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伤记忆的历史表征与文化再现
（中山大学南方文谈第15期）
中山大学中文系研究生董晴整理
2014年10月17日晚，我系“当代文学研究中心”主办的第15期“南方文谈（沙龙）”如期在中文堂举行。本期沙龙以“创伤记忆的历史表征与文化再现”为主题，由暨南大学中文系赵静蓉教授主持，广州大学外国语学院陆道夫教授、我系张均教授、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段吉方教授、广东财经大学人文传播学院卢建红副教授、暨南大学社科部田明老师参加讨论，同时有来自校内外各专业同学积极参与了本次活动。
（沙龙嘉宾自左至右为卢建红副教授，段吉方教授，张均教授，赵静蓉教授，陆道夫教授，田明讲师）赵静蓉教授以创伤理论来源与演变为开场，综述此次活动将沿创伤基本理论至创伤现实语境再到创伤文学/书写发展前景的思路展开。张均教授表示亚历山大的创伤理论忽略了同一时代可能存在不同文化创伤的问题：鲁迅的“幻灯片事件”、萧红的《生死场》与毕飞宇的《推拿》等事例表明，创伤体验需经过社会群体认同才能成为创伤文化。卢建红副教授则从鲁迅“幻灯片事件”的文学书写事实出发，指出《呐喊•自序》与《藤野先生》是作者两处明确书写，但两处并非完全相同，这
一事实表明鲁迅的创伤体验来源于一张图片，但鲁迅在不同人生阶段对该图片的理解与解释各有侧重，进而影响了创伤体验的书写。卢老师表示，创伤体验以对某事件的理解为基础，这种理解会随时间而变化，因此创伤体验也处于变化中，故创伤体验由建构而成，具有非常强的主体性。田明老师在对前述两位老师的发问中提出：我们为何要了解创伤？创伤如何治愈？又应如何认识治愈创伤的必要性与在治愈创伤过程中可能带来的新创伤之间的矛盾？田老师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伤进入，用哲学思辨的方式阐明中国的现实是以反理论、反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作为治理国家社会的意识形态，而这种理论诉求最终会偏离它本身。段吉方教授则以阿多诺的“奥斯维辛之后写诗还可以吗？”开始，解释何以对奥斯维辛的记忆已成为诗意的记忆，进而表示鲁迅的“幻灯片事件”难有普遍性。段老师认为创伤只是历史的一个侧面，创伤理论中最重要的应是“见证”：当历史当事人已不在，应如何见证和还原真实的历史（创伤），又该如何认识和走出这种创伤？陆道夫教授以谭思美《喜乐会》与纳博科夫《洛丽塔》为例，指明鲁迅的创伤体验可能源于特定事件对其童年记忆的激发，这为我们从微观角度进入创伤提供启示。
在对创伤理论进行简要讨论后，话题转入创伤文学/书写的现实语境和发展前景。创伤作为一种原初的素材是如何通过媒介转化为书写的呢？又该如何治愈创伤记忆呢？陆道夫教授表示创伤记忆大多由迎合某种价值取向的媒介机构建立起来，但这种建构与受众可接受的记忆之间存在错位。张均教授从近年来红二代对于“文革”公开道歉这一事实阐明，文化创伤中的“善”与“恶”难以推置到制度层面，历史中的“善”与“恶”
也总是此起彼伏，并非直线进步。在这样的境况下，对创伤记忆进行不同的治愈会好于只有一种治愈，而无数种意识形态争鸣优于一种意识形态至高无上。段吉方教授也表示，创伤记忆的治愈内涵复杂，常与历史事实、政治诉求等诸多因素纠缠在一起。陆道夫教授认为来自范德堡大学研究者的观点颇有启示意义，即创伤的修复可以依靠教育与再教育来完成。
此次讨论活动进行得十分热烈，老师们或针锋相对、或相辅相成的观点构成了深厚的对话场，为我们对创伤记忆与创伤文学/书写的理解提供诸多思路。（董晴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