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的交易———《雅尔塔秘密协定》的分析乔丽萍（山西大同大学文史学院，山西大同０３７００９）摘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苏、美、英三国首脑在雅尔塔缔结了《雅尔塔秘密协定》。
本文通过对这个秘密协定的签订及其内容的分析，揭示出苏、美两个大国为了其自身的利益和不可告人的目的，背着反法西斯盟国的四强之一的中国，以牺牲中国的主权和领土为代价，进行了一场秘密交易。
这是大国主宰世界的产物，是它们利用霸权对盟国主权进行的一次掠夺。
关键词：雅尔塔秘密协定；交易；分析中图分类号：Ｋ１５２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０８８２（２００７）０２－００４３－０４收稿日期：２００７－０３－２０作者简介：乔丽萍（１９６５－），女，山西大同人，教授，研究方向：世界近现代史。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世界人民抗击德、日、意法西斯侵略势力的历史性伟大斗争。
在这场战争中，中国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作为反法西斯同盟的四强之一，对取得战争的最后胜利，特别是为战胜日本法西斯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１９４５年２月４日至１１日，反法西斯同盟的四巨头中的三巨头———美、英、苏三国首脑在苏联的克里米亚斗半岛举行了雅尔塔会议。
这次会议除了对处理德国、波兰、联合国否决权等问题做出重要决定外，罗斯福为了争取苏美军事合作，加速击溃日本侵略者，背着中国，以牺牲中国的主权和领土为代价，与苏联进行了一场秘密交易，签订了《雅尔塔秘密协定》。
从这个秘密协定的签订及其内容来分析，可以看出其实质是大国之间为了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进行的一场罪恶交易。
一苏联对日本的宣战，是履行苏、美、英三国在雅尔塔会议通过的雅尔塔秘密协定的结果，而这个协定的签订，对苏联来说，是谋求在远东扩张领土和势力范围。
关于苏联参加对日作战问题，早在１９４３年１０月，斯大林对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美、苏、英三国外长会议的赫尔等表明，对德战争结束后，苏联有对日参战的意思。
在１９４３年１１月２８日的德黑兰会议上，斯大林向会议保证，在取得对德战争的胜利，苏联远东军事力量得到必要的增援后，苏军将参加对日战争。
１９４４年１０月，丘吉尔和艾登到达莫斯科。
当时，在太平洋战场上，美军已经发动了收复菲律宾的战役。
在欧洲战场上，苏军的反攻已经进入东南欧。
西线美、英、法盟军已经向德国边境进攻。
１０月１４日，在莫斯科的美国军事代表团团长迪恩将军在英国的赞同下，要求斯大林就德黑兰会议对日作战的承诺做出具体安排，并提出如下一些问题：在对德战争结束后，苏联需要多少时间才能准备好对日作战；西伯利亚大铁路有多少运输能力可以用来供应在西伯利亚东部的蒙古空军部队。
１９４４年１０月１５日晚上，斯大林对上述问题答复说，在欧战结束后需要三个月的准备才能在远东发动对日战争，这项任务需要６０个师的兵力，由于西伯利亚大铁路无法满足供应部队所需物资的运输能力，所以苏军的对日进攻将取决于美国能否在签订的四号议定书所要求的物种数量之外再赠送补给品，并预先在西伯利亚东部建立一个补给站。
美国必须从海上运来物资，同盟国必须同意苏联对库页岛和满洲等地提出的领土和其他要求。
１０月１７日，迪恩承诺在１９４５年６月３０日以前，为６０个师提供两个月的给养，总数额超过１００万吨。
这是美国向苏联提供的对德作战物资之外的数额。
斯大第２１卷第２期２００７年１０月Ｖｏｌ．２１ＮＯ．２Ｏｃｔ．２００７山西大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ｈａｎｘｉＤａｔｏ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林还向迪恩扼要地谈了苏军对日作战的初步计划，并接受了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起草的关于苏军作战任务的规定。
但事后，协商的这些措施未能顺利进行。
１９４４年１２月１４日，斯大林在同美国大使哈里曼会谈时，提出了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条件。
于是在雅尔塔会议期间，莫洛托夫向美方代表递交了一份“斯大林元帅关于参加对日作战政治条件草案”，经斯大林与罗斯福修改后就成为秘密协定的文本。
１９４５年２月１１日，罗斯福、斯大林和丘吉尔签署了《雅尔塔秘密协定》，其主要内容是：苏、美、英三大国领袖同意，在德国投降及欧洲战争结束后２个月或３个月内，苏联将参加同盟国方面对日作战，其条件是：１、维持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现状；２、恢复１９０４年日本背信弃义的进攻所破坏的原属俄国的各项权利，即将库页岛南部及其全部毗连岛屿归还苏联；大连商港国际化，并保证苏联在这个港口的优惠权益，恢复租借旅顺港为海军基地；设立中苏合营公司，对通往大连的中东铁路及南满铁路进行共管，并保证苏联的优惠权益，而中国保持在满洲的全部主权；３、千岛群岛交给苏联。
经谅解，有关外蒙古及上述港口铁路的协定，尚需征得蒋介石委员长的同意。
根据斯大林元帅的建议，美国总统将采取步骤，以取得该项同意。
三大国首脑同意，苏联的这些要求须在日本被击溃后毫无问题地予以实现。
苏联方面表示准备和中国国民政府签订一项苏中友好同盟协定，俾以其武力协助中国达成自日本枷锁下解放中国之目的。
［１］苏联提出的种种侵犯中国主权的要求，客观上构成了《雅尔塔秘密协定》的基础。
就是这样一个事关中国领土主权完整的秘密协议，在签订之后却一直向中国保密，直到１９４５年６月１４日，美国总统杜鲁门才指令美国驻华大使将协定的内容通知中国方面，以既成事实迫使中国接受。
随后，蒋介石派宋子文代表中国政府两次去莫斯科谈判，但一直进展缓慢，直到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４日才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这是《雅尔塔秘密协定》中涉及中国条款的合法化，也是苏联对日作战后从中国获取部分权益的法律形式。
毫无疑问，这项协定完全无视中国的主权，抹杀了中国人民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巨大贡献，是对反法西斯同盟国家———中国神圣主权的直接侵犯，是美、苏、英三国为了自身的利益牺牲别国的非法产物，是大国强权政治的恶劣表现。
二《雅尔塔秘密协定》是美国和苏联为了各自的利益，无视中国的主权，用中国的领土主权作为筹码进行的一场秘密交易。
《雅尔塔秘密协定》的签订，对美国来说，是用中国的领土主权交换苏联的对日作战，这是帝国主义本性的表现。
１９４４年底，美国根据联合总参谋部估计，“须得在德国陷落后１８个月才能打败日本，而且还需要在东京平原作两栖登陆，美国军队的伤亡总数估计要高达１００万人。
”［２］（Ｐ５４）如果苏联对日出兵，就能缩短战争期限，减少美军伤亡。
当然，罗斯福也知道，要苏联出兵，不给点好处是难以办到的。
苏联在协定的签订中则扮演了同帝国主义合伙打劫的角色。
斯大林提出要在满足苏联的某些要求之后，才参与太平洋战争的计划。
在德黑兰会议上，斯大林在明确了对德作战胜利后对日作战的计划后，多次强调要占领德国和日本的一些“战略据点”，要控制日本临近的一些岛屿。
然而，当丘吉尔询问斯大林的要求时，斯大林又说：“目前没有必要来讲苏联有什么愿望，到时候我们会说的。
”［３］（Ｐ５６）在１９４３年１１月３０日，英、美、苏三方谈到不冻港和出海口问题时，斯大林迫不及待地问：“在远东能够为俄国做些什么？”而当丘吉尔反问斯大林有哪些兴趣和要求时，斯大林却说：“俄国人当然有自己的看法，但是等到俄国人参加远东战争时再提这个问题或许更好一些。
”［４］（Ｐ９８）由此可见，苏联从对日作战问题刚提出来时，就决定用此作筹码与英美作交易。
之后，斯大林从１９４４年１０月以来就不断提出条件，要求重新获得１９０５年日俄战争中失去的南萨哈林岛，并在远东得到一个不冻港以及使用中国南满铁路等。
斯大林说，如果不接受他的条件，那苏联人民将难于理解为什么苏联要对日作战。
德国威胁着苏联自身的存在，因而苏联人民对于同德国作战的意义有很清楚的认识，但他们不会懂得，苏联为什么要去攻打日本。
如果能接受他的政治条件，这件事就可以较为容易地用涉及国家利益的理由向人民和最高苏维埃进行解释。
对于这些要求，罗斯福起初以未同中国商量为由，没有作最后决定，但他又对斯大林说，同中国人交谈缺乏安全感，２４小时内就会满城风雨，举世皆知。
斯大林便顺水推舟说，不必同中国人商量，只要苏美之间签订一个协定即可。
罗斯福表示同意，并答应通知中国政府的时机由斯大林决定。
于是，在１９４５年２月８日的会谈中，罗斯福基本上同意了斯大林提出的要求。
在最后审查时，斯大林坚持苏联要旅顺港作为海军基地，因此不能使它成为国际港口。
他还想否认蒋介石有任何权力修改或取消他和罗斯福已经达成的协议。
罗斯福虽不同意这些要求，但最后还是在旅顺港问题上作了让步。
斯大林也作了一些让步，同意把下列句子写入协议文本：“经谅解，有关外蒙古及上述港口和铁路的协定，尚需征得蒋介石委员长的同意。
根据斯大林元帅的提议，美国总统将采取步骤以取得该项同意。
”但是，这句话的效力被紧接着的下一段话抵消了：“三大国首脑同意，苏联的这些要求在日本被击溃后，须毫无问题地予以实现。
”在这笔交意中，罗斯福扮演了一个大拍卖商的角色，以获取美国利益为最高原则。
西方某些历史著作把罗斯福描绘成好象迫于斯大林的压力才签订了协定，想同中国政府商量而又犹豫不决这样一个弱者的形象，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因为罗斯福要求苏联出兵的计划由来已久，对于斯大林条件的允诺也并非始于雅尔塔。
早在德黑兰会议之前，罗斯福就已经准备同意苏联在远东大部分（如果不是全部）权利要求的合法性。
罗斯福还说：“我的确觉得，斯大林所要的东西不是别的，而就是他自己国家的安全。
所以我想，假如我把我所能够给他的东西都给他……那么他就不会再去吞并任何地方了。
”［６］（Ｐ１０８）所以，罗斯福在雅尔塔的举动并非偶然，而是美国本身强权政治的必然结果。
霍普金斯后来讲明了问题的实质，他说，所谓商量不商量完全是假的，因为罗斯福的主意早已拿定，“中国当时如果不同意苏联的任何权利要求的话，那么大概美国和英国本来还要联合起来强制执行该项条款。
”［７］（Ｐ３３）至于罗斯福所说的同中国谈话缺乏安全感，所以才未将协定事先通知中国方面，这一点连美国人自己都感到怀疑。
查尔斯・波伦说：“我不了解中国的情况，因此也不知道这个理由是真的还是为要在中国人背后搞交易才杜撰出来的。
”［８］（Ｐ２４５～２４６）苏联在这场交易中，打着追求民族利益的幌子，不惜损害其他国家的利益，用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筹码，与英、美达成了一系列幕后交易，甚至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拿人民的舆论作借口。
如果单单为了找到对日作战的理由，用得着苏联政府如此煞费苦心的谋划吗？难道军国主义日本对世界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不应该遭到包括苏联人民在内的世界人民的清算吗？难道苏联也签字的１９４２年１月１日的“联合国家宣言”规定要“对力图征服世界的野蛮和残酷的力量从事共同的斗争”不是对日本作战的最正当的理由吗？何况，苏联政府在对日宣言书中告诉人民的也不是秘密协定中那些见不得人的条件，而是另一些堂尔皇之的理由，即“为了使和平更加接近，解除各国人民进一步的牺牲和苦难，并使日本人民避免德国在其拒绝无条件投降后所遭受那些危险与毁灭的唯一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