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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性格《Chinese characteristics》(中国人的性格)是西方人介绍研究中国民族性格的最有影响的著作。
由美国公理会来华传教士明恩溥（Arthur Henderson Smith）撰写。
书中描述了100多年前中国人，有高尚的品格、良好的习惯。
也有天生的偏狭、固有的缺点。
此为1894年刊本。
明恩溥的《中国人的性格》一书的内容1890年曾在上海的英文版报纸《华北每日新闻》发表，轰动一时；1894年在纽约由弗莱明出版公司结集出版。
这位博学、不无善意的传教士力图以公允的态度叙述中国。
他有在中国生活22年的经验为他的叙述与评价担保，他看到中国人性格的多个侧面及其本相的暖昧性。
他为中国人的性格归纳了20多种特征，有褒有贬，并常能在同一，问题上看到正反两方面的意义。
《中国人的性格》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不仅影响了西方人、日本人的中国观，甚至对中国现代国民性反思思潮，也有很大影响。
张梦阳先生对此曾有过专门研究。
[注]史密斯是位诚实、细心的观察家。
读者在阅读中不难发现这一点。
然而，诚实与信心并不意味着客观与准确。
因为文化与时代的偏见与局限，对于任何一个个人都是无法超越的，尤其是一位生活在100年以前的基督教传教士。
西方文化固有的优越感，基督教偏见，都不可避免地影响着史密斯在中国的生活经验和他对中国人与中国文化的印象与见解。
基督教普世精神、西方中心主义，构成史密斯观察与叙述中国的既定视野。
中国人的性格形象映在异域文化背景上，是否会变得模糊甚至扭曲呢？辜鸿铭说”要懂得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那个人必须是深沉的、博大的和淳朴的”，”比如那个可敬的阿瑟。
史密斯先生，他曾著过一本关于中国人特性的书，但他却不了解真正的中国人，因为作为一个美国人，他不够深沉。
”（《春秋大义》”序言”）美国传教士眼里的中国人的形象，并不具有权威性。
它是一面镜子，有些部分甚至可能成为哈哈镜，然而，问题是，一个美国人不能了解真正的中国人，一个中国人就能了解中国人吗？盲目的自尊与脆弱的自卑，怀念与希望，不断被提醒的挫折感与被误导的自鸣得意，我们能真正地认识我们自己吗？《中国人的性格》已经出版整整l00年了。
中国人的性格
从大处说，中国人的信仰不够扎实，可虚可实，可进可退。
在中国，能够通权达变的人才是真正的英雄，历代君主和杰出大臣都是八面玲珑精通权术的阴阳两道通吃的人物。
一代抗倭名将——戚继光。
戚继光世袭爵位，世代为官，为官清廉。
他在读书时谨记父辈教导，勤习兵法，以报效国家为己任。
但在为官以后，他的朋友俞大猷的遭遇，让他深受启发。
俞大猷屡建奇功，但总不得重用，甚至莫名奇妙的被降职，被抓进大牢。
戚继光深刻的认识到，只有一腔热血是不行的，为了自己为国献身的志向人情世故还是要做的。
所以他也搞起了请客送礼，拉关系，找靠山，尽管他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毕竟是违背了自己做人的原则。
在中国真正信奉儒学的只有读书时的知识分子和道学家。
读书人一踏入社会就学会了“变通”，不再做书呆子。
元钱，有的人半夜起来排队买五斤鸡蛋的有之，坐公共汽车抢座的有之，看到排队的不分青红皂白就去排队闹出笑话的有之，为别人多找给自己几毛钱暗自得意的有之。
对于一个个体来说，突破规则会给自己带来高效率。
而人人都不遵守规则，对于一个社会来说造成的是整个社会的低效，甚至是文明的丧失。
但是我们每个人都陷在这种低效中，不文明中不能自拔，甚至为自己的这点“小聪明“沾沾自喜。
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其实很简单，作为社会的公民的我们从来没有把自己当做社会的主人，我们是被管理者，被控制者，所以能从管理者、控制者中小偷小摸得得到一点额外的“自由”，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中重要的快乐的源泉，乐此不疲。
史密斯《中国人的性格》（中）史密斯《中国人的性格》（中）第十五章随遇而安我们这里要说的是，中国人对于舒适与方便的不讲究。
但这只是依照西方人而不足东方人的标准来说的。
因此，本章实际上主要是谈论东西方人在所谓舒适与方便问题上的根本差异。
首先看看中国人的服装。
在前面谈到中国人轻视外国人时，我们已经偶尔论及西方人的服装式样几乎不能力中国人所接受。
在这里，我们要说的是，中国人的外观打扮也会令西方人所难以接受。
中国人在外观打扮上，把头的前半部位的头发剃光，让本应得到保护的部位暴露于外；当我们看到—个伟大的民族居然会有这样一种反常的打扮习惯，肯定会感到意外。
如前所述，中国人是在刀尖之下被迫采取了这种削发方式，并以此作为忠诚于皇帝的标志，既然如此，我们就不必对此作进一步的关注，而只要看到这样一种事实：中国人自己并没有感到这样做有什么不舒适，或许她们压根儿就没想过要恢复明朝的削发方式。
同样，我们也只能这样地去看待中国人几乎一年四季，尤其是夏季，不戴帽子的习惯。
在炎热的夏季里，所有的行人都举着扇子遮挡太阳。
其中也有一些人是用阳伞，但肯定只是很少的一部分。
中国的男人常常因为是戴帽子而引起别人的讨厌。
据我们观察，中国的女人只有装饰用的头巾，当然，在挑剔的外国人看来，这头巾根本起不到装饰作用。
中国人认为，夏天带一把扇子在身边，就够舒服了。
在夏天，经常可以看到苦力们光着膀子，拼命地拉着沉重的盐船逆水而上，一边使劲地扇着扇子。
即使是乞丐，经常也是打着把破扇子。
中国文明有许多不可理解的现象。
据说这个民族是最早的游牧民族，照理说，在利用这一天赐良机方面，他们肯定有相当高的水平。
但是，他们却不懂毛纺技术。
唯一的特例是，我们看到这个国家的西部有一些毛纺业。
但这种技术并没有得到普及，我们仍然看到成群的羊漫游在山野之中。
在棉花传人之前的古代，这个国家人们的衣服是用诸如灯心草一类的植物纤维制成的，这一点是可以相信的。
但同样可以肯定的是，现在整个国家完全是依靠棉花织布制衣。
史密斯《中国人的性格》（下）史密斯《中国人的性格》（下）史密斯《中国人的性格》（下）第二十四章相互猜疑没有一定的互相信赖，人就不能在有组织的社会中生存，这是个勿容置疑的事实。
对中国这样一个组织高度严密、复杂的社会，更是如此。
尽管人们都承认这一点，仍有一些现象需要注意。
这些现象并不符合我们的观念，可对于了解中国的人来说，却是十足的事实。
我们所要讨论的主题是中国人的相互猜疑，这一性格特征其实并无特别之处，所有的东方民族都具备。
不过，中国的天才们无疑大大地改变了它的表现形式。
知道一些与己无关、但可能引起严重后果的事，就会十分危险，它会引起极大猜疑。
中国人如此，其他民族也不例外。
相互猜疑，在中国经久不衰。
最引人注意的是帝国各地的城中均围着高墙。
汉语中，“城”一词本身就包含着被墙所围的意思，就像拉丁语中的“军队”一词也有训练、锻炼的意思一样。
帝国的律法规定每个城市必须用一定高度的墙围起来，不过，它和许多其他法令相同，没有形诸文字，坚决要求实施，因为有很多城墙没有任何保护设施，任其颓毁。
在太平天国起义中，有一个城市曾被起义者攻破，并被占据了好几个月，尽管城墙没有被全部摧毁，可从那以后，十几年都没重修，还有许多城墙不过是薄薄的一层泥墙，连狗都可以任意爬进爬出。
所有这些颓败的现象只反映了帝国的贫困，一旦有危险警报出现，首先就是修城墙。
而修城又成了官吏或暴发户掠夺的最便捷的途径。
中国之所以有那么多城墙，是因为政府不信任百姓。
尽管从理论上说，皇帝是百姓的父亲，他的臣僚也被称为“父母官”，但所有的人都清楚，那只不过是一种说法而已，就像说“加”或“减”一样，百姓与统治者之间真正的关系是孩子与继父间的关系。
整个中国历史充满了起义，如果中央政府及时采取适当行动，大多数起义显然可以避免。
可是，政府并不想及时采取行动，也可能是它不希望这样做，或者有某些原因使它不能这样做。
起义正在悄悄地准备着，政府也知道，可官员们只是像乌龟一样地把头缩进壳里，或者像刺猬一样团成球，立刻躲进现成的防御城堡中，把动乱留给军队去收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