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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绛与钱钟书杨绛回忆她与钱钟书的婚姻时说道：“我已不记得哪位英国传记作家写他的美满婚姻，很实际，很低调。
他写道：我见到她之前，从未想到结婚；我娶了她十几年，从未后悔娶她，也从未想要娶别的女人。
我把这段话读给钟书听，他说：我和他一样。
我说：我也一样。
”钱钟书，一九一零年生于江苏无锡，十岁入东林小学，后来在辅仁中学读的中学，在一九二九年考入清华，当时他的数学考了十五分，按照成绩应该是无法被录取的，但是钱钟书的国文和外语皆考了满分，这让当时的校长罗家伦大呼人才，这才破格录取了，很多人说是考了零分，这里还是要纠正一下，不是零分是十五分，大家别笑，那时候清华的入学考试难度很大的。
那为什么罗家伦会决定录取钱钟书呢，除了惜才以外还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罗家伦自己一九一七年参加北大的考试的时候数学考了零分，但他作文是满分，是阅卷的胡适非常欣赏他推荐给了校招的老师，然后在讨论的时候当时的校长蔡元培力排众议才录取了罗家伦，所以，他也能在钱钟书身上看到当年自己的影子，抱着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态度录取了钱钟书。
杨绛，本名杨季康，一九一一年七月出生北京，她在家中排行老四，父亲杨荫杭是一位正直的知识分子，一直在政法系统内工作，她的母亲是属于那种勤俭持家教子有方的典雅妇人，杨绛后来还回忆起自己父母的相敬如宾还说道：“我们姐妹中，三个结了婚的，个个都算得贤妻。
我们都自愧待丈夫不如母亲对父亲那么和顺，那么体贴周到。
”可见，在这种家庭里长大的杨绛身上自然有着知书达理的特质，在一九一七年的时候，杨绛的父亲杨荫杭因得罪权贵被停职，于是举家回到了无锡，那回来了就得安居才能乐业啊，亲友介绍了一处旧宅给杨荫杭，这不巧了吗这不是，这处旧宅就是钱钟书家，虽然最后没有成交，但钱、杨两家已经有了交集。
后来杨绛随着家人迁往苏州，在振华女中的时候有个同学费孝通挺喜欢杨绛的，热烈的追求。
中学毕业后，杨绛一直想报考清华外语系，虽然那年清华开始招收女生，但是南方没有名额，心有不甘的杨绛只好选择报考东吴大学。
枯槐聚蚁无多地，秋水鸣蛙自一天作者：苏驿来源：《阅读（书香天地）》2016年第02期钱锺书（1910—1998），字默存，号槐聚，曾用笔名中书君，江苏无锡人，中国现代著名作家、文学研究家。
代表作有《围城》《谈艺录》《管锥编》《槐聚诗存》等。
杨绛（1911 - ），钱锺书夫人，生于北京，本名杨季康，江苏无锡人，中国现代著名作家，戏剧家、翻译家。
代表作有《干校六记》《我们仨》，译作《堂吉诃德》等。
一无锡坐落于秀丽的太湖北岸。
作为近代开化较早的工商业城市之一，无锡感应着开通的风气。
这里自然而然地显出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的灵韵。
在人文传统源远流长的无锡城中，1910年11月21日，钱氏家族的二儿子钱基博，喜得一子，取名钱锺书。
钱锺书的名字源于“抓周”，因他抓了一本书，取名“锺书”。
“锺书”的“锺”为聚义，犹如“锺情”的“锺”。
钱锺书出生后第二年的7月17日，在北京留美学生杨荫杭家，新添了第四个女儿，取名杨季康，后以杨绛名世。
至于钱锺书与杨绛的相识、相恋故事，就是后话了……钱氏世居无锡。
在清末民初，钱氏在无锡中心一个叫作七尺场的地方，造屋定居，这就是当地有名的“钱家大院”。
钱氏曾祖以下，按“福、基、锺、汝、昌”，排辈。
曾祖共生五子，四房钱福炯，号祖耆，他就是钱锺书的祖父。
钱福炯共生三子，大房钱基成（子兰），二房钱基博（子泉）和三房钱基厚（孙卿）是同胞双生，三兄弟共居于一个大家庭中。
钱基博、钱基厚子女较多，而大房钱基成无子，仅有一女，按例由二房长子钱锺书过继为子。
这一家庭格局对钱锺书有相当大的影响，其中有一个关键性的事实，就是钱锺书受到他伯父和父母的双重养护。
钱锺书的伯父慈爱宽容，但一生潦倒。
伯父本人也是秀才，他对这个大家庭仍然是极其有益的。
他不仅是钱锺书最大的庇护伞，也是钱锺书的启蒙老师。
钱锺书4岁（虚岁）时，已由大伯父教育识字。
后来，在父亲的建议下，钱锺书被送入当地的秦氏小学就读，但未及半年便因病退学了。
【课外阅读】钱钟书当年是怎样读书的20世纪中国有几位学贯中西的文化巨人，钱钟书是其中杰出的一位。
他是一位中外公认的才子，具有过目不忘的记忆力，精通英、法、意、拉丁、西班牙等多国语言，其著作《管锥编》、《谈艺录》、《七缀集》、《宋诗选注》，纵贯古今，沟通中外，学问渊博在当代中国可谓首屈一指。
钱钟书这样的一代才子是如何成就的？一方面，因为钱钟书有着惊人的天赋；另一方面，这与他极其用功勤奋分不开。
本书作者以翔实的资料和严谨的态度作了介绍。
现摘录部分章节，以飨读者。
打出来的“八行书”郑朝宗先生在《但开风气不为师》一文中说：“钱（钟书）先生有与众不同的特点，除本身条件之外，家庭和学校教学对他无疑也有很大的影响。
他的尊人子泉（基博）老先生是著名的学者和文豪。
钱钟书幼承家学，在钱老直接指导下，博读群书，精于写作，古文根底非常雄厚。
进入学校后，他念的中学、大学及国外的高等学府全是第一流的。
”钱基博对钱钟书影响之大是无可否认的事实。
钱基博是一位极其保守的儒家学者，不顾时代潮流，对于20世纪排山倒海的西学东渐新思潮视若无睹。
可是时代变了，在钱钟书出生前五年，清廷已停考乡试、会试。
科举废除，一切士子都要从新式学堂出身。
钱基博仍希望他的子弟也像他一样能接受传统的儒家教育，这该怎么办呢？钱基博要钱钟书在学堂放学后跟他念古文。
所以钱钟书从识字开始未脱离过正统的儒家教育。
他开蒙亦早，幼时读过《毛诗》。
据钱钟书在《槐聚诗存》序文里回忆说：“余童时从先伯父与先君读书，经、史、‘古文’而外，有《唐诗三百首》，心焉好之。
”钱钟书伯父去世后，由父亲钱基博直接管教，而他父亲，正如钱穆所说：“子泉提倡古文辞”，是“负盛名”的大师。
据钱钟韩（钱钟书弟弟）回忆说，当他们两人在东林小学读书时，每天下午放学后，钱基博（时在无锡第三师范任教）就要他们去他办公室自修或教读古文，等到在校学生晚餐后，才带钟书和钟韩两兄弟回家。
钱钟书除学校规定的作业外，还得读古文名著。
![[钱钟书翻译观浅析]钱钟书翻译观](https://img.taocdn.com/s1/m/c885be08aeaad1f347933f39.png)
[钱钟书翻译观浅析]钱钟书翻译观钱钟书作为中国20世纪以睿智和博学著称的国学大师，不仅深谙中国古典文化，而且对西方主流学术思想也有着深刻的见解。
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钱钟书的影响从学术界、知识界逐步扩大到大众文化领域，并在国内外形成了“钱学”这一文化现象。
本文从钱钟书《林纾的翻译》着手介绍了其“化境”翻译观极其影响。
一、钱钟书小传钱钟书，字默存，号槐聚，笔名中书君，1910年出生于江苏无锡。
十岁在无锡东林小学就读，十三岁考入美国圣公会办的苏州桃坞中学。
他读书过目不忘，幼年时读了许多古代小说，并能流畅无碍的背出其中章节。
1929年，十九岁的钱钟书被破格录取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数学仅得15分，但国文和英文成绩突出。
1933年，清华大学外文系毕业；1935年至1938年在欧洲留学，获得文学学士学位；1941年出版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1946年出版短篇小说集《人•兽•鬼》；1947年出版了长篇小说《围城》；翌年出版《谈艺录》。
1949年后，在清华大学及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从事文学研究。
1998年，钱钟书先生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
二、“化境”翻译观文学翻译的最高境界可以说是“化”。
把作品从一国文字变成另一国文字，既能不因语言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作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
《林纾的翻译》――钱钟书1、“化境”“化境”是钱钟书1964 年在一篇谈论翻译的文章《林纾的翻译》中提出的翻译主张，颠覆了以“信”为基本的传统翻译主张，开创了以追求“美”为标准的现代翻译理论，比较全面地反映了钱先生的翻译思想，也为当代翻译理论研究指明了新的方向。
2、“化境”在《林纾的翻译》中的体现文章开始，钱钟书叙述了许慎在《说文解字•诂林》的一节中关于翻译的话：�，译也。
从“口”，化“声”。
南唐以来，小学家都申说“译”就是“传四夷及鸟兽之语”，好比“鸟媒”对“禽鸟”的引“诱”，“�”、“讹”、“化”和“�”是同一个字。
钱钟书翻译观浅析作者：董梓杨来源：《青年文学家》2010年第19期摘要：钱钟书作为中国20世纪国学大师对东西方古典文化和主流学术思想都有这深刻的见解。
本文从钱钟书《林纾的翻译》着手介绍了其“化境”翻译观极其影响。
关键词：钱钟书化境诱讹化钱钟书作为中国20世纪以睿智和博学著称的国学大师，不仅深谙中国古典文化，而且对西方主流学术思想也有着深刻的见解。
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钱钟书的影响从学术界、知识界逐步扩大到大众文化领域，并在国内外形成了“钱学”这一文化现象。
本文从钱钟书《林纾的翻译》着手介绍了其“化境”翻译观极其影响。
一、钱钟书小传钱钟书，字默存，号槐聚，笔名中书君，1910年出生于江苏无锡。
十岁在无锡东林小学就读，十三岁考入美国圣公会办的苏州桃坞中学。
他读书过目不忘，幼年时读了许多古代小说，并能流畅无碍的背出其中章节。
1929年，十九岁的钱钟书被破格录取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数学仅得15分，但国文和英文成绩突出。
1933年，清华大学外文系毕业；1935年至1938年在欧洲留学，获得文学学士学位；1941年出版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1946年出版短篇小说集《人•兽•鬼》；1947年出版了长篇小说《围城》；翌年出版《谈艺录》。
1949年后，在清华大学及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从事文学研究。
1998年，钱钟书先生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
二、“化境”翻译观文学翻译的最高境界可以说是“化”。
把作品从一国文字变成另一国文字，既能不因语言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作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
《林纾的翻译》——钱钟书1、“化境”“化境”是钱钟书1964 年在一篇谈论翻译的文章《林纾的翻译》中提出的翻译主张，颠覆了以“信”为基本的传统翻译主张，开创了以追求“美”为标准的现代翻译理论，比较全面地反映了钱先生的翻译思想，也为当代翻译理论研究指明了新的方向。
2、“化境”在《林纾的翻译》中的体现文章开始，钱钟书叙述了许慎在《说文解字•诂林》的一节中关于翻译的话：囮，译也。
钱钟书的中西文化观钱钟书知识渊博，学贯中西，其古文底蕴扎实深厚，外语水平娴熟高超，其倡导动态、多元、开放的中西文化观，期冀在丰富的知识储备和恢宏的发展视野下建立起中西文化的有效沟通桥梁，实现人类文明成果的共享与双赢。
一、扎实深厚的中英文功底钱钟书出生书香世家，其祖父钱福炯创办了著名的钱氏绳武堂，其父亲钱基博是一位国学大师和古文学家，先后曾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中国舆地大势论》，在《国粹学报》上发表《说文》，影响颇大，他还曾担任上海圣约翰大学国文教授、国立清华大学国文教授等职。
由于绳武堂钱氏的资深名望，但凡游学无锡的学者名人与绳武堂多有交往，而自幼聪颖伶俐的钱钟书自然也受到了许多学者名人的特别喜爱和刻意指点。
譬如晚清大诗人石遗先生与钱基博交往深厚、关系密切，他特别钟爱和欣赏钱钟书的学风学识，常到绳武堂审定和校核钱钟书的诗作，指导其在诗的意境与风骨上苦下功夫，鼓励他多读少做、勤于耕耘。
某次，在对钱钟书从中学到大学的汇总诗集逐一进行点评之后，石遗先生专门还为钱钟书的诗集做了一篇热情洋溢的序言，其中说：“默存（钱钟书）精外国语言文字，强记深思，博览载籍，文字淹雅……喜治诗，有性情，有兴会。
”在石遗先生等人的精妙点评、往来酬唱下，钱钟书的诗文功底逐渐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诗歌也作得越来越好，显示出扎实的古文功底。
除了扎实的古文功底之外，钱钟书的英文水准也是相当了得的。
20世纪20年代，钱钟书在无锡东林小学上学之时，就已经接触英语课程，后来他与弟弟钱钟韩一起进入苏州由美国圣公会创办的教会学校桃坞中学读书，英语课不但由外籍教师直接担任，而且其他不少课程也全部采用英语进行授课，因此年少好学的钱钟书自入学不久之后就表现出了英语学习的天赋，他迷恋阅读诸如《圣经》等英文原著，英文成绩也始终高居全校学生之首，其地道纯正的英语水平，甚至连外籍老师都十分惊奇。
不久，钱钟书转入辅仁中学，他曾在全校举行的学科竞赛中，获得国文、英文两个第一，引起轰动。
杨绛、钱钟书的家庭背景钱锺书(亦作“钱钟书”)（1910.11.21.-1998.12.19.），字默存，号槐聚，1910年11月21日生于江苏无锡。
（注：“钱锺书”的“锺”字简化后本作“钟”，故本应称“钱钟书”，但锺，是“集聚”的意思，由此引申出“感情专注”之义，如“锺情”，“锺爱”等。
钱锺书周岁抓周时，一手抓住了书，父母认为孩子爱书，便取名“锺书”，意思是“锺爱读书”。
锺字简化后与钟（古代打击乐器）意义混淆，根据钱老生前意愿，故作“钱锺书”。
）钱锺书十岁入东林小学，在苏州桃坞中学、无锡辅仁中学接受中学教育，十九岁被清华大学破格录取。
1933年于清华大学外国语文系毕业后，在上海光华大学任教。
1935年，与杨绛完婚，然后同赴英伦留学。
两年后，以《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一文获副博士（B.litt）学位。
之后随杨绛女士赴法国巴黎大学从事研究。
1938年，被清华大学破例聘为教授，次年转赴国立蓝田师范学院任英文系主任，并开始了《谈艺录》的写作。
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被困上海，任教于震旦女子文理学校，其间完成了《谈艺录》、《写在人生边上》的写作。
抗战结束后，任上海暨南大学外文系教授兼南京中央图书馆英文馆刊《书林季刊》编辑。
在其后的三年中，其作品集《人兽鬼》、小说《围城》、诗论《谈艺录》得以相继出版，在学术界引起巨大反响。
1949年，回到清华任教；1953年调到文学研究所，其间完成《宋诗选注》，并参加了《唐诗选》、《中国文学史》（唐宋部分）的编写工作。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受到冲击，并于1969年11月与杨绛一道被派往河南“五七干校”。
1972年3月回京，当年8月《管锥编》定稿。
1979年，《管锥编》、《旧文四篇》出版。
1982年起担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院特邀顾问；1984年《谈艺录》（补订本）出版；次年，《七缀集》出版。
1998年12月19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
【钱锺书主要著作年表】1937 《十七世纪英国文学里的中国》；《十八世纪英国文学里的中国》（毕业论文）1941 《写在人生边上》（散文集，开明书店1941年12月出版）1945 《猫》（《文艺复兴》1月10日）；《人·兽·鬼》（开明书店6月出版）1947 《围城》（晨光出版公司5月出版）19 48 《谈艺录》（开明书店1949年6月初版）1958 《宋诗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8月出版）1978 《古典文学研究在现代中国》（《明报月刊》7月）1979 《旧文四篇》（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9月出版）；《管锥编》（中华书局8月初版）1980 《诗可以怨》（《文学评论》1981年1期）1981 《管锥编》、《管锥编增订》（中华书局1982年9月出版）1984 《也是集》（香港广角镜出版社3月出版）；《谈艺录》（补订本）（中华书局9月第1版）1985 《七缀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2月出版）1988 《模糊的铜镜》（《随笔》1988年第5期）1995 《槐聚诗存》（三联书店3月出版）1996 《石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月出版）。
刘桂秋：东林小学里的钱锺书民国九年(１９２０年)七月四日，无锡竢实学堂和东林小学同一日招考新生。
第二天，当时无锡的两张比较大的报纸《锡报》和《新锡报》同时报道了这一消息，并且刊登了录取新生的名单。
在这张录取新生的名单上，钱锺书和小他半岁的堂弟钱锺韩的名字赫然在列。
有意思的是，在这份名单中，包括钱锺书、钱锺韩在内的２０人，大概是入学考试时算术考得不好，虽已录取，但同时被告知要在家补习，等开学后“再行复试”。
考上东林小学后不久，钱锺书便遭受了他平生的第一件伤心事：他的大伯父钱基成因病去世了。
这一年的阴历九月二十一日，伯父病危，钱锺书还未放学便被家人召回，当他一路哭叫着“伯伯”赶回家中时，伯父已经不省人事了。
钱基成是钱家“基”字辈中的长子，因其婚后无子，钱锺书一生下来便过继到他的名下。
钱锺书五岁时，开始跟伯父念书，到考上东林小学时，已经“卒读《论语》、《孟子》、《毛诗》、《礼记》、《左传》诸书，暇则涉猎子史，好臧否古今人物，握管作二三百字论文矣。
”(钱基博《大哥述略》)钱锺书自小和伯父生活在一起，相互间的感情极深。
伯父去世的当年，钱锺书写了《题伯父画像》一文，文云：呜呼 我亲爱之伯父死矣，不得而见之矣。
可得而见者惟此画像耳。
然吾瞻拜伯父之画像，不禁哀之甚，而又慰之深也。
哀莫大于死别，夫何慰之有 慰者，幸音容之宛在。
然而不能无哀，哀者，哀死者之不可复生也。
嗟夫，我伯父乃终不可得而见矣 于不得见之中而可以稍慰夫欲见之心者，幸有斯像耳。
岁时令节，魂兮归来。
锺书衔哀展拜，供奉香花，我伯父在天之灵，其实式凭之。
这是我们现在所见到的钱锺书最早的一篇文字。
钱锺书的夫人杨绛后来曾说，小时候的钱锺书是个“痴气”很重的孩子。
作为“痴气”的表现之一，是他“专爱胡说乱道”，“好臧否古今人物”，所以在伯父去世后不久，他的父亲、著名国学家钱基博便替他改字“默存”，是“叫他少说话的意思”。
差不多也在同时，钱基博还写有一篇《题画谕先儿》，对他进行谆谆告诫：少年人不可不有生意。
所谓生意者，须如早春吐蕾，含而未透，乃佳。
吾常目此时曰“酿春”；愈酝酿，生意愈郁勃。
邱迟《与陈伯之书》曰：“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
”烂漫已极，便非好景。
盖春光切忌太泄；泄则一发无余，生意尽矣。
汝在稚年，正如花当早春，切须善自蕴蓄。
而好臧否人物、议论古今以自炫聪明，浅者谀其早慧，而有识者则讥其浮薄。
语曰：“大器晚成。
”蓄之久，而酝酿熟也。
又曰：“小时了了，大未必佳。
”发之暴，而酝酿不熟也。
如锦侄绘此贻汝，非必喻汝少年身世之生意洋溢，或亦有所讽耳。
汝不可不知此意，切切。
显然，替儿子改字“默存”也好，写这篇《题画谕先儿》也好，都可见出钱基博作为父亲的良苦用心。
再说东林小学。
无锡市东林小学，原为东林学堂，其前身即历史上著名的“东林书院”。
清光绪二十七年(１９０１年)，清廷下诏，将各州、县的书院改设小学堂，东林书院遂改名为东林高等小学堂，民国二年(１９１３年)改名为无锡县立第二高等小学校，但邑人习惯上仍称它为东林学堂或东林小学。
学校秉承了“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东林传统，多年来培养出了许多人才，像社会学家、经济学家陈翰笙，音乐史学家杨荫浏，经济学家王寅生，无产阶级革命家秦邦宪(博古)等人都是当年东林的学生。
钱锺书、钱锺韩兄弟在东林小学读书时，学校已显得规模宏大，器宇非凡。
踏进校门，先见到的是连着操场的一个大校园，在古柏丛中，巍然矗立着一座石牌坊，正面刻着“东林旧迹”四个大字，背面则为“后学津梁”四字。
入校后，有丽泽堂、依庸堂、再得草庐、燕居等高大建筑，校旁还有道南祠。
当时担任该校校长的是辛 。
辛 字柏森，无锡北乡辛巷人，早年就读锡金师范学堂，课余致力于古文辞，有《贫庐文存》一部。
辛柏森从１９１６年起到１９２６年止，担任东林小学校长十一年，力聘潘梓年、张振镛等名师任教。
每个周四全校师生须集中于依庸堂听辛校长训话，讲“足迹得入依庸堂，人生一大幸”，讲东林党人顾宪成、高攀龙与阉党魏忠贤作斗争及宋代杨时“程门立雪”的故事，激励学生坚持正义、勤奋学习。
当时教职员只有十多人，校长专职，不上课，余无专职者，舍监、庶务、会计都由教师兼任，全校教职员都住校，一心扑在教育上。
学生每周要上国文课十节，英文、算术各四节，其他如修身、史地等课一二节。
当时由于东林小学声望好，许多家长宁可舍近求远把孩子送到这里来读书。
如钱家住在无锡七尺场，离 实小学很近，而离东林则要远一点，但还是选择了东林小学。
锺书和锺韩兄弟跟着伯父识字念书，又读了几年私塾，未读初等小学，而直接读高等小学。
据钱锺韩后来回忆，是因为他们的祖父钱福炯很反对进“洋学堂”，所以一上来还是念私塾，几年下来兄弟俩的语文水平和历史知识都远远超出当时小学生的一般水平。
但最严重的缺陷是没有学过算术。
后来家里亦看到时代不同了，才同意他们进入公立小学，直接插入“高等小学”。
为了应付升学考试，在暑假里临时突击学会阿拉伯数字，学点加减乘除。
这就是锺书、锺韩兄弟考东林时算术考得不好的原因。
钱锺韩后来在《谈自学》一文中写道：“进入高小后，由于缺了四年基础教育，学习困难很大，学校里有一套功课，有一套作业(当然比现在少得多，浅得多)。
家里却从不过问，只是另行安排一些课外学习任务：继续读些古典文学，读些中国历史，写些议论文章。
在这几年里学得很狼狈，成绩不佳，有时还不及格，只能靠自己的阅读能力来勉强应付功课。
”(算术不好的钱锺韩后来却成为机械方面的专家，当了南京工学院院长，还是中科院技术科学部委员，江苏省政协主席)。
钱锺韩说自己在东林的几年中“学得很狼狈，成绩不佳”，而杨绛的说法又有所不同。
她在《记钱锺书与〈围城〉》中曾说：“锺书上了四年高小，居然也毕业了。
锺韩成绩斐然，名列前茅；他只是个痴头傻脑，没有正经的孩子。
”这几句话给人的印象是钱锺书在东林小学念书时依然是混沌未开、成绩很差。
其实实际情形并非完全如此。
钱锺书在东林时数学成绩确实不好，英文也很平常，但国文在学校中已很突出。
这有他的小学同学的回忆为证。
一个是邹文海。
他和钱锺书在东林是同一年级的同学，后来两人先后考取清华大学，抗战胜利后又同在上海暨南大学任教，所以邹文海说曾和钱锺书“两度同学，一度同事”。
邹文海１９４９年去台湾，先后任教于台湾省立行政专科学校、法商学院、政治大学等校，著有《自由与权力》、《代议政治》等书。
邹文海后来写有《忆钱锺书》一文，文中回忆道：在东林——无锡县立第二高小——的三年，因为他是通学我是寄宿，虽在同一年级，很少一起游息。
只是先严督责我读书时，常引他为话题，总是说：“我过钱家，每回都听到锺书书声朗朗，谁像你一回家就书角都不翻了!”父亲的训斥，引起我对锺书君的反感，“什么了不起，还不像我一样，数学糟透顶，只有国文能揭示。
”记得那时候他的小楷用墨甚淡，难得有一个字能规规矩矩地写在方格之中，可是先生对他文章的评语，常是“眼大于箕”，或“爽若哀梨”等佳评。
他常常做些小考证，例如巨无霸腰大十围，他认为一围不是人臂的一抱，而只是四个手指的一合……另一个是姚方勉。
姚低钱锺书一届，后来毕业于江苏省立吴江师范，建国后曾任无锡市四中、无锡师范等校的副校长和无锡教师进修学院副院长等职。
他在《三年东林小学生活》一文中写道：记得在再得草庐后面的走廊里，设有一个学生成绩揭示处，我曾见到过许多好文章，其中署名的，大多是钱锺书、钱锺韩、孙佐钰、姚宏胄等同学。
他们是我上一届同学，因此引起我的注意和敬佩。
……钱锺书、钱锺韩昆仲是有杰出成就的杰出人才，我对钱锺书先生小学时代的音容笑貌，还记得比较清楚，他眉清目秀，声音清脆，走路姿势，不同于一般同学。
作文篇篇都是好文章。
姚文中提到的孙佐钰是无锡石塘湾人，英文、国文、算术成绩都十分优秀，民国十二年东林小学第十六届毕业生发榜挂牌，他名列榜首。
孙佐钰后来改名孙克定，１９３２年在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肄业，３０年代初就参加了革命，１９４９年４月苏北解放军炮打英舰“紫石英号”，是他以最简单的方法教会炮兵掌握几何、三角、测量，才打中了敌舰。
建国后，孙克定曾任中科院华东办事处副主任、紫金山天文台副台长兼研究员、中科院数学研究所研究员兼运筹室主任，以及中国数学学会秘书长等职，著有《算学学习法》、《炮兵速成数学》、《中国大百科全书数学卷·算图》等。
直到２００１年，已经年逾九旬的孙克定还曾对人饶有兴味地回忆起当年和钱锺书同班学习的情景：“有人撰文说，钱锺书自小就是个王勃式的神童。
我和钱先生是无锡县立的高等小学——东林小学的同班同学，四载同窗，发小长大，当时没看出他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
钱先生的体育不行、文艺也不行、数学更不行；只是文学比别人好。
他的数学所以不行，不是脑子笨，而是不感兴趣。
不感兴趣就不学，以致到了他考清华大学时数学便成了问题，幸亏那时是因材施教，倘校方死抠考分，那么，这位‘文化昆仑’就有被淹没的可能。
”另外姚文中还提到：东林小学当时每周末有学艺会，由各年级轮流主办。
有一次曾演过戏剧《六迷大会》，“六迷”指书迷、酒迷、财迷、戏迷……钱锺书饰书迷，以手执古书，出口成章，“之、乎、者、也”的姿态出场。
钱锺书饰演的这个舞台形象，其实倒颇符合他一生所“扮演”的人生角色。
虽然上了学校，但钱基博仍然没有放松对子侄的教育。
当时钱基博正在设在无锡的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学校任教，每天下午放学后，钱基博就要锺书、锺韩去他的办公室，自习或教读古文。
到师范学生们吃过晚饭，开始夜自修时，才带他们回家吃晚饭。
在这期间，因了钱基博的关系，锺书、锺韩兄弟小小年纪，就得以遇识了一些父执辈的著名学者。
一位是中国现代著名教育家唐文治。
民国九年(１９２０年)，唐文治因目疾加深，辞去上海工业专门学校校长职务，回无锡前西溪寓所定居，是年底，又应聘任无锡国学专修馆馆长。
唐家与钱家相距较近，所以锺书、锺韩兄弟经常随钱基博到唐文治家，如果没有外客，唐文治总要问锺书、锺韩近来读些什么书，有何心得，对于旧说有何不同意见。
钱锺书的学问口才要优于钱锺韩，所以总是由他侃侃而谈。
除了唐文治以外，在东林小学读书的后期，钱锺书还遇识了另一位无锡籍的文史大师——钱穆。
钱穆长钱锺书十五岁，据钱穆在《师友杂忆》中回忆，民国十二年(１９２３年)钱穆应钱基博之邀任教于省三师，时钱基博已在上海圣约翰大学任教，因任省三师四年级课，欲待其班毕业，故仍留校兼课，每周往返。
课毕，钱穆常至其办公室长谈。
“当时其子锺书方在小学肄业，下学，亦常来室，随父归家。
子泉(钱基博字——作者注)时出其课卷相示，其时锺书已聪慧异常人矣。
”民国十九年(１９３０年)，２０岁的钱锺书曾替父亲代笔，为钱穆的《国学概论》作序；抗战初期，两人曾一度同在西南联大任教；１９８５年，苏州市举行建城二千五百年纪念大会，钱锺书应主办单位的要求，给当时在台湾的钱穆写了一封信，邀请他回大陆观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