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生近百岁_拓荒无尽时_记出版发行家李文的艰苦创业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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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慧瑛简介陈慧瑛简介我出生在太平洋和印度洋幽会的港口──美丽的东方明珠新加坡。
我是海洋的女儿,赤道的艳阳、碧波、蕉风、椰雨,陪伴了我的童年,孕育了我热烈明媚的情思,也带给我淡淡的异国乡愁。
──陈慧瑛《路漫漫我当继续求索》多雨的鹭岛5月。
凤凰花才在树上绽放出一点点红色的影子,连日来的雨水把这个城市刷洗得更加清新美丽。
陈慧瑛在市人大9楼的新办公室,坐在办公桌前,窗外是湖景,湖水碧绿,白鹭低飞。
坐在另一边的沙发上,则面对青山绿地,心旷神怡。
这就是陈慧瑛热爱的家乡,是她经过多少艰辛困苦,也依然不离不弃的心之所向。
出生在岛国新加坡,工作、生活在岛城厦门,笔下总不忘记大海的情怀,有人称陈慧瑛为“海的女儿”。
大海的开阔包容、无畏无惧在陈慧瑛身上时时可见,这个“海的女儿”走过人生的诸多低谷,也曾在风口浪尖上振臂而呼,不论是富贵生活还是贫寒境地,抑或是职业还是身份的转换,她都从心而爱,无怨无悔。
那些密密麻麻的头衔,那些令人讶异的获奖记录只是过程,几番起伏,在她身上,现在有的是大海的淡定从容和直率豁达。
无悔投入文学海洋祖籍地是厦门同安丙洲的陈慧瑛出身于书香世家,她是著名爱国将领陈化成将军的嫡系第五代孙,祖父是前清秀才,外祖父是前清举人,自祖父这一代开始出洋到新加坡,经过努力与奋斗,陈家已经是新加坡无人不晓的华侨领袖。
自小生活在这样家境的陈慧瑛,因为聪慧也备受疼爱,她熟读经书,9岁便能写诗。
从小,陈慧瑛便受到祖辈们去国怀乡情结的耳濡目染,但对年幼的她来说,祖国只是地图上一个模糊的概念。
终于,1959年,陈慧瑛的外祖父──新加坡著名的富商、爱国华侨洪镜湖先生把最疼爱的外孙女送回了祖国。
这一送,有两个目的──一是让陈慧瑛回来探望居住在厦门鼓浪屿的祖母;二是希望陈慧瑛能回来传承中华文明,他不希望陈慧瑛变成黄皮白心的“香蕉人”。
带着外祖父多年珍藏的“墨梅丹青”图,陈慧瑛踏上了回国的路途。
这一别,她便再也没见过外祖父。
在太平洋上航行了7天7夜的陈慧瑛和母亲回到了厦门。
语文特级教师李文事迹材料
《百炼成钢,砥砺前行》
李文,是一名语文特级教师,他在教育岗位上默默耕耘,用心教书育人,赢得了学生和家长们的信任和敬佩。
李文从教几十年来,一直以“百炼成钢,砥砺前行”为座右铭。
他始终坚信,只有经过无数次的磨砺和历练,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教师。
每一节课,他都会精心准备,力求做到知识点清晰、讲解生动有趣。
他善于启发学生,引导他们自主思考,培养他们的创新能力和批判思维。
在他的课堂上,学生们不仅学到了知识,更收获了自信和成长。
李文对学生严格要求,但也常常给予他们温暖和鼓励。
他善于发现学生的优点和潜力,鼓励他们勇往直前,不断超越自我。
他深知,只有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学生才能够更好地学习和成长。
除了教学工作,李文还积极参与学校的各项活动,并担任了学生社团的指导老师。
他希望通过社团活动,让学生们更好地锻炼自己、发展自己的特长,拓展自己的视野。
他在社团中以身作则,用实际行动影响学生,使他们热爱集体、团结友爱、发挥个人优势,共同创造更加美好的校园。
在教育的道路上,李文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一名优秀教师的担当和责任。
他的事迹感人至深,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学生向他学习。
他得到了学生、家长以及同行教师的尊重和赞扬,被誉为
教育界的“明日之星”。
“百炼成钢,砥砺前行”,这正是李文的教育信条。
他用自己的智慧和汗水,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的人才,他的事迹将激励更多的教师,凝聚更多的力量,为教育事业不懈努力。
一笔良心文字一部拓荒之作———《山西电影文学史》序阴杜学文这几年,韩玉峰先生一直在做山西影视史的研究。
前些天见到他,说电影的部分已经完成,并与出版社联系,决定先出《山西电影文学史》,嘱我为将要出版的新著写点东西。
一韩玉峰,我们称他为韩老师。
这不仅是一种客气、礼貌,主要是一种尊重,当然也是一种传统。
三十多年前,也就是1988年吧,省委宣传部要编辑出版工作刊物。
一本是《宣传工作》,主要是传达上级精神,介绍工作部署,反映各地工作情况。
还有一本是《形势教育》,主要是对一定时期国内外形势的介绍。
我就被安排在这个编辑部,当编辑。
到宣传部后,非常想见到当时文艺处的处长,也就是韩玉峰,韩老师。
但并没有。
那时,他已调到省文联担任副主席。
如果说与韩老师还有一点“同事”式的交集的话,也就是在这一时期。
但这样说也很勉强。
因为我们并没有在部里见过面。
交道是在后来的工作中才开始的。
共同的兴趣,共同的工作,甚至相近的性格,在我而言,除师长外,还多了一种说不清的亲近感。
后来,韩老师退休了。
但似乎更忙了。
有很多研讨会、文艺活动,要参加;有很多文章,要写;有很多课题,要研究。
我曾对他说,韩老师,你是我的人生目标。
首先,要像你一样,身体健康,即使退休后,年龄大了,仍然能做事。
其次,有自己的专业、爱好。
退休后可以专心做自己想做的事,并且有精力来做。
也对其他人说过,活成韩老师那样就很好。
退了退了,仍然很忙。
不像有的人,找不着生活的“北”,就该生病了。
韩老师一直忙得很,整理了自己多年撰写的理论评论文章,出版了《山西文谭百篇》、《山西艺谭》及其续编、《韩玉峰艺术评论选》等多部著作。
这些不同时期评论文章的结集,本身就具备山西文艺“史”的品格。
其中有很多文章是对一定时期山西文艺、文化工作的评介、梳理。
有些年头,他都有年度概述。
读这些文章时很感惭愧。
自己也算喜弄笔墨,也对全省的文艺工作关注较多,但却没有他那么勤奋、用心。
很多事,过了也就过了,没有记录下来。
《我们走在大路上》作者:暂无来源:《党史文苑·纪实版》 2016年第5期孝文50多年前,由人民音乐家李劫夫作词作曲的歌曲《我们走在大路上》,几乎唱遍了长城内外、大江南北。
这首歌慷慨激昂,意气风发,让那个年代的人们一唱起来就热血沸腾,豪情满怀,浑身上下充满战胜一切艰难困苦的前进力量。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歌曲,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音乐旋律。
劫夫的《我们走在大路上》,创作构思酝酿于1962年的春天,并不是偶然的。
当时,共和国刚刚告别艰辛、苦痛的三年困难时期,劫夫在那时酝酿创作的《我们走在大路上》,正是那个时代最强音的能动反映,是中国人民矢志战胜天灾人祸,发愤图强、自力更生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心曲与战歌。
毋庸讳言,在共和国遭遇三年困难时期,作为作曲家和沈阳音乐学院院长的劫夫,心情也是相当压抑的。
1957年春天,他在“整风”“鸣放”时对全省文艺工作提出了一些批评意见和建议,后来险些被划为“右派”。
1959年冬天,在“大跃进”时表现并不怎么后进的劫夫,在“反右倾”斗争中却受到了严重冲击,被定为“犯有右倾主义错误”。
当时,他被迫做出“检查”,心情压抑、情绪低落,这严重影响了歌曲创作。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七千人大会”在北京召开,对“大跃进”以来的工作进行了比较客观的全面总结,确立了以调整为中心的经济工作方针。
在“七千人大会”召开前后,全国各地对在那几年搞的一系列政治运动,特别是在1959年冬天搞的“反右倾”运动中,受到不恰当甚至错误批判和处分的一批干部普遍进行了甄别平反,劫夫的“犯有右倾主义错误”问题也在1962年春天得到了及时甄别。
看到共和国历经几年的艰险与磨难,在那个新春开始了国民经济建设的全面复苏,劫夫的心情异常激动。
他觉得,战争年代的良好作风和革命斗志又回来了。
他认为,自己作为一个被党培养多年的文艺战士和与人民血肉相连的音乐家,理应把党和人民的这种起死回生、回天再造的精神写出来,唱出去。
李元兴的主要作品和简介李元兴(1930年-2008年),原名李恒,字赤影,号渔隐,江苏南通人,中国作家、评论家、翻译家,著名散文家和小说家。
曾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笔会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民族宗教委员会副主任等职。
李元兴早年毕业于上海文艺学院文学系。
1950年代活跃于文艺青年界,曾担任《文艺报》、《小说报》记者和编辑。
1962年,以《夏眠》获得了全国短篇小说比赛一等奖,开始步入专职写作的行列。
此后,他出版的小说和散文作品,给中国文学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深受读者喜爱。
李元兴的小说普遍深入了解社会各界人物,特别是小说《烟波浩渺》、《芙蓉镇》和《人间姿色》三部曲,详尽周密地描写了上世纪50年代初期中国的社会生活和风俗人情。
这三部作品长达30多年的写作过程中,李元兴不断地从现实生活中汲取,包括了他自己的经历和阅历,完整体现了中国人在那个混乱的年代如何度过艰难的岁月的生动故事。
其中,《芙蓉镇》的创作历程尤其是传奇。
该小说以湖南津市(今天的浏阳市芙蓉镇)为背景,他在小说中通过讲述芙蓉镇上的人们的生活来反映整个社会的动荡和变革。
这本小说的创作历时38年之久(1962-2000),这使它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时期最长的一部小说。
这个小说以其细腻、深入和逼真的刻画,成为中国社会生活风貌的缩影。
李元兴的散文成就也不断得到肯定,他的散文作品融入了他对自然、人文和生活的观察和感受。
多数散文都出自他亲自阅读自己的文学作品的评价,强调了文章中的思想性、人文性和意境。
其中,李元兴的散文《大运河的幽情》、《渔家傲》、《走向海角天涯》等系列作品,揭示了中国南水北调工程的历史和文化背景,并抒发了李元兴对祖国的热爱和沉浸。
此外,李元兴还多次被选为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的代表,在国内外主要报刊撰写了大量的评论文论和随笔,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思考。
在中西文学界交流方面,他还翻译过许多外国文学作品,如法国的“莫泊桑文集”、俄国的“叶赛宁和屠格涅夫文集”等等。
李元章:56年“爬格子”笔耕不辍写华章祁德超自1958年开始提笔写新闻后,李元章和新闻结下的缘分便一发不可收拾。
56年来,李老向新闻媒体共投稿15000多篇,被采用7400多篇,时至今日,已经80岁高龄的他仍笔耕不辍,继续奋战在新闻战线上。
1958年,怀着一颗一定要成为一名优秀的人民教师的决心,李元章加入到了教师行业当中。
也是在那个时候,他开始接触新闻报道:采写的第一篇稿件《山村农民办起了夜校》被《贵州日报》刊登后,李老便和新闻报道结下了不解之缘……李元章:有了第一篇,就想着第二篇,但是由于刚接触新闻写作,常常提起笔找不到写的;后来,通过学习,逐渐能写点东西了,但是由于自己想无限延长,什么东西都想写进去,导致稿件很难被采用。
稿子投出后,常常如石沉大海。
那时的李元章十分灰心,甚至还想过打退堂鼓。
1962年至1992年,李元章参加过三次通讯员培训班的学习。
尤其是1992年《贵州日报》免费一个月的培训,让他收获颇丰。
学习期间,他在老师们的指导帮助下,白天学习,晚上写稿,期间共向《贵州日报》投稿4篇,被采用了2篇。
1993年,李元章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告别了学校,李元章:退休以后,反而有更多的时间投入到新闻的采访和写作中,不仅稿子数量明显提升,而且被各级媒体尤其是国家级媒体采用的概率也明显高了很多。
他本人也被《贵州日报》、《法治生活报》、《贵州党风廉政》、贵州人民广播电台等16家新闻媒体聘为特约记者、通讯员,并连续十五年被《贵州日报》评为优秀通讯员,荣获各类新闻、文学奖项50余次。
在李元章的书房里,放着21本厚厚的笔记本。
李元章:这些都是发表在报刊上的作品,每发表一篇作品,我都会剪下来贴在上面。
”这不仅是李元章56年创作的结晶,也是他几十年来孜孜不倦宣传家乡的见证。
“我就是想要把家乡多姿多彩的民族民间文化、古朴浓郁的民族风情、神奇优美的自然环境宣传出去。
”自拿起笔杆子的那一刻起,李元章一直想着如何提升家乡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陈文新:情系华夏千万里胸怀苍生付终身作者:***来源:《科技创新与品牌》2021年第11期2021年10月7日,中国科学院院士、土壤微生物学家、本刊编委会副主任陈文新,带着对中华大地的深深眷恋,溘然长逝,享年95岁。
作为我国著名的土壤微生物及细菌分类学家,陈文新的学术成就早已成为了后辈景仰的高峰,而她一生中所经历的坎坷童年、艰辛求学和漫漫科研求索之路,则为她波澜壮阔的人生填注了不同寻常的底色。
本期,我们共同回顾这位“国之楷模”的一生,既是追思,也为致敬……苦寒岁月绽放傲雪红梅1926年9月23日,陈文新出生在湖南浏阳镇头镇炭坡。
父亲陈昌,是中国共产党早期湖南学运和工运的领导者之一,曾参加过北伐战争、南昌起义,既是毛泽东当年在湖南第一师范求学期间的挚友,也是后期一同在湖南一师附小任教的同事,同窗情谊,让陈昌与毛泽东成为了有着共同崇高信仰的革命同志。
不幸的是,1930年初,父亲陈昌惨遭反动派杀害,为了继续传承丈夫的革命遗志,陈文新的母亲用羸弱双肩,为女儿们撑起了一片动荡岁月里唯一能够遮风避雨的憩息之地。
父辈们在民族危亡的岁月里开天辟地般的革命壮举,成为了刻在陈文新骨髓里的印记,她曾感慨说道,“我3岁时,父亲就牺牲了,我当时的家庭一直受国民党的迫害。
母亲因为以前一直跟随父亲走南闯北,既算不上农村劳动妇女,也没有什么工作职位,当时守着几亩薄田度日,日子过的特别艰辛。
但是母亲一直记着父亲临走时的叮嘱:‘一定要把三个女儿养好’,就想办法让我们多学点知识。
但是那时上学谈何容易,没钱读书。
父亲牺牲时,大姐刚读完小学五年级,她在家里努力自学了几年,15岁冒充17岁,考上了小学教师资格,养活了我们全家。
我也开始跟着她上学,她成了我的第一个老师,从此就白天跟姐姐一起上学,晚上回来伴在母亲的纺车旁,在豆油灯下读书。
高中毕业后由于实在念不起大学,我就在家乡的小学里教了两年书,将工资积攒起来,供我读大学,在大学里,靠勤工俭学维持生活、学习。
100篇名家经典革命散文一穿过历史的硝烟,我们站在百年的门槛上回望,一面鲜艳的共和革命的旗帜在辽阔而富饶的中国大地上空猎猎飘扬,今天我们来看一下100篇名家经典革命散文。
100篇名家经典革命散文:红色革命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林彪、彭德怀毛泽东,中国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和诗人,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袖,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创立者。
字润之(原作咏芝,后改润芝),笔名子任。
1893年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府湘潭县韶山冲,1976年逝世于北京。
从1949年到1976年,毛泽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高领导人。
他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军事理论的贡献以及对共产党的理论贡献是毛泽东思想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毛泽东被视为现代世界历史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时代》杂志将他评为20世纪最具影响100人之一。
朱德(1886年-1976),字玉阶,原名朱代珍,曾用名朱建德,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和军事家,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之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大元帅之首。
周恩来(1898~1976),字翔宇,曾用名伍豪等,原籍浙江绍兴,生于江苏淮安。
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领导人,中国人民解放军主要创建人和领导人。
他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在国际上也享有很高威望。
周恩来同志的卓著功勋、崇高品德、光辉人格,深深铭记在全国各族人民心中。
林彪,原名林祚大,字阳春,号毓蓉;曾用名育容、育荣、尤勇、李进。
军事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
1925年参加中国共产党。
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
在井冈山时期先后任营长、团长、军长、军团长等职。
参加了红军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一五师师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野战军司令员等职,指挥了辽沈战役、平津战役等重大战役。
解放后历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国防部长、中央军委副主席等职。
《第四十一》 拉甫列涅甫著;《我是劳动人民的儿子》卡达耶夫著;《死敌》(附《牧童》) 肖洛霍夫著;《盒里的人》 契诃夫著;《外套》 果戈理著;《严寒通红的鼻子》聂克拉索夫著;《世界名歌选》刘流编;《新文字检字》 边区文联编; 《解放区社会性质探讨》 杨献珍著; 《大后方动态》(单张,内部发行)华北书店编; 《1941年月历》 华北书店编 关于以上“油印本”小册子,我曾经将自己保存的几种样书,捐赠给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永久保存。
2010年3月31日 北京± 曾任陕甘宁边区新华书店经理、东北新华书店总经理的李文,于2010年1月20日在京辞世。
这位享年九十八岁的老新华人,曾经是我的顶头上司。
1946~1954年,我在东北新华书店的分店、总店工作期间,有幸得到他的身传言教,受益匪浅。
他总是面带微笑,宽厚待人,不断地带领团队为传播进步文化而艰苦创业。
创办生活书店重庆分店李文原名李济安,江苏江阴人。
1928年入著名诗人徐志摩在上海创办的新月书店工作。
1934年参加革命,在著名出版家邹韬奋创办的上海生活书店从事出版工作。
由于他敬事乐业,勤学苦练,很快成为生活书店的业务骨干。
1937年,邹韬奋派他赴重庆,创办生活书店重庆分店,任经理。
翌年,参加中国共产党。
他在党的领导下,密切联系重庆的中小书店,发起成立书业界联谊会,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生活书店出版的大批进步书刊,在重庆等大后方深受广大读者欢迎。
1937年11月初,侵华日军从我国杭州湾登陆。
11月12日上海沦陷。
邹韬奋率领生活书店同仁迁武汉。
1938年10月25日,武汉沦陷。
生活书店再迁重庆。
生活书店在重庆这个战时首都,正式建立总管理处,在大后方设立了五十多个分支店。
李文仍任重庆分店经理。
他为生活总管理处迁重庆立下了头功。
奔赴晋冀鲁豫边区创办华北书店1940年3月,根据在重庆主持中共中央南方局工作的周恩来副主席指示,生活、读书、新知三家书店派人到敌后抗日根据地创办出版事业。
经过周密筹备,同年8月,生活派李文、读书派赵子诚、新知派陈在德等三人奔赴敌后抗日根据地———晋冀鲁豫边区的山西辽县(今改名左权县)桐峪镇。
这里是八路军总部所在地。
在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罗瑞卿的亲切关怀和支持下,以李文任经理的华北书店于1941年元旦在桐峪镇开业,并在该县麻田镇和涉县河南店建立两个分店。
李文心灵手巧,设计一种活动式书架,李文(1913~2010)平时在门市部陈列图书,一旦日寇来袭,可迅速组装成书箱,坚壁清野。
李文等人用随身带来的样书,重印生活、读书、新知三家书店的出版物,供应给边区的干部、群众。
创办延安华北书店李文刚刚把华北书店的工作安排就绪, 1941年3月,野战政治部送来延安电报,通知李文迅速去延安。
他与总政电影队徐肖冰等人结伴同行,每天徒步走五六十里路,过敌占区、国民党军封锁区,屡经风险,于8月中旬到达革命圣地延安。
在中央出版局的帮助下,李文着手筹建延安华北书店。
他先在延安北门外盖了三间平房,作为华北书店的门市部。
经过他的精心策划和日夜操劳,1941年10月,以民营面目在延安开设的华北书店正式开业,李文任经理。
由于得到边区教育厅支持,边区的中小学课本由华北书店出版发行。
该店陆续出版四十馀种书籍,如《铁流》《毁灭》《中国史话》《从猿到人》等等。
创办编印发于一体的陕甘宁边区新华书店 延安华北书店成立六个月之后———1942年5月1日,陕甘宁边区新华书店在延安北门外成立。
首任经理宋玉麟。
初期的任务是发行解放社出版的书刊和党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以解脱新华书店总店对陕甘宁边区的具体发行业务。
总店则集中精力开展全国范围(包括解放区、国统区和敌占区)的书刊发行工作。
1942年秋,整风运动开始,中央宣传部将华北书店划归西北局宣传部领导。
西北局宣传部则将陕甘宁边区新华书店与华北书店合并,统一经营。
对外挂新华书店和华北书店(1944年11月,为纪念邹韬奋逝世,改名韬奋书店)两块招牌,实际是一套人马。
李文任经理。
宋玉麟入党校学习,后调山东解放区,新中国成立初期,任新华书店上海分店经理。
李文把陕甘宁边区新华书店从单一的发行机构发展为编、印、发于一体的出版发行机构。
年出版图书近百种。
著名的如《白毛女》《血泪仇》《兄妹开荒》《十万个为什么》《地球和宇宙》等书。
其中的《白毛女》已成传世之作。
李文是位开拓型干部,克勤克俭进行经营积累,自办石印厂。
他亲自联系延安的画家,绘制领袖像、年画、连环画,又联系总参等有关部门绘制了多种地图,均由该店出版发行。
原来的两家书店都很窄小,光线差,设备简陋。
合并经营后,李文殚精竭虑,多方筹措资金,亲自选购建筑材料,在延安南门外商业街区建起一座五间门面的两层楼房,上悬毛主席、朱总司令的两幅巨型画像,用水泥刻铸了“陕甘宁边区新华书店”九个大字。
其中“新华书店”四个字,是毛主席于1939年题写的标准体。
它是当年延安城内最阔气、知名度最高的门面。
1947年3月党中央主动撤离延安,1948年4月我军收复延安,中央电影队先后两次拍摄的新闻纪录电影片,均将边区书店作为重点镜头拍摄下来。
开创图书下厂、下乡之先河李文是精通出版发行业务的行家里手,深知要把延安的出版物覆盖到陕甘宁边区,必须像生活书店那样,建立指挥如一的分支机构,有效地建立自己的发行渠道。
在边区各地党委宣传部的支持下,仅仅用了一年多时间就建立了分支店和代销处四十三处。
为贯彻延安文艺座谈会精神,使出版发行工作更好地面向工农兵广大群众,在大力出版通俗读物的同时,李文带领发行人员走出店门,深入工厂、农村流动供应图书,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反响。
党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于1944年1月2日发表黎文(李文)的长篇文章《怎样把书报送到工农兵手里》,并配发由艾思奇撰写的社论《群众需要精神食粮》,充分肯定边区书店的主动服务精神。
李文带领陕甘宁边区新华书店的同志们最早实践了图书下厂、下乡,成为全国新华书店系统面向工农兵,开展流动供应图书的先驱。
创办拥有二百零一个分支店的东北新华书店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抗日战争取得伟大胜利。
9月初,中央组织部通知李文及其爱人邹贞坚(医生)去东北。
组织上给李文伉俪配备一头毛驴,一边驮着一箱样书,一边驮着刚满两岁的孩子。
他们同延安鲁艺等单位的三十多人组成小分队,徒步行军向东北进发。
李文随军进入刚刚解放的白城子。
不久又奉命北上,到长春、再到哈尔滨,1946年7月到达北满解放区的后方基地———佳木斯市(当年是合江省省会)。
东北局宣传部(驻哈尔滨)决定将东北书店改为东北书店总店,任命李文为总店总经理。
从此,李文为创建东北解放区的出版发行事业呕心沥血、奋斗不息,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他主动向中共合江省委书记张闻天请示汇报。
1937年4月在延安最早创办新华书店的张闻天,非常重视书店事业。
他将从延安带来的一批图书交给李文重印发行,并调派李一黎等人充实总店的编辑部,调派一批中学毕业生充实总店的发行部。
在李文的培养下,这批中学生日后成为东北书店的骨干力量。
东北书店原是东北日报社的一个部门, 1945年11月5日在沈阳成立时只有六个人。
11月26日随我军主动撤离沈阳,陆续转移至本溪、海龙、长春、哈尔滨。
1946年7月在佳木斯正式建立东北书店总店,与东北日报社分开,直接由东北局宣传部领导。
1947年4月该店迁回哈尔滨。
1948年12月,东北全境解放,迁回沈阳。
1949年7月1日改名为东北新华书店,其分支机构改称新华书店的分店或支店。
在东北局宣传部的领导和支持下,李文等人先后在哈尔滨、长春、沈阳建立了三个颇具规模的印刷厂,还建立了文具厂、造纸厂和东北文化用品供应社。
随着东北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李文派出小分队随军前进,每解放一座城市就立即建起东北新华书店的分支店。
1948年11月东北全区解放,共建成二百零一个分支店和一百多个分销处。
东北新华书店实行企业化经营;各地分支店的人、财、物统一由东北新华书店管理;分支店在接受当地党委宣传部领导的同时,接受东北新华书店的领导。
精心出版东北版《毛泽东选集》从1946年到1950年,在纸张、印刷物资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东北新华书店共出版图书(含教科书)一千馀种,出版期刊四种。
周立波的《暴风骤雨》、马加的《开不败的花朵》等文学名著,均由该店初版。
最著名的是1948年5月出版的东北版《毛泽东选集》。
这部一千多页的精装巨著,是由东北局宣传部长凯丰主持,报经党中央批准出版的。
李文亲自奔赴图门附近的石砚造纸厂,特制一种道林纸,作为全书用纸。
全书的封面和装帧由李文亲自设计,分小羊皮精装、布面精装两种。
校对工作除由专职校对员承担外,李文和两位副总经理又反复校对了七次,做到了没有一个错字。
由当时印刷设备最好的东北铁路印刷厂印制,共印两万部。
1947~1949年初,东北书店总店在哈尔滨的店址。
一层为门市部和业务部(发行部),二层为编辑部、出版部,三层为职工宿舍。
在哈尔滨出版的《毛泽东选集》,成为东北解放区最火爆的热门书,读者争购,供不应求。
李文决定保留部分存书,以便日后供应给新解放区。
1949年1月,根据中共中央宣传部的电报通知,李文派副总经理卢鸣谷带领三十多名书店干部组成小分队,随第四野战军入关,奉命在刚解放的天津、北平建立新华书店。
北平军管会主任叶剑英将军从卢鸣谷手里得到这部《毛泽东选集》,赞不绝口。
3月下旬,特派他的秘书到王府井新华书店(卢鸣谷带领的小分队所建)购买十部,作为珍贵礼品赠送给前来和平谈判的以张治中为首席代表的国民党政府代表团,每位一部。
同年4月,卢鸣谷奉中宣部出版委员会之命带队南下建店,这部《毛泽东选集》一直供应到解放了的南京、上海。
大力出版适合农村需要的通俗读物在东北解放区,经过土地改革,广大农民在政治上翻了身,经济上有所改善,要求上冬学,扫盲识字。
李文看清了这一新的需求,安排编辑部出版了大量适合农村干部、农民阅读的通俗读物以及冬学识字课本、新年画、新农历等等。
东北的冬季较长,农闲期也相对的长,是图书下乡的极好时机。
每年秋季,李文都要召开分支店经理会议,专门布置冬季书画下乡任务,总结交流农村发行经验。
他一再强调,分支店经理要带头下乡,书店工作人员要轮流下乡,并组织业馀发行力量代销书画。
东北总店编有铅印的店刊《业务通讯》(1949年改名为《出版与发行》)。
他继承邹韬奋的传统,亲自为店刊写稿,指导分支店工作。
最早推广农村小型图书室 1947年冬,汤原支店经理到农村流动供应图书,首倡农村青年集资购书,大家合起来“买一本,看百本”,手头没有现钱可以用粮食换书。
东北盛产大豆,土改后家家有馀粮,一碗大豆换一本书。
汤原支店用这种方式在农村建立二十多个小型图书室。
位于佳木斯的合江省分店在所属各支店推广汤原的做法。
全省冬季农村发行搞得热火朝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