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视阈下的党内法规内涵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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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语境的党内法规研究一、引言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加快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这既是适应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需要,也是“以党内法治带动国家法治,进而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文/马康化”的需要。
社会治理的规则体系不仅包括国家法律,也包括党内法规在内的其他规范,二者共同完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演绎。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内法规整体上呈现出更加完善的科学性和可执行性特征,以及加速发展的趋势。
2013年,中共中央发布《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备案规定》以及《中央党内法规制定工作五年规划纲要摘要:中国的法治建设应当注重中国本土资源利用,尤其是中国的历史逻辑和现实脉络。
党内法规的研究不能以西方法学为中心的形式理性作为评价标准和参照物。
当代中国法学理论对于国家法律的界定,实质是19世纪分析法学理论的延续。
党内法规作为自在本体,具有意思自治性、政治先导性、逻辑体系性等特点,与国家法律存在一定区别。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党内法规;国家法律中图分类号:D262.6DOI:10.13784/ki.22-1299/d.2020.06.008( 2013-2017 年) 》。
2014 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非常明确地将党内法规体系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之中。
2017年11月,党的十九大报告将党内法规的制度建设提升到依法执政的高度,并明确提出“增强依法执政本领,加快形成覆盖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各方面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加强和改善对国家政权机关的领导”。
在学术研究领域,自2015年起从事党内法规研究的专门性机构也逐步建立,西北政法大学、武汉大学、深圳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华东政法大学、郑州大学、厦门大学等院校相继成立了“党内法规研究中心”。
总体而言,国内党内法规研究的主体集中于党建、法学和政治学等学科领域,也正是这个原因,党内法规研究机构多数集中于法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党校等机构。
法治视野下的党内法规体系建设作者:王建芹来源:《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 2017年第3期摘要: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体系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既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基础,更是实现依法治国的基本保障。
一套科学、严谨、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既需要在体系的完整性、内容的完备性、逻辑的自洽性以及环境适应性等方面进行科学的顶层设计,也需要在立法技术上严格遵循法律规范的制定原则。
以此标准衡量,当前我党的党内法规体系存在着体系不健全、内容不完备、程序不科学等几个方面的问题。
必须在坚持党内法规制定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前提下,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宏观大背景切入,以我国体系化的法律文本制定经验为参照,建构并不断丰富和完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
关键词:党内法规;从严治党;依法治国;党规体系建设中图分类号:D262.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7-9092(2017)03-0034-007党内法规体系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方式,历来都是党建工作的核心内容。
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治国方略,使得党规体系建设更具现实和时代意义。
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将“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范畴,不仅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体系,彰显了党内法规体系建设的重要性,也让党内法规摆脱了是不是“法”的争论。
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背景下,深入研究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体系建设对于依纪依规治党,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改善党的领导方式,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永葆党的先进性,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党内法规体系的基本概念与构建原则在党的历史上,“党内法规”一词,最早由毛泽东主席提出,1938年,毛泽东同志在党的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讲到党的纪律时说:“为使党内关系走上正轨,除了上述四项最重要的纪律外,还须制定一种较详细的党内法规,以统一各级领导机关的行动”,①从此开启了党内法规建设快速发展之路。
安徽行政学院学报No.4,20202020年第4期●党政建设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中的党内法规马康(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北京100877)摘要:以法治方式进行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法治的划分具有形式法治和实质法治两种样态。
法治的实质是规则之治,以规则之治作为判断标准,党内法规也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呈现出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协同治理的特点。
但需要在宪法和宪法精神内加强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的协调。
作为在宪法统领下的党内法规制定活动,在消极意义上以一种避免冲突的姿态维护宪法的效力;在积极意义上要以一种主动的制定完成对于宪法要求的具体演绎和展开。
在国家治理更为微观的操作层面,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之间需要进一步增强协调性,以增强协同治理的有效性。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党内法规;国家法律中图分类号:D262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638(2020)04-0028-05收稿日期:2020-06-09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健全党和国家监督制度研究”(19AZD025)作者简介:马康(1990),男,河南平顶山人,法学博士,研究方向:党内法规,监察法。
一、引言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全面回答了在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上应该“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这一重大问题,对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提纲挈领的重要作用。
《决定》将“加快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作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重要部分,并置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宏大视野之下。
明确指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
安徽警官职业学院学报Journal of Anhui Vocational College of Police OfficersNo.1,2021 General No.112,Vol.202021年第1期第20卷(总第112期)论法治规范视角下的党内法规马康(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北京100142)【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应当是包括了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在内的法治规范。
我国的国家治理体系不可能纯粹地建构于国家法律之上。
从法学发展的历史来看,法的定义和概念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法的外在表现形式不应成为判断的绝对依据和标准,而应当结合法作为一种调整和指引人们行为的规范这一本质特征进行理解。
党内法规具有明显的政党属性,党内法规在制定过程中具有程序性,党内法规在外在形式上具有特定性。
广义的法治是规则之治,服从规则并非意味着只服从国家法律,还要遵循各种符合宪法规范与法治精神的其他法治规范。
全面依法治国的实现有赖于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优势互补,形成法治合力。
【关键词】法治规范;党内法规;国家法律【中图分类号J DF01【文献标识码】A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应当是包括了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在内的法治规范。
已有的研究成果对于党内法规的理解,过分侧重于静态视角和微观意义,忽视了从整体角度对法治体系的解读。
与域外治理理模式不同的是,我国的国家治理体系不可能纯粹地建构于国家法律之上。
因此,我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很大程度上就表现为一种由传统的单一规范体系走向规范化的法治体系的过程,这就迫切需要党内法规的正名和塑形,以充分发挥对于国家治理中的法律空白的填充作用。
一、党内法规的理论争鸣概念是一切问题研究的起点,党内法规研究中最基本甚至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党内法规的概念问题。
而党内法规的概念在已有的学术研究中尚未形成较为统一的认识。
从党内法规这一词语的历史渊源来看,1938年毛泽东同志在报告中最先使用了党内法规这一名称。
但需要注意的是,当时的原始文献当中使用的是党规和党纪的说法。
论党内法规的含义及其制度建设的要求刘长秋(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上海200020)摘 要:党内法规就是党内具有法律性质的规范㊂这些党内法规具有法律性质,但却不同于国家法,它们一般只适用于党内,用以调整党内关系;同时,这些规范只是党需要遵守的众多党内规范中的一类,并非党内规范的全部㊂党内法规制度建设需要坚持边界意识,保持其相对于国家法的独立性;需要坚持法治思维,遵循法治建设的一般规律和底线要求;此外,党内法规建设还需要服务于管党治党的需要㊂关键词:党内法规;法律性质;政治属性;规范中图分类号:D26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19)03-0080-07自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首次在党的文件中明确提出依规治党的概念,并将依规治党纳入依法治国的范畴,使之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一个特色以来,国内对作为依规治党之依据与制度保障的党内法规探讨越来越多,成为国内法学研究以及政治学研究领域的新现象㊂然而另一方面,现有研究对于党内法规概念的探讨还不够充分,对于党内法规范围及其作用的把握不太准确㊂这显然影响了人们对于作为一种政治及法律现象的党内法规之调整对象及其制度建设规律的把握,并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依规治党目标的实现㊂基于此,本文就党内法规的概念进行专门探讨,并在此基础上对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应当把握的要求进行分析,以期对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推进有所贡献㊂1 党内法规的内涵与外延分析哈特指出, 有时,一个词的定义能够提供这样一张地图:在同一个时间范围内,它可以使指导我们如何用词的潜在原则得以明确,并可以使我们用该词所表示的现象与其他现象之间的关系得以显现”[1]115㊂而作为本文探讨对象的党内法规显然就在此列㊂党内法规作为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前后重新引发关注和重视的一个概念,在学界引起了不小的讨论㊂这些讨论集中体现在对党内法规这一概念内涵之界定以及对其外延的厘定上㊂依据‘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第二条规定,党内法规是党的中央组织以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㊁中央各部门和省㊁自治区㊁直辖市党委制定的规范党组织的工作㊁活动和党员行为的党内规章制度的总称㊂这一定义对把握党内法规提供了一个方向,有利于理解党内法规㊂然而,这一概念没有清晰地指明党内法规的内涵与外延㊂笔者以为,党内法规是一个有着特定涵义与存在价值的概念㊂1.1 党内法规的内涵与实质是党内具有法律性质的规范党内法规的概念最初是由毛泽东同志首先提出的,其内涵何在,外延又应止于何处,显然需要具体分析和考察这一概念最初运用时的本意㊂这是因为, 要想深刻地理解一种规矩或一种制度,一种㊃08㊃收稿日期:2019-03-09基金项目:上海社会科学院招标课题 依规治党中的权利问题研究”(26),项目负责人:刘长秋㊂作者简介:刘长秋(1976 ),男,博士,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党内法规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㊂法律准则或一种道德准则,就必须尽可能地揭示出它的最初起源;因为在其现实和过去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联㊂毋庸置疑,由于这些规矩㊁制度或准则的运作方式已经发生了变化,所以从原则上讲,它们所依据的原因本身也就会发生变化;但是这些转化仍然有赖于它们的发端”[2]3㊂而这一点,也适用于概念的演进㊂在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 鉴于张国焘严重地破坏纪律的行为,必须重申党的纪律:(一)个人服从组织;(二)少数服从多数;(三)下级服从上级;(四)全党服从中央㊂谁破坏了这些纪律,谁就破坏了党的统一 为使党内关系走上正轨,除了上述四项最重要的纪律外,还须制定一种较详细的党内法规,以统一各级领导机关的行动”[3]528㊂笔者以为,在毛泽东同志的报告中,党内法规是一个有着特定内涵与外延的概念,该概念的提出和运用是为了适应管党治党的需要㊂因为 为使党内关系走上正轨”,意味着党内法规的调整对象是党内关系,而其规范的着眼点与着力点都应在调整党内关系上㊂ 除了上述四项最重要的纪律外,还须制定一种较详细的党内法规”,表明纪律与党内法规一样,都属于同一层面的规范,即纪律也属于党内法规,但纪律比一般的党内法规更为原则㊁笼统和重要,而一般的党内法规则较为详细和具有指导性与操作性,具有保障纪律落地的功能;同时表明,制定党内法规的目的在于 统一各级领导机关的行动”,以细化和更好地执行党的纪律,使其更具有操作性,能够真正发挥管党治党㊁统一党的行动作用㊂以此言之,制定党内法规的目的在于规范和调整党内关系以实现管党治党,确保党内团结和党行动的统一㊂综上所述,就其本意来看,毛泽东之所以提出党内法规的概念并主张制定党内法规,其目的是为了矫正党内个别领导人不受纪律约束的状况,而党内法规作为一种具有公开性㊁强制性和具备操作性㊁执行力的规范,自然就成为应 统一各级领导机关的行动”之需要而存在的党内规范㊂以此为基点,笔者认为,党内法规的内涵与实质是党内具有法律性质的规范,是党用以调整党内关系以实现管党治党之目的㊁保证党的统一行动的党内规范㊂1.2 党内具有法律性质的规范的意蕴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是执政党,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㊂在国内一般语境下, 党”都特指中国共产党,而党内法规一般也都特指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其他党派的党内法规尽管也可以被称为党内法规,而且也具有法规的约束力,但一般都应使用全称,如中国致公党党内法规㊁中国国民党党内法规等㊂就其党派适用性而言, 党内具有法律性质的规范”表明这些规范只适用于中国共产党㊂换言之,对于中国共产党及其党员来说,党内法规就是必须遵守的法,遵守这些法规是作为一个自我约束型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及其成员的义务㊂ 党内具有法律性质的规范”表明党内法规一般只适用于党内,用以调整党内关系㊂党内法规是党内的规章制度,而非党外的规章制度,其产生约束力并发挥调整作用的范围一般只能够在党内,而非包含了一般公民在内的党外㊂换言之,党内法规作为中国共产党依法执政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主要是中国共产党管党治党的规范,而不是直接用来治国理政的规范㊂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 依法执政,既要求党依据宪法法律治国理政,也要求党依据党内法规管党治党”㊂党内法规在党内具有法律性质,对党员以及各级党组织而言是必须遵守的法律,党员以及各级党组织负有遵守党内法规的义务㊂ 党内具有法律性质的规范”表明党内法规是党的规范之一,而且只是党的内部规范之一㊂党的规范除了党内法规之外,还有党外规范(如国家法㊁伦理道德等),而即便只是在党内,其所需要遵守的规范也不仅限于党内法规一种①㊂党内除了党内法规之外,还有其他规范和规矩,尤其是那些需要㊃18㊃①依据‘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第4条㊁第5条之规定: 党内法规的名称为党章㊁准则㊁条例㊁规则㊁规定㊁办法㊁细则㊂” 党内法规的内容应当用条款形式表述,不同于一般不用条款形式表述的决议㊁决定㊁意见㊁通知等规范性文件㊂”显然,党内法规只是名称中冠有党章㊁准则㊁条例㊁规则㊁规定㊁办法㊁细则且用条款形式表述的党内规范㊂党员遵守的㊁不成文的规范(如政治规矩)㊂管党治党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既需要法律,也离不开道德,既需要党内规范,也离不开党外规范㊂正因为如此,习近平强调指出: 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与制度治党㊁依规治党统筹推进㊁一体建设㊂”[4]其实质是要求管党治党全覆盖㊁无余缝,不留死角㊂作为具有先进性与纯洁性要求,能够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方向,始终代表先进文化发展方向和始终代表中华民族发展方向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成为执政党与领导者,之所以能够始终永葆执政地位,其中最为重要和关键的原因就在于能够坚持以高标准和严要求约束自己㊁管理自己,是勇于自我约束㊁善于自我管理的政党㊂ 勇于自我革命,从严管党治党,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㊂”[5]26为此,党制定了众多规范,为自己及其成员设置了众多的规矩,以保障自己能够始终对自己及其成员从严要求,坚持为人民服务㊂这些规范既包括党内法规这样一种明确成文的规范,也包括党内众多习惯性的不成文规矩以及非党内法规的各种规范性文件㊂在管党治党方面,党要求党员高度自律,要求党员慎独㊂党员需要严格遵守党内法规这样一种成文的㊁能够让人们看得见的规范,但也需要遵守那些看不见而且也不成文的规矩㊂党内具有法律性质的规范”表明党内法规不同于国家法㊂因为党内具有法律性质的规范只能适用于党内,不宜适用于党外㊂具有法律性质并不等同于法律,具有法律性质表明党内法规能够具有类似于国家法的作用,能够发挥法律的效果,但其本身并不必然就是法律,没有国家强制力来加以保障㊂显然,党内法规是党的内部法规,是对党员而非一般公民而言具有法律性质的规范,是为适应管党治党以体现党的先进性与纯洁性之需要而仅适用于党员的组织法㊂党内法规要服从并服务于党的政治属性和政治目标㊂从功能上来看,党内法规是改进和巩固党的领导,更好实现党的领导目标的内在制度保障[6]㊂正如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的: 加快形成覆盖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各方面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加强和改善对国家政权机关的领导㊂”很明显, 加快形成覆盖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各方面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的目的是为了 加强和改善对国家政权机关的领导”㊂因此,党内法规是法,但却非国家法;党内法规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并非国家法体系的范畴,而是隶属于国家法之外的另外一个法体系,该法体系在推进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方面发挥着基础性作用,并与国家法体系一起构成并支撑着我国社会主义法治体系㊂1.3 对党内法规概念的重新界定从哲学的角度而言,获得某种清晰明确的概念,并进而形成相关的范畴㊁体系,是认识并区分事物的逻辑前提,也是把握事物发展规律的必由之路[7]㊂对党内法规的研究显然亦在此列㊂科学而严谨的党内法规概念可以使人们很准确地理解㊁把握和运用党内法规,而不周延㊁欠科学甚至是错误的党内法规概念则容易将人们对党内法规的理解与运用引向歧途㊂就此而言,无论是在关于党内法规的学术研究中,还是在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实践中,都有必要对党内法规的概念尽可能准确地加以界定㊂而就其内涵与外延而言,笔者以为,党内法规作为一种管党治党的规范,是中国共产党制定和实施的㊁有关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规范,是应当能够调整党内关系且一般适合用以调整党内关系的规范,是对于党员及各级党组织而言具有法律性质的约束力但又不同于国家法的规范[8]㊂从行为要求的高度上来说,党内法规是介于国家法要求与伦理道德要求之间的一种党内规范,即其要求高于国家法但又低于伦理道德,具有伦理性与法律性双重特征㊂以此为基点,现行‘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以下简称‘制定条例“)以明确的法规形式㊁规范化的法律语言对党内法规的概念作出了较为权威性的界定,确定了党内法规的制定主体㊁立规目的㊁调整范围以及名称选用,基本厘清了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㊁规范性文件等相关概念的区别,对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以及党内法规的理论研究具有推进作用[9]㊂然而另一方面,‘制定条例“对于党内法规概念的界定显然与党内法规本应具有的内涵与外延难以吻合,很容易将一些本不属于党内法规范畴的党内文件也视为党内法规,从而对理性地把握党内法规以更好地推进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和践行依规治党产生不利影响㊂为此,㊃28㊃可以尝试对党内法规的概念重新加以界定㊂立足于上面的分析,笔者以为,可以在‘制定条例“中对党内法规的概念做如下表述,即党内法规是具有法规制定权的党的中央或地方组织制定的,具有特定形式和规范要求,旨在调整党内关系以实现管党治党为目的的㊁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党内思想与行为规范的总称㊂2 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要求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㊂党的全面领导是当代中国最为突出的特征,而坚持党的领导则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最基本的要求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㊂正如十九大报告所指出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㊂党内法规则是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实现坚持和改善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制度保障㊂党内法规保障和规范各级党委和党组织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领导公共治理和社会管理创新;党内法规调整和规范党的中央与地方组织之间以及党的中央各种机关之间㊁党的地方组织的各类机关之间的各种横向与纵向关系,调整和规范党的组织与各种国家机关㊁社会团体之间的各种横向与纵向关系,并使这些关系法治化㊁规范化,逐步纳入现代民主和法治的轨道;党内法规也保障和促进各级党的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律手段治党治国理政[10]㊂基于此,在我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过程中必须高度重视党内法规及其制度建设,即 加快形成覆盖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各方面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㊂在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方面,须要把握好以下三个方面的基本要求㊂2.1 党内法规制度建设过程中应当坚持边界意识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必须立足于新时代推进党自身建设的伟大工程的实际,遵循党的建设的客观规律与基本要求,以服务于管党治党的需要为目的,而不宜主动扩张适用至党自身建设之外的其他领域,尤其是那些本应当由国家法来加以调整和规范的领域㊂就党在全面依法治国中的地位及其应当发挥的作用来说,全面依法治国需要而且也离不开党的领导,党的领导是全面依法治国的基础和保障㊂而党内法规作为 党要管党㊁全面从严治党”的制度保障,则是推进和强化党的建设的新的伟大工程以增强和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的需要㊂就此而言,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是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必然选择,也是保障和推进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客观需要㊂但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并不意味着需要将党内法规的调整范围由单纯的党内关系扩展到党外的社会关系,相反,依旧需要保持其自身的调整边界㊂因为党内法规作为党内具有法律性质的规范 如前所述仅具有党内调整功能而不具有党外调整功能,一般只适宜调整党内关系,其在治国理政方面的作用在于通过管党治党㊁全面从严治党,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从而使党更好地领导人民治理国家和社会㊂对于国家治理领域,党应当通过将其主张上升为国家法律或政策的方式,借助国家法律或政策等其他社会规范来加以调整㊂基于此,在党内法规制度建设过程中应当坚持边界意识,明确党内法规作为一种制度现象而与同为制度现象的国家法之间的区别,在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过程中尊重党内法规自身建设的客观规律,真正将党内法规作为党内具有法律性质的规范而不是党内外具有法律性质的规范来加以建设㊂也就是说,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必须坚守其自身的边界,保持其作为法而相比于国家法以及其他党的规范之独立性,而不能够随便越界,将其混同为其他社会治理规范(尤其是国家法)来加以建设㊂2.2 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必须坚持法治思维从哲学上来说,思维是人类大脑能动地反映客观现实的过程,是人类开动脑筋认识世界的过程中进行比较㊁分析㊁综合的能力,是人类大脑的一种机能㊂思维决定性地影响着人的分辨能力㊁表达能力㊁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对认识世界以及改造世界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㊂法治思维是当代法治社会最为重要㊁最值得崇尚且应当始终坚持的一种思维㊂就其本质而言, 法律就是人类行为服㊃38㊃从于规则之治的事业”[11]124㊂因此,法治的本质是一种规则之治,而法治思维实际上也就是一种规则思维,是以规则至上㊁始终尊重规则㊁崇尚规则和遵守规则的思维㊂坚持法治思维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战略的客观要求,是 全面从严治党”战略布局的内含之意,也是依规治党的内在需要㊂尽管党内法规不同于国家法,不像国家法那样由国家强制力来加以保障,也不像国家法那样在立法及执法等方面有着高度严格的规范性要求,但其毕竟也是法的一种,是一种具有法的要求的规则,需要遵循法治建设的基本要求与规律㊂例如,需要像国家法那样遵循相应的制定规则与实施程序,在制定过程中坚持民主,讲求科学,其内容的设计需要尽可能地追求严密与规范,其制度的安排需要公开㊁透明和具有可操作性,需要强化其执行力建设而使其切实发挥应有的实效,需要保持一定的稳定性而不能朝令夕改,更不能仅凭领导人看法的改变而随意改变,等等㊂换言之,党内法规尽管相异于国家法,与国家法分属两个不同的法体系,但也是一种法,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贯彻实施全面依法治国战略必须倚重的法规则,需要在其自身建设过程中坚持法治思维,尊重并遵守相应的制度规则,讲求程序正义㊂ 从理论上讲,党内法规如同法律一样,是从党内实践活动㊁党员具体行为中高度抽象出来的一种行为模式,它的创制必须注重科学性和民主性,要代表绝大多数成员的意志,具备稳定性㊁可改进性㊂”[12]具体而言,制定党内法规时需要有规则意识,需要严格依照‘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规定的程序和要求进行,需要科学立规;在实施党内法规时需要尊重程序,依程序进行,严格执规㊂不仅如此,法的生命力更在于其实施, 从严治党的制度化不仅强调制度建设,还应注重制度的可执行性”[13],基于此,还要加强提高党内法规制度的执行力建设,提高党内法规制度的执行力,使党内法规能够像国家法那样得到有效实施,切实发挥其作为管党治党专门规范的法的功能㊂2.3 党内法规制度建设需要服务于管党治党的需要中国共产党依法执政既需要依据宪法和法律治国理政,也需要依据党内法规管党治党㊂依规治党是中国共产党依法执政的内在要求与有力保障㊂依规治党的前提在于所依据的法规必须是 良规”,也就是适合依规治党治理规律和具有一定操作性的 党内规矩”[14]㊂而 良规”的一个重要判断标准则在于这些党内法规是适应现实需要的党内法规㊂法是社会需要的产物,社会需要形成对法的需求,从而产生法㊂党内法规作为一种法则是党管党治党需要的产物,其存在的目的在于管党治党以充分突出和显现党的先进性与纯洁性,增强其执政的正当性与合法性,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永葆党的执政地位㊂为此,党内法规只有首先适应管党治党的需要,才有可能会成为 良规”㊂作为一种法现象,党内法规相比于国家法的一个重要特征在于其不仅具有法律属性,更具有政治属性,且其政治属性要优先于其法律属性㊂基于其法律属性,党内法规可以在管党治党方面发挥法的作用,能够在管党治党过程中做到规范㊁权威㊁严肃㊁有序,这令其相比于党的一般性规范而言更契合党的内部治理法治化的需求,更具有优势㊂而基于其政治属性,党内法规又可以发挥国家法在管党治党方面所不具有的制度优势㊂具体而言,第一,党内法规可以具有更高的要求和更严的内容㊂相较于国家法只能对其适用对象提出尊重和符合人性的要求而言,党内法规还可以对其适用对象(亦即党员)提出党性要求㊂ 党规之中有党性,这是党规与国法的一个重要区别㊂”[15]党内法规作为管党治党的规范,是针对党及其成员提出的思想行为要求,而党作为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与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以及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表者,需要有高于一般社会组织的要求,否则将难以体现其先进性与代表性,而这种高于一般社会组织的要求本质上就是一种党性要求㊂党内法规只有具备这种党性要求才能够成为党内法规,也才能够更好地适应管党治党的需要,使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㊂第二,党内法规可以更为灵活㊂党内法规相较于国家法而言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其在制定㊁修改废止方面尽管也需要遵循一定的程序要求(尤其是‘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备案规定“等的规定)㊂这种灵活性使得党内法规可以依据政治形㊃48㊃。
法治视野下的党内法规体系建设作者:王建芹来源:《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17年第03期摘要: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体系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既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基础,更是实现依法治国的基本保障。
一套科学、严谨、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既需要在体系的完整性、内容的完备性、逻辑的自洽性以及环境适应性等方面进行科学的顶层设计,也需要在立法技术上严格遵循法律规范的制定原则。
以此标准衡量,当前我党的党内法规体系存在着体系不健全、内容不完备、程序不科学等几个方面的问题。
必须在坚持党内法规制定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前提下,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宏观大背景切入,以我国体系化的法律文本制定经验为参照,建构并不断丰富和完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
关键词:党内法规;从严治党;依法治国;党规体系建设中图分类号:D26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9092(2017)03-0034-007党内法规体系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方式,历来都是党建工作的核心内容。
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治国方略,使得党规体系建设更具现实和时代意义。
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将“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范畴,不仅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体系,彰显了党内法规体系建设的重要性,也让党内法规摆脱了是不是“法”的争论。
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背景下,深入研究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体系建设对于依纪依规治党,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改善党的领导方式,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永葆党的先进性,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党内法规体系的基本概念与构建原则在党的历史上,“党内法规”一词,最早由毛泽东主席提出,1938年,毛泽东同志在党的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讲到党的纪律时说:“为使党内关系走上正轨,除了上述四项最重要的纪律外,还须制定一种较详细的党内法规,以统一各级领导机关的行动”,《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8页。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把党内法规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彰显了法治中国建设的独特内涵和鲜明底色。
《党规之治》(宋功德著)全面阐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内法规的法理基础和制度逻辑,从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有机统一的视角对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关系进行探讨,论证了二者既相互区别又相得益彰的关系。
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内法规的法理定位。
自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把党内法规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之后,党内法规才逐渐成为“热词”,并被学界广泛接受和认同。
推动党内法规研究,建立党内法规理论体系,首先要对党内法规是什么有一个清晰的认知,并构建起最低限度的法理共识。
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内法规的法理定位,对于我们深入理解党依法执政和法治中国建设的理论逻辑和内在要求,进一步深刻把握党规之治的制度逻辑和理论内涵,厘清党规与国法有机统一关系甚为重要。
《党规之治》在前三章中对党内法规的定义和基本特征做出了精细的论述,基本厘清了党内法规的内涵、外延、功能、调整方式和调整范围等相关理论问题。
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内法规的规范构造、理实逻辑和时空维度。
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的建立需要有科学的制定技术和评价指标体系作支撑,而且需要综合考量多方面因素。
作者在《党规之治》中提出党内法规的制度构成要素,并给予详细论述。
其一,党内法规不仅需要具备“形”“神”等形式要素,还需坚守“党性、人性、德性、理性”之内在理念要素。
其二,党内法规的理实逻辑。
作者在《党规之治》第六、七章中用历史与规范逻辑分析等研究方法,全面阐释了党内法规形成发展的实践渊源和理论指引,指出党内法规的源头活水是中国共产党的管党治党实践,而政论和学理则是党内法规发展的理论指引。
其三,党内法规的时空维度。
认识理解党内法规不能仅停留在静态意义上的制度剖析上,还需要从动态的时空维度去把握其实践展开和创新发展。
任何一部党内党规都会打上时代的烙印,我们不能脱离时代背景去抽象的谈党内法规建设。
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视阈下的党内法规内涵解读作者:肖谢来源:《中共山西省直机关党校学报》2015年第04期〔摘要〕当前,理论界就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的提法有不同见解,从法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党内法规是代表广大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规范各级党组织和党员的社会法。
实施党内法规是依法治国、党的建设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的需要。
宪法和法律与党内法规统一在人民民主专政制度下,相互融合,共同推进依法治国向前发展,宪法和法律是治国的首要依据,同时也应当发挥党内法规的领导作用。
〔关键词〕党内法规;法社会学;宪法〔中图分类号〕D92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676(2015)04-0075-06中国共产党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坚持依法执政,既要求党依据宪法法律治国理政,也要求党依据党内法规管党治党。
同时,要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党内法规既是管党治党的重要依据,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有力保障。
这一表述让“党内法规”再一次成为人们谈论的焦点,之所以说是“再一次”,是因为党内法规在我国有着长时间的探索和积累。
1938 年9 月26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成立中央规则起草委员会,在党的历史上首次成立了负责党内法规事务的机构,在同年10 月召开的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首次提出了“党内法规”的概念[ 1 ],随后这一概念不断发展演变,虽然党的历届领导人和不同时期的党的文件,在使用这一概念时,赋予这一概念的内涵、外延及性质、功能、作用并不完全相同,但基本指向和基本含义大致是相同的[ 2 ]。
2013年5月27日,经中央批准,《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和《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备案规定》首次发布,将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的具体实践推向新阶段,对推进党的建设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在会议决定中又进一步明确了党内法规的建设。
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一直高度重视党内法规的完善,这是党加强自身建设,提升执政水平,推动依法治国的重大举措。
然而关于党内法规的性质及其与宪法和法律的关系问题,学界有不同意见,笔者从法社会学的理论出发,分析“党内法规”的性质,阐述其正当性,并进一步探讨党内法规与宪法和法律的关系。
一、党内法规的性质分析学界对于“党内法规”的提法有不同观点。
有学者对党内法规的“法”的性质提出异议,认为党内条例不应当具有法的形式,党法的提法不妥[ 3 ],学界不少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此予以反驳,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姜明安教授从硬法与软法的对比研究出发,提出将“党内法规”定性为与国家法相对应的“国际法和社会法”的“软法”,他认为随着公民社会的形成和发展,人们越来越承认社会法和软法的“法”的性质和地位,认可社会法和软法是一国法律体系的重要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而不是法的异类[ 4 ]。
笔者非常赞同姜老师的观点,党内条例应当成为社会整体法规的一部分,理应具有“法”的性质,但是是不是所有的软法都能具有“法”的形式?社会团体的规则都能具有“法”的形式和效力?为解答这些问题,笔者意图站在更加宏观的角度,从法社会学的理论出发,将“党内法规”的性质做进一步的分析。
法社会学一词源自西方,其根源于社会学观察方法,十九世纪时期,法制史学流派萨维尼、椰林成为法社会学的主要倡导者,主张法律源于社会而且具有明确的目的性[ 5 ]。
学界一般认为1913年奥地利法学家埃利希的《法律社会学基本原理》的出版标志着法社会学的诞生,该书反映了法学家试图借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法律,拓展了法学研究的视野和领域[ 6 ]。
中国关于法社会学的研究初始于鸦片战争后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救亡图存而做的探索,二十世纪末,法社会学在中国逐渐恢复发展,相关名家著作不断涌现,一般认为,法社会学是将法视为一种在经验上可被感知的现实的社会现象,并将其置于广阔的社会背景下着重分析和研究其产生、存在、运行和实现的社会条件、社会因素和社会机制等[ 7 ]。
关于法社会学视野中的法,以朱景文教授为代表的部分学者主张分为“书本上的法”和“行动中的法”,以梁治平教授为代表的部分学者主张分为“国家法”和“非国家的法”,一般将非国家的法称为民间法或习惯法,关于法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也有多种主张,可以是社会中的法,也可以是法律与社会的互动关系,还可以是社会中的法同法律社会互动关系并重的存在状态[ 8 ]。
本文所讨论的党内法规应当是非国家的法,是社会中的法。
笔者引用韦伯的观点,认为法社会学中社会的法律概念有两个特征:1、存在着一种法律规范;2、一个从整个社会中分离出来的、由不同的人组成的团体,他们负责强制秩序的执行和追究违反行为的责任[ 9 ]。
党内法规首先应当是社会法,由于党的特殊地位,又必须具有阶级性质以及“维持秩序执行”和“追究违反责任”的必要规范,因此可以对党内法规的性质进行三个渐进层次的分析。
(一)党内法规是社会法我国学术界的传统观点将法定义为:反映由一定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的统治阶级意志的、国家制定或认可并得到国家强制力执行的、通过赋予社会关系参加者权利与义务的方式实现的规范体系[ 10 ]。
当代中国法社会学研究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全方位展开,传统法学难以适应社会实践的挑战,法学要为社会改革开放服务,就必须从理论到研究方法上有一个全面的突破[ 11 ]。
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不仅有国家法的规范,还存在着大量的社会法,这些社会法的规则经过国家认可转化为法律,就构成了国家法,但是即使没有得到国家认可,这些规则、原则的具体内容,仍留在社会法中,属于软法的范畴[ 12 ],比较典型的是清华大学高其军教授在《法社会学》书中对农村的民间习惯法问题进行的深入研究。
不能忽视的是,在我国社会法依然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不仅仅包括民间习惯法,还包括蕴藏在社会团体、各类组织、各个行业等不同范畴内。
一个行为如何看待不仅要从国家法的角度来评价,还应当有社会法层面的考虑。
必须强化社会法的定位,理顺社会法的性质。
社会法应该视为法学的进一步发展,它引导法律规范不仅在国家背景中,而且还应当在它的社会背景中来考察[ 13 ]。
比如两个人订立一份合同,在传统层面上看,应当注重意思自治和协商一致的个人价值,而在社会法的视角来看待,会考虑到合同给社会带来的影响,对社会传统理念的承袭性,与社会整体利益的相符性,强化合同的社会功能。
因此,我们谈社会法,首先应当树立社会本位的观点,这是前提性的,社会法不以国家制定或认可为效力起点,也不全然得到国家的强制力保证实施,它来源于社会,存在于社会,具有社会功能,体现社会价值理念,保持社会利益平衡,对国家和社会二元对立及市民社会理论的关注或许是中国法学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标志[ 14 ]。
从这个角度看,党内条例是中国共产党这一组织制成的规范,并且“强制秩序的执行”和“追究违反行为的责任”,蕴含深厚的国家视野,发挥着强有力的社会功能,属于社会法,理应具有“法”的基本要素,党内法规是社会法。
(二)党内法规是代表广大无产阶级利益的社会法在谈到法社会学时,除了廓清社会法的主体问题,还有一个更加需要关注的问题,那就是法社会学的本土化,换言之,要将法社会学的建设与我国具体国情相结合,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
法社会学起源于西方,根植于西方社会实际情况,诞生于希腊古典哲学思想,发端于资产阶级理论体系,我们既要学习研究西方法社会学的相关理论,同时又不能一味地照搬照抄,必须与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而我国目前最大的实际情况是我国目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时期。
苏力在《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提出“寻求本土资源,注重本国的传统”,不仅要“从历史中寻找,特别是要从历史典籍规章中去寻找”,“更重要的是从社会生活中的各种非正式法律制度中去寻找”,这意味着法社会学不仅要在传统中找寻踪迹,还要在当代社会中去挖掘,因为就在我们活着的当下,社会法无时无刻不在发挥着难以磨灭的作用,在研究诸多的社会“非正式法律制度中”,有必要立足于“社会主义”这一最突出的国情。
马克思关于法社会学有着丰富的研究,一般认为1845年9月到1846年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写作,标志着马克思法社会学理论体系已经形成[ 15 ],马克思法社会学立足于三个基本点: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理论;法律是统治阶级进行阶级统治工具的概念;无产阶级革命和未来社会的学术[ 16 ]。
马克思法社会学强调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认为法律是社会经济结构的反映,不仅从内容上确定经济制度的阶级特征,而且肯定社会秩序的法律形式本身也是阶级斗争的一个结果。
由此可见,阶级思想是马克思法社会学的核心理念,在研究党内条例时应当具备阶级的理念。
我国是社会主义性质国家,以人民民主专政为前提,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无产阶级是领导阶级,现阶段阶级思想应当时刻被关注和贯彻,抛开阶级思想谈制度是数典忘本,是极度危险的,也容易误入歧途。
研究党内条例除了从法社会学角度立足社会大背景着手,还需要具备阶级思想,这也是解答什么样的社会法才具有“法”的形式的关键一环。
国家法是由国家制定和强制实施的代表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地位的法,具有法的效力更具有法的形式;社会法是“使人类行为受规则统制的事业”,是不依赖于国家认可和强制实施的来自于社会生活的秩序,不具有法的形式。
但是这些社会法的规则、原则一经国家法认可,即构成国家制定法规则[ 17 ],这类受国家法认可的社会法必须与我国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利益相吻合,违背无产阶级统治思想的社会法是不能被国家法所认可的。
同时有些社会法并不具备普遍适用性,它只针对某一群体在小范围内有约束力,不能赋予法的效力。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和无产阶级代表,领导国家各项事业发展,代表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的利益,是伟大、先进和正确的执政党,党内条例是规范中国共产党及其党员的规则,是为了维护和发展无产阶级和人民利益,必须确立其政治地位,就应当赋予其法的形式,相对于普通的社会法其效力价值更高。
由此,党内法规是代表广大无产阶级利益的具有“法”的地位的社会法。
(三)党内法规是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规范各级党组织和党员的社会法党内法规具有“法”的形式,但同时又必须将党的权力控制在笼子里,党内条例必须被限制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仅对党内事务具有约束效力,对党外事务不具有直接效力。
首先必须遵从宪法和法律,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法律是由全国人大制定代表广大人民意志的法律规范,党内条例作为社会法的性质,以宪法为指引,遵从人民的意志,在效力位阶上低于宪法和法律,受其监督和约束。
实践中无论是《党章》还是《党内法规制定条例》,都明确提出了所有党内法规必须遵守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的规定,这是中国共产党对党内法规确定无疑地定位界定和强制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