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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区域发展战略政策演进过程摘要：新中国成立以来，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经历了从均衡发展到非均衡发展再到协调发展的过程。
建国后的前30年，按照“平衡配置、平衡发展”原则，实施了以建设内地工业体系为主的均衡发展战略。
这在客观上奠定了中西部工业化的基础，改变了工业布局过于集中于东南沿海的状况，加速了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政府以“两个大局”思想统筹区域经济非均衡协调发展。
首先以非均衡战略及相关政策，有效推动了东部沿海等优势区域的高速发展；进入20世纪90年代，我国实现了向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模式的转型。
中央相继提出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发展战略、中部崛起战略，并明确了区域协调发展的“四大机制”：市场机制、合作机制、互助机制和扶持机制。
这些政策有利于东部率先、中部崛起、西部加快、东北共建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生动局面。
本文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区域发展战略的演变为脉络，以区域统筹协调发展为视角，以构建和谐社会作为区域发展的价值目标，分析了新时期区域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可行性路径。
关键字：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发展战略建国以来，党和政府在实现东西部地区之间的经济合理布局与协调发展的道路上进行了艰苦的探索和大胆的尝试，其间发生了三次发展战略的大转变。
一、均衡发展战略从建国初期到改革开放前，我国在地区经济发展战略上实行的是均衡发展战略，它以内地为投资和建设重点，以缩小沿海与内地的差距，实现生产力的均衡布局为目标，追求地区经济的同步发展和自成体系。
依据这种战略，国家依靠指令性计划手段，在基本建设投资和新建项目方面，对内地实行政策倾斜。
在“一五”和“三线”建设时期，通过中央投资和项目嵌入的方式，国家在落后的内地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西进”运动，投资1000万元以上的694项重点工程中内地有472项，占68%，仅“三线”时期，国家在西部就投入了2052亿元，建成了380余个项目，30000多家企业，还从沿海迁入了38000余台设备，试图强行拉平沿海和内地的发展差距，以求地区经济的平衡发展。
改革开放后中国政府治理之道变迁及展望改革开放是中国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府治理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以及政府管理体制和治理理念的更新，都为中国的发展和变革注入了新的活力。
本文将从不同的角度分析改革开放后中国政府治理的变迁及展望。
一、政府角色的变化改革开放后，中国政府的角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在计划经济时期，政府是经济的主导者和资源的分配者，几乎涉及到所有的经济活动。
但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和市场化进程的推进，政府的主导作用逐渐减弱，而市场机制逐渐成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手段。
政府的职能也从直接管理经济转变为宏观调控和服务社会发展的服务型政府。
中国政府在改革开放后逐渐意识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重要作用，开始推行各种市场化改革措施，如企业改制、国有企业改革、财税体制改革等，激发了市场主体活力，推动了经济快速增长。
政府逐渐从生产者转变为监管者和服务者，更多地通过完善市场机制和法律法规来维护市场秩序，引导市场发展。
政府也加大了对社会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提供更多便民利民的服务，如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
这种政府角色的转变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资源的更加有效配置，也推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健康发展。
未来，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化和政府治理理念的不断更新，政府的角色将更加与时俱进，更好地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需求。
二、管理体制改革的变迁改革开放后，中国政府管理体制也发生了深刻变革。
在过去，中国政府的管理体制主要是以行政体制为核心，各级政府部门直接管理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行政权力过于集中，效率低下，容易产生腐败等问题。
而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政府管理体制也随之改革，在国家机构改革、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财税体制改革等方面都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
国家机构改革是中国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
1982年，中国成立了国务院，全国人大、政协等国家机构相继成立。
之后，各级政府机构的设置和职能也经历了一系列调整。
论区域经济政策的演变摘要：进入21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继续保持了蓬勃向上的势头，但是由于我国疆域宽广，幅员辽阔，区域间经济发展的差异较大。
因此，区域经济的发展问题历来都是党和政府十分关注的问题。
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政府曾制定了许多有关努力发展区域经济，缩小区域间差距的政策。
十六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五个统筹”的方针，要求齐心协力统筹区域发展。
本文分析了建国后至今区域经济政策的演变、历史原因，以及这些政策的效果和影响，对于今后区域发展的前景提出了一些建议。
关键词：均衡发展；非均衡发展；统筹兼顾；区域政策建国60多年来，我国的区域经济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建国初期到1978年的均衡布局时期。
第二个阶段是1978年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以发展沿海为主的梯度倾斜发展时期，也称为非均衡发展时期。
第三个阶段是1999年至今的多元发展时期，强调统筹兼顾、协调发展的时期。
1均衡发展时期建国初期，占国土面积12%的东部沿海地带的工业总产值占全国的77%以上，而占国土面积45%的西北地区，工业总产值仅占全国的3%。
面临这种工业过于集中，地区经济结构畸形发展的局面，我国政府采取了“均衡发展”的原则，重点加强内地经济建设，缩小沿海与内地的差距，平衡全局发展。
这种均衡战略在建国后的一段时间里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它改变了不合理的生产布局，为实现东西部均衡发展的目标做出了巨大的努力。
但是，由于这一理论过于强调均衡，忽视了我国各地区自然条件差异大，经济、技术水平极不平衡的现实，影响了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
国家在内地大量投入资金，但过低的投资回报率不但没有很好地促进西部的经济增长，反而使得沿海工业因资金不足没能得到应有的发展。
”三五”时期，沿海地区的投资额降到了建国以来的最低水平，在全国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中仅占30.9%，比“一五”时期下降了10.9个百分点。
此外，全国工业增长速度“三五”时期仅为11.7%，“四五”时期则降到了9.1%。
改革开放后中国政府治理之道变迁及展望改革开放后，中国政府的治理之道经历了深刻的变迁，也面临着新的展望。
从“一边倒”到“改革开放”，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中国政府治理之道走过了一段曲折而辉煌的历程。
在新时代下，中国政府将如何应对挑战，展望又是如何呢？本文将围绕这一主题展开阐述。
改革开放是中国发展史上的一次历史性转折，也是中国政府治理之道发生重大变迁的关键时期。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治理之道经历了三个阶段的演变。
1. 第一个阶段是改革开放初期，政府治理之道出现重大变革。
在这一阶段，中国政府主要采取了“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改革路径。
政府放开了经济，实行了市场经济体制，推动了国有企业改革和外向型经济发展，从而迅速塑造了一个新的治理模式。
政府的角色逐渐由“包办一切”向“服务人民”转变，政府的职能也开始不断调整和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
2. 第二个阶段是改革开放的巩固和发展时期。
在这一阶段，中国政府加大了对市场经济的改革力度，不断完善了相关法律法规和制度机制，全面深化改革，推动了政府治理制度的现代化和法治化。
政府开始加强对市场经济的监管和调控，引入了一系列新的管理理念和方法，不断提高了治理效能和透明度。
3. 第三个阶段是当前时期，中国政府治理之道的变迁显现出了新的特点。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进步，政府治理模式也在不断调整和优化。
政府不断完善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着力推进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
政府将更多的关注点放在了民生和社会治理上，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建立了更加科学、民主、法治的政府治理体系。
在新时代下，中国政府治理之道将迎来更多新的挑战和机遇，也需要更多的变革和创新。
未来的政府治理之道将呈现出以下几个新的展望。
1. 加强人民群众的民主参与。
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政府将加强人民群众的民主参与，让人民成为国家治理的主体和主人。
政府将建立更加广泛、深入的民主决策机制，健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基层自治组织，让人民的意志更好地体现在国家治理之中。
作者： 魏后凯 邬晓霞
作者机构： 不详
出版物刊名： 中国老区建设
页码： 14-15页
年卷期： 2012年 第5期
主题词： 新中国成立以来 国家区域政策 演变 不平衡发展 经济发展战略 区域经济 协调发展经济基础
摘要：新中国成立以来,区域经济的发展大体经历了从平衡发展、不平衡发展到协调发展的战略转变。
随着经济发展战略和体制的转轨,国家区域政策也在不断完善和调整之中。
这期间,中国区域政策的演变大体经历了四个不同阶段。
向西推进的平衡发展阶段（1949~1978年）旧中国遗留下来的经济基础十分薄弱,生产力分布畸形,工业偏集于东部沿海一隅。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区域规划工作的历史演进与经验启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区域规划的发展和演变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一是20世纪80年代初编制和实施地区国土开发整治规划阶段，二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编制和实施经济协作区区域规划阶段，三是20世纪90年代编制和实施大经济区区域规划阶段，四是2000年至今编制和实施不同层级与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相衔接的区域规划阶段。
我国区域规划的发展和演变彰显了区域规划在加强政府宏观调控、完善区域政策体系、促进生产力空间布局不断优化和推动区域一体化进程等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
因此，总结区域规划工作的基本规律和经验教训，能够为今后更好地完善区域规划的编制和更有效地发挥区域规划在宏观调控中的作用提供参考借鉴。
标签：区域规划；区域政策；区域发展战略；改革开放区域规划是时代发展的产物，是社会进步的一种标志，是国家和地区调控区域发展的一种手段。
①1956—1960年，我国早期的区域规划工作开始起步，其后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受政治形势的影响，区域规划工作一度处于停滞状态。
改革开放后，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为贯彻落实国民经济总体计划，我国借鉴国外国土整治规划的经验，开始编制包括国土规划在内的多种类型的区域规划。
20世纪90年代，随着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整个国民经济管理朝着加强宏观调控、微观放开搞活的方向发展，各级政府在区域经济发展中获得了更多的自主权，对其管理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迫切需要区域发展规划以崭新的面目、丰富的内涵和较强的适应性去指导市场经济的发展，②区域规划工作由此得到蓬勃发展。
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区域规划工作的历史回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区域规划的发展和演变大致经历了以下四个阶段：1.20世纪80年代初：编制和实施地区国土开发整治规划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在区域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上发生重大转变，即从片面追求平衡发展方针开始逐步转向扬长避短、发挥各地区的经济优势、搞好地区间的分工协作，促进国民经济更快发展的方针。
2008年第11期《》○徐铁从“非均衡”到协调发展我国是一个国土辽阔、地区经济发展差异明显的大国，各地区发展的不平衡由来已久。
建国前，我国现代工业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区，新中国成立以后，如何缩小各地区的发展差距，一直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着重关注的重大战略问题。
毛泽东在1956年《论十大关系》中就强调要处理好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
从建国初期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我国注重缩小沿海与内地差距，实现区域均衡发展。
这不仅清晰地体现在上世纪50年代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的区域分布上，而且体现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三线”建设的规划布局中。
一、“两个大局”推动东部先富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发表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第一次提出“先富”思想，指出：“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
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
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
”邓小平的这一思想是在客观分析我国区域经济状况、反思建国以来区域经济发展的经验教训并重新审度国际形势的基础上提出的。
根据邓小平的上述思想，中央对区域发展政策进行了调整，放弃了改革开放以前实施的基于公平但牺牲了效率、具有“平均主义”特征的区域均衡发展政策，充分利用东部沿海地区的优势，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以迅速提高国家的整体经济实力。
为了加速东部沿海地区的发展，在对其进行投资倾斜的同时，还在这些地区率先实行对外开放：在东南沿海建立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等4个经济特区之后，1984年开放了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在这些城市实行特殊优惠政策；1985年2月，中央决定将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闽南厦漳泉三角地区的61个市、县开辟为沿海经济开放区；1988年4月，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设立海南省并正式设立海南经济特区的决定。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区域政策的四次调整及其研判作者:朱文晖张玉斌(朱文晖，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北京100872；张玉斌，哈尔滨市经济研究所，黑龙江哈尔滨150000)[摘要]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历了三次区域政策调整。
第一次调整是在1980-1992年对广东和福建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令广东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广东成为中国经济实力最强的省份；第二次调整始于1990年的浦东开发开放，上海重现国际大都市的雏形，长三角成为全球瞩目的热点；第三次调整始于1999年底中央决定推行西部大开发，但到目前成效不甚明显。
在2003年，中国的区域发展重点有所调整，即第四次区域政策调整，东北和华南（包括香港在内）成为优先突破的区域。
中国区域政策发生作用的逻辑如下：中央的政策提供区域发展的启动机会，地方政府的响应能力决定区域发展的速度，市场原动力的形成决定了策调整的成效，而外向型和内源性经济的良性结合将是区域优势能否持续的关键。
[关键词]区域政策调整中央与地方政府行为市场力量［中图分类号］F1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6623(2004)01-0037-06[收稿日期]2003－12－12[作者简介]朱文晖（1969－），经济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香港理工大学研究员；研究方向：国际经济、区域经济。
张玉斌（1964－），哈尔滨市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研究方向：经济地理、公共政策。
经济增长与平衡发展的“倒U字型”相关规律，决定了一个发展中国家为取得良好的经济绩效，在一定时期内必须适当集中资源，采取不平衡的区域发展战略。
区域政策是政府推行不平衡发展战略的主要工具。
1949以来，中央的区域政策几度决定了中国各区域的发展。
计划经济时期，中国的区域政策更多受国防战略和社会主义公平原则的双重约束，一方面区域间实行平衡发展，由此全国投资重心大踏步向西转移；另一方面强调区域自成体系，全国绝大多数地区以重工业为主体，生产力接近原料地布局成为主导倾向，区域的发展受制于计划经济的人为配置，在微观效率方面差强人意。
改革开放后，中国采取不平衡的区域发展战略，实行“让一部分地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启动了经济的快速成长。
在此后的二十余年，中央的政策对各区域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与此同时，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对区域发展的影响力也不断上升，资金、人力资源等生产要素更为顺畅地流向利润率高的地区，区域间的差距在市场作用下自我强化，反过来又影响政府的区域政策。
2003年中国新一届政府上台后，启动了新一轮区域政策调整。
在这种情况下，评估以往中国区域政策的成效，探讨其在市场经济不断深化条件下的有效实现策略，是十分必要和现实的。
…………对四次区域政策调整的研判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区域政策经过了四次调整，前两次调整对一个地区的兴衰都至关重要，也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全国市场经济体制和全国统一市场的演化和形成，令珠三角和长三角形成了市场资源吸纳能力。
但是，第三次政策调整对区域优势的影响却大不如前。
导致这种结果的原因是，广东和长三角的经济基础较好、当地政府和居民的竞争意识强，一旦中央的政策到位，当地的各种条件马上会主动配合，在短时间内形成竞争优势。
而西部地区的基础条件落后，当地居民的教育水平、竞争意识等远远无法与沿海地区相比。
从这个意义上看，西部大开发要见到成效需要相当长时间。
在这个过程中，随着后WTO时代的来临，中国的市场化水平全面提升，包括珠三角、长三角在内的各地区都将在已有的优势基础上，利用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强化自身的发展，西部地区的区域优势形成的速度难以赶上东部地区的进展，从结果上看，体现为西部大开发后东西部的落差在继续拉大。
而第四次区域政策调整，比较充分考虑到了市场经济的力量，其见效的时间应该远远快于前三次。
从中国四次区域政策调整中，可以总结出如下结论。
1.中央的区域政策可以在相当程度上主导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轨迹。
过去20多年来，中国经历着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
在这个过程中，中央的区域优惠政策、中央和地方互动关系，对一个地区的发展能够起到关键的启动作用。
中国的对外开放和中央与地方关系改革从珠三角开始，走的是“摸着石头过河”的道路，中间出现过多次反复（如1985年、1987年对特区的大讨论）[5]。
虽然这种反复经过讨论之后都以进一步的开放而告终，但这表明对特区和广东的开放政策是有很大争议的。
从中央角度看，总要有人为中国改革开放探索路子，自然应鼓励广东大胆尝试。
广东在打破中国计划经济体制方面发挥了巨大的示范作用，如“时间就是金钱，效益就是生命”等影响了整整一代人的观念，也带来了广东经济在80～90年代初在中国独领风骚的局面。
在80年代广东的开放和改革获得初步成功的基础上，1990年提出的浦东开发开放是国家战略，从始至终、无论国际环境如何变化都没有出现过大的反复，从国家领导人的频频视察，新闻媒体的反复宣传，到APEC等大型国际会议的召开和申办2010年世博会，都反映出上海获得的优惠政策力度和持续性远超过广东，上海也是在这个过程中，从计划经济的老城市脱胎换骨为一个国际大都市。
与此对比，西部大开发优惠政策虽然比照上海和广东，在财政的转移支付方面甚至更强，但由于其涉及的地域范围太广，其针对性和资源的投放集中度差距太远，政策的成效相对有限。
有了前三次区域政策调整的经验和教训，第四次调整的成效是明显可期的。
笔者预计，三年左右的时间内，东北的振兴就可以大见成效，大珠三角也能迅速再创新优势。
2.在中央政策到位后，地方政府响应能力决定了区域发展的速度。
在第一次区域政策调整中，广东与中央形成了良好的互动关系。
中央对广东充分放权，广东政府以尽量减少对经济活动的管制为改革方向，开始了自下而上的发展。
在短缺经济时期，这种彻底放权的模式能够迅速调动各种资源，大规模制造供给能力，令广东的工业在短短10年时间内在贫乏的基础上崛起到全国的前列位置。
在第二次区域调整中，长三角的发展模式与广东的模式基本相反（浙江除外），主体是以规划管理型的政府操作模式主导经济发展。
80年代上海一直在学习广东的经验，但由于其以国有经济为主体的微观经济基础，上海在蓬勃发展的中国经济中一直处于“边缘化”状态。
以中央政府制定浦东开发开放政策为开端，上海开始了一次自上而下的经济改革之路。
强势政府提供市场替代的行为，与上海长期的计划经济传统有一定的内在联系，上海政府得心应手，在短短十年时间内就令一个具有沉重历史包袱的特大城市焕然一新，上海因此成为全国学习的榜样。
第三次区域政策调整中，西部地区的政府，除重庆、成都等个别城市外，普遍不具备相应的响应能力，无法将中央的优惠政策与本地的优势有机结合起来，无法形成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区域优势。
从未来看，广东对第四次区域政策调整的响应将可能是极为迅速和充分的。
而且，这次调整还将实行“一国两制”的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纳入到一个中国对外开放的整体框架下，从而给中国的区域发展增加了新的内涵和动力。
在第四次调整中，东北能否有所作为、有多大作为，在很大程度上也在于东北的地方政府如何响应，如何在上海的“自上而下”和广东的“自下而上”经验中找到平衡点。
对于东北不同地方而言，在某个时间段上，地方主要官员的魄力和政府队伍的素质将可能起相当大的作用。
3.市场力量是区域优势的原动力由于中国经济体制迅速向市场经济演进，在四次区域政策调整当中，各个地区发展的原动力是市场力量。
无论是中央政府的优惠政策、还是地方政府的响应，都落实在如何在本地区迅速形成市场资源吸纳能力和吸纳机制，加速推进本地市场经济力量的发展。
应该说，在中国区域发展过程中，政府在发动经济增长中已发挥出了很大的成效，特别是在构筑区域竞争优势的过程中，未来的政府替代还有很大的空间。
但无论政府在区域经济发展中有多大的作为，经济增长的原动力始终是市场力量，政府的替代应当顺应市场的力量，不可以违背市场的趋势自搞一套，重蹈计划经济的覆辙。
因此，正如上海市政府总结的，政府的规划和推动要讲究阶段性和时效性，一旦市场形成了良性循环，政府就要坚决退出，放手让市场力量发挥作用，并将政府有限的资源投入到更有效率的地方去。
而广东最近在推进重工业化的过程当中，秉承的也是市场主导的原则，即政府做出规划，建设好港口、道路等基础设施，具体的投资则由跨国公司、上游的大型国有企业、民间企业等来进行。
从这个意义上看，西部大开发成效不彰的主因是当地的市场原动力不足，需要从人的意识、基础设施、以至于自然生态等最基础的地方从头做起。
对于现在属于不发达地区的东北来说，由于民营经济不发达，外资进入偏少，振兴东北的当务之急也是要迅速建立起地区集聚优势，吸引国内外资本向东北地区流动，增量的加入才能有利于存量的盘活，才能化解东北地区一系列的内在问题。
区域集聚优势的形成，有其内在的市场机制，必然是市场的力量吸引各种资源到特定的地区进行组合，在缺乏创新机制和产业基础的地方，显然无法在短期内创造出人为的集聚优势来。
当然，完全依靠市场力量的自发作用，也不能迅速形成区域集聚优势。
因此，地方政府在关键时刻的强有力的推动是必不可少的。
在中国长三角和珠三角两大区域发展模式中，长三角以上海为代表的“强政府”开展“市场替代”的发展模式应引起东北官员的高度重视[6]。
4.全球化下可持续的集聚优势：外向型与内源型经济的关系在前两次区域政策调整中，广东和上海的起步阶段都主要体现为利用中央政策形成国内“ 政策高地”，拉动国内范围的资源集聚（如80年代各省市在深圳设立办事处，90年代各省市在浦东圈地盖楼）。
这种资源的集聚有很大部分是从全国其他地区而来。
在吸引国内其他地区资源的过程中，虽然政府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主要是通过市场机制，吸引外地资金的进入，进而与本地的资源形成循环。
这个过程在珠江三角洲体现为80年代的固定资产投资高速增长，工业产出急速增加；在上海体现为90年代的固定资产投资高速增长，城市面貌大幅度改善。
珠三角成为投资创业的沃土，上海吸引外地企业总部进驻，莫不与国内其他地方的资金相关（外地资金90年代初到广东炒土地，21世纪初上海的房地产热则是另外一种表现）。
相比而言，江苏和浙江主要通过面向全国市场的销售形成内源型资源的集聚，也取得了相当的成功。
更关键的是，在内源型资源集聚启动以后，珠三角和长三角有效地形成了国际资源的集聚。
从绝对数量来看，虽然国际资源不如国内资源，但它能够为当地开辟新的产业发展空间，形成新的产业集聚带。
这种国际资源积累，既体现为外资的投入，也体现为面向国际市场的销售。
珠江三角洲的轻工制造基地、上海——南京一线的重化工业带，深圳、东莞、苏州的电子信息产业发展，以至于今天广州的汽车、惠州和珠海的石化产业，都与国际资源有密切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