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正义思想对比

中西方比较法———社会公平与正义西方正义思想1.古希腊正义思想如果诸多其他问题一样，西方关于正义问题的探讨也始于古希腊。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率先对公平正义展开讨论，奠定了公平正义在西方文化中的基础地位，为后人的探讨奠定了坚定的基础。

最早对社会正义做出完整的理论叙述的哲学家是柏拉图。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提出了正义的观点，并将正义总结为“每个人都有各自的智慧、自制和勇敢为国家做出最好的贡献，也就是做分内该做的事情而不干涉别人”。

对统治者来说，正义就是运用自己的智慧来为社会服务并且不计较私利。

对武士而言，正义就是就是发挥他们勇敢的天性。

对农夫，商人等劳动者而言，他们的正义就是要有节制。

他认为国家正义的实现是通过个人正义来实现的。

在柏拉图那里，个人正义就是能在智慧的统帅下，社会的各个组成部分协调一致，各司其职。

亚里士多德继承和发展了柏拉图的正义理论。

他从政治、经济和法律的不同角度来论述正义。

亚里士多德眼中的正义就是平等。

“既然不公正的人与不公正的事都是不平等的，在不平等与不平等之间就存在一个适度，这就是平等”。

亚里士多德第一次区分了正义的不同学科归属。

“公正是一切德性的总括”，作为品德的个人正义，属于伦理学的研究范畴；分配、法律的公正、正义则属于政治学的范畴。

亚里士多德将具体的公正分为两类，即分配（钱财、荣誉）上的公正，以及私人交易中起矫正作用的公正。

矫正作用的公正又分出于意愿的和违反意愿的、强迫的矫正。

在政治上，亚里士多德认为政治的公正是以法律的存在为前提的。

因为“法律的运作就是以对公正和不公正的区分为前提的”。

所以当人们出现纠纷的时候便需要法律的标准来判断怎么样才能达到公正、平等。

所以说依法办事才能得到公正。

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不同的地方在于，他明确的把“正义”纳入了利益分配和调节利益冲突的范畴。

2.近代西方正义思想随着社会历史的变迁，近代西方思想家在古希腊理论的基础上对正义进行了进一步的探讨。

出于方法视角的不同以及前提观念的不同，近代西方主要形成了两种公平正义观：一种是以洛克为代表的基于社会契约论的公平正义观，另一种则是以休谟、穆勒等人基于功利主义的公平正义观。

第1篇一、背景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中西文化之间的交流与碰撞日益频繁。

在法律领域，中西法律思想差异尤为显著。

本文以一起典型的案例，探讨中西法律思想的差异。

二、案例简介2018年，我国某城市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

甲驾驶一辆轿车与乙骑摩托车发生碰撞，导致乙受伤。

事故发生后，甲与乙就赔偿问题产生争议。

乙认为，甲应当承担全部赔偿责任，而甲则认为，自己已经尽到了注意义务，不应承担全部责任。

三、中西法律思想差异分析1. 法律责任观念差异在中国传统法律思想中，强调“责任自负”，即行为人应当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本案中，甲认为已尽到注意义务，不应承担全部责任，体现了这一观念。

而在西方法律思想中，强调“过错责任”，即行为人因过错造成他人损害，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乙主张甲承担全部赔偿责任，体现了这一观念。

2. 法律价值观念差异在中国传统法律思想中，强调“和谐”与“礼治”，追求社会关系的和谐稳定。

本案中，甲与乙的争议反映了双方对赔偿责任的分歧，但最终仍通过协商解决，体现了这一价值观念。

而在西方法律思想中，强调“公平”与“正义”，追求法律对个体权利的保障。

乙主张甲承担全部赔偿责任，体现了这一价值观念。

3. 法律适用差异在中国传统法律思想中，法律适用较为灵活，注重人情、习俗等因素。

本案中，甲与乙的争议可能受到当地习俗的影响，从而在赔偿金额上有所差异。

而在西方法律思想中，法律适用较为严格，以法律条文为准。

乙主张甲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可能基于具体的法律规定。

4. 法律意识差异在中国传统法律思想中，法律意识较为淡薄，人们普遍认为“法不责众”。

本案中，甲可能认为自己的行为并无过错，因此不愿承担全部责任。

而在西方法律思想中，法律意识较强，人们普遍认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乙主张甲承担全部赔偿责任，体现了这一法律意识。

四、案例启示1. 深化中西法律思想交流与融合通过本案，我们可以看到中西法律思想在责任观念、价值观念、适用差异和法律意识等方面的差异。

西方正义观与中国传统正义观的比较研究【摘要】正义是自古以来人类永恒的话题，也是伦理学研究与政治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不同的文明在对待正义问题上的价值观也是有所不同的，特别是西方正义观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正义观。

西方正义观总是与政治社会分不开，而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的正义观念突出表现在先秦时期，更多的是讲求一种人格修养。

对于中西方正义观念的异同之处的比较研究或多或少总能给我们带来一些新的思考与启示。

【关键词】东西方；正义；比较；罗尔斯；先秦正义又名公正，西方称为“justice”，中国传统文化中称“义”，一般在我们看来正义就是根据正确的善恶分辨来作出正确的行为。

复杂点来说就是：对政治、法律、道德等领域中的是非、善恶作出的肯定判断，一般来讲与公正同义。

正义是人类的美德品质与理想追求，它指引着人类在伦理与政治领域走向更深远。

不同的流派出于不同的研究目的对正义的定义也是五花八门，本文既然是研究中西正义观的比较，权衡利弊之后，给出一个适合本文研究的正义定义：正义是个人的修养外化成为调节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尺度，使之达到一种均衡合理的状态，正义是调整各种利益关系的尺度与标准。

也可以简单而言：“每个人得到应得部分”。

一、西方罗尔斯的正义理论罗尔斯的正义理论以洛克、卢梭和康德的社会契约论为基础论证西方民主社会的道德价值，反对传统的功利主义，认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主要美德，就像真理对思想体系那样：非正义的法律制度，不论如何有效，也应该加以改造和清除。

罗尔斯的正义思想具有强烈的平等观，正义所关注的是社会制度分配基本权利、义务以及分配利益的方式，这也就意味着正义问题实质上还是一个平等问题，“什么是正义？”罗尔斯反复强调“正义总是意味着平等”。

针对正义的对象，罗尔斯指出是社会的基本结构，即用来分配公民的基本权利与义务，划分由社会合作产生的利益和负担主要的制度。

罗尔斯讲述了两大正义原则：第一个是平等自由原则，每个人对所有人拥有的最广泛平等的基本自由体系相容的类似自由体系都应有一种平等的权利。

论中西方法制思想的差异一、引言“个人一旦成为群体的一员，他所作所为就不会再承担责任，这时每个人都会暴露出自己不受到的约束的一面。

群体追求和相信的从来不是什么真相和理性，而是盲从、残忍、偏执和狂热，只知道简单而极端的感情”这段文字摘选于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这本书是法国的社会学家古斯塔夫·勒庞的著作，正如这段文字所说，书中作者将自己的大众心理学的思想表达的淋漓尽致，除此之外，书中的一些观点对犯罪心理学也有一些涉及。

而法律的诞生就是为了让群体中的每一个人的行为得以受到约束，从而实现社会的公平和正义。

法律一直被当作用来维护国家统治的最有效的工具，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各国。

然而由于受到中西方历史和文化的差异，中西方的法律思想也存在很大的不同。

也正式因为这种法律思想上的不同造成了立法、法律条文以及法律施行效果方面的不同，以交通法为例，在中国的交通法律法规中都有着类似这样的规定：警车及其护卫的车队、消防车、工程救险车、救护车执行任务时，在确保安全的原则下，不受行驶速度、行驶路线、行驶方向和指挥灯信号的限制，其他车辆和行人必须让行，不准穿插或超越。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可以看见，救护车堵在路上导致病人死亡，消防车由于堵在路上而错过了最佳的救火时期，这类的新闻也是层出不穷，似乎在中国的马路上不避让救火车、救护车等现象已经成为了一种常态化，这也是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中所表达的大众心理学。

而想法在西方的某些国家中，在交通法规中明文的规定着遇见救火车或者救护车等应该如何避让，如果不避让会遭受什么样的处罚等，因此在这一国家中，避让紧急任务车辆似乎已经成为了一种习惯。

由此可见法律的思想不同导致的法律条文的不同，最终导致了法律实施效果上的差异。

二、中西方法律思想的差异1、中国传统法律以刑为核心，西方传统法律思想以权利为核心：传统的中国法制观念中以“刑”为核心和主要内容，因此古代的中国法律认为刑即法、刑即律，主要是由于封建社会的特殊性，统治者实行高压的政治统治，维护国家的统一。

第一个问题：自由值不值得如此大讲特讲，如此受到推崇？在西方，答案是毋庸置疑的。

西方民众对自由的推崇可能在我们很多人看来都是无法接受的，自由似乎已经成了一种信仰，成了一种终极价值。

有些人可以说是已经深陷自由的原教旨主义中了，以至于可以不要健康和生命也得要自由。

从他们参加集会、参加游行示威、拒绝戴口罩、反对社交距离等行为上都可以看出来。

这里确实有中西文化在对待自由方面的不同，在中国很少有人把自由放到如此重要的地位去谈。

但我们不能说中国人不讲自由，也不能认为一讲自由就是自由主义。

马克思主义最终追求的就是大多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自由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成部分。

有自由主义的自由，也有马克思主义的自由；有个人主义的自由，也有集体主义的自由。

关键不在于是否应该谈自由，而在于应该怎么谈自由。

我们不能看到西方媒体以自由和人权来批判中国，就反感谈自由，看到西方民众自由观的问题和缺陷，就批判西方自由的虚伪性和欺骗性。

我们不能放弃自由这一价值理念本身，应该思考何谓真正的自由、如何追求自由这样的问题，让自由理论获得更多人的认同，才能有助于推进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第二个问题：自由仅仅是个人的权利，还是应该包含责任和义务？西方民众所讲的自由实际上主要是指自由权，是个人自由的权利。

自由之所以深入人心，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它被当成属于每个人的、不被侵犯的纯粹的权利。

而主张自由最主要的针对对象就是政府权力，其最积极的价值就在于能够遏制政府权力对个人的侵犯和干涉。

在人类社会历史上，这种追求对于最终战胜君主制、特权制，对于保障个体权利不被随意剥夺，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在今天应该给予充分肯定。

但是，对个人自由权利的过度强调，也会带来一定的问题。

一方面，不利于社会的集体动员，不利于社会整体力量的发挥。

在新冠疫情中，民众会以妨碍个人自由权利的名义，导致抗疫举措大打折扣，难以落地。

另一方面，也可能导致一些人对他人、对社会不负责任，从心底里排斥一切规范规则。

中西方古代法律观念之比较法律看法是指介于感性和理性阶段之间的一种独有的法律意识反应阶段。

法律看法既包含人们对法律的零落的、有时的、感性的认识；也包含一些系统的、必定的、理性的认识。

不同时代和不同社会的人们的法律看法是不相同的，即便同一时代同一社会的人们，因为各自的社会经历、知识背景和价值取向等的不同，也会有不同的法律看法。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中国和西方对法律的见解和理解有着很大的差异性，进而各自形成了各自的法律看法。

一、中西方古代法律看法的差异表现（一）、法的本体：二元法与一元法古代西方持二元法律观，把法分为自然法和拟订法。

古代中国持一元法律观，把法律看作为拟订法，固然在历史上以前也有过自然法律看法，但不过稍纵即逝。

西方人以为自然是神圣不行入侵的，不单自然界存在着次序和规则，个人之间、社会之间、民族之间的关系也都存在着客观的次序和规则，这类次序和规则就叫做自然法。

自然法是由古希腊的斯多葛学派提出来的，其在西方法学理论中向来据有重要地位。

自然法从字面上看仿佛指的是一种法，但从实质上看它所指的并不是一种法，而是对法的一种基本见解或一种法律观。

在西方的法律历史发展中，自然法这类思想传统和意识形态却持久不衰，对整个西方的法律理论和法律制度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

而中国法律思想史上，为了保护专制统治，人们虽宣扬君权神授，但极罕有人把法归纳为神的理性等人类之上的东西。

西周期间以宗法制为中心的周礼法度在必定程度上摇动了神权思想，令人们从人类社会自己来思虑法律，而扔掉了法与自然力量和神灵的关系。

儒家的孔子与孟子基本上继承了周礼的原则，主张用礼来指导国家的政治法律活动，因此他们不会相信在产生于国家和社会的法律以外还会有其余的法存在。

法家主张成立强有力的中央集权，由专制君主拟订一致的法律在全国进行统治。

在他们看来，法自君出，更不会相信在人定法以外还有其余法的存在。

道家的老庄被以为是自然法思想的代表人，但在中国思想史上，占主导地位的是儒家和法家思想，所以从整体上说，在法的本体论上，中国传统文化持的是一元的法律观。

在中国和西方社会之间，哪个更加注重公正和平等？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中西方社会之间的联系和交流日益增加，因此，探讨在中国和西方社会之间哪个更加注重公正和平等也变得日益重要。

这个问题不仅关系到中西方各自的社会发展水平，也涉及到不同社会制度的比较和交流，探讨这个问题势必需要从多个方面展开。

下面，我们将从法律、政治、经济方面分别探讨在中国和西方社会哪个更加注重公正和平等。

一、法律方面1.在中国，法律制度更加注重公正和平等。

中国的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并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

而且，中国有关死刑的法律程序也非常严格，执行死刑的条件会分别进行判断。

具体来说，死刑在中国是一个极为严肃的问题，需要检察院的审查和报批、法庭对案情的认真审查，最后，国家主席会亲自批准，才能执行。

2.在西方社会，法律同样注重公正和平等。

但是，西方社会的法律制度更加注重个人权利保护，尤其是民事法律。

西方社会的民事法律涉及到个人与个人之间的矛盾，为了保护每个人的权利，需要更加严格地执行法律。

而且，西方社会的到法律程序更加公开透明，每个人都有权利根据程序来保护自己的权利和利益。

二、政治方面1.在中国，政治体制注重公正和平等。

在中国的政治体制中，工人阶级领导的地位得到了明确的确立，国家机构中包括了多个阶级和各个民族代表。

中国政治的公正性和平等性得到了保障。

2.在西方社会，政治体制同样注重公正和平等。

但是，西方社会更多地注重个体利益，更加强调个人的自由和权利。

因此，在政治方面，西方社会更加强调制度和流程的公正性和公平性。

每个人都有权利参与政治活动，争取自己的利益和权益。

三、经济方面1.在中国，经济制度注重公正和平等。

中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强调市场规律的作用，同时也非常注重社会公平和平等，通过税收、财政支持等手段，保证了弱势群体的生存和发展。

另外，中国也注重通过改革命来新发展经济，确保经济持续稳定的发展。

先秦时期中国与同期外国法律思想和制度构建上的异同立法产生迄今已有悠久的岁月，这一点从中外历史上所存的多如繁星的法律、法典中可窥一斑。

从公元前24世纪西亚的《萨麦法典》到玄武岩上《汉穆拉比法典》宣告的权威，从奴隶时期的“夏有乱政，而作吕刑”到封建王朝一直延续的体系庞大的成文法典，历史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法律宝库。

通过对法律宝库中立法的整体比较，我们可以发现中西方的立法观念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契合，从中我们也可以获取立法上的一些启示。

1、主流思想的具体体现——关于立法思想由于文化背景，生活习俗的差异，中西方的法治思想无疑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但如果从这些差异中寻找共性，我们就会发现历史的谐音——立法思想都是当时主流思想的具体体现。

在中国，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思想成为封建王朝的统治思想，以后的封建社会，立法依据封建正统儒家思想进行。

汉宣帝在地节四年下达诏令：“父子之亲，夫妻之道，天性也。

虽有患祸，犹蒙死而存之。

诚爱结于心，仁厚之至也，岂能违之哉？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

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孙，罪殊死”从中可以看出，该规定正是对儒家所提倡的家族道德的一种维护。

除此之外，儒家还有很多“精华”都在封建立法中得到体，作为中国封建立法缩影的《唐律》便是“一准乎礼”。

西方的情形何尝不是如此？希腊人的哲学，罗马人的务实精神，中世纪的神权观念，资产阶级革命时初的启蒙恩潮，以至当代西方种种有影响的学说，都指导或深刻地影响着当时的立法。

特别是风靡一时的启蒙主义思潮，对资产阶级如火如荼的革命运动和革命后建立的西方政治法律制度，担当了直接的思想指南角色。

如美国《独立宣言》、法国《人权宣言》以及后来的《法国民法典》，都是沐浴着启蒙思想产生的，这些法律和法律文件，通篇贯串着启蒙思想家的理论、学说、主张，其中许多条文都是直接来自启蒙思想家的经典性观点。

正如马克思在讲到《法国民法典》时所指出的：“法典并不起源于旧约全书，而是起源于伏尔奉、卢梭、孔多塞、米拉波、孟德斯坞的思想，起源于法国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