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伤记忆的历史表征与文化再现

严 重不 平衡 。线索 的交织 碰撞 深 刻揭示 出历史 的荒 谬 ，这无疑是作 品一大亮点 。
避的 ‘ 真 ’进人生 活 ，成为我们真实生 存的基础 。 ”④ 石 ，他终 于没敢直陈灾情 ，慨 叹道 ： “ 他们 向委员 长 这 里强调 了见证 灾难对 幸存者 和后来 人存 在 的意义 。 冯４ ， Ｎ 自己坦言 ： “ 拍这部 电影 ，身体 和心灵都 经受 了巨大痛苦和折磨 ，甚 至世界观都变成 灰暗和悲 观。 ” 相信这也是多数 观众的共 同感受 。这 既表明 了影 片在
发生于 １ ９ ４ ２ 年 的河南 大饥荒 ，其惨 烈 、荒诞 之 识到其更有求 “ 真” 、求 “ 善” ，引领 困境 中的人 实现
程 度 ，对个 体价 值漠 视之 程度 ，绝 不在 奥斯 维辛 之 生存突 围的一面 。一个突 出表现就是它可 以 “ 反抗 遗
下 。３ ０ ０万灾 民沦为被 “ 抛人 ”世 间 的弃儿 ，在天灾
倍感焦虑 的问题 。因为它不仅 涉及 政治禁区与道德 困 境 ，还涉及艺术是否有 资格再 现的问题。最 著名的就 是 阿多诺 发 出的 ，奥 斯维 辛之 后 能否写 诗这 一 “ 天 问” 。在他看来 ，当人丧 失反思 和确证存 在 的思 考能
的神 圣 感 ”②，但 数百 万 具 空腹 的尸 体早 已将 这 一 “ 神圣 感”消解 殆尽 ！如此 看来 ，那些 只能构造 “ 软
地方还是 中国的 。如果 当兵 的都饿死 了 ，我们就会亡
国。 ” 李培 基赴重庆 为 民请命 ，面对 日理 万机 的蒋介 报告 的每 一件事 ，都 比我说 的要大 ，一下把我 给吓住 了。 ”不论 是蒋鼎 文 的强词 夺理 ，还 是李培 基胆怯无 奈 ，都深 刻揭示 出， “ 民”与 “ 国”在历史天平上 的

论《大披肩》中的创伤记忆”方进李金云（武汉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摘要：记忆是创伤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创伤记忆的表征是文学创作的重要内容。

辛西娅•欧芝克在小说《大披肩》中再现了大屠杀给小说主人公罗莎的身体和心灵造成的持久性创伤，揭示了其创伤记忆具有个体性、亲历性和情绪性等特征，创伤记忆的表征主要通过身体和语言来完成。

作者通过个体创伤记忆的再现与表征，将个体的创伤记忆融入整个犹太民族的集体记忆之中,希望人们铭记历史,捍卫民族身份，延续犹太精神和文明"关键词：《大披肩》；创伤记忆;身体;语言引言辛西娅•欧芝克%Cynthia Ozick,1928一）是美国当代最著名的犹太女作家之一，《大披肩》（The shawl, 1989）为其赢得了欧•亨利短篇小说奖和美国最佳小说奖两个奖项。

该小说集由同名短篇小说《大披肩》和续篇中篇小说《罗莎》构成,一经发表便备受赞誉。

《华尔街日报》指出，“这些故事美丽而悲惨，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新闻周刊》认为，“辛西娅•欧芝克无疑是美国短篇小说大师之一，没有人比她做得更好”%The Shawl扉页）。

同时，小说也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

近年来，学者们从小说主题、艺术手法、文化认同等角度对《大披肩》进行解读,这些研究丰富了小说的主题，拓宽了读者的视野，加深了读者对小说的理解。

然而，目前为止，尚未有研究从创伤记忆的角度分析《大披肩》。

小说主人公的创伤记忆有哪些特点？创伤记忆的表征通过何种方式实现？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读者对小说及作者写作目的的了解。

本文将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以创伤记忆为切入点，深入探究小说主人公罗莎的创伤记忆的特征以及表征方式。

具体而言，罗莎的创伤记忆具有个体性、亲历性和情绪性等特征,其创伤记忆的再现和表征主要通过身体和语言来完成。

1.《大披肩》中创伤记忆的特征从心理学角度讲，创伤记忆“指对生活具有严重伤害事件的记忆，这类记忆常会引起心理、情绪甚至生理的不正常状态”%杨治良,2012：412）,它严重影响了创伤个体的心理、思维以及行为方式,同时伴随强烈的焦虑、痛苦、恐惧等消极情绪，并对他们的生活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大屠杀见证：创伤记忆与历史再现作者：王欣来源：《社会科学研究》2015年第06期〔摘要〕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过去了70周年，但对于纳粹大屠杀的研究和讨论却一直没有停止。

战后对于大屠杀的见证分为三个部分：大屠杀幸存者的见证、德国人对罪恶的见证和历史的再现。

幸存者的见证由于创伤后应激反应，充满了再现的困境；德国人的见证则聚焦于集体罪恶和个人罪恶的问责；而历史学家的再现则从道德的、法律的、文化的、现代性的角度规范了再现的过程。

这三个部分体现了大屠杀见证过程中的三个阶段，都将成为历史经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本文从这三个部分出发，对大屠杀的再现过程进行特征描述和归类，以求获得创伤后各类反应的发展逻辑及各种问题间的整体关联，在概念和经验上揭示和解释大屠杀的原因和现象。

〔关键词〕大屠杀；见证；创伤；记忆；平庸之恶；齿轮理论〔中图分类号〕I10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5）06-0014-081945年5月8日，随着德国宣布无条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战场宣告结束。

据统计，自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上台以来，德国纳粹仅在波兰就建立起奥斯维辛等6座集中营，总计大约有600余万犹太人遇难，其中，奥斯维辛集中营就屠杀了110万到150万犹太人。

大屠杀不仅是一场针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的浩劫，也是一场以现代化的技术和效率集体犯下的罪恶，引发了战后对文明和罪恶、历史和记忆的深刻反思。

多米尼克·拉卡普拉（Dominick LaCapra）、劳伦斯·兰格（Lawrence Langer）、夏洛特·德尔波（Charlotte Delbo）、索尔·弗瑞兰德（Saul Friedlander）、丹尼尔·戈德哈根（Daniel Jonah Goldhagen）、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多利·罗伯（Dori Laub）、恩利·维塞尔（Elie Wiesel）等历史学家、人类学家、精神分析家和文化批评家从各种角度对于这场浩劫进行了书写和反思。

罗马帝国文明之中，因此自灭亡之后没有所谓“古希腊社
伤如何影响到他写作童话故事的结局问题，卡关系，而茨威格的他尔扎克ｆ勃则把作家
童年的伤害记忆作为后来创作的主要动机来看待。从文学创
作角度来看，创伤记｝乙泛指欧洲成长文学里人物遭受的童年 伤害记忆，在其社会化成长过程中的作用。
的作用力，他的（锾弥儿》和蜥爱洛伊丝》则讨论如何
把儿童带进自然教育以避免心灵创伤的问题；歌德（铖
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涉及到少年初涉社会经历心理伤 害和克服伤害的问题；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白痴》中 主人公梅思金公爵、罗果静都是有着童年严重心理创伤的 人物，前者最终疯狂；威廉・斯泰隆《苏菲的选择》中德 国屠犹集中营留下的心理创伤，影响并决定了苏菲后半生 悲剧性命运选择，等等。 欧洲文学中的成长小说把精神和心灵的成长作为一个 经典的主题来讨论，而其中最具有戏剧性的重心也就是心理
８２
万方数据
文化视野
术、科学和哲学。”［３ ３希腊文明是通过亚洲西部、非洲 北部再次传播到欧洲大陆，并为近世意大利、法国、德国 学者所倚重、阐发，继而成为思想源泉。而在形态上，古 希腊文明的理性思想与多神教文明是多元共存形态，关于 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著述里了解 到。神学与理性思想并存，是希腊文明存在的一个特点。 再次，从文明性质看，正因为古希腊文明形态是多神 教传统，因此理性仅仅是这个文明系统中的一个部分，而 不是理性主义。启蒙主义学者及其后继者把理性主义视作 古希腊文明的思想传统，是具有修辞意义的，当然也是为 了自己的时代需要而披上的外衣。 由此我们看出，理性主义与启蒙运动一样是欧洲近代 社会的产物，是服务于欧洲近代社会所需要产生的思想体 系。所谓反理性主义并非反理性。那么，为什么要提出反 理性主义的口号呢？ 欧洲近代理性主义思想曾经有一个比喻，即把理性主 义比喻为“明灯”，而把混沌世界比喻为“黑暗”，经由理 性主义之灯的照耀，混沌世界方才显露出本来面目。为 此，理性成为人类面对精神、自然和社会的唯一法门；信 仰、直觉等都成为被排斥的对象。理性发展为理性主义， 是进而发展为理性主义偏执的重要前提。它一方面排斥了 理性之外的思维方式，建立了理性专制的地位；这样，非 欧洲思维方式就不能有机补充欧洲思想之不足。另一方 面，它建立了两两相对的价值体系， “正”与“反”、 “是”与“非”的绝对化价值体系，中间缺乏一个有机的 过渡地带，埋下了必然的矛盾冲突、必然以消灭不同价值 观的对象为结局的解决路径。在欧洲文化内部，因为理性 主义渗透程度不同，英法德俄各自表现为不同的倾向，彼 此不兼容。这样，理性主义虚构的“普遍规律”和“根本 原则”成为铁律，在这一决定论的规约下，人和事实都成 为一个统一大链条的环节和组成部分。哪怕再重大的事 实，都被遮掩在自信的理性逻辑之下。 这种理性主义偏执受到后现代以来一些学者的质疑， 例如伯林说： “宣扬理性的自律性和以观察为基础的自然 科学方法是唯一可靠的求知方式，从而否定宗教启示的权 威，否定神学经典及其公认的解释者，否定传统、各种清 规戒律和一切来自非理性的、先验的知识形式的权威，自 然会受到教会和众多教派中的宗教思想家的反对。”［４］不 仅如此，也受到来自不同知识体系的人们的反对。实际上， 启蒙主义思潮开始成为欧洲社会的主要潮流的同时，对理 性的盲目就开始了批判。伯林就说：“对法国启蒙运动及 其在欧洲各国的盟军和弟子的核心观念的抵抗，与这场运 动本身一样古老。”［５１但是，相信进步以及科学和文化最 丰硕成果的人，莫不坚信支配世界的是一组普遍而不变的

《创伤见证历史》篇一一、引言历史是一本厚重的书，每一页都记录着人类文明的进步与挫折。

在这漫长的岁月里，战争、灾难、变革等事件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创伤。

然而，正是这些创伤见证了历史的进程，塑造了人类的精神风貌。

本文将探讨创伤如何见证历史，以及我们从中学到的宝贵经验。

二、战争的创伤与历史的记忆战争是人类历史上最为残酷的创伤之一。

在战争中，无数生命被夺走，家园被毁，心灵受到深深的伤害。

然而，正是这些战争的创伤，让我们铭记历史的教训。

以二战为例，这场全球性的战争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然而，正是这场战争让人们认识到和平的重要性，促进了国际合作与交流。

战争的创伤见证了人类文明的进步，让我们更加珍视和平、尊重生命。

三、灾难的洗礼与历史的见证除了战争，自然灾害也是人类历史上不可忽视的创伤。

地震、洪水、干旱等灾害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损失，但同时也是历史的见证。

以汶川地震为例，这场灾难让无数人失去了亲人、家园。

然而，在灾难面前，人类展现出了顽强的毅力和团结的力量。

全国人民众志成城，共同抗击灾害。

这场灾难的洗礼见证了中华民族的团结与坚强，让我们更加珍惜生命、关爱他人。

四、创伤中的成长与历史的启示创伤不仅仅是痛苦和悲伤，更是人类成长的催化剂。

在创伤中，我们学会了坚强、勇敢和团结。

这些品质成为了我们面对未来挑战的宝贵财富。

历史的启示在于，我们要从过去的创伤中吸取教训，避免重蹈覆辙。

同时，我们也要珍惜当下的和平与繁荣，为未来的发展奠定基础。

在面对未来的挑战时，我们要保持团结、勇敢和坚强的品质，不断前进。

五、结论创伤见证了历史的进程，也塑造了人类的精神风貌。

无论是战争还是灾难，都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创伤，但同时也让我们更加珍视和平、尊重生命。

从过去的创伤中，我们学到了许多宝贵的经验与教训，这些将成为我们面对未来挑战的宝贵财富。

在未来的道路上，我们要铭记历史、珍惜当下、展望未来。

我们要保持团结、勇敢和坚强的品质，不断前进。

同时，我们也要关注人类的共同命运，为构建和谐、繁荣的世界贡献自己的力量。

创伤记忆心理事实与文化表征一、本文概述《创伤记忆心理事实与文化表征》这篇文章旨在深入探讨创伤记忆的心理事实及其在文化中的多种表征形式。

创伤记忆，作为一种深刻的心理体验，往往源于个体或集体经历的痛苦、灾难或暴力事件。

这些记忆不仅对个人心理健康产生深远影响，同时也反映了一个社会的文化、历史和价值观。

本文将从心理学和文化学的双重视角出发，分析创伤记忆的形成机制、心理影响以及其在文化中的表征方式。

通过梳理相关理论和研究，文章将揭示创伤记忆如何被塑造、记忆如何影响个体的认知和行为，以及这些记忆如何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被表达和诠释。

最终，本文旨在增进对创伤记忆及其文化意义的理解，为心理创伤的治疗和文化交流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二、创伤记忆的心理事实创伤记忆的心理事实，是指个体在经历极端压力或痛苦事件后，其心理层面产生的深刻印记和持久影响。

这些记忆常常伴随着强烈的情感反应，如恐惧、无助、愤怒或悲伤，且往往以碎片化、非线性的方式存储在大脑中，使得受害者难以整合和表达。

创伤记忆的形成与个体的认知、情感和生理反应紧密相连。

在经历创伤事件时，个体的认知功能可能受到严重损害，导致信息处理能力下降，难以形成连贯的记忆。

情感反应则可能表现为强烈的恐惧、绝望或愤怒，这些情绪状态可能持续很长时间，甚至影响个体的日常生活。

生理反应方面，创伤事件可能导致身体出现应激反应，如心跳加速、呼吸急促等，这些反应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影响个体的心理状态和记忆形成。

创伤记忆的持久性是其另一个重要特征。

与普通记忆相比，创伤记忆往往更加难以消退，甚至可能伴随个体一生。

这种持久性可能与创伤事件的性质有关，如极端暴力、性侵犯或亲人离世等，这些事件对个体的冲击过于强烈，导致记忆难以被遗忘。

创伤记忆的持久性也可能与个体的心理防御机制有关，如否认、回避或压抑等，这些机制可能使个体难以面对和处理创伤记忆，从而导致其长期存在。

创伤记忆的心理事实对个体的心理健康具有重要影响。

现象解读创伤叙事包括历史、文学、影视等多种表达形式，它是个体或集体对战争、疾病、贫穷、灾难、家庭暴力等的承受和记忆，作为一种表现个体或民族心理、情感创伤的叙述，具有强烈的生命抒写和崇高的悲剧美学特征。

感觉是心理的来源与基础，灾难袭击时所造成的一个短暂、迅速、封闭的时空，切断了人对过去和现在的历史连续性，身体感官承受了外界灾难事件的深刻撞击，留下了强烈的情感记忆和心理创伤，这种创伤情感具有应激反应的特质，并在人的潜意识心理中长期存在。

情感表达是灾难文学叙事的核心，小说的情感表达策略决定了小说叙事的时间、空间、角度等，作者对创伤情感体验的深度、广度、个体体验的差异性，是创伤叙事的出发点，由此决定人物的性格、命运、生存方式、价值取向、人生理想，笔者试图以疾病、地震等集体创伤和个人情感、心理创伤为中心，选取阿来长篇小说《云中记》、张翎短篇小说集《余震》、毕淑敏长篇小说《花冠病毒》为例考察创伤叙事的情感表达策略。

一、身体经验与创伤情感的发生鲁迅小说《祥林嫂》中的主人公祥林嫂逢人便诉说儿子阿毛的悲惨故事，遭受了一次又一次婚姻、家庭的沉重打击后，再次来到鲁镇的祥林嫂“手脚已没有先前一样灵活，记性也坏得多，死尸似的脸上又整日没有笑影”，泣不成声的祥林嫂在反复的倾诉中消磨了鲁镇人对她的同情和怜悯，这是遭遇疾病、贫穷、失去亲人的一连串不幸而引发身体上的应激反应，突出的是人物精神内核的改变以及对创伤记忆的反复表达。

创伤叙事作品中的人物无论是亲历者、幸存者、见证者，都承受着身体至精神的双重苦痛，这种苦痛的情感记忆会长期伴随着人物的命运。

（一）疾病、死亡预兆与悲情《花冠病毒》第十三、十四两节叙述了女主人公罗纬芝在感染病毒之初到恶化的身体反应及对死亡预告的恐惧。

首先是身体的疼痛，“就在她准备以身相许的时刻，突然胸口一阵剧痛，一种非常特殊的从未经历过的内在之痛，从椎骨前方深处生发出来，利剑一样刺透了她的肺腑”①。

这种疼痛“仿佛一台马力强大的切割机，以锋利的刃口，螺旋着扫过她的肺叶”，还有刀绞般的腹痛、不停息的咳嗽、咳血、喘息、全身蜷缩等。

创伤历史、文学的命运与跨文化记忆:文学记忆与媒介记忆研究的新方向①阿斯特莉特•埃尔0著，王小米2译（9.法兰克福大学新英语文学与文化系，德国法兰克福66629；2.南京信息工程大学语言文学跨学科研究院，江苏南京219045）摘要：近年来，文化记忆作为一种新的跨学科的理论视角，将文学、媒介研究与社会学、历史学等多学科联系在一起，形成了诸多颇有活力的研究议题。

首先是创伤历史的媒介表征问题，它将记忆研究指向大屠杀研究以及战争和暴力的文化史研究，个体创伤和文化创伤的逻辑关系、表征记忆的叙事和其他审美形式以及文学和电影的社会功能等是这一研究领域要应答的核心问题；其次是对文学“命运”的研究，即从社会、媒介和文本叙事的角度对文学故事和文学模式的“社会生命”进行历时的考察；最后是对跨国记忆与跨文化记忆的研究，它表明“跨文化”是记忆固有的一种属性，是我们在研究记忆的共时表征（如“创伤历史”的表征）和记忆的历时传承（如文学的“命运”）时必然要采取的一种研究视角。

关键词：文化记忆研究；文学与记忆；媒介与记忆；跨文化记忆中图分类号：B83-05文献标识码:A文化记忆作为一种理论视角，将文学与媒介研究以及人文社科领域的跨学科研究紧密联系在一起。

记忆研究是一个文化史学、社会心理学、媒介史学、政治哲学和比较文学等多学科交叉的领域。

在“文化记忆”这一术语引领下,学者们在社会文化语境中研究过去与现在（还有将来）关联的过程，这一过程同时具备生理的、媒介的和社会的属性。

文化记忆既包括“记忆”又包括“遗忘”,既有个人的维度,又有集体的维度，并且两个维度之间紧密联系。

②记忆研究介入文学和媒介研究有多种可行方式。

例如，有学者对古代记忆术带给文学和艺术的文章编号：1677-394X（2021）02-0015-05意义产生兴趣，还有学者从“文学的记忆”的角度研究文本间性，从文化遗产的角度研究所谓正典的形成。

此外还有很多其他议题包括叙事、记忆与身份认同之间的关系，媒介（如照片和电影）在记忆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作为不同记忆模式的口述和文本以及数字媒介时代的记忆等。

《班主任》——伤痕文学的滥殇：问题小说的重新出现 刘心武，《人民文学》，1976年11月。 两个学生形象：时代畸形儿宋宝琦与“好学生”谢惠 敏。 “一表一里，一显一隐，一浅一深”地揭示精神创伤 ，提出“救救孩子”的问题。 《伤痕》——“伤痕”文学浪潮的掀起 卢新华，《文汇报》，1978年8月11日 主人公王晓平。从人伦关系叙述一个普通“文革”中 的悲剧，写一位母亲带着满身伤痕地离去与一位女儿永远 无法弥补的心灵创伤。以母女生离死别的情节进行政治的 控诉。
第二十章 历史创伤的记忆
——文学与新闻系 张文通
一、创伤记忆与历史反思
• 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对“文革”伤痕的揭发和反思是 文学的中心主题。批评界对这一创作潮流，先后使用了“ 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以及“改革文学”的类型概念 。 • 总体上来说，由于它们都是“文革”亲历者讲述的创伤记 忆，或以这种记忆为背景，因此，这些作品也可统称为有 关“文革”的伤痕文学
• 她是谁?她年轻吗?抱着的是她的孩子吗?她在哪里工作?她 是搞科学技术的吗?是夜大学的新学员吗?是“老三届”的 毕业生吗?她为什么学德语学得这样起劲?她在追赶那失去 了的时间吗?她作到了一分钟也不耽搁了吗?她有机会见到 德国朋友或者到德国去或者已经到德国去过了吗?她是北 京人还是本地人呢?她常常坐火车吗?有许多个问题想问啊 。 • 辛辣的讽刺，含蓄的幽默，善意的调侃
二、三部中篇小说
• 《波动》 • 《公开的情书》 • 《晚霞消失的时候》
三、“复出”作家的历史叙述
‚五·七‛派作家——王蒙、张贤亮、丛维熙、张弦、高晓声 • 特点：亲身经历历史的遭难，将生命的挫折与历史的挫 折联系在一起。归来之后，不满足于仅仅停留在对文革的 批判（伤痕文学阶段），而是将文革的悲剧与中国当代的 政治历史联系起来考察，透过人物的命运遭际投射出历史 反省的冲动，即出现了‚历史反思文学‛。

论文化维度下创伤博物馆的记忆表征美学——以南京利济巷慰安所旧址陈列馆为例文/朱 艳摘 要：创伤博物馆是创伤记忆的保存机构。

创伤博物馆概念在中国自20世纪90年代引入以来，为记录创伤、抵消遗忘，建构集体记忆、承担社会责任凝聚了积极的力量。

以南京利济巷慰安所旧址陈列馆为研究分析对象，从物质维度的视觉化影像、场景复原的表征美学、展陈物品的意义建构等方面研究了创伤博物馆的记忆表征美学，探究了创伤博物馆意义建构的途径和方式，并分析了创伤记忆用多元视角展示的可能。

关键词：南京；利济巷；创伤博物馆；慰安妇；表征美学；意义建构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让人类蒙受苦难、见证苦难。

后灾难时代的人类反思灾难，重建人类的精神家园是时代赋予他们的神圣使命和责任。

整个20世纪里，首先起于西方社会，而后，人们都不断谈到蒙受了“创伤”。

对“创伤”的研究不仅表现在理论层面；在实践中，起自西方的创伤博物馆概念在20世纪90年代传入中国，并成为中国在二战中所蒙受创伤的记忆保存机构。

本文运用霍尔的“表征”理论，以南京利济巷慰安所旧址陈列馆为主要研究案例，探讨了实践层面的创伤记忆表征美学，从陈列馆的各种形象和文本入手分析了陈列馆的意义构成途径，了解创伤博物馆通过何种展示方式向观者传播创伤记忆，并分析了创伤记忆用多元视角展示的可能。

一、文化创伤理论与创伤博物馆从20世纪开始，首先起自西方而后迅速遍及整个世界，人们不断运用创伤（traumatized）语汇来解释不仅发生在自己身上而且包括他们所属集体的某种突然的、出乎意料的遭遇或是甚至没有特别恶意的社会转变和变迁经验。

这种被耶鲁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杰弗里·亚历山大（JeffreyC．Alexander) 称之为“常民创伤理论”的常识性的认识，在他对此经历了文化反身性（reflexivity) 研究之后，从社会学的角度提出了创伤并非是自然而然的存在，而是社会建构的事物，“当个人和群体觉得他们经历了可怕的事件，在群体意识上留下难以磨灭的痕迹，成为永久的记忆，根本且无可逆转地改变了他们的未来，文化创伤（cultural trauma) 就发生了。

创伤与记忆——文化记忆的历史表征与美学再现段吉方【期刊名称】河南社会科学【年(卷),期】2015(023)009【总页数】5【关键词】记忆;文化;重构自从美国社会学家、文化理论家杰弗里·亚历山大提出创伤理论以来，关于文化记忆与创伤研究就成了当代文化社会学研究中的焦点之一。

亚历山大认为：“创伤并非自然而然的存在；它是社会建构的事物。

”[1]亚历山大的创伤理论强调文化创伤建构中的社会属性，创伤研究具有融入一定社会思想文化的文化记忆特征，他的这一理论观念对文学叙事中的创伤体验与创伤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启发。

文学叙事中的创伤体验毫无疑问也无法忽略或剔除某种社会建构的属性特征，特别是某些具体个体创伤体验续写特征的创伤叙事，更是一种受社会文化建构制约的文化记忆形式。

因此，从创伤叙事入手，探讨文学叙事层面上文化创伤建构的社会属性，超越个体文学书写的经验现实，才可能重构文化记忆的历史与现实，走向具有人类属性的文化创伤研究。

一、从创伤叙事到文化记忆在文化研究理论中，文化记忆和文化创伤研究是一个重要的理论方向。

文化创伤理论的代表人物是美国社会学家、文化理论家杰弗里·亚历山大。

2004年，亚里山大在自己编辑出版的论文集《文化创伤与集体认同》中提出：“当个人和群体经历了可怕的事件，在群体意识上留下难以磨灭的痕迹，成为永久的记忆并且无可逆转地改变了他们的未来，文化创伤就发生了。

”[1]相比人类历史发展的前现代现实，20世纪人类社会发展毫无疑问凝聚了太多亚历山大所说的创伤记忆，“奥斯维辛”“南京大屠杀”等两次战争的历史创伤早已将这种文化创伤理论映照进现实，关于“文革”的政治创伤记忆也长久地成为几代人不可磨灭的文化记忆。

面对这些文化创伤记忆的反思有多种角度，像奥地利著名社会学家康拉德·洛伦茨在他所著的《文明人类的八大罪孽》中，从现代社会和文明发展的角度进行反思是一种形式，他强调现代社会发展中的“文明罪孽”，认为20世纪威胁人类生存的种种危机，包括生命系统的机能障碍、人口爆炸、生存空间的破坏、追逐金钱过程中的恐惧性忙碌、“快乐刺激”中情感的暖死亡、否定传统后的文化危机、现代大众传媒的“灌输危机”等，这些“文明罪孽”“既相互独立，又互相联系，它们不仅使人类的现代文明出现种种衰竭征兆，而且使整个人类‘物种’面临着毁灭的危险”[2]。

二、 创伤 ： 从 个 人 到 集 体
“ 创伤” 一词最早 出现于医学领域 ， 意为外部力量给身体造成 的伤 口。１ ９ 世纪后期 ， 随着工业化的深 入， 创伤 的内涵从 身体上 的物理性损伤扩展到精神层 面： “ 创 伤与工业化所带来的暴力 的联系不仅代表着 社会 对 现代 性 的关 注 ， 也 代 表着 创伤 向心理 方 面 转 变 的开始 ” （ Ｋ ｉ ｒ ｍ ａ ｙ ｅ ｒ ， ２ ０ ０ ７： ５ ） 。 有关 创 伤 的 理论 研 究 最早 可 追溯 至弗 洛伊 德 ， 后 来经 过凯 西 ・ 卡露丝、 杰 弗 里 ・ｃ・ 亚 历 山大 等人 的 发展 ， 理论 内 涵逐 渐 丰 富 和深 化 ， 由心理 学层 面蔓 延 到文 化学 层 面 ， 并 在 文学 创作 中得 以广泛 运用 。
第２ ８卷第 ３期
２ ０ １ ７年 ５月
广 东 外语 外 贸大 学学 报
Ｊ ｏ ｕ ｒ ｎ ａ ｌ ｏ ｆ Ｇｕ ａ ｎ ｇ ｄ ｏ ｎ ｇ Ｕｎ ｉ ｖ ｅ ｒ ｓ ｉ ｔ ｙ ｏ ｆ Ｆ ｏ ｒ ｅ ｉ ｇ ｎ Ｓ ｔ ｕ ｄ ｉ ｅ ｓ
Ｖ０ １ ． ２ ８． Ｎｏ ． ３ Ｍａ ｖ ２ ０１ ７
的、 可怕 的记忆 。在《 超越快乐原则》 中， 弗洛伊德将这种重复的 、 可怕的记忆升华为“ 死亡 冲动” ， 认 为现
收 稿 日期 ： ２ ０ １ ６ — １ １ — １ １
作者简介 ： 刘帅一 （ １ ９ ８ ８一） ， 女， 湖南长沙人 ， 解放军 国际关 系学 院六 队博 士研 究生 ， 研究 方向为英美文学 。
论 创 伤 记 忆 及放 军 国际关 系学 院 六队， 南京 ４ １ ０ ０ ７ ２ ）
摘
要： 有关创伤 的理论研 究最早可追溯 至弗 洛伊德 ， 后来 经过凯西 ・ 卡露丝 、 杰弗里 ・ Ｃ・ 亚历 山大等人

第３９卷第２期兰州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V o l ．３９,N o ．２２０２３年３月J o u r n a l o fL a n z h o uU n i v e r s i t y ofA r t s a n dS c i e n c e (S o c i a l S c i e n c e s )M a r ．２０２３ʌ收稿日期ɔ２０２２Ｇ１１Ｇ１６ʌ作者简介ɔ李佳静(２０００－),女,江西抚州人,江西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文学理论㊁美学与大众文化研究.记忆㊁创伤与见证陶东风的文化记忆研究李佳静(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江西南昌㊀３３００２２)ʌ摘要ɔ陶东风对西方文化记忆理论的译介与研究持续多年,建构了 文艺与记忆 研究范式,并开展了相应的批评实践.其涉及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记忆的伦理功能及其在文学领域中的运用问题,如何正确认识记忆与历史㊁见证与真实的关系问题等.陶东风在文艺学领域所开展的文化记忆研究,为文艺理论与批评提供了新思路和新路径,在某种意义上彰显了文学理论的公共性,也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文艺研究的进程.ʌ关键词ɔ陶东风;文化记忆;记忆研究;见证文学ʌ中图分类号ɔI ２０６．７㊀㊀ʌ文献标识码ɔA㊀㊀ʌ文章编号ɔ２０９５Ｇ７００９(２０２３)０２Ｇ００１４Ｇ０４M e m o r y,T r a u m a a n d W i t n e s s T a oD o n g f e n g sS t u d y o nC u l t u r a lM e m o r yL I J i a Ｇj i n g(S c h o o l o f C h i n e s eL a n g u a g e a n dL i t e r a t u r e ,J i a n g x iN o r m a lU n i v e r s i t y N a n c h a n g ３３００２２,C h i n a )A b s t r a c t :T a oD o n g f e n s t r a n s l a t i o n a n d r e s e a r c h o nW e s t e r n c u l t u r a lm e m o r y t h e o r y h a s l a s t e d f o rm a n y ye a r s ,c o n s t r u c Ｇt i n g t h e r e s e a r c h p a r a d i g mof l i t e r a t u r e a n d m e m o r y ,a n dc a r r y i ng o u t c o r r e s p o n d i n g cr i t i c i s m p r a c t i c e ．T h e r e s e a r c h c o n t e n tm a i n l y i n c l u d e s t h e e t h i c a l f u n c t i o no fm e m o r y a n d i t sa p p l i c a t i o n i n l i t e r a t u r e ,w a y s t ou n d e r s t a n d i n g t h e r e l a Ｇt i o n s h i p b e t w e e nm e m o r y a n dh i s t o r y ,w i t n e s s a n d t r u t h c o r r e c t l y ,e t c ．T h e s t u d y o f c u l t u r a lm e m o r y c a r r i e d o u t b y T a o D o n g f e n g i n t h e f i e l do f l i t e r a r y s t u d yp r o v i d e sn e wi d e a sa n dn e w p a t h s f o r l i t e r a r y t h e o r y an dc r i t i c i s m ,w h i c h ,i na s e n s e ,h i g h l i g h t s t h e p u b l i c i t y o f l i t e r a r y t h e o r y a n d p r o m o t e s t h e p r o c e s s o f l i t e r a r y r e s e a r c h t o a c e r t a i ne x t e n t ．K e y wo r d s :T a oD o n g f e n g ;c u l t u r a lm e m o r y ;m e m o r y r e s e a r c h ;w i t n e s s l i t e r a t u r e ㊀㊀现代意义的记忆研究发端于２０世纪初的西方学术界,并一直延续有年.其间,出现了 集体记忆 记忆的社会框架 等重要学术成果.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前后,由于反思二战的需要㊁自传体文学现象级的发生以及博物馆的兴起等原因,记忆研究越发受到重视,并逐渐以跨学科㊁跨国界之势形成一阵 记忆潮 ,至今方兴未艾.在２１世纪初记忆研究才引入中国,并逐渐受到国内学术界的关注,乃至成为当下的热点议题.陶东风作为当代中国文化研究的重要人物,对文化研究中的记忆问题予以高度重视,努力站在文化记忆研究的前沿,积极从事记忆理论的译介和研究.他多次主持和参与相关学术研讨会,其主编的«文化研究»丛刊数年来多次设立文化记忆研究专题,对中西方记忆研究的代表性成果做了较为充分地介绍和研讨.可以说,陶东风既致力于西方文化记忆理论研究成果的引进和阐释,又不断推动文化记忆研究的本土化与批评化.综观其在当代中国文化记忆研究领域发表的学术成果,可以发现,他试图建构 文艺与记忆 的理论范式,同时又开展相应的批评实践,并主要落实在记忆的伦理㊁记忆与历史两个方面的研究上.一㊁ 文艺与记忆众所周知,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 哈布瓦赫在１９２５年出版的著作«记忆的社会框架»中,首次提出了 集体记忆 的概念,并将个体记忆与社会框架相关联,强调记忆是一种社会文化的建构,开启了记忆研究超越生理学㊁心理学的社会学转向.在对哈布瓦赫的 集体记忆 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之上,德国学者扬 阿斯曼和阿莱达 阿斯曼夫妇提出了 文化记忆 理论.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扬 阿斯曼首次提出了 文化记忆 概念,从文化学视角建立起记忆与文化㊁认同之间的关联,使记忆研究在文化维度进行延伸.阿斯曼对哈布瓦赫的 集体记忆 进行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将集体记忆划分为 交往记忆 和 文化记忆 .人类社会从古至今就多灾多难.战争㊁冲突㊁灾难给人类和社会留下了无法忽视的种种创伤,创伤记忆研究已经成为文化记忆研究当中的显学.美国社会学家㊁耶鲁大学教授杰弗里 亚历山大提出的 文化创伤理论 是当代创伤记忆研究的标志性代表,他通过质疑自然主义的文化创伤理论发展出了建构主义的文化创伤理论,主张 文化创伤是一种文化建构 , 要让社会危机上升为文化危机即文化创伤经验,就必须进行有意识的㊁甚至是艰难的文化建构行为 [１].亚历山大还运用这一理论研究了关于大屠杀的记忆和讲述如何由 进步叙事 转向为 悲剧叙事 ,从而将特殊的个人记忆经验上升为普遍的人类灾难[２].陶东风对哈布瓦赫的 集体记忆 ㊁阿斯曼夫妇的 文化记忆 ㊁杰弗里 亚历山大的 文化创伤 等理论进行引进和阐释,他在« 文艺与记忆研究范式及其批评实践 以三个关键词为核心的考察»一文中,提出的 文艺与记忆 研究范式就是围绕集体记忆与个体记忆的关系㊁创伤记忆问题㊁文学艺术与文化记忆的关系,将西方文化记忆理论中的 集体记忆 创伤记忆 文化记忆 这三个最重要的关键词放置于当代中国文艺创作的历史文化语境之中进行理论探讨和批判实践,从而建构起的有关 文艺与记忆 研究的新的理论与路径.其 文艺与记忆 研究范式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３]:其一,建构主义的记忆观. 文艺与记忆 研究范式以建构主义的集体记忆㊁个体记忆和文化创伤理论为方法论,在对集体记忆与个体记忆的认识上,对于过分强调集体记忆或个体记忆的主导型话语模式㊁书写模式进行了阐释与反思,指出应抛弃本质主义的集体记忆和个体记忆理论,消除二者的二元对立,以相互建构㊁相互对话㊁协商的方式处理集体记忆与个体记忆的关系;在对创伤记忆问题的关注上,则依托亚历山大的文化建构主义创伤理论,强调文学领域中见证文学对建构文化创伤记忆的责任和意义.其二,重视文艺的见证与型构功能.根据建构主义的记忆理论和扬 阿斯曼的文化记忆理论: 记忆 与 文化创伤 是社会文化的建构,而文化记忆则要由物质文化符号为载体而进行型构从而固定下来.陶东风由此突出了文学艺术对于创伤记忆㊁文化记忆的重要性,即见证文学作为高度自觉的创伤记忆书写,将个人的灾难记忆上升为普遍性人类灾难,具有实现建构文化创伤记忆和修复公共世界的意义.文化形式作为 记忆形象 ,在建构和实践中不仅能够使文化记忆得以固定和延续,还能作用于集体身份认同的塑造.其三,积极进行本土化的反思与批评实践.正如阿龙 康菲诺所说的,记忆研究 更多的是在实践,而不是理论化 ,如何将文化记忆研究的理论成果以各自的文化传统在跨学科与跨国界的学术文化内得到实践,是记忆研究当前的重点. 文艺与记忆 研究范式在批评实践上将文化记忆理论与文化创伤理论放置于当代中国的历史文化语境中考察,结合本土化的文学类型作品㊁文化现象进行理论探讨和实践反思.该范式结合了建构主义的集体记忆和个人记忆观,将 文革 书写出现的另类记忆㊁另类经验置于不同的解释和叙述框架中理解,以多元化视角,为理解和研究中国当代文学记忆书写提供了开阔的学术视野;结合了亚历山大的建构主义的文化创伤理论,对以叙述和反思 文革 ㊁反 右 创伤经验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见证文学(或 思痛文学 )所呈现的重要症候进行文化批评和反思,强调其见证意义和道德责任.同时,结合扬 阿斯曼的文化记忆理论,分析国内大型集体记忆塑造的文艺活动与大众文化是如何通过特定的叙事策略,参与以塑造国民集体身份认同为核心的文化记忆建构实践的.除此之外,对于 见证文学 这个从西方引进的概念,结合了中国的历史文化背景对其概念进行了拓展,将纳粹大屠杀之外的,由文化㊁意识形态等原因制造的其他社会灾难,也包括在见证文学书写的范围内[４],提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 见证文学 .可以说,陶东风依据西方文化研究与文化记忆研究的理论资源,对当代中国文艺创作的本土化㊁语境化分析,建构了一种颇为有效的文艺理论研究范式.二、记忆的伦理犹太哲学家㊁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哲学教授阿维夏伊 玛格利特在其著作«记忆的伦理»中最先从伦理哲学角度思考记忆问题,探讨了 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 问题以及 记忆和遗忘的伦理意义 [５].非常遗憾的是,«记忆的伦理»的中译本(贺海仁译,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出现了严重误译.为此,陶东风在特意撰文纠误的同时,对本书的主要观点也进行了介绍和评述.鉴于亲疏关系㊁与记忆发生关系的程度的不同,人类应承担相应的伦理义务与道德义务,记忆伦理的基础是关爱,而 在人类普遍的关爱共同体还缺乏现实可能的情况下,我们应准备一个退而求其次的方案,即将人类转化为道德共同体 ,面对人类共同的灾难,即 绝对的恶和反人类罪,如奴役㊁驱逐平民和集体灭绝等 ,全人类都有道德责任去记忆[６].然而,由谁记忆?马格利特的回答是历史记忆的代理人 道德见证者.陶东风发表的«阿维夏伊 马格利特论道德见证者»一文,梳理和探究了阿维夏伊 马格利特关于道德见证者的特征㊁希望以及道德见证的真实性等现象学描述内容.而道德见证离不开对灾难与创伤记忆的言说和书写.创伤在个人层面往往体现为受难者㊁幸存者的心理创伤,陶东风对于创伤受害者群体的心理创伤问题予以了关注和重视,他指出, 创伤记忆如果不及时得到处理,就会导致各种形式的心理失调和应激障碍,使得人们无法以正确的方式处理过去,也不能以恰当的方式走向未来. [７]受难者或幸存者在面对讲述与见证时面临巨大的障碍,需要克服内心的痛苦与耻辱,但他们的创伤见证又有着极大的必要性. 幸存者不但需要求生存以便讲述他们的故事,而且需要通过讲述他们的故事而有意义地生存下去 [８],他们借助他者的在场与倾听,接受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中的 谈话治疗法 ,治疗与修复自身心理创伤以及与他人及世界的信任和爱的关系的同时,又有助于对人性的深入挖掘.而如果创伤记忆上升为文化创伤,它就不再是个人维度上的记忆和经验,而是关于民族㊁国家乃至整个人类的共同悲剧,个体创伤记忆有义务进入到公共的记忆空间当中.同记忆一样,见证也具有相应的道德和伦理责任,个体应该参与到人类最根本的尊严和道德共同体的维护当中,幸存者应当承担其 见证 的自觉,通过创伤记忆的讲述和书写,对抗遗忘㊁保存真相㊁反思历史㊁修复灾后人类的公共世界和精神世界.三、记忆与历史在传统的记忆观与历史观中,记忆与历史是趋于对立的,记忆与历史之间存在着明确的界限,而经历了二战的大屠杀之后,记忆与历史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阿莱达 阿斯曼指出, 在大屠杀的语境下,亲历者㊁幸存者之见证可以弥补档案资料的不足,其地位和价值得到了重新评价,由此,历史研究和记忆的裂缝被弥合,二者可被视为互相补充,个人的见证在历史研究中被普遍认可. [９]借助新历史主义的观点进行理解,历史和记忆并非二元对立㊁界限分明,二者作为文化中的处理过去的不同模式,可互为参照,相互补充.正如扬 阿斯曼所说, 只有借助于文化记忆,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历史 [１０].自二战结束后,对于大屠杀记忆的认识和书写在最大程度上成为了学术关切,而大屠杀可以隐喻为任何民族自己的创伤记忆.创伤记忆作为文化记忆和历史记忆的重要表现形式,是记忆研究中的重要内容.但明确了记忆与历史之间的关系后,又如何处理与书写(创伤性)历史记忆?这种书写或见证在多大程度上具有真实性?陶东风对此类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关注和探讨.对于如何处理创伤性历史记忆,陶东风译介了阿莱达 阿斯曼的«记忆还是忘却:处理创伤性历史的四种文化模式»一文,依据施暴者与受害者的关系和情境,分析了四种对待过去的创伤性记忆的模式,即对话式忘却㊁为了永不忘却而记忆㊁为了忘却而记忆㊁对话式记忆.这是兼顾心理㊁道德㊁政治的维度的模式,是对马格丽特提出的 记忆和遗忘 这两种对待过去创伤的范式所进行的丰富和补充.叙述是文学艺术的记忆书写不可能超越的中介,而历史书写也必然带有诠释的维度,对创伤记忆的书写涉及到创伤叙述与文学再现的研究,这也是文化记忆和文学创伤理论的重要议题.在创伤叙事方面,陶东风参考了亚历山大的创伤建构理论和国内外的其他相关理论资源,介绍了讲述和书写大屠杀记忆的两种方法,即进步叙事与悲剧叙事,并对当代中国的创伤记忆书写进行了反思.中国自近代以来,尽管多灾多难,但创伤记忆书写却在长期受到有意或无意的抑制,进步叙事㊁光明叙事㊁英雄叙事等一直在叙事模式中占据主导地位.无论是知青文学㊁伤痕文学㊁反思文学等 文革 书写,还是近年来对于新冠疫情的书写,在对记忆的取舍上,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进步主义的修饰, 选择性 记忆的文学类型的作品远远高于 见证性 记忆.前者以梁晓声的知青小说为代表,陶东风为此多次撰文从灾难书写的角度对其代表作品进行文本分析和文化批评[１１],后者则以老鬼的自传体小说«血色黄昏»为代表,陶东风通过研究,肯定了其作为自传性质的纪实性记忆书写的见证价值,并认为 见证文学 的特殊意义在见证而非文学 ,表示不能从文学和审美的角度来衡量或批评见证文学的纪实性记忆书写.陶东风是针对于当代中国文坛普遍缺乏全面㊁真实的 见证性 记忆书写这一问题,重申并强调了见证文学的最高原则 客观纪实[１２].的确,记忆是连接现在和过去的纽带,但它最终指向的是未来.对于全人类的创伤性记忆只有经过全面深刻的认识和反思,人类才能更好地面向未来.因此,创伤性记忆不应该被降格为短暂的过渡性记忆,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光明主义㊁进步主义的精神鼓舞,更需要的是见证的力量.近两年来,陶东风对于见证文学真实性问题研究的主要观点发生了明显的后现代转向.一方面,他围绕«鼠疫»与见证文学的几个问题,证明文学能够实现对历史的转换.历史与文学都具有叙述的维度,历史与文学二者之间本身就可以互为转换㊁相互补充.如加缪的«鼠疫»并不是规范意义上的见证文学,但它通过寓言的形式,以鼠疫隐喻大屠杀,以文学的见证方式见证了(大屠杀的)历史,作为大屠杀的历史通过文学的方式建构出来.这是一种传统叙事与历史关系的深刻转变:历史必然包含文学(叙事)[１３].另一方面,他在«论见证文学的真实性»(２０２２年)一文中,从心理学依据㊁见证内容㊁见证条件等方面对见证文学的真实性问题进行了系统的论述.记忆的叙述与书写不存在绝对的客观性.从内容和主体上来说,见证文学几乎全部属于创伤记忆书写.创伤记忆属于个体生命的创伤经验.真实与虚构㊁亲历记忆与非亲历记忆相互缠绕㊁混合是后现代自传书写的关键表征.见证文学中纪实和虚构难解难分的这一特征有其心理学依据.从方式上来说,见证文学是写作者通过文学创作的方式将个体记忆和经验加工而生成的作品,避免不了艺术加工以及进入人物内心,个人化的主观心理真实并不在其真实性诉求之外.从目的上来说,见证的目的不在于对创伤现实和真实世界的完全复原,而是为了将其上升为人类的普遍性意义.从本体上来说,文学上的见证是一种与历史知识㊁抽象化理念不同的 具身化的历史见证 ,幸存者的大屠杀记忆书写是个人具身化的创伤经验表达,与历史档案中的数据和结论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因此,见证文学的真实区别于历史真实㊁科学真实,它是一种情感上㊁经验上的文学真实[１４].总之,陶东风的记忆研究已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诚然,在文艺学界,记忆研究并不是他最早开始.但是,他的介入使得记忆研究的影响日甚.这当然不完全与陶东风本人有关,更是因为记忆研究本就应该是文艺学研究的重要构成.无论从文学理论的本土化来看,还是就文学理论的公共性而言,文艺学界都需要积极开展记忆研究.ʌ参考文献ɔ[１]陶东风．文化创伤与见证文学[J]．当代文坛,２０１１(５):１０Ｇ１５．[２]陶东风．从进步叙事到悲剧叙事 讲述大屠杀的两种方法[J]．学术月刊,２０１６,４８(２):１２７Ｇ１３８．[３]陶东风． 文艺与记忆 研究范式及其批评实践 以三个关键词为核心的考察[J]．文艺研究,２０１１(６):１３Ｇ２４．[４]洪子诚,陶东风．关于见证文学与文学见证的对话[J]．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１,２０(５):５Ｇ１８．[５]徐贲．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M]．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２００８．[６]陶东风．«记忆的伦理»:一部被严重误译的学术名著[J]．文艺研究,２０１８(７):１４９Ｇ１６０．[７]陶东风．主编的话[J]．文化研究,２０１９(３):３Ｇ４．[８]陶东风．心理创伤的倾听:论创伤叙事的意义与方法[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２０２１,４３(１):８７Ｇ９１,１２８．[９]阿莱达 阿斯曼,陶东风．个体记忆㊁社会记忆㊁集体记忆与文化记忆[J]．文化研究,２０２０(３):４８Ｇ６５．[１０]阿斯曼,陈国战．什么是 文化记忆 ?[J]．国外理论动态,２０１６(６):１８Ｇ２６．[１１]陶东风．关于当代中国社会灾难书写的几个问题 以梁晓声的知青小说为例[J]．当代文坛,２０１３(５):３８Ｇ４４．[１２]陶东风．见证极权环境下的人性变异 «血色黄昏»解读[J]．文化研究,２０１３(４):３Ｇ３４．[１３]陶东风．见证,叙事,历史 «鼠疫»与见证文学的几个问题[J]．文艺理论研究,２０２１,４１(２):４３Ｇ５３．[１４]陶东风．论见证文学的真实性[J]．文学评论,２０２２(１):１１７Ｇ１２５．[责任编辑:王作华]。

新时期文学中的创伤叙事研究伴随着中国社会、政治与文学的转型,再现与表现十年“文革”历史创伤记忆的叙事文学作品构成了新时期文学中的创伤叙事景观。

本论文以创伤理论为理论基础,选取从1976年到1989年的新时期创伤叙事作品为研究对象,从创伤叙事视域对创伤主题表达、创伤心理描写与创伤叙事形态等方面进行研读,考察新时期文学创伤叙事的建构过程,把握新时期文学创伤叙事的类型与特征、承续与变奏,深化对新时期文学思潮的认识。

创伤是一个具有丰富意蕴的词语,经历了从生理学到心理学,再到社会文化学的不断发展和丰富的过程。

文学性创伤叙事是将创伤从视觉或听觉形式转化成文本形式的重要转译方式,也是再现创伤事件,表征创伤症候的主要手段。

根据新时期文学性创伤叙事的不同侧重与面向,可以将其划分为家庭创伤叙事、社会创伤叙事、集体创伤叙事与女性创伤叙事四种主要类型。

新时期文学中的家庭创伤叙事尚未摆脱政治意识的束缚,经历了从暴露社会问题到关注精神内伤,从呼应政治需求到突出创伤心理的转变。

通过对家国创伤同体的隐喻书写,家庭创伤叙事作品形成了同质化的创伤叙事形态,既满足了受创者的创伤心理诉求,又迎合新时期社会历史的政治需求。

在政治意识的规约与主导下,家庭创伤叙事既是作家对创伤历史的文学反思,更是作家强烈政治意识下对创伤主题的热衷。

新时期文学中的社会创伤叙事彰显作家的个体意识,重视从秩序、伦理、信仰等层面对创伤社会进行多维展示。

在从政治隐喻走向社会文化的创伤建构中,社会创伤叙事作品因“文革”创伤的波及面、言说视角与话语姿态等不同,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呈现出不同的命运。

将个人创伤记忆与社会历史相结合的社会创伤叙事通过异质化的创伤叙事形态,独特的个体化话语与书写姿态,使作家的文学意识与批判精神进一步得到释放。

新时期文学中的集体创伤叙事在现代意识冲击下,突破既定的宏大历史观,从文化创伤的视域,关注个体生命意义与受创者的精神世界,传达现代人在创伤历史与社会现实的冲撞下空虚、困惑、焦灼与迷惘的创伤心理。

创伤叙事视阈中的《微物之神》解读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美国，关于创伤的理论性研究开始萌芽。

凯西?卡鲁斯主编的《创伤：记忆的探询》和朱迪?思赫尔曼的《创伤与恢复》被誉为创伤理论的经典。

创伤研究的重点一开始在于探究个人心理创伤的动因以及防治，后来转移到了文化研究层面。

在文学方面则表现为对作品中创伤叙事策略运用的研究。

创伤叙事主要呈现出以下几点特征：第一，不遵循传统的叙事方法和技巧，主要是由于创伤主体受暴力以及难以言说的身体和精神苦痛折磨，不能用明晰的语言表述可怕的经历；第二，违反传统的情节设置模式，打破时间顺序，故事情节支离破碎；第三，叙事主体受创伤萦绕，陷入难以自拔的重复讲述状态；第四，叙事中充斥了幻觉、鬼魂、暗示性梦幻、与死者的见面等内容。

在小说《微物之神》中，阿兰达蒂?洛伊不仅向读者呈现了个人及家庭的种种“创伤”经历，而且将个人、家庭与族群的历史用记忆连接起来，谱写出一部历史与现实相交织的创伤交响曲。

小说所讲述的核心故事是居于上层的叙利亚基督教离婚女人阿慕与贱民木匠维鲁沙跨越种姓、阶级的爱情悲剧，它取材于洛伊儿时母亲讲给她的乡间传闻。

离了婚的阿慕带着双胞胎子女――艾斯沙和瑞海儿回到了阿耶门连的娘家，受到了众人的排挤。

在这里，她遇见了心灵手巧的贱民木匠维鲁沙，在他身上找到了生命的价值所在，与他坠入爱河。

后来，阿慕的侄女苏菲默尔意外溺亡成为了这场爱情悲剧的导火索，家人把所有罪责都归咎于维鲁沙，致其被捕并受到残害。

善良单纯的双胞胎兄妹被骗取了口供，不知不觉间断送了他们最爱的两个人一一阿慕和维鲁沙，他们也因此而分离。

凯西?卡鲁丝在《创伤：记忆的探询》中把“创伤的结构明确勾勒为历史或时间的中断”，并指出：“创伤事件在它发生的时刻没有被充分地体验和吸收，只能延迟地表现在它的持续和侵入式的返回上，因此按照通常途径不能记忆和解释创伤事件。

” {1} 创伤的受害者会不知不觉地将自己一直埋藏于早期的创伤经历中无法自拔，过去的创伤事件不断闪现，零散的记忆碎片反复萦绕。

美国二战小说中的创伤书写与历史重构研究综述美国二战小说是美国文学中一个重要的文类，它不仅承载着二战时期的历史记忆，还成为了重塑历史、创造历史的重要渠道。

在这些小说中，创伤书写和历史重构是两个重要的研究方向。

本文将探讨美国二战小说中的创伤书写与历史重构，并对相关研究进行一些综述。

一、创伤书写的特点二战是美国历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事件，对整个国家和社会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这场战争中，许多战士和平民都经历了巨大的创伤，这些创伤在他们的心灵深处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

美国二战小说中的创伤书写就是在探讨这些创伤，并试图通过文字表达出来。

创伤书写的特点之一是真实性。

很多二战小说的作者都是当时的战士或亲历者，他们的创伤经历是真实存在的，因此在书写中常常能感受到作者对这些创伤的真切表达和深沉情感。

另一个特点是情感化。

面对战争中的残酷和伤痛，很多作者都将自己的情感注入到书写中，不仅是对战争本身的愤怒和悲悯，还包括对战争中牺牲者的怀念和对生活的珍惜。

这些情感使得书写更加生动真实，触动读者的内心。

创伤书写还会涉及到对后果和应对的探讨。

战争给人民带来了巨大的创伤，如何应对这些创伤、如何治愈这些创伤，是二战小说中一个重要的议题。

作者们在书写中常常会反思战争带来的后果，以及人们对此的应对方式，从而引发读者的深思。

二、历史重构的意义美国二战小说中的历史重构是指通过文学作品重新审视历史事件，提出新的历史解释，或者利用小说的手法对历史进行再现和加工。

历史重构的意义在于为读者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历史视角，拓展了人们对历史的认知，并对历史事件进行更深入的思考和理解。

历史重构可以揭示历史事件的多重性。

历史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同一个历史事件会因为不同的人的解读而呈现出不同的面貌。

通过不同视角的历史重构，可以使读者更好地理解历史事件的多重性和复杂性。

历史重构可以唤起读者对历史的关注和思考。

在重构历史的过程中，作者会透过小说的情节和人物来散发对历史的思考和感悟，这将激励读者对历史事件进行更深入的思考和研究，并更加珍惜历史的价值和意义。

创伤记忆的历史表征与文化再现（中山大学南方文谈第15期）中山大学中文系研究生董晴整理2014年10月17日晚，我系“当代文学研究中心”主办的第15期“南方文谈（沙龙）”如期在中文堂举行。

本期沙龙以“创伤记忆的历史表征与文化再现”为主题，由暨南大学中文系赵静蓉教授主持，广州大学外国语学院陆道夫教授、我系张均教授、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段吉方教授、广东财经大学人文传播学院卢建红副教授、暨南大学社科部田明老师参加讨论，同时有来自校内外各专业同学积极参与了本次活动。

（沙龙嘉宾自左至右为卢建红副教授，段吉方教授，张均教授，赵静蓉教授，陆道夫教授，田明讲师）赵静蓉教授以创伤理论来源与演变为开场，综述此次活动将沿创伤基本理论至创伤现实语境再到创伤文学/书写发展前景的思路展开。

张均教授表示亚历山大的创伤理论忽略了同一时代可能存在不同文化创伤的问题：鲁迅的“幻灯片事件”、萧红的《生死场》与毕飞宇的《推拿》等事例表明，创伤体验需经过社会群体认同才能成为创伤文化。

卢建红副教授则从鲁迅“幻灯片事件”的文学书写事实出发，指出《呐喊•自序》与《藤野先生》是作者两处明确书写，但两处并非完全相同，这一事实表明鲁迅的创伤体验来源于一张图片，但鲁迅在不同人生阶段对该图片的理解与解释各有侧重，进而影响了创伤体验的书写。

卢老师表示，创伤体验以对某事件的理解为基础，这种理解会随时间而变化，因此创伤体验也处于变化中，故创伤体验由建构而成，具有非常强的主体性。

田明老师在对前述两位老师的发问中提出：我们为何要了解创伤？创伤如何治愈？又应如何认识治愈创伤的必要性与在治愈创伤过程中可能带来的新创伤之间的矛盾？田老师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伤进入，用哲学思辨的方式阐明中国的现实是以反理论、反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作为治理国家社会的意识形态，而这种理论诉求最终会偏离它本身。

段吉方教授则以阿多诺的“奥斯维辛之后写诗还可以吗？”开始，解释何以对奥斯维辛的记忆已成为诗意的记忆，进而表示鲁迅的“幻灯片事件”难有普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