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视角看《刑法修正案(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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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修正案(七)》内容解读(三)五、增加了打击“地下钱庄”的刑法规定“地下钱庄”是对在金融机构以外非法从事金融业务的组织或个人的俗称,主要指以公开或半公开的寄卖、典当行、担保公司为掩护,专门从事资金筹集、高利放贷、票据贴现、融资担保等非法金融业务,其主要利润来源是高额手续费和利息。
它已危害到国家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首先是造成巨额税款流失,我国每年因此损失财税高达近千亿元。
第二,为犯罪活动推波助澜,腐败分子通过它进行洗钱,使贪污受贿所得披上合法收入的外衣;毒品、走私、逃骗税、黑社会、虚假出资等犯罪通过它提供资金支持、转移资金;更严重的是,它还可能被国际恐怖势力利用,为恐怖活动转移、提供资金。
第三,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金融安全。
总的看,刑法对这类非法的金融活动的规定是比较全面的。
国务院法制办、公安部建议,对“地下钱庄”逃避金融监管,非法为他人办理大额资金转移等资金支付结算业务的行为,在刑法关于非法经营罪的规定中单独列举,以适应打击这类犯罪的需要。
刑法修正案(七)规定,将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三项修改为:“未经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批准,非法经营证券、期货、保险业务的,或者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的;”在原来本条第三项中增加了“或者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的”规定。
所谓“资金支付结算业务”,原本是指通过银行账户的资金转移所实现收付的行为,即银行接受客户委托代收代付,从付款单位存款账户划出款项,转入收款单位存款账户,以此完成经济之间债权债务的清算或资金的调拨。
银行结算的种类有:银行汇票、商业汇票、银行本票、支票、汇兑、委托收款和托收承付等。
但“地下钱庄”从事这些只有商业银行才能开展的资金支付结算业务都是非法秘密进行的,所以,将它纳入“非法经营罪”的范围予以惩治。
考虑到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的概括性规定中,已有“违反国家规定,有下列非法经营行为之一,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规定,修正案在增加此种行为时没有再设定数额要求。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继惩办与宽大相结合、严厉打击刑事犯罪的刑事政策之后新中国刑事政策的新发展。
这一政策是在创建和谐社会背景下进行刑事政策调整的表现,是纠正严厉打击犯罪的刑事政策,应对犯罪复杂化现象,有效节省刑罚资源、社会资源和刑事司法资源的重要举措,也是适应公众对于犯罪容忍度增强后的政策调整。
了解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需要对其提出背景、定义、功能进行其了解,从而提出其对策。
标签: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功能;对策1.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定义1.1基本刑事政策马克昌教授指出,“就针对刑事司法领域而言,可以说宽严相济是刑事司法政策;但就总体而言,应当说宽严相济是基本刑事政策”。
也有人指出,“实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需要以‘轻缓’的指导思想来完善刑事立法、指导刑事司法”。
刘仁文研究员在他的文章中支持了马克昌教授的观点,他认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不只是一项刑事司法政策,而应作为一项基本的刑事政策”。
另有学者认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我国基本刑事政策的调整与发展”。
通过学者的观点,主张其属于基本刑事政策的立场鲜明。
1.2具体刑事政策论1.“具体刑事政策论”。
储槐植教授认为,“当前我国提出的‘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在立法保持重刑结构的前提下,作为一项具体的刑事司法政策来应用,是最狭义层面上的刑事政策”。
“基于这种认识,我们认为,宽严相济在当前只是一个刑事司法政策,且其地位仅限于是指导刑事司法的一项具体的刑事政策,因为权威机关和文件没有明确说明是否在立法中仍然坚持和贯彻这项政策,因而尚不能说它是我国的基本刑事政策。
”从其文字表述中可以看出,储教授认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只能是一项“具体的刑事司法政策”。
樊崇义教授从程序法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程序性认识,他认为“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不仅是个实体法问题,也是个程序法问题”。
虽然他把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拓展到程序层面,但是在语义表达上仍然使用的是“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即在其学术话语中还是认为其属于具体的刑事政策。
对《刑法修正案(七)》第七条的解析【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第七条将侵犯个人信息的行为入罪,既是预防与惩治犯罪的现实需要,又弥补了现行刑法规定之不足,更是践行人权保障的要求。
司法实践中,我们应正确理解本条罪名、个人信息、行为情节严重、主体范围等的含义以及在刑法中适用的相关问题。
【关键词】《刑法修正案(七)》第七条;公民;个人信息;概念与构成特征2009年2月28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以下简称《修正案(七)》)第七条,将《刑法》第253条增加了一条:“国家机关或者金融、电信、交通、教育、医疗等单位的工作人员,违反国家规定,将本单位在履行职责或者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出售或者非法提供给他人,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第二款规定:“窃取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获取上述信息,情节严重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第三款明确单位也可以构成本罪:“单位犯前两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各该款的规定处罚。
”但由于相应的司法解释和配套的法律法规尚未出台,司法机关在适用本条文时,迫切需要解决一些问题。
本文试对对《刑法修正案(七)》第七条进行解析,我们应正确理解本条罪名、个人信息、行为情节严重、主体范围等的含义以及在刑法中适用的相关问题。
一、本条罪名的确定(一)个人信息的内涵及认定我国有关个人信息保护的专门法律尚未出台,导致学界对个人信息的定义存在着争议,主要有“隐私说”和“识别说”两种主要观点。
“隐私说”认为,个人信息是指个人不愿向外透露的或是个人极为敏感而不愿他人知道的个人信息。
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均采用此说。
“识别说”认为,个人信息是指一切足以构成对个人进行识别的信息,如姓名、性别、身高、血型、住所、职业、财产及婚姻状况等都包括在内。
所谓“识别”是指信息与信息本人存在某一客观确定的可能性,此说主要存在于德国、法国、日本等国的立法例。
刑法修正案(七解读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表决通过刑法修正案(七,其中规定,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最高刑由5年有期徒刑提高至10年有期徒刑,这意味着我国:反腐败力度进一步加大此前,刑法相关条款规定,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或者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差额巨大的,可以责令说明来源。
本人不能说明其来源是合法的,差额部分以非法所得论,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财产的差额部分予以追缴。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马怀德曾经指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刑罚偏低容易被一些腐败官员钻空子。
也有专家分析指出,一些贪官案发后拒不说清巨额财产的来源。
因为不明财产越多,就意味着受贿额越少,这使得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某些贪官面临法律制裁时的“挡箭牌”。
为适应反腐败斗争的需要,刑法修正案(七修改了相关条款:“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差额巨大的,可以责令该国家工作人员说明来源,不能说明来源的,差额部分以非法所得论,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差额特别巨大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财产的差额部分予以追缴。
”刑法定罪量刑更趋“人性化”28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表决通过刑法修正案(七。
令人关注的是,刑法进一步调整绑架罪的量刑标准,将法定刑的起刑点由10年有期徒刑降为5年有期徒刑;逃避缴纳税款一定条件下可免于追究刑事责任。
这些减刑趋势体现了我国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体现了司法过程中的人性化,有利于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实现安定有序。
“减刑的目的,就是要做到刑法的规定更加合情合理,更加有利于保护社会和人民的整体利益,更加有利于执行。
”全国人大代表、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院长陈忠林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陈忠林说,以绑架罪为例,有些绑架情节可能比较轻微,从轻处罚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犯罪分子及早收手,停止其犯罪行为,同时,对受害者而言,也是一种保护。
有专家认为,打击逃避缴纳税款犯罪行为的主要目的是维护税收征管秩序,保证国家税收收入。
黄太云解读《刑法修正案(七)》十四、修改了第三百九十五条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将最高刑由五年有期徒刑提高到十年反腐败需要预防和打击并重,标本兼治。
世界各国反腐败经验表明,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建立完善有效的对公职人员的监督制度,打造阳光下的政府,铲除腐败滋生、蔓延的温床和环境,对于遏制腐败犯罪的发生具有根本性作用。
对公职人员的财产加强监督,是各国预防腐败的普遍做法,《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也有明确规定。
我国已经建立了党政领导干部收入申报制度,这是建立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重要基础性工作。
国家工作人员如实申报自己的财产,必要时对自己财产的来源作出合理说明,这是财产申报制度的基本要求。
在现实生活中,有些国家工作人员聚敛大量财富,其拥有的财产远远高于其正常收入几十倍、几百倍,本人不能说明其财产的合法来源,司法机关也难以获得其犯罪的证据,不能直接以相关犯罪认定。
为了有效地同腐败犯罪作斗争,1997年刑法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或者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差额巨大的,可以责令说明来源。
本人不能说明其来源是合法的,差额部分以非法所得论,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财产的差额部分予以追缴。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一些全国人大代表提出:在实践中查处的此类案件有的来源不明的财产数额多达上百万、千万、甚至几千万元,大多属于利用职务和地位敛聚的非法所得或者其他非正当收入,数额特别巨大,只是其本人不能说明或者不愿说明来源,同时司法机关也无法查明。
由于最高法定刑只有五年,有些案件来源不明的财产数额相差上千万元,但刑罚只相差一年,明显与这种犯罪的社会危害性不相适应。
也与贪污、贿赂犯罪刑罚不平衡,从而使这些贪官逃避了法律应有的制裁。
鉴于这类犯罪社会影响恶劣,建议提高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刑罚。
另外,有的部门提出,本条“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或者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差额巨大的”规定,是指财产和支出两项总和明显超过合法收入还是指其中一项明显超过合法收入不清楚,建议从文字上明确。
刑法修正案(七)的立法背景与主要内容许永安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于2009年2月28日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以下简称刑法修正案(七)],内容涉及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犯罪、侵犯公民权利犯罪、贪污贿赂犯罪等方面的内容。
刑法修正案(七)是根据经济和社会形势发展的需要,在充分听取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对刑法所作的一次新的修正,是刑事法律自我完善的最新体现。
这次刑法修正主要有如下几个特点:一是注意入罪与出罪相结合、从严与从宽相协调,较好地体现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例如对刑法第二百零一条、第二百三十九条的修改。
二是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充分体现了对公民个人权利的尊重与保护,如对非法泄露公民个人信息行为予以惩处的规定;三是进一步加强了对腐败犯罪的打击力度,增加了影响力交易犯罪的规定,提高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法定刑。
最后,在起草过程中,为充分听取群众的意见,在网上向社会普遍征求意见,鼓励公众参加到刑事立法中来。
一、关于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犯罪1.对“老鼠仓”行为的惩处1997年修订刑法时,就对证券期货犯罪作了规定。
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以及证券期货市场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新的情况和问题,刑法也作了相应调整,对其中一些严重危害资本市场秩序、破坏社会诚信、社会危害严重的行为作为犯罪加以规定,如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违法运用资金罪等。
这些规定为维护证券、期货等资本市场秩序,保护广大投资人的合法利益,增进社会诚信,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近年来一些证券投资基金公司、证券公司、商业银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的从业人员,利用因其职务便利知悉的内幕信息以外的其他与证券、期货交易有关的未公开的信息,如本单位受托管理的资金的运营情况,客户的交易信息等,违反规定从事相关交易活动,谋取非法利益或者转嫁风险。
这种被称为“老鼠仓”的行为,严重破坏金融管理秩序,损害广大公众投资者的利益,违背社会的诚信和资本市场的运行规则,社会危害性严重。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文章属性•【制定机关】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日期】2009.02.28•【文号】主席令第10号•【施行日期】2009.02.28•【效力等级】法律•【时效性】现行有效•【主题分类】刑法综合规定与解释正文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十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于2009年2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胡锦涛2009年2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2009年2月28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一、将刑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三款修改为:“走私珍稀植物及其制品等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其他货物、物品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二、将刑法第一百八十条第一款修改为:“证券、期货交易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员或者非法获取证券、期货交易内幕信息的人员,在涉及证券的发行,证券、期货交易或者其他对证券、期货交易价格有重大影响的信息尚未公开前,买入或者卖出该证券,或者从事与该内幕信息有关的期货交易,或者泄露该信息,或者明示、暗示他人从事上述交易活动,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
”增加一款作为第四款:“证券交易所、期货交易所、证券公司、期货经纪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商业银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的从业人员以及有关监管部门或者行业协会的工作人员,利用因职务便利获取的内幕信息以外的其他未公开的信息,违反规定,从事与该信息相关的证券、期货交易活动,或者明示、暗示他人从事相关交易活动,情节严重的,依照第一款的规定处罚。
”三、将刑法第二百零一条修改为:“纳税人采取欺骗、隐瞒手段进行虚假纳税申报或者不申报,逃避缴纳税款数额较大并且占应纳税额百分之十以上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数额巨大并且占应纳税额百分之三十以上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新 法 解 读法学杂志・2009年第4期《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解读Analysis About Cr im i n al Law Amend ment Act(The Seventh)Of The People’s Republi c Of Chi n a本刊编辑部 2009年2月28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以下简称《刑法修正案(七)》)。
《刑法修正案(七)》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既加大了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的力度,又充分保障了公民的合法权益,对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犯罪、经济犯罪、贪污贿赂犯罪以及其他刑事犯罪的立法内容进行了修改与完善,旗帜鲜明地维护社会秩序、保障公民人权,反映了时代的特征,体现了民众的要求。
该修正案的具体内容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新增了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罪名,完善了绑架罪的法定刑。
1.增加了出售或非法提供、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加大了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力度。
近年来,公民个人信息被非法泄露的情况时有发生,不仅扰乱了公民的生活安宁,而且威胁到了公民的人身、财产安全和个人隐私。
鉴于此种情况,《刑法修正案(七)》第7条规定,在《刑法》第253条后增加一条,作为第253条之一:“国家机关或者金融、电信、交通、教育、医疗等单位的工作人员,违反国家规定,将本单位在履行职责或者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出售或者非法提供给他人,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窃取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获取上述信息,情节严重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单位犯前两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各该款的规定处罚。
”该规定对于保障公民个人信息的安全,促进我国公民人权状况的改善具有重要的意义。
该条规定增加了两个罪名:一是出售或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二是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
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视角看《刑法修正案(七)》[摘要]《刑法修正案(七)》从公开征求意见到公布实施,不仅体现了平等、公开、超前等立法价值,而且也是我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长期司法实务中的结晶,是该刑事政策在立法上的具体化,一方面。
刑法修正案(七)将一些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纳入刑法的调整范围之内,即“入罪”;另一方面,对一些犯罪行为根据其社会危害性的轻重,予以减轻或者加重处罚,即“别罚”。
该修正案弥补了刑事政策高度原則性、概括性和笼统性的不足,更加有利于打击和预防刑事犯罪。
维护社会正义。
[关键词]刑法修正案;刑事政策;刑事立法我国第七个刑法修正案于2009年2月28日正式通过实施,此次刑法修正案的出台,一个显著特点是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对刑法修正案草案的意见,并补充修改后予以公布实施,充分体现了立法上的平等与民主原则。
此外,《刑法修正案(七)》之所以受到如此广泛的关注和好评,还在于在修正案通过实施之前,我国从预防犯罪、保卫社会、促进和谐的现实需要出发,提出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并得到了法律理论界、实务界及普通社会公众的理解和支持,为《刑法修正案(七)》的顺利通过和实施作了很好的铺垫,进而使刑法修正案的通过水到渠成。
因而,刑法修正案(七)的通过实施,不仅能够实现刑法打击犯罪,保护人民的作用。
而且使我国“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不仅对惩罚犯罪起到指导作用,而且具体化到刑事法律的具体规定之中,具有更强的可操作性,是刑事政策与时代发展需要的完美结合。
一、刑事政策与刑法修正案刑事政策的概念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费尔巴哈认为:“刑事政策是国家据以与犯罪作斗争的惩罚措施的总和。
”德国刑法学家李斯认为:“刑事政策是国家和社会据以与犯罪作斗争的原则的总和。
”我国也有学者主张:“我国的刑事政策是指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民主政权,为了预防犯罪,减少犯罪,以至消灭犯罪,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根据我国的国情和一定时期的形势,而制定的与犯罪进行有效斗争的指导方针和对策。
”刑事政策具有以下三个特征:1刑事政策的主体是国家,具体是指执政党、政府等国家机关;2刑事政策的目的是为了预防、控制犯罪以保障自由、保护秩序、实现正义;3刑事政策是同犯罪斗争的准则、战略、策略、原则、计划和措施等的总称,是一个系统体系真。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刑事政策是关于犯罪与刑罚问题的总的指导原则,具有高度概括性、抽象性和原则性的特点。
刑事政策不是定罪判刑直接适用的条文,但是对认定犯罪,适用刑罚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特定时期和特定内容的刑事政策,同时也是一国对待犯罪和刑罚问题的晴雨表,从中可以洞悉一国对待犯罪的基本态度。
我国刑法第一条就规定,刑法制定的根据,要结合我国同犯罪作斗争的具体经验和现实情况,毫无疑问,刑法的规定具有滞后性,而现实情况却是处于不停的变动之中,两者的矛盾需要通过具有原则性、抽象性和概括性的刑事政策来弥补,并在条件成熟时,依据刑事政策来修正法律,因而,刑事政策在司法实务中不断实践,为刑事法律的修正提供了必要的前提和素材,离开了刑事政策的指导,刑事立法可能会陷入歧途。
同时,刑事政策的概括性、原则性,使之不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在司法实践中难免会引起误解,甚至被滥用,造成司法中的混乱,因而,经过实践经验的刑事政策,时机成熟时要具体化到刑事法律规定之中,才能真正实现刑法的目的。
因而,刑事政策与刑事法律的修正,二者相互依存,相互补充,共同克服刑事成文法规定的不足,共同促进刑事法律的发展。
二、刑法修正案(七)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我国立法上的体现中国政法大学何秉松教授认为,我国刑事政策就其狭义而言,“即指我国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基本刑事政策。
”换句话说,即为“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罪刑相适应是刑法的一个基本原则,既不能失之于宽,纵容犯罪;也不能失之于严,刑罚严酷。
宽和严是相辅相成,不可偏废的,二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
陈兴良教授认为,宽严相济的“宽”是指宽大、宽缓、宽容,“严”是指严格、严厉、严肃,“济”是指救济、协调和结合。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刑事立法政策与刑事司法政策的统一,宽严相济之所以是刑事立法政策,是因为法律是刑事政策的条文化与个体化,在刑事立法中应当体现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从而为司法机关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提供法律根据。
当然,宽严相济不仅是刑事立法政策,更应当是刑事司法政策,不能认为弄清已经体现了宽严相济的政策精神,因而司法机关只要依法办案,不需要另行受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指导。
”因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同样也是立法、司法、执法中的“宽严相济”,刑法修正案(七)修正的很多内容,正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立法中的体现,一方面,刑法修正案(七)将一些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纳入刑法的调整范围之内,即“人罪”;另一方面,对一些犯罪行为根据其社会危害性的轻重,予以减轻或者加重处罚,即“别罚”。
(一)刑法修正案(七)的“人罪化”。
随着社会的发展,信息的发达。
个人权益保护范围的扩大,以及从预防犯罪、减少犯罪、防卫社会的实际需要出发,根据我国“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的要求,对一些行为进行“入罪化”,如(刑法修正案(七))的第一条、第二条、第四条、第五条、第七条、第八条、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三条的内容,一方面,对原来已经人罪的行为在范围上进行扩大,对有关的条文进行规范;另一方面,将原先没有纳入刑法调整的内容进行人罪,如组织、领导传销的行为,出售或者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非法侵入他人计算机信息系统及提供提供专门用于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的程序、工具的行为,组织未成年人进行盗窃、诈骗、抢夺、敲诈勒索等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的行为,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或者其他与该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的受贿行为等。
(二)刑法修正案(七)的“别罚化”。
根据“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精神,将某些犯罪的法定刑进行了调整,当宽则宽,当严则严,宽严有别,宽严有度。
1体现为“宽缓”的刑事政策精神。
如刑法修正案(七)第六条关于绑架罪的法定刑,从现实需要出发,将情节较轻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这样原来绑架罪的最低刑由十年降低至五年;第九条将非法侵入计算信息系统的行为,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而不是五年以上有有期徒刑,这样最高刑就由十五年有期徒刑降低为七的有期徒刑。
2体现为“严厉”的刑事政策精神。
如刑法修正案(七)第十二条,伪造、盗窃、买卖或者非法提供、使用武装部队车辆号牌等专用标志,悄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最高刑由三年提高到七年;第十四条关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法定刑,对于差额特别巨大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这样,该罪的最高刑由五年提高至十年。
总之,无论是“人罪”还是“别罚”,刑法修正案(七)所修正的内容,都遵循了我国长期以来实行的“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都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立法中的体现。
三、刑法修正案(七)是“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在司法实践中的结晶司法实务部门在长期的司法实践过程中,从实然的角度上看,不仅必须要根据“罪刑法定”的原则办理刑事案件,而且,要与特定时期党和国家的刑事政策相结合,如政法委及检察、公安等司法部门。
确定的以某一领域或某一类案件作为重点打击对象的政策等,为确保“平安建设”及“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效果,“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受到司法实务部门的严格执行,对于重点打击的领域和案件,“严”字当头,而非重点打击的领域和案件,当“宽”则宽。
虽然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取得积极的司法效果,但是,“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并不能解决一切的刑事司法问题,司法实务部门在执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过程中遇到了很多的困难和困惑,最终需要通过刑法的修正来解决,《刑法修正案(七)》正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司法实践中的总结。
(一)“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不能解决新型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犯罪行为的定罪问题。
刑事政策作为一种总体的指导原则,具有总体的概括性和相对的抽象性,并不能直接用来定罪和处罚,决定不了定什么罪及处什么刑的问题,刑事政策只能起到一种导向和影响作用,更像是一种定罪处罚的“情节”,因而,对一些新型的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的目的和要求是“要打击”,而不解决“如何打击”的问题。
后一问题留给了刑法的修正及司法实务部门来解决。
如对于“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的行为,只有以“非法经营罪”这一“口袋罪”的形式来处理,而对于组织未成年人进行盗窃、诈骗、抢夺、敲诈勒索等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的行为,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并进行非法活动的行为等,根据“罪刑法定”的原则不应定罪处罚,但这与刑事政策上需要打击的要求相矛盾,因而,寻求刑法的修正成为必然。
(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不能解决刑罚“过重”或“过轻”的问题。
“宽”或“严”都是刑法典规定刑罚范围内处罚幅宽问题,“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不能逾越刑法的规定,更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否则就会造成权力的擅断和对法治的破坏。
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犯罪趋向、预防犯罪的需要等,刑法典中的一些规定,即使按照“宽”的刑事政策,适用最低的刑罚仍显“过重”,或者按照”严”的刑事政策,适用最高的刑罚仍显“过轻”,这时,刑法的修正成为必要。
如《刑法修正案(七)》中对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最高刑期的提高,对于绑架罪最低刑期的降低等,都是司法实务部门在实际运用“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过程中,不能解决刑罚规定幅度不合理的问题而产生的现实需要。
因而,刑法修正案(七)从征求意见到正式通过实施,整个过程顺理成章,水到渠成,不仅契合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精神,而且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念相一致,得到了法律理论界、司法实务界及广大民众的支持与好评,其原因不仅在于刑法修正具有很强的现实需要,而且,司法实务部门经过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长期的实践,以及对其内涵的准确把握,为《刑法修正案(七)》的通过以及实施做好了必要的铺垫。
四、余论“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在指导刑事立法、司法以及执法的过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对《刑法修正案(七)》的作用不仅体现在立法上,而且在接下来的司法过程中,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仍然将发挥重要的作用,即虽然《刑法修正案(七)》是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指导下,并在司法实践经验的总结中颁布实施的,但刑法修正案颁布实施以后,仍然要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在司法实务中仍然要按照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的要求来定罪判刑。
随着打击与预防犯罪形势的不断发展,惩治犯罪重心的不断变化,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也会进行不断的调整,刑法规定的内容也将进行不断的修正,甚至包括目前在内的七个修正案的内容,也可能进行再修正,然而,就目前来看,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作为总的指导原则不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作出调整的是“宽”或者“严”的具体内容或者是“济”的具体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