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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箴》解读《官箴》解读,领导书屋,李文海约3513字官箴中提出的具体要求有四:一要洁己自律，“万分廉洁，只是小善;一点贪污，便为大恶”;二要节用养廉，“倘奢侈任意，饮食若流，是亦坏心术之萌蘖也”;三要拒绝贿赂，所谓“从严有名士，不用无名钱”、“士大夫若爱一文，不值一文”;四要力勤奉公，“凡事之所当办，时时察之，汲汲行之”、“勿以酒色自困，勿以荒乐自戕”。
最近出版的乔立君主编的《官箴》，收入了清世祖即顺治皇帝的《御制人臣儆心录》(以下简称《儆心录》)，读一读这部作品，对我们了解封建帝王心目中的好官(书中称为“纯臣”)标准，很有好处;其中有些议论，在今天也并没有失去它的历史借鉴意义。
在我国古代浩如烟海的典籍中，以官箴为内容的很多。
古代官箴的编撰者深知官场之弊，故其笔下多有为吏之道的经验之谈。
阅读这类书籍，可以使人们从思想上认识到，从忠君守道到廉政爱民，树立为官的官德和人品。
所谓官箴，用现代通俗的话来说，就是对为官者的规戒和劝勉，就是做官的座右铭。
世人最为熟悉和称赞的官箴，应该算是从宋朝开始立在全国各地州县衙门前的那块16字的“戒石铭”——“尔俸尔禄，民脂民膏。
下民易虐，上天难欺”。
最早而又最为具体的官箴，应该是出土的《云梦秦简》中的那篇《为吏之道》开篇提出的“精洁正直”、“审悉无私”等一系列做官的原则，并将“五善”、“五恶”作为区分好官与坏官的标准。
其中对官吏的要求十分具体，由此可以看出当时对吏治是非常重视的。
历代官箴中，比较著名的有北宋陈襄的《州县提纲》，南宋吕本中的《官箴》、真德秀的《西山政训》，元朝张养浩的《为政忠告》以及清朝石成金汇编的《嘉官捷径》等等。
古代的官箴除了极个别的以外，绝大多数都是由地方官自行制定的，其内容陈述的都是为人做官的一些基本要求，诸如为官清正廉明、慈爱百姓、兴利除害、执法公正等等。
而廉洁奉公无疑是所有官箴共同的和基本的要求。
归纳起来，官箴中提出的具体要求:一要洁己自律，“万分廉洁，只是小善;一点贪污，便为大恶”;二要节用养廉，“倘奢侈任意，饮食若流，是亦坏心术之萌蘖也”;三要拒绝贿赂，所谓“从严有名士，不用无名钱”、“士大夫若爱一文，不值一文”;四要力勤奉公，“凡事之所当办，时时察之，汲汲行之”、“勿以酒色自困，勿以荒乐自戕”。
官箴究竟是为官准绳还是道德裱糊？作者：暂无来源：《廉政瞭望》 2021年第3期文本刊全媒体记者曾勋“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
公则民不敢慢，廉则吏不敢欺。
公生明，廉生威。
”在陕西西安碑林博物馆中，有这样的36字官箴碑，至今仍对为官者产生着影响。
这则官箴的大致意思是说：官吏不害怕我严厉，而害怕我廉洁；百姓不服我的才能，而服我的公正。
办事公正，百姓就不敢怠慢；居官清廉，属下就不敢有所欺瞒。
为官公平公正，才能使政治清明；做官清正廉明，才能树立威信。
这块石碑由来颇为曲折，它能代代相传，由此亦可窥见，官箴作为官员从政道德思想的承载体，自古以来就扮演着教化官员、反映政治生态的重要作用。
36字官箴的流传践行清朝乾隆年间，一名叫颜希深的24岁年轻新官，出任山东泰安府知府。
一到泰安，他就主持创建了泰安试院，之后，周围的文人士子纷纷从济南改道泰安来考试。
一时，泰安文人荟萃，当地的文化教育事业突飞猛进。
有一天，刚刚办完公的颜希深在府衙活动筋骨，偶然在墙壁上看到前泰安知州顾景祥于明孝宗弘治十四年（1501年）刻下的一块“官箴碑”，碑上刻着的，正是那36字的官箴。
读罢碑文，颜希深感慨万千，觉得此箴“言约意深”，精准地概括出了做官的要领和道德标准。
于是，他命人将36字刻于碑上，并附以跋文，立于府衙的西厢房旁边，当作座右铭。
颜希深先后出任贵州巡抚、云南巡抚，为官一任，体察吏治弊端，勤政之心有口皆碑。
清嘉庆十九年（1814年），颜希深的儿子颜检从京师调任山东盐运使，彼时的泰安知府名叫汪汝弼，他将36字官箴的石刻拓下来寄给了颜检。
颜检阅后，深深敬服父亲为官清廉、造福于民的品质，并立志继承先父的家训，先后在浙江巡抚、贵州巡抚等任上多有为官建树。
调任山东盐运使的同一年，颜检又赴任浙江巡抚一职。
这时，他的儿子颜伯焘于中二甲进士，授翰林院编修。
颜伯焘到浙江省亲，颜检拿出父亲颜希深任泰安知府时所刻官箴的拓本，告诫儿子：“你即将进入波诡云谲的官场，一定要懂得做官为人的原则，这是你爷爷生前的座右铭，也是我们家祖传的教诲。
浅谈古代官箴书中的廉政思想本文从网络收集而来，上传到平台为了帮到更多的人，如果您需要使用本文档，请点击下载按钮下载本文档（有偿下载），另外祝您生活愉快，工作顺利，万事如意！一、官箴略论官箴，从字面意义上讲，“官”是指各级官吏，“箴”含有规劝、告诫的意思，二者合用，是指对从政者给予有益的规劝与告诫，以期廉洁从政，善待百姓。
在中国古代，官箴文化源远流长，其滥觞于西周，形成于战国秦，确立于汉唐，发展于宋元明清。
古代官箴书的作者有皇帝、重臣，更多的是有丰富从政经验的州县官员和幕僚。
书中含有大量的为官之德和从政之道，而廉政作为重要的为官之德，书中有大量表述，这些廉政思想至今仍值得我们借鉴。
二、官箴中的廉政思想清廉是官员的优秀品质。
官箴认为，清廉是为官的最基本要务，不论官职高低，具备什么才能，都必须具备清廉的品质。
《周礼》以六计判断群吏之治，分别为廉善、廉能、廉敬、廉正、廉法、廉辨，这六者皆以廉为本，“可见人苟不廉，虽有他善，亦无足录。
”官箴认为，官员保持清廉如同妇女保持贞洁一样重要，一旦贪腐，就不再清白了，所以应格外珍惜。
“惟士之廉，犹女之洁，一朝点污，终身玷缺。
”官员清廉与否是衡量官员人格高下的标准，认为“士大夫若爱一文，不值一文，”“士大夫若清廉，便是七分人了。
”为官不可贪贿，官箴书给出了以下几点原因:第一，贪坏心术。
为官如贪，必不能心地光明正大，在诉讼案件中必“瞒心昧己，颠倒是非”。
第二，贪失公职。
官员既然按期领取国家的俸禄，就不应该再去受贿，否则就会违法而被开除公职，是“以贿易身”，最终必将“失禄失身”。
如西域商人剖身而藏珠，是一种愚蠢的行为，“身既亡矣，珠亦何有?”第三，贪损声名。
官员如不廉洁，必会声名狼藉，如果事事贪贿，必会招致人人唾骂。
即使不事事贪贿，而贪贿的名声已经传出去了，别人也会认为“是官也，非贿不行。
”第四，贪易致百姓上控。
办案官员如接受原告或被告的贿赂，若事情办不成，行贿者必会索贿。
63No.05中国发展观察文化古代的官箴与官戒陈忠海知古鉴今陈忠海，本刊专栏作家、文史学者，长期从事金融工作，近年来专注经济史、金融史研究，出版《曹操》等历史人物传记8部，《套牢中国：大清国亡于经济战》《解套中国：民国金融战》等历史随笔集6部，发表各类专栏文章数百篇。
官箴指的是有关做官的箴言，官戒是对官员提出的警示或诫勉。
在中国古代，官箴和官戒是一种专门的文体，《四库全书》将其归入史部职官类官箴属，这是一个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文体门类，构成了中国古代的官箴文化。
为官之道官箴和官戒的具体形式不仅有箴言、戒言一类的文章和著作，还有诰命、誓言、训、铭、诫、规、谕等，甚至还有相关的碑铭、堂联等。
最早的官箴可以追溯至上古时期，相传黄帝曾经给自己立过箴言，称“悔己”，内容是告诫自己不要残害老百姓、倒行逆施。
周武王时期出现了《虞箴》，内容是：“茫茫禹迹禹迹，画为九州，经启九道。
民有寝庙，兽有茂草；各有攸处，德用不扰。
在帝夷羿，冒于原兽，忘其国恤，而思其麀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兽臣司原，敢告仆夫。
”虞人是当时掌管田猎的官员，《虞箴》是虞人为劝戒田猎而作的箴谏之辞。
早期的官箴，有许多带有自勉和“谏君”的含义。
春秋战国以后，官箴的内容逐渐集中于对官吏的诫勉和规范，如出现在战国时期秦国的《为吏之道》，就是用儒、道等思想对官吏提出要求和准则，比如乘马车不能太匆忙，而要“与民有期，安驺而步，毋使民惧”，意思是路上遇到百姓，要让开道的驺骑慢慢在前边走，不要惊吓到百姓。
再如“将发令，索其政，毋发可异使烦请”，意思是下达命令时务必要准确，不能让下属反复来请示。
不过，总体而言，早期的官箴着眼点并不在官员们具体的行为规范上，而更着眼于对官员们提出一些原则性要求。
《论语》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说的就是为官之道，强调的是忠君。
《论语》里还说做官“譬如北辰”，原因是“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强调的是为官者要爱民，只有爱民才能得到百姓拥戴。
Feb,2017 / PEOPLE'S TRIBUNE143古代官箴是古人为官的智慧结晶，体现出人之为人、官之为官的深刻道理。
汲取古代官箴的精华内容，并将其与现代社会的政治生态环境相结合，探索出适合现阶段官德建设的有效路径，并内化为领导干部的行为准则和道德要求，是领导干部更好地发挥实事求是精神、为人民服务、起带头作用的重要渠道。
“先做人、后做官”，是官员的基本道德操守领导干部保持清廉的作风，是建立风清气正政治生态环境的重要依托和基本保证。
在古代官箴中，清廉同样是官员的重要品质。
“惟士之廉，犹女之洁，一朝点污，终身玷缺”，“明有三尺，一陷贪墨，终身不可洗濯。
故可饥可寒、可杀可戳，独不可一毫妄取”等官箴表明，领导干部是否清廉，能直接反应出其人格的高下。
官员只有做到清廉，才能不被外物所利诱：“居官首重维清，察吏莫严于守，故爵位虽有崇卑，究以不贪为宝，才具虽有长短，要必无欲则刚，是操守实立身之根基，而持廉乃计吏之先务。
”可见，清廉是实现德政的前提。
官箴云，“廉非为政之极，而为政必自廉始。
惟廉则欲必寡，欲寡必公”，这些都强调了官员要具备较高的道德修养。
官德素养是以一个人的社会道德修养与社会道德实践为基础的，“先做人、后做官”，是官员的基本道德操守。
在传统社会中，官德对道德修养有着较高的要求，以民为本、秉公持正、厉行节约、勤政爱民等优秀思想，树立了崇尚清廉、鄙夷贪腐的从政之风。
此外，高尚的人格和优秀的官德素养同样重要。
党员领导干部必须时刻坚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理想信念，始终坚持以民为本、为人民服务的基本原则，从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开展工作，在工作中树立良好的政绩观念，在思想意识上严格要求自己。
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形成良好的选人用人导向中国历代统治者都十分重视对官员的选拔任用，并制定了相关标准来规范官员的行为，注重官员道德修养的提升。
在选拔任用方面，强调要“考其德行，察其道艺”，将官员道德修养放在首位，为日后官员更好地履行责任、为民服务奠定基础。
清代官箴书中的为官之德和从政之道中共中央党校文史教研部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岑大利官箴书，是中国封建政权训导官宦从政治国的官方典籍。
它产生于战国，成熟于汉唐，发达于宋元，大盛于明清。
其作者有皇帝、大臣，但更多的还是州县官员和幕僚。
清代的官箴书集中国历代官宦的从政经验和为官道德之大成。
与前代的官箴书相比，它主要面向基层官吏，具有更强的针对性和实用性。
据不完全统计，清代的官箴书约有500余种，包括训诫格言、公犊选编、州县官入门、幕学书、传记汇编、从政自传和统治艺术汇编等多种形式。
清代的官箴书突出反映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内涵，是研究中国封建政权官吏的为官之德和从政之道的宝库。
一为了保证封建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清王朝的统治者们继承儒家文化的伦理观和统治术，运用各种方式教育其各级官吏按照皇帝的意志行事。
官箴书因其特有的教化功能而受到重视。
实际上，自明清以来，由于官场竞争日益激烈，官宦深陷其中，难以自拔。
尤其是大量“新手”入仕，迫切地需要学习和研究官场之道。
于是，官箴书大行其道，得以风行和发展。
清代官箴书的第一类内容是阐述官员的道德标准和行为准则。
载有这部分内容的官箴书在全部官箴书中占有相当比重。
那么，清朝统治者们希望自己的官员具备什么样的道德和行为呢？从官箴书中大量的为官训诫里，可以梳理和概括出公、仁、清、慎、勤、诚、敬、和、宽、忍等10项要旨。
所谓公，就是官员应以国家利益为己任，去私心，树公心，正确地行使权力，公平执政。
所谓仁，就是官员应以仁爱之心对待百姓。
“视小民如儿女，知养知痛，见饥寒困苦者，酸鼻痛心，如自家子孙失所，见昏愚凶悍者，抚膺顿足，如自家子弟颛蒙，汲汲皇皇。
”[1]只有官员爱民，民才能听从他的话，就像听家长的话一样。
所谓清，就是官员应律己以廉，以廉为美德。
贪污，是官的丑行。
官不廉就像女不洁。
不廉的官员即使有其他美德，也不足称道。
官员怎样保持清廉？就是要省嗜欲，崇节俭。
欲望多了，花费就多，薪俸就窘迫，就要想办法弥补不足。
官箴:古代官员的为官指南作者：暂无来源：《廉政瞭望》 2019年第3期与现代社会有各种系统、成熟的培训不同,古代官员刚进入仕途时毫无经验,很难快速适应官场。
而官箴记载了一些居官格言,初入仕途的“新手”熟读这些箴言,可以汲取前辈官员的为官从政之道,迅速进入角色。
经过历代以来不断发展、演变和积累,也就形成了内涵丰富的官箴文化。
重在“攻疾防患”与为官之道《文献雕龙》指出:“箴者,所以攻疾防患,喻针石也。
”这里所说的“针石”也称“箴石”,“针”即针刺用的工具,“石”指的“砭石”,是像针一样的石头。
《素问》称“病生于肉,治之以针石”,也就是通过针刺、砭刮的办法来治病,由此形成了“针砭”这个词,比喻发现或指出错误,找到摆脱困境或解除弊病的方法。
箴石可以“攻疾防患”,箴言则可以帮助人们解决思想上的困病。
箴言的类型有多种多样,其中有一类重要的箴言是对从政者提出的,自古以来就受到人们的重视,这类箴言通常是一些道德戒律和行为规范,称为官箴。
最早的官箴可以追溯到周武王时期,《左传》记载:“昔周辛甲之为太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阙。
”辛甲是商末周初的史官,他倡导百官“官箴王阙”,即以箴言的方式针砭国君的缺失,得到百官响应。
随着古代王朝政治制度不断完善和官员队伍逐渐壮大,官箴也得到不断地发展,形成了内涵丰富的官箴文化,其内容也逐渐集中于对各级各类官员的劝诫方面。
到了唐代,朝廷重视用官箴文化教育和警戒广大官员,一些做过官的文人学士,创作了许多“官箴诗”“官箴文”,如韩愈的《五箴》、皮日休的《十箴》、柳宗元的《诫惧箴》等,朝廷则推出了集大成式的官箴《臣轨》,阐述为臣者的正心、诚意、爱国、忠君之道。
除此之外,唐朝统治者还利用各种形式宣扬官箴文化。
《旧唐书》记载,武则天天授二年(691年)二月,“朝集使、刺史赐绣袍,各于背上绣成八字铭”,这8个绣在官袍上的字是什么,史书没有具体记载。
不过,次年正月武则天又“赐新除都督、刺史绣袍,绣作山形,绕山勒回文铭”,此次赐袍所绣的是16个字:“德政惟明,职令思平,清慎忠勤,荣进躬亲。
古代官箴的涵义、起源、专著、传承和启示官箴涵义古代官箴一般有三层意思：一是指百官对帝王进行劝诫。
《左传·襄公四年》：“昔周辛甲之为大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闕。
”杜预注：“闕，过也。
使百官各为箴辞，戒王过。
”二是指指官吏对帝王所进的箴言。
唐王维《送韦大夫东京留守》诗：“慷慨念王室，从容献官箴。
”三是指做官的戒规。
明沉鲸《双珠记·弃官寻父》：“制行难期画虎成，事亲肯被官箴缚，尽孝何愁世网婴。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囯·醒世文》：“为官头顶守官箴，秉公正直奉法行。
”梁启超《新民说·论公德》：“近世官箴，最膾炙人口者三字，曰清、慎、勤。
”官箴起源中国最古老、有文字记载、垂训千古的官箴，大约出现于公元前一千年左右的春秋时期。
其中最著名的，要算《虞人之箴》了。
据《左传》襄公四年中的记载，《虞人之箴》是由一个叫辛甲的人推重而名于世的。
辛甲在西周任太史，人称辛尹。
他在太史任内，创导百官“官箴王阙”，以针砭国君缺失为己任。
他深感殷鉴不远，应以史为镜，以免历史悲剧之再演。
百官都响应他的召唤，递交官箴。
辛甲最看重的，正是《虞人之箴》。
虞者，管理田猎官员的称谓也。
《虞人之箴》不过六十余字，却道出了百姓的心声。
这份箴言写到：“茫茫禹迹，画为九州。
经启九道，民有寝庙，兽有茂草，各有攸处，德用不扰。
在帝夷羿，冒于原兽，忘其国国恤，而思其麀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
兽臣司原，敢告仆夫。
译成白话大意是：大禹皇帝足迹所至，把辖地画为九州，又开启水陆通道，让百姓住有所居，还有祖庙供祭祀。
牲畜兽禽，也有丰茂的草原生息繁殖，与百姓和谐相处，互不打扰。
夷羿本是夏之部落首领，弑夏登上王位，贪恋渔猎，把国家忧患放在脑后，却迷恋捕杀公兽母兽。
用武力过度杀生，会损害国家的元气。
作为兽臣，斗胆劝诫国君不要这样。
《虞人之箴》语言朴实，感人至深。
微言大义，振聋发瞶。
它在几千年以前，就提出了人与自然、人与兽“各有攸处，德用不扰”的思想，可见智慧是何等深邃超前。
古代官箴文化的思想体系中国古代官箴文化具有广博的思想意蕴和深刻的思想内容，为传统社会的防腐倡廉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
构建了完整的体系，即是为政之道，为政之德，为政之术的三者有机结合。
1·为政之道方面的内容。
为政之道是官箴文化的指导思想与基本准则，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与作用。
大致包括以下几项内容：(1)以“公”御私。
“公”是为政之道的重要构成，指的是为国以“公”、为政以“公”，以“公”御私方能秉公处理政务。
这是为政者必须具备的思想与准则。
《礼记·礼运篇》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即把“为公”视为大道的内容与指导，强调其对为政的重要作用。
此外，战国后期着名的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子也指出：“明主之道，必明于公私之分，明法制，去私恩”；又说：“人臣有私心，有公义。
修身洁白，而行公行正，居官无私，人臣之公义也。
污行从欲，安身利家，人臣之私心也。
”为此，“公私不可不明，法禁不可不审。
”即认为“为公”是建设清明吏治的关键与首要原则，惟有遵行“为公”的道义与原则，才能实现“富国强兵”的政治目标。
(2)以“忠”御奸。
“忠”同样是为政之道的指导思想与基本准则，其强调的是尽忠于国家，尽忠于民族，绝不变节。
与奸势不两立，成为御奸的重要思想武器。
若君王顺乎民心，代表国家，忠君就体现为忠于国家。
反之，昏君残民误国，就应起而率民反抗，绝不能实行“愚忠”。
孟子曾对齐宣王解释“汤放桀，武王伐纣”的天然合理性。
即所谓：“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
残贼之人，谓之一夫。
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
”在孟子看来，忠于国家与民族是绝对的，忠君则是相对的。
倘若独夫民贼执掌国柄，败坏国政，摧残民众，对他的放遂与征伐是救民于水火，是忠于国家与民族的具体表现。
大周天子武则天在《臣轨》中做了进一步阐释：即所谓：“夫事君者，以忠正为基。
忠正者，以慈惠为本。
故为臣不能慈惠于百姓，而曰忠正于其君者，斯非至忠正者也。
”下注云：“至忠之臣，则先慈惠百姓，而后忠正于其君也。
”很显然，在惠民与忠君的取舍上，武则天更倾向于惠民的重要性。
凡忠君者必先惠民，惠民才能获得民心，而民心的向背又往往决定国家的存废。
(3)以“信”御诈。
“信”指诚信，也是为政之道的指导思想与基本准则。
主政惟有诚信，方能有效地抵御狡诈。
即如古人所解释说：“诚为无虚操，信为不愆期，言能忠诚信实者，则人皆爱矣。
”把诚信作为当政者的重要原则与为政品格，认为惟有讲诚信方能赢得天下人的拥戴。
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强调为政诚信的极端重要性。
即所谓：“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为政诚信者：“为上易事，为下易知”吕不韦主持编纂的《吕氏春秋》也指出为政诚信的必要性。
即：“信之为功大矣，”注云：“故君臣不信，则国政不安，有倾危也；父子不信，则家道不睦，失慈孝也；兄弟不信，则其情不亲，无恭友也；朋友不信，则其交易绝，不能久矣。
”把诚信与否，看作是关乎国家安危，家庭和睦，朋友交往的重要准则，不可或缺。
同时也将诚信作为为政者抵御奸诈的有效手段与方法。
(4)以“和”御离。
“和”指的是合和，或者和睦，也是为政之道的重要准则。
“和”与“离”相对，是抵御分裂动乱的有效思想武器。
正如孔子所说：“礼之用，和为贵。
先王之道，斯为美。
小大由之。
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
”孔子把“和”视为推行礼义道德的最高目标，凡事都应以“和”为标准，“和”成为治世的准则，也是当权者追求的理想境界。
但实现“和”必须以礼义道德相约束，追求形式上的“和谐”，只做表面文章，是不能实现“和”的真实境界的。
2·为政之德方面的内容(1)以“清”御贪。
“清”指清廉，是为政者必具的官德，也是防御贪腐发生的重要思想武器。
正如武则天所说：“清静无为，则天与之时；恭廉守节，期地与之财”；“君子虽富贵，不以养伤身；虽贫贱，不以利伤廉。
知为吏者，奉法以利人；不知为吏者，枉法以侵人；”两相比较，可以得出：“理官莫如平，临财莫如廉。
廉平之德，吏之宝也”；因为：“吏能廉平，则患难远己，故为宝也。
”所以为政者必须懂得：“非其路而行之，虽劳不至；非其有而求之，虽强不得，越分故也；知者不为非其事，廉者不求非其有，知其不可故也”；惟其如此，“君子行廉以全其真，守清以保其身，富贵不如义多，高位不如德尊。
”武则天全面阐释了清廉之德于国于吏的重要指导意义，这不仅是她对以往官德建设的高度概括与总结，而且也是对贞观之治经验的抽象与升华，对后世的廉政建设产生了持久而深远的影响。
(2)以“慎”御懈。
“慎”指审慎或慎重，是为政者必须具备的官德之一。
“慎”与“懈”相对，成为抵御荒嬉的有力思想武器。
孔子阅尽春秋时期的历史沧桑，对为政以“慎”具有独到的见解。
他曾说：为政慎者“终日言，不遗己之忧；终日行，不遗己之患。
”曾子作为孔子的门徒，非常重视“慎”在为政中的作用，他认为：“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
”并主张认真贯彻“慎”的思想原则：“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曾子每日三次反省，反复追问自己的行为是否尽责，是否慎重。
这种审慎为人为事的精神，为后人所效仿，成为后世修炼思想品德的楷模。
武则天在此前的思想基础上又有进一步的发挥，她说：“夫口者，关也；舌者，机也。
出言不当，驷马不能追也”；而“言出于己，不可止于人；行发于迩，不可止于远；虽欲复止，其可得乎，故君子慎之也。
”并指出为政荒嬉，言行不慎的危害：“忧患生于所忽，祸害兴于细微”；“故言易泄者，召祸之媒；事不慎者，取败之道也”。
她认为为政当谨慎，惟其如此，才能实现“明者视于无形，聪者听于无声，谋者谋于未起”；“慎者慎于未成，不困在于早虑，不穷在于早豫”。
惟有“非所言勿言，以避其患；非所为勿为，以避其危”。
反之，“为所非为，必致倾危。
”武则天通过深入细致的剖析，论证了为政审慎的极端重要性，以及遵行审慎原则的必要性。
(3)以“勤”御怠。
“勤”指勤勉不懈的为政精神与道德操守。
“勤”的应用，早在西周时期已有记载，周成王发布《蔡仲之命》时曾要求他发挥这种精神，即“克勤无怠，以垂宪乃后”。
又如《尚书·周书·《吕刑》所载：“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只德。
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
”即把发挥勤政精神作为推行德政的思想动力，不仅拓展了“勤”的意境，也扩大了应用范围，对后世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南宋胡太初在《昼帘绪论》中有进一步发展，他说：“勤政之要，莫若清心，心既清则鸡鸣听政，所谓一日之事在寅也。
家务尽摒，所谓公而忘私也”。
惟有如此，才能“今日有某事当决，某牒当报，财赋某色当办，禁系其人当释，时时察之，汲汲行之。
”反之，“衔杯嗜酒，吹竹弹丝，宦游之乐，遂至狱讼经年不决，是非易位而知词讼愈多。
事机愈伙，不免司败之见诘。
”即是说清心寡欲才能勤于政务，公而忘私才能勤政不怠。
懈怠政务必将贻误国事，遭受追究受到惩治。
对于坚守为政之德，践行“清”、“慎”、“勤”三字精神，南宋吕本中在《官箴》一书中做过精辟的分析：“当官之法，惟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
知此三事者，可以保禄位，可以远耻辱，可以得上之知，可以得下之援。
”他认为：“此天下之要言，当官处事之大法，用力简而见功多”，但此三者，又是极难做到的。
因为“世之仕者，临财当事不能自克，常自以为不会败，持不必败之意，则无所不为矣”；所以应当“设心处事，戒之在初，不可不察。
”吕本中鞭辟入里的深刻剖析，使为政之德的三字箴言得以广泛流传，这对于当时端正官德官风，防腐防贪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至今也不乏重要的借鉴价值。
3·为政之术方面的内容。
为政之术指的是为政的艺术。
它是为政经验的高度概括，体现了中国古代为政的艺术化。
其主要表现为以下方面：(1)“刚柔相济”。
古人对为政刚柔相济的艺术，多有阐释，而以清代名幕汪辉祖讲述的最为精彩，即：“刚则易折，柔则易暗，应刚柔相济。
”他认为，当政不仅应有为政之道，为政之德，还应具备为政之术。
因为为政之术是保障上述二者贯彻的重要思路与方法，不可或缺。
因为为政过于刚强易受挫折，过于柔弱则被人埋没，而刚柔相济，才能达成治理的目标。
(2)“方圆相协”。
汪辉祖在总结以往的基础上，又提出“方圆相协”的为政之术。
即所谓：“方则显愚，圆则嫌猾，须方则方，须圆则圆，为有方有圆。
方圆乃立身之本。
”在他看来为政是一门艺术，也是官的根本。
在坚持原则性(方)的同时，也要具备一定灵活性(圆)，使为政的原则性与灵活性有机地统一起来，才能有效地达成施政的目标。
(3)“文武并用”。
“文武并用”指的是文武二手的结合使用，也是为政之术的重要构成。
他最早出现在《尚书·虞书》·《大禹谟》舜颂尧德时所说：“帝德广运，乃圣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为天下君”。
孔颖达注云：“广谓所附者大，运谓所及者远；圣无所不通，神妙无方，文经天地，武定祸害”。
这是对尧文武并用治国艺术的充分肯定。
而这种为政之术深刻影响后世，把教化与法律镇压相结合，形成了后世治世的传统。
以致出现了西周的“明德慎罚”，唐朝的“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明朝的“明礼以导民，定律以绳顽”的指导思想。
究其原委，无不源于此。
由上可见，为政之道部分的内容，反映出官箴文化的最高原则，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为政之德部分的内容，反映出官箴文化对官吏道德操守方面的要求，具有实际约束的作用；为政之术部分的内容，反映出官箴文化对官吏施政协调平衡的要求，发挥了重要的保障作用。
三者合一，即将指导原则与道德操守及实际运作相结合，从而建构了官箴文化的完整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