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说》同步素材孟郊、韩愈及其周围的诗人-word文档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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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说》同步素材——韩愈诗选注《山石》作者:韩愈山石荦确行径微,黄昏到寺蝙蝠飞。
升堂坐阶新雨足,芭蕉叶大栀子肥。
僧言古壁佛画好,以火来照所见稀。
铺床拂席置羹饭,疏粝亦足饱我饥。
夜深静卧百虫绝,清月出岭光入扉。
天明独去无道路,出入高下穷烟霏。
山红涧碧纷烂漫,时见松枥皆十围。
当流赤足踏涧石,水声激激风吹衣。
人生如此自可乐,岂必局束为人靰。
嗟哉吾党二三子,安得至老不更归。
【注解】:1、荦确:险峻不平。
2、枥:同“栎”,落叶乔木。
3、局束:拘束。
4、更:再。
【韵译】:山石峥嵘险峭,山路狭窄象羊肠,蝙蝠穿飞的黄昏,来到这座庙堂。
登上庙堂坐台阶,刚下透雨一场,经雨芭蕉枝粗叶大,山栀更肥壮。
僧人告诉我说,古壁佛画真堂皇,用火把照看,迷迷糊糊看不清爽。
为我铺好床席,又准备米饭菜汤,饭菜虽粗糙,却够填饱我的饥肠。
夜深清静好睡觉,百虫停止吵嚷,明月爬上了山头,清辉泻入门窗。
天明我独自离去,无法辨清路向,出入雾霭之中,我上下摸索踉跄。
山花鲜红涧水碧绿,光泽又艳繁,时见松栎粗大十围,郁郁又苍苍。
遇到涧流当道,光着脚板踏石淌,水声激激风飘飘,掀起我的衣裳。
人生在世能如此,也应自得其乐,何必受到约束,宛若被套上马缰?唉呀,我那几个情投意合的伙伴,怎么能到年老,还不再返回故乡?【评析】:一篇诗体的山水游记。
只是用诗的开头二字作题罢了。
思。
记叙时由黄昏而深夜至天明,层次分明,环环相扣,前后照应,耐人寻味。
前四句写黄昏到寺之所见,点出初夏景物;“僧言”四句,是写僧人的热情接待;“夜深”二句,写山寺之夜的清幽,留宿的惬意;“天明”六句,写凌晨辞去,一路所见所闻的晨景;“人生”四句,写对山中自然美,文主旨。
=============================《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作者:韩愈纤云四卷天无河,清风吹空月舒波。
沙平水息声影绝,一杯相属君当歌。
君歌声酸辞且苦,不能听终泪如雨。
洞庭连天九疑高,蛟龙出没猩鼯号。
十生九死到官所,幽居默默如藏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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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中丞传后叙》作者韩愈简介
韩愈(768年—824年12月25日),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省孟州市)人,汉族,自称“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昌黎先生”。
唐代杰出的文学家、思想家、哲学家。
贞元八年(792年),韩愈登进士第,两任节度推官,累官监察御史。
贞元十九年(803年),因论事而被贬阳山。
后历都官员外郎、史馆修撰、中书舍人等职。
元和十二年(817年),出任裴度的行军司马,参与讨平“淮西之乱”。
元和十四年(819年),又因谏迎佛骨一事被贬至潮州。
晚年官至吏部侍郎,人称“韩吏部”。
长庆四年(824年),韩愈病逝,年五十七,赠礼部尚书,谥号文,故称“韩文公”。
韩愈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被后人尊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与柳宗元并称“韩柳”,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
后人将其与柳宗元、欧阳修和苏轼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
在旧《广东通志》中被称为“广东古八贤”之一。
他提出的“文道合一”、“气盛言宜”、“务去陈言”、“文从字顺”等散文的写作理论,对后人很有指导意义。
著有《韩昌黎集》四十卷,《外集》十卷,《师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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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说》同步素材——韓愈的散文韓愈(768—824),字退之,河陽(今河南孟縣)人。
三歲而孤,由嫂鄭氏撫養成人。
叔父雲卿、兄韓會都是在李華、蕭穎士的影響之下,傾向復古的人物。
由於家庭環境的影響,韓愈早年即以一個復古主義者自命。
二十五歲成進士,二十九歲始登上仕途,他在科名和仕途上屢受挫折,就和他的復古思想有關係。
先後做過汴州觀察推官、四門博士、監察禦史等官。
在監察禦史任時,他曾因關中旱饑,上疏請免徭役賦稅,指斥朝政,被貶為陽山令。
元和十二年,從裴度平淮西吳元濟有功,升為刑部侍郎。
後二年,又因諫迎佛骨,觸怒憲宗,幾乎被殺,幸裴度等援救,改貶為潮州刺史。
穆宗即位,他奉召回京,為兵部侍郎,又轉吏部侍郎。
卒年五十七。
韓愈的政治思想和世界觀是比較複雜的。
他政治上反對藩鎮割據,擁護王朝的統一;提倡“仁政”,反對官吏對人民的聚斂橫行,要求朝廷寬免賦稅徭役:這些都表現了他關心國家命運和民生疾苦,是他政治思想中的進步的一面。
他猛烈地排斥佛老,熱烈地提倡儒家正統思想,這是和他的政治思想適應的,客觀上也具有一定的進步性。
但是,在這裏,韓愈也宣揚了儒家學說中的封建糟粕。
他的《原性》繼承董仲舒的性三品說,把封建統治者的人性看作是上品,而把被剝削人民的人性則視為下品,而且認為這種封建等級制以及等級性的人格是天理自然,與生俱來,不可改變的。
所以他在《原道》中說:“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
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則失其所以為臣;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
”這些理論,顯然都是為維護封建等級制度服務的。
韓愈所大聲疾呼的“道”,實際是他對於封建國家的法權、教化、道德等等絕對原則的概括,是飽含封建倫理的意味的。
他的世界觀,即他所謂“道”的具體內容,無疑對他的散文創作是有不良影響的。
但是又應該看到,韓愈的思想,還有矛盾的一面。
他努力維護“道統”,又往往不自覺地破壞了“道統”。
师说的文言文同步素材师说的文言文同步素材唐代古文運動〈一〉古文運動先聲文學發展至南北朝,唯美之風極盛,時人寫詩論文,只注重平仄、音韻、偶句等外在形式,而忽略了文學自身的文學價值。
於是,詩文在一片的靡麗的氣息中,毫無生命力。
當時的裴子野,即作「雕蟲論」一書,指稱駢文為淫文破典。
後又有蘇綽,他位高權重,想要以政治力量,提倡平實古直的古文,此舉雖功敗垂成,卻為日後的古文運動播下種子。
此外,隋朝的李諤和王通,前者在朝,後者在野,他們都有推行古文運動的理想,可惜這分理想,均因隋朝的國祚短暫而埋沒。
唐初文人作史書時,莫不在文學傳、文苑傳中排擊六朝駢文的靡麗氣息,發揮明道宗經的文學理論,為日後的古文運動首開了風氣。
而陳子昂、張說、蘇頲等人,及蕭穎士、李華、元結、獨孤及之士,皆對徒流於形式的文學風尚有所反省。
到了柳冕,更主張文學與儒學合而為一,以利推行教化。
古文運動歷經多人的鼓吹闡發,雖未成熟,實已離成熟的契機未遠。
〈二〉古文運動正式登場在文學運動中,理論可以指導作品;作品可以印證理論,二者互為表裏,缺一不可。
在中唐的古文運動中,由於「理論」和「作品」的健全,使古文運動蔚為一時風尚。
韓愈所提倡的古文運動,在理論的架構上十分明確。
在文學思想方面,他駁斥佛、老二家的玄疏之論,而直承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之道,以無比魄力,欲掃除思想界空虛無根的意識形態,恢復中國故有的道統。
在文學形式方面,他力斥華而無實的駢文,提倡文從字順的新散文。
主張「宏中肆外」的文學風格。
「宏中」,是指文章內容應力求充實;「肆外」,是指文章的形式應有所創新,使作者能自由馳騁筆力。
韓愈不但在理論上有積極的建設,並且自己以不可一世的才氣,寫下了許多平易流暢的新散文。
此外,其弟子李習之,得韓文公之醇厚,寫起文章亦平易近人;皇甫湜得韓文公之奇崛,文章雖有險澀之氣,但亦能自出新語,不流於時尚之華媚。
而一代文宗柳宗元,更以其峻潔之筆,寫下飽含生命感慨的永州八記,和充滿批判意味的寓言式散文,這種真思想、真感情的筆觸,真正體現了古文運動的精神。
《师说》相关作家、背景等资料“唐宋八大家”之首——韩愈韩愈出生于公元768年,这是一个书香门第的地主家庭,父亲博学多才,很有点名气,可惜在韩愈3岁的时候就与世长辞了。
从此,他由哥嫂抚养。
其兄韩会,写得一手好文章,在长安为官时很受敬重。
韩愈10岁那年,兄在朝廷遇到不幸,被赶出京城,降职到广东韶关一带做刺史,他也随兄长南迁到了广东。
由京都长安到广东韶关,遥遥3千里。
一家人跋山涉水,风餐露宿,途经潼关、洛阳、长沙等大小城市,还要经过波涛壮阔的天堑长江和一望无际的洞庭湖,越过层峦叠嶂的山山岭岭,他们奔波了数月才到达目的地。
哥哥和嫂嫂领着弟弟韩愈晓行夜宿,哥哥沿途给他讲了许多古人勤奋学习、忠心报国,英勇杀敌的故事,希望他早日长大成才,重振家业。
韩愈从这些故事中了解到许多历史人物,如左丘明双眼失明后还写《左传》,屈原被流放照样著《离骚》,司马迁受宫刑时还写下了《史记》等等。
哥嫂的期望和古人在逆境中奋斗成才的事迹,深深感染着韩愈,在这个少年的心里激起了层层波澜,激发了他的进取之心。
南迁的旅途虽然很艰辛,可是沿途看到祖国大自然的壮景,也是对这位少年幼小心灵的陶冶。
那连绵起伏的群山、一望无际的平原、奔流不息的江河、浩翰无际的湖泊、郁郁葱葱的森林、绿油油的禾苗,还有那些令人流连忘返的名胜古迹,一幕幕都映入了他的眼帘,刻印在他的脑海中了。
这些山林、古寺、清晨、黄昏都成为他后来笔下的素材和描写对象。
数日后到了韶关,韩愈刚刚安定下来,正要集中精力读书的时候,厄运又降临了,这就是其兄的逝世。
哥哥一死,孤儿寡妇举目无亲,无人帮助,嫂嫂只好带着韩愈返回故乡。
这不幸的遭遇磨炼了他的意志,他把对哥哥的思念埋在心底,刻苦自学,发奋读书。
每天三更起床开始读书,无论吃饭、睡觉,手里都不离开书本。
累了,把书本当枕头,吃饭没菜,就边看书边吃饭。
他先后读了《论语》、《孟子》、《书经》、《诗经》、《礼记》和《春秋》等书,并且熟读了诸子百家的文章。
《师说》素材韩愈贬谪潮州前后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
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
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
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
韩愈的«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是韩诗中的代表作,道出了他被贬谪潮州的种种原委。
韩愈〔768-824〕,字退之,河内河阳〔今河南省孟县〕人。
他自谓郡望昌黎,故世称韩昌黎;在家族中排行十八,故友人呼其为韩十八;曾官吏部侍郎,故世称韩吏部;卒谥文,故又称韩文公;宋神宗于元丰七年〔1084年〕封其为昌黎伯。
韩愈是一个思想观点、政治态度都非常复杂的人,也是一个极富个性与个人主见的人。
他既读儒家,又取百家;既坚持儒家道统,又不是孔孟之道的卫道士。
〝仆少好学问,自五经之外,百氏之书,未有闻而不求,得而不观者〞〔«答侯继书»〕,这也就形成了他合儒墨,兼名法,以儒为主,杂取百家的丰富思想。
然而,在儒释道并行的唐朝,尤以释道之风愈演愈烈的中唐时期,韩愈思想的赞同者,却是廖廖无几也。
元和十四年〔819〕,唐宪宗命宦官率宫女三十人,手持香花,到法门寺将〝佛骨〞迎入大内,供奉了三天。
于是,长安为之震惊,全国为之轰动,在皇帝愚昧嗜佛、百姓盲目拜佛的佛教思想泛滥下,社会上掀起了一股〝上至君、下泽民〞的佞佛热潮。
韩愈敏锐地意识到了这种弊端必将更大地加剧社会矛盾,于是在忠君爱国思想的驱使下,他冒天下之大不韪,给唐宪宗上了一篇«谏迎佛骨表»,文中大谈佛骨乃〝朽秽之物〞,大骂佛教〝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痛斥〝释老之道,过于杨墨〞,视皇帝带头、全国信佛为〝伤风败俗〞之举。
但是此时的唐宪宗已不再是一个志于〝中兴〞的皇帝了,他龙颜大怒地斥骂韩愈,怒不可遏地要立斩韩愈,在宰相和众大臣的竭力营救下,韩愈才免得一死,被贬为潮州刺史。
韩愈的仕途是不顺的,他四次应试方才取得入仕的资格,求官几乎近十年,却无一官半职,后值右升,几起几落,才得任刑部侍郎。
师说韩愈资料师说韩愈资料《师说》作于唐贞元十八年韩愈任四门博士时,这篇文章是韩愈写给他的学生李蟠的。
以下是小编精心准备的师说韩愈资料,大家可以参考以下内容哦!师说原文【1】唐代:韩愈古之学者必有师。
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
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
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
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嗟乎!师道之不传也久矣!欲人之无惑也难矣!古之圣人,其出人也远矣,犹且从师而问焉;今之众人,其下圣人也亦远矣,而耻学于师。
是故圣益圣,愚益愚。
圣人之所以为圣,愚人之所以为愚,其皆出于此乎?爱其子,择师而教之;于其身也,则耻师焉,惑矣。
彼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非吾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
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师焉,或不焉,小学而大遗,吾未见其明也。
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
士大夫之族,曰师曰弟子云者,则群聚而笑之。
问之,则曰:“彼与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
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
”呜呼!师道之不复可知矣。
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欤!圣人无常师。
孔子师郯子、苌弘、师襄、老聃。
郯子之徒,其贤不及孔子。
孔子曰:三人行,则必有我师。
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
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艺经传皆通习之,不拘于时,学于余。
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师说以贻之。
文章解析【2】中心论点:古之学者必有师。
《师说》是韩愈的一篇著名论文。
据方成珪《昌黎先生诗文年谱》考证,此文作于唐德宗贞元十八年(802),这一年,韩愈35岁,任国子监四门博士,这是一个“从七品”的学官,职位不高,但是他在文坛上早已有了名望,他所倡导的“古文运动”也已经开展,他是这个运动公认的领袖。
这篇文章是针对门第观念影响下“耻学于师”的坏风气写的。
《师说》同步素材——韩愈:唐代散文大家
韩愈(768——824),字退之,河内河阳(今河南孟县)人。
自称郡望为昌黎(今属河北),故世称韩昌黎。
韩愈自幼勤勉好学,沉潜诗书。
唐德宗贞元八年(792)进士。
贞元末,官监察御史,因上疏请求减免灾民赋税,贬阳山令。
唐宪宗元和年间,随宰相裴度平定淮西藩镇之乱,迁刑部侍郎。
不久即因谏迎佛骨,贬潮州刺史。
穆宗朝,历官国子监祭酒、京兆尹等,官至吏部侍郎。
卒谥“文”,故后世称韩文公。
在思想上,韩愈推崇儒学,排斥佛老;在文学上,他崇尚秦汉散文,反对六朝以来的骈俪文风,并因此倡导了有革新意义的古文运动,强调文学要为儒学道统服务,要求言这有物,辞必己出。
韩愈诗文都有很高成就,尤以文章着称。
名列“唐宗八大家”之首。
其文内容殷实,有以反佛、明儒道为内容之长篇,如《原道》、《论佛骨表》、《师说》。
有嘲讽社会现实之杂文,如《杂说四首》、《送穷文》、《讲学解》。
也有论述文学思想之作品,如《与冯宿论文书》、《答尉迟生书》、《答刘正夫书》。
其文气势壮盛,辞锋骏利,语言练达。
后人称他“文起八代之衰”。
对唐及后世散文创作有巨大、深远影响。
与此同时,韩愈以计为文章末事,以诗为文,把写文之手法融入诗中,在诗的句法、章法、韵等方面作了改动,白居易、欧阳修、黄庭坚、苏轼等无不受其影响。
粗粗翻阅了一下《古文观止》,居然有二十四篇韩愈的文章!莫不是古文因他倡导所以才友情出演了一把吧?。
《师说》同步素材孟郊、韩愈及其周围的诗人人们常以“奇崛险怪“来评判韩愈及其周围诗人的诗风。
事实上,这些诗人风格并不完全一致,之因此能够如此笼统地评判,是因为他们都在艺术上创新求异,采纳了过去不常用的内容、句式、意象入诗的缘故。
赵翼《瓯北诗话》认为,至韩愈时,“李、杜已在前,纵极力变化,终不能再辟一径”,故只能求之奇险。
如此说并不全面,还应当注意的是:第一,大历、贞元时代诗歌内容单一、意象重复、形式圆熟、气格变狭的趋向从反面促进了诗风变革求新;第二,在唐诗通过长期进展并已取得极大成就以后,新一代的诗人们又开始注意到更广泛地从前代诗歌传统中吸取营养,避熟就生,以寻求变革的途径;第三,这时开始盛行的“联句”之风、写长诗之风,也促成了一种争奇斗巧、旁搜穷讨、花样翻新的习气。
在联句中,为了押同韵,就必定要用僻字生字;在长诗中,为了不重复,就需要挖掘人所未道的新意象。
因此应该说,这一群诗人是在正反两面从大历、贞元诗风中得到启发,广泛吸取古代诗歌营养,挖掘新的形式、语言、意境,从而创立自己的新风格的。
孟郊(751—814)是这群诗人中较为年长的一个。
他字东野,武康(今浙江德清)人,早年多次参加科举而不得中,直到四十六岁才进士及第,又过了四年才当上一个小小的溧阳尉,元和初年又当过河南水陆转运从事、试协律郎,元和九年得暴疾而死。
有《孟东野诗集》。
人们曾把孟郊与韩愈并称“韩孟诗派”,要紧是因为他们都尚古好奇,多写古体诗。
但孟郊所作,多为句式短截的五言古体,用语刻琢而不尚华丽,擅长寓奇特于古拙,如韩愈所谓“横空盘硬语,稳妥力排奡”(《荐士》)。
而韩愈的七言古体最具特色,气概雄放而怪奇漂亮。
他们的诗都专门有力度,但韩愈的力度是奔放的,孟郊的力度则是内敛的。
他更多地学习了汉魏六朝五言古诗的传统,正如李翱所说,“郊为五言诗,自汉李都尉(陵)、苏属国(武)及建安诸子、南朝二谢,郊能兼其体而有之”(《荐所知于徐州张仆射书》)。
《师说》同步素材——韩愈贬谪潮州前后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
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
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
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
韩愈的《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是韩诗中的代表作,道出了他被贬谪潮州的种种原委。
韩愈(768-824),字退之,河内河阳(今河南省孟县)人。
他自谓郡望昌黎,故世称韩昌黎;在家族中排行十八,故友人呼其为韩十八;曾官吏部侍郎,故世称韩吏部;卒谥文,故又称韩文公;宋神宗于元丰七年(1084年)封其为昌黎伯。
韩愈是一个思想观点、政治态度都非常复杂的人,也是一个极富个性与个人主见的人。
他既读儒家,又取百家;既坚持儒家道统,又不是孔孟之道的卫道士。
“仆少好学问,自五经之外,百氏之书,未有闻而不求,得而不观者”(《答侯继书》),这也就形成了他合儒墨,兼名法,以儒为主,杂取百家的丰富思想。
然而,在儒释道并行的唐朝,尤以释道之风愈演愈烈的中唐时期,韩愈思想的赞同者,却是廖廖无几也。
元和十四年(819),唐宪宗命宦官率宫女三十人,手持香花,到法门寺将“佛骨”迎入大内,供奉了三天。
于是,长安为之震惊,全国为之轰动,在皇帝愚昧嗜佛、百姓盲目拜佛的佛教思想泛滥下,社会上掀起了一股“上至君、下泽民”的佞佛热潮。
韩愈敏锐地意识到了这种弊端必将更大地加剧社会矛盾,于是在忠君爱国思想的驱使下,他冒天下之大不韪,给唐宪宗上了一篇《谏迎佛骨表》,文中大谈佛骨乃“朽秽之物”,大骂佛教“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痛斥“释老之道,过于杨墨”,视皇帝带头、全国信佛为“伤风败俗”之举。
但是此时的唐宪宗已不再是一个志于“中兴”的皇帝了,他龙颜大怒地斥骂韩愈,怒不可遏地要立斩韩愈,在宰相和众大臣的竭力营救下,韩愈才免得一死,被贬为潮州刺史。
韩愈的仕途是不顺的,他四次应试方才取得入仕的资格,求官几乎近十年,却无一官半职,后值右升,几起几落,才得任刑部侍郎。
方正学孝孺神圣既远,祸乱相寻,学士大夫有以生民为虑、王道为心者绝少,宋没益不可问。
先生禀绝世之资,慨焉以斯文自任。
会文明启运,千载一时。
深维上天所以生我之意,与古圣贤之所讲求,直欲排洪荒而开二帝,去杂霸而见三王,又推其馀以淑来禩,伊周孔孟合为一人,将旦暮遇之。
此非学而有以见性分之大全不能也。
既而时命不偶,遂以九死成就一个是,完天下万世之责。
其扶持世教,信乎不愧千秋正学者也。
考先生在当时已称程、朱复出,後之人反以一死抹过先生一生若心,谓节义与理学是两事,出此者入彼,至不得与扬雄、吴草庐论次并称。
於是成仁取义之训为世大禁,而乱臣贼子将接踵於天下矣,悲夫!或言先生之忠至矣,而十族与殉,无乃伤於激乎?余曰:“先生只自办一死,其激而及十族,十族各办其一死耳。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十族众乎?而不当死乎?惟先生平日学问,断断乎臣尽忠,子尽孝,一本於良心之所固有者。
率天下而趋之,至数十年之久,几於风移世变,一日乃得透此一段精光,不可掩遏。
盖至诚形著,动变之理宜然,而非人力之所几及也,虽谓先生为中庸之道可也。
”曹月川端先生之学,不由师传,特从古册中翻出古人公案,深有悟於造化之理,而以月川体其传,反而求之吾心,即心是极,即心之动静是阴阳,即心之日用酬酢是五行变合,而一以事心为入道之路。
故其见虽彻而不玄,学愈精而不杂,虽谓先生为今之濂溪可也。
乃先生自谱,其於斯道,至四十而犹不胜其渺茫浩瀚之苦,又十年一悟,始知天下无性外之物,而性无不在焉,所谓太极之理即此而是。
盖见道之难如此,学者慎毋轻言悟也哉!按先生门人彭大司马泽尝称:我朝一代文明之盛、经济之学,莫盛于刘诚意、宋学士,至道统之传,则断自渑池曹先生始。
上章请从祀孔子庙庭。
事在正德中。
愚谓方正学而後,斯道之绝而复续者,实赖有先生一人。
薛文清亦闻先生之风而起者。
薛敬轩瑄愚按前辈论一代理学之儒,惟先生无闲言,非以实践之儒欤?然先生为御史,在宣、正两朝,未尝铮铮一论事。
景皇易储,先生时为大理,亦无言。
韩愈师说作文素材韩愈师说作文素材【素材清单】魏晋以来,社会上风行非学无师,重视“家传”,在韩愈所处的中唐时代,虽然推行科举制度,但耻于从师的风气却很盛行,上层“士大夫之族”无论学业如何,都有有官可做,所以他们不愿从师学习。
因此,他们轻贱老师,社会上从师之风日下,在这种情况下,唐代散文家韩愈“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抗颜而为师”,写了《师说》这一千古佳文赠给他的学生李蟠,其目的就是抨击时弊,批判“耻学于师”的陋习,大力宣扬从师的重要性。
《师说》是韩愈在古文运动中的一篇力作,阐说从师求学的道理,讽刺耻于相师的态度,教育了青年,起到了转变风气的作用。
文章首先完整地揭示了“师”之任务是“传道”“受业”“解惑”,同时深刻指出“人非生而知者”,因而必须从师学习。
文中列举正反面的事例层层对比,反复论证,最后得出“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的结论,与首段“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相呼应。
【韩愈师说作文素材】1、古之学者必有师。
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
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
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
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嗟乎!师道之不传也久矣!欲人之无惑也难矣!古之圣人,其出人也远矣,犹且从师而问焉;今之众人,其下圣人也亦远矣,而耻学于师。
是故圣益圣,愚益愚。
圣人之所以为圣,愚人之所以为愚,其皆出于此乎?爱其子,择师而教之;于其身也,则耻师焉,惑矣。
彼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非吾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
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师焉,或不焉,小学而大遗,吾未见其明也。
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
士大夫之族,曰师曰弟子云者,则群聚而笑之。
问之,则曰:“彼与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
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
”呜呼!师道之不复可知矣。
《师说》的有关资料作者简介:韩愈(768─824),字退之,河阳(今河南孟县)人。
生三岁而孤,靠兄嫂抚养长大。
幼年好学不倦,到十七八岁,学问已有相当扎实的基础。
二十五岁中进士,二十九岁登上仕途。
以后历任地方上和中央的一些官职,其间有两次因上疏皇帝提意见,被贬官,第二次差一点儿被处死。
最后官至吏部侍郎(相当于副部长),故亦称韩吏部。
因先世居昌黎,宋代追封他为昌黎伯,故又称韩昌黎。
又因死后谥“文”,故称韩文公。
韩愈、韩退之、韩昌黎、韩吏部、韩文公是同一人的许多异称。
韩愈在中国文学史上有他的重要功绩,他和柳宗元一起提倡古文运动,主张恢复先秦、西汉的优美散文传统,坚决摒弃南北朝以来只讲究文章形式,不重文章内容,矫揉造作,华而不实的文风,并提出要创造性地学习古文,反对模仿因袭,人云亦云。
(观点“师其意不师其辞”、“唯陈言之务去”、“唯古文必己出”、“文从字顺”)他不仅是古文运动的领袖,也是杰出的散文作家。
著有《昌黎先生文集》四十卷,其中有许多为人们传诵的优秀散文。
他散文: 题材广泛,内容深刻,形式多样,语言质朴,风格刚健,气势雄壮。
所以后人称他的文章为潮水一般(韩潮)。
他的文学理论和创作实践对当时和后代都有相当大的影响。
宋代文学家苏轼曾誉他“文起八代之衰”、“匹夫而为百世师”。
后世尊他为唐宋八大家之首。
(唐宋八大家──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曾巩、王安石)他所谓“古文”,是和当时流行的重词藻、轻内容的骈文相对立,即奇句单行,以儒家思想为基本内容,取法先秦两汉文体的散文。
本文是一篇议论文,说为李蟠而作,实际上是抨击当时那些自恃门第高贵,看不起别人,不肯从师学习,甚至对别人从师也进行嘲笑的士大夫阶层。
初中课本选了他的《马说》一文,借千里马难遇伯乐,来比喻贤才难遇知己,难得重用。
把自己一腔愤懑之情发挥得无余,富有现实意义。
《师说》译文古人求学的人一定有老师。
老师是传授道理,传授学业,解释疑难的人。
《师说》同步素材——孟郊、韩愈及其周围的诗人人们常以“奇崛险怪“来评价韩愈及其周围诗人的诗风。
其实,这些诗人风格并不完全一致,之所以可以这样笼统地评价,是因为他们都在艺术上创新求异,采用了过去不常用的内容、句式、意象入诗的缘故。
赵翼《瓯北诗话》认为,至韩愈时,“李、杜已在前,纵极力变化,终不能再辟一径”,故只能求之奇险。
这样说并不全面,还应当注意的是:第一,大历、贞元时代诗歌内容单一、意象重复、形式圆熟、气格变狭的趋向从反面促进了诗风变革求新;第二,在唐诗经过长期发展并已取得极大成就以后,新一代的诗人们又开始注意到更广泛地从前代诗歌传统中吸取营养,避熟就生,以寻求变革的途径;第三,这时开始盛行的“联句”之风、写长诗之风,也促成了一种争奇斗巧、旁搜穷讨、花样翻新的习气。
在联句中,为了押同韵,就必然要用僻字生字;在长诗中,为了不重复,就需要发掘人所未道的新意象。
所以应该说,这一群诗人是在正反两面从大历、贞元诗风中得到启发,广泛吸取古代诗歌营养,发掘新的形式、语言、意境,从而创立自己的新风格的。
孟郊(751—814)是这群诗人中较为年长的一个。
他字东野,武康(今浙江德清)人,早年屡次参加科举而不得中,直到四十六岁才进士及第,又过了四年才当上一个小小的溧阳尉,元和初年又当过河南水陆转运从事、试协律郎,元和九年得暴疾而死。
有《孟东野诗集》。
人们曾把孟郊与韩愈并称“韩孟诗派”,主要是因为他们都尚古好奇,多写古体诗。
但孟郊所作,多为句式短截的五言古体,用语刻琢而不尚华丽,擅长寓奇特于古拙,如韩愈所谓“横空盘硬语,妥帖力排奡”(《荐士》)。
而韩愈的七言古体最具特色,气势雄放而怪奇瑰丽。
他们的诗都很有力度,但韩愈的力度是奔放的,孟郊的力度则是内敛的。
他更多地学习了汉魏六朝五言古诗的传统,正如李翱所说,“郊为五言诗,自汉李都尉(陵)、苏属国(武)及建安诸子、南朝二谢,郊能兼其体而有之”(《荐所知于徐州张仆射书》)。
因此,与大历、贞元诗人相比,他更接近汉、魏风骨;而与他之后的韩愈、李贺相比,则又较多地保留了大历、贞元诗风的痕迹。
这并不是说孟郊只是一味模仿汉魏六朝诗风,在学习古代诗歌艺术的同时,他又有自己鲜明的特色。
在内容上,孟郊的诗超出了大历、贞元时代那些狭窄的题材范围。
固然,他的诗的主旋律是中下层文士对穷愁困苦的怨怼情绪,这是他屡试不第、仕途艰辛、中年丧子等生活遭遇决定的;但他还是能透过个人的命运看到一些更广阔的社会生活,并以诗来反映这些生活。
其中有的揭露、针砭了社会上人际关系中的丑恶现象,有的则尖锐地揭示了贫富之间的不平等。
如《寒地百姓吟》以“高堂捶钟饮,到晓闻烹炮”与“霜吹破四壁,苦痛不可逃”两相对照,《织妇辞》描写了织妇“如何织绔素,自着蓝缕衣”的反常现象。
他写这种诗常有很深刻的心理体验,如《寒地百姓吟》中“寒者愿为蛾,烧死彼华膏”之句,实非泛泛纪述民间疾苦者可比。
应该说,在杜甫之后,孟郊又一次用诗歌深入地揭露了社会中贫富不均、苦乐悬殊的矛盾。
孟郊还有一些诗描写了平凡的人伦之爱,如《结爱》写夫妻之爱,《杏殇》写父子之爱,《游子吟》写母子之爱,这些题材已经在很长时间内被诗人们忽视了。
其中《游子吟》是一首真挚深沉、感人至深的小诗: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
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在艺术手法上,孟郊的诗歌中出现了大历、贞元诗歌所没有、在这以前也不曾有过的新特点,即韩愈《贞曜先生墓志铭》中所说的“钩章棘句,搯擢胃肾“式的险奇艰涩。
这一方面与他刻意求工,精思苦吟有关,另一方面与他心情郁闷、情绪低沉有关。
在《夜感自遣》中,他说自己“夜学晓不休,苦吟鬼神愁。
如何不自闲,心与身为仇”。
苦苦地写诗,就必然要道人所未道,刻意寻求新词句,用过去诗中少见的僻字险韵与生冷意象;而心理的压抑、不平,使得他所追求的新的语言表现多带有冷涩、荒寞、枯槁的色彩和意味,从而尽可能把内心的愁哀刻划得入骨和惊耸人心,如:老虫干铁鸣,惊兽孤玉咆(《秋怀十五首》之十二);病骨可剸物,酸呻亦成文。
瘦攒如此枯,壮落随西曛(同上之五);冷露滴梦破,峭风梳骨寒。
席上印病文,肠中转愁盘(同上之二);蜿蜒相缠掣,荦确亦回旋。
黑草濯铁发,白苔浮冰钱(《石淙十首》之四);劲飙刷幽视,怒水慑余湍(同上之十)。
在这些诗中,他精心选用了“剸”、“梳”、“印”、“刷”等令人感到透骨钻心的动词与“峭风”、“老虫”、“病骨”、“铁发”、“怒水”、“劲飙”、“黑草”、“冰钱”等感觉上属于暗、冷、枯、硬的意象相配,构成了一组组险怪、生硬、艰涩的句子,传达了他心中难言的愤懑愁苦。
对于孟郊的诗风,历来的评价相去甚远。
如韩愈、李翱固然对他褒扬有加,而后世如元好问却称之为“诗囚”(《论诗三十首》),苏轼更将其诗譬喻为外壳坚硬而嚼之无味的“空螯”(《读孟郊诗》)。
但平心而论,孟郊诗的语言独创性是无可否认的。
宋人许顗《彦周诗话》谓其“能杀缚事实,与意义合,最难能之”,就是对他能以强有力的语言改造客观事物的形态以表现自我的心理表示赞赏,这确非易事。
当然,孟郊也有平易朴素、自然流畅的诗作,但这些诗作在当时并不太引人注目(尽管《游子吟》等诗在后世被广泛传诵),倒是上述风格的诗作,在内容上、语言上都显示了元和年间诗歌创作的新变化、新特点。
好奇尚险的诗风在韩愈手中有了进一步发展并蔚为风气。
韩愈(768—824)字退之,河阳(今河南孟县)人,郡望昌黎,自称昌黎韩愈,所以后人又称他为韩昌黎。
贞元八年(792)中进士后,过了四年才被宣武节度使任命为观察推官,贞元十八年(802)授四门博士,历迁监察御史,因上书言关中灾情被贬为阳山(今属广东)县令,元和初任江陵府法曹参军,国子监博士,后随宰相裴度平淮西之乱,迁刑部侍郎,又因上表谏宪宗迎佛骨被贬潮州刺史,穆宗时,任国子监祭酒,兵部、吏部侍郎等。
有《昌黎先生集》。
在中唐,韩愈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文学家。
一方面他有大量杰出的诗文作品,另一方面,他作为文坛诗坛的领袖,广交文友,提携奖掖,不遗余力,在他周围聚集了不少志趣相投,风格相近的文人。
他不仅大力称赞比他年长的孟郊,还奖拔比他年轻的贾岛,又鼓励李贺这位天才诗人,并为他因避父讳而不得参加科举而大声疾呼;此外,他还与皇甫湜、卢仝、樊宗师、刘叉、李翱等有密切交往。
这样,他与他周围的这些文人便形成了一个文学集团,并以他本人为主将,掀起了一个很有影响的新诗潮。
韩愈诗歌的特点之一,用晚唐诗论家司空图的话说,就是“驱驾气势,若掀雷挟电,奋腾于天地之间”(《题柳柳州集后》),简单地说,就是以气势见长。
大历、贞元以来,诗人局限于抒写个人狭小的伤感与惆怅,他们笔下的自然景物也多染上了这种情感色彩;他们观察细致、体验入微,但想象力不足,气势单薄。
而韩愈的诗则以宏大的气魄、丰富的想象,改变了诗坛上的这种纤巧卑弱现象。
他的诗大都气势磅礴,如《南山诗》扫描终南山的全貌,春夏秋冬、外势内景,连用五十一个“或”字,把终南山写得奇伟雄壮,气象万千。
《卢郎中云夫寄示送盘谷子诗两章歌以和之》中有四句写瀑布:是时新晴天井溢,谁把长剑倚太行。
冲风吹破落天外,飞雨白日洒洛阳。
把一处瀑布想象得如横空出世,颇有李白《望庐山瀑布》的意味,而力度则有以过之。
又如《忽忽》写对于人生幻变的感受,“安得长翮大翼如云生我身,乘风振奋出六合”,竟然也把这种平常流于哀愁的情绪写得雄壮悲怆。
《陆浑山火和皇甫湜用其韵》描绘一场山火:……天跳地踔颠乾坤,赫赫上照穷崖垠,截然高周烧四垣,神焦鬼烂无逃门。
三光驰隳不复暾,虎熊麋猪逮猴猿,水龙鼍龟鱼与鼋,鸦鸱雕鹰雉鹄鹍,燖炰煨爊孰飞奔,祝融告休酌卑尊。
……写得奇奇怪怪,气势逼人。
韩愈在写诗时,有意采用了汉赋的铺陈手法,博喻的排比句式和游仙诗的超越现实的想象,在诗中烘托出一种浓烈的气氛和强大的力度。
韩愈诗歌的特点之二,是有意避开前代的烂熟套数,语言和意象力求奇特、新颖,甚至不避生涩拗口、突兀怪诞。
如《永贞行》中“狐鸣枭噪”、“晹睒跳踉”、“火齐磊落”、“盅虫群飞”、“雄虺毒螫”《送无本师归范阳》中“众鬼囚大幽”、“鲸鹏相摩窣”、“奸穷怪变得”这一类描写,以及“夬夬”、“訚訚”、“兀兀”、“喁喁”等叠字,都有些匪夷所思,光怪陆离;过去人们认为可怖的(如“鬼”、“妖”、“阴风”、“毒螫”)、丑陋的(如腹疼肚泄、打呼噜、牙齿脱落)、惨淡的(如荒蛮、死亡、黑暗)事物和景象,在韩愈手里都成了诗的素材,甚至主要以这一类素材构造诗的意境,这无疑引起了诗歌的变革。
韩愈诗歌的特点之三,是把过去逐渐变得规范整齐、追求节奏和谐、句式工稳的诗歌外在形式加以破坏,使之松动变形。
他常常把散文、骈赋的句法引进诗歌,使诗句可长可短、跌宕跳跃、变化多端。
像《忽忽》采用十一、六、十一、七、三、七、七的句式,开头就是一句“忽忽乎余未知生之为乐也,愿脱去而无因”完全是散文的句法,却又给人以一声发自肺腑的叹息似的震撼。
又如《南山诗》连用五十多个“或”和“若”,如“或连若相从,或蹙若相斗,或妥若弭伏,或竦若惊雊”,在五言古诗中开创了赋体式的长篇排比句法,构成满目琳琅、多姿多彩的风景图。
再如《寄卢仝》、《谁氏子》等,则大量在诗句中羼用散文的虚词,如“破屋数间而已矣”、“忽此来告良有以”、“放纵是谁之过欤”、“不从而诛未晚耳”等等,使诗的平稳和谐节奏与意脉发生了曲折变化,令人感到惊讶、陌生,也令人感到新奇而注目。
对韩诗历来也有不同评价,贬斥者说它“虽健美富赡,然终不是诗”(《冷斋夜话》引沈括语),赞扬者说它“曲尽其妙”(欧阳修《六一诗话》),都有各自的道理。
公正地说,韩愈无疑是唐代、也是中国古代一个有独特风格的大诗人。
他以宏大的气势、丰富的想象、新颖的语言所写的诗歌,表现了一种过去从未曾有过的风格,虽然他着意求变,翻新出奇,但绝不是一味地在语言形式上下功夫,而是既有新的意象、新的形式,又有独特的个性与深入的体验熔铸在其中,所以他的诗常常很有韵味,也很传神,像《游青龙寺赠崔大补阙》写寺院壁画:光华闪壁见神鬼,赫赫炎官张火伞。
然云烧树火实骈,金乌下啄赪虬卵。
魂翻眼倒忘处所,赤气冲融无间断。
有如流传上古时,九轮照烛乾坤旱。
虽然写来奇奇怪怪,但也确实传达了壁画惊天地动鬼神的气势,呈露了诗人在壁画前心灵所受到的强烈震撼。
又如著名的《山石》一诗,采用一般山水游记散文的叙述顺序,从行至山寺、山寺所见、夜看壁画、铺床吃饭、夜卧所闻、夜卧所见、清晨离寺一直写到下山所见,娓娓道来,让人如历其境。
在这一夜到晨的所见所闻中,又选用了色彩浓淡明暗变化的若干图景,错落交叠,如“山石荦确行径微,黄昏到寺蝙蝠飞”,写出暮色苍茫中的“暗”;下两句写芭蕉与栀子花,又是暗色中的一“亮”;下写以火把观壁画,是明中有暗;而夜卧无声时“清月出岭光入扉”,又是暗中来明;“天明独去无道路,出入高下穷烟霖”,则是天色蒙蒙亮时的山岚弥漫;而下接“山红涧碧纷烂漫”,则又豁然一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