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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刑规范化实施中遇到的问题及建议近年来，中国司法体制改革持续推进，其中涉及到一项重要举措——量刑规范化。
量刑规范化作为司法判决的一项基本原则，旨在减少司法机关的主观性干扰，确保判决公正、合理和严谨。
在实际执行过程中，有一些问题也逐渐浮现出来。
本文将围绕这些问题进行探讨，并提出一些建议，以期对相关单位和个人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鉴和参考。
首先，量刑规范化的实施面临着一个难题，即合理性问题。
在刑法中，量刑应当综合考虑犯罪行为的性质、情节、后果和社会危害程度等因素，因此量刑存在一定程度的主观性和灵活性。
然而，量刑规范化的实施试图通过确立一套统一的刑罚量刑标准，来减少司法机关的主观性干扰。
这既有利于司法公正，也方便了犯罪行为被定性和判罚。
但是，这个标准是否符合法律、伦理和社会价值标准，需要细致评估和审慎确定，否则可能因为标准本身存在知识结构缺陷、价值取向偏差、数据样本不足等问题，导致量刑结果不合理或不公正。
其次，量刑规范化的实施还面临着可操作性问题。
不同地区的法官和检察官对犯罪行为的认定标准和刑罚量刑标准有所不同，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量刑规范化的实施。
一方面，量刑规范化依赖于刑法相关数据的收集和对比分析，但这个过程存在一些困难，如数据来源不一、数据格式不规范、数据质量不高等。
另一方面，量刑规范化还需要适应地区、犯罪类型和司法实践等因素的变化，既要确保普适性，又要保持个性化，这需要大量的学术研究和实践经验。
此外，量刑规范化的实施还存在着与案例比对的问题。
量刑规范化需要通过案例分析和比对，来找出标准执行过程中的重点和难点，并对执行结果进行调整和纠错。
然而，案例分析和比对在实践中存在一些问题。
一方面，由于案例的多样性、复杂性和相对性，案例分析和比对可能难以全面和准确反映判决结果。
另一方面，案例分析和比对需要考虑的因素较多，例如事实、证据、证人、法理和法规等，这也增加了分析和比对的难度和工作量。
综上所述，量刑规范化实施中还存在很多问题。
量刑规范化量刑规范化是指在法律实践中，对犯罪行为按照一定的标准和程序进行量刑计算的过程。
目的是使量刑更加公平、公正、合理，并减少法官的主观意识和个人偏见对量刑结果的影响。
下面我将从量刑的相关概念、规范化的必要性、实施方法以及存在的问题等几个方面进行阐述。
首先，量刑是指根据刑法规定的法定刑和量刑定罪规则，对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进行刑罚判决或刑事裁定的过程。
量刑的目的是惩罚犯罪、维护社会秩序、保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并给犯罪分子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量刑的依据是犯罪的性质、情节、危害后果以及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主观恶性、客观情况等。
其次，量刑规范化的必要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提高司法公正和法律透明度。
通过规范化的量刑程序，可以减少法官主观意识和个人偏见对量刑结果的影响，确保判决结果的公正和合理。
二是提高司法效率和效果。
规范化的量刑具有一定的标准和程序，可以减少司法决策的随意性和不确定性，提高司法效率和效果。
三是便于统计数据的分析和犯罪预防工作的开展。
通过规范化的量刑，可以统计和分析各类犯罪的发生情况和判决结果，为犯罪预防工作提供数据支持。
实施量刑规范化的方法包括制定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形成刑事判决标准和司法解释等。
一是制定法律和法规。
法律和法规可以规定犯罪的刑事责任和量刑标准，明确量刑的依据和程序。
二是司法解释。
司法解释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根据法律规定和实践经验制定的量刑指导性文件，具有指导性和规范性作用。
三是刑事判决标准。
刑事判决标准是法官根据法律规定和司法解释，结合案件情况和相关法律法规，对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进行量刑确定的依据。
但是，量刑规范化在实践中还存在一些问题。
首先是标准的制定和适用难度。
由于犯罪行为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制定统一的量刑标准是一项困难的任务。
其次是量刑程序的不透明性和可操作性。
量刑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涉及多个因素和环节，法官在具体案件中可能会受到个人的影响和主观判断。
２０２２年９月 山西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Ｓｅｐ．，２０２２ 第３５卷 第３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ｈａｎｘｉ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ａｎｄＬａｗ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ｆｏｒ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ｏｒｓ Ｖｏｌ．３５ Ｎｏ．３【刑事法学论坛】收稿日期：２０２２－０６－１１作者简介：宋岱霖（２００１－），男，山东泰安人，吉林大学法学院２０１９级学生，研究方向：理论法学、民商法学；张志莹（２０００－），女，云南南华人，吉林大学法学院２０１９级学生，研究方向：刑法学、司法学。
量刑规范化改革的完善进路宋岱霖，张志莹（吉林大学法学院，吉林长春１３００１２）〔摘 要〕 量刑规范化改革是我国司法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界定其含义与目标，对量刑规范化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
自最高人民法院颁布《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后，我国司法审判中的量刑方式从“估堆式”逐渐转变为“规范化量刑”。
在“规范化量刑”的实施过程中，量刑基准的确定是量刑规范的基础，避免犯罪事实重复评价和增强疑难案件的可操作性是规范化改革的重点，为了克服规范化量刑弊端，可以通过促进“量刑均衡”、引入智慧量刑系统予以解决。
〔关键词〕 量刑规范化；量刑基准；量刑均衡；人工智能辅助量刑〔中图分类号〕ＤＦ６１３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２－１５００（２０２２）０３－００７６－０５ 一、量刑规范化改革概述量刑规范化改革是我国司法改革中的一项重大举措，其不仅是实现量刑公正的一项重要措施，对于法官权力的规范与司法程序的完善，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受定罪程序与量刑程序相结合的影响，关于量刑制度的问题没有得到充分和深入的探讨，［１］阐释量刑规范化的含义，是研究量刑规范化问题的基础和前提。
［２］量刑在本质上是法官在对案件事实进行考察判断以后，对犯罪人适用刑罚的一种思维决策活动，［３］因而量刑规范化的关键点在于“量刑”，量刑规范化，即对于审判活动中的量刑这一过程进行规范，这包含了两个层面：一是实质内容的规范。
谈谈对我国量刑规范化改革的认识作者：赵一然来源：《法制与社会》2013年第36期摘要随着“两个意见”的出台，我国的量刑规范化逐步成型，量刑从幕后走向台前。
这是我国的司法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
本文将就量刑规范化的基础问题进行讨论，说明我国量刑规范化的理论现实意义，并提出自己的意见。
关键词量刑规范化量刑起点司法建议量刑证据作者简介：赵一然，甘肃政法学院民商经济法学院2011级民事诉讼法方向硕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D9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3）12-157-02一、量刑规范化的本体论（一）首先什么是量刑规范化1.量刑规范化是以规范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为中心，围绕量刑制定的程序和实体上的规制，以达到量刑制度化，具体化。
量刑权是指裁判机关依据刑法，刑事诉讼法决定行为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构成何种犯罪以及是否适用刑罚、适用何种刑罚的权力。
真正意义上的量刑权包括量刑和定罪。
从理论和实践上来看，只有先认定行为人的行为构成何种犯罪的，才能考虑对行为人的量刑问题。
2.量刑的问题只存在于相对确定的法定刑的情况下。
在罪的明确性方面，有绝对确定的法定刑或者相对确定的法定刑两种。
绝对确定的法定刑使得量刑甚至失去了独立存在的意义，这会导致量刑上的僵化。
相对确定的法定刑是在定罪的后面规定一定的刑种及量刑幅度，同时标出规定最高刑与最低刑，给予司法机关自由裁量的空间。
这样有利于刑罚具体化和个体正义实现。
但各国也注重对法官滥用自由裁判权的风险进行规避。
这就是围绕量刑规范化展开的问题，即在确定性与灵活性之间的摇摆。
（二）量刑规范化的历史大陆法系国家的传统是定罪与量刑在程序上几乎是不分离的，而在英美法系国家的历史上，先后出现了立法量刑、法官量刑和行政量刑三种量刑模式。
立法量刑是指：立法机关通过立法将不同罪行的刑期以法律的形式确定，法官予以适用。
量刑问题上由立法解决，法官只是机械地进行量刑，是法律的“自动售货机”。
其背后是重刑主义。
很少国家适用这种模式。
法官量刑是指只在立法中规定一定的量刑幅度，还规定最高刑和最低刑，由法官最后确定具体刑期。
这种模式一般与相对确定的法定刑相连。
法官量刑模式是世界上现在比较普遍的量刑模式，体现了报应主义，功利主义以及恢复性司法的综合考虑，是相对比较理想的裁量模式。
行政量刑是指，由改造机构（如监狱），根据罪犯改造的具体实际情况来最终确定判处最终的刑期，它是一种比较特别的存在，违反了各国都认可的罪刑法定原则和刑罚的平等性原则而饱受质疑，在灵活性方面走得太远。
我国的量刑规范化最早是开始于刑事实体方面方面，针对我国的“厉而不严”的1979年刑法和1997刑法，自上个世纪70年代末提出了“严打”方针后，我国的许多学者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我国的刑法结构应当从“厉而不严”逐步向“严而不厉”转变，包括削减死刑、缩短监禁刑、扩大适用罚金刑等。
具体真正涉及到量刑规范化的措施是在2006年10月，在《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以“宽严相济”替代了“严打”的刑事政策。
（三）量刑规范化的理论意义1.量刑规范化的宪法意义。
首先，同案同判是平等原则的基本要求，罪罚相适应也是法律公正的基本体现，量刑规范化是涉及法律公平公正的重要课题。
德国学者也持类似的观点：“由于明确性原则同样适用于法律后果（联邦宪法法院判决45，363（371）），此等过于宽泛的刑罚幅度是否符合宪法也是有疑问的。
” 其次，从另外一个宪法角度讲，量刑规范化的核心是司法裁判权以及公诉机关在诉讼过程中收集证据，提出请求等职权的行驶，这些国家权力的行使都与公民的权利息息相关，二者之间是互相制约的。
第三，结合我国的法律条件，量刑规范化是以规范性文件的形式进行了规定，这类文件在司法中的地位怎样，是否同域外的一些类似的规定的作用一样，我国是否可以进行借鉴，这些问题都值得进行深入的探讨。
2.量刑规范化的价值追求。
量刑规范化的价值追求绝不仅仅是限制法官裁量权。
事实上，仅仅企图用量刑规范化来约束法官滥用职权在实践中在历史上的效果都不好。
首先，要注意到我国的量刑规范化问题是在世界轻刑化的趋势下进行的，要警惕量刑越规范越严酷的情况。
美国曾经的《量刑指南》就因为有加重刑罚的风险而饱受质疑。
其次，在程序方面，在我国，量刑规范化的作用与其说是约束法官，不如说是保护法官。
因为在我国，程序正义长期得不到重视，直到近几年程序的独立的价值开始得到尊重。
“依法审判”原则并不是简单的可以理解成：法官按照法律条文的规定推出对纠纷处理的结论，这样至少会导致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把法官是否愿意或者是否能够这样做看作产生司法不公的主要原因，法官的地位和权力被高估了，承担的风险却增大了，法官轻易的成为众矢之的。
有了量刑规范化的规定，法官的量刑有了程序上的规定，增加了刑罚裁判的公正性和可接受性。
在我国，法官的权威得到体现并不完全是靠被动性，自律性和内省性，更多的要靠看的见得程序来实现。
二、对两个规范性文件的认识最高人民法院决定，从2010年10月1日起，全国法院全面推行量刑规范化改革，试行《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以指导人民法院量刑工作”；两院三部于2010年9月13日发布了《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的通知。
通过对这两个指导性文件的研读，我们得出，我国量刑规范化改革的内容：一方面在实体上，改变定罪量刑一体，量刑模糊堆积，引入量刑机制，细化量刑内容，另一方面在程序方面，引入量刑建议，向英美法系学习，将量刑与定罪分离，确立量刑的独立程序。
通过量刑指导意见和量刑程序意见的双管齐下，保障公民获得公正公平。
总体上可概括为，统一量刑步骤，明确量刑方法，引入量刑建议，形成量刑程序。
这两个文件中规定了比较重要也是引起较多争议的内容，如果要谈我国的量刑规范化现状，这些内容都是不能回避的，下面着重选择三个方面来进行论述。
（一）怎样理解量刑起点量刑起点是一个幅度，而不是一个点。
这个幅度是保证同案同判的基础，因为量刑起点对应的是犯罪基本构成，这就与刑法分则的联系十分紧密。
但这种对应并不是严格的一一对应，因为在《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当中，有些量刑起点在刑法分则中以及相应的司法解释中找不到对应的内容。
例如就抢劫罪的量刑起点，刑法分则以及相关的司法解释并没有规定抢劫一次和两次的犯罪构成分别规定，只把多次抢劫定位加重情节之一。
但是《指导意见》中明确规定了二者不同的量刑起点。
而且，这里的基本犯罪构成并不是仅指法定刑的犯罪构成，还包括较轻（较重）的犯罪构成。
最后，定量刑起点时，还要考虑被告人的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以及刑事政策、社会治安状况等因素。
这是再规定各种细则时要考虑的，也是法院在进行个案审判时要注意的。
当然有些《指导意见（试行）》中规定的基本犯罪构成并不完全包含在刑法的分则以及相关司法解释中，作为规范性文件，它在我国的司法过程中有重要作用，那么这种作用是否可以理解为对法律的解释作用呢。
这个不得而知，但是就《指导意见（试行）》本身而言，各种基准刑的设定基本上是合理的，也可以看作是在司法实践中累积的经验，是司法规律的体现。
当然也有一些学者认为《量刑指导意见》是案例指导的一种变形，因为是司法实践的总结。
关于量刑起点，最大的争论在于它的不周延，没有办法对所有犯罪情形都作出规定，除了这15种犯罪，量刑起点的确定仍然需要法官在法定刑幅度内进行裁量，对此这种裁量行为该规范性文件仍然无能为力。
对于许多群众关心的职务犯罪《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却对此无回应。
（二）量刑程序的相对独立首先《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确立了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将量刑步骤规定为确定量刑起点，确定基准刑，确定宣告刑三个步骤，其次，在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阶段，将定罪与量刑分开进行。
这是我国诉讼程序上的一大进步，为实现量刑“个别化”提供了有利条件。
这种分离程序对于被告人不认罪以及死刑案件有特别的意义。
在死刑案件中，对于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确实充分展开辩论和审理后，很可能形成两种完全相反的情况：一认定被告人有罪，被告人可能被判死刑；二认定证据不足，被告人可能被判无罪。
当然这种极端情况也可能出现在其他案件中，只是在死刑案件在，量刑的独立意义更明显。
在我国以往的司法实践中，定罪与量刑不分，公诉机关与被告人及其辩护人会把大量精力和时间花费在定罪问题上，导致量刑证据没有经过充分论证，法官的裁量结果也无法保证，甚至定罪与量刑之间就不是相适应的。
英美法系国家的陪审团审判程序中量刑程序的独立，是以被告人作无罪答辩为前提的，当然我国不实行陪审团制度，并不要求被告人一定要做无罪辩护才能进行单独的量刑程序。
但是，《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中规定的量刑程序的独立并不彻底，在罪名以及有罪还是无罪都无法确定的情形下，假设如果仅仅进行无罪辩护这将导致在有罪的情形下的正确量刑效果要受到减损。
这似乎是个两难的情况，需要对此进行更深更全面的规定。
（三）引入司法建议纵观世界各国的立法，我们几乎不能在其他国家的法律中找到检察机关享有量刑建议权的相关规定。
并不是说检察机关进行司法建议没有其合理性，只是这种建议制度最大问题就是影响裁判机关的独立审查，而且在司法实践中也会引起与裁判机关的冲突。
如果一旦裁判建议没有被采纳，这是否会引起检查机关的抗诉？是否浪费了司法资源？检察官或者缓刑官提出量刑建议的基础或者依据是什么，是否具有合宪性？如英国《皇家检察官守则》规定了控辩双方“不能讨论量刑的问题，因为量刑是属于法官的职权范围，并且控诉方无权向法官建议某种特定的惩罚”。
《美国联邦刑事诉讼规则》的相关条款规定，公诉时量刑建议主要由缓刑官在其制作的“科刑前报告中对制定法中所明确标示出的任何关于罪行减轻或者加重情节的因素作出回应......考量到任何有助于评定罪行等级以及犯罪历史的因素”。
这些可以满足量刑的基本要求。
但是这种官在我国是不存在的。
同时司法建议还存在技术性难题，不同于定罪量刑不仅要面向过去，还要考察犯罪嫌疑人的主观恶性以及重犯的可能，这正是量刑问题的独特之处，也是加强量刑程序独立性的重要依据。
同时如果检查机关提出的量刑建议基于警察提供的与案件事实或者定罪相关的信息，那么其正确性和全面性都会受到削减，试问检察机关有耐心对犯罪嫌疑人的以后产生足够的兴趣吗？量刑信息又无法通过量刑程序得到严格检验因为量刑程序对证人出庭、证明责任、证明标准等方面的要求很低，种种问题都指向了量刑建议的基础——量刑信息的不充分，不客观甚至包含了加重刑罚的错误价值。
量刑建议的正当性，我们是存在怀疑的。
在美国，根据驻康涅狄克州联邦地区法院的相关规定，检察官和辩护律师都无权向法官提出具体的量刑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