后对长陵的陪葬墓、汉文帝窦皇后南陵的从葬坑、阳陵的刑徒墓地等进行了试掘，了解了个别帝陵的部分布局及结构，开始对西汉帝陵的形制特点有所了解，并发表了若干篇调查、试掘简报［3］，成为现代科学意义上西汉帝陵考古工作的奠基和初步发展时期。
上世纪70年代后期到本世纪初，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先后对西汉帝陵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考古调查和勘测。
社科院考古所对汉宣帝杜陵的从葬坑、门阙、寝园遗址进行了较大规模考古钻探和科学发掘；陕西考古院对汉景帝阳陵进行了长时间大规模的勘察、钻探和发掘；对汉武帝茂陵、汉惠帝安陵、汉昭帝平陵等进行了部分钻探和试掘。
在此期间社科院考古所的专家陆续刊布了《西汉诸陵调查与研究》、《西汉十一陵》、《汉杜陵陵园遗址》等系列研究成果［4］；陕西的考古工作者也发表了一系列有关长陵、安陵、阳陵、茂陵的考古简报和论文［5］。
通过近30年的考古工作，基本确定了西汉十一陵的名位及排列顺序，了解了西汉帝陵形制结构的基本要素，掌握了西汉帝陵布局“阳陵模式”的基本特点及规律［6］，把西汉帝陵田野考古工作推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制高点。
2001年7月 2005年10月的五年间，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西汉帝陵（除汉阳陵）进行了较大规模的考古调查和钻探，《西汉帝陵钻探调查报告》就是其研究成果总结。
帝陵是怎么选址的？最近汉文帝霸陵江村大墓考古引发热议，扑朔迷离的位置和琳琅满目的陪葬品再次刷新了人们对帝陵的认知。
在帝王看来，帝陵绝佳选址不只意味着美好的归宿，也将对王朝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纵使身前功名再卓著，事业再伟大，人的最终归宿都是黄泉之下。
皇帝们为了在阳间使自己的功名永存、王朝长治久安，在阴间“过上”好日子，可谓是绞尽脑汁，试图修筑出最好的陵寝。
而陵寝的选址，则是皇帝能否让自己名扬千古的关键因素。
陵寝的选址，受到多方影响。
总体来看，帝陵多分布于都城附近，但具体到每个朝代各有差异，从这些差异中我们可以窥探不同王朝的时代特性。
礼法为先——春秋至秦汉《尚书·召浩》曰：“成王在丰，欲宅雒邑（即是洛阳），使召公先相宅。
”先秦时期，没有皇帝，为祭祀便利，统治者的陵寝、宗庙多就地安排在都城附近。
当然，统治者的都城，选址也是大有讲究的——要符合礼法。
礼法在这里不仅仅是礼仪，还是行事的方法。
当时，勘察选址的方法被叫做“相地术”，是礼法当中的占卜方法。
《周礼》当中，具体分为“土会之法”、“土宜之法”、“土圭之法”等，有一套综合的评价系统。
出于便利生产生活的考虑，先秦时期的聚落与宗庙，大多在背山面水、不易漫漶的地方，同时还得是土层深厚、开阔的山塬。
例如商朝早期地处嵩邙之脚、洛河之滨的偃师商城，周成王营造的洛阳，无不是按照此要求建立的。
秦，是中国第一个封建王朝。
始皇陵，地处于骊山北麓，坐落于山前冲积扇平原上。
远处望去，巨大的陵寝与背后延绵的山峦浑然一体。
如此巨大的陵寝，是来源于秦国的厚葬之风。
秦国王陵，都是高大的、有专人守护的封土堆，随葬品数量庞大，旁边还有陪葬坑，上面还有建筑物，因此较大的墓园面积才可以容纳。
秦始皇陵，积土成山来源.Pexels秦统一六国之后，国力强盛，作为秦国第一个统一君主，秦始皇的陵寝必须要超过祖宗。
原先秦王的陵园芷阳陵区（位于现在的西安临潼芷阳）无法容纳更多的陪葬，因此必须重新选址。
考古2011年第11期o研究与探索西汉帝陵选址研究焦南峰马永嬴关键词:西汉帝陵选址传统习俗风水思想KEYWORDS:Im p erial M ausoleums of the West ern Han D y nast y Cemet er y Selection Custom s Geom anc y Thou g htsABSTRACT:T he arran g ement of the im p erial mausoleums of the Western Han D y nast y p resent ed to us t oda y is made b y the accidental f actors in t he necessit y.T he/necessit y0is that the selection of the locations of the imperial m ausoleums of the West ern H an Dynasty f ollow ed t he t raditional cemet ery se-lect ion customs and w as restricted by the geomantic superstit ions and the desire of consolidat ion of the st ate power.T he/accident al factors0are the personal likes and dislikes of each em peror,w hich w ere sometimes playing a decisive role.T he distribution of the imperial mausoleums of t he West ern H an Dy-nast y w ould rat her be explained as a paragon of the integration of t he historic tradit ions,ideologies,t o-pography,political dem ands and the emperors.personal likes and dislikes t han be stereot yped as a result of m atching the Zhao-Mu system of the aristocrat burials in t he past.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杜葆仁先生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刘庆柱、李毓芳等先生先后对西汉诸陵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发现了一批实物资料,取得了较多的重要研究成果。
其中之一就是纠正了以清代陕西巡抚毕沅为代表的部分文人在诸陵位置上的以讹传讹、张冠李戴,重新确定了西汉十一陵特别是咸阳原上九座汉陵的具体位置,得到了学术界大多数专家的认可。
根据先生们的观点,西汉十一陵的具体陵址如下。
汉文帝霸陵在今西安市灞桥区毛西乡的凤凰嘴,汉宣帝杜陵地处今西安市雁塔区曲江乡三兆村南。
除此而外,其余九位皇帝均葬在渭北咸阳原上,其具体位置由东向西依次为汉景帝阳陵、汉高祖长陵、汉惠帝安陵、汉哀帝义陵、汉元帝渭陵、汉平帝康陵、汉成帝延陵、汉昭帝平陵和汉武帝茂陵[1]。
在上述基本确认陵址的基础上,专家们对西汉帝陵陵址的选择问题做了初步研究,其主要观点有四种。
一,西汉帝陵是依照昭穆制度安排选址的[2];二,西汉帝陵的选址并无昭穆制度因素,而是更多地受到当时的一些思想观念的影响[3];三,西汉帝陵的选址是因应政治形势的需要而定的[4];四,地势/高敞0/已经是确定帝陵位置的十分重要的条件0[5]。
由于工作关系,笔者近年来一直从事西汉帝陵、特别是汉景帝阳陵的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研究,对西汉帝陵陵址的选择问题有一点粗浅的认识。
我们认为,昭穆制度对作者:焦南峰、马永嬴,西安市,710000,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76(总1036)#考古西汉帝陵的选址、布局没有大的影响,关于此问题,笔者已有讨论[6],但此不赘述。
西汉帝陵陵址的选择受到了诸如传统墓地选择习俗、风水思想、政治形势以及皇帝个人好恶等诸多因素的影响。
一、传统习俗的继承墓葬制度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根据考古资料,处在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北京山顶洞人就已经形成了最初的埋葬习俗。
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仰韶文化,/这一时期每一个较大的聚落遗址都有公共墓地存在0,如半坡、北首岭、元君庙、横阵、姜寨、何家湾、龙岗寺及下王岗等墓地都有几十座或几百座墓葬发现。
/各墓地的墓葬,我们从其平面分布、头向等情况来看,有的南北成行,有的东西成排,有的比较集中。
反映出他们存在着一定的亲疏关系,生时是一个血缘关系的集体,死后也要安葬在一起。
0这些公共墓地的位置大多位于居住区附近,其间以壕沟隔开;另有少数墓葬甚至就在居住区内,如半坡遗址在居住区周围有大围沟环绕,/成人墓多埋在围沟以北的公共墓地内,少数埋在沟外的东部和东南部,只有2座埋在居住区内的窖穴内。
小孩墓,,多埋在居住区的房屋近旁0[7]。
姜寨遗址的居住区位于中央,周围有壕沟环绕,/村东越过壕沟即是墓地0[8]。
大量考古资料表明,最晚在原始社会后期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公共墓地已经出现;对于埋葬死者已经有所规划,对于墓地已经有所选择。
这种公共墓地的规划、选择虽无文献记载,但从西安半坡、临潼姜寨等大型新石器遗址的布局分析,似有如下共同之处:位于居址附近,便于安葬;地势较高,墓葬可免水侵之害;地形开阔,能较长时间使用。
进入文明社会以后,这种公共墓地的规划、选择习俗不但得到了继承,而且还有所发展,这主要体现在早期王朝的都城与王陵的关系方面。
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现的惟一一座大型墓葬,甚至就在中心殿堂北面1.5米处的夯土基址上[9]。
郑州商城的墓葬主要分布于内城周围,或内城与外郭城之间,比较集中的墓地有白家庄、杨庄、陇海东路(郑州烟厂)、北二七路、人民公园和铭功路南关外等[10]。
商代晚期的都城安阳殷墟发现的侯家庄墓地是目前已被确认的商代晚期王陵区,地域范围包括侯家庄、前小营和武官村之间的大片地区,共发现大墓13座、祭祀坑1400多座。
其西南与小屯宫殿遗址区隔洹水相望,二者之间的直线距离仅1000余米[11]。
西周王陵目前尚未找到,但据多位学者研究,周王陵区应位于周都丰、镐南部不远的毕原之上[12]。
秦人对陵区的选择最具特点,礼县大堡子陵区地势高亢,范围也相对较为宽阔,距离学者们推定的/西垂(西犬丘)0遗址不远[13]。
雍城陵区坐落的凤翔雍城南郊的三原,东西长约30余公里,南北宽约15公里,地形开阔,土厚水深[14]。
芷阳陵区位于秦都咸阳以东的临潼韩峪乡骊山西麓坂原之上,地势东高西低,坡度10~30度,前濒灞河,后依骊山,海拔557米,西距秦芷阳城约1.5公里。
此地虽不如雍城陵区高敞广袤,但也相当开阔高亢[15]。
另外,许多重要的诸侯国如燕、虢、鲁、晋、赵等也都发现了王陵或贵族大墓,这些陵区和墓地基于方便埋葬、祭祀、管理、保护等方面的原因,均选择在都城附近,具有地势较高、地形开阔的共同特点[16]。
反映出时人/葬浅则狐狸之,深则及于水泉。
故凡葬必于高陵之上,以避狐狸之患、水泉之湿0[17]的良苦用心和/行营高敞地,令其旁可置万家0[18]的长久考量。
西汉一朝共有11代皇帝,其帝陵主要分布在长安城北的咸阳原和长安东南的白鹿原、杜东原两大陵区(图一)。
这两处陵区均在京城长安附近,最近的长陵、安陵、阳陵与汉长安城隔渭水相望,即便最远的武帝茂陵和文帝霸陵与长安的距离也不足30公第11期#77(总1037)#里。
根据史念海等先生的研究,包括咸阳原、白鹿原、杜东原在内的关中中部地区从新石器时代历经周秦汉唐至今,地形、地貌变化不是很大[19]。
咸阳原现东西长32.7、南北宽约10公里,海拔420~510米,地势广袤,土厚水深[20]。
汉高祖长陵、汉惠帝安陵、汉景帝阳陵、汉昭帝平陵、汉武帝茂陵、汉平帝康陵均大体处于潜水水位埋深区间大于50米的较高区域,汉元帝渭陵、汉成帝延陵则处于潜水水位埋深区间30~50米的次高区域[21]。
霸陵虽/依山为陵0,但其陵区的大部在汉长安城以东的白鹿原之上。
白鹿原南北长约25、东西宽6~10公里,海拔600~780米,最高达803.9米[22];霸陵的潜水水位埋深大于50米[23]。
杜陵位于汉长安城以南的杜东原上(又名少陵原),其南北长20多公里,东西宽6~10公里,海拔470~630米[24];杜陵附近的潜水水位埋深为30~50米[25]。
与上述原始氏族社会及早期文明社会的墓地、陵区特点相比,我们认为西汉这种将帝陵置于京城近郊较为高敞的台原之上的选择应是上述传统规划、选择墓地习俗的继承和发展,反映出/因天性,据真土,处势高敞,旁近祖考0[26]的西汉墓地选择标准。
二、风水思想的作用长安周围地势高敞,适于营陵的地方不少,而西汉帝陵的主陵区却唯独对南与京城隔水相望的咸阳原情有独钟,这是有其深刻思想缘由的。
中国古代迷信思想严重,风水之说流行,人们生前要相宅而居,死后则卜其兆域而葬之。
世人均以为居于风水宝地便会福佑子孙世代隆盛。
5汉书#韩信传6载韩信微时,/其母死,无以葬,乃行营高燥地,令旁可置万家者0。
连落魄潦倒/常从人寄食0的韩信葬母都要选择地势较好的高燥地,可见当时流行卜地而葬。
西汉诸帝虽履至尊,然仍为凡人,自当不会脱此俗窠,因此其陵址受风水观念影响亦在所难免。
风水之说虽成熟于魏晋,但却萌芽于商周。
5尚书#召诰6中就有武王克商,欲迁九鼎于洛邑,/太保朝至于洛,卜宅0的记载。
相墓虽比相宅稍晚,但5周礼6卷十九载/王丧七月而葬,将葬先卜墓之茔兆0。
另外,5孝经#丧亲6亦有/卜其宅兆而安厝之0之语。
至汉代风水学说已有相当发展,传说曾作图一西汉十一陵地理位置图#78(总1038)#考古5葬经6的青乌先生即为汉代人。
姑且不论此说的真实性,仅就将5葬经6归为汉人所作而言,足见汉代风水学说之盛,可惜当时的有关著作早已失传。
5汉书#艺文志6中提及的有关阴阳风水的书籍数量相当之大,其中5堪舆金匮6十四卷、5宫宅地形6二十卷,据多位学者考证,均为/说风水方位之书0[27],系统论述相墓术的5葬书6虽出自晋人郭璞之手,但基本观点必然与秦汉以来的风水学说有传承关系,有学者甚至认为5葬书6即是郭璞阐发5葬经6而作[28]。
5葬书6认为:风水家相阴宅最讲究龙势,所谓/平地之势,其稍高地坦夷广阔,相牵相连0即为一种龙势。
咸阳原东起泾渭交汇,向西约30余公里止于咸阳兴平市境,相对高出关中平原,且愈西去原势愈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