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笛著_成都街头文化_城市公共空_省略_与地方政治_1870_1930_张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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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民的绘卷——读《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林斯娴行人、轿子、推车将不甚宽敞的街道挤得水泄不通,各色人等,不一而足,喧闹之声不绝于耳。
拥挤的人群中还不时穿梭着小孩、鸡禽和猪豚,猛窜出来,吓得路人一怔。
女人们有的踮着小脚跨篮购物;也有的花枝招展,跺着高跟鞋,引来身后一片闲人的目光。
男人们则大多背着手,或提着鸟笼,不断穿梭于各大茶馆。
茶馆穿插在满街的酒肆、店铺、货摊、旅店之间,每间里都塞满了人,人们或喝茶、或谈天、还有站着给人扇风的乞丐和拉着胡琴吟唱的艺人……还未来得及放下手中《街头文化》一书,一副描绘着成都街头日常生活的画卷便已在眼前展开。
长这么大,我还从未见过哪本书能像《街头文化》这样,对某一事物的描述能做到如此详尽而又不失主次。
无论是街头之景还是街头之人,相信凡是曾出现在成都街头的,在此书中必都有详尽的记载。
论景,从城墙到街道,从店铺到地摊,其结构、布局、景观、特点,无不介绍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令我这个从未到过成都的人都能在胸中描画出这个城市的布局;论人,从走街串巷的小商小贩到把舞台摆上街头的民间艺人,从搔首弄姿的妓女到出卖力气的工匠苦力,不同的人,不同的处境,不同的思想,却能从这同一本书中深刻体会。
街头,在我眼中它曾经是如此普通,从未想到那年代久远的石板路,那熙熙攘攘的人群,那挤满了道路两侧的凉棚、幌子、旗子、招牌之间竟能藏得下那么多深刻的真实。
就在这些街道上,走过大清王朝的老秀才,走过举着青天白日满地红大旗的革命者,走过要打倒孔家店的年青学生,还走过端着枪杆四处趁火打劫的逃兵。
另一方面,文字作为一种抽象符号,绝难如同形象艺术那样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而《街头文化》一书,与其说是一本学术著作,我更愿意将它看作一副如同《清明上河图》般的长长绘卷,描绘了成都街头的老百姓们,各操各业,乱世之中努力活着,捍卫着属于他们的一方乐土。
1870-1930,记载着这个时代的文献多不胜数,政治、经济、历史、文化……覆盖着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
读王笛《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作者:吴承胜来源:《大东方》2016年第04期摘要:《茶馆》一书是王笛继《街头文化》之后又一研究公共生活的力作,同时也是微观史学和新文化史理论在中国史领域的一次实践。
本文希望通过对理论与方法的探讨,对本书作一简要的介绍,以期更多读者的关注。
关键词:茶馆;微观史;大众文化近年来,大众文化史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热点问题,在国内外学术界获得了广泛的关注。
澳门大学王笛教授的《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一书是该领域内的一部力作,该书一经出版,便受到了广泛的好评,于2010年被《南方都市报》评为十本“年鉴之书”之一。
《茶馆》一书既为我们再现了20世纪上半叶成都茶馆的面貌,也通过对茶馆这个微观世界的考察反映了近代中国这个大社会的变迁,实践了微观史学中以小见大的学术理念,对我国的社会文化史研究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一王笛早年就读四川大学,其时主要研究方向是中国现代化史,他1993年出版的《跨出封闭的世界》,正是这一研究视角的体现。
王笛赴美深造后,师从著名的城市史专家罗威廉教授,在美期间,王笛的学术理论与方法发生了重大转变。
其2003年出版的《街头文化》一书,便是这种影响的体现。
王笛自己也说道,“在美十年间,对照《跨出封闭的世界》,从《街头文化》和《茶馆》可以看出我学术兴趣、学术观念、学术方法的极大转变,如果说《跨出封闭的世界》是从精英的眼光去观察看社会的变化的话,那么后两本著作则是从下层民众的角度探索现代化对他们日常深活的影响。
”“茶馆”的问题意识是作者在研究成都的“街头文化”之后的一个逻辑发展,成都的茶馆是成都公共生活的重要载体,通过对茶馆的考察,能够为深入的理解成都的社会生活提供一个窗口。
然而,学者关于中国茶馆的研究还很不足,“到目前为止,可以说还没有任何关于中国茶馆历史系统的、深入的和全面的研究”,尤其对于像“茶馆在城市中的经济角色”“茶馆在何种程度上成为政治斗争的舞台”缺乏探讨。
试论王笛《袍哥》叙事中的面向与结构作者:冯师曜来源:《学习与科普》2019年第03期《袍哥:1940年代年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是一部微观历史著作,全书围绕着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学生沈宝媛在1945-1946年,以一个农村袍哥家庭为样本所作的社会学调查展开。
以雷明远为中心的袍哥面向是本书的重要内容,除此之外,作者还力图展示川西平原的风土、社会、组织、管理、经济、政治等等,以及作为个体与群体存在着的,由于事实和叙事而产生的不同面向的袍哥,是如何在1940年前后的川西平原范围内活动的,是如何建立起社会暴力与秩序的,并是如何以其参与政治的姿态对国家政权与民众发生影响的。
王笛在此书序言中提及完成本书的动力或动机之一在于微观历史在中国研究中还没有任何作品问世。
他分析原因有三:一是中国史学传统的方法论问题,因为过于讲究宏大叙事来追求研究的意义;二是资料的缺乏,中国并没有像欧洲宗教裁判所那样的系统资料,并由于战乱,关于地方社会和社会生活的资料非常之少;三是中国的史学传统注重国家、帝王和精英的记录,一般民众往往被忽略。
而对微观历史的关注这一学术专注的转向在《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一书中以初现端倪,在此书中王笛开始反思在《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中所运用的传统社会史学,即以精英的眼光来看待社会的发展变化,并开始思考“下层民众是否能够发声”以及叙事中“文化霸权”的问题,将重点从对社会的全面考察集中到对社会生活和社会文化,特别是大众文化的探索上。
在社会演变的分析上,王笛将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下层人民的反应以及他们与精英和国家政权间的动态关系。
而在接下来的著作《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中,对于地方文化与国家文化做了明显区分:前者是相对于国家权力的、中央集权的、模式统一的后者由于地理、生态、生活方式所形成的地域的一种文化现象,具有鲜明的独特性。
文化时空农家科技 73读《成都街头文化》有感史学理论之争——兼谈美国史学界对中国史学界“公共领域”讨论的回应阎丽珍(太原理工大学 山西太原 030024)摘 要:《成都街头文化》选择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中国的城市社会,即从公共空间的形成、运作和发展的角度,于是找出了城市文化变更之关键:城市文化是由各阶层特别是市民百姓所创造和促成的,而街头文化正是城市文化之最重要一部分。
这一颇具开拓性著作将更加激励城市史研究者在探讨近代城市化进程时,多将关注的目光投向城市下层群体。
关键词:成都街头文化;公共领域近日拜读了王笛先生所著《成都街头文化:城市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以下简称《成都街头文化》)感觉对自己作为一个中国近代社会史的初步研究者颇有一些指引和触动作用。
《成都街头文化》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于2003年出版。
该书以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的成都为研究对象。
全书共八章,第一章为“导言”,第八章为“结论”,其余第二章至第七章分为三大部分。
这三大部分基本反映了民众与公共空间、社会改良者以及地方政治三方面的主要关系。
王笛认为这些关系在1870年至1930年但每一部分都有其侧重点,第一部分主要在19世纪下半叶,第二部分着重在20世纪初新政改良时期,第三部分则把重心放在辛亥革命时期及民国初年。
第一部分考察民众与公共空间的关系,主要围绕着这一主题展开:街头不仅是人们丑常生活的主要场所,也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公共空间”。
在这个空间里,他们消遣、娱乐、编织私人关系网、组织社会团体等,从而形成了成都独特的街头文化,并成为城市文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其中第二章集中考察各种不同的公共空间:商业空间、日常生活空间以及庆典空间。
这一章还对十分重要的丑常生活空间茶馆进行了研究。
另外,还讨论了邻里组织及其影响。
作者在这里主要试图证明的是,在成都这个传统的城市社会中,市民在街头生活中享受着相当大的自主权,他们组织自己的公共生活,官方对市民的经济和社会活动很少直接于涉。
L99aI Syst em A n d Soci et y 筮筮覆露雹鏊。
竺竺!!望坐f叁型圭垒金再现古老成都街头生活的韵昧评王笛著《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张淑贤庞琳摘要《街头文化》是一部关于下层民众的历史。
作者拔开层层覆盖的历史尘埃,重现古老成都社会精英与下层民众为争夺生存空间而上演的斗争,重构了昔日街头生活场景,再现了成都韵味。
关键词街头文化城市文化史都城文化中图分类号:1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0)11.-244.0l文化是传承文明的载体,而城市文化是一个城市得以继承发展、魅力四射的源泉。
马敏教授在《让城市文化史研究更富活力》中阐述认为“治城市文化史颇有点类似于拍电影,只有沉潜下去,深入进去,能闻其味、听其声、观其形、摄其魂,简言之,找到感觉了,才能真正将城市文化史写活。
城市是有味的,这种昧,既是一种气味,更是一种韵味。
”。
王笛新著《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问、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便是一部城市文化史的代表作,是在现古老成都生活韵味的一部力作。
本书主要是描写中国传统城市成都,以生活的一个侧面来重构已然消失的传统成都的文化韵味。
成都这~承载几千年古老文化的都市名城,从古代的天府之国,到如今的现代化都市,几经风雨的洗涮,沉浸了数载的文化韵味虽然正在渐渐的逝去,但是依稀寻着丝缕的历史印记,仍然可以闻到昨日薛涛井飘出的淡淡茶香味,踏着苔痕迹迹的青石板路,可以悠然聆听到那韵昧十足的二胡声,悠扬的琴声划过时空,记录下古老都城文化传承的灿烂与辉煌。
街头文化,顾名思义,是以街头作为生活的场景,建构文化的内涵,街头是社会的缩影,也是城市最活跃的部分。
《街头文化》的时间跨度经历了清王朝的崩溃,民国的建立、军阀割据的混乱到国民党完成形式上的统一,半个多世纪的政治变迁和社会改革。
在外部环境发生巨大变化时,而作为腹地城市的成都也很难避免其影响。
评王笛的《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于丁坤【摘要】王笛先生所著的《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一书,通过考察民众与公共空间的关系、城市改革运动对下层民众的影响和街头政治化等方面,展示了以街头为舞台的成都街头文化在各种政治、社会力量冲击和在利益矛盾冲突下的发展、变迁及转化过程.该书研究方法创新之处,主要在于史料的选录与解读、自下而上的创新视角和崭新的"叙事"写作手法.作者在以上三点为后人开启了新的研究方法与研究路径,值得我们探讨与深思.【期刊名称】《沧州师范学院学报》【年(卷),期】2017(033)003【总页数】4页(P67-70)【关键词】王笛;街头文化;大众文化【作者】于丁坤【作者单位】河北大学历史学院 ,河北保定 071002【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C912.81王笛先生所著的《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下文简称《街头文化》),是一部生动描述成都下层民众日常生活的历史画卷。
作者采用微观史学的方法,自下而上地对清末民初成都下层民众与社会精英以及地方政治力量三方,在街头这一公共空间所进行的博弈进行了细致的描写,用富有文学性的话语描绘了整个街头的日常生活、大众文化的特征和魅力,刻画出一副副鲜活的历史面孔。
《街头文化》一书展示了以街头为舞台的成都街头文化在各种政治、社会力量冲击和在利益矛盾冲突下的发展、变迁及转化过程,尤其是国家力量、社会精英、下层民众三者之间在大众文化上的合作、斗争和反抗的关系,从而揭示大众文化在20世纪初存在、发展和变化的状况。
正如罗朝晖、王先明所说的:“从街头文化和下层民众的公共生活中揭示出充满各种诉求的利益阶层与地方政治之间互动的复杂性与不可预期性。
”[1](P424)《街头文化》共八章,作者将其分为“下层民众与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社会改良”“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三部分。
微观史与中国研究《街头文化》的史学启示作者:岳丽来源:《丝绸之路》2016年第08期[摘要]王笛的《街头文化减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1870-1930)》以1870年至1930年成都的街头文化为中心,重点研究了经历改革、革命和军阀混战后,发生巨变的城市中公共空间的重构和人民大众公共生活的变化。
首先,作者将研究视角从以往史学家所重视的宏观转向微观;其次,研究过程中也不仅仅局限于对地方志、档案资料的运用,而是运用了大量的文学资料、口述资料以及视觉资料;最后,作者由以往的写作手法由宏观叙事转向日常取向。
该研究为今后的史学研究提供了范例。
[关键词]王笛:街头文化;微观史[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6)8-0027-02王笛《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1870—1930》(后文简称《街头文化》)以1870-1930年成都的“街头文化”为中心,重点研究了经历改革、革命和军阀混战后,发生巨变的城市中公共空间的重构和人民大众公共生活的变化,在研究中作者十分关注街头文化的连续性及其与精英文化的相互作用。
以往,西方史学界关于中国的研究的焦点主要集中在精英活动和精英思想对政治的影响,忽略了大众文化和地方政治之间的关系,本书将焦点放在精英和大众、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的对抗上。
《街头文化》的研究填补了这一方面研究的缺失,为以后的史学研究提供了范例。
一、视角:由宏观到微观《街头文化》不同于以往的史学研究著作以宏观角度来进行研究,而是用微观史角度集中探讨社会生活和社会文化,特别是大众文化。
1870-1930年,在经历了改良、革命和军阀混战之后,中国城市发生了巨变,包括“城市公共空间的重建,人们公共角色的重塑,民众、精英和国家关系的重新定义等”,而“公共空间和公共生活是地方文化的最好展示”,并且“在城市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作者将考察的空间变为一个个具体的微观世界,如茶馆、戏院、公园等,并对这些公共空间进行了具体刻画。
红油辣子盖不住的四川——王笛与他的10本书顺时针研习历史,逆时针解毒世界微信公众号:历史研习社原创-NO.1131作者:一颗坚定的墙头草审核:任逸飞编排:小南四川,天府之国,山水奇伟。
人们似乎熟悉了舌尖上的中国里对于四川的印象,那个飘荡着红油奇香的地方,那个美女如云的地方,那个似乎只有“安逸”“巴适”的地方。
2018年,有个人站上了聚光灯下,讲述起了“袍哥”的故事,有些人听得热泪盈眶。
家中的长辈原来就是袍哥,这个建国后被强力铲除的群体,有一天竟能重新被人记起。
2018年,是王笛“火起来”的一年。
他的新著《袍哥》中文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入选新周刊“十大非虚构类好书”,获赞无数。
许多人才发现,原来天府之国不止是吃喝玩乐的悠闲,那一座座青山,一条条江水,一声声号子外,还有巴蜀人家不为人知的辛酸往事。
王笛,就是那个讲述平凡川蜀人家故事的学者。
▲王笛先生近照中国微观史与新文化史代表人物、籍贯四川——这是大众对他的两重“认证”,也是贯穿于他每一部作品的核心话语特征。
这两个个人标签从1991年开始,在他此后二十年的学术旅程中逐渐成型。
这一年王笛赴美。
在进行了更为系统的学习与学术训练后,他对微观史与新文化史有了更成熟、更深刻的认识。
故而他说,希望自己的研究“可以把读者带入城市的内部,提供一个在'显微镜'下观察城市社会的机器会,从而以一个新的角度观察中国城市及其日常文化。
'同时,于他而言,1991年意味的不仅是一段学术旅程的开启,更是思乡情结在此后异地生活中的弥漫——“当我生活在成都的时候,对她的文化的感受并没有那么强烈;但当离开她的时候,当生活在一个与自己文化完全不同的社会时,记忆和感情的闸门好像才猛然打开了。
”无论是从宏观上对四川的考察,还是微观上以茶馆、袍哥为中心的研究,他的几乎每一部作品都离不开四川元素。
而就学术成果而言,在已出版的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王笛老师的研究逻辑——研究对象的不断细化、研究视角的不断下放。
日常生活与城市味道的历史建构摘要:《消失的古城:清末民初成都的日常生活记忆》是王笛先生书写的一部关于清末民初成都日常生活史的作品。
该书力图用通俗的语言、生动的历史叙事勾勒出清末民初的成都印象。
该书运用以诗证史的写法,通过“他者”的视角透视历史,利用中西之间文化与思想的对照、多学科的交融等方式展示了清末民初成都的历史和日常生活。
作者集中表现了城市精英阶层与下层人民的矛盾与对立,突出对城市现代化的历史反思,是研究城市史、新文化史、日常生活史和微观史学的一部佳作。
关键词:王笛;清末民初;成都;古城中图分类号:K25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0438(2023)06-0158-03(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天津300387)《消失的古城:清末民初成都的日常生活记忆》(以下简称之为《消失的古城》)是王笛先生书写的一部关于清末民初成都日常生活史的作品。
此书以清末民初的成都老城为研究对象,用独特的历史书写勾勒出清末民初的成都印象,非常明显地展示了王笛先生的研究特色与风格。
王笛先生展示的古城日常生活记忆,运用了大量的史料进行充分论证,利用合理的历史叙事进行表达,选择展现的人物和题材典型丰富,蕴含着对城市现代化的反思,集中展示了城市精英阶层与下层民众之间的矛盾等等,这些都是王笛先生这本书的创作特色,也是引起历史读者共鸣的重要原因。
此外,用王笛先生的说法“这是学术研究通俗化的尝试”,无论是书中表达的核心观点抑或是研究主体,都为研究城市史、新文化史、日常生活史和微观史学提供了一定的借鉴与参考。
一、日常生活记忆的史料运用《消失的古城:清末民初成都的日常生活记忆》提供了民众日常生活的诸多细节,讲述了城市从传统生活进入现代的故事。
关于这本书的史料,可用文字史料和视觉史料两个维度来阐释。
在文字史料中,作者引用大量的报纸、县志、档案、人物传记、日文资料、英文资料、竹枝词、游记等,在资料搜集上可谓翔实。
书中作者多次引用《成都通览》,这既是精英阶层或改良阶层眼中的成都日常生活,也是作者代表“失语”的民众与精英阶层的一次对话。
《读书》首发晋军:大众何谓?公共何为?“编者按.王笛关于成都的一系列“大众历史读物”,如《消失的古城》和《那间街角的茶铺》等,近年广受读者关注。
其中两个关键论题即为“大众文化”与“公共空间”,王笛在传统与现代议题上的立场也源出于此。
王笛认为,现代转型改变了中国传统城市下层民众对街头公共生活的“自治”安排,因此,大众不再是转型的内在动力,而是现代化的受损者。
晋军指出,王笛的分析虽然未必能够支撑传统城市的自治图景,但仍然构成了对宏大历史叙事的抵抗。
大众何谓?公共何为?——王笛成都研究漫议文 | 晋军(《读书》2022年12期新刊)澳门大学历史系教授王笛近年出版了多本关于成都的“大众历史读物”,如《消失的古城》和《那间街角的茶铺》。
王笛在两书的“后记”中明言:要“把学术研究转化为大众阅读”。
但从某大众书评网站的评论来看,这两本书引起了一些读者的不解,诸如其中对消失时空的“怀旧和惆怅”以及对现代转型的“忧虑和悲观”。
王笛的大众化尝试,多少与“大众文化”及“公共空间”这两个其学术研究的关键论题有关,而其在传统与现代议题上的立场也源出于此。
王笛最早是在其第二本专著《街头文化:成都的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以下简称《街头文化》)中展开对大众文化及公共空间的讨论的。
而且,王笛之后的研究也多涉及对此书的扩展。
因此,本文将主要梳理《街头文化》一书对大众文化及公共空间的讨论,探讨其对大众和公共在中国现代转型中位置的看法。
《街头文化》英文版封面在二〇〇五年为《街头文化》撰写的“中文版自序”中,王笛明确指出:这本书反映了其“学术兴趣、学术观念和学术方法极大的转变”。
王笛八十年代在四川大学历史系就读、任教时,完成了其“对以清代四川为中心的长江上游的系统研究”的第一本专著《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以下简称《跨出封闭的世界》)。
二〇〇六年王笛在此书的“再版前言”中坦陈:受当时国内流行的现代化理论的影响,他“把传统的丧失和现代因素的出现都视为社会进步的必然结果,并给予这种发展积极评价”。
专访王笛:我在历史之中吃闲茶《那间街角的茶铺》是历史学家王笛的新作,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于2021年10月出版。
在此,我们刊发本书的责任编辑李磊对王笛教授的访谈。
本篇访谈的部分内容以《王笛访谈:我在霍普金斯大学图书馆读了一年的缩微胶卷》为题,发于人民文学出版社公众号(2021年10月28日)。
此处是全文,由作者授权学人scholar发布。
——题记同情下层,站在弱者的一边李磊:王老师好,您的新作《那间街角的茶铺》2021年10月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
作为读者和本书的责任编辑,我想对您进行一次访谈,以让大家了解这本书的创作方法、逻辑、理念和故事,并且让文学界的读者更多地了解您的学术创作的历程。
您的《街头文化》《茶馆》和《袍哥》的影响力,不仅仅在历史学界,社会学、人类学、传播学、城市研究、文化研究等领域的学者和学生,也都在读您的书。
《袍哥》2018年获得首届“吕梁文学奖”之后,您的名字也为文学界所熟知。
我在“知乎”上看到《北大清华学霸都在看什么书?2020最新前十书单出炉》一文,根据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借书记录,您的《街头文化》名列第一。
我从网上的信息了解到,《茶馆》也是国内大学师生经常研讨的经典性文本。
由于上述这些著作的影响力,国内学界认为您是新文化史和微观史的代表性学者。
2021年中文版《奶酪与蛆虫》出版后,第一时间我在《新京报·书评周刊》上读到了您的书评。
文学界对新文化史和微观史这些概念还比较生疏,您能结合《奶酪与蛆虫》《屠猫记》等微观史的代表作,展开讲述一下新文化史和微观史的具体研究内容和异同吗?王笛:文化史的研究经过了好几个阶段。
新文化史差不多是1970年代兴起的。
为什么叫新文化史?就是针对1970年代以前的文化史的研究。
1970年代以前文化史的研究,着重的是古典的文化,上层文化、精英文化、宫廷文化、宗教文化,比如说研究米开朗基罗,他的雕塑、他的油画。
那时也有很经典的著作,比如雅各布·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
《显微镜下的成都》概说关于作者王笛,出生于四川成都,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博士,历史学家。
曾担任美国得克萨斯A&M大学历史系教授,现为澳门大学杰出教授、历史系主任。
主要关注中国社会史、城市史、新文化史、日常生活史和微观历史的研究,成果丰硕,著有《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茶馆:成都公共生活的衰落与复兴(1950—2000)》《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等。
相关作品荣获美国城市史研究学会最佳著作奖、吕梁文学奖等多个图书奖。
关于本书本书是著名历史学家、中国微观史研究代表人物王笛教授30年作品精粹。
全书以四川地区四个特殊的历史/文化现象街头、茶馆、袍哥、麻将作为具体个案,将目光投注在小贩、茶客、堂倌、瓮子匠、普通市民等小人物的身上,通过档案、口述史、地方志、小说、竹枝词、调查、新闻报道、图片等多种资料,还原了四川,尤其是成都地区的日常生活记忆,细致入微地绘制了一幅中国腹地大众公共生活的生动画卷。
通过这种有情的叙事史,人们得以真正深入不同于沿海、华中等城市的“另一个中国”,发现普通民众充满活力的生活世界及其顽强的文化延续性。
核心内容解读会分成三个部分:第一,成都的茶馆文化是怎么形成的?第二,在咖啡馆和酒吧占领其他大城市的今天,茶馆凭借什么稳居成都的龙头老大?第三,袍哥会的行事作风,又对今天的成都人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前言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
今天为你解读的这本书是《显微镜下的成都》。
成都是古蜀文明的发祥地;汉朝,它就是全国五大都会之一;到了唐朝,要论全国经济最发达的城市,扬州排名第一,成都排名第二,都超过了当时的首都长安;今天,成都依然是重要的经济中心,GDP 指数名列全国前十。
但是,提起成都,我们脑海中想到的第一次词很可能不是发达,而是闲适。
国外新书评介
王笛著 成都街头文化:城市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
地方政治,1870 1930
Di Wang,S treet Culture in Chengdu:Public Sp ace,Ur ban Com moners,and Local Politics, 1870 1930.
Stanford:Stanford U niversity Press,2003,355pp.
张 信
王笛所著 成都街头文化:城市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 1930 (以下简称 成都街头文化 ),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于2003年出版。
该书以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的成都为研究对象。
全书共八章,第一章为 导言 ,第八章为 结论 ,其余第二章至第七章分为三大部分。
这三大部分基本反映了民众与公共空间、社会改良者以及地方政治三方面的主要关系。
王笛认为这些关系在1870年至1930年间不断地发生着变化,相互制约和影响,因此这三者也经常重叠。
虽然这三个部分并未严格按照时间顺序展开,但每一部分都有其侧重,第一部分主要在19世纪下半叶,第二部分着重在20世纪初改良时期,第三部分则把重心放在辛亥革命时期及民国初年。
第一部分考察民众与公共空间的关系,主要围绕着这一主题展开:街头不仅是人们日常生活的主要场所,也是他们赖以生存的 公共空间 。
在这个空间里,他们消遣、娱乐、编织私人关系网、组织社会团体等,从而形成了成都独特的街头文化,并成为城市文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其中第二章集中考察各种不同的公共空间:商业空间、日常生活空间以及庆典空间。
这一章还对十分重要的日常生活空间茶馆进行了研究。
另外,还讨论了邻里组织及其影响。
作者在这里主要试图证明的是,在成都这个传统的城市社会中,市民在街头生活中享受着相当大的自主权,他们组织自己的公共生活,官方对市民的经济和社会活动很少直接干涉。
第三章把主题从空间转移到民众,考察了由各种社会集团 特别是下层民众 组织的各种社会活动,指出,普通民众比其他阶层更多地利用公共空间作为谋生和娱乐场所,并创造了表达地方传统的街头文化。
20世纪初的改革运动深刻地改变了成都公共空间、街头生活和街头文化,这是该书第二部分所要揭示的问题,并以此观察这个过程中民众与社会改良者的关系。
第四章描述了受西方影响的精英,由于对下层民众的公共行为不满,试图用创造新的公共空间和娱乐活动 包括展览会和公园等 来重塑地方社区,因而改变了城市的空间景观。
作者在这一章中力图证明的是,在20世纪初由国家发起和精英支持的新政活动中,城市面貌以及民众与公共空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
第五章研究了警察控制的出现和发展及其政策。
在成都历史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从交通、公共聚集,到卫生、防火 第一次受到规章的限制。
这一章还考察了警察怎样控制流氓、街头小贩和赌博活动等。
作者得出结论:20世纪20年代的成都已经由一个自治的城市,转变为一个警察控制和社会生活受到密切监视的城市。
第三部分所着重揭示的是各种政治及社会力量对街头这一公共空间的争夺。
这些力量包括以社会改革者面目出现的城市精英、互相争权夺利的军阀以及广大民众。
于是,成都的街头出现了各种情形,比如,当城市精英实施改革时,人们消极对抗;当革命来临时,民众走向街头显示其政治力量;当军阀控制成都时,老百姓又指望城市精英引导他们阻止军阀势力的蔓延,而在邻里之间和街头巷尾又同时存在着民众之间的各种利益争斗。
成都的街头文化就存在于这种既融合又纷争的相互矛盾的表象中。
第六章所强调的是国家、城市精英和一般民众之间在利用街头这一 公共空间 上利益相抵,于是出现了国家与精英、精英与民众、国家与民众、甚至民众之间的竞争。
第七章所阐述的是,成都的街头如何在清政府被推翻后和军阀统治的前期,随着全国政治气候的改变而成为包括广大民众在内的各种社会力量,表达政治要求和民族情绪的场所。
全书的结论是,成都的文化即其以街头为主的 公共空间 在各种政治和社会力量的冲击下,和在其外部甚至其内部的各种利益的矛盾作用下,彻底转变为一种新型的并且是该城市所特有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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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街头文化 一书的出版从各种意义上来看都是对前几年美国学术界关于中国 公共领域 之讨论的突破。
众所周知,自从罗威廉在他第二部关于汉口的书中着重提出了中国 公共领域 之存在和特征的见解后,西方出现了关于中国 公共领域 的讨论热潮。
黄宗智、魏斐德等学者对罗等人的观点提出了质疑。
黄宗智认为将中国发展史和西欧国家相比,其目的是按图索骥,用西方的历史硬套中国历史。
这种强调中国存在 公共领域 的做法反映了一种历史目的论的史学观。
而在这种史学观下,人们往往认为资本主义发展必然会导致现
代化。
魏斐德则认为,罗威廉和玛丽 兰钦都没有成功地提出足够的事实来证明中国确实存在过哈贝马斯所界定的 公共领域 。
同时,黄宗智提出了 第三领域 的概念,认为中国所存在的是一界于社会和国家领域之间并由两者都介入的第三领域。
其实,关于 公共领域 的讨论只是美国关于中国历史及史学方法讨论的一部分。
自从保罗 柯文1984年出版 在中国发现历史 (Discov er ing H istory in China )一书以来,史学界就已开始讨论什么是真正以中国为中心的历史学,什么是科学和可行的比较方法,以及如何看待中国所特有的历史等一系列重大问题。
关于中国历史学方法论的探讨关系到美国甚至整个西方中国学的方向。
由于西方中国学的基础是西方的语言和概念,两者的产生都以西方的经历为参照,因此,从一开始西方的中国学就受到了西方理念的约束。
成都街头文化 是在这场关于 公共领域 的讨论中成书的。
作者在构思过程中一再考虑了有关这方面的问题,最终选择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中国的城市社会,即从公共空间的形成、运作和发展的角度,于是找出了城市文化变更之关键:城市文化是由各阶层特别是市民百姓所创造和促成的,而街头文化正是城市文化之最重要一部分。
从这一点上来说, 成都街头文化 是对 公共领域 的一种修正,而这一修正将人们的着眼点移到市民阶层上来了。
笔者认为,这是该书的最大贡献。
成都街头文化 一书在选题上也有不少新意。
其一,当大部分关于城市研究的著作将着眼点放在沿海城市特别是上海时,该书所研究的是内陆城市 成都。
由于成都是腹地人口最多的城市,而且受西方的影响较小,在很大程度上更能反映中国城市的真面貌。
目前,西方研究中国城市的潮流已开始朝研究中小城市和内陆城市转变。
以往对沿海大城市的偏爱已渐渐成为过去。
该书的出版也正代表了这一潮流的到来。
其二,以往许多论著所关心的是以城市精英为主的文化,该书所关心的是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之结合。
这种结合不仅在精英为了改变公共空间所做的努力中展现出来,更在下层民众对精英的努力的抵制和不合作中得到体现。
因此,城市文化本身就是两者结合的结果。
而作者的贡献在于能找出两者的结合点:街头;并将其这作为研究的重点。
第三,该书力求表现的是城市文化动态而非静止的状态。
作者力图对城市精英改变街头文化的努力进行追踪分析,从而发现,这些努力并没有完全改变民众的生活,只是改变了街头文化的表象。
于是,作者便抓住了问题的表象和实质这一辩证关系。
从这几点上看, 成都街头文化 一书是有自己的独创性的,正如普林斯顿大学林培瑞(Perry Link)教授所指出的: 王笛把社会科学研究的敏锐眼光与对大众文化的幽默生动地描写结合在一起,勾画了晚清和民国初年街头生活的广阔画卷。
188 历 史 研 究2004年第2期
关于这方面的讨论,请见拙作的前言部分,Xin Zhang,S ocial T ransf or mation in M oder n China :T he S tate and Local
Elite s in Henan ,1900 1937.Cam bridge M odern China S eries.Cambridge,UK New York:Cambridge U niversity Pres s ,2000。
Ph i lip H uang, Public Sphere / Civil Society in China?T he Third Realm betw een State and Society.M oder n China ,
19,no.2(1993).
Frederic Wakem an,The Civil Society and Public Sphere Debate:W estern Reflections on Chinese Political Culture.M oder n China ,19,no.2(1993).
Ph i lip H uang, Public Sphere / Civil Society in China?T he Third Realm betw een State and Society.M oder n China ,19,no.2(1993).
关于这方面的详细讨论,见Xin Zhang,M odernization T heory,Public Sphere Debate and W estern Dilemma i n Studying China.Chinese H istorians ,X,no.17(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