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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柳永对宋词的贡献柳永作为宋代词坛举足轻重的人物，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和广泛影响。
他精心构制慢词，开辟“以赋为词”的新型表现手法，打破唐五代以来词坛的奢靡之风和小令独统词坛的单一局面，拓展了词的表现内容，在词史上获得了较高的声誉。
一种文学形式的兴旺发达，需要一批为之奋斗的人。
北宋时期，柳永开辟的俚俗词派，让宫廷词、士大夫词逐渐走向民间，促进了宋词的口语化和通俗化，以至出现了“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的现象。
柳永的不懈努力为宋词发展与繁荣做出了巨大贡献。
一、推动慢词的发展，打破小令统治词坛的局面（一）柳永推动了慢词长调的兴旺。
柳永关注到了词的特殊特征，特别注意了词的格律与平仄。
加之他在音乐方面的特殊天赋，赋予词以一种特殊的美感。
一方面维护了词的传统，同时又勇于开拓创新，对领字、对句、长短句综合运用，使慢词有了崭新的发展。
比如柳永的代表作品《八声甘州》：对潇潇暮雨洒江天，一番洗清秋。
渐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
是处红衰翠减，苒苒物华休。
惟有长江水，无语东流。
不忍登高临远，望故乡渺邈，归思难收。
叹年来踪迹，何事苦淹留。
想佳人、妆楼颙望，误几回、天际识归舟。
争知我、倚阑干处，正恁凝愁。
柳永在词作中，用“对”字起领全篇，显得干净利落，再以“渐”字自然的过渡到下文的描述，同时掺杂着作者浓烈的感情色彩。
有如“想佳人、妆楼颙望，误几回、天际识归舟。
争知我、倚阑干处，正恁凝愁。
”一句，作者运用长短句相结合和手法，把感情婉转流畅的表现出来，明净而透彻。
同时在词作中，无处不透露着作者对词的平仄和韵律的深刻体悟，展现出作者深刻的文字功底。
（二）柳永打破小令统治词坛的单一局面。
唐五代时期，词主要以“小令”为主，慢词在柳永之前出现甚少，在词的总数中占有很小的比例。
柳永大力推广慢词，从根本上打破唐五代以来小令统治词坛的单一局面。
如柳永的慢词长调《戚氏》：晚秋天。
一霎微雨洒庭轩。
槛菊萧疏，井梧零乱惹残烟。
凄然。
望江关。
论柳永的“俗词”在中国古代宋词作家中，柳永的作品一直备受争议，争议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其“俗词”上。
其中，俗词占柳永全部词作的将近一半。
因此，作家作品研究在提及柳永的词时，“俗”几乎可以作为柳永其人其词的代称，王灼《碧鸡漫志》称柳词“浅近卑俗、自成一体，不知书者尤好之。
予尝以比都下富儿，虽脱村野而声态可憎”[1]；后者如李清照《词论》称柳词“虽协音律，而词语尘下”。
[2]这些批评其实过于片面，在题材上，柳永的“俗词”并非“雅词”的完全对立，柳永词中的“俗”与“雅”也并非两个完全对立的部分。
在词的创作方面，对于形式体制和艺术手法，柳永也做了巨大的创新。
我认为，并不能仅以一“俗”字概括柳永的“俗词”，“亦雅亦俗”、“俗中见雅”才是对柳永“俗词”的真正理解。
一、在题材内容上，柳永将大量深入描写市井曲坊中的生活内容与个人情感生活作为词创作的题材。
（一）柳永出身于一个世代奉儒，进士满门的封建家庭。
柳永也写下《鹊桥仙》、《玉楼春·凤楼郁郁呈嘉端》、《御街行·燔柴烟断星河曙》等词，希望以此博得功名，但是这并没有如他所愿。
但却因为他在初次科举落榜之后的牢骚之作《鹤冲天·黄金榜上》中的“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两句，在放榜时是被宋仁宗特意错落。
这次的失意对自我期望很高的柳永打击自然很大。
他在“如何向”的茫然中走向了市井，投入到烟花巷陌，打算在此消磨他的一生。
但是，即使如此，他也未完全丢弃入仕的信心和希望。
他以“白衣卿相”自称，认为落榜只是偶然的。
他只是暂时“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但还是渴望又早一日能被赏识。
于是，柳永从未停止过参加科举考试，并终于在五十岁时得到了盼望已久的“榜上提名”，他为此写下了一首与《鹤冲天》的牢骚完全不同的《柳初新》。
可命运弄人，及第的柳永还是挤不进士大夫的行列。
这又一次把柳永推入了市井。
他在《传花枝》仲曾经这样描绘自己的后半生：“平生自负，风流才调。
口儿里，道知张陈赵。
柳永的“以赋为词”作者：张瑶来源：《青年文学家》2018年第12期摘要：柳永是“以赋为词”的开山者，在词的写作上借鉴汉大赋“铺张扬厉”的手法，抒情上借鉴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抒情小赋的写法，更是受辞赋这种文体特征的影响直接创造了慢词长调。
关键词：以赋为词；赋；慢词长调作者简介：张瑶（1989.12-），女，汉族，江苏徐州人，江苏师范大学在校硕士，研究方向：魏晋南北朝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39（2018）-12-0-02一、“以赋为词”的内涵“以赋为词”，《以赋为词———试论清真词的艺术特色》云：“在苏辛之外还有两个人也是用引进其他文体特点的方法，丰富了词的表现力，推动了词体的发展，这就是柳永和周邦彦。
他们的特点是以赋为词。
”那么“赋”的内涵是什么？《文心雕龙·诠赋》云：“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
”刘勰云：“情以物兴，故义必明雅；物以情观，故词必巧丽。
丽词雅义，符采相胜，如组织之品朱紫，画绘之着玄黄，文虽新而有质，色虽糅而有本，此立赋之大体也。
”《诗集传》云：“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
”由此可见，“赋”作为一种文体，它的特点主要是有汉大赋的铺排、直叙、内容丰富，以及抒情小赋的抒情性等。
柳永借鉴“赋”的这些特点，将之运用到词的创作上，从而开创了“以赋为词”的新篇章。
二、铺排《中国诗歌艺术研究》云：“所谓‘以赋为词’，就是用铺陈的方法写词。
柳永最先在词里融入了赋的写法，然而以赋为词，柳永还只是一种尝试，周邦彦继柳永之后将这种写法加以发展，才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
”这表明辞赋的铺排手法最先被柳永借鉴到词的创作中。
《跋吴师道小词》云“耆卿词，铺叙展衍，备足无余。
”《介存斋论词杂著》云“耆卿为世訾謷久矣，然其铺叙委婉，言近意远，森秀幽淡之趣在骨。
”《白雨斋词话》云“耆卿词，善于铺叙，羁旅行役，尤属擅长。
”这些资料都表明，柳永词作中对赋之铺排手法广泛借鉴。
市井词人：柳永北宋史上，争议之最大者，毁誉之最烈者，莫过于柳永及其词作。
“浅近俾俗”、“语言尘下”、“声态可憎”等词在那时彷佛都不约而同的汇集于柳永身上。
苏轼、秦观、李清照等名家都在不同程度的对其词作进行一番评论。
李清照在《词论》就不免表达出对柳词的贬损“始有柳屯田永者，变旧声作新声，出《乐章集》，大得声称于世。
虽协音律，而词语尘下。
”那么，柳永词真的如此低俗吗？柳永词真的只是生存于市井之家吗？推崇备至者，誉其为北宋正宗，能与杜甫诗相提并论；贬损唾弃者，贬其靡靡之音泛滥于六七百年而使雅奏从此断绝。
当我们重拾历史，拂去历史的尘埃，用客观的眼光看待，会发现不一样的柳永——一个宋词演进史的里程碑人物，一个能代表北宋勃勃兴起的市民文化巨人，一个能容雅与俗共赏的才子。
一．柳永性格决定其词作每个人都是多棱镜，都富有多重性格，既有光鲜美丽的一面，也有丑陋龌龊的一面，没有谁是单一的，完美的。
当然，柳永也不例外。
大多数人认为，柳永的性格具有双重性。
就柳永的生平来看，出身于官宦之家，自幼在汴京长大，在汉乐府、唐诗中耳濡目染，年轻的时候就展露出了满腹的才华。
当然，作为一名官宦子弟，自然以功名为重，这是自古以来中国文人就难以置身之外的仕途之路。
柳永在《长寿乐》(尤红殢雨)中表达了“定然魁甲登高第”的雄心，柳永又在《鱼如水》(其二)中说“富贵岂由人，时会高志须酬”。
但他一面整日在瓦肆勾栏中依红偎翠、浅斟低作，一面渴望通过科举一跃成为帝王之师。
这不仅仅出于内心的矛盾，更多的是与自身性格有极大关系。
在其词作上也不无表现出这种双重的对照。
两次进士落第，无不给他沉重打击，不过他还是一个比较乐观的人，会自我安慰道“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
明代暂遗贤，如何向？未遂风云便，争不恣游狂荡？何须论得丧！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 烟花巷陌，依约丹青屏障。
幸有意中人，堪寻访。
且恁偎红倚翠，风流事，平生畅。
青春都一饷，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鹤冲天》）当他好不轻易的考上进士，但是皇帝见其名，便说道“此人好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且去填词”，这无疑宣判了他仕途的死刑。
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摘要：白衣卿相柳永，崇安人。
北宋词人，婉约派创始人。
由于仕途坎坷、生活潦倒，他由追求功名转而厌倦官场，耽溺于旖旎繁华的都市生活，在“倚红偎翠”、“浅斟低唱”中寻找寄托。
作为北宋第一个专力作词的词人，柳永以其独创性推动了词的向前发展。
为了让词能投千万人所好，他将俚俗语言入词，促进了词的通俗化、口语化，使之成为当时最通俗的大众词曲，在词史上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为适应题材上的开拓, 或依新调填新词, 或自制新曲, 写了不少慢词, 使词能容纳更多的内容, 为在词中抒情、叙事、说理提供了更好的形式,并创造出铺叙有层次的艺术手法与细腻含蓄的艺术风格；为了慢词的长足发展, 发挥慢词铺叙之长,柳永把赋体笔法引入到词的创作中, 增加了词的叙事因素, 将铺排式的叙事与白描式的写景抒情结合起来。
同时，柳永的语言具有音乐性, 具有与“曲”一样的“本色”。
而且柳永吸取了民间文学的营养, 在其词中, 有一个明显的特色, 即常用一些说故事的词语与口吻。
关键字：柳永宋词俚语融情入景赋体笔法“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
”一曲《雨霖铃》，终成千古绝唱。
奉旨填词柳三变，一代风流才子，开宋词一片天地。
柳词家喻户晓，流传千古。
他的词作在流传极广，宋人笔记曾称“凡有井水饮处，皆能歌柳词”，又称“教坊乐工每得新腔，必求永为词，始行于世”。
可见他的词在宋朝盛行一时。
在群星璀璨的北宋词坛上，柳永应是耀眼的明星之一。
柳词主要有以下特点：第一：俚俗语言入词柳永在词的语言表达方式上,进行了大胆的革新。
自有文人词以来,词的语言因素不外来自诗的律、绝句或来自民间作品,前者如盛唐的李白的《菩萨蛮》,后者如中唐白居易、刘禹锡的为数不少的词。
但自晚唐五代以来,词趋向雅化。
柳永的词增多了俚俗的成分,他大量地猎取市井习语,妥帖地运用于作品之中,形成了一种清新晓畅,生动活泼,“细密而妥溜,明白而家常”（1）的语言风格。
关于柳永词的这种语言风格, 前人有不同的看法。
柳永研究综述柳永，字耆卿，北宋著名词人，是第一位对宋词进行全面革新的词人，也是两宋词坛上创用词调最多的词人，对宋词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由于柳永对宋词的深远影响，关于他的研究成果也是硕果累累。
薛瑞生《柳永的被理解与被误解》（《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13年第2期）提到，新世纪伊始，学术界掀起了一股“柳永热”，研究成果呈井喷之势。
近几年，柳永研究又有了新的发展，现将有关研究成果综述如下：一、柳永词的题材内容与风格的分析目前学术界一般把柳永词分为两种，一类是为士大夫填的雅词，一类是市井传唱的俗词。
谢慧明《柳永词之“雅”、“俗”考辩》（《群文天地》2012年第24期）一文对柳永词进行了深刻剖析。
谢文认为，随着时代的变化对柳永词的评价发生了此消彼长的变化，从俗到雅俗并存再到以雅为主。
柳永词的俗主要表现在描写女性大胆意识和下层歌妓的言行，多用俗言描写市井之事并不符合宋代文人雅士的审美，被视为轻浮。
文章分析《雨霖铃》一词，认为柳永词用俗言却不落俗套，词中感情自然流露，使读者感同身受，艺术造诣高超，可谓之雅。
孙雪霄在《以赋为词：柳永的市井之“俗”》（《河北学刊》2011年第一期）一文中提出了对柳永词雅俗兼备原因的独到见解。
孙文认为，柳永出身儒学传统的仕宦之家却屡试不中，长期与市井人物相处，对雅俗之别不像其他文人一样泾渭分明，而是具有一种朴素的平等精神，正是这种精神让柳永作词时不避俗，甚至有意趋俗，作品中充斥着大量俚语。
这一点也跟北宋的文化氛围息息相关，蒋金芳《柳永词社会内涵研究》（《剑南文学》2013年第1期）指出，宋代文化本质上是一种俗文化，这种文化是繁荣的经济和膨胀的市民阶级促生的。
对柳永词的内容的研究，葛蕾《也谈柳永歌妓词中的情感》（《文学研究》2014年第1期）一文分析的很有代表性。
葛文将柳永的歌妓词分为两大类，一类以歌妓本身为主体，或描述歌妓的美貌，或展示她们的内心世界，第一次向社会较为全面地展示了歌妓这一社会群体，勾画出形象鲜明的歌妓群体。
浅析柳永词之“俗”宋词与唐诗并肩于中国古代文化艺术园林，大抵可分为“婉约”与“豪放”两派，两种风格韵味各异，有含蓄婉转、高雅典丽，有通俗明白、音律晓畅、有的气势磅礴、恢弘大气。
词之大家比比皆是，提及婉约派，柳永可谓是名副其实。
他是北宋词坛第一位对次进行全面革新的词人，大力创作慢词，一改唐五代以来小令一枝独秀的格局。
柳永之“俗”改变了文人“尚雅”的风格，结构与内容上都较以往有所突破，现存《乐章集》中约有作品200首，以俗词居多，可分为艳情词、爱情词、都市节庆词等，而宋代所用的八百八十多个词调中,有一百多调是柳永首创或首次加以使用的，可以说是“词至柳永,体制始备”。
柳永不仅改变了词的声腔体式，并且从词内容的审美内涵和审美趣味上加以改变，将普通生活写入词中，写百姓的真情实感，即“变俗为雅”。
运用通俗化的语言来表现世俗化的市民生活，推进了词语言上的“俚俗化”，同时也影响着当时的社会生活，王灼在《碧鸡漫志》说其“浅近卑俗，自成一体”。
《四库全书总目》也曾如此评价柳永词作：“词自晚唐五代以来,以情切婉丽为宗,至柳永一变,如诗家之有白居易。
”认为柳永把词从贵族士大夫手中又引入坊市之中，词不再是高高在上不可高攀之物，变得“接地气儿”。
柳永以前，即晚唐五代时期，词无论是创作环境、创作内容还是创作者皆为贵族服务，供他们消遣，割裂了与民间艺术的关系。
如以温庭钧为代表的花间词派，所作词大多是宫廷骄奢淫逸生活背景，是达官贵人娱乐闲暇时的听唱曲物。
柳永的词却不与之同流，作为一名失意的下层文人，他更了解市井百姓的生活，长期受助于歌妓的他也了解风尘女子的情仇离恨。
因此，他更愿意为这些人“发声”，表现他们的生活情趣和情感境界，既满足了市民阶级的精神需求，也为奢靡已久的文坛带来淡雅之风。
柳永“变旧声为新声”，纵观其词，俗语化遍布众多作品：《忆帝京》：“乍觉别离滋味……万种思量，多方开解，只恁寂寞厌厌地”、《迎春乐》：“为别后、相思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