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基于特殊关系的中立帮助行为的出罪思考

对基于特殊关系的中立帮助行为的出罪思考作者：丑丽杨波来源：《学理论·下》2012年第12期摘要：中立行为的帮助理论自出现后即在德、日引发热议，并对司法实践产生影响，我国尚未引用该理论指导司法实践，通过真实的案例，以中立行为的帮助理论为切入点，通过期待可能性、刑事政策的分析，将基于特殊关系的中立行为排除在可罚的范围之外，并确定不可罚的帮助行为的范围。

关键词：帮助犯；中立行为；特殊关系中图分类号：D9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36-0113-02一、案情简介案例：王某和李某系同居男女朋友关系，李某知晓王某长期贩卖毒品。

王某在手机不慎丢失后一直未重新购买，两个月以来一直使用李某的手机，并利用该手机联系贩卖毒品，李某在明知的情况下依然让张某使用其手机，后王某在一次贩毒中被民警捉获，从通话清单中查出李某的手机号和买毒下家多次通话的记录。

二、问题的提出根据我国刑法第25条规定：“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这里的故意包含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简言之，明知对方实施犯罪行为，仍为其提供犯罪条件，放任犯罪的发生，即属于共同犯罪中的帮助犯，上述案例中，李某对于王某贩毒行为主观上明知，客观提供手机作为通讯工具，放任王某利用该手机联系贩毒事宜，完全符合我国刑法总则对于帮助犯的规定。

但如果同居女友出于生活上的帮助提供手机给男友使用，仅仅因为主观明知其贩卖毒品，就构成贩卖毒品罪的共同犯罪，那父母明知子女容留他人吸毒依然因为子女提供住宿条件是否也构成容留他人吸毒的共犯？无疑这些都会有违“常情、常识、常理”的司法者精神。

三、分析（一）切入：中立行为的帮助理论1.中立行为的帮助概述所谓的中立行为的帮助，是指从外表看来通常属于无害的、与犯罪无关的行为，客观上却又对他人的犯罪行为起到了促进作用的这样一种情形。

中立行为主要指的是一些具有反复性、非个人性、匿名性、可替代性的行为，最典型的莫过于商品和服务的提供，中立行为的帮助之所以集中在该类区域，乃是这些行为在日常生活中大量存在，且和每个公民的生活便利息息相关，但中立行为的帮助范围绝不仅限于此，事实上，一般人的衣食住行的提供都是中立行为的帮助的体现，笔者在文中即使对此类一般生活中的中立行为帮助——基于特殊关系的中立行为帮助进行研究。

中立帮助行为可罚性研究中立帮助行为可罚性研究社会中存在着各种形式的正义和道德准则，这些准则对个体的行为具有指导意义，并维护着社会的基本秩序。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经常会遇到一些行为，它们的目的是为了中立地帮助他人，而这些行为却常常涉及法律的边缘。

本文将探讨这种中立帮助行为的可罚性问题，并对其进行分析和思考。

首先，需要明确什么是中立帮助行为。

中立帮助行为指的是在没有自身利益的情况下，通过行动或言语帮助他人解决问题或改善困境。

这种行为通常是自愿、无偿、无所图的，主要目的是出于善意和同情心，为他人提供帮助和支持。

然而，中立帮助行为是否可以被视为可罚性行为则存在着争议。

有人认为，中立帮助行为是积极向上的，它体现了人们的同情和援助精神，应该受到社会的赞许和嘉奖。

在一些国家和地区，也建立了志愿者组织和公益机构，为中立帮助行为提供了相应的法律保护和支持。

然而，也有人对中立帮助行为的可罚性提出了质疑。

他们认为，中立帮助行为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与法律规定相冲突，可能会给他人造成不良后果。

例如，在紧急情况下，一位没有相关医疗知识和技能的人进行急救行动，可能会使伤者病情加重，甚至导致其死亡。

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对中立帮助行为进行限制和约束。

此外，在某些特殊领域中，中立帮助行为也可能涉及到潜在的法律风险。

例如，在金融领域，盲目提供中立帮助的人可能会泄露他人的个人信息，导致金融诈骗等问题的发生。

因此，在这些领域中，对中立帮助行为的监管和规范也非常必要。

综上所述，中立帮助行为的可罚性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需要权衡个体的善意和社会的风险。

对于一些普通而常见的中立帮助行为，社会应提供相应的法律保护和支持，充分发挥其积极的社会作用。

但对于某些特殊领域和情况下的中立帮助行为，应加强监管和规范，以防止出现不良后果。

最后，要提醒每个人，在实施中立帮助行为时，要根据自身的知识和能力，合理评估风险和可能的后果，并在遵守法律和道德准则的基础上，积极为他人提供帮助与支持，共同构建一个更加和谐、公正的社会综上所述，中立帮助行为的可罚性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需要权衡个体的善意和社会的风险。

法学者对于行为人实施的中立帮助行为是否应当处罚，一直存在很大的争议。

我国2013年全国司法考试在刑法部分出了这样一个选择题：五金店员工甲观看乙、丙两人在店门前互殴，乙在殴打过程中掏钱向甲购买一个羊角锤，店员甲在卖给乙羊角锤的过程中说：“你打伤人和我无关”，乙在互殴过程中利用该锤将丙打成重伤。

甲将锤子卖给乙属于正常的销售行为，不应当属于共犯。

这一选项设定是目前刑法学界关于中立帮助行为的可罚性争议的缩影。

2014年温州一位出租车司机目睹一15岁女乘客被强奸而没有援助，2015年深圳快播科技有限公司在明知网络用户使用者利用其软件系统下载、搜索以及发布侵犯著作权和播放色情视频的情况下放任不管，此类案件层出不穷，但我国对于中立行为的研究目前处于初级阶段，法律文件都没有涉及到中立帮助行为。

因此中立帮助行为的可罚性认定也就成了一个难题。

一、中立帮助行为概述（一）中立帮助行为的内涵。

一般情况下的犯罪行为，都存在受害人和加害人，对于危害公共安全等这类犯罪行为可以将社会作为受害方，而进行中立帮助的行为人不属于加害人或受害人，而是处于一种“中立”状态，其行为本意并不是为了帮助任何一方，而仅仅是为了谋取非犯罪性质的个人利益，但客观上对他人的违法犯罪行为产生了帮助作用，就应当属于中立帮助行为。

（二）中立帮助行为的特征。

在社会生活中中立帮助行为已经屡见不鲜，该行为主要具备以下三个特征，第一地位上的中立性，实行中立帮助行为的行为人在主观上虽然已经预见到了犯罪行为或者犯罪结果的发生，但不带有倾向于任何一方的感情色彩，当然这种中立只要求表面上的中立，而不要求实质上的中立。

第二是帮助性，在满足中立性的前提下，行为人实施的中立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犯罪结果的产生，也就是说中立行为提高了法益受到侵害的可能性。

这种帮助性可以是客观物质上的帮助，比如羊角锤案；也可以是主观精神上的支持，比如出租车案和快播案。

第三是帮助对象的违法犯罪性，这也是中立帮助行为的关键特征，但帮助对象的违法犯罪性并不意味着中立帮助行为必然承担法律责任。

《我国刑法中帮助行为正犯化研究》篇一一、引言在刑法领域，帮助行为正犯化是一个重要的概念，它涉及到犯罪行为的认定、刑事责任的分配以及司法实践的公正性。

随着我国社会治安形势的日益复杂化，对帮助行为正犯化的研究也日益受到关注。

本文旨在通过对我国刑法中帮助行为正犯化的深入研究，为司法实践提供理论支持和参考。

二、帮助行为正犯化的概念及特点帮助行为正犯化，是指在犯罪过程中，为犯罪分子提供物质、精神或其他方面的帮助，使其犯罪行为得以实施或得以顺利完成的行为。

这种行为在刑法上被视为一种独立的犯罪行为，即正犯化。

帮助行为正犯化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帮助行为的独立性。

即帮助行为本身就构成了一种独立的犯罪行为，不依赖于主犯的犯罪行为。

二是帮助行为的可预见性。

即帮助行为在主观上具有预见性，即知道自己的行为会对主犯的犯罪行为产生帮助作用。

三是帮助行为的严重性。

即帮助行为对主犯的犯罪行为产生了实质性的促进作用，对社会的危害性较大。

三、我国刑法中帮助行为正犯化的立法现状我国刑法对帮助行为正犯化有着明确的法律规定。

在刑法总则中，规定了共同犯罪的原则，即对于共同犯罪中的主犯和从犯，根据其犯罪行为的性质、情节和危害程度，分别给予相应的刑事处罚。

在刑法分则中，针对不同类型的犯罪行为，规定了不同的罪名和刑罚，其中包括了大量的帮助行为正犯化的规定。

然而，我国刑法在帮助行为正犯化的立法上还存在一些不足。

例如，对于帮助行为的认定标准不够明确，导致司法实践中存在认定困难的问题；对于帮助行为的刑事责任分配不够合理，导致主犯和从犯之间的刑事责任差异过大等问题。

四、我国刑法中帮助行为正犯化的司法实践在司法实践中，对于帮助行为正犯化的认定和处理，各地法院的判决存在差异。

这主要是由于对帮助行为的认定标准不够明确，以及法官对案件的理解和判断存在差异所导致的。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加强对帮助行为的认定标准的明确和统一，以及提高法官的刑事审判水平。

刑法出罪事由丨中立的帮助行为及其处罚范围的限缩中立的帮助行为及其处罚范围的限缩文丨尹振国法学博士，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博士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四级高级法官中立行为是中立的帮助行为的上位概念，由于法律的抽象性，合法与违法之间的界限并不是泾渭分明的，合法与违法之间存在灰色地带，合法行为与违法行为之间存在大量的中立行为。

其中，对他人的犯罪行为或结果客观上起到帮助或促进作用的行为被称为中立的帮助行为。

哪些中立的帮助行为因不可罚而出罪，这是要重点讨论的问题。

一、中立的帮助行为的概念中立帮助行为，“是指那些主观上不追求非法目的、客观上属于不具有刑事违法外观的日常行为，但是实质上对他人的违法犯罪行为起到了助益作用的行为。

这类行为在客观上对正犯的实行行为起着实质上的推动作用，更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助长法益受侵害的风险或者加强法益的受侵害程度”①。

中立的帮助行为与日常生活中的行为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具有日常性、反复性、可替代性等特征，但客观上对正犯的行为起到了帮助作用。

日本关于实施中立的帮助行为的人是否成立帮助犯的典型案例是winny案，日本最高法院的判决指出：winny是一种价值中立的软件，既可被用于合法用途，又可被用于侵害著作权的非法用途，该软件到底该被如何使用，无权取决于使用者，被告人无罪。

②在我国，关于中立的帮助行为的典型案例是深州快播案，被告人王某欣辩称“技术无罪”，法院判决认为：快播公司及各被告人均明知快播网络系统内大量存在淫秽视频并介入了淫秽视频传播活动，其放任其网络服务系统大量传播淫秽视频属于间接故意……本案不适用“技术中立”的责任豁免。

我国《刑法修正案（九）》新增了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是共犯正犯化的适例。

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生产、销售伪劣商品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9条规定，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他人实施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而为其提供贷款、资金、账号、发票、证明、许可证件，或者提供生产、经营场所或者运输、仓储、保管、邮寄等便利条件，或者提供人制假生产技术的，以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的共犯论处。

《我国刑法中帮助行为正犯化研究》篇一一、引言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犯罪行为的形态和手段也在不断变化，刑法对于犯罪行为的打击和预防也面临着新的挑战。

其中，帮助行为在犯罪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其正犯化问题也引起了广泛关注。

本文旨在探讨我国刑法中帮助行为正犯化的相关问题，以期为司法实践提供参考。

二、帮助行为正犯化的概念及背景帮助行为，指为犯罪分子提供物质、精神或者其他方面的帮助，使其得以实施犯罪行为。

在我国刑法中，帮助行为通常被视为从犯或共犯的范畴。

然而，随着犯罪手段的日益复杂和隐蔽，单纯的从犯或共犯认定已难以满足打击犯罪的需要。

因此，帮助行为正犯化的问题逐渐浮出水面。

帮助行为正犯化，即将原本属于从犯或共犯范畴的帮助行为，在刑法中独立定罪，从而加重对犯罪行为的打击力度。

这一趋势反映了刑法对于打击犯罪的从严趋势，也体现了刑法对于预防犯罪的重视。

三、我国刑法中帮助行为正犯化的现状及问题（一）现状目前，我国刑法中已有部分条文对帮助行为进行了正犯化处理。

例如，贩卖毒品罪、协助组织卖淫罪等，均将原本属于从犯或共犯范畴的帮助行为进行了独立定罪。

此外，随着《刑法修正案》等法律的修订，越来越多的帮助行为被纳入正犯化的范畴。

（二）问题然而，在帮助行为正犯化的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

首先，对于哪些帮助行为应当被正犯化，以及如何界定正犯化的程度和范围，尚无明确的法律规定和司法解释。

其次，正犯化后的帮助行为可能存在刑罚过重的问题，导致司法实践中对犯罪嫌疑人的定罪量刑存在争议。

最后，正犯化后的帮助行为与传统的从犯或共犯之间的关系也值得深入探讨。

四、解决我国刑法中帮助行为正犯化问题的对策建议（一）完善立法规定为了解决上述问题，首先应当完善立法规定。

应当明确哪些类型的帮助行为应当被正犯化，以及如何界定正犯化的程度和范围。

同时，对于正犯化后的帮助行为的刑罚幅度也应当进行明确规定，以避免司法实践中出现定罪量刑的争议。

（二）加强司法解释和指导除了完善立法规定外，还应当加强司法解释和指导。

第23卷第1期2021年1月VolVol..23NoNo..1JanJan..2021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Nan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SciencesSocial Sciences))刍议中立帮助行为的刑法规制瞿目（湘潭大学法学院,湖南湘潭411105）摘要：从中立帮助行为主体的主观恶性与行为的客观危害性来看，对行为人进行刑法规制皆具有一定合理性。

除此之外，还应当站在事后的立场分析中立帮助行为对正犯结果产生的相关作用。

立法者在《刑法修正案（九）》中将中立帮助行为正犯化，即对中立帮助行为采取单独定罪的处罚模式。

这一模式考虑到中立帮助行为的法益侵害性与行为人的主观罪过性，但存在不当侵害公民权益、破坏法律体系内部的一致性以及不当扩大犯罪圈的可能。

基于中立帮助行为的日常性，有必要对中立帮助行为的可罚范围进行限定，在此基础上将其按共犯处理，只有当行为在按共犯处理存在障碍或者独立地侵害了法益等情形时，才可以寻求立法的途径对其单独定罪。

关键词：中立帮助行为；刑法规制；正犯化中图分类号：D924.39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2129(2021)01⁃0078⁃05《刑法修正案（九）》（以下简称为《刑修九》）第29条增设了第287条之二，即新增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

该罪名将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而为其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器托管、网络存储、通讯传输等技术支持以及提供广告推广、支付结算等互联网时代最普通、最平常的服务行为独立成罪，使实践中通常认为无害的中立帮助行为正犯化，实现对此类行为的刑法规制。

这一罪名的出现，对司法实践中的具体案例也造成了深远影响，其中以快播案件讨论尤为激烈。

到目前为止，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定罪的判决接近300份，主要集中在2018年。

然而，对中立帮助行为是否必须动用刑法规制以及该如何规制，在理论上仍然存在较大争议，并且以立法的形式将中立帮助行为入罪这一路径来实现对此类行为的规制是否合理，同样值得探讨和反思。

中立帮助行为的刑事责任认定作者：冯昌波来源：《中国检察官·经典案例》2019年第10期一、基本案情2017年12月至2018年5月期间，被告人陈某以浙江省义乌市稠山二区某地下室为制假窝点，在未取得注册商标使用权人许可情况下，从不法商贩毛某处购得假冒“五粮液”“茅台”酒瓶、包装、商标标识一万余套，以金六福酒冒充“茅台”、以无牌酱香型白酒冒充“五粮液”，自行灌装包装后销售给于某等人，销售额十万余元。

制作销售假酒过程中，陈某小舅子宋某，明知陈某制作的酒可能有问题，仍帮忙清洗酒瓶;陈某妻子宋某某明知陈某制造的可能是假酒，仍提供支付宝账号用于接收销售货款。

于某明知陈某生产的茅台酒为假冒高仿白酒，仍以明显低于市场的价格向陈某进货，并转手以市场价销售，销售额十七万余元。

二、分歧意见对于宋某和王某的行为该如何定性，司法实践中出现争议。

第一种观点认为，宋某和宋某某的行为属于刑法规定的共同犯罪中的帮助犯，应予以定罪处罚。

依据《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知识产权解释》），为制假售假提供账号等帮助行为的均为共犯，因此宋某某和宋某均构成共同犯罪的帮助犯。

第二种观点认为，宋某和宋某某的行为属于不可罚的中立行为，应非罪化处理。

“经济犯罪中的中立行为的帮助通常没有制造不被允许的危险，不宜评价为帮助行为，应否定帮助犯的成立。

”[1]宋某某和宋某的行为无论是客观帮助作用大小还是主观非罪化的明知心态，均不宜认定为共同犯罪。

第三种观点认为，区分不可罚的中立帮助行为和可罚的中立帮助行为的界限，应结合行为人在帮助行为中的主观认识程度、对犯罪结果发生作用大小，依据主客观一致的原则综合认定。

具体到本案，综合宋某某和宋某作用大小、主观明知程度，认定宋某属于假冒注册商标罪共犯，而宋某某属于情节显著轻微，不认为是犯罪。

三、评析意见本文赞同第三种观点。

对于本案中宋某和宋某某的处理重点考察以下三个方面。

帮助行为正犯化的类型研究与入罪化思路一、本文概述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和法治建设的深入推进，刑法作为维护社会秩序、保障公民权益的重要工具，其适用边界和解释逻辑日益受到关注。

在刑法体系中，帮助行为正犯化是一个颇具争议的话题，它涉及到刑法理论中的共犯与正犯、实行行为与帮助行为等核心概念的界定。

本文旨在探讨帮助行为正犯化的类型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其入罪化思路，以期为刑法理论的发展和实践应用提供参考。

具体而言，本文将首先梳理帮助行为正犯化的相关理论基础，明确其概念内涵和特征。

接着，通过对典型案例的分析，归纳出帮助行为正犯化的主要类型，如提供工具型、提供信息型、提供心理支持型等。

在此基础上，本文将进一步探讨帮助行为正犯化的入罪化思路，包括其必要性、可行性和具体路径。

通过这一研究，本文旨在揭示帮助行为正犯化在刑法实践中的应用价值和意义，以期为完善我国刑法体系、提高司法公正性提供有益借鉴。

二、帮助行为正犯化的理论基础帮助行为正犯化，即在特定情况下，将原本仅作为犯罪帮助的行为提升为正犯行为，承担与正犯相同的刑事责任。

这一理论基础的构建，主要源于对传统共犯理论的反思与扩展，以及对复杂多变的犯罪形态的适应。

帮助行为正犯化体现了刑法对犯罪行为的全面打击。

在传统的共犯理论中，帮助犯因其对正犯行为的辅助性质，其刑事责任往往轻于正犯。

然而，在现实中，某些帮助行为对犯罪结果的发生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其社会危害性不亚于正犯。

因此，将这类帮助行为提升为正犯行为，有助于全面评价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实现刑法的公正与公平。

帮助行为正犯化是对传统共犯理论的创新与发展。

传统共犯理论以正犯为核心，将帮助犯视为从属于正犯的存在。

然而，随着犯罪形态的不断演变，越来越多的帮助行为呈现出独立性和主动性，不再仅仅是从属于正犯的行为。

因此，将这类帮助行为正犯化，有助于突破传统共犯理论的束缚，更准确地评价犯罪行为的性质和责任。

帮助行为正犯化符合刑法预防犯罪的目的。

论中立帮助行为的处罚边界在刑法学领域，中立帮助行为是一个备受的话题。

中立帮助行为指的是在主观上无故意、无直接利益驱动，但在客观上对犯罪的实施提供了帮助的行为。

如何界定中立帮助行为的处罚边界，不仅关系到对犯罪行为的认定和打击，还涉及到公民个人的自由权利和社会秩序的维护。

中立帮助行为指的是在主观上无故意、无直接利益驱动，但在客观上对犯罪的实施提供了帮助的行为。

这类行为通常具有以下特征：无主观故意：中立帮助行为人在实施行为时并未预见到其行为将有助于犯罪的实施，其行为是出于中立、无偏见的目的。

无直接利益驱动：中立帮助行为人并未从犯罪行为中获得直接的经济或其他利益，其行为与犯罪的实施无直接关联。

客观上对犯罪有帮助：尽管中立帮助行为人在主观上并无故意，但其在客观上对犯罪的实施提供了帮助，这种帮助可能体现在物质、信息、技能等方面。

在大多数国家，对于中立帮助行为的处罚存在一定的法律规定。

这些法律规定通常将中立帮助行为归入犯罪共犯的范畴，根据其主观和客观上的具体情节，依法进行相应的处罚。

例如，德国刑法规定，对于明知他人将实施犯罪而为其提供物质、技术或其他形式的帮助者，视为共犯。

但如行为人对其行为的违法性存在误解或无法预见，则不构成犯罪。

以一家酒吧为例，酒吧老板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允许一名罪犯在酒吧内使用同伙，以实施抢劫计划。

在案件中，酒吧老板的行为被视为中立帮助行为。

然而，由于其未能预见到罪犯将利用酒吧的进行犯罪活动，因此酒吧老板并未被追究法律责任。

对于中立帮助行为的处罚边界，存在一定的争议。

一方面，一些人认为应当加大对中立帮助行为的处罚力度，以遏制犯罪行为的发生；另一方面，另一些人则认为应当严格限制对中立帮助行为的处罚范围，以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

为了解决这一争议，有必要制定更加合理的处罚边界。

对于中立帮助行为的认定应当谨慎，确保只在客观上对犯罪的实施提供了实质性帮助的行为才可被视为中立帮助行为；对于中立帮助行为的处罚应当根据其主观和客观上的具体情节，进行综合考量，避免过度处罚或漏罚。

52佳木斯职业学院学报2021年第3期总第220期No.3. 2021Sum 220J O U R N A L O F J I A M U S I V O C A T I O N A L I N S T I T U T E浅析刑法中的中立帮助行为赵 权 张 泽（ 东北林业大学文法学院，黑龙江哈尔滨 150040）收稿日期：2021-01-04基金项目：2018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刑事政策与刑法发展关系论研究”（18YJC820092）作者简介：赵权（1984—），男，黑龙江哈尔滨人，讲师，博士，主要从事中外刑法学研究；张泽（1995—），男，山东淄博人，东北林业大学文法学 院2018级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外刑法学研究。

一、中立帮助行为的概念中立帮助行为是指在外观上看起来是中立的、没有法益侵害性的、但实际却对某种犯罪行为和结果起到了客观上的促进作用的行为。

要更好地探究中立帮助行为的含义，就不得不与传统的共同犯罪中的帮助犯进行对比。

传统的帮助犯，从主观层面上讲，帮助犯须有帮助的故意，且该故意具有二重性，即同时具有实施帮助行为的故意和帮助既遂的故意［1］。

而帮助的故意，国内有不少学者认为应当包括间接故意。

从客观层面上讲，帮助犯须有帮助的行为，即实施了“使正犯者的实行行为更为容易的行为。

［2］”中立的帮助行为，从主观层面上讲，是中立的帮助者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对犯罪行为起促进作用。

这也就是说，中立的帮助者最起码是基于放任的故意，即间接故意。

从客观层面上讲，中立的帮助者实施了对犯罪行为有利的行为。

例如，二人在售卖五金器具的店前相互斗殴，其中一人一边斗殴一边向店员购买羊角锤，并用羊角锤将另一人打成重伤，店员卖羊角锤的行为属于中立帮助行为。

由此可以看出，中立帮助行为大多数都符合帮助犯的构成要件，如果将其完全按照帮助犯处罚似乎也可以。

但中立帮助行为的帮助者实施的通常是“中立行为”，一般指具备可重复性、可替代性的日常行为，如日常的商品和服务的提供。

论中立的帮助行为的处罚界限本文从网络收集而来，上传到平台为了帮到更多的人，如果您需要使用本文档，请点击下载按钮下载本文档（有偿下载），另外祝您生活愉快，工作顺利，万事如意！中立的帮助行为，是指行为人基于自己的目的所实施的，本身是可以对任何人进行的，并且相对于正犯的行为有其独立性，客观上却对正犯的行为、结果起到了促进作用的行为,又称中性帮助行为、日常生活行为，日常行为等。

关于中立的帮助行为的处罚界限，即如何清楚界分中立的帮助行为可罚与不可罚的边际，历来是帮助犯领域一个极为重要的争议点。

在现代多元社会中，人们之间的交易、交往变得频繁，而这些日常的行为很可能直接或间接的就助长了他人的犯罪。

如果将这一类行为统统作为帮助犯处理，势必会导致社会中的正常商品交易和生活交往陷入停滞。

所以，对中立的帮助行为的处罚界限展开研究，厘清其罚与不罚的边界，对司法实践中认定和处罚帮助犯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

本文将从中立的帮助行为的概念、特征及分类入手，在对国内外已有的相关学说及判例进行介绍分析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立场选择，并按照前文所提出的分类方式，将自己的立场具体应用于典型案例中，以检验其合理性。

全文除引言和结论外，共分为四章。

第一章是对中立的帮助行为进行一个基本的概述，主要界定了中立的帮助行为的概念、特征及分类。

在概念方面，笔者在分析现有文献对该行为定义的基础上，提出自己对中立的帮助行为的概念；在特征方面，提出中立的帮助行为有两大特征，即中立性和帮助性；在分类方面，提出将中立的帮助行为划分为业务行为、民事义务行为以及其他日常生活中的善意帮助行为。

从而，为后文的讨论提供了一个统一的话语平台。

第二章是对国内外已有的相关学说及判例进行评析，分为三节。

在第一节，主要评析了大陆法系下代表国家及地区的学说，细分为主观说、客观说和折衷说。

在第二节，主要评析了英美法系下代表国家的学说及判例，细分为明知说、犯行促进意思说和独立罪名说这三种路径。

中图分类号:D91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285（2018）01— 0032—07中立帮助行为无罪论刘 天[1]【摘要】在我国，随着《刑法修正案（九）》的生效实施，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为切入点，掀起了对中立帮助行为罪与非罪的论辩热潮。

立法上对于该问题采取了谨慎的态度，例外地承认中立帮助行为的犯罪性。

其实，中立帮助行为对法益侵害结果的发生既不存在物理的促进，也不具有心理的帮助；而且其行为也不是在帮助正犯的主观故意的心理支配下实施的。

根据消极的责任主义原理，中立帮助行为人不应对法益侵害结果负责。

于此，中立帮助行为不具有帮助犯性质，对其应当作无罪化处理。

【关键词】中立帮助行为因果关系故意无罪化一、问题的提出中立帮助行为是指“在外形上看是中立的（不具有犯罪意义）而从客观上促进正犯行为实施”[2]的行为。

该类行为是否成立帮助犯，德日法学界在刑法理论上讨论已久。

在我国，随着《刑法修正案（九）》的生效实施，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为切入点，掀起了对中立帮助行为罪与非罪的论辩热潮。

理论上，中立帮助行为的全面处罚说基本被抛弃，其仅具有历史沿革的意义。

主张应当限制其处罚范围的限制处罚说处于支配地位；当然在如何限制处罚或者说从哪个方面限制处罚，还存在主观说、客观说、综合说等观点。

然而，为什么将中立帮助行为入罪条件特殊化，即限定其处罚且不以帮助犯的成立要件为标准，这是不无疑问的。

本文认为，例如网络平台提供商等所提供的日常生活中的中立行为能否认定为帮助犯之帮助，或者说此类帮助行为对正犯行为的客观上的促进是否具有刑法意义、是否完全符合帮助犯的构成要件，有待进一步考量。

根据中立帮助行为的定义以及帮助犯的成立条件，将其入罪标准特殊化是不具有法律依据且是不必要的，而且仅从某个方面对之限制处罚也是不够的，应当对其进行无罪化处理。

二、中立帮助行为立法例外之构罪在中立帮助行为的问题上，理论上普遍认为其应当成立帮助犯，学者们讨论的焦点在如何限定中立帮助行为的处罚范围上，即为中立行为的入罪化寻找一个可靠的限制标准。

论中立帮助行为成立帮助犯的条件作者：臧萌来源：《法制与社会》2015年第35期摘要中立帮助行为理论自出现就饱受争议，从外表上看起来属于正常业务交往行为，然而实际上却对正犯的犯罪行为有帮助效果时，如果此时还存在心理上的故意这一因果关系，依据帮助犯理论，似乎应该被认定为帮助犯处罚。

可是，由于很多出售商品、提供服务、履行民事义务的行为存在中立性这一特殊特点，统统认定为帮助犯所可能导致的结局是：销售商品、提供服务、归还款物者在不能确保对方不会实施犯罪之前，就不得不停止上述活动，这样做恐怕会使社会正常的经济和日常生活交往陷入停滞。

正是由于中立帮助行为的这一特殊性，因此必须要对这一问题做出严格的限定。

有多学者对中立帮助行为做出过研究，主要可以总结为全面处罚说、限制处罚说的分歧。

可以说，从中立帮助行为理论成立开始，理论界就存在诸多争议。

因此本文尝试从中立帮助行为成立帮助犯的理论开始入手，通过对经典案例的分析与解读，以求探讨实务中中立帮助行为出入罪的界定。

关键词中立行为帮助犯帮助行为作者简介：臧萌，天津市西青区人民检察院。

中图分类号：D92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5）12-265-03一、问题的提出【设例】甲为讨债将被害人乙关押在家院内的狗笼里，打电话让卖盒饭的丙送盒饭上门，丙在门口与甲交接盒饭时，无意中从门缝看到乙被关在狗笼内，但丙不想惹是生非，仍然天天给甲送盒饭。

当警方营救乙时，恰巧遇见丙送完盒饭想离开。

试问：丙能否被认定为非法拘禁罪的帮助犯？二、中立帮助行为的理论争议中立帮助行为，如果只注意他的外观，那么他并没有构成危害、且目的不具有非法性，但是实际上对正犯的犯罪行为构成了积极的帮助效果。

理论上对于中立帮助行为有不同的说法，有日常行为、职业相当性行为、典型职业行为、惯常的业务活动等称谓。

首先来看帮助犯，当我们认定帮助犯时，当行为人知晓他人的想要实施犯罪活动，实际上又对正犯的犯罪活动促进了积极的帮助效果，符合传统上认为的帮助行为因果性，所以构成帮助犯似乎理所当然。

中立帮助行为出罪根据—六个案例与五个司法解释悄悄法律人 1周前作者 | 陈洪兵东南大学法学院教授来源 | 《四川大学学报》（哲社版）2021年第4期摘要：中立帮助行为人主观上存在明知，客观上促进了他人犯罪，因此，中立帮助行为的出罪根据只能是客观行为本身；中立帮助行为本身不是犯罪行为，不符合帮助犯的客观违法构成要件，他人利用之实施犯罪的，根据溯责禁止原理，应属于故意的正犯的自我答责的领域。

我国有关共犯的司法解释规定，明知他人实施犯罪还为其提供贷款、资金、原材料、机器设备、运输、仓储、保管、邮寄、生产经营场所等帮助的，成立相关犯罪的共犯，这似乎说明我国司法实务在中立帮助行为处罚问题上，采取了与国外限制中立帮助行为处罚范围的趋势背道而驰的立场。

其实不然，这类规定只是一种“注意性规定”，旨在提醒司法工作人员不要忽视对深度参与他人犯罪，原本就符合帮助犯成立条件的犯罪团伙成员的打击，而非意味着将从事具有中立性质的日常生活行为、正常业务活动的人作为共犯“一网打尽”。

关键词：共犯司法解释；中立帮助行为；帮助犯；客观归责目次一、问题的提出二、中立帮助行为的出罪根据三、共犯司法解释的再解释四、中立帮助行为的具体事例分析五、总结一、问题的提出（六个案例）案1“出售机械设备案”：甲明知乙一直在生产、销售假冒伪劣烟草制品，还向其出售生产烟草制品的通用机械设备。

问题：甲应否构成相关犯罪的共犯？案2“运输伪劣皮鞋案”：专门从事货运业务的丙，明知丁委托其运输的物品系假冒他人注册商标的伪劣皮鞋，仍予以承运。

问题：丙应否成立共犯？案3“出租门面房案”：张三明知李四专门从事假冒伪劣烟酒批零兼营业务，仍将自己所有的门面房出租供其经营使用。

问题：对张三能否以共犯论处？案4“车贷首付融资案”：王某为向银行申请无抵押车贷而编造虚假材料。

赵某明知王某没有偿还银行贷款的能力和意愿，但为了赚取高额利息（月息三分）仍借钱给王某支付购车首付款（车价的50％）。

《我国刑法中帮助行为正犯化研究》篇一一、引言在刑法领域，帮助行为正犯化是一个重要的概念，它涉及到犯罪行为的形态、犯罪人的责任以及刑法的适用等问题。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法律体系的不断完善，刑法中帮助行为正犯化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

本文旨在探讨我国刑法中帮助行为正犯化的概念、特征、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对策，以期为司法实践提供参考。

二、帮助行为正犯化的概念及特征（一）概念帮助行为正犯化是指在共同犯罪中，虽然行为人没有直接实施犯罪行为，但其提供的帮助行为对于共同犯罪的完成起到了重要作用，从而构成犯罪的情形。

这种帮助行为可以是物质性的，也可以是精神性的，甚至可以是信息性的。

（二）特征1. 间接性：帮助行为不直接构成犯罪，而是对其他犯罪行为起到促进作用。

2. 独立性：虽然帮助行为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主犯罪行为的完成，但其在整个犯罪过程中也具有独立性。

3. 重要性：帮助行为对于共同犯罪的完成起到了重要作用，是共同犯罪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三、我国刑法中帮助行为正犯化的现状及问题（一）现状目前，我国刑法对帮助行为的认定和处罚存在一定的问题。

一方面，对于某些特殊类型的帮助行为，如网络犯罪中的技术支持、资金支持等，刑法并未明确规定其是否构成犯罪；另一方面，对于已经构成犯罪的帮助行为，其定罪量刑标准也存在一定的模糊性。

（二）问题1. 法律规定的模糊性：我国刑法对帮助行为的认定和处罚缺乏明确、具体的法律规定。

2. 司法实践的困难性：由于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导致司法实践中对帮助行为的认定和处罚存在困难。

3. 社会发展的挑战性：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不断进步，新型的帮助行为不断涌现，给刑法带来了新的挑战。

四、解决对策及建议（一）完善立法1. 明确帮助行为的构成要件：通过立法明确各种类型帮助行为的构成要件，以便司法实践中准确认定。

2. 细化定罪量刑标准：针对不同类型的帮助行为，制定具体的定罪量刑标准，避免司法实践中出现争议。

（二）加强司法解释和指导1. 发布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可以通过发布司法解释的方式，对刑法中帮助行为的认定和处罚进行明确和规范。

论中立帮助行为的处罚边界论中立帮助行为的处罚边界中立帮助行为是指在冲突、纠纷等争议情况下，第三方以中立的立场出现并提供服务、协助解决问题的行为。

这种中立帮助的目的在于确保争议各方平等、公正地解决争议，维护争议中的正义和法治原则。

然而，对于中立帮助行为的处罚边界在实践中常常难以把握。

本文旨在探讨中立帮助行为的处罚边界问题。

首先，中立帮助行为应当受到一定的限制。

中立帮助的目的是协助争议各方解决问题，而不是替代他们的责任和义务。

因此，在中立帮助过程中，中立方应本着客观、公正的角色出现，并且不应干涉他人的权益。

如果中立方过于主动、违背了中立原则，可能造成对履行职责的争议各方的不公平对待，甚至导致冲突的进一步升级。

因此，对于出现这种情况的中立帮助行为，必须明确其违反了中立原则，依法予以处罚。

其次，中立帮助行为的处罚边界应考虑其救助性质。

中立帮助行为常常是出于善意和同情心的驱使，以帮助解决纠纷或提供支持为目的。

这种情况下，应该更加谨慎地对中立帮助行为进行处罚。

如果执法机构对中立帮助行为过于严厉地予以处罚，可能打击了其他人的积极行为，使人们对中立帮助感到畏惧，甚至失去对社会公平正义的信心。

因此，在处罚中立帮助行为时，应充分考虑其善意和救助性质，以防止对社会的正能量产生不良影响。

再次，中立帮助行为的处罚边界应当在法律的保护范围内进行。

中立帮助行为涉及到法律责任的界定，因为其具有协助解决纠纷的性质。

在一些情况下，中立帮助行为可能违法或触犯其他人的合法权益。

对于这种情况，法律应当有明确的规定和制度来保护各方的权益，并依法对中立帮助行为进行处罚。

只有依法限制中立帮助行为的范围，才能保障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

最后，中立帮助行为的处罚边界应当综合考虑利益平衡。

在实践过程中，中立帮助行为常常面临多方利益的冲突。

处罚中立帮助行为时，应综合考虑各方利益，以实现最大的利益平衡。

这就要求执法机构在处理中立帮助行为的过程中要审慎、公正地权衡各方利益，避免对某一方过于苛刻地处罚，同时也要对中立帮助行为中的违规行为予以适当惩处，以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和法治原则的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