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刑指定辩护的现状与完善——以南通市一审死刑刑事案件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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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第3期山东社会科学No.3总第199期SHANDONG SOCIAL SCIENCES General No.199关于我国死刑案件审理期限问题陈海平(燕山大学文法学院,河北秦皇岛066004)[摘要]现行法定审理期限对死刑案件而言太短,难以满足案件审理的合理需要。
多数死刑案件不能在法定审限内审结,短暂划一的审理期限直接导致死刑适用往往过于仓促。
应对死刑案件单独设定相对宽松的审理期限。
[关键词]死刑案件;审理期限[中图分类号]D92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45[2012]03-0083-04在我国死刑案件审判实践中,由于制度上的庭审虚置,导致法庭审理的简易和快速,“一个上午的开庭杀掉一个人”①也属正常。
但庭审的“高效率”并不等于刑事审判的高效率,单一的庭审高效率,并非刑事审判高效率的真实反映。
就我国死刑案件的审判实践而言,死刑正当程序所要求的庭审过程严格、持续时间长的特点在大多数死刑案件的审理过程中没有得到充分反映。
由于死刑案件的特殊性,庭审前后一般都需要做大量的工作,因此死刑案件的审理期限普遍呈现出紧张局面。
正如有学者所言:“对于死刑案件的被告人而言,‘接受迅速审判’不过是官方‘严打’政策的附带效果。
一旦‘从快’处理遇到障碍时,案件不但不能得到‘迅速审判’,法律规定的最长期限也会被明目张胆地突破。
”②本文立足现行立法规范,考察我国死刑案件的审判实践,③分别从法律规定、实际需求和科学完善三个方面探讨我国死刑案件的审理期限问题。
一、我国刑事诉讼法关于死刑案件审理期限的规定大陆法国家一般通过确立集中审理原则以防止拖延情况的发生,并严格追究违反该原则的法律责任。
英美法国家主要通过案件分流制度使大多数案件以快速、简易的程序迅速审理,仅对一小部分案件通过正式程序开庭审理。
与两大法系的做法不同,我国选择通过法定审理期限的制度促进案件迅速审理、确保诉讼效率。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68条、195条、122条、126条的规定,公诉案件应在受理后的一个月内宣判,至迟不得超过一个半月;如果属于《刑事诉讼法》第126条规定的“四类案件”,经高级人民法院批准或者决定,可以再延长一个月。
一、被告人王某,女,28岁,农民。
王某与丈夫钱某长期不和,钱某经常对王某二、被告人孙某,男,19岁,聋、哑人,系某聋哑学校高中三年级学生。
2004年11三、犯罪嫌疑人王某与丈夫感情不和,在一次争吵后,王某趁丈夫熟睡将其打成重伤四、被告人邓某田故意杀人罪被某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五、田某,29岁,是百货公司的採购员,2000年5月23日,开货车採购的六、被告人童某,女28岁,是捲烟厂的验货员。
作为其同厂的车间主任权某是长七、某县人民法院开庭市理了周某职务侵占一案,以职务侵占罪判处被告八、某县公安局对一起共同抢劫案件立案侦查,以公安局长韩某为首组成侦破九、王某(男)与李某(女)恋爱,但李某之父反对。
王某欲杀死李父以解心头之十、张某、王某、李某共同诈骗一案由县检察院提起公诉,县人民法院对十一、被告人崔某,1983年11月出生。
1999年12月7日晚在一路口抢走了下班女十二、朱某和其同母异父的哥哥武某及他们的生母李某一起生活。
武某经常虐待李十三、某国有股份有限公司经理李立因公司偷税100余万元于1999年8月1日十四、在某甲与某乙的一次交谈中,甲告诉乙说:“我家邻居张某,于上月28十五、某区人民法院以贪污罪判处被告人汪某有期徒刑五年。
某区人民检察院以量十六、被告人林华系常平市岳麓区出租汽车司机.1999年10月19日晚11十七、犯罪嫌疑人赵某,男,25岁,工人。
赵某因盗窃公款潜逃,98年1月4日十八、2000年9月,某厂女工王某从工厂下班回家途中,被一名歹徒拦路强十九、某区法院审理一起未成年人故意伤害案。
被告人孙某,男,15岁,系案例分析题一、被告人王某,女,28岁,农民。
王某与丈夫钱某长期不和,钱某经常对王某进行打骂。
2006年6月5日晚上,钱某又无故对王某打骂。
王某感到走投无路,夜里乘钱某熟睡之时用斧头将钱某杀死,后将钱某抛进村外的一口枯井内。
不久钱某尸体被发现,公安局立即展开侦查,很快抓获了王某。
议死刑案件中的辩论论文摘要死刑是重要的社会防卫手段,它是剥夺犯罪分子生命的最严厉的刑罚,具有不可复还性。
当今世界各国对死刑事都采取了极为慎重的态度。
一些国家废除了死刑,在保留死刑的国家,也都在诉讼程序上采取了有别于其他自由刑案件的特殊保障,以加强死刑判决可靠性和减少对死刑的适用。
在死刑的程序控制中,加强对被告人辩护权的保障是限制死刑适用的重要方法之一。
律师在死刑案件中的辩护是刑事辩护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辩护律师在死刑案件中的有效参与,有助于保障死刑判决的公正性、可靠性,并能有效地推进刑罚制度向轻刑化方向发展。
上述旨在提高我国死刑案件辩护质量的若干建议有待纳入刑事司法制度改革的总体规划,以顺应限制和减少死刑适用的世界性潮流在本文中,笔者拟从比较法的角度,对死刑案件中的辩护问题进行探讨,以期对完善我国相关制度、提高我国死刑案件中的辩护质量有所裨益。
关键词死刑案件,辩护权,律师一、死刑案件中对被告人辩护权保障之概况联合国经济社会理事会1984年5月25日通过的《关于保护面对死刑的人的权利的保障措施》第4、5、6条作了以下规定1只有在对被告的罪行根据明确和令人信服的证据而对事实没有其他解释余地的情况下,才能判处死刑;2只有在经过法律程序提供确保审判公正的各种可能的保障,至少相当于《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所载的各项措施,包括任何被怀疑或者被控告犯了可判处死刑罪的人有权在诉讼过程中的每一阶段取得适当法律协助后,才可根据主管法庭的终审执行死刑;3任何被判处死刑的人有权向较高级的法院上诉,并应采取步骤确保必须提出这种上诉。
与联合国文件的规定相一致,在保留死刑的国家,在刑事诉讼中对被告人辩护权的行使主要提供了以下两方面的特殊保障1、对死刑案件采取指定辩护和强制辩护方式。
美国是保留死刑的国家之一,在美国的50个州中,有38个州和联邦保留了死型。
根据《美国联邦刑事诉讼条例》第3505条的规定,在刑事诉讼中,凡被控告为叛国罪或者其他死罪者,应允许精通法律的辩护人为其进行充分的辩护。
第1篇摘要:随着我国法治建设的不断推进,律师辩护权在刑事案件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本文从律师辩护权的基本内涵入手,分析了我国刑事案件中律师辩护权保障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完善措施。
一、引言律师辩护权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依法享有的基本权利,也是维护司法公正、保障人权的重要手段。
在我国,律师辩护权得到了宪法和法律的明确规定。
然而,在刑事案件中,律师辩护权的保障仍存在一定的问题,影响了司法公正和人权保障。
因此,探讨如何保障和完善律师辩护权,对于推动我国法治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二、律师辩护权的基本内涵1. 辩护权的概念辩护权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依法享有的为自己进行辩护的权利。
它包括自行辩护权和委托辩护权。
自行辩护权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己进行辩护的权利;委托辩护权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权委托律师或其他辩护人为其进行辩护。
2. 辩护权的性质辩护权具有以下性质:(1)法定性:辩护权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依法享有的权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剥夺。
(2)平等性:在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权与其他诉讼参与人的诉讼权利具有同等地位。
(3)独立性:辩护权不受他人意志的左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权自主决定是否行使辩护权。
(4)不可转让性:辩护权不能转让给他人,只能由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己行使。
三、我国刑事案件中律师辩护权保障的现状及问题1. 现状近年来,我国刑事案件中律师辩护权的保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立法不断完善。
我国宪法、刑事诉讼法等法律对律师辩护权进行了明确规定,为律师辩护权的保障提供了法律依据。
(2)律师辩护制度逐步健全。
我国律师制度逐步完善,律师队伍不断扩大,律师辩护能力不断提高。
(3)律师辩护权得到司法实践的支持。
在司法实践中,法院、检察院等部门对律师辩护权给予了重视,为律师辩护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2. 问题尽管我国刑事案件中律师辩护权的保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仍存在以下问题:(1)律师辩护权受限。
浅谈死刑存废问题的看法论文关于死刑存废这个问题的争论不休,是否应该废除死刑也是很多学者在研究的一个课题。
下面是店铺带来的关于死刑存废论文的内容,欢迎阅读参考!死刑存废论文篇1:《浅析死刑的存废》[摘要]死刑制度自古以来一直是刑法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因死刑本身的独特性,在刑法学研究领域也是相当活跃的一个部分。
在现代文明发达的今天,绝大多数国家都反对滥用死刑,除了对少数极其残暴的犯罪分子之外,关于死刑的存废问题,在世界上还要存在多久,是不是越早取消越好,就成为了重要议题。
[关键词]死刑;刑法;存废死刑是刑罚最重的一种,不同国家不同的人还存在观点分歧,最突出的体现就是死刑的存废问题。
就其阶级性而言,死刑的存置体现着统治阶级的意志,维护的是统治阶级的利益,它是阶级统治的工具。
自1765年贝卡利亚发表《论犯罪与刑罚》以后,旷日持久的死刑存废之争即拉开了序幕。
一、死刑起源与发展死刑是人类社会应用最久的刑罚,早在自由刑和财产刑应用前很久,死刑就存在了。
关于死刑起源,学术界说法颇多。
但是,无可争议的是,原始的同态复仇(或日血族复仇)是死刑产生的本源。
马克思曾经清楚地提示了死刑与原始社会复仇制度之间的关系:“死刑是远古的以血还血,同态复仇习惯的表现。
”从历史上考察,在氏族制度的初期,凡氏族成员受到外族侵害,都被认为是对整个氏族的凌辱,受害的氏族要对加害的氏族进行血亲复仇。
在西方则有《汉谟拉比法典》之“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等说法。
随着氏族制度的逐渐瓦解,血亲复仇日益松散,逐渐被私人复仇所代替。
“只不过随着国家的出现,死刑的决定权、执行权由国家享有,并且要经过一定程序。
除‘死刑来自复仇’的说法外,还有‘来自战争’、‘起源于原始社会的禁忌’等多种说法,但赞同者寡。
”国家建立后,私人复仇从此由国家的刑罚所代替。
对此,恩格斯指出:“我们今日的死刑,只是这种复仇的文明形式。
”17世纪以来,随着启蒙思想中所倡导的人权理念的勃兴,刑罚中的死刑开始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抨击和限制。
第1篇一、引言在我国,法律援助制度是一项重要的社会保障制度,旨在保障公民在遭受侵害时能够得到及时、公正的法律援助。
在刑事案件中,法律援助的作用尤为重要。
本文将从刑事案件中法律援助的重要性、实施现状以及完善措施等方面进行探讨。
二、刑事案件中法律援助的重要性1. 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在刑事案件中,当事人往往处于弱势地位,缺乏法律知识和维权能力。
法律援助可以为当事人提供专业、及时的法律服务,帮助其维护自身合法权益,避免因不懂法律而遭受不公待遇。
2. 保障司法公正法律援助有助于确保案件审理的公正性。
援助律师在侦查、起诉、审判等环节中,可以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意见,帮助其依法行使权利,避免冤假错案的发生。
3. 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刑事案件中,法律援助有助于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通过法律援助,当事人可以依法维护自身权益,减少社会冲突,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4. 提高司法公信力法律援助有助于提高司法公信力。
在法律援助的保障下,当事人能够感受到司法公正,增强对法律的信任,从而提高司法公信力。
三、刑事案件中法律援助的实施现状1. 法律援助范围不断扩大近年来,我国法律援助范围不断扩大,包括刑事案件、民事案件、行政案件等。
特别是刑事案件,法律援助已经成为我国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2. 法律援助机构逐步完善我国已建立起覆盖全国的法律援助机构网络,包括各级法律援助中心、律师事务所、公证处等。
这些机构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援助服务,确保法律援助工作的顺利开展。
3. 法律援助人员素质不断提高随着法律援助工作的深入推进,法律援助人员的素质不断提高。
许多律师、公证员、法学专家等加入法律援助队伍,为当事人提供专业、高效的法律服务。
4. 法律援助经费投入逐年增加我国政府高度重视法律援助工作,逐年增加法律援助经费投入。
这为法律援助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四、完善刑事案件中法律援助的措施1. 加强法律援助队伍建设提高法律援助人员素质,加强培训,培养一支专业、高效的法律援助队伍。
全国法院第二十一届学术讨论会获奖名单一等奖品质延续历史——海事法院审判委员会制度的功能解构天津海事法院裴大明量刑庭审改革的价值定位与技术设计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苏小聪基准刑的理性分析南京军区军事法院周金刚在形式与实质之间:论刑法解释的合理性审查江苏省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朱千里在利益牵动中运行的超然裁量:民事案件简转普中法官“逆向选择”的现象解析与规制疏导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陈旭我国民事诉讼辅助人制度研究——以法院实践探索经验为视角辽宁省通辽铁路运输法院李钢二等奖对重罪刑事案件建立刑事和解制度的思考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刘璐论建构行政诉讼和解制度的理论基础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龙非涉诉信访中当事人的病态心理:表现、原因及消除——基于社会认知心理学的分析北京市崇文区人民法院郭磊刘书星合同诈骗罪数额标准的重构及司法认定——以北京市法院近三年审结的合同诈骗案为样本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臧德胜张济坤论量刑的公众认同——公众视野下对我国量刑制度的多重审视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董华王静民事执行集约与分化运作模式探究——基于分权运作和流程管理的考量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法院高旭法院对公众舆论建构之能动作用探究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法院韩继先《刑法》与《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衔接与冲突——以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为指引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杨帆审判监督,监督审判?——上级法院民事审判监督运作的实证研究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李杰将服务嵌入“冰冷”的程序——论诉讼服务中心制度的形式合理性和价值合理性天津海事法院吴彦军我国非上市公众公司股权交易市场的犯罪问题研究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法院孙凤丽积极中立模式下法院司法职权配置的优化河北省深泽县人民法院王军锋罚金刑数额及执行立法的实然述评与应然思考山西省阳曲县人民法院吴云慧论不动产犯罪数额的计算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王旭军梁静论和解案件的缓刑适用辽宁省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王智关于死刑案件中“民间矛盾”的特征性和类型化把握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李广军被执行主体的变更与追加黑龙江省大庆市让胡路区人民法院曹祖兴辅助型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制度的司法困境与出路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胡震远事实认定的刑事裁量权运作机制之完善——以被告人身份情况的确认错误为研究对象上海市闸北区人民法院周海平论涉诉信访工作机制的重构与互动——以政策性实施型司法为视角上海市南汇区人民法院姚秀权王保林严肃性v.灵活性:远程审理的适用空间之展望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范黎红遏制“身边人”腐败犯罪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以影响力交易犯罪主体为研究视角上海市崇明县人民法院高佳运少年刑事司法处遇公平性问题研究——以近5年判缓刑的非上海籍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为视点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朱妙陈慧审判核心领域的保障与案件管理——从法官法第八条第一款第一项出发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黄学武葛文量刑自由裁量权的程序性控制研究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范莉楼炯燕刑罚裁量的社会正当性探略——以社会性因素的介入为切入点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徐清宇周永军反思与前瞻:对法官助理制度改革的再思考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章润史乃兴异化与回归: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司法实现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方海明谭云审判长联席会议的价值功能及其完善——以审判权的内部配置为视角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陈志超法院队伍建设的精神向度——以法院精神文化为方向江苏省东台市人民法院许建兵比较法视野下的法官职能转变之思考——以法官职权与当事人处分权的均衡分配为视角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张胜权力干股入罪的刑法追问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郭庆茂死刑指定辩护的现状与改革方向——基于某中级法院刑事一审案件的实证分析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杜开林阻却与规制——财产刑执行实践探微与本土化路径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徐虹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视情判决”的反思与重构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陈新政李志芬论公示催告欺诈之识别与应对——以立法规制及刑、民交叉案件的审理为中心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金炼刑事法律解释方法研究——以体系解释为视角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方孔强公正高效语境下司法质效考核制度改革与探索浙江省磐安县人民法院卢亮现行执行参与分配制度之缺陷与重构——以执行参与分配程序与破产程序之关系为视角浙江省玉环县人民法院王再桑法官断层之现实困境及其解决路径——兼谈法官制度改革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张光宏维护司法权威视野下的罚金刑易科本土化——兼论对《刑法》第313条的理解安徽省马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赵庆飞涉嫌合同诈骗案件之程序协调机制研究——以刑民交叉的诉讼方式选择为视角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林智远论刑事自诉取证保障机制之建构---以基层法院的运行现状为视角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人民法院陈燕云试论特殊类型数额犯之量刑均衡规制——以假烟犯罪之犯罪数额认定为例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赖华平从“厉而不严”到“严而不厉”——关于食品安全刑法控制维度的考察福建省泉州中级人民法院苏墨祥铸造预防再犯罪之盾:论我国前科制度的修正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牟旭龚一海量化与对话:量刑机制改革路在何方福建省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许丽琼杨健有关完善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赔偿司法权配置的思考福建省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蔡小兰特殊案情酌定减轻处罚之扩张适用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游海涛冲突与契合:未成年人出罪机制的优化构建福建省福州市福清市人民法院林晓瑜从惩罚走向预防:酒后驾驶行为入罪化研究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袁春怡论刑法对公有、非公有经济的协调保护——以贪污罪与职务侵占罪为视角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俞雯对我国知识产权犯罪刑罚设置的反思与重构——以中美知识产权DS362案审结为契机福建省厦门市翔安区人民法院徐雁农民工“无奈之恶”的罪与罚——从犯罪互动看法官审判弱者的刑罚立场江西省南康市人民法院袁帅贾春仙刑事审判中的“犯罪控制场”论纲——兼由闭合性控制模式向参与性控制模式过渡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汤媛媛财产保全:破解刑事附带民事案件赔偿“空判”难题江西省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张员娇互动关系下的路径选择——法治视野中的刑事司法与社会评价关系江西省吉安市中级人民法院颜火开伍春辉犯罪控制三元模式之构建——以刑法的负功能和零功能为视角江西省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李鸿被害人民事权益保护与被告人轻缓处理的统一与实现——以法益保护的刑法目的学说审视附带民事执行难问题江西省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鄢清员王一敏犯罪行为与犯罪人:量刑根据的二元化——兼论量刑规范化改革关于量刑步骤的合理构建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徐嘎量刑规范化可能面临的难题及破解——以两个《指导意见》为基础的分析山东省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刘静坤预交罚金:从“潜规则”到中国模式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周爱军被遗忘的当事人——被害人刑事诉讼程序缺席的实证分析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王继青李秀霞三元量刑结构模式:量刑程序独立化探析——-以公诉案件为视角山东省日照市东港区人民法院厉翠菊回到问题:转型期司法运作机制的价值选择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昃晶雯罚金刑量刑偏差的司法解决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人民法院王德录王红梅袁涛信访与诉讼的冲突与解决——以国家机关职权配置构建信访制度消灭涉诉信访河南省汝州市人民法院王平正刘运现车顺国刑事附带民事案件调解与量刑关系探究河南省南阳市宛城区人民法院贾志侠杨书凯量刑模式改革——以制定盗窃罪《量刑指南》为突破口湖北省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发区人民法院黄桂武用结果检验规则——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实例分析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江宁论路径依赖下的法官薪酬厘定制度——从锁定状态向飞轮效应的转换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邓志伟湖南省祁阳县人民法院法院祝群于杨宁论法益考量在刑法目的解释中的运用——围绕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的叙说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伍玉联刑罚边缘的民事争议及其博弈——刑事附带民事调解策略透析湖南省邵东县人民法院刘海涛量刑畸轻的理性检讨——以自首在职务犯罪中的影响为例湖南省湘潭市岳塘区人民法院陈至求定性止争责刑处断程序选择——涉黑案件审理“三部曲”焦点问题探究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张明松谷国文李伟华网络语境下的刑事司法环境透视——以平民话语权对刑事司法的冲击为视角湖南省望城县人民法院冯伟罗新祥交纳罚金减轻主刑的法理思辩——论以罚抵刑的正当性及合理限制湖南省武冈市人民法院潘伟明联合调解人:刑事和解调解人的最佳选择湖南省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彭世理张平危险的美德:城乡二元结构下未成年犯缓刑适用之透析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张金浪郭英汉三极或四极:财产刑执行的主体结构研究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李昙静诉讼诈骗定罪困境与路径——以“类型思维”为方法论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冯希和谐社会语境下刑事附带民事执行之探讨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管文超执行程序性救济的滥用及其对策――论对执行异议范围的限制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刘卓江刑事附带民事调解的若干法律难题与对策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郑允展钟育周基层法官审判中的哀矜与嫌恶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张达君刑事精神病被告人故意犯罪的循环权益保障机制广东省梅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巫光清论犯罪防控目标下“寓教于审”应用之完善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刘良才公正司法语境下刑事司法自由裁量之进路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刘晓明同步的和谐:现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检讨与展望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涂远国论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补偿制度的构建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市中级人民法院牙政远传销案件法律适用问题探讨——写在《刑法修正案(七)》颁布实施之后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韦璐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死亡赔偿金”处理查究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张均英谭玉强李钦平困境和出路:对酌定减轻处罚制度适用的检讨和重构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傅朝霞诉讼欺诈定罪处罚论海南省五指山市人民法院林积薰结束一个开始就犯的错误——回归审判事务管理权的本来面目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孙海龙高翔金融犯罪演变中的金融刑事法治视域拓展——以金融犯罪与金融发展之起伏为线条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高翔贪污、受贿案件量刑均衡考察研究——以规范贪贿案件量刑为视角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陈霞死缓复核程序适用范围的界定——兼析二审死缓案件裁判文书样式规定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袁胜强邹小丽付海平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的实证分析-----以重庆市一中院辖区为研究样本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李颖论我国立案庭诉讼要件调查与裁判之职能错位-—以比较法视野探悉诉讼要件调查与裁判原理重庆市荣昌县人民法院吴杰用语言展现正义——量刑说理的问题与进路探析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郭飞关于建立和完善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的思考四川省泸州市江阳区人民法院课题组司法职权配置问题探讨——重构基层法院之司法职权配置贵州省普定县人民法院李德江运输毒品罪的死刑适用——量刑平衡背景下的思考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吕磊诉讼欺诈的防范与规制——以关联主体诉讼为研究对象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刘天运高伟刘群司法良知的历史解读与现代建构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高伟何育凯法院“文化管理”的核心命题:司法良知的培育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康宝奇杜豫苏赵旭忠论侵犯商业秘密罪之“重大损失”——知识产权民事侵害赔偿认定方法刑法化的思考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姚建军孙海龙基层法院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适用之实践性思考甘肃省平凉市泾川县人民法院崔喜海梁贵平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被害人救助制度实践性问题研究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查碧然“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西部民族地区审判中的适用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韦莉铁路法院体制改革之我见乌鲁木齐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孟亚东法治视野中的兵团法律地位问题初探——兼论新疆兵团司法、执法环境诸问题新建生产建设兵团农一师中级人民法院彭江华李远华论行政争议的司法最终裁决原则最高人民法院曹巍刑事自诉案件审理的困境与出路——一个实证角度的分析最高人民法院董超北京朝阳区人民法院吴小军三等奖论附带民事赔偿情节在量刑中的适用——以利益平衡为视角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李忠勇未成年人民事权益司法特别保护机制研究——以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为视角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王晓松施忆事实推定的局限与规制北京市崇文区人民法院尹宏伟陶钧犯罪预防视角下的因“人”而异——老年人犯罪轻判问题研究北京市崇文区人民法院高晓陵刘书星周琳法官激励机制的现状分析和对策研究——基于“三角激励模型”的构建为研究进路北京市崇文区人民法院高晓陵王佳论舆论对刑事审判的影响——兼论当前刑事审判的舆论应对北京市怀柔区人民法院李承曦在我国刑事一审阶段建立程序性制裁机制之探讨——以对侦查机关取证行为的合法性判定为视角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张鹏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刑事裁判思维微探——以“村官”犯罪为视角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李扬困境与途径:对基层法院青年法官司法能力的分析与研究——从一个社会文本开始解读北京门头沟区人民法院李洛云还网络游戏一方净土——论网络游戏“私服”行为的刑法规制与完善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黄淘涛解读“中国式执行”——执行机制改革对本土资源的利用天津市大港区人民法院高生林王晶多元化行政诉讼协调机制研究天津市大港区人民法院乜红需求与回应——基层法院法官业绩考核制度改革研究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法院何莉苹最优管理境界之探索——谈将社会评价引入基层法院审判质效评估天津市大港区人民法院张健白清司法ADR与我国法院调解制度的重构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黄砚丽量刑规范化的思考天津市河东区人民法院王洪季同案同判的正当性及其实现——兼及量刑规范化与合目的性冲突的解决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赵文艳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裴跃论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河北省张家口市宣化县人民法院王延兵诉讼内与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的廊坊实践------廊坊经验解读河北省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王越飞关于推行庭审式执行模式的思考河北省石家庄高新区人民法院秦玉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现实境遇与对策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张虎论被害人过错与死刑案件的量刑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张忻如对期待可能性理论移植与本土化的考量——当代刑事司法理念的诠释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米继红安徽省马鞍山市雨山区人民法院沈北斌审视死缓变更执行的现行法律―—兼论立法缺陷困境下司法应具有的思维内蒙古高级人民法院孙玺构建国家刑事赔偿调解制度的几点思考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郑国美赵英伟关于依法化解涉法涉诉信访问题的调查与思考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姜凤武李云波诉讼欺诈行为的定性与刑法规制辽宁省鞍山市台安县人民法院何佳论单位立功及认定问题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金福朴永刚浅谈社会转型期延边毒品犯罪的特点——兼谈新形势下毒品犯罪控制模式和刑事审判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李欣吉林省法官进修学院程志论刑事附带民事案件的调解与量刑吉林省九台市人民法院吴应书量刑自由裁量权的程序规制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刘福滨张向东涉林违法犯罪适用法律问题研究黑龙江省林区中级人民法院韩国民董春香基层人民法院经费保障的调查与思考黑龙江省佳木斯市中级人民法院王首佳佳木斯市东风区人民法院赵崇楠在“疑罪”事实认定与“从无”价值选择中寻觅新生——疑罪从无原则的尴尬境遇及合理出路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沈解平陈柱钊回应型审判管理工作机制的构建——以人民法院三个“五年改革纲要”为指导、以案件质量评估体系为例证研究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法院雷霆试论司法建议制度的困境及其模式构建——一种功能分析的视角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蒋浩合同制审判辅助人员管理实证研究——以上海法院队伍发展状况为切入点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许斌论诉讼欺诈的抑制途径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顾伟强周立平财产刑执行机制之完善路径——基于司法职权优化配置的考量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唐震刑事涉案财物处理的现状审视与制度完善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李长坤获取商业机会型受贿罪的认定——以刑法适用解释的基本理论为视角上海市闸北区人民法院王宗光司法职权配置问题研究——设立劳动争议专门审判机构之必要性探析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武鹏知识产权“三审合一”改革的启示——以扎实推进司法改革为目标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沈杨论法院经费保障机制的改革与完善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姜丽丽刑事审判自由裁量权运行机制研究——以自由裁量权的规范行使为视角江苏省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袁江华游离或携手-建立行政权配合司法权的纠纷解决机制江苏省徐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孙光吴修新论法院人力资源配比制度及其改革——以审判人员与非审判人员配比为中心的实证调查分析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李后龙张艳缺失与完善:基层预备法官培训制度研究江苏省宜兴市人民法院戴华春盛熹和谐司法语境下法官公共关系意识养成:从法官个体形象出发塑造法院队伍形象江苏省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刘俊从恣意到规范——对滥用民事诉讼程序的规制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周舜隆自首扩容问题研究——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下的自首新问题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陈静芳贾冰一法院综合性审判管理模式研究江苏省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徐昊王和明公诉案件庭前程序的异化与重构——立足于本土化的渐进之路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唐雨虹虚假诉讼理应入刑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陈亚玲宽恕理论视野下死缓适用标准的重构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任志中李彬试论量刑公正的有效实现——以法律心理学为视角的考察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陈增宝刑事被害人过错的一般化与法定化——“许霆案”量刑的深层解读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刘宏水不仅仅是从逻辑到经验——探求我国“学生法官”的成长路径浙江省玉环县人民法院项延永司法不廉“零容忍”制度构建初论——以最高人民法院“五个严禁”规定为分析样本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张志松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冯一文刑法解释的常理性——一种检视刑法解释正当性的视角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张盛世异化背后的反思:立功的正当性审查及其司法认定问题探讨浙江省宁海县人民法院邵增辉刑事附带民事案件被害人权利实现情况的调查与思考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叶希希论财产刑的动态联动执行机制——以系统论与控制论的视角浙江省平湖市人民法院侯剑平路径选择与制度设定:独立民事速裁程序的建构。
内容摘要:关键词: 死刑指定辩护审判一审关键词: 死刑指定辩护审判一审我国1997年施行的《刑事诉讼法》在辩护制度上增加、建立了死刑指定辩护制度,[1]规定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条文在措辞上也摒弃了以往的“可以”规定,取而代之以具有强制执行力的“应当”规定。
随后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再次进行了重申。
倏忽之间,新刑诉法施行至今已逾12载,死刑指定辩护亦已为人们所熟知,在死刑案件的辩护中占有半壁江山,为保障被告人人权,提高死刑案件质量发挥了重要作用。
然而随着司法实践的不断深入,尤其是当前我国死刑政策发生重大转变之际,死刑指定辩护能否满足“保留死刑,严格控制和慎重适用死刑”政策的要求,指定辩护的实际运行效果如何,引起了人们的思考,当死刑复核权收归最高人民法院后,该问题更引起最高人民法院领导和决策者的关注。
[2]笔者作为一名中级法院的刑事法官,以死刑案件一审为视角,结合平时办案实践及感受,通过查阅已决案件的档案,与指定辩护人、律师交流访谈,文献解读等方法,对死刑指定辩护的运行现状进行归纳,窥豹一斑,以此总结审判经验、分析成败得失,进而提出建言。
一、死刑指定辩护的运行现状及形成原因为了获得第一手资料,了解死刑指定辩护真实的样况,笔者随机抽取了所在法院2001年、2002年受理的刑事一审案件计129件194人的卷宗进行了翻阅,着重了解被告人的辩护方式、死刑指定辩护的分布、指定辩护人开展了哪些辩护活动(如是否调查)、所发表的辩护意见、法院采信情况等。
[3]1.死刑指定辩护多集中于普通刑事犯罪。
从调查统计数据来看,死刑指定辩护约占全部辩护案件的1/3,集中于传统的、死刑适用率较高的普通刑事犯罪,如故意杀人,抢劫,故意伤害,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强奸等犯罪。
究其原因,首先从学历层次看,该类犯罪的被告人文化程度普遍较低(大部分为初中、小学文化程度);其次是经济能力有限;再次是受传统的“杀人偿命”的死刑观影响较深,不愿花钱请律师辩护。
而对于其他一些犯罪,虽亦有可能适用死刑,但由于被告人的经济能力较好、素质较高、死刑适用标准高、法院极少作出死刑判决等原因,如贪污受贿、盗窃等,则以委托辩护为常态,其中尤以贪污受贿类犯罪最为明显,其案均、人均辩护率均为100%(参见表1)。
表1:被告人指定(委托)辩护一览表┏━━━━━━━┳━━━━━━━┳━━━━━━━┳━━━━━━━┓┃案由┃总人数┃指定┃委托┃┣━━━━━━━╋━━━━━━━╋━━━━━━━╋━━━━━━━┫┃故意杀人┃ 56件62人┃ 34件35人┃ 20件25人┃┣━━━━━━━╋━━━━━━━╋━━━━━━━╋━━━━━━━┫┃抢劫┃ 22件46人┃ 16件20人┃ 10件19人┃┣━━━━━━━╋━━━━━━━╋━━━━━━━╋━━━━━━━┫┃贪污受贿┃ 13件14人┃ 13件14人┃┃┣━━━━━━━╋━━━━━━━╋━━━━━━━╋━━━━━━━┫┃故意伤害┃ 11件16人┃ 4件4人┃ 8件10人┃┣━━━━━━━╋━━━━━━━╋━━━━━━━╋━━━━━━━┫┃性侵犯类┃ 5件11人┃ 1件1人┃ 3件4人┃┣━━━━━━━╋━━━━━━━╋━━━━━━━╋━━━━━━━┫┃走私犯罪┃ 4件16人┃┃ 3件15人┃┣━━━━━━━╋━━━━━━━╋━━━━━━━╋━━━━━━━┫┃诈骗犯罪┃ 4件4人┃┃ 4件4人┃┣━━━━━━━╋━━━━━━━╋━━━━━━━╋━━━━━━━┫┃毒品犯罪┃ 3件6人┃ 1件1人┃ 2件4人┃┣━━━━━━━╋━━━━━━━╋━━━━━━━╋━━━━━━━┫┃虚开发票┃ 3件8人┃┃ 3件6人┃┣━━━━━━━╋━━━━━━━╋━━━━━━━╋━━━━━━━┫┃盗窃┃ 3件8人┃┃ 2件4人┃┣━━━━━━━╋━━━━━━━╋━━━━━━━╋━━━━━━━┫┃投放物质┃ 2件2人┃┃ 2件2人┃┗━━━━━━━┻━━━━━━━┻━━━━━━━┻━━━━━━━┛┏━━━━━━━┳━━━━━━━┳━━━━━━┳━━━━━━━━┓┃案由┃总人数┃指定┃委托┃┣━━━━━━━╋━━━━━━━╋━━━━━━╋━━━━━━━━┫┃偷越国境┃ 2件3人┃┃ 1件2人┃┣━━━━━━━╋━━━━━━━╋━━━━━━╋━━━━━━━━┫┃放火┃ 1件2人┃┃┃┣━━━━━━━╋━━━━━━━╋━━━━━━╋━━━━━━━━┫┃绑架┃ 1件5人┃┃ 1件4人┃┣━━━━━━━╋━━━━━━━╋━━━━━━╋━━━━━━━━┫┃合计┃ 129件194人┃ 56件61人┃ 72件123人┃┣━━━━━━━┻━━━━━━━┻━━━━━━┻━━━━━━━━┫┃备注:在计算指定、委托各自件数时,对系共同犯罪的均独立计件。
┃┗━━━━━━━━━━━━━━━━━━━━━━━━━━━━━━━┛2.指定辩护的质量对故意杀人、抢劫等传统死刑案件的质量具有重要影响。
从总体上看,死刑指定辩护在案件总数以及一些犯罪中虽不及委托辩护占比高,但在一些死刑适用率高的犯罪中(如故意杀人、抢劫),指定辩护则高于委托辩护,甚至超过半数以上案件为指定辩护。
在指定辩护中,各类犯罪所占份量又不同。
其中仅故意杀人罪就高达57%,抢劫犯罪为33%,两者相加就达到90%。
因此从一定程度上而言,故意杀人罪、抢劫罪指定辩护质量的高低直接影响到一个法院死刑案件的审判质量(参见表2)。
表2:指定辩护案件分类情况┏━━━━━━━━━━━━━━━━┳━━━━━┳━━━━┳━━━━━┳━━━━━┳━━━━┓┃案由┃故意杀人┃抢劫┃故意伤害┃毒品犯罪┃性侵犯┃┣━━━━━━━━━━━━━━━━╋━━━━━╋━━━━╋━━━━━╋━━━━━╋━━━━┫┃涉案被告人人数┃ 62 ┃ 46 ┃ 16 ┃ 6 ┃ 11 ┃┣━━━━━━━━━━━━━━━━╋━━━━━╋━━━━╋━━━━━╋━━━━━╋━━━━┫┃指定辩护数┃ 35 ┃ 20 ┃ 4 ┃ 1 ┃ 1 ┃┣━━━━━━━━━━━━━━━━╋━━━━━╋━━━━╋━━━━━╋━━━━━╋━━━━┫┃委托辩护数┃ 25 ┃ 19 ┃ 10 ┃ 4 ┃ 4 ┃┣━━━━━━━━━━━━━━━━╋━━━━━╋━━━━╋━━━━━╋━━━━━╋━━━━┫┃指定辩护在该类犯罪辩护中占比┃ 56.5%┃43.5 ┃ 25%┃ 16.7%┃ 9%┃┣━━━━━━━━━━━━━━━━╋━━━━━╋━━━━╋━━━━━╋━━━━━╋━━━━┫┃委托辩护在该犯罪辩护中占比┃ 40%┃42.2%┃ 62.5%┃ 66.7%┃36.4%┃┣━━━━━━━━━━━━━━━━╋━━━━━╋━━━━╋━━━━━╋━━━━━╋━━━━┫┃总指定辩护数中的占比┃ 57%┃33%┃ 6.6%┃ 1.6%┃ 1.65 ┃┗━━━━━━━━━━━━━━━━┻━━━━━┻━━━━┻━━━━━┻━━━━━┻━━━━┛3.部分案件的指定辩护人存在走过场现象。
从已决案件归档卷宗中指定辩护人发表的辩护意见、开展的辩护活动情况来看,部分案件的指定辩护人在辩护时有走过场现象,具体表现为:一是有的辩护人仅满足于当庭发表辩护意见,未有书面的辩护意见提交法院。
即使提供书面意见,也仅有区区一页纸;二是一些指定辩护人的辩护意见多接近于公式化、千篇一律,如多以被告人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认罪态度好,有悔罪表现,系初犯、偶犯,无前科劣迹,被害人有过错,请求从轻处罚等,缺少具体、有针对性的分析;三是许多指定辩护人仅满足于从法院复印材料,很少有律师在开庭前到检察院复印全部的案卷材料,对案情作全面的了解,极少进行庭前调查。
进行过调查的仅有2件,而同比委托辩护有15件;四是一些指定辩护人的刑事辩护技能不高,不敢发言,也不善于发言,如无法弄清生物物证遗传关系鉴定内容的含义、不能准确区分主从犯、无法把握自首认定标准、妄加推断被告人有精神病申请鉴定等,简单附和、同意公诉人,由此导致所发表的辩护意见被法院采信的比率低。
在一些有补充侦查的案件中,许多案件的疑点、证据效力等问题也均是法院在庭后主动发现,由法院主动调查或建议侦查机关进行查证的。
5.指定辩护人介入、了解案情的时间过短,普遍感到时间紧迫,导致庭前准备不充分。
根据我国刑诉法规定,死刑指定辩护仅指审判阶段,而对可能判处死刑的犯罪嫌疑人在侦查、审查起诉阶段时是否也需要指定辩护人则没有涉及。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等六机关《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0条规定,在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聘请律师的,可以由自己聘请,也可以由其亲属代为聘请。
在押的犯罪嫌疑人提出聘请律师的,看守所应当及时将其请求转达办理案件的有关侦查机关,侦查机关应当及时向其所委托的人员或所在的律师事务所转达该项请求。
犯罪嫌疑人仅有聘请律师的要求,但提不出具体对象的,侦查机关应当及时通过当地律师协会或者司法行政机关为其推荐律师。
实践中,审查起诉阶段也是照此办理。
由于保障犯罪嫌疑人享有律师辩护是非强制性义务,由此导致在侦查、审查起诉这两个时间相对较长的刑事诉讼阶段,几乎很少有指定辩护人参与。
经向笔者所在地法律援助机构求证,多年来本地有一件盗窃案件,因嫌疑人系少年犯,无法通知到其法定代理人,为了讯问,侦查机关才指定了一名律师参与,除此之外再无第二例。
审查起诉阶段指定辩护人的案例至今没有。
其同时表示,外省市在侦查、审查起诉阶段为犯罪嫌疑人指定律师的现象也十分罕见。
由此带来的一个后果是,大量的死刑指定辩护集中到审判阶段。
与委托辩护人大多提前介入侦查、审查起诉活动,对案情比较了解不同,指定辩护人只有在接到指派、到法院复印材料后才会对案件有初步印象,而要想弄清、弄透案情,则需要一定时间准备、调查,然而一旦案件进行人审判阶段,时间并不属指定辩护人可自主安排的资源,一些法院为能尽快熟悉案件、在审限内结案,许多时候会将时间安排的相当紧凑,留给指定辩护人准备的时间相当紧迫,导致其庭前准备不够充分,有时必要的调查也无法进行。
[5]在与王律师交谈、探讨如何提高指定辩护质量时,王律师感慨地告诉笔者“必要的庭前准备工作不充分,就会影响到辩护的质量,有时法院慨叹某些指定辩护人的辩护质量不高时,实际上并没有充分考虑到辩护人办案中实际存在的困难。
”[6]6.联系、纽带作用发挥不明显。
控、辩双方作为法庭的左膀右臂、左右耳,对法庭正确了解案情、判断被告人是否罪大恶极、当处死刑的联系、纽带作用巨大。
在访谈中,陈、王二位律师告诉笔者,由于援助的办案经费有限,虽然到目前为止,除办理的一件毒品指定辩护案件外,在与被告人会见时,双方之间的信任不存在问题,但由于对当前死刑政策的理解不透、不深,加之被告人家属的成见,指定辩护人很少有经济、业务等动力,主动动员被告人作出真诚的悔过表现,动员被告人的家属代为赔偿,以求取得被害人家属的谅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