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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30年来中国农村政治研究的实证方法运用作者：邓大才《中国农村观察》2011年第06期发布时间：2012/12/20内容提要：中国农村政治研究的方法主要有两大来源：中国传统调查研究方法和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
20 世纪80 年代早期的中国农村政治研究学者主要运用传统的调查研究方法，以问题为导向；90 年代不少学者开始借鉴成熟的西方田野调查方法，以理论为导向；21 世纪初期两种方法论开始融合、整合。
这些融合与整合，推进了中国农村政治学实证研究方法的综合发展，提升了中国农村政治学实证研究的水平，但是，这些融合与整合并不十分理想，要融合与整合两大方法还必须处理好四对关系。
关键词：农村政治学实证政治学方法论一、引言改革开放30 年多来，中国政治科学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其中引人注目的是以乡村治理为研究对象的中国农村实证政治学的兴起。
中国农村实证政治学与经济学、社会学不同。
经济学与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几乎全为舶来品，悉数从国外直接引进；中国农村实证政治学的来源则较为多元化，既有本土传承，又有西学之术。
对于中国农村实证政治学研究方法，有学者对此进行类型学分析。
袁达毅（2003）从研究成果来源和方式的维度将中国农村政治研究分为三大派：机关派、田野派和学院派；郭正林（2007）从分析框架的视角将中国农村政治研究分为国家与社会、新政治经济学、新制度主义三大视界。
然而，他们两位均没有专门农村针对实证政治学进行分类和研究。
王丽萍（2004）从研究工具的角度将中国实证政治学研究分为定性经验研究和定量经验研究。
徐勇、邓大才（2008）从研究对象着手将中国农村实证政治学分为个案研究、问卷调查和参与实验，并对中国农村实证政治学的发展阶段进行检视。
这些研究无疑是中国农村实证政治学方法论研究的先驱之作，然而，它们并没有对中国农村实证政治学的源流、运用与发展进行系统梳理，即没有对中国农村实证政治学从何而来、遵循怎样的传统、将走向何方进行研究。
农村政治学研究方法诸问题※——对《岳村政治》的学术反思贺东航1商务印书馆推出的于建嵘先生所著的《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下称《岳村政治》），引起了学界的重视，该书有许多精彩的论断，好评如潮。
两年前我曾仔细读过一遍之后，萌生了写篇书评的念头。
但想到今日学术界书评的庸俗化，语言的格式化，总觉得不应众口皆碑。
为了进行客观的评述，我拟写一篇纯学理性的分析，就《岳村政治》一书进行学术反思，一方面，梳理这十几年来关于农村政治学研究的学术脉络，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对农村政治学研究方法的创新进行思考，以期对该领域的学术有所推动。
一、问题导向与实证方法：开风气之先《岳村政治》的作者在书的一开头就谈到了以往的农村研究“尚缺乏系统性，没有将乡村政治作为一个专门的领域进行研究，没有将中国’乡村政治学’作为一规范性学科来进行建设。
”，因此，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本研究试图通过对近一百年来中国乡村政治的发展状况和特征的描述，为创建中国’乡村政治学’提供经验性事实和理论思考（P21）。
”这段话看似平淡，却意味深长。
回首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的政治学恢复不久就在意识形态的导向下，以国家政治制度构造为话题。
其研究内容都是国家、政党、政治制度之类的宏大问题。
主要工作就是合理性论证，从理论到理论，从概念到概念，从书本到书本，基本上是一种注释式、教条式的研究。
当然，除了意识形态的影响外，还有一点就是与传统的人文社会学科相比，中国政治学的学术积累先天不足。
表现为专业化程度低下、研究方法陈旧、学术规范缺乏、著述多在低水平重复等。
在这种情况下，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率先突破长期以来政治学研究的局限，转变研究路数，走出书本，走向社会，走向问题，深入农村调研，中心的张厚安教授提出了“三个面向，理论务农”，2涉足了当时刚刚起步的村民自治的研究，并参与了相关法律文本的起草。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徐勇教授承接张厚安先生的研究，提出了“三实”方法，3对村民自治研究进行拓展，并将村民自治研究扩及村级治理研究。
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村落公共空间演变及其对村庄秩序重构的意义——兼论社会变迁中村庄秩序的生成逻辑曹海林内容提要 本文在对村落公共空间做出概念界定与理想类型划分的基础上,提出乡村社会变迁中村落公共空间的演变呈现出正式公共空间趋于萎缩与非正式公共空间日益凸现的趋势。
正式公共空间的萎缩引发乡村“捆绑式社会关联”的解体,非正式公共空间的凸现则带来乡村“自致性社会关联”发生的可能,乡村社会的整合不再主要是建立在外部的“建构性秩序”基础之上,而是更多地依靠乡村社会内部形成的“自然性秩序”。
关键词 村落公共空间 演变 村庄秩序一 “公共空间”(public space )这一概念目前已为多个学科频繁使用,不同学科在使用这一概念时的对象所指略有相似,但其具体内涵却有着很大差别。
作为社会学意义上的公共空间,本文把它界定为社会内部业已存在的一些具有某种公共性且以特定空间相对固定下来的社会关联形式和人际交往结构方式。
它大体包括两个层面:一是指社区内的人们可以自由进入并进行各种思想交流的公共场所,如中国乡村聚落中的寺庙、祠堂、集市等;二是指社区内普遍存在的一些制度化组织和制度化活动形式,如村落内的企业组织、村民集会、红白喜事活动等。
本文根据村落公共空间的型构动力不同,将公共空间划分为正式的公共空间与非正式的公共空间两种理想类型(ideal t ype )¹。
正式公共空间的型构动力主要来源于村庄外部的行政力量,我们也可以把这类公共空间称之为行政嵌入型公共空间,即正式公共空间的形成及其中所展开的各类活动均受行政权力的驱使,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化倾向。
非正式公共空间的型构动力主要来源于村庄内部的传统、习惯与现实需求,我们可以把这类公共空间称之为村庄内生型公共空间,即非正式公共空间的形成及其中所展开的各类活动均受村庄地方性知识及村庄生存理性选择支配,具有浓重的民间化色彩。
这样的划分将有助于理解乡村社会变迁中村落公共空间演变的大致轨迹和特性,特别是能更好地洞悉村落公共空间演变与村庄社会秩序重构之间的内在逻辑关联。
《乡土中国》读后感：乡土社会视角下的权力结构分析《乡土中国》中作者为我们讲诉了中国历史中存在的权力结构，正是这些权力结构，影响了一代有一代人。
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乡土中国》读后感：乡土社会视角下的权力结构分析，有兴趣的可以看一看。
具体的有关《乡土中国》的内容我就不再赘述，我想做的，只是分析费孝通先生在这本书中构建的权力结构，笼罩在整个乡土中国，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乡土社会人的权力结构。
我读这本书总是读到自己脸红，不是因为内容有多么劲爆，而是因为费孝通先生所谈到的观点恰好解释了我父母为什么会和自己的思想千差万别，为自己以前幼稚的想法感到羞愧。
看到最脸红的时候，就是读到权力结构的部分。
涉及到权力结构的内容主要分布在《乡土中国》的后半部分，9-12章。
在这几个章节里面，费孝通列举了四种不同的权力——横暴之力、同意权力、爸爸式权力（教化性的权力）、以及最后的时势权力。
“横暴之力”是从社会冲突来入手的。
社会分为不同的阶层，在上的阶层握有权力去支配在下的阶层，能够发号施令，以他们的意志去驱使被支配者的行动。
而“权力”的由来，就是这种冲突过程的持续，是一种休战状态中的临时平衡。
被支配的一方在冲突过程中认输、屈服，但是并没有心甘情愿接受胜利者所规定下的条件，非心服。
于是两方的关系中发生了权力，权力是维持这种关系的必要手段，是压迫性质的，是上下之别。
战国时期，秦国运用武力战争统一了天下，这些国家并非是心甘情愿被秦国统治，而是因为秦国的武装力量使他们屈服。
武装的冲突消失之后，休战状态的冲突继续延续，武装力量的压制进而转变成权力的压制。
这些国家由于战败，处于被秦国压制的“下层阶级”，秦国运用“横暴之力”来维持这种上下之别的关系。
由此可见，“横暴之力”的实质就是武装力量，只不过由于武装冲突不再继续，这种力量转化成为了维护武装冲突结果的一种平衡社会关系的权力。
这种“横暴之力”其实在乡土中国的历史上无处不在，说“王权更迭”，大抵就是这个意思了，只不过是换了个天，换了一个统治阶级罢了。
摘要：张静的《基层政权：乡村制度诸问题》一书是作者从政治社会学和法律社会学的视角来分析当代中国乡村社会的权力机构及其性质，并用此来解释乡村冲突的结构和制度性来源。
书中涉及问题众多，有地方权威的来源及其角色、乡规民约的作用、基层财税制度及其政治后果、乡村干部的产生制度及其地位等。
我的读书报告是按照下面的逻辑写的，整个报告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先总述每一章的中心内容，然后根据这些具体的细枝末节的问题写一些自己的想法。
第二部分是针对整本书的内容而言，我自己的一些想法。
关键词：政治社会学;法律社会学;乡村基层一、分章阅读总结及感想（一）历史：地方权威的授权来源及其变化传统中国在自上而下的官制系统之外存在着由族长、乡绅或地方名流掌握的地方性管制单位，且它承担着实际的管辖权力。
对基层组织的官方授权刺激的是基层干部集团内部利益组织化的发展，社会本身的组织化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发展。
国家政权建设遇到了瓶颈。
从本章分析的基层权威授权来源的变化产生的政治后果中可以看出权力的有效行使依赖于权威的来源。
作者最后指出“社会授权关系在基层治理中可以防止权威和社会利益脱节，所以，以制度化的方法确立权威的社会性来源，强化权威的社会基础，是保证基层长治久安的根本”。
我很赞成这种观点。
因为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要想避免权力腐败就必须对权力进行有效的监督和规制，而最有效的监督主体无外乎权力直接作用的对象。
通过社会授权使权力主体与权力对象形成一种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的关系，使二者都不能偏离对方而存在，如此，权力才能不被滥用，政治才能良性发展。
（二）角色冲突：公共服务与垄断经营在市场经济发展中，基层政权的新角色是从事经营，成为经济行动者，经济角色将合理的发展出“私利”，并与其他组织形成资源竞争，政权角色则要求它为公共利益服务，二者存在着显而易见的冲突。
这一冲突造成了不受任何社会监督的、相对独立的、内聚紧密的、脱离地方集体利益的资源垄断集团，并通过专控的人事制度保证利益的延续。
论乡村民主政治的发展――兼论中国乡村的民主政治改革一、引论中国乡村民主自治是史无前例的事件。
我们几乎没有现代国家的直接经验作为参照系来对这一事件进行评论，因为没有一个国家的民主政治制度是从农村开始的，更没有在与中国相似的历史条件下从农村开始进行政治改革的成功经验。
我们只能通过历史分析和逻辑判断对这一事件作出某种推测性研究。
本文的基本观点是：1・从根本上说，乡村民主政治应该是全社会民主政治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不是独立于全社会的“自治民主”。
2・在传统乡村社会，可以有“自治”，但不会有“民主自治”；真正的传统乡村社会不存在对民主政治的需求。
3・对民主政治的需求产生于乡村社会的结构转型时期。
4・通常，乡村政治改革应该是全社会政治变革的最后一个环节，传统乡村社会很难产生推动全社会政治变革的力量。
5・中国推行乡村民主自治制度标志着一场新的“乡村动员”已经开始，在今后一个时期，乡村富人政治和宗派政治将会强化。
6・乡村政治改革要遵从民主政治发展的一般规律，在这个前提下，政治家的政治领导艺术才能够驾驭政治改革进程。
二、自治不等于民主自治：一种历史观察自治本是一个涉及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关系或多民族国家中民族关系的一个政治概念，一般是指某一地域的共同体由于经济上的封闭性或相对独立性，而产生的对中央政府的相对独立性。
在一般政治学和历史学文献中，自治概念多用来描述中世纪欧洲城市的政治特性；现在也用来表述多民族国家中少数民族与多数民族的关系。
在基督教君主制盛行的背景下，城市共和制度创造了提供自治可能性的重要范例。
（戴维・赫尔德，1998，53）罗马帝国时期，欧洲有自治城市。
在公元二世纪，罗马帝国的“每一个城市都有它自己的地方自治，都有它本地的'政治'生活，都有它自己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
在所有城市之上，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它执掌国家大事－－外交、军事、国家财政。
”罗马帝国的中央政府真正完全控制的是罗马这个城市，其君主在法律上只是首府罗马城的最高长官。
传统基层社会秩序的认识范式一民治抑或官治关于中国基层社会秩序变迁的研究，有一些被普遍认可的认识范式（Paradigm）。
主流的看法认为，传统中国基层社会秩序是一种自治秩序，即一种乡绅自治的结构和形态，进而认为，传统中国存在官治与民治两个分殊的管理和支持体系。
另外，主要是来自历史学的研究认为，传统中国社会是一个皇权专制主义或王权主义下的“吏民社会”，基层社会自治并不存在，乡绅自治只是依据儒家经典构想出来的、比照西方社会的自治形态和自治范畴与概念构建出来的社会图式，历史上甚至是个例外。
民国至于当代，关于传统中国基层社会秩序的研究，大致都是在上述认识范式指导下的拓展和深化，比如20世纪前半叶乃至改革开放以后的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基本上以“乡绅自治”或宗族自治为预设前提，并且这方面的研究还表现出了有选择性的区域研究如以宗族比较发达的东南地区为特征，研究的结果大多是有关宗族伦理社会的佐证、新发现或者是对现代分析性概念的运用和验证。
关于“吏民社会”的深入研究和认识深化，主要是来自历史学、传统政治思想史的研究，这方面研究的拓展得力于新史学范式（比如社会生活史的研究）的运用和古代文书、简牍、档案以及考古学的新发现，这些研究同样对吏民社会说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上述认识范式的形成，有一个共同的社会历史背景，即因西方工业文明的制度文化进入，晚清以来对传统中国社会的改造和重塑一直是民族国家建构和现代化的主题，这样的社会改造运动被称为“规划的社会变迁”（Planned Social Change），[1]传统的国家结构和社会形态是社会改造的对象，同时也是社会改造运动发生和展开于其中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条件。
也就是说，近现代尤其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权威秩序统合基层社会秩序，乃是现代社会改造运动的历史趋势之一。
它的表征是，国家权威控制全部社会资源和规划整个社会生活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方方面面。
在这一过程中，“基层政权建设”（包括地方行政制度的设置）与现代国家建构密切相关，是国家对基层社会控制的延伸，是权威秩序对自发秩序统合和覆盖的过程，亦即国家权威对地方权威或民间权威取而代之的过程，这构成对整个基层社会进行“现代性改造”的目标之一。
嬗变中的乡村秩序：一个政治、经济与文化要素的互动框架作者：汪岳张小莉来源：《党政干部学刊》2015年第03期[摘要]本文以辽南普兰店市一个地理位置偏僻、经济欠发达的邓村为个案，探讨维持乡村秩序诸要素（政治要素、经济要素、宗族要素、文化要素）相持、共生、博弈的过程，以及邓村村民遭遇的合作困难，揭示邓村这一类型的农村秩序的困境，并提出新集体主义的应对之道。
[关键词]乡村秩序；祖先崇拜；民间信仰；村民合作；新集体主义[中图分类号]D90-0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5）03-0056-06一、关于乡村秩序的探讨对于传统中国乡村社会秩序研究，最为著名的当属费孝通先生，他指出乡村社会秩序是以血缘和地缘为基础而形成的差序格局，传统乡村社会的重要特征是礼治秩序、长老统治和无为政治；[1]20世纪初以来，关于乡村秩序研究成为历史学、政治学、人类学、民俗学、法学等诸多学科的焦点，基本形成以下几种研究视角：其一是综合的视角。
主要是运用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理论框架来研究中国乡村政治结构及秩序的变迁，代表作有：于建嵘的《岳村政治》；吴毅的《村治变迁中的秩序与权威》；贺雪峰的《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等等。
其二是历史的视角。
主要是从历史的角度纵向追溯乡村治理的历史演进与变迁，从中探求乡村治理发展的一般规律，代表作主要有：贺雪峰的《乡村治理一百年》《20世纪中国乡村治理的逻辑》；朱宇的《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中国乡村治理结构的历史考察》；项继权的《20世纪晚期中国乡村治理的改革与变迁》；宋宝安、赵定东的《乡村治理：宗族组织与国家权力互动关系的历史考察》等等。
其三是通过某一视角进行专题性研究，如从国家（政治）、宗（家）族、民间信仰、公共空间、文化等视域探讨乡村社会秩序的维系，在笔者看来，这是目前学术界在此领域的主要研究进路。
如，吴理财从国家的视角考察中国农村治理60年的变迁轨迹，认为中国农村治理及乡村社会秩序的建设与嬗变均跟国家自身的需要相联系，而且从农村治理变迁逻辑中可以窥见国家的转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