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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法律解释体制是在法律尚不完备的条件下和按照我国基本的政治制度下建立起来的，其基本框架是1981年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9次常务会议通过的《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中所确立的，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随着我国社会的变迁和国际社会交流的日趋频繁，其不科学性和局限性越来越突出，本文作者试图通过分析我国现行的法律解释体制，找出其不足之处，提出改革的思路，从而加以完善。
一、基本概念内容的描述谈到中国的法律解释体制，首先必须弄清楚什么是法律解释及其体制。
关于法律解释，不同的学者会作出不同的定义，但作为一位从事审判工作的笔者来讲，注重的是实效，所以笔者认为法律解释就是对法律规定或法律规范条文本身及在适用中所作的更加具体的、便于操作的说明。
就其主体和效力而言，法律解释分为有权解释和学理解释，在司法实践中，法律解释指的就是有权解释，亦即指法律规定的由专门的机关或个人对法律所作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解释或对具体案件的判决有决定作用的解释。
而不同的国家机关或个人所作的法律解释都是按照其效力作用组成一个有机有序的体系，从而构筑了法律解释体制，我国的法律解释体制是把法律解释单列为一种权力，并在不同的国家机关之间对这种权力进行分配，以全国人大常委会为主体的各机关的分工配合。
即包括以下四项原则性规定：（一）凡关于法律、法令条文本身需要进一步明确界限或作补充规定的，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解释或用法令加以规定；（二）凡属于法院审判工作和检察院检察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分别由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进行解释，两院解释如有原则分歧，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或决定；（三）不属于审判和检察工作中的其他法律、法令如何具体应用的问题，由国务院及主管部门进行解释；（四）凡属于地方性法规条文本身需要进一步明确界限或作出补充规定的，由制定法规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常委会进行解释或作出规定，凡属于地方性法规如何具体应用的问题，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主管部门进行解释。
第27卷 第6期 河南机电高等专科学校学报Vol.27 No.6 2019年11月 Journal of Henan Mechanical and Electrical Engineering College Nov. 2019收稿日期：2019-09-17作者简介：段夏（1995―），女，河南三门峡人，在读硕士，主要从事诉讼法学研究。
62民事诉讼程序中法官释明的比较探究及对我国释明制度的审视段 夏（华东政法大学，上海 200042）摘要：释明一直是实务界和学术界讨论不休的话题。
学术界的讨论主要集中在释明与辩论主义的关系、在实现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中起到的作用、在当事人主义和职权主义中分别以怎样的性质存在等几个方面。
释明是大陆法系国家特有的制度，而为了填补对抗制的缺漏并实现诉讼效率的提升，美国的民事诉讼法中出现了释明的相关应用，实现了两大法系诉讼理论的交融。
在司法实践中，我国现行法律《民事诉讼法》《证据规定》都对释明有相关的解释，普遍认为，《证据规定》第三条、第三十五条属于释明范畴。
文章借助比较法研究，针对释明的一些普通观点给出了不同的见解，对我国释明制度的实践现状进行反思并提出了完善的建议。
关键词：比较法；释明权；当事人主义；职权主义中图分类号：D92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093(2019)06–0062–051 问题的引出1.1 对释明的简要阐述释明的含义并非简单的说明，说明仅仅是一种信息的传达，而释明是法官使不明确的事项得以明确的一种手段。
另外，行使释明权不是法官单方面地进行信息输出，而是法官与当事人之间进行的一种信息交流互动。
在法官行使释明权之后，需要当事人做出一定的行为作为回应，可以是积极的作为，也可以是消极的不作为[1]，这样的互动，才能真正地成为法律意义上的释明。
德国的民事诉讼法最先出现了释明的概念,同时释明也是大陆法系民事诉讼法固有的特点,如法国、日本、奥地利、我国台湾地区等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在民事诉讼法中都规定了法官如何对释明权进行应用。
论我国民事诉讼法上的法官释明权及其完善□张素粉摘要：关于法官释明权，我国《民事诉讼法》并未对其作出明确的规定，只有司法解释中有个别条文对其加以规范，但也存在漏洞，不能适应法院审判案件的客观需要。
本文以释明权的涵义及历史演进为基点，针对我国释明权的现状，对释明权的完善提出建议。
关键词：民事诉讼法释明权完善(西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陕西西安710063)一、释明权的涵义及其历史演进法官的释明权，又称阐明权，是指在民事诉讼过程中，为救济当事人因辩论能力上的不足或缺陷，在当事人的主张不明确或者有矛盾、或者不正确、或者不充分时，法院可以依职权向当事人提出关于事实及法律上的质问，促请当事人提出证据，澄清当事人所主张的某些事实，引导和协助当事人就案件事实和相关的证据问题进行充分的辩论，以查明案件事实的权能。
[1]法官的释明权最早源于德国1877年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体制以当事人为基调，为了防止完全放任当事人进行诉讼，德国在制定民事诉讼法时就规定了"阐明"的内容。
1877年《德国民事诉讼法》第130条就对其作出了规定，1909年德国在修订民事诉讼法时在502条关于区法院审理程序部分也规定了法官释明权，1976年德国进一步扩大释明权行使的范围，1999年将民事诉讼法第139条的标题定为"法官的阐明义务"。
德国最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更是把原称的阐明义务改为"实质的诉讼指挥义务"。
几经修改，德国民事诉讼法对释明权的性质认定为其既是法官的一项权利又是法官的一项义务，即释明权和释明义务。
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日本等其他大陆法系国家也出现并发展了释明权制度，自二十世纪以来，为了促进诉讼，英美法系已然更积极行使释明权及从事诉讼的管理指挥，从而使法官的释明权成为两大法系的共同趋势。
二、我国释明权制度的现状分析（一）我国释明权制度的立法现状关于法官释明权，我国现行的民事诉讼法尚未涉及，最高人民法院于2002年4月1日实施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证据规定》）是首次明确提出法官释明权的官方文件。
2007年第4期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总第118期N o.4,2007Jou rnal of Fuyang T eachers Co llege(Social Science)Sum N o.118对完善我国释明权相关法律制度的思考缪 惠(安徽职业技术学院,合肥 230051)摘要:释明权是我国民事诉讼中的一项新的法律制度,该制度对于司法公正与效率价值目标的实现有着重要意义。
但目前对释明权制度的理论研究比较落后,对释明权如何行使又缺乏具体规定。
因此,有必要对释明权的内涵、性质、诉讼价值以及行使中的相关问题作一探讨,以促进我国释明权制度的完善。
关键词:释明权;民事诉讼;当事人;行使中图分类号:D9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310(2007)04-0098-02 一、释明权的诉讼价值(一)释明权的概念及性质释明权又称阐明权,是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民事诉讼制度中的概念。
在大陆法系国家民事诉讼活动中,释明权一直占有重要的位置。
释明权中的“释明”原本是指本来不明的事项使之明了化,在民事诉讼法理论上;释明的含义是指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的主张或陈述的意思不明确、不充分,或有不当的诉讼主张和陈述;或者他举证的证明材料不够而误认为足够了;在这些情形下,法院对当事人进行发问、提醒、启发当事人把不明确的予以澄清,把不充分的予以补充,把不当的予以排除、修正[1]。
释明权在本质上反映了法官与当事人之间信息的纵向交流,这种交流,即使当事人收益,也可因法官的心证趋于公开化而获得社会的正面评价。
我国民事诉讼法一直未引用释明权这一概念。
2002年4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心民事诉讼证据的规定》)第三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向当事人说明举证的要求及法律后果,促使当事人在合理期限内积极、全面、正确、诚实地完成举证”,第三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或者民事行为的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不受本规定第三十四条的限制,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可以变更诉讼请求。
陈永忠：对我国法官释明权制度的重新审视[内容摘要] 2002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首次明确地引入了法官释明权制度。
本文试图从释明制度的历史沿革、释明权含义及特征之辨析、建立法官释明权制度之必要性、立法和司法实践存在的问题等几个方面重新审视，提出完善我国法官释明权制度的几点具体构想。
[关键词]法官解释权必要性完善2002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证据规定》）中首次明确地引入了法官释明权制度。
但是在司法实践中，由于理论探讨的不足与认识上的分歧，加之部分审判人员实践经验的缺乏、素质普遍不是很高和对法官释明权认识上的差异，出现了消极不释明和不适当释明两种倾向，随意性较大，容易破坏法官的中立性，产生程序上的不公正，严重影响民事审判工作的公正与效率，从而导致诸多的困惑和疑问。
为此，本文试图从释明制度的历史沿革、释明权含义及特征之辨析、建立法官释明权制度之必要性等几个方面重新审视，提出完善我国法官释明权制度的具体构想，以求教于法学理论界与实务界同仁。
一、释明制度之历史沿革释明制度的核心是法官释明权，又称法官释明义务，是大陆法系的概念。
最早出现于德国的民事诉讼法典中。
1《法国民事诉讼法》第8条规定：法官得要求诸当事人提供其认为解决争议所必要的事实上说明。
第13条又规定：如果法官认为对解决争诉是必要的话，法官可以要求当事人提供他们对法律根据的说明。
我国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第199条第2项及第3项规定：审判长应注意令当事人得为适当完全之辩论。
审判长应向当事人发问或晓谕，令其陈述事实，声明证据或为其他必要之声明及陈述。
其所声明及所陈述有不明了或不完足者，应令其叙述或补充之。
陪席推事告明审判长后，得向当事人发问或晓谕。
包括《日本民事诉讼法》和现行的《德国民事诉讼法》也有类似的规定。
2分析可见，在法国，释明被公认为法官的权利；在日本及我国台湾地区，学者们普遍认为释明既是法院的一项权能又是法院的一项义务。
浅析法官释明权的行使浅析法官释明权的行使法官释明权的正式提出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规定，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或者民事行为的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可以变更诉讼请求。
此条赋予了法官具有释明的权利和义务，当事人也有申请变更诉讼请求的权利。
但是对于法官如何释明，怎么释明及当事人申请变更诉讼请求后审理程序问题均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
对此，笔者谈几点思考。
一、释明权行使问题1、释明权的行使以实现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为目的民事诉讼证据规定第三十五条以司法解释的形式对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或者民事行为的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时，对法官行使释明权作出了要求，这一制度对于由传统的“职权主义”为主的审判方式过渡到今天的“当事人主义”为主的审判方式显得尤其重要，如果仅仅由于当事人法律知识欠缺，对法律关系的性质或者民事行为的效力认识的不当，而提出不适当的诉讼请求，法院作出与客观真实的案件事实相差甚远的判决，这无疑是法治进程中一大不足。
通过法官的释明，可以公正地平衡当事人之间的利益，让各方当事人充分参与诉讼，并适度公开法官裁判的形成过程。
同时该条规定，较好地体现了当事人主义和职权主义的统一，使民事诉讼须围绕诉讼请求进行的理念得到司法解释的进一步的支持，对于以前司法实践中可能出现的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或者民事行为的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时，当事人不能得到充分的抗辩、举证，法官可能作出超过当事人请求的判决，如原告请求判令被告履行合同并承担违约责任的诉讼中，由于法院未作释明，不告知当事人变更诉讼请求，在审理后直接认定合同无效、判令双方各自返还货款或产品。
这种法官在裁判时存在较大主观性、任意性，自由裁量权较大，“背离诉求而判、无诉讼请求而判”的现象将得到消除。
真正实现诉讼中实体和程序的正义，使当事人服判息诉，维护社会稳定。
浅议我国民事诉讼中的法官释明权制度立法现状及其完善【摘要】本文拟通过考察我国法官释明权制度由于理论研究不足、立法不完善以及实践经验的匮乏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诸多问题，立足国情，借鉴他国优秀经验，提出我国法官释明权制度建设的构想。
【关键词】法官释明权；当事人主义；救济一、我国民事诉讼中法官释明权制度的现状（一）立法现状目前，我国民事诉讼法对释明权没有明确统一的规定，而是散见于相关的司法解释中。
《证据规定》规定了法院对当事人举证和在适用拟制自认规则时充分说明并询问，以及告知当事人变更诉讼请求的释明义务，并以此规定了法官释明权制度。
（二）司法现状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法官行使释明权难掌握其度，具有随意性。
一方面，由于缺乏统一法律规范，在审判实践中，法官只能根据自己的理解来行使释明权，但是由于知识水平和业务素质等的限制，很多法官无法正确理解释明权。
金华市中院《关于基层法院释明权行使状况的调查》一文中指出，“许多法官对释明权概念的理解差别较大，不能准确把握含义。
相当一部分人认为释明权仅指法官就判决理由、法律适用等向当事人解释、说明，性质类似于‘判后答疑’。
有些法官将‘释明权’混淆为法官自由裁量权，认为由法官自由裁量行使。
绝大部分法官不知释明权与‘诉讼指挥权’、‘诉讼告知’之间有什么异同，基本上认为‘诉讼告知’就是书面形式行使释明权。
”①不能正确的理解释明权使得法官在审判实践中消极被动而怠于行使释明权，有时候甚至构成程序违法而成为当事人上诉、案件发回重审的理由。
另一方面，在我国长期职权主义诉讼模式的影响下，法官的绝对主导地位已经使法官和当事人形成一种思维惯性，在一方“敢为”、一方“不敢言”的情形下，释明权的行使随意性较大，法官容易过度释明而影响法官的中立地位，导致不公裁判的产生。
除了怠于行使和过度行使释明权，司法实践中还存在着注重书面释明而不注重口头释明，只重形式不讲实际效果等问题。
二、我国民事诉讼中法官释明权制度的构建和完善（一）总体思路笔者认为应当立足国情，借鉴他国经验，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指导下，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构建完善的法官释明权制度。
浅论我国法官释明权[摘要]释明权制度最早起源于德国，在大陆法系民事诉讼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被称为当事人主义的修正器。
释明权体现了民事诉讼的最高价值——公正与效率。
目前我国在民事诉讼法中并没有对之进行明确的规定，只是在司法解释中有一些相关条款。
释明权与辩论主义、处分权主义的关系以及法官行使释明权的原则和限度等问题，值得我们引发思考。
[关键词]释明权；当事人主义；公正与效率原则；立法现状一、法官释明权的概述(一)释明权的概念释明权又称阐明权，是大陆法系民事诉讼制度中的概念，源于德语“Aulklarungsreekt”。
在德国早期，民事诉讼过分强调当事人的作用却忽略法官在诉讼中的指挥权。
造成诉讼效率低下，甚至影响实体公正。
为弥补古典辩论主义的弊端，立法者最早在1877年《德国民事诉讼法》第130条设计了这样一种制度。
以后，日本、法国也相继作出了类似规定。
释明是指“使不明确的事项变得明确”。
德国学者奥特马·尧厄尼认为法官的释明权其实是法官发问的义务和释明义务，即法院不仅应当接受和利用当事人的陈述。
而且也督促双方当事人使自己的陈述完整，以达到澄清事实的目的。
我国学者认为法官的释明权是指，在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或陈述的意思不明确、不充分、不适当的情况下，法院对当事人进行询问、提醒，启发当事人把不明确的予以澄清，把不充分的予以补充，把不适当的予以排除、更正的职权。
(二)释明权的性质有关释明权的性质，我国学界一直存在着争议。
归纳起来，大致有四种学说。
一是权利说。
在德国早期，释明权曾被认为是法官的一种权利，故日释明权。
现在也有学者认为它属于法官的诉讼指挥权的一种。
二是义务说。
即法官必须进行相应地释明，如不行使或不适当行使，不但会影响判决的合法性，法官也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三是权利兼义务说。
释明权从法官的职权角度说是法官的权利，从保障当事人合法诉讼权益的角度讲是法官的义务。
四是转化说。
日本学者谷口安平认为，释明权在某一程度内是义务。
我国释明权制度的规范与完善一、释明权制度与我国的民事审判改革(一)释明权制度在民事审判改革中的现状分析1、法律规范现状：现行《民事诉讼法》中并无释明权的概念。
1998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的若干规定》中“法院在开庭前应当告知当事人围绕自己的主张提供证据”的规定，首次确立了法官的举证释明义务。
200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出现了更多涉及释明权的规定，其进步性在于：一是强调法院与当事人在诉讼程序上的相互制约、相互协调、相互促进;二是不仅规定了举证释明，而且规定了澄清当事人主张的释明、以及法律观点开示等内容。
故此时的释明权才是完整意义上的释明权，它标志着民事审判改革以来释明权首次被列入改革重点。
但我国的释明权法律规范还存在以下缺陷：一是《民事诉讼法》尚未赋予释明权相应的法律地位;二是多数规定模糊分散，不易掌握;三是未规定释明权行使不当的后果，缺乏强制力和约束力。
2、在司法实践中的运行状况：实践领域对释明权的内涵和价值在认识上还存在一定偏差，法官与当事人沟通的意识不强，缺乏释明的主动性，且现阶段法官素质与释明权的要求还不相匹配。
此外，司法环境(主要是社会法治意识和司法独立性)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释明权制度的正常运行，行政干预过多、监督方法不当，法律和司法的权威得不到应有的尊重等，打击了法官通过释明与当事人积极沟通的信心。
(二)在民事审判改革中完善释明权制度的必要性随着民事审判改革的发展，对当事人在程序控制权上的主动性要求越来越高，而新的诉讼改革制度层出不穷，又使当事人因陌生而无所适从，这时，法官的诉讼指引作用就显得重要起来，释明权制度因此而被适时引入。
从理论上说，该制度能够强化法官与当事人“为权利而沟通”的机制，符合作为民事审判改革指导思想的程序正义、司法透明、司法效率等现代司法理念要求，并能抵消民事审判改革后因当事人法律知识和取证能力欠缺而给整个社会增加的诉讼成本，消除法律文化相对滞后而给民事审判改革带来的阻碍。
关于法官释名权制度的思考所谓法官释明权是指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因为诉讼能力的欠缺可能影响案件实体处理时，法官对当事人进行询问、提醒、启发，让当事人讲明案情、明确诉讼思路、正确举证质证，促进当事人与法官意思的沟通与联络。
法官释明权是大陆法系民事诉讼法中的概念，我国民事诉讼法中一直未使用过这一术语，关于释名权的法律规范零散见于《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及《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等规定之中，诉讼实践中，就其性质而言，我国学者普遍认同法官释名权既是一种权利又是一种义务，倾向于日本和我国台湾理论界观点。
当前，根据我国国情、社情、民情以及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构建法官释名权制度更加有利于促进司法和谐，也更能彰显其深远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下面结合民事审判实践，对构建法官释名权制度谈几点粗浅认识。
一、法官释名权制度设立的必要性任何法律制度都有其设置的特定价值，释名权制度公正、效率及法律秩序稳定的价值内涵是与司法和谐的要求相一致的，当前，弥补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与当事人诉讼能力之间的矛盾，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因此法官释名权制度的设立是相当必要的，释明权制度构建的必要性集中体现在其价值取向的需要。
（一）有利于实现司法的实体公正。
司法实体公正实质上是通过司法恢复正义实现的，即使得双方当事人发生争议的民事法律关系恢复到争议前的状态，这就必然要求法院裁判所依据的证据确实充分，当事人的诉讼请求明确完整。
如果证据不确实充分，法院就不能查明案件的事实真相，从而不能恢复民事法律关系的本来面貌。
在当事人主义的诉讼基本模式下，提供证据是当事人的事，对于应提出的证据，如果由于当事人法律素质低下不知道要提出而未提出时，仍教条地强调当事人主义，那将是与诉讼目的背道而驰的，正如美国一位著名的法律学者所言：“我们过于频繁地为求的其他次要的、甚至虚幻的价值，而牺牲了查明真相这一目的”。
法院及时行使释明权，启发当事人提供充分的证据，这有助于法院发现案件真实，从而作出正确的裁判。
内容提要：法官释明规则是各国普遍重视的一项重要民事诉讼制度，其目的在于保证并促使当事人处于平等地位开展诉讼。
一方面法官有必要适用释明权实施程序控制，另一方面过度释明会破坏司法中立。
因而，法官释明权的行使必须在程序控制与司法中立之间寻找平衡点。
只有一定限度内的依法释明行为才是合理的，这个限度就是保证当事人诉讼地位平等。
因此，构建法官释明权制度要遵循相应的原则、规定明确的限度并完善监督制约机制，使法官释明制度真正促进司法公正和提高司法效率。
关键词：法官释明权程序控制司法中立在民事诉讼过程中，把握程序控制与司法中立的平衡是在确保司法公正的前提下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和提高民事诉讼效率的必要条件。
当前，作为法院职权行为的法官释明权制度，在大陆法系国家正在逐步完善或重新引起重视，英美法系主要国家也引入了这项制度。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使健全和完善法官释明权制度成为当务之急，其中把握程序控制与司法中立的平衡又是立法思路和司法实践的核心。
一、两大法系国家的法官释明权及其法律属性释明权又称为释明权、阐释权，源于德语“Aufklarungsreckt ”。
释明权是法官专有的一项职权，是指在民事诉讼当事人的主张或陈述的意见不明确、不充分、不恰当、或提供的证据不够充分而误认为自己证据足够充分时，由法官行使的对当事人进行发问、提醒或启发，引导当事人澄清问题、补充完整、排除与法律意义上的争议无关的事实或证据的职权。
法官释明权的基础是法院专有的对民事诉讼的程序控制和指挥职权，价值在于保证当事人诉讼地位平等和提高司法效率。
法官释明权与大陆法系国家的职权主义模式紧密联系，最早出现于德国的民事诉讼法；近几年英美法系主要国家也引入了法官释明制度。
尽管各国法官释明制度的价值取向不同，但均与法官必须在恪守司法中立原则的前提下，严格掌握诉讼程序指挥控制权的适度性密切联系。
法官释明权是大陆法系国家民事诉讼的用语。
在19世纪的德国，理论界普遍认为民事诉讼并不仅仅是当事人私人之间的事务，在交给法院裁判后也具有公共事务的性质，法官有责任保证当事人主导原则的充分发挥，以推动程序展开 .当今德国的民事诉讼法（即1999年修改后）第139条第1项规定了法官的释明义务：审判长应当使当事人就一切重要事实作充分说明并且提出有利的申请，特别在对所提事实说明不够时要加以补充，还要表明证据方法。
在必要时，审判长应与当事人共同从事实和法律两方面对事实关系和法律关系进行阐明并且发问。
法国民事诉讼法第442条还规定了法官阐明的内容。
自50年代后期起，日本最高裁判所也明确规定法官在必要时应当行使释明权 .我国民事诉讼制度也规定了法官释明权规则。
最高人民法院2001年12月颁行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3条是法官对当事人举证的阐明，第8条第2款是法院对当事人自认的阐明，第35条是法院对当事人变更诉讼请求的阐明。
这部司法解释虽未提出法官释明权概念，但初步构建了法官释明的基本诉讼制度。
民事诉讼法也有相关规定，如法院告知当事人另行起诉的条款等。
[!--empirenews.page--] 法官行使释明权是为了保证当事人诉讼地位平等和提高司法效率，依职权所采取的一项程序管理和控制措施。
在大陆法系国家的民事诉讼活动中，法官扮演的是“指挥官”角色，具有对诉讼程序的一定控制权力，处于积极主动的地位。
法官释明权制度体现了这种诉讼模式的特点，即法官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干预当事人享有的诉讼权利义务。
尤其在市场经济不是很发达的国家，在不推行律师强行代理制的条件下，当事人往往是自己在法庭上维护权利，这就产生了当事人之间诉讼能力差异和当事人与法官之间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当事人双方之间的地位、身份、职业及专业知识背景的差异，可能影响到他们诉讼权利的发挥，进而决定诉讼的胜败。
当事人可能会将自己了解的案情及与之相关的前因后果和盘托出并提供相应资料，而法院所审查的只是具有法律意义上并且与本案相关的事实与证据，两者之间可能发生错位。
因而由于法官与当事人之间法律背景的悬殊，使得法官释明权的存在有一定必要。
为避免当事人因弱势地位而不利于维权和出于提高诉讼效率的目的，法律赋予法官一定的释明权，以促使当事人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陈述事实和提供证据，减少不必要的“滥诉”。
这就是法官释明权产生的原因。
可见，大陆法系国家法官释明权制度的价值取向侧重于维护当事人之间诉讼权利的平等性。
英美法系主要国家也引进了法官释明权制度。
在采取当事人主义、法官必须严格被动地恪守司法中立原则的英美法系国家，原本是不应当出现法官干预当事人诉讼现象的。
但长期的审判实践使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官和学者都认识到，绝对的、不掺任何干预的当事人主义会带来“诉讼冗长和浪费司法资源”、“过分注重形式而忽略实体正义”等问题。
由于诉讼程序的不断改革，英美法系主要国家受大陆法系的影响，在诉讼过程中强化了法官的程序管理和控制职能。
这些国家的法官释明权主要体现在审前程序。
如美国《联邦民事诉讼法规则》第16条第3款规定：在审前会议中，法院可以采取相应的行为商议下列问题：（1）争点的明确和简化，包括无根据的请求或答辩的排除；（2）补正诉答书状的必要性与妥当性等，即在审前程序中，法官可以通过一定的行为控制程序。
在英美法系国家，法官释明权是当事人主义的一种例外，也可以说是对其的恰当补充，目的在于减少当事人辩论主义之弊端，发挥法官主持审判之作用。
可见，英美法系国家法官释明权制度的价值取向侧重于提高司法效率。
围绕法官释明权的法律性质，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存在诸多观点：一是权利论。
在德国早期，法官释明被认为是一种权利，因此出现了“释明权”术语，现在也有学者认为释明权是法官的诉讼指挥权 .二是义务论。
有学者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对法官释明权使用了“应当”一词，即法官“必须”为说明和告知行为。
因而从实质意义上说，释明是法官的义务 .三是权利兼义务论。
这是目前最广泛的观点。
大多数学者都赞成释明既是法官的权利，又是法官的义务。
即从法院职权的角度来看，释明是法官干预诉讼的权利；从保护当事人诉讼法利益的角度来看，释明又是法官的义务。
四是转化论。
日本学者谷口安平认为，法官释明在某一程度内是义务，在该程序之上就转化为权利，而再超过一定限度，将变成违法（违反辩论原则）。
五是权力兼权利、义务论。
有学者认为，法官的阐明既是权力、又是职责，既是权利、又是义务，法官不能也无权随意放弃，违反职责或不作为都可能导致上诉时的审查和校正 .当今大多数国家的立法都逐渐偏重法官义务，强调法官应当为适度的释明行为，以保护当事人诉讼利益和提高司法效率。
[!--empirenews.page--] 笔者赞同第三种观点，即释明权即是法官的权利又是法官的义务，但准确来说，应当是法官的职权。
因为权利一般具有私权性质，而法官释明权属于国家司法公权且由国家法律赋予，它与国家行政职权类似。
法官自己是没有权力放弃、变更和处分释明权的，否则就是失职或渎职且应当承担发回重审、再审改判、错案追究等相应的法律后果。
从不同角度分析，法官释明权的行使范围包括审前阶段、庭审阶段、二审阶段和再审阶段等民事诉讼程序的各个不同环节，审前阶段要求围绕举证及法律后果进行释明、或就争议焦点进行举证等问题释明；庭审阶段要求围绕提出或变更诉讼请求、质证或辩论中主张观点等问题进行释明；二审阶段要求围绕上诉请求、新证据的[1][2][3]下一页提出等问题进行释明；再审阶段要求围绕申诉请求、新证据的提出等问题进行释明。
释明方式包括书面或口头方式的发问、告知、说明和提醒等；释明内容包括对当事人举证的释明、对法律概念的释明、对当事人诉讼请求的释明、对当事人诉讼行为的释明、除去不当行为的释明等，这些均属于法官在审判民事案件过程中应当履行、而不能过度履行、怠于履行或放弃履行的职责。
可见，释明权是法官代表国家行使的对诉讼程序的指挥和控制权，它即是代表国家行使的审判权，也是依法保护当事人诉讼权利的法定义务。
与国家利益密切联系的是提高司法效率，与当事人利益密切联系的是促进诉讼权利平等，两种利益平衡所体现的是司法活动的社会效益，为法官从事审判活动的一项法定职责。
二、现行民事诉讼结构下法官释明权的适度行使法官释明权制度与保持法官审判活动的中立地位密切联系。
司法中立是现代司法理念的重要内容，保持司法中立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必要条件。
法官释明制度的价值在于维护当事人诉讼地位的平等和提高司法效率，为在当前社会文化和社会经济条件下有效实行程序控制和指挥、以保证诉讼活动高效顺利进行之必需，但法官过度或滥用释明权将扭曲司法中立，进而危害司法公正。
因此，必须严格把握程序控制与司法中立的平衡度。
我国近十年的民事审判方式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校正了以往的超职权主义做法。
如果对当前的民事诉讼结构中当事人与法官之间的相对关系作出评估的话，它是在整体上属于职权主义色彩的、但已具有了当事人主义的若干特性的结构式样 .按照市场经济条件下民事诉讼的观念和基本原理，审判方式改革正朝着适当弱化法官职权、理顺法官与当事人的关系、在二者之间构筑具有分权制约的诉讼机制和程序结构的目标迈进 .然而，在削弱法官职权和强化当事人权利的过程中，理论与实践面临的问题仍然十分突出：（1）当事人诉讼行为的盲目性。
在司法实践中，大量的民事案件都是由当事人自己出庭起诉、应诉和举证的。
当事人法律知识相对欠缺，往往以自己认为的事实和证据进行告诉和答辩，在法庭上不能围绕争议焦点开展辩论，造成诉讼拖延和司法资源的浪费，直接影响司法效率。
（2）当事人实现权利的依赖性。
尤其在一些边远地区和贫困地区，许多人文化水平低，这些弱势诉讼群体不知如何维护自身合法享有的诉讼权利，不知道也很难理解法律规定。
同时，我国经济发展水平所决定的律师数量较少、当事人聘请律师的经济能力相对较低的社会现状，使我国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不能实现律师强制代理制。
当事人只能依赖法官的适度干预才能实现自己程序意义上的平等诉讼权利。
（3）当事人诉讼能力的失衡性。
从某种角度上来讲，当事人的经济实力直接制约着其诉讼能力。
在许多情形下，当事人的诉讼地位实质上从一开始就不平等，尤其是个人与单位之间的诉讼。
无力聘请律师的个人一方一般处于弱势地位，而单位一般由法律顾问代理诉讼和参加开庭，双方的法律知识水平和诉讼能力悬殊。
若法官完全放任当事人自由举证、质证和辩论，弱势一方胜诉的可能性极小，使双方当事人处于事实上的诉讼不平等地位。
[!--empirenews.page--] 可见，在我国社会文化和经济背景仍不具备完全实行当事人主义模式的条件下，现行司法体制中的当事人仍然要在相当程度上依赖法官和执法者。
如果法官完全放开对诉讼程序的控制和干预，那么当事人将无所适从，盲目诉讼和对判决的疑惑只会导致当事人上诉、上访案件的增多和公民对人民法院的不信任，造成诉讼重复和不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