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论贾平凹：从《废都》到《极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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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德海谈贾平凹小说《极花》
黄德海谈贾平凹小说《极花》黄德海谈贾平凹小说《极花》引导语：《极花》的故事原型是在贾平凹的一个拾破烂的老乡家里发生的,贾平凹的这部小说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今天我们来看一下黄德海谈贾平凹小说《极花》。
隐喻，或者隐痛——关于《极花》文|黄德海1贾平凹近十几年以来的小说，不是为即将消失的农村种种树起碑子，就是对世道人心的变化唱悲愤的阴歌。
《极花》也不例外。
这本新长篇，仍然延续着贾平凹一贯的主题，有对农村颓败的哀惋，也有对城市化进程的质疑。
胡蝶被拐卖之前的行为，正是城市吸纳农村精华的缩影。
这个来自农村、为供弟弟上学而不得不辍学的漂亮女孩，在跟母亲去城市收破烂不久，就被城市熏陶着，认同了城市的审美，一直自我暗示已经成了城市人，并自觉接受着城市的规训：“每日一有空就在镜前照，照我的脸，照我的高跟鞋，给镜说：城市人!城市人!”落后对先进，贫穷对富有，时髦对土气，破败对繁华，衰朽不堪对奋进不已……如此情形，几乎是现下写及城市和农村有关的小说的通例。
如此鲜明对照之下的农村和城市，农村人的向上冲动几乎只剩下了非常狭小的空间，或者如被诅咒般地艰难生活在农村，或者如被催赶般地涌进城市——即使他们将在城市里被挤压，被忽视，落得面目模糊。
在《极花》里，关于城市和农村的对照，也不外是这种情形，只是连这样的情形，贾平凹也对城市吝啬着自己的笔墨，只把它作为一个吞噬农村的符号，此外并无多话。
与符号化的城市对应的农村，也就来到了危险之地，很容易成为粗暴、横蛮、落后、愚昧、凋敝、屈辱、穷困潦倒的代名词;或者与之相反，农村会被写成世外桃源、人间飞地，静谧、祥和、温暖、怡然自乐、与世无争。
这样的乡村，不是人能够置身其中的所在，它们只是在书写中被命名的，一个拥有着农村外壳的奇怪称呼。
这个被抽走了精神元素的单一乡村，隐含着一个作家不自觉的化约(reduce)冲动。
这冲动会把精微复杂的社会状况和人的精神活动简化为某些单一的元素，作为社会环境或时代演变的表征，而人在精神领域的活动，不过是论证某一问题的附带因素，“除了扮演一种角色以外，本身并无意义”。
贾平凹《极花》读后感
《极花》读后感当我翻开贾平凹的《极花》，被这个从乡村到城市的女孩胡蝶深深吸引。
她的人生轨迹，像是一幅被细细描绘的画卷，生动地展现了农村到城市的转变。
胡蝶是一个充满梦想的农村女孩，她向往城市的生活，希望能在那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天空。
然而，命运的捉弄让她稀里糊涂地被人贩子卖到了中国西北一个偏僻贫穷的村子。
对于她而言，这个陌生的地方既充满了绝望，又充满了无限的可能性。
故事中的情节跌宕起伏，我时刻关注着胡蝶的命运，担心她会在这个陌生的环境中迷失方向。
然而，正是这种困境让她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念。
她没有被困境打倒，而是勇敢地面对生活，努力寻找自己的出路。
贾平凹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农村的贫困和落后，以及人性的复杂和多样。
他通过对胡蝶的刻画，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坚强、勇敢的女性形象。
胡蝶的坚持和努力，让我看到了生活的希望和美好。
此外，《极花》还让我认识到了农村存在的问题和困境。
贾平凹通过胡蝶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了农村的凋敝和贫困，以及农村男性的婚姻问题。
这些问题不仅仅存在于个别家庭，更是整个社会的缩影。
我们需要关注这些问题，努力去解决它们，让更多的人能够摆脱困境，过上幸福的生活。
总之，《极花》是一部充满情感和智慧的作品。
通过阅读这本书，我不仅对生活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思考，也对自己的未来有了更明确的方向和目标。
我相信这本书将会成为我的人生指南，指引我在未来的道路上走得更加坚定和自信。
同时，《极花》也提醒着我：在未来的日子里，我将更加珍惜每一个当下时刻，用心感受生命中的点滴美好，用时间去追求自己的梦想和目标。
我相信只要我们珍惜时间，用心去生活，我们就能在匆匆而过的生命中留下属于自己的印记。
贾平凹长篇小说《极花》论
职业技术学院学报二○一八年第十一卷第二期︵总第五十八期︶贾平凹长篇小说《极花》论张晋霞摘要：贾平凹先生的长篇小说《极花》是一部饱含批判精神的现实主义作品，通过象征主义手法的使用，将“高跟鞋”“极花”“剪花花”等多种意象集中于小说女主人公胡蝶一身，表达了贾平凹先生对于乡村女性命运的关注以及中国贫苦农村发展现状的担忧。
关键词：《极花》；象征；悲剧中图分类号：I207.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5078（2018）02-0077-04DOI ：10.3969/j.issn.1674-5078.2018.02.023收稿日期：2018－01－02作者简介：张晋霞（1989－），女，山西阳城人。
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极花》是贾平凹先生的一部长篇小说，是一部饱含批判精神的现实主义作品。
小说通过叙述农村知识女性胡蝶被拐卖的故事，为处于中国底层的农村女性以及中国闭塞贫穷的农村唱响了一首凄凉的悲歌。
贾平凹先生在小说中使用多种意象，营造出浓厚的文化氛围。
他将农村女性的命运与农村自身发展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通过作家独特的手法，表达了对二者命运的担忧以及深厚的人文主义情怀。
小说的女主人公胡蝶来自农村，父亲早亡，为了供养弟弟读书，她辍学在家，并在随母亲一起来到城市捡破烂后被拐卖至圪梁村，做了圪梁村村民黑亮的媳妇。
从贾平凹先生对胡蝶人生经历的叙述可以发现，胡蝶被拐卖至圪梁村后，多次挣扎，最后真如一个破茧成蝶的“蝴蝶”，开始了自己在圪梁村飞翔的命运。
这只命运多舛的“蝴蝶”究竟该何去何从，她的出路究竟在哪里？这是贾平凹先生留给自己也留给读者的一个思考。
在被拐卖女性胡蝶身上，不仅看到了众多像她一样的农村女子的命运轨迹，而且看到了以圪梁村为代表的中国贫苦农村的发展图景。
因此，小说的女主公胡蝶就具有了典型的代表性。
一、离开农村：高跟鞋（一）高跟鞋的象征性“我不穿，失去了高跟鞋就失去了希望”。
在胡蝶被拐卖至圪梁村后，黑亮让她穿上母亲做的布鞋，胡蝶发出了义正言辞的抗议。
贾平凹那并未真正盛开的“极花”
村及乡村文化的粗鄙、野蛮和自私之处 从作者在《极花》后记和接受访谈的内容 都》里的“牛”的象征地位（在小说《废都》
时，女性视角的温情叙述始终贯穿《极花》
中，这头牛像人一样 , 特立独行于西京城 ,
这部作品。胡蝶刚被拐卖关进窑洞时，贾
从道家思想角度对所见的所谓现代城市
平凹让可怜的胡蝶唠叨她想要进城的“野
说。小说一经刊登，评论随后纷至沓来， 不愿意面对周围舆论的干扰，无法适应新 不短的后记中，可以让我们很明了。在小
其中激赏颇多，至今已有十几篇评论出 的城市生活，而重新回到被拐卖之地的 说《极花》里，贾平凹要为在城镇化进程
来，大多采用的是褒奖的惯用套路，甚至 故事。对于为什么写这个故事，按照作者 中，农村人的凄凉命运和势必落败的农
有诸如“虚实相生绘水墨，极花就此破天ห้องสมุดไป่ตู้贾平凹的说法，除了这是一个来源于现 村文化写一首凄凉的挽歌。“谁理会窝在
荒”的惊天词汇。这实际上也是当今评论 实生活中一个老乡的家人的真实经历外， 农村的那些男人在残山剩水中的瓜蔓上，
甘于做创作的跟随者、诠释人的通病，批 作者尤为重视这个素材，认为这个素材是 成了一层开着的不结瓜的谎花。或许，他
《高老庄》《土门》《秦腔》等等，贾平凹将 家意识形态层面的社会文化事件，国家 义色彩（指的是小说中“老老爷”所代表
写作焦点集中于乡村文化和城市文化的 政府机关几乎每年都有专项打击拐卖犯 的村子里的基本精神与道德约束，以及
过渡地带。从左右纠结、不稳定的题材中 罪和解救被拐妇女的行动。自然，相关的 麻婶剪纸花招魂的“巫”的象征意义）来
2016 年第 1 期的《人民文学》，登载 名叫胡蝶的女孩子从农村跟随父母到城 觉得可惜。那么，按照知人论世的批评套
恶之花结出强扭的瓜——评贾平凹的《极花》
恶之花结出强扭的瓜——评贾平凹的《极花》作者：唐伟来源：《艺术评论》 2016年第6期恶之花结出强扭的瓜——评贾平凹的《极花》唐伟当年因《废都》名噪一时的贾平凹，尽管身居省会，但其实一直“身在曹营心在汉”，跟“废都”保有一定距离，而以一种顽强的现实主义精神书写他所熟知的乡村与社会。
事实上，进入新世纪之后，作为《废都》作者的贾平凹已似乎逐渐被人遗忘——特别是近些年，这位西北汉子的农村生活经验，几经复活、重组及改写，非但看不出枯竭耗尽的趋势，反倒呈现爆发式的井喷态势：从2005年的《秦腔》、2007年的《高兴》、2010年的《古炉》、2012年的《带灯》、2014年的《老生》，到2016年的《极花》，贾平凹以平均两年一部长篇的频率，既刷新着人们对这位文学界“劳模”的印象，同时也刷新着人们对中国当代农村的想象和认知。
2016年初发表的《极花》，是贾平凹回望乡村的又一匠心之作。
但相对而言，《极花》区区十六万字的篇幅（贾平凹称之为自己“最短的一个长篇”），较之于他以往动辄四五十万字的长篇，或许算不上是一部“重头戏”；就小说的叙事策略来说，支配《极花》叙事路径演进的，仍是贾氏八九十年代以来一贯的城乡二元想象。
因此，无论是从一般意义的小说艺术角度而言，还是就贾平凹自己的小说谱系来说，《极花》可能并没有给我们带来某种喜出望外的突破或惊喜。
但小说的意义在于，在农村（自然村落的意义）迅速消失、空心无故事的时代背景下，贾平凹试图将一种残酷的农村另类现实，强行拉回人们的视野之中。
《极花》里的城乡二元对立模式，不再是《秦腔》《古炉》中那种背景渗透式的徐徐展开，而是一开始就变得前所未有的激化，但最终的结局却又收束得格外平缓，这种结尾方式并不是对矛盾冲突的取消或回避——恰恰相反，正是在这样一种貌似和解的团圆中，我们遭遇了与“娜拉出走”完全相反的一个问题，即小说被拐的女主人公胡蝶“回来以后怎么办？”回归后，她会“从此过上幸福的日子吗？”就问题的尖锐性而言，这些问题可能比“娜拉出走”有过之而无不及。
贾平凹谈《极花》
贾平凹谈《极花》本文从网络收集而来，上传到平台为了帮到更多的人，如果您需要使用本文档，请点击下载按钮下载本文档（有偿下载），另外祝您生活愉快，工作顺利，万事如意！2016年4月14日下午，贾平凹最新长篇小说《极花》新书发布会在京召开。
著名评论家、北京大学教授陈晓明，著名作家梁鸿参加了发布会。
活动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主持人贺超主持。
著名作家贾平凹可谓是中国文化的一张名片，也是中国文学的一个风向标。
他创作了一部又一部经典之作，铸就了中国文坛一个又一个高峰。
他自1973年第一次公开发表作品至今，从事文学写作四十余年，今年又推出长篇力作《极花》。
农村惊人的衰败让我的心情像“失恋”贾平凹一直在关注当下的现实，在关注飞速发展中的城市与乡村，还有发展和停滞中的巨大反差，尤其是深处在这个时代漩涡中的人的命运和处境。
贾平凹一直强调自己就是地地道道的“农民的儿子”，关于乡土文学，他说五四时期鲁迅写的农民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五、六十年代虽然有一批才华横溢的作家，但那时的写作是以“阶级成分”为基础的写作。
改革开放后，农民进城，这十几年的乡土文学有很多令人兴奋的东西，也有很多令人悲伤的东西，无论揭露也好、批判也罢，或者书写农村的变化，都有很丰富的内容。
但是近十年，贾平凹说，“农村的衰败已经很久了，而我这几年去那些山地和高原，看到好多村子没有了人，残垣断壁，荒草没膝，知道它们在消失。
在我目力所及之处，农村的衰败速度极快，令人吃惊，我们没有了农村，我们失去了故乡，中国离开乡下，中国将会发生什么，我不知道，而现在我心里在痛。
这种痛还没有落处，无论批判还是歌颂，都没有了对象，只剩下了空，剩下了痛苦，而这种痛还无法与人言说——就像失恋的人看到恋爱中的人那种心情。
”这种“痛苦”促使贾平凹创作了《极花》，贾平凹在后记中写到，“上几辈人写过的乡土，我几十年写过的乡土，发生巨大改变，习惯了精神栖息的田园已面目全非。
虽然我们还企图寻找，但无法找到，我们的一切努力也将是中国人最后的梦呓。
【高中语文】贾平凹谈《极花》
【高中语文】贾平凹谈《极花》杨秀伟著名作家贾平凹不仅是中国文化的名片，也是中国文学的风向标。
他创造了一部又一部经典，创造了中国文坛的一个又一个高峰。
自1973年首次公开发表以来，他从事文学创作已有40多年。
今年，他推出了他的长篇杰作《极限之花》。
农村惊人的衰败让我的心情像“失恋”贾平凹一直关注着当下的现实，关注着快速发展的城市和村庄，关注着发展与停滞之间的巨大反差，尤其是深陷这个时代漩涡的人们的命运和处境。
贾平凹一直强调自己就是地地道道的“农民的儿子”，关于乡土文学，他说五四时期鲁迅写的农民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五、六十年代虽然有一批才华横溢的作家，但那时的写作是以“阶级成分”为基础的写作。
改革开放后，农民进城，这十几年的乡土文学有很多令人兴奋的东西，也有很多令人悲伤的东西，无论揭露也好、批判也罢，或者书写农村的变化，都有很丰富的内容。
但是近十年，贾平凹说，“农村的衰败已经很久了，而我这几年去那些山地和高原，看到好多村子没有了人，残垣断壁，荒草没膝，知道它们在消失。
在我目力所及之处，农村的衰败速度极快，令人吃惊，我们没有了农村，我们失去了故乡，中国离开乡下，中国将会发生什么，我不知道，而现在我心里在痛。
这种痛还没有落处，无论批判还是歌颂，都没有了对象，只剩下了空，剩下了痛苦，而这种痛还无法与人言说――就像失恋的人看到恋爱中的人那种心情。
”这种“痛苦”促使贾平凹创作了《积花》。
贾平凹在他的后记中写道：“我写了几十年的前几代人写的乡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曾经是精神栖息地的乡村已经面目全非。
虽然我们仍在努力寻找它，但我们找不到它，我们所有的努力都将是中国人民最后的梦想。
”《极花》创作素材来自一位老乡的真实经历这部小说的创作素材来自贾平凹的真实经历。
2022年之前，这是一个真实的事件：那家伙的女儿被绑架和贩卖。
经过千辛万苦的营救，女儿再也无法融入原来的生活，再次回到那个地方。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我没有告诉任何人……但它像一把刀一样刻在我的心里。
贾平凹谈《极花》：像刀子一样刻在心里的故事
贾平凹谈《极花》：像刀子一样刻在心里的故事十年前一夏无雨，认为凶岁，在西安城南的一个出租屋里，我的老乡给我诉苦。
他是个结巴，说话时断时续，他老婆在帘子后的床上一直嘤嘤泣哭。
那时的蚊子很多，得不停地用巴掌去打，其实每一巴掌都打的是我们的胳膊和脸。
人走了，他说，又回，回那里去了。
那一幕我至今还清清晰晰，他抬起脑袋看我，目光空洞茫然，我惊得半天没说出一句话来。
他说的人，就是他的女儿，初中辍学后从老家来西安和收捡破烂的父母仅生活了一年，便被人拐卖了。
他们整整三年都在寻找，好不容易经公安人员解救回来，半年后女儿却又去了被拐卖的那个地方。
事情竟然会发展到这样的结局，是鬼，鬼都慌乱啊！他老婆还是在哭，我的老乡就突然勃然大怒，骂道：哭，哭，你倒是哭你妈的哩，哭？！抓起桌子上的碗向帘子砸去。
我没有拦他，也没一句劝说。
桌子上还有一个碗，盛着咸菜，旁边是一筛子蒸馍和一只用黑塑料桶做成的花盆，长着一棵海棠。
这海棠是他女儿回来的第三天栽的，那天，我的老乡叫我去喝酒，我看到他女儿才正往塑料桶里装土。
我赶紧把咸菜碗，蒸馍筛子和海棠盆挪开，免得他再要抓起来砸老婆。
我终于弄明白了事情的缘由，是女儿回来后，因为报纸上电视上连续地报道着这次解救中公安人员的英勇事迹，社会上也都知道了他女儿是那个被拐卖者，被人围观，指指点点，说那个男的家穷，人傻、多，说她生下了一个孩子。
从此女儿不再出门，不再说话，整日呆坐着一动不动。
我的老乡担心着女儿这样下去不是要疯了就是会得大病，便托人说媒，希望能嫁到远些的地方去，有个谁也不知道女儿情况的婆家。
但就在他和媒人商量的时候，女儿不见了，留下个字条，说她还是回那个村子去了。
这是个真实的故事，我一直没给任何人说过。
但这件事像刀子一样刻在我的心里，每每一想起来，就觉得那刀子还在往深处刻。
我始终不知道我那个老乡的女儿回去的村子是个什么地方，十年了，她又是怎么个活着？我和我的老乡还在往来，他依然是麦秋时节了回老家收庄稼，庄稼收完了再到西安来收捡破烂，但一年比一年老得严重，头发稀落，身子都佝偻了。
贾平凹谈《极花》：像刀子一样刻在心里
贾平凹谈《极花》：像刀子一样刻在心里作者：陈晓明别鸣来源：《人民周刊》2016年第09期“现在这个社会最大的幸福就是心是安的，神不安，心不宁是最大的威胁。
对我个人来讲，写作是一个安宁的过程。
写出来以后变成作品以后，也希望更多人看到它，正视这个社会、这个时代。
”“上几辈人写过的乡土，我几十年写过的乡土，发生巨大变化，习惯了精神栖息的田园已面目全非。
虽然我们还企图寻找，但无法找到，我们的一切努力也将是中国人最后的梦呓。
”贾平凹说。
缘起十年前一个真实故事极花，是小说中的一种植物，在冬天是小虫子，夏天又变成草和花；《极花》写了一个从乡村到城市的女孩，从被拐卖到出逃，最终却又回到被拐卖乡村的故事。
贾平凹在后记中写道，《极花》的创作素材来自于10年前发生的一起真实事件：老乡的女儿被拐卖，历尽千辛解救回来以后，女儿却再也融入不了原先的生活，不得不又重新回到被拐卖的地方。
“这是个真实的故事，我一直没给任何人说过。
但这件事像刀子一样刻在我的心里，每每一想起来，就觉得那刀子还在往深处刻。
我始终不知道我那个老乡的女儿回去的村子是个什么地方，10年了，她又是怎么个活着？”《极花》的故事从女孩胡蝶被拐卖到偏远山区的男性家庭开始。
书中，胡蝶是当代中国众多从农村走出来的姑娘中的一个。
到了城市里，哪怕是栖身在收破烂的贫民窟里，她也希望按照城市人的标准去生活、去审美，她喜欢高跟鞋、小西服，喜欢房东的大学生儿子。
但是，这个虚无缥缈的城市梦想在胡蝶第一次出去找工作的时候就被割断了，她稀里糊涂地被人贩子卖到了西北一个叫不上名字来的村子里，偏僻、穷苦、无望。
被解救回城市后，面对人们的风言风语，胡蝶选择了逃离，又回到被拐卖的村子里。
虽然从拐卖人口的事件入手，但贾平凹说，他并不想把这个事件写成一个纯粹的拐卖妇女的故事，他关注的是飞速发展中的城市与乡村，发展与停滞中的巨大差距，尤其是身处在这个时代漩涡中的人的命运和处境。
“我关注的是城市在怎样地肥大了而农村在怎样地凋敝着，我老乡的女儿被拐卖到的小地方到底怎样，那里坍塌了什么，流失了什么，还活着的一群人是懦弱还是强悍，是可怜还是可恨，是如富士山一样常年驻雪的冰冷，还是它仍是一座活的火山。
贾平凹的极花读后感
贾平凹的极花读后感贾平凹的《极花》是一部充满哲理和深刻思考的小说，通过对人生、爱情、人性的探讨，让人深受触动。
小说以一对夫妻的生活为主线，通过他们的经历和情感变化，揭示了人性的复杂和社会的现实。
在读完这部小说后，我深深被其所感染，对生活和人生有了更深刻的思考。
首先，小说中对于人性的描写和反思让我深受触动。
通过主人公夫妻的生活经历，小说展现了人性的复杂和多变。
在生活的压力和诱惑下，人们往往会放弃自己的原则和信念，去迎合社会的价值观和规范。
而在这个过程中，人们的内心往往会受到伤害，产生矛盾和痛苦。
这让我深刻地反思了人性的本质，以及在现实社会中如何保持自己的真实和纯粹。
其次，小说中对于爱情的描写也让我深感震撼。
主人公夫妻在生活中经历了种种考验和磨难，他们之间的爱情也经历了风风雨雨。
在现实生活中，爱情往往被物质和现实所冲淡，人们往往会因为外部的诱惑和压力而放弃自己的感情。
然而，小说中的主人公却在各种困难和挑战中坚守着自己的爱情，这让我对于爱情有了新的认识和理解。
爱情不仅仅是甜蜜和浪漫，更是一种责任和承诺，需要经得起时间和考验。
最后，小说中对于生活的思考和反思也让我深感启发。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往往被物质和功利所左右，追求名利和地位，却忽略了内心的需求和渴望。
而在小说中，主人公夫妻在生活的磨难中懂得了珍惜和感恩，学会了放下和释怀。
他们在生活中懂得了生命的真谛，懂得了快乐和幸福的真正含义。
这让我深刻地反思了自己的生活态度和人生观，学会了珍惜眼前的幸福和快乐。
总的来说，贾平凹的《极花》是一部充满哲理和深刻思考的小说，通过对人性、爱情和生活的探讨，让人深受触动。
在读完这部小说后，我对于人生和生活有了更深刻的思考，学会了珍惜和感恩。
这部小说不仅仅是一部文学作品，更是一部关于人生和人性的启示录，让人深受触动。
希望更多的人能够阅读这部小说，感受其中的力量和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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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论贾平凹：从《废都》到《极花》2016年4月14日下午，贾平凹先生最新长篇小说《极花》新书发布会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
昨天的新书发布会上，管士光、李洱、梁鸿、陈晓明以及作者贾平凹都作了分享，发言内容精彩纷呈。
但因信息量庞大，整理发言稿颇为不易（您还要考虑到贾先生那浓重的陕西口音），所以拖到今天，发言稿才告完工。
下文是我们从近两万字的发言稿中萃取的精彩部分。
它很长，但很值得一读。
几位嘉宾的解读，从多个角度剖析贾平凹先生的笔下景观，相信会有助于您更深地理解贾平凹，理解他从《废都》到《极花》的蜕变历程。
文字部分未经发言人审定。
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管士光散文的创作，报告文学的创作，或者短篇小说的创作都很重要。
但是，体现一个时代文学的真正的创造力的时候，我觉得长篇小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着眼点，从这个角度讲，我觉得贾平凹先生的创作体现了中国当代文学的真正的创造力。
我认为贾平凹先生就是个天才，就是一个天才作家，他把他的生活提炼给我们，让我们感觉到，在我们的平凡的、平庸的生活之外还有另外一些人，他们也在他们的生活中，在走他的路，在走他的从年轻到中年，到老年，最后到死亡这样一条路。
所以使我们的生活更丰富，更有意思。
——管士光著名作家李洱我在去年还是前年见到贾老师，我们的文曲星，我说我们是吃你的奶长大的，贾老师捂着胸脯说，我老了……我说我们就喜欢吃酸奶。
我认为，以后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作品的价值会越来越大。
因为他几乎全须全尾地保留了中国文化，乡村文明，保留了我们各种情绪、各种各样的细节，他的作品譬如琥珀，有如珍珠，他成为这个民族情绪的一个博物馆。
无论是汉学家还是中国人或是老外，如果他想了解中国，如果他想了解中国在通向现代性的旅程中所遭受的所有的落后也好，不甘也好，屈辱也好，那么首选贾先生的作品。
——李洱《极花》作者贾平凹邓小平说他是中国人民的儿子，但我确实是农民的儿子。
这个不是比喻，我确实是农民的儿子。
农村发生的事情直接牵连着我。
我上次在兰州和陈晓明先生一块儿去，说乡土文学，乡土文学是五四时期鲁迅（开始）写的，那个时期就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到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乡土文学出现了一大批才华横溢的人，描写生活的时候写得特别丰富。
基础肯定是贫农、中农、富农……这三条线完全固定死了，表现是这个问题。
从十多年前农村人开始进城里的时候至今，这十几年乡土文学里面有很多令人兴奋的东西，有很多令人悲伤的东西，有批判、揭露，社会上就有非议。
实际上农村就是那种情况，现实就是那种情况。
我经常讲，社会就是这种社会，在这种环境中长大的作家就是这个品种，这个品种的作品只能是这个样。
这十几年，就我的目光所及，我觉得（乡村）衰败的速度是极快的，快得令人吃惊。
包括去年跑了很多地方，村庄有一些地方，只有在那个大寨子前面见过人，其他完全没有人。
从门缝里看进去，荒草半人深。
我跑到我们乡镇南山和北山，走了比较偏远的村寨子。
在前几年去的时候，村寨人少，村和村合并。
去年我去，乡和乡要合并。
我心里特别不是滋味。
前十多年，新世纪以来的乡土文学里面还有批判，确实还有，严格讲这十年以来，批判都没办法批判了，批判谁，好像不知道批判谁，没有对象，想说没人听。
现在不是歌颂它或者说是批判它，都不是这个问题了，完全是成了一种痛，这个跟人无法说，是只有自己内心知道的东西。
就像没有孩子的人看到邻居的孩子，这个感受没办法谈，只有自己知道。
在这种两难的情况下，想写一下叫人说不出的痛苦，想表现这方面的东西，不仅仅是批判（我觉得现在不是批判，绝对不是歌颂或者批判）。
在这种情况下，写了《极花》这个故事。
十年前我经历了一个真实的故事，我的老乡是拾破烂的，他孩子来了以后被拐卖了。
我没有亲自参与解救，但是我也在关注，解救是几个人在房子里研究，看人救上车没有，后来半夜搭救回来，说人已经回来了，我们才睡觉去。
这是一个真实的情况。
当时还没有想到写书，觉得写出来意思不大，就没有写。
等我去年和前年跑了几个地方，看到刚才说的这种情况以后，我想起这个故事，就以这为由头写了《极花》。
写《极花》的目的不是说要写离奇的故事，一个贩卖妇女的故事，我不喜欢太情节化的故事，主要想通过拐卖人口来展现现在的人群，最基层的人。
现在的好多地方，村子里几乎就没有女性，凡是姑娘都打工，宁愿嫁到郊区，在城市漂泊，跟年纪大的丈夫耗在一起。
就是年轻的媳妇一旦出去，一样不回来了，要么离婚，要么就走了，这个偏远山区都是这样的情况，所以有一些村庄就开始消失了。
这个就是说不出的感受，我想把它写出来。
我不想把它变成一个故事。
包括《古炉》，包括《带灯》，都是线性结构的，这次是写成一团的，在一块儿的。
这样就把字数大大压缩，成了我最短的一部长篇。
一方面，写作是我生存的一个方式，再一个，自己心里有一些事情，写过了心里才能安宁。
现在这个社会最大的幸福就是心是安的；对我自己个人来讲，写作是一个安宁的过程。
写出来变成作品以后，也希望更多人看到它，对这个社会、对这个时代，希望大家正视一下。
就是这个作用。
再说多大的意义，我也没有更多。
——贾平凹著名文学评论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梁鸿中国的水墨画，空白也有意义，空白和墨在一起构成一个总体的意义。
这可以返回来反观我们关于乡村的书写。
当我们思考农民生活和乡村生活的时候，我们总是把它想成空白，我们不知道他们在想什么，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
所以在我们的笔下很多时候他们是沉默的，这种沉默是真正的沉默，是被突出出来的沉默。
一个作家如何看待这个现状？如何用你的组织，用你的逻辑，用你的美学把它结构成一种意义，让它呈现出来，或者内部敞开？我特别不愿意把乡村问题化，我不愿意一个作家一定要用一种问题化的方式看待乡村，因为这样我们可能把农民问题化了，当农民被问题化的时候他们可能被符号化，被看作一种病症，被看作问题。
我们忽略了他们作为个体的鲜活的存在。
所以“色块”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他们是共生共在的社会，他们是跟其它人，是跟城市人、胡蝶、被拐卖的妇女，跟所有人都是一样、一致的个体，尽管他们的立场是不一样的，是对立的，但是我觉得，在这个“色块”之中，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
因此，他们每个人在这部作品里面才是平等的。
这个平等非常重要。
作者虽然花了很大的笔墨在写《极花》，但是你看到这部作品里面，黑亮、黑亮爹他们并非就是沉默的，就是一个压迫的力量存在。
虽然他们是压迫的力量，但是他们的内部还包含了其它的生命力，比如黑亮也在不断跟外界接触，不断在卖葱，寻找一种跟蝴蝶交流的可能，他并非就是新闻里面那样一个被描述的对象，那样一个拐卖妇女的恶人。
在这本书里面，黑亮是鲜活的，虽然他确实是拐卖了胡蝶，但是同时也试图和胡蝶交流，也没有就用一个男性充满暴力地去强暴这个胡蝶。
他试着交流，试图压抑自己的性的要求，跟她做一个和解。
这一点非常重要。
当我们思考乡村问题的时候，我们总是二元对立化，我们特别容易把我们的生活和他们的生活作为两种生活来看待，这是我们思维出了问题，贾老师最大的努力，这么多年以来不断在打破这个界限，我们看他的《秦腔》里面也几乎是一个色块，《秦腔》里面他们和天地共生，他们也跟这个时代是共同生活的。
《带灯》里面的带灯也试图做沟通，不单是时代沟通，不单是农民做沟通，更重要的是自己做沟通，寻找一种新的去理解他所面临的生活的方式，这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看他写《极花》的时候，所有的界限，我们所谓的生活的界限都打破了，这是一个作家理解世界的方式给予他一种美学的方式，如果她没有这种理解世界的眼光和理解社会的方式，他们每个人不会是这样的。
所以我觉得，怎么样打开所谓的乡村的内部的风景，或者把风景变成一种生活，变成一种我们正在生活着的，跟我们一样往前行进的生活，这是当代描写乡村或者关注乡村的作家所面临的一个特别大的任务。
因为我是贾老师忠实的读者，我从他这么多年的努力可以看到，不管他多么有声望，不管他多么熟悉这片土地，他依然是带着一种疑问，依然努力尝试怎么样能够跟他们更近，怎么能够让他的心灵更加融入这片土地的心态去描写他所熟悉的生活。
读完《极花》的时候我不觉得他在写一个拐卖妇女的故事，他其实在写怎么样和这片土地交流的故事，包括胡蝶后来为什么回来了，这里面包含特别大的疼痛，我们今天说这些问题不单单是社会赋予我们大的断裂的问题，同时也面临个人情感难以安置的问题。
蝴蝶离开那个地方，被解救出来之后，这个反而写得少了，太节制了。
她回到城市里面，作为风景，所有人都可以看她，可以议论她，所有人都可以闯到她的面前对她指指点点，这个时候生活的残酷性，社会的内部的断裂才更加深刻地呈现出来。
同时也使得蝴蝶的内心的选择有了一点点的（我们说）合理性也罢，一个情感的取向也罢，我们不想过分合理化它，而是确实要面临一种选择的问题。
因为这个选择是我们正常的社会压给她的。
所以，胡蝶回到城市以后，这个色块是非常刺激或者不协调的。
这种不协调使得胡蝶有一个新的选择，这个新的选择并不是完全让她心满意足的选择，毕竟她又回到那样一个生活里面，那样的生活仍然是贫瘠的，或者是没有办法融入到现代社会里面的。
这不是二元对立的宣传，是没有办法突破的一个困境。
贾老师把困境写了出来，通过胡蝶这样一个被符号化的，好像是问题的一个女性给呈现出来了。
这是贾老师给予一个人的一个特别大的尊重，她试图敞开她的内心，关注她的内心，看到那样一个世界，同时把那样一个世界鲜活化，平等化。
这是今天了解乡土文学应该学习的。
同时也使得我们摆脱100年关于乡土文学的叙述：沉默的风景。
我们不想再把它作为一个沉默的风景，怎么让沉默的风景具有一个人的活动的空间和人的活动的可能，这是特别大的挑战。
——梁鸿著名学者、北京大学教授陈晓明贾平凹是一个杰出的作家。
确实他的创作力非常旺盛，让我们惊异、让我们欣喜、让我们感佩。
他写完《废都》遇到了各种各样的批判，各种各样的争议。
我本人在那个时候进入到批评界，我曾经跟贾先生探讨过这个问题，1990年代初，知识分子是处在失衡的状态，文化有一个断档，文化处在衔接转型时期，那个时候要重新出场，重新获得一种社会表达的方式，批判性的话是出场的唯一形式，因为可以表达历史主体地位，表达道德的一种高地，一种思想的锐利和道德的优越性。
这个是重新出场的戏剧的形式。
从承受者来说，很委屈，但是从历史来说，也要你能够担当此任，能够承受得起这么大的一个社会的一种批判也好，反思也好，讨论也好，争议也好。
所以我觉得贾平凹是为1990年代知识分子出场这一序幕的拉开提供了一个舞台。
《废都》在那个时候提供了一个舞台，同时也汇集了那个时候纠结中国文化和文学的矛盾，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书写文学史的时候会感佩贾平凹先生在文学上那么大的创造力，能够给历史提供一些东西，提供非常厚重的东西。
作为一个作家，我觉得他是可以拉开这么一种距离去看看自己和历史的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