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传统中国的公共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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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社会科学》2008年第1期SocialSciencesinYunnanNo.1在解释公共政策的执行成败时,单视角的政策执行过程研究往往不够充分。
因此,贺恩和波特尔(Benny.HjernandDavidO.Porter)1981年提出了“执行结构”(implementationstructure)的研究路径①。
近几十年来,西方发达国家已基本达成了用“政策网络”(policynetworks)来概括其政策执行结构的共识。
然而,“政策网络”对中国公共政策执行结构的分析并不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中国公共政策的执行结构要比西方国家的“政策网络”复杂得多。
其正式执行结构与非正式结构差异之大,关系之复杂,根本不能用类似于“网络”等简单的比喻来标识。
因为中国公共政策的执行结构具有转型国家的特殊性和复杂性。
然而,此前研究中国公共政策执行的官僚制模型、博弈模型和政治动员模型都忽略了这些重要的特殊性和复杂性[1](P41~64)。
基于此,笔者通过对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的梳理,概括中国政策执行结构的基本特征②,对中国公共政策的四种执行结构模式其对公共政策执行过程和结果的影响展开分析。
一、“有限分权”的正式执行结构目前,国内外学者把中国公共政策的正式执行结构特征描述和概括为以下两点:一是“党政双轨”;二是“条块结合”③。
“党政双轨”和“条块结合”使得中国公共政策的正式执行结构具有“有限分权”的特征。
所谓“有限分权”是指,权力在政策执行结构中的分配有一定限度。
即在中国公共政策的正式执行结构中,每个官员、每个部门之间的权限并没有清晰的界定。
由于权力配置上的重叠、交错,有些权力的分配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因时而异、因地而异、因人而异、因事而异。
当然,这种机动性也是有限度的,只有那些中国公共政策的执行结构分析龚虹波(宁波大学公共管理系,浙江宁波315211)摘要:与西方发达国家的“政策网络”不同,中国的政策执行结构具有转型国家的特殊性和复杂性。
第三章公共政策系统分析从系统分析方法来看,公共政策的运行是以公共政策系统为基础的。
公共政策系统是研究公共政策过程的前提。
我国有学者把公共政策系统界定为“由政策的主体、政策客体及其与政策环境相互作用而构成的社会政治系统”。
本章着重探讨公共政策系统的三个构成要素,即公共政策主体、公共政策客体和公共政策环境,以及公共政策工具的含义、构成及选择。
第一节公共政策主体一般而言,公共政策主体是指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公共政策全过程的个人、团体或组织。
公共政策主体不仅参与和影响公共政策的制定,而且在公共政策的执行、评估和监控等环节都发挥着积极的能动作用。
由于各国在政治体制、经济发展和文化传统等方面的差异,公共政策主体的构成要素及其作用方式也有所不同。
在公共政策主体的分类上,存在着官方决策者和非官方参与者、体制内和体制外等划分方式。
公共政策主体一般包括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政党、利益集团、思想库、大众传媒和公民个人等。
从官方和非官方角度来探讨公共政策主体的构成及其行为,前者着重探讨权力配置问题,后者着重探讨政策参与问题。
一、官方决策者一般而言,官方决策者是指广义的政府,即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
在现代政治体制中,这三大系统分别掌握着立法、行政和司法三种权力,各司其职,依据宪法赋予的权力制定各类公共政策,同时相互制约,保持三种权力之间的平衡。
我国执政党在公共政策制定中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我国官方决策者包括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和执政党。
1.立法机关立法机关是公共政策主体最重要的构成要素之一,其主要职责是立法,即履行制定法律和政策。
立法机关在西方主要指国会、议会、代表大会一类的国家权力机构,在我国则是指全国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
由于政治体制的不同,各国的立法机关在公共政策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所起的作用不尽相同。
2.行政机关行政机关是贯彻执行国家的法律和政策,管理国家的内政、外交等行政事务的机关,它掌握国家行政权力,运用公共政策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管理,是立法机构所确立的国家意志的执行者。
中国古代政策思想的内容:1“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的政策思想2以民为本,政在得民的政策原则3“惠民”“养民”“富民”的政策传统4重农抑商的政策主张5“不惠寡而患不均”的政策倾向6无为而治的政策构想。
亚当-斯密对政策研究的贡献1他谴责一切封建关系,既对重商主义进行了严峻的批判,又克服了重农学派认为只有农业才创造财富的偏见,力图证明刚诞生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合理性,证明只有分工进一步发展才能增进整个社会的福利,反对一切阻碍经济自由的政策和学说,并提出了理论和经济政策2他有关政策与市场关系的理论对整个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国家的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提供了一种基本政策理念,界定了政策的范围和方向。
经济自由是它的基本观念3在研究方法上,他以经济人的利已心这一假设作为立论的基础克劳塞维茨的贡献:1他提出系统的战略决策思想,认为应当把战争或战争中的各个战局看成一条完全由相互衔接的一系列战斗所组成的锁链,并把每一个战斗都看成这条锁链中的一个环节。
他认为要取得相对的优势,即在决定性地点上巧妙地集中优势兵力,就往往必须准确地选定决定性地点并使自己的军队一开始就有正确的方向,就必须有决心为了主要的东西而不惜牺牲次要的东西。
这样,他就正确地设定了战略、策略和战术之间的关系,为政策研究中“政策链”“政策群”概念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2他将战略要素区分为精神要素、物质要素、地理要素和统计要素。
3他强调战略决策须依据条件的变化而变化,从而为公共决策如何根据内部情势和外部环境的变化而予以修正和完善提供了很好的思路。
马克思的贡献:1他的全部理论为世界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战略与策略提供了理论指导,规定了根本的政策目标和实现目标的重要途径,为社会主义国家各个发展阶段的元政策和各项基本政策,甚至为各个领域的部门政策,提供了基本的政策理念,界定了政策的范围和方向。
2他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为政策研究从注重政策结果到注重政策过程的转变指明了方向,而且政策研究遵循这样的认识论路线能够正确地勾画出政策过程及其各个主要阶段的一般特点。
1.公共政策:是公共权力机关经由政治过程所选择和制定的为解决公共问题、达成公共目标、实现公共利益的方案、准则和行动计划。
2.公共政策的功能:1、导向功能2、调控功能3、分配功能4、发展功能3.公共政策的类型:纵向划分:1.元政策2.基本政策3.具体政策横向划分1.政治政策2.经济政策3.社会政策4.文化政策4.公共政策系统:包括公共政策主体、公共政策客体和公共政策环境。
要素之间相互不影响、相互作用。
公共政策的运行正是以公共政策系统为基础的。
5.如何认识公共政策价值:管理价值文明价值理性价值6.公共政策价值的意义:有助于合理确定公共政策目标有利于规范公共政策价值导向有利于协调公共政策利益关系7.现行政策体现了哪些价值偏见:正义效率平等民主秩序发展利益8.公共政策环境:第一,公共政策环境是一个包含大量因素的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几乎涵盖了公共政策面临的一切外部条件;第二,公共政策环境对于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具有十分重大的影响,它决定了公共政策的必要性及公共政策执行的效果;第三,公共政策环境与公共政策之间不断进行各种资源和信息的交流,构成一个循环的系统。
9.公共政策与政策环境的相互关系:1.公共政策环境是公共政策赖以生存的前提和基础2.公共政策必须适应政策环境3.政策环境的改变是公共政策变革的压力和动力4.公共政策对于政策环境具有能动的反作用。
10.政策环境的特征:复杂性多元性特殊性可变性11.政策网络:是一种分析政策参与过程中团体与政府关系方法,它是一群行动者之间建立某种稳定程度的社会关系形态,以促成政策问题或方案的形成或发展。
12.公共决策体制:是决策权力分配的制度和决策程序、规则、方式等的总称。
13.公共决策的特点:1.决策制定与决策执行相对分工显著2.决策行动与决策研究分工日益明显3.决策系统与信息系统明显的结合4.“人”与“机”明显的结合5.高度分工与高度综合的有机整体逐渐形成。
14.公共决策体制结构:1.智囊系统2.决策系统3.执行系统4.信息系统5.监督系统15.公共决策规则:1.投票规则2.听证制度3.专家咨询制度与脑库16.中国决策体制存在的问题:1.公共决策系统及机构方面存在缺陷2.公共决策还未实现从经验决策到科学决策的根本性改变3、政策科学理论研究滞后于决策实践4.政策研究人员整体素质不高。
我国公共政策执⾏中存在的问题与原因分析我国公共政策执⾏中存在的问题与原因分析所谓公共政策,即公共权⼒机关经由政治过程所选择和制定的为解决公共问题、达成公共⽬标、以实现公共利益的⽅案。
它的作⽤是规范和指导有关机构、团体或个⼈的⾏动。
其表达形式包括法律规、⾏政规定或命令、国家领导⼈⼝头或书⾯的指⽰、政府规划等。
公共政策执⾏在整个⾏政管理活动中有着⼗分重要的地位。
作为政府调控社会成员之间利益关系,实现公共利益的合理分配及具体⾏政⽬标的重要⼿段之⼀,在社会飞速发展的今天,公共政策越来越发挥着举⾜轻重的作⽤。
然⽽,由于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公共政策在执⾏过程中往往容易出现偏差,严重影响了政策⽬标的有效实现。
对于我国公共政策执⾏中存在的问题,结合有关资料我总结了以下三个⽅⾯:(⼀)公共政策内容的偏离。
在公共政策的执⾏过程中,执⾏部门难免会考虑⾃⾝利益⽽偏离执⾏政策的内容。
擅⾃改动部分政策内容,选择性执⾏政策内容抑或延伸莫须有的政策内容,这些⾏为都对公共政策偏离预期效果产⽣不同程度的负⾯影响。
当需要执⾏的政策与负责执⾏的机关、部门存在利益冲突时,执⾏机关就制定与上级机关公共政策表⾯相⼀致,实际上相违背的执⾏措施,妨碍公共政策的全⾯实施。
执⾏对⾃⼰有利的内容,⽽擅⾃变动于⾃⾝不利的内容,严重影响党和围家的形象,极⼤损害了我国社会主义政策的权威性、严肃性以及国家和⼈民利益。
当地⽅政府单位注重⾃⾝利益⼤于国家时,执⾏机关便对上级政策指令或命令进⾏筛选,选择对⾃⾝有利的规定执⾏。
合利执⾏,不合利不执⾏,在执⾏中见黄灯便⾛,见红灯便绕道。
置国家的利益于不顾,站在⼩团体利益的⽴场上钻政策的空⼦,断章取义,为我所⽤,极⼤程度妨碍了上级部门⽬标的实施。
当然,在公共政策的执⾏中也有执⾏部门为了本地利益采取⼀些⼟政策,或附加⼀些原⽬标所没有的内容,致使政策不能准确执⾏到位⽽出现政策失真。
特别是⼀些地⽅,打着贯彻上级政策要结合本地实际的旗号,另⽴⼀套规定,⾃⾏其是,谋取私利,严重阻碍了政策执⾏的⼒度和效果。
中国公共政策研究的历史进程及未来趋势公共政策研究是研究政府公共政策制定、执行、评估过程的学科,也是与公共管理学、政治学等学科密切相关的领域。
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转型与发展,公共政策研究逐渐成为学术界和政界的热门话题。
本文将对中国公共政策研究的历史进程、现状与未来趋势进行探讨。
一、历史进程中国公共政策研究在20世纪50年代开始有所开展,当时国内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变革给公共政策研究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1956年,中央党校政治教研室创立了政府管理专业,标志着中国公共政策研究进入了正式学科体系。
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公共政策研究也得到了更广泛的关注。
1990年代以后,公共政策研究经历了一次较大的发展。
199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以下简称“中心”)成立,公共政策研究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2003年,中心成立了“公共政策与管理”学科。
2008年,中心启动了“政策研究高端智库”计划,进一步推动了公共政策研究的发展。
与此同时,中国的高等教育也开始涌现出一大批专注于公共政策研究的学院与研究院所。
二、现状分析目前,中国公共政策研究处于广阔的发展空间,在政策创新、实践落地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中国社科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是全国唯一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也是中国公共政策研究领域极具影响力的中心之一。
中心紧紧围绕国家重大问题和中心工作重点,在市场经济、社会治理、政府治理等方面开展了大量政策研究工作,推出了一系列优质研究成果,并为政府部门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咨询和决策支持。
与此同时,公共政策研究的早期发展比较缓慢,仍存在一些问题与挑战。
第一,公共政策研究具有高度的专业性,但相对于学科本身的复杂性和实践性,公共政策研究仍显得比较理论化。
第二,公共政策研究在数据、信息、研究方法等方面存在着不足,需要通过加强技术支持和协同发展解决。
第三,公共政策研究事实上还处于一个较为分散的状态,无法形成一个具有较强影响力和代表性的学科门类体系。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公共政策变迁陈潭(中南大学公共政策与地方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改革开放的30年是中国处于大变革、大转型时代的30年,是中国经济增长和制度成长的30年。
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了中国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僵化半僵化到全面改革、从封闭半封闭到对外开放的历史性转变。
众所周知,这种社会主义变革和转型主要体现为计划经济体制走向市场经济体制的宏大转轨,展示了一个发展中的大国的治理逻辑,凸显了体制转轨与政策变迁中的中国模式和独特经验。
一、中国改革30年来公共政策变迁的基本阶段考察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和制度演变历程,中国改革30年来的公共政策变迁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公共政策动员化阶段(1978-1992)。
这一阶段开始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想解放运动以及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开放宏观政策,一直到1992年“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这个阶段是一个政策动员、政策试错和政策学习的阶段,是传统的公共政策体制遭遇困境和走向突破的阶段,也是中国公共政策宏观环境下的内在要求与外在刺激形成的模仿和借鉴过程,更是公共政策获取经验和新知的演变历程。
中国改革是从农村率先突破的,中国公共政策变迁毫无疑问离不开农村政策的突破和创造。
1978年,凤阳小岗村农民首创农业“大包干”,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由此引发了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主要目标的体制改革和创新。
1982年元旦,中共中央批转《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1991年举行的中共十三届八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决定》,提出把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作为我国乡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一项基本制度长期稳定下来,并不断充实完善。
1984年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一致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进一步贯彻执行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行开放的方针,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
请您分析中国公共政策执行的主要问题与原因:一、我国公共政策执行的主要问题就是:1、政策敷衍指公共政策执行者在实施政策的过程中只做表面文章,将政策束之高阁, 阳奉阴违, 敷衍塞责, 从而使政策变成了一纸空文, 根本谈不上解决具体问题,实现具体目标。
2、政策选择执行一些政策执行主体往往对政策“断章取义、为我所用”, 只执行符合自己利益的部分, 不符合自己利益的部分就不执行,这种选择性执行使完整的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变得残缺不全, 政策的整体功能难以发挥, 政策目标的实现也必然大打折扣。
3、政策附加政策附加的主要特点就是执行者在原政策的基础上自行设置“土政策”, 打着结合地方实际的旗号另搞一套, 自行其就是, 谋取私利, 从而导致政策执行变形。
4、政策歪曲公共政策执行者在传达与执行中对政策精神实质或部分内容有意曲解, 从而导致政策失真, 甚至被替换为与原政策完全不同的“新”政策。
5、政策抵制公共政策执行者对现有的政策不认同、不接受, 从而产生抵制情绪, 使公共政策不能够执行到位, 达不到预期的效果。
6、野蛮执行公共政策我国在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普遍存在着滥用行政手段的现象,有的公共政策执行人员对执行对象动辄命令、强制, 使执行对象从心理上与行为上难以接受。
行政手段在执行中扭曲变形, 演变成野蛮执行, 导致干群关系紧张, 极大地影响了执行效果。
二、出现上述问题的主要原因1、政策本身的原因政策本身的质量问题就是影响政策执行效果的首要因素。
一项政策能否得到有效的执行, 往往取决于政策本身就是否科学合理。
政策执行偏误产生的一个前提条件, 就就是政策本身存在着缺陷, 有漏洞可钻。
政策就是否存在缺陷主要从以下几方面来考虑: 一就是策就是否合理;二就是政策本身就是否明晰;三就是政策就是否“前后左右”协调一致;四就是政策就是否多变。
2、政策执行主体的原因任何一项政策最终要靠执行主体来实施, 现实中政策执行偏误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政策执行主体的原因造成的, 这表现在:1)政策执行主体的素质不高由于历史种种原因, 一些政策执行者文化水平低导致行政决策水平低;职业道德差导致行政道德滑坡; 行政责任观念淡薄导致争荣誉而避责任; 理论水平低导致官本位思想严重。
公共政策案例分析公共政策案例分析:食品安全监管问题导言食品安全是公共政策领域中一个重要的议题,涉及广大民众的生命健康和社会稳定。
本文以中国食品安全监管问题为案例,分析其产生的原因、政策制定过程、政策效果以及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建议。
一、问题背景近年来,中国食品安全问题频发,例如有毒有害食品、假冒伪劣食品等。
食品安全问题直接威胁到人们的身体健康,引起广泛关注和社会不满。
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来加强食品安全监管,然而问题依然存在,反复发生。
二、问题原因1.市场监管体制不完善:食品安全监管涉及多个部门,如卫生、农业、质检等,各部门之间分工不明确,缺乏协调和沟通。
市场监管体制不完善,导致监管缺位、责任不清,容易出现盲区和漏洞。
2.监管手段和技术手段不足:当前食品生产技术进步迅速,食品伪造技术也在不断发展,使得监管人员在检测和鉴别方面面临巨大挑战。
监管部门的技术手段滞后,无法满足实际监管需求,容易被企业绕过。
3.监管力量薄弱:监管力量薄弱是食品安全问题长期存在的一个根本原因。
食品安全监管涉及范围广泛,但实际从业人员不足,监管手段也相对简单。
这使得监管部门难以做到全面监控和有效管理。
三、政策制定过程1.政策目标确定:政府制定食品安全政策的首要任务是确保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
政策目标是保证食品质量安全,惩处制售假冒伪劣食品,为人民群众提供安全的食品环境。
2.制定监管框架:政府通过立法和制定相关规章制度来完善食品安全监管框架。
包括明确监管部门职责、建立监管机构、完善法律法规、规范产业链等。
3.加强监督检查:政府加强对监管部门及相关企业的监督检查力度,确保政策的实施。
同时,强化行业自律和企业责任,加大对违规行为的处罚力度。
四、政策效果评估1.政策成效显著:中国政府通过加大对食品安全问题的治理力度,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通过改进监管机制和法规制度,加强执法力量,食品安全状况有所改善,人民群众的饮食环境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保障。
公共政策文本分析一个理论框架一、本文概述公共政策文本分析,作为政策科学中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旨在通过对政策文本进行深入挖掘和解读,揭示政策背后的价值取向、利益分配和社会关系。
本文旨在构建一个理论框架,为公共政策文本分析提供一套系统的分析工具和方法。
本文将首先梳理公共政策文本分析的发展历程和研究现状,明确其研究意义和价值。
接着,本文将探讨公共政策文本分析的理论基础,包括政策过程理论、话语分析理论、文本挖掘技术等,为构建理论框架提供理论支撑。
在此基础上,本文将构建一个包括政策文本解读、政策议程设置、政策制定与执行、政策评估与反馈等环节的公共政策文本分析理论框架,并对各个环节进行详细的阐述。
本文将通过案例分析,验证理论框架的可行性和有效性,为公共政策文本分析提供实践指导。
通过本文的研究,我们期望能够为公共政策制定者、研究者和实践者提供一个全面、系统的理论工具,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政策文本,提高政策制定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二、公共政策文本分析的理论基础公共政策文本分析的理论基础主要来源于政策研究、语言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等多个学科领域。
在这些学科的交汇处,我们可以找到对政策文本进行深入分析的理论工具和方法论。
政策研究领域提供了对政策文本的基本理解,即政策文本不仅仅是文字的堆砌,它们是政策制定者意图、社会需求和政治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
政策文本分析需要关注文本背后的政策制定过程、利益相关者的影响以及政策目标的实现路径。
语言学领域的理论为文本分析提供了重要的分析工具。
文本语言学、语义学和话语分析等方法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政策文本中的语言特征、话语结构和意义构建。
通过对政策文本的词汇、句法和修辞等元素的分析,我们可以揭示文本的深层含义和潜在偏见。
再者,社会学和政治学的视角强调了政策文本与社会结构及政治权力的关系。
政策文本不仅是政策传播的媒介,也是社会规范和价值观的体现。
分析政策文本时,我们需要考虑文本如何反映和塑造社会不平等、权力关系和文化认同。
中国传统文化与公共政策制定公共政策制定是一项重要的政府职责,旨在通过制定福利、发展、法律等政策,来解决社会问题、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
然而,公共政策制定不仅仅取决于科学的数据和分析,还需要考虑传统文化对于社会的影响和价值。
在中国,传统文化在公共政策制定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本文将探讨中国传统文化与公共政策制定之间的关系,并分析其在实际政策制定中的应用。
首先,中国传统文化对公共政策制定起着指导和引导作用。
中国传统文化强调道德、伦理和社会责任,这些价值观在政策制定中具有重要意义。
例如,中国政府在制定教育政策时,注重培养学生的品德和道德修养,强调家庭、社会和国家的责任。
这一思想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仁爱”、“孝道”等核心价值观,影响着政府的政策方向和重点。
其次,中国传统文化对公共政策制定提供了丰富的智慧和经验。
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积累了丰富的治国理政经验。
这些智慧和经验可以为政府制定政策提供借鉴和参考。
例如,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为贵”、“和而不同”等思想,提醒政府在制定社会和谐发展政策时,要尊重不同群体的需求和特点,追求多元共生。
此外,中国传统文化在公共政策制定中强调社会稳定和国家发展的平衡。
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仁政”,即以人为本的政策理念。
政府在制定经济政策时,关注社会利益和经济效益的平衡,注重保障民众的基本需求和社会公平。
这体现了传统文化在公共政策制定中的价值取向。
然而,应当注意的是,传统文化并非一成不变的,它需要与时俱进,与社会的变革相结合。
在实际公共政策制定中,传统文化的应用应当灵活和创造性。
政府需要根据当今社会的需求和挑战,结合传统文化的精华,制定出符合时代要求的政策。
例如,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社会转型,中国政府在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等领域制定了一系列政策,体现了传统文化中的生态观和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
总之,中国传统文化与公共政策制定密不可分。
传统文化为政府制定政策提供了指导和智慧,塑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治国理念。
(第一章绪论)第二节公共政策的具体表现形式一、西方国家三权分立体制下的公共政策:1.国会立法是公共政策最基本的形式。
立法者(国会议员)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
除了其授权于行政部门的决策以及法院制定的专门政策,几乎所有的政策必须通过立法规定。
国会在宪法的“授予权力”和“默示权力”的限度内行使其立法权。
随着一项议案的提出、审议、听证、通过,最终成为法律,标志着一项公共政策完成其制定过程正式出台。
2.总统是强有力的直接决策者。
其决定往往是通过如下途径作出的:一是在内阁(某些国家最高国家行政机关—中央政府的名称。
在内阁制的资本主义国家,内阁是由议会中占多数席位的某个政党单独组成,或由议会中构成多数席位的几个政党联合组成,由国家元首任命。
)决策中具有独断权。
就美国情况而言,宪法把行政决策权仅仅授予总统而不是委员会。
据说,有一次林肯在全体内阁成员投票反对他的决定时宣布:“七票反对,一票赞成,决定通过。
”可见总统在行政决策中的地位。
二是政府各部提出的政策倡议会源源不断地汇集到总统直辖机构这个行政系统的末端。
总统决策一般包括这样几种类型:(1)立法倡议:总统每年要向国会提交国情咨文(建议叫做咨文)预算咨文和经济咨文,并就国防、科技、能源、环保、民权、福利等问题提出专门咨文。
这些咨文虽然不是公共政策的完成形态,但它们作为重要的立法建议,实际上决定了国会的主要议事日程并最终成为国会的重大立法。
(2)立法否决:国会通过的立法须经总统签署方能成为法律。
总统可以运用否决文书或议案搁置的方式行使其立法否决权。
(3)委托立法:国会依法把立法权委托给总统行使。
“委托立法权”涉及范围很广,尤以处理对外事务和紧急状态时更为突出。
在总统直接行使立法权的情况下,行政决策无须履行国会立法程序而直接以公共政策的形式颁布实行。
(4)外交决策:总统在外交事务方面处于支配地位,可以行使主权国家的“固有权力”。
(国家主权又称主权,指的是一个国家独立自立处理自己内外事务,管理自己国家的最高权力。
公共政策执行的中国经验公共政策执行的中国经验一、引言公共政策执行是指政府对制定的政策进行实施、监督和评估的过程。
作为一个国家运行和发展的重要环节,公共政策执行对于实现政府目标、保障居民权益具有重要意义。
然而,在现实情况下,公共政策执行往往面临着各种挑战和困难。
本文旨在通过分析中国在公共政策执行方面的经验,探讨中国的公共政策执行模式和效果,以期能为其他国家在公共政策执行中提供一些借鉴和启示。
二、中国公共政策执行的特点1.以人民为中心的思维导向中国公共政策执行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思维导向。
中国政府始终坚持人民立场,将人民的需求和利益放在首位,采取一系列措施保障人民的权益。
例如,在扶贫政策执行中,中国政府推行“精准扶贫”模式,通过精确的数据和信息分析,针对性地制定扶贫政策,确保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得到切实的帮助和支持。
此外,中国政府还积极倾听公众的意见和建议,将其作为政策修正的参考,强调政府与公众之间的沟通和互动,确保公共政策的执行能够符合人民的期望和需要。
2.注重依法治国的原则中国公共政策执行的另一个特点是注重依法治国的原则。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法治建设,不仅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规来规范公共政策执行的程序和要求,同时也加强了对公共政策执行的监督和评估机制。
例如,中国政府设立了反腐败机构,严厉打击腐败现象,保证公共政策的公正执行。
此外,中国政府还鼓励公众参与政策制定和执行的过程,通过公民的监督和评价,增加政府工作的透明度和公信力。
3.有效的执行机构和人员培训中国公共政策执行的成功离不开有效的执行机构和专业化的人员培训。
中国政府通过建立健全的行政机构和人才培养体系,培养了大批优秀的行政管理人才,为公共政策执行提供了有力的支持保障。
此外,中国政府还加强了对公务员的培训和考核,提高了他们的专业素养和执行能力,确保公共政策能够得到有效执行。
三、中国公共政策执行的挑战和应对策略1.复杂的社会问题和矛盾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地域广阔的国家,面临着各种社会问题和矛盾。
收稿日期:2012-11-08作者简介:刘宇红(1972~),女,湖南长沙人,深圳广播电视大学高级工程师,硕士,研究方向:行政管理、公共事务管理等。
分析传统中国的公共政策刘宇红(深圳广播电视大学,广东深圳 518008)摘 要:如果说中国具有传统意义上的政策分析,追根溯源,影响中国政策分析数千年的思想莫过于道家和儒家的思想,而儒家思想自汉武帝以后更是中国历朝历代政策制订的依据。
关键词:公共政策;儒家文化;道德范畴中图分类号:G728.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508(2013)01-0126-03笔者一直在思考,对于 公共政策分析 这一泊来的洋学问,在我们中国传统的政策分析中是否也存在?它是以什么样的表现形式存在的?一、中国传统的公共政策分析所独具的特点以老子为创始人的道家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主要流派之一,创立于春秋后期。
在历史上,老子的道家哲学经常被非正式学术界的专家们吸收利用或改造,比如:汉朝的王充、桓谭、杨雄等,还被宋明理学这一正式的学术流派吸收利用。
此外,道家哲学在汉朝初期和魏晋时期成为统治者们的治国指导思想,其产物是 文景之治 和魏晋玄学的兴盛。
道 是老子道家学派的重要范畴,它概括了世界的起源、万事万物的运作规律和生息的原理。
老子在他的 道德经 中说道: 无名,天地之始也。
有名,万物之母也。
提出了天地万物始于 无 的思想。
在 道德经 中又层层递进,提出 无为之道 和 治大国如烹小鲜 的治国思想,规劝统治者们应该顺其自然,不要利用国家政权制订强权政策来掠夺人民,不要为了政绩制订扰民政策,而应该让人民休养生息,回归自然,这样人民安居乐业,民风自然朴实,国家才能强盛富足。
道家提倡和奉行 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的政策,因此道家的治国方针是 无为而治 ,遏制统治阶级掠夺本性,其公共政策的制订是无为而治的第一应用,最终目标是实现 无所不为 即 为无为,则无不治 。
西汉初建朝时期,天下刚刚安定,经济需要复苏和发展,人民需要休养生息,国家需要和平安宁。
此时出现了黄老学适应了当时国家和社会的需要。
黄老学兼容并包,一方面继承了道家的 无为 理论,提出君道无为、臣道有为的思想,即君子应 有所为而有所不为 ,并将道家的 无为而治 理论付诸实践;一方面又吸收了儒家的仁爱礼义思想、法家的法治思想、即墨家、名家等各家思想之长,认为 不争亦无成功 ,同时提出: 恩威并施、刑德并举、赏罚必信 的理论,因此受到汉朝统治者们的重视和采纳。
西汉初年的统治者汉文帝、汉景帝、窦太后都以黄老学作为治国的指导思想,其下大臣陈平、萧何、曹参等都好黄老之学,施无为之政。
为了总结汉朝的治国理论,淮南王刘安主持编纂了 淮南子 一书,是后世研究西汉传统国策的参考。
道家思想对中国的传统政策分析有一定的积极影响。
儒家文化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虽然几经沉浮,但却是影响中国历史和自汉武帝时期以来历朝历代传统治国方略的最重要的思想,它渗透到了整个古代中国的血液和骨髓当中,并成为中国国人人格和气质的组成部分。
儒家学说为春秋时期孔丘所创,是孔子将夏、商、周三个朝代 尊尊亲亲 传统观念发扬光大形成的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
其学说核心思想是 中庸 ,并以 仁义礼智信 作为修身立国的行为准则。
人伦意识和感性判断凌驾于理性分析之上,对政策的分析不是基于对信息的提炼和论证,而是基于感知。
很多人认为,正是因为中国人对儒家思想的信奉,而抑制了宗教的发展,也无法接受西方式的民主,所以在中国,宗教不可能占主导地位,民主思想也不可能盛行。
儒家文化是道德文化, 修身、齐家、治国 然后才平天下,强调人们发自内心的觉悟和良心,强调道德修养和素质、把道德看得比法律更重要,因此相对来说,中国人社会学研究J ournal of Jili n Radi o and T V University No.1,2013(T otal No.133)吉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013年第1期(总第133期)的法律观念淡薄,而且在中国人的头脑当中,道德与法律的界限模糊不清,这一点在我国各项政策甚至基本国策中都有体现。
中国人把儒家学说中的 中庸 上升为方法论,遇事喜欢采用折中主义,特别是在大是大非面前,缺乏原则性,偏向于采用不前不后、不阴不阳、不偏不倚的中间立场和方法,不会旗帜鲜明地持反对或支持的态度。
这一点在我国现今的外交政策上也有所体现。
此外,儒家思想当中 尊尊亲亲 的理念过分注重人际关系和人际交往中的礼仪,讲究繁文缛节,对事情的本身并不重视,直到今天,中国仍然是个关系的社会,办事不怕办错事、办坏事,最怕的是没关系,哪怕是自以为非常正确的事,没有关系也很难成功。
这样的观念把人们的精力引导到搞人际关系上来。
许多人甚至抛开事业,专门搞人际关系,尤其是搞好和上级的关系,溜须拍马,投上级所好,反而得到重用,而专干事业不会搞关系的人往往被排挤。
这种无处不在的宗亲意识渗透到了中国传统公共政策的方方面面。
儒家的思想推动了中国传统公共政策的发展并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公共政策模式。
二、公共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要求和西方人对任何事物都出于理性地分门别类,且重视微观研究和个别事物分析的思维方式不同,中国人往往选择出于感知的 天人合一 的思维模式。
我国古代的圣贤很早就开始观察宇宙人生、自然社会,认为一切事物的发展变化,都是和谐平衡、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有序运动。
当作整合天人关系的最高理想境界就是 天人合一 ,对人本身的崇拜超过了对任何其他事物的崇拜。
因此,在长期的封建社会历程中,虽然多神教一直存在于民间,道教自西汉创立,佛教、基督教先后传入中国,都曾经兴盛一时,但是,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之间的斗争与融合,宗教与反宗教却从未停止过,这些无论是本土的,还是外来的哲学宗教思想,始终都无法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
而儒家哲学作为中国本土文化的主流,虽经秦朝时的灭顶之灾,和魏晋道教、隋唐佛教盛行的冲击,但是都以其思想体系的包容、开放和深厚的历史文化根基,吸取道家和佛家思想,开创了儒道佛三教合流的新局面。
相对于西方的以个性自由为本位的人道主义而言,中国的人道主义是以社会伦理为本位,这是中国哲学中最显著的特征。
与西方哲学发展所走的是本体论、认识论的路径不通的是,中国哲学发展所走的是伦理学的路线。
这也使得黑格尔认为 中国只有伦理学,没有思辨哲学 。
但儒家哲学正是通过对伦理学的发展,使得中国的思辨哲学达到了巅峰,形成了知行统一的认识论和中国以伦理为本位的人道主义精神。
因此,从中国的传统文化到政策制度和社会习惯几个方面,都应该在学习西方经验的同时适应中国的国情和民情。
也就是说,对西方的政策分析方法不能简单地实行 拿来主义 。
科学而理性的政策分析方法必须国际化与本土化两条腿走路,对西方的政策分析进行改良,逐渐培育出适合中国文化、社会和制度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政策分析方法。
将中西方管理方式结合起来,站在中国文化和管理历史的角度,以中国的管理哲学思维来运用西方的管理科学,即中国理念、西方标准,取长补短,形成基于理性和疑问的政策分析架构。
其中,最重要的是,克服中国封建社会以来根深蒂固的 王权至高 思想,引入西方哲学的 思辨 理论。
中国政府应从制度上保障中国国民生而为人应有的人身和自由的权利,给予公民说真话和质疑政策的权利。
三、中国特色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模式几千年的儒家的思想养成了极具中国特色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模式,中国公共政策的制定及分析也打上了深深地中国式的烙印。
从传统来说,无论在古老的中国还是现代的中国,人们评价一个事物,分析的不是其创造价值的高低,而主要是做事的心理动机和过程正义两点。
中国人对行为主体在执行或处理事项时的动机或其心理出发点特别关注,注重的是行为背后的心灵是否高尚,而不是注重其行为本身和其行为的结果。
中国的政策制订者往往认为行为主体都是道德高尚的人或者可以被引导和教化成谦谦君子,而只要是君子,取财必将有道,只要出发点是善的,其结局也是好的,至于是否能达到目的,那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至于最后的利益和价值,根本不是君子应该考虑的。
例如,我国最特立独行的慈善家陈光标先生,因其太过高调的 暴力慈善 方式,在社会上受到广泛的批评。
一时间,各个媒体、舆论都一窝蜂地跳将出来广泛而深入地讨论剖析陈光标的慈善真面目,指责和批判陈光标做慈善的目的不纯,却没有哪个媒体站出来评测一下慈善的受益范围和创造的价值。
因为这种方式超出以了谦虚、谨慎、中庸、低调为高尚的中国人的思维模式范围,在中国人道德的字典里,这种高调的方式属于反面,无论其举动和结果是好是坏,必将受到代表正义的 中国夫子 们的批判。
除了将行为背后的心理活动作为评价标准外,另一大特色是中国人对 过程正义 的痴迷。
在 不以成败论英雄 的阿Q精神指引下,过程显得尤为重要。
在中国,不论是各级政府部门、机关事业单位还是国企,其政策制订、执行和分析评价强调的是按部就班,大事小事都有一套严格的审核、审批程序。
一项公务从开始到结束,中间要经过各个层级相关人员的确认签字,有的还要多次的会议商讨、群体决策。
政府审计部门的重点是各单位每年的拨款完成过程中是否存在违规情况,如发现单位在执行过程中出现未按既定程序处理的现象,即使结果再好,事情做得再漂亮,轻则对当事人批评警告,重则对单位负责人立案调查。
我国各机关事业单位每年对干部工作的评价分为德、能、勤、绩、廉五项,其中前面的 德、能、勤 三项就是对个人思想道德范畴的评价,唯一评价(下转第153页)刘宇红 分析传统中国的公共政策(2)培训教师提供的教案、学员提供的案例、论文的收集、整理与现代化管理学校要鼓励各类专业教师收集和整理本专业的案例、论文及与教材配套的习题,适时地更新课题的教案。
在搞好专著教材管理的同时,更要注重案例教材、题库类教材、和论文汇编等辅助类教材的收集、管理、归档和使用,各教研室主任应安排专人定期对本教研室专家、教师手中经过加工使用效果良好的案例、习题,按照课题分门别类地收集起来,由教学部领导把关,统一编排和管理,在学校办公网上开辟教材管理和教学科研栏目,建立、更新和完善案例库、习题库和论文集,展示教学科研的最新动态,形成一个资源共享的良性循环,避免出现重复交叉,教师的教案和案例多年不变,更新不到位而影响培训效果的现象。
这种资源类教材突破了传统教材的编写模式,从不同时期出现的问题入手,以解决问题和提高能力为目的,实用性和针对性更强,在培训教学和实际工作中其应用性更为显著。
三、总结和启示教材的建设和系统化管理要坚持与时俱进,应该紧跟税制改革和发展的步伐,掌握税务干部培训的最新要求,不断地探索适应时代发展和税务干部培训需求的规律和途径,使专门业务培训能理论联系实际、按需施教、讲求实效,突出教材的针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