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罪刑法定原则之限度歧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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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罪刑法定原则论文摘要: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含义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
”刑法第3条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 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
”这一规定无疑昰从刑法典的高度确立了罪刑法定原则,具有历史进步意义。
一、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含义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含义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
”刑法第3条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
”这一规定无疑昰从刑法典的高度确立了罪刑法定原则,具有历史进步意义。
罪刑法定的最早思想渊源可以追溯到1215年英国大宪章第39条的规定:“凡是自由民除经贵州依法判决或遵照国内法律之规定外,不得加以扣留、监禁、没收其财产,剥夺其法律保护权,或加以放逐、伤害、搜索或逮捕。
”这一规定奠定了“罪刑法定”的思想基础。
17、18世纪,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进一步提出了罪刑法定的主张,将罪刑法定的思想系统化,使之成为学说。
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罪刑法定学说在资产阶级宪法和刑法中得以确认。
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第8条规定:“法律只应规定确实需要和显然不可少的刑罚,而且除非根据在犯罪前已制定和公布的且系依法施行的法律,不得处罚任何人。
”在此规定指导下,1810年法国刑法典第4条首次明确规定罪刑法定原则。
尔后,大陆法系国家纷纷在宪法和刑法中确立罪刑法定原则。
目前,这一原则已深深植根于现代各国的法治意识之中,成为不同社会制度的各国刑法中最基本的、最重要的一项准则。
罪刑法定原则的确立具有重大意义。
它不仅有利于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而且有利于保障人权。
罪刑法定原则的派生原则包括:排斥习惯法、排斥绝对不定期刑、禁止有罪类推、禁止重法溯及既往。
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要求是:罪刑法定化,即犯罪和刑罚必须由法律事先加以明文规定,不允许法官的擅断;罪刑实定化,即对构成犯罪的行为和犯罪的具体法律后果,刑法应作出实体性的规定;罪刑明确化,即刑法的条文必须文字表达确切、意思清楚,不得含糊其辞、模棱两可。
浅谈罪刑法定原则摘要:我国现行刑法中类推制度存在,与罪刑法定原则矛盾与否,我国在刑法中如何规定罪刑法定原则并在立法与司法中贯彻罪刑法定原则一直是讨论的热点。
关键词:罪刑法定原则犯罪罪刑新中国在经历了30余年没有刑法典的痛肌体验后,诞生了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从此也拉开了全面研究刑法学的序幕。
一、罪刑法定原则的含义及其价值蕴含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含义即“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
如果把一命题看作正命题,那么它的逆否命题“犯罪由法律名文规定,刑罚由法律名文规定”含义较为浅显,可简称为“罪刑法定”,虽然这两个命题是等价的,但我们总习惯于从罪刑法定原则的显性含义去理解,实际我们在理解罪刑法定价值蕴含时二者是不能偏废的。
二、关于我国罪刑法定原则立法化的建议罪刑法定原则能否成为我国刑法的基本原则,问题争论在我国刑法界持续了一段时间,通说持肯定观点,然而我国现行刑法中类推制度存在,与罪刑法定原则矛盾与否,我国在刑法中如何规定罪刑法定原则并在立法与司法中贯彻罪刑法定原则成为了讨论的热点。
笔者认为,在我国刑法修改的过程中在法律条文中应坚决取消不利于被告的类推。
理由如下;1、类推是一项具体的司法制度,它具有可操作性,不应该规定在实体法中与罪刑法定原则相冲突。
2、我国颁行的刑事诉讼法中没有规定严格的类推程序,因而类推缺乏程序保障。
3、类推定罪案件尽管是报请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的最高人民法院核准,这也是司法权对方法权的侵犯。
4、我国类推案件数量少、类型少,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说明类推没有存在的实际价值。
5、我国不利于被告的类推的价值选择是偏颇的,在我国有几千年封建传统,国家本位的思想观念浓厚的情况,司法实践中更易于侵犯个人(包括公民和犯罪分子)的权利,同罪刑法定原则统一的价值蕴含相矛盾。
那我们可以举几个例子来看一下。
例子1、甲医生对乙有仇,试图危害乙,在乙重病急需治疗之际,甲电话吩咐药剂师丙为乙配中药,乙服用后中毒死亡,甲成立故意杀人罪并无疑问,问题是丙在不知甲的杀人故意的场合,是否有罪?在认定丙的责任时,存在一个合理解释法律的问题,有关医疗法规规定,药剂师按医生开具的“处方签”配药的,即使出现医疗事故,药剂师也没有刑事责任,即注意义务完全由职位、技术都出于优位的医生承担。
浅论罪刑法定原则及其价值罪刑法定原则的含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条中作了明文的规定,即“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
”这一规定严格地限制了国家的权限。
罪刑法定原则的适用与维护公平、正义发生冲突时,坚持罪刑法定原则,以限制国家刑罚权的发动,保障人权作为其最终的价值选择。
罪刑法定原则作为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已有两百多年的历史,至今已成为世界各国刑法中最重要、最普遍的刑法基本原则。
罪刑法定原则在适用过程中避免了罪行擅断、滥施刑法,体现了民主及其对人权的保障,但他纯粹的形式性的限权却会导致与公平、正义相冲突的法律问题。
一.罪刑法定原则的立法价值我国1979年刑法没有明确规定罪刑法定原则,但却在其第79条规定了有罪类推制度。
后经过不断完善,从我国刑事法治、保障人权的需要出发,于1997年在刑法中才明文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并废止了类推。
1997年刑法第3条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
”这一原则的价值内涵和内在要求,在刑法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有助于推动刑事立法的完善和进步。
1.罪刑法定原则的立法化及立法活动的进一步完善。
刑法立法内容的完备,要求现阶段要有严格、必然发生的犯罪活动,都均有相应的罪刑规范来调整,这既是有效的防范犯罪的现实需要,也是罪刑法定原则的现实要求。
因为罪刑法定原则法定化是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要求,这不仅在于罪与刑的问题要以法律加以明文规定,更在于法定的罪刑规范要全面、客观准确反映现实的犯罪情况及惩治、防范犯罪的实际需要。
2.罪刑法定原则的立法化,对刑事立法具有科学性。
罪刑立法的明确化,是罪刑法定原则的又一基本要求。
这在《刑法》中作了明确的规定,要贯彻罪刑立法明确化的要求,必将从一个重要方面促进刑事立法的科学性。
从而促进刑法分则条文立法模式的进一步完善。
二.罪刑法定原则的司法价值在罪刑法定原则之下,法的明文规定是司法活动的前提性根据。
论述罪刑法定原则罪刑法定原则,这可真是刑法里超级重要的一个原则呢。
一、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含义就是说呀,什么样的行为是犯罪,以及对于这种犯罪应该处以什么样的刑罚,都得由法律事先规定好。
不能说今天法官看这个人不顺眼,就随便给他定个罪,想怎么罚就怎么罚,那可不行。
这就像是玩游戏得先知道游戏规则一样,大家都得按照这个规则来。
如果没有这个原则,那整个社会就乱套啦。
就好比在一个班级里,如果老师想惩罚谁就惩罚谁,没有一个事先定好的规则,同学们肯定会觉得特别不公平,然后就会各种不服气,这个班级也就没法好好管理啦。
二、罪刑法定原则的渊源这原则可不是突然冒出来的呢。
它可是经过了漫长的发展过程。
在古代的时候呀,法律可没有这么完善,那时候很多时候是君主或者当权者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公平和正义的重要性,于是就开始慢慢建立起这个罪刑法定原则啦。
这就像人类从野蛮走向文明的一个标志一样。
就像我们小时候不懂事,做事可能比较任性,但是随着我们长大,就知道要守规矩啦,这个原则的发展也是类似的道理呢。
三、罪刑法定原则的内容1. 法定化犯罪和刑罚必须得由成文法来规定。
比如说在咱们国家,就得是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才行。
地方上的一些小规定可不能随便就给人定个罪啥的。
这就好比在一个公司里,只有老板或者高层制定的正式规则才是有效的,下面的小团队不能自己搞一套惩罚人的规则。
2. 明确化这个法律规定还得明确呢。
不能模棱两可,让大家猜来猜去。
比如说不能说“做坏事就有罪”,这“坏事”的范围太模糊啦。
得明确说出来哪些行为是犯罪,比如盗窃达到多少钱算犯罪,抢劫在什么情况下怎么判等等。
就像我们给人指路,不能说“往那边走就对了”,得说“往东走500米,然后左转”这样明确的话。
3. 合理化刑罚的设置要合理。
不能说偷个苹果就判死刑,这也太夸张啦。
要根据犯罪的危害程度等因素来合理地设置刑罚。
这就像我们给别人的奖励或者惩罚都得和他做的事情相匹配。
浅谈罪刑法定原则的认识误区和立法不足院系学号姓名内容提要:罪刑法定原则自法定化以来,频频引起学界和法律界的争议,本文旨在选取争议中的几个小话题简要谈谈我所看到的对罪刑法定原则的认识误区和其在立法、司法中的不足。
关键词:罪刑法定、司法、立法罪刑法定,是指什么行为是犯罪和对这种行为处以何种刑罚,都必须预先由法律明文加以规定的原则。
这一原则是法治在刑法领域中的体现。
1810年,《法国刑法典》在其第4条中明确规定:“不论违警罪、轻罪或重罪,均不得以实施犯罪前未规定的刑罚处罚之。
”从此,许多国家都相继设立了这项原则,罪刑法定原则也因此成为了近代刑法的基本原则。
我国是在1997年修订刑法时将罪刑法定原则法定化的。
但是,罪刑法定原则的法定化仅仅为社会法治化提供了一个前提条件,其最终的实现还必须依赖于刑事司法。
我国新刑法自实施以来,有不少人对这一原则提出了质疑,经过对相关材料的学习,我认为在罪刑法定问题上也确实存在一些认识上的误区和立法、司法中的不足,这里由于篇幅有限,我将择其一二简述之:一、对罪刑法定原则的理解过于理想化。
罪刑法定原则要发挥其预定的价值功能有一个首要的前提,那就是刑事良法的存在,但现在看来这种良法的存在经常是一种美好的设想,因为良法的出现有两个基本前提,一是立法者要具有超人的理性的预见能力,而且,立法本身已经解决了法律的正义问题,法官只需依法办事即可;二是国家形势和社会生活要相对的静止,否则,已立的法典会很快与变革中的国家和社会脱节,甚至被适用法律者所抛弃。
但现实情况是:我国虽然实行人大立法制度,但人大立法在很大程度上以政策为导向,政策需要什么样的法律,人大就制定何等法律,诸多法理教科书都在告诉我们,先有政策后有法律,法律是党和国家方针政策的定型化,或者说政策被决策者认为成熟后就可上升为法律。
这种政策引导下的法律恐怕很难做到理性和足够的预见能力。
二、对刑法的基本特征与罪刑法定原则之间的内在联系认识不足。
罪刑法定原则的适用与问题分析罪刑法定原则,是刑事诉讼领域中的一个重要原则,也被称为法无禁止即可为,意思是只有明确规定为犯罪的行为才能构成犯罪并受到刑罚的制裁。
这个原则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它保护了公民的权利与自由,确保了司法公正与权威。
然而,在实际的适用过程中,罪刑法定原则也存在一些问题与困惑。
首先,一个被广泛关注的问题是罪刑法定原则的适用范围和界限。
罪刑法定原则要求刑事犯罪行为必须有明确的法律依据,但是具体到不同的法律制度和司法实践中,对于何为“明确的法律依据”有不同的解释。
有些人主张法律应该具体明确列举出每一个犯罪行为,而另一些人则认为法律可以以更宽泛的方式规定,只需满足某种特定标准即可。
这个问题的争议不断,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加以探讨和解决。
其次,罪刑法定原则的适用还涉及到对于特定罪行的定性和处罚力度的问题。
对于某些特定罪行,法律界和学者们往往会围绕该罪行是否是刑事犯罪、处罚的合理力度和方法等展开讨论。
例如,对于一些非暴力犯罪行为,有人主张将其纳入刑事犯罪范畴,而另一些人则认为应该以行政处罚的形式进行处理,以减轻司法资源的浪费和判决过重的问题。
这个问题的解决需要法律、学术界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以平衡公众对于司法罚赏的期望和需要保护被告权益的要求。
再者,罪刑法定原则的适用还需要考虑到社会变革和刑事政策的调整。
随着社会发展和变革,新的犯罪形式和行为逐渐浮现,这就需要法律跟进并不断修订、完善相关条文,以适应社会需求和保护社会秩序。
然而,这个过程往往涉及到法律的延伸和解读,容易引发对于罪刑法定原则的扩张性解读和争议。
因此,在法律修订过程中,必须注重平衡各方利益,确保罪刑法定原则的严肃性与司法权威。
最后,罪刑法定原则的适用也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和强化司法公正。
在司法实践中,刑事判决可能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包括审判员个人观念、社会压力、媒体影响等。
为了保证罪刑法定原则的适用,需要通过设立适宜的法律制度和规则,确保审判过程公正透明,并加强对司法机关的监督与约束。
论罪刑法定原则在我国刑事立法上的缺憾[摘要]在刑法理论上,罪行法定原则被称之为“刑法的铁则” [1]和理论基石,它的价值与功能是其他刑法原则无法替代的。
我国在1997年新刑法典第3条中确定了罪刑法定原则,可以说是我国刑事法治的一大进步。
罪刑法定原则虽已经在刑事立法上得以明确,但还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本文从刑事立法的角度对罪刑法定原则的不足进行探讨。
[关键词]罪刑法定原则刑事立法刑法典颁布以来,虽在法典的完善上做了很大的努力,但罪刑法定方面仍有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罪行设置模式不完整刑法是各种法律的保障力量和各类违法行为的最后制裁力量,在规范模式的设置上,应当采取“禁止性规范+惩治性规范”或者“命令性规范+惩治性规范”的模式。
罪刑法定原则应从“罪之法定”和“刑之法定”两个方面来要求:既不能仅有法定的罪没有法定的刑,也不能仅有法定的刑而没有法定的罪;反映到刑法规范上就是既不能仅有禁止性规范(或命令性规范)而没有惩治性规范,也不能仅有惩治性规范而没有禁止性规范(或命令性规范)。
但是,我国现行刑法典在这个方面做的却不尽如人意,以下从两点进行分析:(一)有罪不能罚。
由于法条设置的逻辑漏洞,导致严格遵照罪刑法定原则的刑事追究对于某些犯罪而言将变得困难重重。
例如,对于侵占罪。
刑法第270条规定为,“本条罪,告诉才处理”。
而按刑法第98条规定:本法所称告诉才处理,是指被害人告诉才处理。
如果被害人因受强制、威吓无法告诉的,人民检察院和被害人的近亲属也可以告诉。
根据被害人存在近亲属以及被害人可能被强制、威吓等立法规定,一般认为,“被害人”只能限于自然人而不可能是法人。
因此,如果犯罪人所侵占的财物属于公民私人所有的财物时,则非经被害人本人告诉不处理。
但是按刑法通论,侵占罪侵犯的对象应是公私财物,如果犯罪所侵犯的是国有财物或其他公共财物时,应当由谁来告诉呢?假由检察机关来行使告诉权,则侵占罪将转化为公诉罪,这就直接违背了法条所规定的侵占罪是告诉才处理的犯罪的立法宗旨,也违背了罪刑法定原则。
试论罪刑法定原则对刑法解释的制约作者:尹盛来源:《大经贸》2017年第10期【摘要】罪刑法定原则是刑法中基本原则之一,其在现代刑法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罪刑法定原则的应用,能够维护法制的统一,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在法治社会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基于此,文章从罪刑法定原则与刑法解释关系入手,分析了罪刑法定原则在刑法中的地位,并对其刑法解释的制约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刑法解释罪刑法定原则关系制约引言在“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同志强调,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式,全面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的一场深刻革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
刑法作为我国法律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罪刑法定原则与刑法解释的关系进行分析,能够更好地发挥罪刑法定原则对刑法解释的制约作用,为我国立法体系的完善提供必要的保障。
1 罪刑法定原则概述1.1 罪刑法定原则定义。
罪刑法定原则不仅是一个刑法原则,也是一个宪法原则。
罪刑法定,就是法院在判定一个人是否犯罪以及判处何种刑罚,必须依照法律的明确规定,不能随意判案。
将罪与刑明确法定,建立罪与刑的必然联系,这就对社会上一般人起着重要的鉴别功能,对欲犯罪之人也起着心理震慑作用,从而有利于预防犯罪。
1.2 罪刑法定原则的地位。
在刑法体系当中,罪刑法定原则是其最为基本的遵循原则,在司法活动以及刑事立法的全过程当中,始终贯穿于全过程的指导性原则即为刑法基本原则。
罪刑法定原则在刑事立法和司法领域占有绝对重要的地位,同样,在刑法的解释也应处于基础地位。
罪刑法定原則是一切刑事立法、刑事司法活动理论依据和法律底线,是“刑法的法律”。
在刑事案件的定案、受理、审判等过程中,其案件性质的合法性、受理过程的合法性、审判依据的合法性,都要参照罪刑法定原则的具体条款和规定。
立法与司法是罪刑法定原则重点负责和监管的两大领域,目的是努力确保立法和司法工作的有法可依,有法必依。
一般情况下罪刑法定原则都试图追求人权及自由方面的最高价值,最大限度在同一时间段当中实现对司法及立法权的限制,它总试图找寻二者之间的枢轴点,也正因为如此,其对刑法解释也产生了足够的发挥空间。
我国罪刑法定原则表述的质疑及完善对我国新修订的97刑法第3条亦即“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罚;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来说,我国刑法学界学者普遍认为该条明文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
不可否认,该条确实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了意义重大的罪刑法定原则。
但是,我们认为该条的表述还存在一定问题,应该是不完全意义上的罪刑法定原则的表述。
一、罪刑法定原则表述赞同之观点简述:在理论界和司法界有众多学者支持现行的罪刑法定原则的表述,他们所认为的理由是:1.我们是人民民主专政国家,不存在罪刑法定原则产生时的社会背景,这时罪刑法定原则主要是维护社会秩序,发挥法制的社会功用,从此意义上来说,司法机关一方面要积极履行自己的职责,这是前半段的表述即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罚。
另一方面从保护人权的角度考虑,就是第三条后半段的表述了,即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
2.这种表述符合我国的现实需要。
因为我们国家经历了法律虚无阶段,现在强调“十六字法制原则”,即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所以要求我们司法机关必须对犯罪进行追究,不能放纵犯罪。
而且也与我们目前公民及司法机关人员法治认识水平不高,法治氛围不是很浓有关。
3.强调了司法机关依法办事,防止司法腐败。
若没有这前半段,就说不上刑法适用面前人人平等,谈不上罪刑相当,可能放纵犯罪。
司法是社会救济最后的防线,司法腐败是很严重的腐败,加上前半段,可以很好的防治司法腐败,不会使任何一个罪犯漏。
二:对罪刑法定原则表述赞同者的质疑:我们认为以上这些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是还是值得商榷;1.我们在刑法中设定罪刑法定原则的目的就是为了限制司法权,保障人权;而在刑法制定出来就是要求司法机关严格依法适用,这是其应有的职责,是题中应有之义,不应另行拿出来再说,不仅没有必要,而且还违背了罪刑法定原则的实质精神。
2.确定罪刑法定原则,在价值选择中对于一些犯罪的放纵是一种必要的丧失。
罪刑法定原则的适用与解释罪刑法定原则,又被称为法无明文禁止则可为之原则,是刑事法律领域的基本原则之一。
它强调了法律的确定性和不可变性,保障了公民的合法权益。
罪刑法定原则的适用与解释在司法实践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本文将对其进行探讨与阐述。
一、罪刑法定原则的内涵与意义罪刑法定原则是指罪与刑的适用必须有法律依据,法律要明确规定了罪名和相应的刑罚,不能有任意解释与变动。
这一原则体现了法律权威的统一性和确定性,旨在保护公民的自由和权益,限制司法机关的滥用职权行为。
罪刑法定原则的具体要素包括:罪名禁止适用处罚原则、犯罪与刑罚必须有法定依据原则、罪行应由法律预先明文确定原则、对罪刑所做的解释必须有法律约束原则。
这些要素共同构成了罪刑法定原则的内涵。
罪刑法定原则的主要意义在于维护法治和公正,确保司法的公正性和合法性。
二、罪刑法定原则的适用范围罪刑法定原则适用于刑事法律领域,包括刑法的制定、修改和解释,刑罚的适用以及刑法实施过程中的各个环节。
在立法过程中,必须明确罪名及其法定刑,同时规定明确的证据要求和程序规定,以保证立法的严肃性和合法性。
在司法实践中,法官和法院必须依照法律条文的明确规定进行判断和裁决,不能凭个人主观判断或解释法律。
三、罪刑法定原则的解释与适用在罪刑法定原则的解释与适用过程中,应遵循法律规定的层级关系。
首先,要以宪法为最高法律准则,同时要考虑国际人权公约及其他国际公约的约束。
其次,应当参照刑法的基本原则和精神,及时对犯罪行为进行归类和界定。
再次,要依据相关法律的规定和解释,结合案件的具体情况,进行综合判断与裁决。
在国内,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对罪刑法定原则的解释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法院和检察院发布的司法解释和指导意见,为遵循罪刑法定原则提供了具体的操作指南。
这样可以提高刑事案件的审理质量和效率,减少司法差异,保障公民权益。
值得注意的是,罪刑法定原则不等同于法律确定主义。
法律确定主义强调罪名与刑罚的明文规定,而罪刑法定原则还包括了法律解释的约束。
罪刑法定原则之限度歧义
罪刑法定原则之公民认识限度歧义------传统中国文化中,刑法是统治阶级的暴力镇压工具,而非人权保障的参考书。
特别是封建时代形成的罪行擅断、滥施刑罚、国民随时可能遭受不可预测的刑罚惩罚的恶劣风气。
因而,在这方面,由于传承下来的根深蒂固的思想,罪刑法定原则很难深入人心,公民也不能很好地运用这一原则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对此,绥宁检察院“付莹、谭笑风”的观点是:“现阶段要使罪刑法定原则从原则转变为理念,从理念转变为现实,首先需要在宪法中增加相应的内容,建立相应的宪法保障机制,加快宪法司法化的进程,以宪政运动为先行,大力加强普法教育,极力宣传刑法人权保障的价值取向,唤醒和增强人们的权利意识,使人权观念逐步深入人心,成为不可动摇的信念”。
我也认为,被动与主动的罪刑法定维权意识,将法律视为自己所有或将自己视为法律所有之间有很大差别。
只有把自己看作国家的主人,将罪刑法定原则视为自己生活的一部分,公民才能最大限度地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罪刑法定原则才能达到它的最初目的。
罪刑法定原则之法条合理限度歧义-----刑法第三条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有学者认为第三条前段属于积极的罪刑法规定原则,原因是其违反了“限制司法机关与立法机关的入罪劝、施罪权与制刑权”的目的,而演变成“惩罚犯罪、预防犯罪”;也有学者认为第三条的前段缺乏保障人权的意蕴,后段又默示否定其合理性,前后段自相矛盾。
张明楷并不赞这两种观点,认为刑法第三条前段并不是对罪刑法定原则的规定。
然而从语法上来讲,第三条条文的前段和后段之间以分号隔开,则表示前后段是并列的内容,制定国家的法律条文时更应注意到这一点,故而我认为前后段都应是对罪刑法定原则的规定,此处不赞同张明楷老师的观点。
罪刑法定原则之司法执行限度歧义------罪刑法定原则的贯彻必须要司法部门的贯彻实施,然而其困境也最多来源于司法领域。
当下的司法实践中就有好多突破与抛弃这一原则的实例:法院对郑州市某区公安分局局长张金柱醉酒驾车致人重伤而被判处交通肇事罪和故意伤害罪,最后判以死刑立即执行。
从罪刑法定原则出发,这无疑是过重的处罚。
法院在缺乏证据的情况下屈从于民意的沸腾,没有维护法律的公正、有效地维护张金柱的人权,显然有悖于刑法基本原则中最重要、最基本的一条。
罪刑法定原则之渊源限度歧义------对于习惯法与判例法能否作为刑法的渊源这一争论,虽然答案是否定的,但是法官在判案时,人们在解释犯罪构成要件,判断违法性、有责性时,都会考虑到这两个因素,一定程度上能够实现成文刑法与其两者优势互补、弊害互克的良好局面。
当然,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所以就很可能出现“同”案不同判的情况。
如果判例法与习惯法慢慢适用于刑法渊源,人们将因这两者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而更易触犯刑法,这在一定程度上侵犯了人权,与罪刑法定原则的根本目的相矛盾。
罪刑法定原则之类推解释限度歧义------刑法的解释,关系到行为人的有罪、无罪的判定和犯罪人定罪量刑的轻重。
然而所有的法律都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刑法也不例外。
因此就出现了一些法律上没有规定却又对判罪量刑产生重大歧义的情况,刑法若可以类推解释,那么就意味着成文刑法丧失其本身意义,人民的犯罪可能性与惶恐程度也会大大增加;然而不类推解释,则有可能让很多知法犯法分子钻法律的漏洞,实行法益侵害行为;也可能避免了很多有利于被害人的解释,未达到保障人权的目的。
学者刘艳红认为,我国刑法解释缺乏正确的出罪机制,从实质犯罪论来讲,应该从处罚必要性和合理性的角度甄别值得处罚的法益侵害行为,相应的,对刑罚法规和构成要件的解释也应该从这种角度进行,从而达到刑法的正义化。
例如:某家庭主妇使用视频与多人进行“裸聊”,其市该区人民法院以聚众淫乱罪向该区法院提起诉讼,后又撤回起诉。
虽然本案中传播方式符合“利用即时通讯软件”,裸
聊传播的是行为人裸体的视频影像,符合淫秽物品“视频文件”的类别,但是其并不以牟利为目的,裸聊也不属于淫秽信息,我国刑法并无规定裸聊构成犯罪的法律条文,故不能类推解释,无法判罪。
在这个案例中,裸聊显然是有伤风化的,类推解释的明文禁止则放任了这种行为的恶性发展,检察院也对这种歧义做出了起诉与撤诉的反复,可见罪刑法定原则的禁止类推解释确实需要其他的制度效力来弥补。
罪刑法定原则之“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惩罚限度歧义------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很多时候,某些行为有很大的社会危害性,然而由于罪刑法定原则的严格限制,他们却钻了法律的漏洞而免于刑罚,这样便无法体现法律的公平正义。
例如:
(1)在法国,一名被关押的犯人通过与狱外人员串通,在一个防风的时候被狱外人员开来的直升机就走。
当他被抓获时,被指控犯有越狱罪,而律师在辩护
中称,法国刑法中规定的越狱罪是指以攀墙、掘洞、蒙混的方式从狱中逃脱,
并没有规定要以直升机出逃。
法官采纳了辩护律师的意见,宣布其越狱罪不
成立。
(2)另一案件发生在英国,一个英国公民在飞机跑道中央阻碍了飞机的起飞和降落,按照英国刑法,在飞行器跑道周围活动,影响飞行器正常升降的,将被
判处阻碍飞行秩序罪。
而律师为他进行了无罪辩护,声称法律所规定的是在
跑道周围,而其代理人是在跑道中央,并不构成阻碍飞行秩序罪,因为法律
对其行为并无明文规定。
法官最终也一致同意了他的辩护意见。
如果从社会危害性的角度来说,用直升机越狱的社会危害性比翻墙、掘洞和蒙混都要大得多,而在跑道中央阻碍飞行器飞行比在跑道周围的社会危害性也要大,但是,从罪刑法定的角度来说,法无明文规定则不为罪【来源于陈兴良教授在中南的一次讲座】综上所述,我国的罪刑法定原则还有好多值得探讨的地方,不仅仅是从公民认识、法条合理性、司法执行、法律渊源、类推解释和“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的弥补方面去改善,还有好多其他地方需要司法工作者的努力合作探究。
而作为学生,我们还可以从好多方面来对罪刑法定原则进行拓展研究。
以上便是我的浅陋的见解,希望老师给与指正。
附:
参考文献:1、《完善我国罪刑法定原则的思考》
付莹谭笑风
(绥宁检察院)
2、《罪刑法定原则在中国的生存与发展》谢重阳
3、《刑法学》张明楷
4、《走向实质的刑法解释》刘艳红
5、《冲出困境的罪刑法定原则》罗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