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情不影响布坎南理论对中国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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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布坎南的公共选择理论1000字詹姆斯·布坎南是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他的公共选择理论是政治学、经济学甚至社会学领域的重要理论,对政治体制、公共政策、社会福利等问题的分析和决策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下面我们来对其公共选择理论进行浅析。
公共选择理论的核心意义在于,公共事务的决策过程并不是不带偏见的合理和客观的理性决策,而是在不同利益方的互动中进行的某种谈判、权衡、讨价还价过程。
政治家、公共官员、议会成员和其他政治利益相关者不是无所事事的理性行动者,他们是在维护自己的个人立场和利益的基础上制定并推动政策的。
布坎南认为,作为理性行为者,每个人都会在某种程度上追求自己的利益。
当决策被转移到政府或其他公共机构时,这种利益冲突并没有得到解决,而是被转化为政治争斗。
因此,政治群体的决策往往不能取代个人决策过程,而是“集体理性”的表现,也就是在利益冲突和谈判过程中的妥协和协商。
在此基础上,布坎南提出了两个重要假设,即理性选择和无完美信息。
理性选择意味着每个个体都会以最高效的方式利用自己的资源,以实现自己的目标。
而无完美信息则指人们对现实的了解并不完全,他们可能只知道部分信息,缺乏其他重要信息。
这使得人们在制定政策时只能做出有限的决策,而这些决策往往不是最优的。
除此之外,在布坎南的公共选择理论中还有三个基本观点:一是规则比人更重要;二是参选权和个人意见的权利是民主的核心;三是任何制度都只能通过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的联合来实现。
总之,布坎南的公共选择理论认为,公共政策的决策是基于利益相关者间的权力博弈和谈判,政治群体的决策是集体理性的体现。
这个理论的重要性在于它指出了公共决策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同时也强调了规则对于保护公共利益的重要性,提出了更好地实现自由、平等和公正的途径。
布坎南公共选择理论对我国政府转型的启示作者:董翠翠来源:《法制与社会》2015年第12期摘要詹姆斯·M·布坎南作为公共选择理论的创始人,以“经济人”假设为基础,探讨了政治领域中经济人对公共选择所起到的制约作用,提出了“政府失灵理论”以及克服政府失灵的对策。
当前我国正面临政府转型的重要时期,如何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提高政府工作效率,如何遏制腐败,克服资源配置中的浪费,是我们必须去思考和面对的问题。
我国政府为了促进国民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政策并且也发挥了一定积极的作用,但是,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
布坎南公共选择理论解决政府失灵现象的途径和对策,对于促进我国经济的健康发展,解决我国政府转型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关键词公共选择理论政府转型启示作者简介:董翠翠,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原理与方法。
中图分类号:D0 ; ; ; ; ; ; ; ; ; ; ; ; ; ; ;文献标识码:A ; ; ; ; ; 文章编号:1009-0592(2015)04-142-02一、布坎南公共选择理论(一)布坎南公共选择理论的研究背景20世纪30年代,完全自由竞争,市场配置资源是完美的理论构想,但经济危机的现实打破了这个幻梦,“市场失灵”让国家干预经济的理论兴起,但国家干预理论的实施问题也出现了问题,藉此,复古主义攻击国家干预理论提出政府失灵论,公共选择理论就是这时期的产物。
虽然其政府失灵论有其复古倾向,是一种自由主义理论,但确实审视了政府干预经济过程出现的问题,对完善政府公共管理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二)布坎南公共选择理论的基本假设经济人假设是布坎南公共选择理论学派最基本的假设。
在经济学的研究中,人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是一切经济活动的最初的动因和最终的目的,也就是说这种经济人的本性是一切经济活动的内在驱动力。
布坎南等人认为这种经济人的本性是一切人普遍的内在的本性,它不仅适用于经济学领域的研究,也适用于政治学领域的研究。
浅谈布坎南公共选择理论的“政府失败说”摘要:公共选择理论是现代经济学的最新分支之一,它是经济学和政治学的交叉学科。
简单地说,公共选择理论就是应用经济学的理论假定和分析方法来研究非市场决策或公共决策(特别是政府决策)问题的一个新的研究领域。
它的研究主题涉及国家理论、投票规则、投票者行为、政党政治、官僚机构等等。
在"经济人"假定的前提之下,公共选择理论重点分析导致政府失灵的原因,探讨规范政府行为、提高政府效率的方法。
关键词:经济分析公共决策政府失灵寻租行政效率前言:按惯例,首先我还是谈一下选择这个理论作为期末作业的原因:我们组讲课时选择的是维尔达夫斯基的公共预算理论,但我对这个理论话题不是太感兴趣。
其实作为一个自认为是“愤青”的大学生,学了两年多的行政管理知识,对政府存在的行为问题自然有很多的义愤之词。
当然作为一个温和的“愤青”,对它的不满和愤慨更多的是希望国家和政府变得更好,真正履行起政府的职责,为人民谋福利。
所以我最后选择了布坎南的公共选择理论“政府失败说”,谈一下自己对“政府失败”问题的分析和改进的建议。
首先介绍一下公共选择理论,该理论基本出发点是经济人假设:当一个人在经济活动中面临若干不同的选择机会时 ,他总是倾向于选择能给自己带来更大经济利益的那种机会 ,即总是追求利益最大化。
公共选择理论将这种假设引入分析之中 ,将其运用到对政治行为的分析 .以"有理性的经济人" 来分析政治市场交换中产生的各种弊端。
而“政府失败”则是公共选择理论的研究重点,分析政府行为的效率以及寻找使政府最有效率工作的规则制约体系,是公共选择理论的最高目标。
在我们看来政府的存在,就是人民把部分权力交给政府来管理。
政府作为公共利益的保证人,其作用是弥补市场经济不足(市场失灵)并使各经济人所作决定的社会效应比政府干预以前高。
但是在实际过程中,政府所做的事情往往不尽人意。
公共选择学者对政府干预行为局限性或"政府失败"的表现及原因进行了较具体深入的研究。
国情备忘录第一集中国之谜多年以后,关于2008年,有这样一些印象将定格在人们的记忆中。
这一年,罕见的冰雪灾害和汶川大地震降临到中国人身上。
带着剧烈的伤痛,中国向全世界奉献了一场有史以来最为壮观与宏大的奥运盛会。
这一年,一场金融风暴从美国华尔街悄然发端,在贝尔斯登、雷曼兄弟、美林证券……这些百年历史的金融巨头相继倒下后,风暴进一步席卷整个欧洲大陆,金融危机肆虐下的世界经济陷入了全面衰退。
也是在这一年,中国作为全球唯一保持增长的经济体,完成了历史上的又一次跨越——经济总量突破30万亿元人民币,稳居世界第三位。
再没有哪个时代的中国像今天这样受到世界的关注:无论是30年不变的经济高速增长,还是金融危机中奇迹般地率先回暖,都让深陷经济危局的西方国家充满了探究的热情,他们想弄清中国的发展动力。
也没有哪个时代的中国像今天这样迫切需要看清自己:延续了整整3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如何在我们手中续写;未来前行的动力又在哪里?姚景源:改革开放30年,我们常常能够听到这样一句话,就是说我们做一件事情,这件事情是不是符合中国国情。
把握国情,是我们制定发展战略和发展政策的依据,也是我们执行这个发展战略和发展政策的客观基础。
今天,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煤炭、钢铁和水泥生产国,第二大能源消费国。
我国的外汇储备列世界第一,外贸规模世界第三。
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让我国成为了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
30年来,我国经济年均增幅高达9.8%,其在世界经济总量中的比重1978年仅为1.8%,到2008年已提高到6.4%。
1978年,我国的进出口贸易总额为206亿美元,2007年猛增到21737亿美元,增长了104倍。
其中,出口总额从98亿美元增加到12178亿美元,增长了123倍;进口总额从109亿美元增加到9560亿美元,增长了87倍。
进出口贸易的快速增长不断提升中国在世界贸易中的位次:改革开放初期位居第29位,从2007年以来则稳居第3位。
对布坎南观点的理解——《社会选择民主政治和自由市场》《公共选择观点》《权利、效率与交易》读书报告1.引入经济的政治学——如何规范政治中的经济人行为布坎南是公共选择学派的开创者,对于如何理解公共选择理论,他认为,就是把经济学家的工具和方法应用于集体或非市场的决策过程中。
在公共选择观点中,包含两个要素,一为交易经济学方法,二为经济人行为假设。
我们可以将完全竞争市场看成是一个没有权力介入的市场,在这个市场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通过相互交易存在;当把权力因素纳入考虑范围之后,就成为了另一门学科——政治学。
尽管加入了权力因素,人与人之间的本质关系仍旧没有改变。
人们之间政治上的相互作用就是一种复杂的交换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投入的是个人评价和个人偏好。
过去,学者们常常将政治人看成是一种一切以社会利益为出发点的群体。
布坎南对此提出了质疑,同样的人,在市场中表现的“自私自利”,而到了政治上,却又变得“大公无私”,是非常不合理的。
因此,他提出,人不论是在市场还是政治上,表现的都是经济人的特点—个人根据他们所受的约束,为追求效用的极大化而行动,个人是寻求自己私利的人。
将这两个要素结合之后,就会出现一个问题,既然人都是以自己的利益为出发点,通过政治上的相互作用来达到自己的目的,那么,要如何保证集体利益呢?对此,布坎南提出,要从交易的过程而不是从交易的结果来进行干预。
如何干预交易的过程——通过规则。
如同一个好的竞争市场需要好的竞争规则维持一样,在政治上,这种规则指的就是立宪。
宪制的目的就在于构造和设计出一种的制度和规章,能够最大限度的限制以剥削方式追求个人利益的行为,并引导个人利益去促进整个社会利益。
也就是说,通过规则来约束经济人的行为,通过规则将个人利益引向社会利益。
2.过程一致与结果一致——对科斯定理与阿罗不可能定理的探讨2.1对一致性的探讨一致性是检验效率的最终尺度,这是许多经济学家都认同的。
但是布坎南的贡献在于他认为这个尺度不应该仅限于对配置结果的检验,也应该追溯到对规则本身的效率检验。
公共选择理论之一:布坎南的政府失灵论——看不见的脚踩了看不见的手1986年,布坎南被授予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原因是他对经济和政治决策理论的契约与法制基础的开拓方面所做的贡献.公共选择理论(public choice theory)是布坎南等人将经济学的分析方法运用于政治分析的一种新公共经济理论,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经济人假设和政治交易市场是公共选择在研究方法上最具特色的三个方面。
从理性经济人的前提假设出发,剖析了当代西方民主政治的政府失灵问题及其根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矫正政府失灵的政策主张。
对于当前我国的政府改革现状,在辩证看待的基础上,政府失灵论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很有借鉴意义的。
公共选择理论是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M 布坎南等人创立的一种不同于凯恩斯主义的新公共经济理论,其突出的特点是把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方法运用于政治学的分析,把政治决策的分析和经济理论界和起来。
正像布坎南所说,公共选择理论“是经济学在政治学中的应用”,公共选择的主题就是政治科学的主题:国家理论选举规则,党派经济学,利益集团理论,寻租理论,政府失灵论和宪法经济学。
本文试就布坎南的公共选择与政府失灵理论及其对当前我国政府改革的启示作一粗浅的探讨。
一公共选择理论与政府失灵论正统经济学家给公共选择理论的定义是:公共选择理论是一种研究政府决策方式的经济学和政治学。
公共选择理论考察了不同选举机制运作的方式,指出了没有一种理想的机制能够将所有的个人偏好总和为社会选择;研究了当国家干预不能提高经济效率或收入分配不公平时所产生的政府失灵;还研究了国会议员的短视,缺乏严格预算,为竞选提供资金所导致的政府失灵等问题。
公共选择学派官僚理论与中国实际问题的思考公共选择学派官僚理论与中国实际问题的思考20世纪50年代,邓恩·布莱克首创公共选择研究方法,布坎南是公共选择理论的领袖人物。
公共选择的研究方法是一种采用现代经济学理论分析民主政府行为的方法论,这种方法是理性选择研究方法的一种。
广义的公共选择理论只是一种“新政治经济学”,狭义的是将公共选择的理论与方法应用于公共行政管理领域,既把官僚视为理性的经济人,也把官僚机构作为生产者纳入公共选择理论的供给模型,因此被成为“官僚经济学”。
公共选择理论的主要研究议题是政治决策违背公众意志的原因问题,即为什么作为代理人的政府其决策会违背作为委托人的公众的意志。
公共选择学派内部分为政治家理论、官僚理论、利益集团理论等,但他们都是基于一些相同的假定,如自利的功利最大化原则、方法论上的个体主义原则、理论推到上的一致性规则、通则化原则等,并采用类似的方法,即经济学的推导方法进行规范层面的推理而力图得出具有普适性的结论。
对于中国目前的现实来讲,公共选择学派中的各种理论并不完全适用。
政治家理论由于中国不存在美国式选举制度而没有实际意义,而在中国也没有形成强大到足以影响甚至改变政府策的民间利益集团,因此至少在目前利益集团理论也不具有实用价值。
官僚虽然在中国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中国的官僚与美国意义上的官僚具有很大区别。
然而相对来说,官僚理论与中国现实仍然或多或少存在一些相似性,而官僚理论对中国现实的观察也因此而具有了一些积极意义。
因此在这里讨论官僚理论。
官僚理论的代表人物是尼斯坎南。
尼斯坎南对传统官僚理论做了颠覆性的解释。
以马克斯·韦伯为代表的传统官僚理论认为,“理想的官僚制”体系是作为当选政治家或者选民的工具出现,应该坚持价值中立,官僚没有自己的利益需求,只服从社会利益的最大化,合理合法的职权是官僚概念的核心。
这种将官僚制度视为理想体系的观点后来受到批评。
英国的帕金森在1957年发表的《帕金森定律——组织病态研究》中,从官僚内部角度出发,认为官员具有自利的动机,并将官僚组织机构中极易发生且难以克服的近乎病态的十种现象①进行了描述与总结,冠之为定律以示其发生的经常性。
5收稿日期:作者简介:李陈筛(),男,江苏阜宁人,从事行政伦理学方向的研究。
一、布坎南的公共选择理论(一)公共选择理论产生的背景布坎南所提出的公共选择理论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二次世界大战后,凯恩斯理论成为西方经济学界的主导理论,国家干预经济力量的增强,政府职能和政府规模也不断扩大,其结果是政府机构膨胀,资源浪费,国家干预陷入困境。
公共选择理论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提出了政府失灵以及政府行为分析时的“经济人”假说,并以此来反对国家干预经济,提倡新自由主义。
其次,进入20世纪后,以马歇尔为代表的一大批经济学家大量地将数学工具引入经济学,然而,使用数学工具在给经济研究带来便利的同时,也使经济学家过分地注重了指标分析和模型建立。
于是,一些不满现状的学者们主张恢复古典经济学的以“经济人”假设为前提,以分析“交易过程”为核心的分析方法,并将这种方法论延伸到对政治市场的分析之中。
布坎南的公共选择理论所提倡的分析方法便是其中的代表之一。
(二)公共选择理论的基本观点及核心内容1.基本观点公共选择理论则认为,政府官员与厂商和消费者一样,都是具有理性和私利的“经济人”,他们也具有自己的动机、愿望和偏好,同样关心自己在政治活动中的成本和收益,在交易过程中他们也同样追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
政府官员作为单个的个人在政治市场上会对不同的决策规则和集体制度作出最有利于自己的反应。
于是,在选民和国家之间就必须插入一个媒介——选举制度。
但是,由于所采用的规则不同,因而会表现出不同的“需求”结构。
而且,不论以何种方式作出公共选择,最终实施社会决策的是政府机构,其最终的决策也就很难体现公共利益的最优化。
而某些政府追求私利的行为,一方面导致过多的公共物品供给,另一方面导致公共物品的实际成本过高,结果便是社会资源的浪费。
这种结果正是政府失灵的体现。
2.核心内容——政府的失灵及其表现根据“经济人”的分析模式,布坎南的政府理论研究了市场经济下政府干预行为的局限性和政府失灵问题。
公共选择理论之一:布坎南的政府失灵论——看不见的脚踩了看不见的手1986年, 布坎南被授予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原因是他对经济和政治决策理论的契约与法制基础的开拓方面所做的贡献.公共选择理论(public choice theory)是布坎南等人将经济学的分析方法运用于政治分析的一种新公共经济理论,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经济人假设和政治交易市场是公共选择在研究方法上最具特色的三个方面。
从理性经济人的前提假设出发,剖析了当代西方民主政治的政府失灵问题及其根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矫正政府失灵的政策主张。
对于当前我国的政府改革现状,在辩证看待的基础上,政府失灵论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很有借鉴意义的。
公共选择理论是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M 布坎南等人创立的一种不同于凯恩斯主义的新公共经济理论,其突出的特点是把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方法运用于政治学的分析,把政治决策的分析和经济理论界和起来。
正像布坎南所说,公共选择理论“是经济学在政治学中的应用”,公共选择的主题就是政治科学的主题:国家理论选举规则,党派经济学,利益集团理论,寻租理论,政府失灵论和宪法经济学。
本文试就布坎南的公共选择与政府失灵理论及其对当前我国政府改革的启示作一粗浅的探讨。
一公共选择理论与政府失灵论正统经济学家给公共选择理论的定义是:公共选择理论是一种研究政府决策方式的经济学和政治学。
公共选择理论考察了不同选举机制运作的方式,指出了没有一种理想的机制能够将所有的个人偏好总和为社会选择;研究了当国家干预不能提高经济效率或收入分配不公平时所产生的政府失灵;还研究了国会议员的短视,缺乏严格预算,为竞选提供资金所导致的政府失灵等问题。
公共选择理论的渊源可追溯至19世纪末瑞典经济学家威克塞尔,他提出了政治的资源较易学说和一致性原则。
真正产生于20世纪40年代,60年代70年代初形成一种学术思潮。
,公共选择理论的主要内容包括:国家理论选举规则,党派经济学,利益集团理论,寻租理论,政府失灵论和宪法经济学。
从南海事件看我国国情国土主权势不可分割的的整体性,不能容忍别人的侵。
国土资作为和国家的立足点,生活场所和生产基地,是主权国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
广义的“国土”还包括我国所拥有的一切资源,主要指自然资源(如土地、水生物、矿产、海洋、气候、和风景资源等),也包括人口、劳动力等社会资源。
国土资源的开发利用不仅受自然资源的制约,而且在一定社会制度下的经济规律支配。
合理开发利用国土资源,在于谋取生态效益与经济利益使经济,生态,环境资源之间得到协调发展,,从而建立起一个生产发展,生态平衡和生活舒适的国土资源。
可见“国土”是一个国家的人和自然环境密切相关的一个综合体;是以地理环境为基础,以人为主体的矛盾统一体,具有自然和社会的双重属性。
就此我们的陈自强老师就南海事件,为我们我国国土完整性进行了有效的、统一的、专一的讲解从我国的国土来看,我国国土面积9326410平方公里,水域面积270550平方公里,另外几部我们比较权威的著作里我们国家的领土面积有955~960万之间,但是不知这几部权威著作是否包括麦线以南、阿克赛钦地区。
当然我们的领土中各省各地的数据不是很精确,因为各省界没有很精确的规划过,因为这都是我国的领土。
很多都是有约数的。
,我国的一部分沿海,一部分靠山,有山脉,有大陆,也有岛国。
由于我国的地大物博,同时也有强大的军事力量,我国有先进的海陆空军的支持,同时在外交方面也是拥有至关重要的一方面。
对于我们的南海事件,不得不说的是,这本就是我们的领土,我们的外交不会面对无理的争端而败下阵来,我们国家的军事力量更不是能屈服的。
南海事件的发生,是本不应该发生的,是无理的争端,也是不需要为之大打出手的。
从有史以来,南海的黄岩岛,就是在我国的名下,1990年我国就在黄岩岛上面印下了我国的国徽,我们不是对我们国家的领土视而不见,而是对于我们国家与别国的关心,已经世界映象力做出了大局的认定,做出大部分的考虑。
国土是圣神的,国家完整是必须的,国土与人民才是一个国家的基本,搞好外交关系,尽量避免个别事件的发生,这才是一个优秀民族的优秀作风。
东方早报/2013年/1月/15日/第007版纪念詹姆斯・M.布坎南国情不影响布坎南理论对中国的解释《东方早报・上海经济评论》记者王国培“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宪政经济学之父布坎南(James M. Buchanan, 1919-2013)93岁高龄,今日不幸仙逝。
悲痛之余,全文发出本作者对布坎南的宪政经济学分析文章,以略表沉痛之悼念。
”北京时间1月10日7:50,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冯兴元早早地发出了一条微博。
他是微博上较早公开悼念布坎南的学者。
冯兴元并非仅是一个普通的布坎南拥护者,他还直接参与了布坎南思想在中国的传播。
布坎南经典《宪政经济学》中译本便是由冯兴元统校的。
冯兴元表示,布坎南对他影响最深的便是宪政经济学,“把政治和经济打通了,两张皮变成了一张皮。
”虽然布坎南自己曾对其理论在美国之外的国家的适用性表现出不自信,但是冯兴元认为,在中国的受欢迎程度表明,布坎南思想为一些寻找中国治理药方的有识之士提供了宝贵的逻辑与思路。
“虽然国情不一样,但并不影响他的理论在中国做一些修正后的解释。
”冯兴元说。
人格不会分裂上海经济评论:你统校了布坎南的《宪政经济学》一书,布坎南思想体系中对你影响最深的理论是什么?冯兴元:对我影响最深的还是宪政经济学,对规则的经济学分析。
因为我自己的研究集中在政府与经济运作的规则、制度与秩序。
宪政经济学里的“宪政”只是翻译当中的约定俗成,它的原文直接对应的是中文的“宪”字,指的是基本规则、“规则的规则”、“宪法”、“宪政”、“宪则”、“立宪”、“宪制”等等。
一般经济学是讲资源的稀缺和配置,研究布坎南讲的“规则下的选择”,一般不关注选择环境的规则问题。
公共选择理论则是以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非市场决策。
宪政经济学相当于高版本的公共选择理论,它利用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分析对规则的选择。
比如大家对一场球赛的规则达成一致,就是一种“对规则选择”,或者说“立宪选择”。
按照既定的规则去比赛,就是“规则下的选择”,或者说“后立宪选择”。
1986年布坎南拿诺奖的时候发表了一个演讲,里面除了讲公共选择理论的来源,跟维克塞尔的关系,经济人的假设,方法论的个体主义,把政治当作交换来看的观点之外,他重点强调的还是“宪”,也就是基本规则、“宪则”、“宪法”和“宪制”。
他这个“宪”字的含义,在布坎南1962年的《同意的计算》那本书里面已经做了定义了。
他获奖演讲的题目就是“经济政策的宪制”。
在演讲中,他强调“辖制政策的宪制本身,而非政策本身成为改革的重要对象”。
他认为,现行的宪制,结构或者规则需要得到严格的审查,要关注这些规则是否产生自参与真正立宪会议的人员的同意。
布坎南眼里是没有真正的集合概念或集体概念的,党、国家、组织等等都是代名词,是为了方便人们表述,背后的具体的个人跟个人的互动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他认为,既然是具体的人,那么人都有自利取向,所以需要规则约束。
政府官员也是人,也有自利取向,所以对政府也要有规则约束。
宪政经济学的核心就是怎么样限制政府的权力,对政府权力进行规则约束。
不过布坎南一般不涉及如何更好地发挥政府的职能。
上海经济评论:从世界范围内看,布坎南的思想对人类社会的治理实践产生了哪些影响?冯兴元:在公共选择理论出来之前,政治跟经济是两层皮,是不搭界的。
经济学家在分析经济的时候把人作为“经济人”,假设人是自利的、效用最大化的。
但是看政治的时候,就不用这个范式了。
但是稍微想一想,就知道这是不妥的。
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任志强,很牛。
在公共选择理论出来之前,作为企业家,任总在经济学家眼里是“经济人”。
但是任总他可能弃商从政,去当总统,经济学家马上认为他是“利他取向的”。
等于经济学家的眼里,任总是人格分裂症患者。
但实际上,任总还是任总,他在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的行为是一致的,他是不会有突变的。
布坎南把这个给打通了,把两张皮变成了一张皮。
而他的意蕴在于,他并不是说人只有自利取向,人是复杂的,人有时候也有利他取向,他不否认这个。
但是他的公共选择和宪政经济学选择自利的、效用最大化的“经济人”假设,最有利于我们制定好的规则。
知道经济人会怎么行为的时候,我们根据他们的行为特征制定一套规则。
这种人能够约束住,那么不管什么人就都能约束住了。
这个政策意义非常大。
布坎南等公共选择经济学家的思想影响了一大批政治家。
比如塔洛克提到的“寻租”这个词,美国所有政治家都知道,中国现在很多官员也知道这个词。
这就是公共选择学说的影响。
原来大家倾向于财政理论学家马斯格雷夫的观点,预设甚至认定政府是“仁慈性政府”,是搞“仁政”的,但是公共选择学派把这个观点打破了:政府基本上由很强的自利取向的官员组成,这些官员的自利性一面,决定了政府也有自利性一面。
通过对政府权力实行规则约束,才能使得政府的产出表现出“仁慈”的特点。
有这些规则约束,官员们只要最好地依法履职,就既能最好地“为人民服务”,也能最好地实现“自利”。
很多官员,包括民众,可能对公共选择学派有不满,因为他们的理论太看扁人,看扁政府官员,但是他们提出的这些政策意蕴和规则确实是有用的,所以影响力比较大。
上海经济评论:你对他哪些观点是存疑的,觉得尚有商榷余地的?冯兴元:基本上没有。
因为他是一个宪政主义者,是一个自由至上主义者。
他的研究范式是新古典的。
不是说他的方法有问题,我们可以用演化经济学的方式把他的研究动态化,他是一种新古典的静态的范式。
但是如果从进化论、演化论角度来看的话,他的一些分析范式可以做一些发展。
但只是一种补充跟扩展,不是反对。
中国正需布坎南上海经济评论:布坎南在中国的知名度比较高,思想和理论的传播比较广。
但一个日本朋友告诉我,布坎南在日本的知名度并不高,他的思想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高速增长期传入日本,但并没有获得多大的瞩目,直至今天也是如此。
这是为什么?冯兴元:因为中国还是一个权力比较集中的一个国家。
在中国的体制下,有些人受到压抑,个人不能为自己做决策,你不是自己的主人,别人是你的主人。
这种情况下,中国人就需要寻找一种规则,宪政规则。
这样,布坎南和哈耶克的思想就比较深得人心。
虽然不是说他们的药方就一定是好的,但是他们反对过度干预、反对集权的这种逻辑,为很多有良知的中国人所欢迎。
在日本没有多大影响是因为,日本本身已经实现宪政了。
上海经济评论:布坎南的思想对中国产生了哪些实实在在的影响?表现在什么方面?冯兴元:对布坎南理论研究较早的是中国社科院唐寿宁。
唐寿宁比较注重于介绍宪政经济学、立宪和后立宪层面的区分。
立宪层面就是规则制定的层面,在规则之间选择的层面。
换句话说就是改革,改革就是选择新的规则。
后立宪阶段就是在规则已经选定或者规则没变化的情况下,在既定规则下选择怎么操作的阶段。
这里的立宪不仅指涉政治领域,还关涉经济、社会等所有人类活动领域。
过去十年,我们基本上没有进入立宪阶段。
我们处于过去所定规则的后立宪阶段。
重新改变规则的真正的改革没去做。
经济改革,目前只是在现有规则下修修补补。
但是这里面现在已经没有什么空间了。
现在需要真正的改革。
我们现在对新一届领导人期望很高。
宪法要实施,要反腐败,这些都提出来了,还提出要实现中国梦,要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中国梦需要每个公民从现在更多讲诚信、谈正义、明是非开始。
现在我们对中国进入立宪阶段期望非常高。
所以布坎南对中国的影响还是比较深刻的,他不只是对理论界的影响,对整个国家都有潜移默化的作用。
很多人可能永远也不知道“宪政经济学”是什么,但“宪政”这种用词有符号作用,会令人神往。
有些学者受到他的影响后,推进改革的立场是比较坚定的。
这些学者进而能够影响他能接触到的官员。
一些学问较好的官员也会去阅读宪政经济学的有关文献,直接受到他的影响。
比如《规则的理由》就比较容易读得懂。
这样,这些被布坎南影响的中国精英了解到立宪和后立宪阶段的区别之后,他就会推动新的立宪,而不是一直停滞在后立宪阶段,或只就规则进行修修补补,实际上不搞真正的改革。
有这种“要对规则做出新的选择”观点的人不一定学了布坎南的理论,但是学了布坎南理论的人就会更加清楚地知道要这么去推,改革不能尽是修修补补。
上海经济评论:一些消息称,布坎南曾说过他自己的理论不适合中国。
你觉得他为什么这么说?冯兴元:布坎南只是说,他始终有些担心他的那些东西,尽管在某些方面相当普适,但也许就其在美国环境中的应用而言大多是非常本地化的,这使得他的著作在美国社会限度以外基本上无足轻重。
汪丁丁教授1998年对布坎南的专访取经,为我们捎回了布坎南对我国市场化改革的建言:“关于(中国)市场导向的改革,至关重要的是把这些改革置于对法律与制度框架的必要性的理解之上,在这一框架内,人们能够履行各自在市场中的职能。
关于财产和契约的法律,关于以老实的态度进行交易的传统,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没有了这些东西,市场导向的改革就毫无意义可言。
”这些建言几近只言片语,但是难能可贵。
可谓语重心长,耐人寻味。
也有很多人说,中国不存在公共选择。
其实这些观点都是错的。
中国也有公共选择,但不是通过选举来实现的。
虽然国情不一样,但不影响布坎南的理论在中国做一些修正后的解释。
布坎南的理论可以很好地用来批评王绍刚跟胡鞍钢的观点。
他们在1992年写国家能力报告的时候,假设地方政府是恶的,是自利取向的,而中央政府是利他取向的,然后得出的结论是中央财政占比降低的话,会产生像南斯拉夫那样的解体。
但是这个结论的预设就是错误的,认为中央政府是性善的。
而我们刚才的分析是,任总在经济领域是自利取向的,当了官还是自利取向的。
所以不可能是任总当地方官员是自利取向,当了中央官员就是利他取向了,这就是人格分裂症了。
自由更根本上海经济评论:布坎南说他对议会制民主是存疑的。
在他的论述里,宪政似乎是一个很好的补丁。
民主与宪政的组合是不是就完美了?冯兴元:民主本身有限权的作用,但是民主制度会滥用投票权,比如可能导致“多数暴政”。
这时候说明权力还需要再制约。
宪政在这方面可以发挥作用。
更重要的还是维护每个人的基本权利。
也就是说宪政民主需要立足于维护个人自由基础上。
所以,宪政自由更为根本。
哈耶克强调“法律下的自由”原则。
布坎南也对此认同。
其背后就是对宪政自由的认同。
真正的宪政民主必然体现为宪政自由。
但是限制权力是为了使权力得不到滥用,却不代表政府就可以高效运转。
专制的政府是两方面都可能高效运转,做坏事可以高效地做坏事,做好事也可以高效地做好事。
如果是极权的话,他的政策一般来说是无效的,有效只能是小概率事件。
你想,一刀切的政策,一刀切下去,在全国都正好能适用的,肯定概率很小。
所以宪政民主不是没有痛苦,但只需要民众忍受最小的痛苦,此乃小恶。
宪政民主可以防止大恶。
上海经济评论:你在你的微博上透露,胡舒立在一个会议上表示中国将进入宪政经济学家唱主角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