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孟子

浅谈《孟子》散文的论辩艺术孟子，名珂，字子舆，战国鲁国邹人。

孟子一世都致力于游说诸侯，进行政治活动，宣扬自己行王道、施德政的政治思想。

孟子擅长论辩善用譬喻，其文章气壮河山，感情豪放，在先秦诸子散文中尤其突出。

孟子高妙的论辩能力和技巧使他在论辩过程中战无不胜，势不行当。

《孟子》风格雄辩锋利，在言谈中 , 巧用设问谆谆教导 , 让对方在不知不觉中掉进了早先设计好的“圈套”里而词穷理屈, 最后达到他要说理的目的。

在《梁惠王章句上》中, 孟子就是擅长运用启示引诱, 层层追求, 步步进逼的方法来引人就范的。

齐宣王是个雄心勃勃的君王 , 他一心想称霸天下 , 但孟子是儒学派的代表 , 在政治上反对用武力征服天下的“霸道”而主张“王道”。

所以 , 在孟子说说齐桓公、晋文公在春秋时为何能称霸诸侯的事时，他故意奇妙地避而不谈“霸道”, 而用详尽的案例把问题逐渐指引到“王道”上去 , 他推断齐宣王的心理 , 特意把齐宣王以前做过的一件“以羊易牛”的小事说成是“仁术” , 可以作为“保民而王”的大事业的基础 , 并大加一定。

这样牢牢抓住齐宣王的心理 , 使宣王自己兴致勃勃地咨询“王天下”的事 , 走到孟子说理的轨道上来。

接着孟子针对齐宣王用武力征服天下的野心 , 连续启示引诱 , 指出齐宣王这类野心的极端危险性 , 并深刻解析了齐国与天下形势 , 给齐国指出一条通往德政的道路。

最后齐宣王完整被孟子的高论所服气 , 提出让孟子协助他完成大业。

孟子进一步论述了实行“德政”的各项详尽措施 , 从而达到说服齐宣王弃“霸道” 、施“德政”的论辩目的。

类比推理，巧设属类，擅长同类对比，也是《孟子》论辩的艺术特色。

《梁惠王章句上》：“狗彘食人而不知检 , 途有饿莩而不知发 ; 人死 , 则曰 : ‘非我也 , 岁也。

’是何异于刺人而杀之, 曰, ‘非我也, 兵也。

’王无罪岁, 斯天下之民至焉。

”这段话中，以“为荣华人家的猪狗吃掉了百姓的粮食 , 却不加以检查和制止 ; 道路上有饿死的人 , 却不想到开仓贩救。

浅谈孟子的辩论艺术战国中期，游说讲学，互相辩难之风大盛。

孟子是当时有名的雄辩家，以知言善辩而著称。

在辩论中，他旗帜鲜明，感情充沛，锋芒毕露，说得对方无言以对，显示出雄辩的特点。

我国古代著名的文学理论家刘勰对孟子有这样的评价：“一人之辩，重于九鼎之宝；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

”孟子的雄辩才能，犀利的笔锋，由此可见一斑。

（一）孟子的论辩技巧孟子论辩之所以所向披靡，无往不胜，独特论辩技巧是其重要成因之一。

(1)脉络分明，有条不紊。

孟子的论辩多以事实为基础，论辩起来有理有据，而且有的放失，言必有中。

在具体的论辩中，穿插运用演绎法和归纳法，有正有反，有擒有纵，反复诘难，迂回曲折地把对方引入自己预设的结论中。

如《梁惠王下》：孟子谓齐宣王曰：“王之臣有托其妻子于其友，而之楚游者，比其反也，则冻馁其妻子，则如之何？”王曰：“弃之。

”曰：“士师不能治士，则如之何？”王曰：“已之。

”曰：“四境之内不治，则如之何？”王顾左右而言他。

先以两个设问，使齐宣王顺着自己的思路，得出两个不言而喻的结论，而后类推下去，使齐宣王陷入自我否定的结论中而无言以对，只好“顾左右而言他”。

利用对话体论辩文的特点，巧妙设问，缓缓道来，“辞不迫切而意已独至”（赵岐《孟子章句*题辞》）。

（2）抓住要害，突出中心。

在论辩中一下子就能把握问题的关键，运用对比来揭示矛盾，给人以不容辩驳的感染力，深刻地阐明道理，鲜明地表白自己的观点。

如：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

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

以天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所不战，战必胜矣，（《孟子•公孙丑下》）。

在这里，孟子用对比的方法，阐明了道之多寡对于战争胜负的关系，启发统治者关注人心所向的大问题。

再如：孟子曰：“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

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

孟子在设喻的基础上，通过对比，旗帜鲜明地表达了自己舍生取义的人生追求，既深入浅出，又振聋发聩。

浅谈《孟子》中语言的幽默性---以《梁惠王》为例世人常说孟子“善辩”且“好辩”，这是由于孟子处于一个动荡的时代，邪说肆行，孟子有继承圣人之志的意愿，与邪说争辩，因此不得不好辩。

而孟子在与百家争鸣、游说诸侯中显示的不仅是他巧妙地论辩技巧，更从中体现其言辞的幽默特点。

《梁惠王》虽为《孟子》七篇中的一篇，但也很能显露孟子辩论中的幽默艺术。

本文便以此篇为例，探究其言辞的幽默性。

《梁惠王》一篇共有十七小章，皆为孟子劝戒国君施行“仁政”，其幽默的语言自有独特之处，与常见的嬉笑的幽默不同，是一种象是讽刺又与讽刺不同的硬幽默。

借用朱光潜的观点来说，可称之为“谐”，即有几分讥讽的意味，但讥讽却并非完全出于恶意，而恰恰是出于一种为国为君的劝谏，这主要通过三种方式来体现：其一：暗设陷阱，引人入彀在《梁惠王上》中谈论到父母官的职责时，梁惠王问道，曰："寡人愿安承教。

"孟子对曰："杀人以挺与刃,有以异乎?"曰："无以异也。

”"以刃与政,有以异乎?"曰："无以异也。

"梁惠王向孟子问政，并未直接回答他的问题，而是先将以刃杀人和以政杀人相类比，梁惠王说两者“无以异也”，接着孟子才说：“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

此率兽而食人也！兽相食,且人恶之;为民父母,行政,不免于率兽而食人,恶在其为民父母也?”梁惠王无言以对，虽说被孟子这样颇具讽刺的教导一番，也无法跳起来指责孟子，谁让自己一开始就掉进孟子暗挖的语言陷阱，只得默默接受。

从这里可以看出孟子以语言陷阱，将一番颇有些大逆不道的言辞包装起来，让听者先入为主的接受“忠言”的教导。

当时的梁惠王被伤了面子又不能讨回来的尴尬之态，现在看来也是滑稽。

再比如另一章中，孟子谓齐宣王曰：“王之臣，有托其妻子于其友而之楚游者。

比其反也，则冻馁其妻子，则如之何？”王曰：“弃之。

”曰：“士师不能治士，则如之何？”王曰：“已之。

摘要：孟子是先秦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他在继承发扬孔子道德学说的基础上，对道德修养的思考更具有理性思辨的色彩。

他以“人之初，性本善”的人性论为理论起点，将“浩然正气”的养成作为道德修养的中心议题，提出高尚的道德修养要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三不能”独立人格，要有“以天下为己任”的博大胸怀，要有“以先知觉后知”的社会责任感以及“严于律己”的自觉意识。

关键字：孟子；人性；仁政浅谈孟子的哲学思想孟子的人性论基础——“人之初，性本善”。

人性善恶是思想史上争论不休的话题，对人性作出的不同论断建构出不同的道德修养理论。

性善论者认为人具有先验善性，人的道德修养就是要继续发扬这种善性。

性恶论者认为，人不具有先验善性，人们具有总结经验的能力，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改造先验的恶性，培育德性。

孟子从性善论出发来构建理想的道德体系，确立了儒家道德学说的主流传统。

“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

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

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

”孟子认为，人性先天就是善的，人性先天含有仁义礼智这些美德的萌芽。

人天生具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是非之心，恭敬之心，但人性是会改变的，人们所具有的本性是“善”的萌芽。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

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

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

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

”由此可见，“四端”只是善端的萌芽，它还不完备，具有不稳定性，并受到后天教育的影响。

要使自己成为一个道德高尚的人就要充分发挥“善端”的内在因素，通过后天努力，积极拓展善性，否则，善端也会丧失，而倾向于“恶”。

浅谈孟子的文学价值《孟子》是记载孟子及其弟子言行的语录体散文，由孟子和其弟子万章等合著。

全书七篇，每篇分上下。

孟子是孔子之孙子思的再传弟子，是孔子之后儒家学派的重要代表。

曾仕齐为卿，游说滕、鲁，晚年退归邹，授徒讲学，著书立说。

他主张“王道”、“仁政”，反对不义战争和横征暴敛；提倡“民贵君轻”，以民为本。

他又倡言“性善”，重视个人后天的道德修养。

《孟子》的文学价值，首先表现在它再现了孟子作为儒家学者济世救民的形象和他作为普通人刚直而富于情感的个性特点。

他藐视帝王，有时近于狷介；鄙夷奸佞，有时近乎偏狭；争论艺，有时近于偏颇；待人诚恳率直，有时近于天真。

其次，《孟子》文章雄辩，充满论战性质，但又注意论辩技巧，刚柔相济。

或根据不同对象，掌握对方心理，妙设机巧，引人入彀，层层紧逼，步步追问，势不可当。

如“齐桓晋文之事”，孟子巧妙避开齐宣王想了解“霸道”的心理，并逐步将话题转到“王道”上来，就近取喻，肯定齐王有“仁心”，可以“王天下”，以引起他对“王道”的兴趣，然后才正面阐述自己的“王道”主张。

或欲擒故纵，诱敌深入，让对方摆出论点，树起批驳的靶子，然后因势利导，层层推进，使对方陷入自相矛盾的境地。

如“有为神农之言许行”章（《滕文公上》），批驳许行“贤者与民并耕而食”的主张即是如此。

或用比喻和寓言说理，形象生动，引人入胜。

如“鱼我所欲也”（《告子上》）以“舍鱼而取熊掌”比喻“舍生而取义”的道理。

对此,前人称许备至。

清人吴敏树说“:古文之道由韩子。

韩子推原孟子。

故余于孟子尤尽心焉。

”郭沫若将其列为战国散文“四大台柱”之首。

刘大杰称赞《孟子》在儒家作品中“最有文采”,“对后代很有影响”。

语言上，《孟子》不仅词彩华赡，痛快流利，而且感情强烈，气势磅礴，富于鼓动性。

不语如“明察秋毫”、“水深火热”、“出尔反尔”、“出类拔萃”、“心悦诚服”、“一暴十寒”等等，都成为成语，至今流传。

但回顾历史,《孟子》的文学价值和文学地位的确立却是一波三折。

浅谈孟子的天命思想孟子（公元前372年-公元前289年）是中国战国时期的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被誉为“东方亚里士多德”。

他的思想体系主要体现在《孟子》一书中，其中有关天命思想是其重要的理论之一。

在孟子看来，天命是一种超自然的力量，是人与天之间的联系和相互作用。

孟子认为天命是人类伦理的基石。

他主张人天合一的观念，认为人类与天地万物是共生共存的，在天的安排下，人类具有与天地同步发展的潜能和能力。

孟子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故天之生也，五官具，天将以剌其肤，使之血气皆奉，赐之以代谢。

”孟子认为，人的天命是来自于天，是根植于人的本性之中的。

人只有通过艰辛的努力和才能的发展，才能实现自己的命运。

孟子提出了“命运在人”的观点。

他认为，人的命运是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和行为来改变的。

孟子说：“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孟子认为，人在实现自己的命运时需要经历各种艰辛和困苦，只有通过积极的努力，才能够改变自己的命运。

他以孔子为榜样，通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来实现自己的天命，成为人类天下的君子。

孟子强调人与天之间的相互关系。

他认为人的个体命运和天的运行规律是相互联系的。

孟子说：“百年之后，游子离乡，飘荡之际，不得过他人之界，就回乡里；道理相通，非同一体者，总归结为一体；君臣正直也。

”孟子认为，人类社会的规则和制度和天的规律一样，都是由人类的自觉和道德决定的。

只有遵循天的规律并致力于社会的和谐与发展，人才能够实现自己的个体命运和社会的共同命运。

孟子的天命思想强调了人与天的联系和相互作用，主张人类通过自己的努力和行为来实现自己的命运。

孟子的天命思想具有深刻的哲学意义和实践价值，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

浅谈孟子的性善论内容摘要：春秋战国时期，文化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形成了对人性探讨的高潮。

主要观点有：性有善有恶论、性无善无不善论、人性朴素论、性恶论、人性逐利论等观点，而尤以孟子的性善论影响最为深刻。

本文在探讨先秦时代其它人性论观点的基础上，主要论述了孟子性善论的基本内容，并从正反两方面对它做了一些评价。

关键词：性恶论孟子性善论一、先秦时代人性论诸说远古时代，至高无上的天神占据了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

但到了西周末年，随着象征天神主宰人世的的周天子地位的不断下降，人们逐渐失去了往日对天神的虔诚，开始把关注的重点转移到人身上。

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到了春秋战国时代，终于形成了人性论问题讨论的高潮。

春秋战国时代的思想家们，以各自的政治主张为基点，围绕着人性的本质，人性的形成及发展等一系列问题，提出了不同的观点。

最早用较为抽象和概括的语言解释人性的是孔子，他说：性相近，习相远也。

这个观点反映了人性自我意识的发展，是对人类认识史的伟大贡献。

但孔子没有对该观点展开讨论，也没有进一步探讨人性的本质问题。

孔子之后，人性问题的讨论则大大的深化了，这时期的人性论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即总是围绕着善和恶来讨论人性的本质。

这是因为讨论人性并不纯然是为了学术研究，而是为各自的政治学说、道德学说寻找来自人性的理论概括。

思想家们为了推行他们的政治主张，不得不从理论上探讨人性的本质问题，企图通过这种探讨把本阶级、本阶层的道德意识规定为共同的人性，并以之为标准来衡量社会政治和人的活动的是非善恶。

孔孟之外，先秦时代较为重要的人性论观点有一下几种：1、性有善有恶论。

这是周人世硕的观点，王充《论衡-本性》篇说：“周人世硕，以为人性有善有恶。

举人之善性，养而致之则善长；性恶，养而致之则恶长。

”该观点认为人性中先验地存在着善和恶两种因素，善的因素得到培养，人性就表现为善；恶的因素得到培养，人性就表现为恶。

2、告子的性无善无不善。

告子是与孟子同时的思想家，曾就人性问题与孟子展开激烈争论。

孟子“浩然之气”思想浅谈孟子是继孔子之后战国时期儒家杰出的代表人物，“浩然之气”是他道德意志和道德目标修养的最高境界。

简要概述了孟子“养浩然之气”思想的形成，对其内容性质、修养方法以及西方文化中的有关现象进行了大致讨论，最终回归中国哲学史，对其意义进行了阐发。

标签：孟子；浩然之气；道德修养孟子作为继孔子之后儒家的杰出代表人物，面对战国时代七雄割据争霸天下的动荡不安和道、墨两家激烈的学术竞争，在继承孔子和稷下黄老学派学说的基础上形成了其独特的伦理道德气论思想——“浩然之气”说。

孟子该观点的提出，既指明了一条前所未有的道德意识修养之路，也在中华文明史上树立了一个无比崇高的伟大精神目标，供炎黄子孙世代瞻仰效仿。

一、“浩然之气”思想的形成来源中国哲学史中有关于“气”的思想，早在孟子的“浩然之气”说提出之前就已存在，其理论渊源可以追溯到上古时代。

《国语·周语》中记载：“幽王二年，西周山川皆震。

伯阳父曰：‘周将亡矣！夫天地之气，不失其序。

若过其序，民乱之也。

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烝，于是有地震。

’”由此可见，关于“气”的论述最早当归为周代道统。

继周代道统之后，《易传》中的阴阳二气感应说、与古代卜筮活动相关的望气占气说等观点都为孟子“浩然之气”思想的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

值得强调的是，这些观点中的“气”尚且局限在自然之气的范围内，还未达到精神的层面。

真正为孟子“浩然之气”说提供主要理论思想依据的是孔子的“血气三戒”说和稷下黄老学派的“精气说”。

《论语·季氏》中记载：“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

”有关“血气”的观点并不是孔子学说的主要内容，其性质也应归为自然之气一类。

但孔子针对于此观点阐发的通过人的理性去控制自然本性的思想，无疑为之加上了一层伦理道德的色彩，对孟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稷下黄老学派的“精气说”一向是学界公认的孟子“浩然之气”思想的直接来源。

摘 要： 孟子是战国时代首屈一指、技压群雄的论辩大师，是中国历史上一位天才的雄辩家。

善于论辩是《孟子》最突出的艺术特点，其论辩艺术技巧主要有回避术、转换术，求同求、擒纵术，圈套术、包抄术，比附术、诡辩术，追问术、反诘术，铺陈术、排比术等，可谓集先秦论辩艺术之大成。

关键词 ：《孟子》; 论辩艺术; 论辩技巧在战国时代百家争鸣、气象万千的文坛上，儒学宗师孟轲以其“好辩”、“善辩”的鲜明特色和卓越辩才称雄一世，并享誉千古。

后世流传的《孟子》一书，主要是对其论辩之辞的记录，它与《论语》中孔子只求“辞达”、反对“用佞”(运用口才)、言简意赅的坐而论道大不相同，也与《墨子》中那些逻辑严密、语言质朴、缺乏文采的正面立论显然有别，而是以逞才使气、锋芒毕露、情辞激越的论战辩驳为特点，在论辩中阐明其思想观点，同时也展示了其思想家、雄辩家的风采才华。

正因此，有人把《孟子》称为“我国古代辩对散文的开元[1]者”和“驳 论文 体的滥觞。

”孟子“好辩”，是时代和现实斗争所使然。

他生当诸侯争雄、众说蜂起、“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的战国中期，为了捍卫儒家道统，推行其政治主张，“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不得不与各种人物进行面对面的论辩。

正如孟子所说：“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 (《孟子·滕文公下》，以下只注篇名)更重要的是孟子“善辩”，他辩无不胜，所向披靡，从来没有失败的记录。

其原因大致有三：一是十分自信的心理素质，二是蔑视权贵的傲岸风骨，三是绝妙高超的论辩艺术。

关于前两点，孟子已说得较明白，前人的论说也较详赡。

而后一点，孟子未直接说明，前贤虽有不少论述，但多限于论证方法和逻辑思维方面，对其论辩艺术的技巧探讨不够。

因此，本文拟从技巧方面对《孟子》绝妙高超的论辩艺术做一些探索、赏析和评论。

论辩以说服、战胜对方为目的，和打仗一样，是讲究战略战术的。

《孟子》中的论辩正是如此。

而且由于孟子的高超智慧和学者身份，其论辩不论多有锋芒、多么动情甚至多么激烈，总是充满了艺术性，在火药味之外更洋溢着一种艺术趣味，非常讲究论战的艺术技巧。

浅谈《孟子》论辩的不足摘要：战国时期，百家争鸣，诸子皆以好辩，善辩为时尚，而孟子更以知言善辩著称，《孟子》一书中，孟子在论辩中也永远是个常胜将军。

本文主要以《孟子》一书为例，探讨孟子论辩的不足。

关键词：孟子；论辩；逻辑断点；偷换议题I206 A 1005-5312（2013）21-0008-01《孟子》一书是典型的对话体著作，人物是在对话的过程中表达自己的观点。

而就是在这辩论过程中，孟子论辩的逻辑性在有些地方是十分不严密的，这也直接导致他的论证不具有很强的说服力，这是孟子论辩艺术中很大的缺陷。

今人谢楚发、董洪利先生也指出孟子一些文章逻辑不严密的问题，但是都没有作具体的论述，所以笔者想从这个方面对孟子辩论的不足进行详细的探讨，而这对全面了解孟子的论辩艺术也是具有意义的。

孟子在论辩过程中，因势利导，善于用生动的比喻来说理，并巧妙地布设各种问题，环环相扣的阐发自己的观点。

但在这布设问题的过程中，孟子在技巧上有很大问题。

“我们审视孟子论辩时问题与问题之间的关联，发现孟子在一些地方存在着隐形的逻辑断点，断点的两端是两个毫无关联的概念和事象。

在这过程中，孟子牢牢把握话语权，将辩者的注意力吸引至自己的话语上，从而使论证中心从前一事象转移到后一事象，而辩者往往忽视了转移环节，被牵着鼻子走”①。

在《孟子》一书中，明显体现这种“断点”现象的就是《�子・上》中孟子与�子在辩论“生之谓性”的问题之时。

在文中，孟子将“生之谓性”和“白之谓白”等同起来，是第一个很大的跳跃点。

�子所说的“生之谓性”意思就是“生而具有的叫做性”，但是这并非就是说“生”就等于“性”，“生”和“性”仍是具有不同意义的。

而孟子在辩论中提出了一个设问“生之谓性，犹白之谓白也”，“白之谓白”意思是白即是白，两个“白”字是同语重复，是想同的意义，所以“生之谓性”是不同于“白之谓”的，然而孟子却将两个不同类型的句子放在一起，提出一个设问，这样的推理似乎是很牵强附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