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良不能救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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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述改良派和革命派的论战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与以康有为为代表的改良派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个政治派别,前者是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的代表,后者是其上层的代表。
论战涉及的范围很广,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要不要革命,要不要推翻清政府。
改良派竭力为清政府的民族和阶级压迫政策辩护,声称在清朝统治下,“举国人民其在法律上本已平等,无别享特权者”,因此民族革命是完全不必要的。
革命派以大量事实揭露清朝统治者施行的种族压迫、奴役及歧视政策,强调救国必先反清排满,铲除异族政府。
并明确地把满族平民与满洲贵族区分开来,将打击矛头指向封建统治者。
二、要不要兴民权,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
改良派从本阶层的利益出发,反对共和革命论,鼓吹“渐进论”,说封建专制必须经过君主立宪阶段才能实行民主共和。
革命派进行了有力的驳斥,指出:事物的发展总是后来居上,当世界上已经有了先进的民主制度,在革除专制建立共和国又已成为大势所趋、人心所向的历史条件下,一个落后的国家在民族革命之后,必然要选取先进的民主制,无须再经过君主立宪的阶段。
三、要不要改变封建土地制度,实行“平均地权”。
改良派为维护封建土地所有制,反对“平均地权”,说中国的封建经济制度与欧洲不同,既无贵族压制,土地又极为平均,而且“赋税极轻”,即使将来工业发展了,也不会造成欧美那样的“贫富相悬”的社会现象,因此进行“社会革命”是完全不必要的。
革命派虽然对封建制度缺乏本质的认识,断言中国尚未出现欧美那样的“贫富悬隔”的现象,却鲜明有力地予以回击,指出:“社会革命”的原因,是社会经济组织的“不完全”,是“放任竞争绝对承认私有财产制”造成贫富悬隔所引起的。
虽然从中国的具体状况来看,马上“绝灭竞争废去私有财产制”是不现实的,但“加之制限与为相对的承认”则是必要的。
经过这场大论战,一、进一步划清了革命派和改良派的界限,使人们清楚地认识到实行民主革命的必要性,于是纷纷脱离改良派,参加到革命的行列。
二、革命派批判了封建文化思想,使西方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促进了革命力量的壮大。
目录前言 (3)第一部分改良和改良派 (3)第二部分改良为什么在中国行不通 (4)第一,国情决定 (4)第二,政治方面 (4)第三,经济方面 (4)第四,阶级方面 (5)首先,不敢否定封建主义 (5)其次,对帝国主义抱有幻想 (5)最后,脱离人民群众 (5)第五,深层原因 (5)结语 (6)参考文献 (6)摘要改良一般是由统治阶级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和平的渐进的、有利于生产力和社会发展的变革,并不触及根本的政治制度。
中国近代历史舞台上的地主阶级洋务派和资产阶级维新派大致都属于改良派这一范畴。
区别无非在于地主阶级洋务派代表的是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维新派代表的是资产阶级,且改良的程度更深一些,更接近于改革。
总而言之,近代中国改良派就是在保留封建专制制度(这里是指地主阶级洋务派,资产阶级维新派只是保留君主制)和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基础上,对社会进行一些表层上的完善和改革。
清政府的封建专制统治极度腐朽,且已经不符合时代发展的浪潮,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说,“世界大势,浩浩汤汤,顺之则昌,逆之则亡”。
但是无论是地主阶级洋务派还是资产阶级维新派,都具有封建性。
洋务派企图以吸取近代西方先进生产技术为手段,来达到维护和巩固中国落后腐朽的封建统治的目的,违背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必须相适应的客观规律,这就决定了它必然失败的命运。
关键词:近代中国改良资产阶级封建制度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浅论改良为什么在中国行不通前言中国是世界上少有的历史文化从未间断的国家,中华文明历尽沧桑,传承不绝;中华民族有着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和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然而,正是这样一个泱泱大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又经历第二次鸦片战争、甲午中日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嘴中的一块肥肉,任其宰割。
随着资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中国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日益加深,社会各阶级都面临着“怎么办”的问题。
浅谈近代中国的改良与革命在近代中国历史上,资产阶级改良运动与革命运动都是资本一帝国主义侵略所造成的民族危机的产物,又随着这种民族危机的加深而发展、成长。
甲午战争的失败,激发了中国人民普遍的民族主义情绪和救亡热情。
一部分人开始组织维新救亡运动,另一部分人开始考虑革命救亡。
康有为和孙中山分别成为他们的领导人。
改良一般是自上而下发起的,而革命则是自下而上推翻当权者的统治康有为领导的戊戌维新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起过进步作用、最具典型意义的改良运动。
资产阶级改良派发动维新运动有两个目的:一是挽救民族危亡,一是发展资本主义。
但这两个目的都没有达到。
因为这场变法的领导者资产阶级维新派,资本主义发展不充分,导致该阶级具有软弱性和妥协性,并且缺乏坚强的组织领导,依靠的是一个没有实权的皇帝;又不能发动广大的人民群众,对帝国主义列强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
虽然戊戌变法失败了,但是它依然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
戊戌变法,是一次资产阶级改良运动,是资产阶级变革社会制度的初步尝试。
维新派试图在政治上建立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
在经济上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符合历史发展趋势。
它是一次爱国救亡的政治运动。
在民族危机加剧的时刻维新派以变法图强、救亡图存为目标,进行广泛的宣传鼓动,希望通过改革,使中国走向独立、民主和富强,从而摆脱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表现出强烈的爱国热情,激发人民爱国思想和民族意识。
戊戌变法也是近代中国一次思想潮流的解放。
资产阶级维新派提倡新学,主张兴民权,对封建思想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为近代思想起了思想启蒙运动的蓬勃兴起开辟了道路,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
维新运动留下的许多遗产。
变法失败的教训证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资产阶级改良主义道路是行不通的戊戌维新运动失败之后,便是革命运动的蓬勃兴起。
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运动,矛头都是针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都带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
其中,由于领导力量不同、革命前途不同而分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
课题:中国近代史(二)近代化的早期探索和民族危机的加剧教学目标:1、识记:①洋务运动;②戊戌变法的主要内容及其影响;③义和团运动及其抗击八国联军。
2、理解:①甲午中日战争与《马关条约》;②《辛丑条约》。
3、培养学生比较、综合分析能力和评价历史的能力。
认识近代前期的近代化探索,实质上是不断向西方学习的过程。
但不触动封建统治根基的自救运动、改良运动不可能救中国;不完成反帝反封建任务、实现民族独立,中国无法实现强国梦想!教学重难点:甲午中日战争与《马关条约》和《辛丑条约》。
教学过程:一、导入课题:1、导入提问“鸦片战争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影响有哪些?”待学生思考回答后,教师小结导入课题。
2、指导学生阅读湘版《中考历史》P.21考纲,明确学习目标,转入本课教学。
二、教学新课:1、请学生速读八年级历史上册教材第4-7课的内容,然后思考完成湘版《中考历史》P.21—23的考点扫描填空题。
(1)洋务运动是19世纪60—90年代清朝统治集团的“自救运动”。
其原因是清政府统治危机,内外交困。
其根本目的是维护清朝封建统治;主张:利用西方先进技术,强兵富国。
洋务派代表人物:中央有奕䜣;地方有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洋务派属于地主阶级)其主要内容:①前期提出自强口号,创办军事工业(安庆内军械所、江南制造总局、福州船政局);②后期提出求富口号,创办民用工业(轮船招商局、开平煤矿、汉阳铁厂、湖北织布局);③创办新式学堂(京师同文馆),派遣留学生出国深造;④筹建新式陆海军,建立北洋、南洋和福建三支海军。
1885年,成立海军衙门。
(2)日本为征服朝鲜,侵略中国,称霸世界,1894年借口朝鲜爆发了东学党起义,在牙山口外丰岛海面袭击清军运兵船,清政府被迫对日宣战。
其主要战役:①平壤战役(左宝贵壮烈牺牲);②黄海大战(致远舰管带邓世昌率全舰官兵英勇抗敌,最后壮烈牺牲);③辽东战役(日本制造旅顺大屠杀);④威海卫战役(北洋舰队全军覆没,水师提督丁汝昌自杀殉国)。
近代中国为什么不能通过改良实现现代化当前,“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力争提前基本实现现代化”成为很多地区的奋斗目标。
那么我们先来了解什么是实现现代化呢?近代化也叫现代化,以经济工业化和政治民主化为主要标志,其核心是工业化,是人类社会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必经阶段。
在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一直贯穿着两大重点:一是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二是繁荣富强和持续发展。
而正是由于中国实现现代化需要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正是这使得近代中国想要通过改良实代化成为了不可能。
因为落后的封建统治只懂得固守传统、墨守成规,不懂得向先进者学习与创新思想,这样下去中国只会越来越落后,因此只有推翻封建统治、废除帝制,才是真正中国的救赎之路,而推翻中国几千年来的帝王之都,想要仅仅通过改良即变一下法、颁布一些条令等行为来实现?这无异于是痴人说梦,那么在中国近代实现现代化道路上就必然有一场仗要打,也就是说中国要实现现代化一定需要一场武装暴力革命。
时间回溯到第一次鸦片战争,由于清朝的闭关锁国,使得中国逐步落后于世界大潮,为打开中国市场大门,英国政府以此为借口,决定派出远征军侵华,鸦片战争开始。
战争前期中国军民奋起抵抗,,但是腐朽的封建制度抵抗不住英国的侵略,战争以中国失败并赔款割地告终。
签订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
中国开始向外国割地、赔款、商定关税,严重危害中国主权。
鸦片战争使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丧失独立自主的地位,并促进了自然经济的解体。
这次屈辱的战争在我看来也正是中国开始现代化的开端,如果放纵中国一直闭关锁国下去,中国就永远只会落后下去,归根结底其实还是清政府的过于自大,只有战争即暴力革命才能促使中国开始踏上现代化之路。
中国开始了洋务运动,为的是什么?为的是“师夷长技以制夷”。
正是迫于洋人的压力,如果不进行现代化改革,中国就要亡国,外界的军事压迫促进了中国近代的现代化历程。
经济上经历了从重工业到轻工业,从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到商办的过程。
在经历了19世纪的苦难与动乱之后,20世纪的中国进入到一个革命的时代,一个波澜迭起的革命时代。
清朝政府、北洋政府、国民党政府先后被革命浪潮所掀翻,退出历史舞台。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才出现稳定局面,由此走上了稳步发展的道路。
革命总是要付出代价的。
回首百年,有人感叹,如果走代价较小的改良之路该有多好,遂有“告别革命”之说,亦有提倡“回到康有为”“回到孔孟道统”等等说法。
然而,历史选择并非由一个理想化的愿望所决定,任何事后的讨论都应该回归历史现场,观察其发生的原因、进程及其影响,而不应脱离具体时空作臆测与推理。
革命不是人为的任意选择一般而言,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改良总是比革命付出的代价要小得多。
因此,选择改良、避免暴力对抗为一般常情。
然而,古今中外的历史表明,革命与改良的发生皆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并不取决于个人或群体的良好愿望。
当社会矛盾尖锐到改良不足以应对时,革命便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当社会矛盾相对缓和之时,革命又绝非任何好事者所能煽动。
20世纪中国革命思潮的兴起与发展,并成为一波波不可阻遏的洪流,并不是中国人有激进的偏好,也不是少数人鼓动所致,而是由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所面临的危机所触发的。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逐渐陆沉,国际地位一落千丈。
外不能抵抗强敌,内不能维持民生,国家与民族面临严重危机。
历史是给了改良机会的。
从“中体西用”的洋务运动,到昙花一现的百日维新,再到辛丑之耻后的清末新政,清朝统治者先后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自救运动,试图通过局部的改良来挽救将倾之大厦。
客观地说,清末十年的改良不能说毫无成就。
然而,清政府的改良和社会期待落差巨大。
清政府期望通过细枝末叶的改良,将无所不包的君权法制化,为专制君权披上现代的外衣。
1908年8月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赋予了皇帝极大权力。
1911年5月“皇族内阁”的出台,则向社会公开了清廷皇族的集权之心,使人们对预备立宪的前途丧失信心。
清政府阻塞了改良之路,使社会普遍弥漫着革命情绪,只是等待着有人出来登高一呼。
改良能救中国吗改良缺乏以救中国余杰在《铁屋中的呐喊》中写了这样一段话来描述鲁迅:“鲁迅为我们在铁屋子上翻开了一扇窗户,窗外阳光灿烂,油菜花也一样灿烂,浓郁的花香还飘了进来。
然而,让鲁迅没有想到的是——他的这一行为恰恰成为他招致攻击原因。
那些喜爱或者适应呆在黑暗里的人,开始疯狂地咒骂他。
同胞们的眼睛已经习惯了黑暗,同胞们的心灵已经习惯了奴役。
绝大多数人依靠梦境而生活,至于血淋淋的现实,他们可以用鸵鸟埋头入沙、屁股高翘的方式来对付。
”之前的时代是一个中国闷在破朽不堪却密不透风的铁屋子里的时代。
而这个时代的改良,多是对这个朽屋修修补补。
改良者们拼命支撑着这个屋子,不管主观意愿如何,客观的结果就是,他们让屋里的人不至于看到外面灿烂的阳光,也不会被夜晚的狂风暴雨惊醒。
然而,这个时代的中国需要惊醒,需要正视现实。
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太紧太深,统治阶级中的顽固势力太强大,内忧外患,改良缺乏以救中国,甚至,一时的改良还会麻痹中国,它是一剂止疼药,让人民感觉不到羞辱和疼痛,从而缺少对抗。
在人们醒来之前,在旧屋子尚能支撑的年代,不知闷杀了多少清醒着的精英,在朽屋子不胜重负轰然倒塌的时候,又不知会压死多少梦中的百姓。
没有了革命力量的支持,改良只能是寸步难行的。
它绝不是什么灵丹妙药,更不是足以让天下“深根固柢,长生久视”的大道。
确实,改良可以在不流血的情况下,逐步地、有序地改革制度,改良可以使传统与现代不完全脱节,也可以使变革更持久有效。
相反,革命要流血,要带来民众的苦难,还可能造成国家民族的分裂。
革命后,可以实施较大规模的变革,但是变革的效果却往往因为传统的阻碍势力、因为革命的不彻底而变得微缺乏道。
革命者的革命活动,促使当权者必须压制革命。
比方慈禧太后就明确表示过立宪的目的就是要杜绝革命。
革命的即时效果就是推翻了一个政权,但只有在新政权有力推行改革的时候,这种革命才是有效的。
满清政权的权威性尚未受到根本动摇时,改良与革命都只是潜伏着的因素。
如何认识近代中国改良与革命两种道路中国自古便诞生了历史文化,历经上千年延续至今,绵延发展,丰富多彩,在中国的发展史上不论是科技还是文化都遥遥领先于世界各国,古代的中国达到了空前的繁荣。
然而,近代中国却开始闭关锁国,自明朝开始为了防御倭寇便有了闭关锁国的政策,到了清朝,不仅没有取消这样的政策,反而变本加厉,清朝的统治者自认为中国地大物博,是天朝上国,应当万国来朝。
可是,他们不知道的是,当他们沉浸在天朝上国的迷梦里时,一个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崛起。
1640年,英国开始了资产阶级革命,标志着世界进入了资本主义时代,18世纪到19世纪,英国的工业革命得到了迅速的推广,世界上的资本主义国家先后进行了工业革命,大机器生产取代了工场手工业,资本主义经济的得到了快速的发展。
然而,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伴随而来的是原料地和市场的扩张,当资本主义国家自己的市场和原料产地无法满足经济的发展时,资本主义国家便开始了近代的殖民扩张,当西方的殖民势力到达东方时便将矛头指向了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中国,古老的中国面临着空前的挑战和生存危机。
可是,当时中国的统治者——清政府,仍然闭关锁国、固步自封,沉浸在天朝上国的美梦当中,夜郎自大,使得西方先进的技术没有传入中国,也使得中国的危机更加严重。
1840年,英国发动了侵略中国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从此中国进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签订,1860年中俄《北京条约》签订,1864年《勘分西北界约记》签订,1895年,日本强迫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等等,这些丧权辱国的条约使中国的危机进一步加深。
西方的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给中国的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也使得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收到了严重的阻碍,清政府的统治陷入危机。
因此,中国需要进行深刻的变革。
当时,中国要改变现状面临着两种选择——改良或者革命。
不管是革命与改良,都是近代中国社会的时代要求。
自近代开启以来,中国遭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本身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经济文化遭到西方先进的资本主义文明的冲击。
浅谈“告别革命论”文学院10对外汉语4 晓露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兼容并包是一个大国应有的文化心态;学术自由远离政治是一个文化强国应该恪守的原则。
“告别革命论”这一概念首次出现于著名哲学家泽厚与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院所所长再复先生在1995年合著的长篇学术对话录《告别革命》一书中。
选中论文题目,上网搜索“告别革命论”的定义,出乎意料的发现介绍这一观点基本含义的文章不多,议论它的文字倒比比皆是。
这让我很纳闷,究竟是什么言论如此引人关注?“告别革命论”认为“革命是一种破坏力量”,“革命延误了现代化进程”。
如果不是“革命”而是“改良”,中国现在将是世界上的“超级大国”。
因而提出了“告别革命”的忠告。
关键词:革命改良“告别革命论”认为“革命是—种能量的消耗,改良是一种能量的积累”。
这种观点只是拿革命的缺点和改良的优点作比较,很不客观。
革命免不了流血牺牲,人力、物力、财力投资都极大。
如中国抗日战争,《中国责令日本赔偿损失之说贴》中记载,经中国历史学家多年研究考证、计算得出,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军民伤亡共3500多万人,中国损失财产及战争消耗达5600余亿美元。
所以,“革命是一种能量的消耗”这一点有其合理性。
但依此全盘否定革命则有失偏颇。
不可否认的是:经过革命洗礼之后,平等、集体、社会正义等观念都比没有革命过的地方强烈的多。
且不说革命给华夏名族带来怎样的福祉。
放眼世界,各个发达国家无不经历过或大或小的革命,法国大革命摧毁了法国的封建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传播了资本主义自由的进步思想。
期间所颁布的《人权宣言》和拿破仑帝国时期颁布的《民法典》被称为新社会的出生证书。
在世界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亦为此后的各国革命树立了榜样,具有世界意义,除此还有美国独立战争,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等等。
充分说明,革命是促进社会进步的决定性力量。
因此,革命未必尽是消耗,适时的革命以少量的消耗换取更长远更持久的利益。
改良不能救中国——评述戊戌变法1898年9月28日,在北京菜市口,谭嗣同、林旭、杨锐、杨深秀、刘光第、康广仁六人以“谋逆”罪名被砍头,英雄们的血,喷出来,烈士的身躯,倒下去。
历史,记下了他们的英名——“戊戌六君子”。
这是一次强权对良心、守旧对改革的屠杀。
烈士的鲜血,染红了十九世纪的中国历史,为因为富国强兵而引发的悲剧划上了一个殷红的句号,软弱的、脱离群众的资产阶级维新派进行的“百日维新”就此昙花一现而告终。
那么,悲剧是怎样酿成的?为什么不可避免?一、戊戌变法的背景1894—1895年的甲午中日战争,以清政府惨败、被迫与日签订《马关条约》而告结束,其割地面积之大、赔款数量之多、主权丧失之严重,都远远超过了鸦片战争以来历次签订的不平等条约。
洋务派的妄自尊大被击得粉碎,固步自封的守旧派也面临土崩瓦解。
甲午炮声震撼了全国人民,国家被瓜分的危险已迫在眉睫!尔后,帝国主义进一步把侵略魔爪伸向中国,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
中国的土地横遭帝国主义宰割,山河破碎,遍体疮痍,国已不国了。
漫长的中国海岸线找不到一处是自己的港口和军事基地,到处插满了外国的国旗。
帝国主义强盗为所欲为,打死中国人可以逍遥法外,中国政府却无权过问。
外国兵舰在中国内河横冲直撞,见到中国渔船故意撞得粉碎,在狂笑中扬长而去。
“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谭嗣同的诗句正是当时中国时局的写照。
这时,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中国的资产阶级开始登上政治舞台。
由于中国资产阶级的先天软弱性,所以它是以改良派的姿态出现的。
实行君主立宪政治和发展资本主义,是改良派的基本主张。
早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改良思潮的首倡者们就提出了向西方学习的课题。
当时的历史给中国人民提出两大任务,第一是挽救民族被瓜分的危机,第二是解决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问题。
中国的农民,谈不上要求发展资本主义,只是力图解决挽救民族危机问题。
他们的可贵之处是用武装斗争回答了帝国主义的侵略。
但是由于阶级的局限,由于对封建统治者的本性缺乏认识,因此受到清政府的愚弄,使得像义和团正义的反帝爱国斗争却掺杂着歪曲的形象表现出来。
中国的维新派主要是从地主阶级中分化出来的要求革新改良的阶层,它的阶级基础代表着刚刚诞生的民族资产阶级的上层。
他们的政治思想特点是:比起旧式的地主知识分子多学了些西学,比后来从洋学堂留学生中培养出来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则是多学了些旧学。
他们大多是从旧式儒学、科举道路上培养出来的一些小有功名的知识分子,有的还在政府中做过一些不甚重要的小官。
他们是从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向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转化中的一批人物,是正在形成中的民族资产阶级上层人物的代表。
他们既有挽救民族危机的渴望,更有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要求。
因此,历史的重任自然就落在了他们的身上。
二、戊戌变法的法令:维新变法活动从一种思潮形成为群众运动,主要是甲午战争失败、民族危机加深所形成的。
《马关条约》签订后,康、梁即联合一千三百多举人“公车上书”,要求皇帝“拒和、迁都、变法”,其主要内容有权宜应敌之谋、立国自强之策。
在维新派的要求下,1898年春夏间,光绪帝先后召见康有为、谭嗣同等变法领袖,从6月11日到9月21日,103天中,光绪帝以日本明治维新为样本,颁布了大量变法的法令,内容包括富民之法、养民之法、改革科举之法,涉及改革科举、改革教育、改革军队、减撤冗署、改革司法、奖励发明等事项。
此外,康有为还提出建立内阁会议制度、禁止妇女缠足、断发易服、迁都上海、借巨款改良军队、广筑铁路等,积极组织强学会、保国会、创办《中外纪闻》等刊物,大力宣传维新变法思想。
如果仅从那些像雪片一般由紫禁城飞出的诏书、谕令以及维新派的活动来看,中国似乎是开始了一个变法维新的新纪元。
可实际上,由于顽固派势力的抵制和阻挠,这些新政就仅仅是些纸上的东西,“百日维新”除了诏书、谕令这些文字成果外,没有取得任何有实际意义的进展。
除湖南等省之外,多数对之敷衍了事,甚至拒不奉行,两江总督刘坤一、两广总督谭钟麟则近似公开违抗。
这样,明治维新之花移植到中国的土壤上,很快就凋谢了。
三、戊戌变法时期的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光绪帝和慈禧太后:康有为是戊戌变法的中心人物,也是领导资产阶级维新运动的重要骨干,资产阶级维新思想之集大成者。
出身于尊崇程朱理学的家庭,自幼受到儒家思想教育,少年时期就开口闭口大谈圣贤之学,亲友们称他是“圣人为”。
1879年,初次接触西学,尔后,用“西学”来改造他长期受到的儒学思想,形成了他的维新思想。
1891年在广州万木草堂讲学期间,写了《大同书》等文章,积极宣传维新思想,书中虽然回击了“祖宗之法不可变”的主张,但其中反映着空想社会的思想,“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因为,他认为,中国还没有达到实现大同世界的条件,认为实现大同世界是十分渺茫的事。
此外,书中还有意图避免革命、避免阶级斗争的思想。
而《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作为变法的理论根据,其考证却有不少荒诞不稽。
康有为在给光绪帝的上书中,提出变法的关键在于杰出的人才,但真正的人才能否当权,能否有效地为国出力,却是他无法回答的。
他反对顽固派的儒家思想,但又从儒家经典和孔子那里借用某些东西。
不过,他所宣传的孔子是经他自己改造了的代表维新派的孔子。
他幻想依靠皇帝的权威,在不彻底改变封建制度的基础上,达到资产阶级参与政权和发展资本主义的目的。
然而,没有宽松的环境,所有的努力都是徒劳的。
戊戌政变中康有为虽然明智地跑了,但从中表现出了他政治上的软弱性。
梁启超是康有为的得意门生和得力助手,维新运动中著名的政论家和宣传鼓动家,主编《时务报》,写出了《变法通议》等文章,进一步发挥了康有为的“以群为体,以变为用”的主张,首先从事物的发展规律说明变法的必要,“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其次,指出洋务派办洋务,并不是真正的变革,而是所谓“补苴罅漏,弥缝蚁穴”,而“漂摇一至,同归死亡”;再次,他进一步呼吁变法在政治上必要性,“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己,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而“不变而变者,变之权让诸人,束缚之,驰骤之,后果不堪设想,”“呜呼。
则非吾之所言矣!”这从挽救民族危亡的角度来看,无疑是正确的主张,但他的保国、保教却是寄希望于顽固的封建势力的,而康、梁的保种主张却是进一步主张中日联合,甚至主张和同意“中日合邦”。
梁启超主张“兴民权”中的“民”,指的并不是普通的劳动群众,而是地主、士绅,即地主阶级向资产阶级转化的维新派这部分人。
他说君权乃国之大患,是中国软弱的根源,但事实上,他对光绪帝是尊崇备至的,思想观点决定了其变法方向。
谭嗣同是资产阶级维新派的左翼,在民族危亡关头,提出“惟变法可以救亡”,在所著的《仁学》中对封建制度作了较深刻的批判,提出“冲决”纲常名教的“网罗”。
但时代和历史的条件使其思想始终未能跳出资产阶级改良的藩篱。
批判封建纲常伦理,却不敢正面批判传统儒学;谴责封建专制统治,却又时时为光绪皇帝效忠;同情农民起义,却没有能发动人民群众起来革命,而是在慌乱中寄希望于官僚政客袁世凯;大声疾呼“冲决”封建“网罗”,而自己却身陷“网罗”不能挣扎,只能发出“有心杀贼,无力回天”的悲叹。
这说明软弱的中国资产阶级维新派,是不可能同旧制度、旧思想真正决裂的。
谭嗣同一面愤恨帝国主义的侵略,一面又对其抱有幻想。
他想借英、俄势力去抵制日本。
甚至主张“当尽卖新疆于俄罗斯,尽卖西藏于英吉利,以抵偿《马关条约》的两亿赔款”。
尽管他还是出于爱国,却也反映了维新派政治上的幼稚,对于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太缺乏认识了。
光绪皇帝是满清暮年唯一的明君,他头脑清晰,志向远大,虽然有志于中国的强大,但是在没有拔除西太后这颗锈迹斑斑的老钉子之前,所有的努力都是徒劳的,而且只能加速他的垮台。
尽管光绪帝在变法时曾说:“变法以救民耳。
苟能救民,则君权替何妨,”表示了宁肯退位也要进行变法的决心。
但由于光绪帝的无权地位,使得赴炎趋势的官僚很少愿意把自己的前途压在皇帝的身上,根本没有把皇帝放在眼里。
所以在光绪帝的周围,即使在戊戌变法时期,也没有形成强有力的势力。
所谓帝党,直到变法前夕才勉强形成,也都是光绪帝的一些近臣,如光绪的老师翁同龢,珍妃的师傅文廷式。
帝党除翁同龢尚有权势外,其余都是词臣、御史等,无多少实权。
光绪帝当时不可能区别维新派和洋务派,而是把维新派当做洋务派的后起之秀来使用的。
从光绪帝在百日维新颁布的诏书内容和他对维新派的政治主张的态度来看,他所采纳的实际上是洋务派的政治路线,他的军机四卿中就有两个(杨锐、刘光第)是洋务派张之洞的人。
因此,光绪帝很难真正成为维新派的皇帝,倒有可能成为洋务派的皇帝。
皇帝所采纳的维新派的建议,如广开言路、禁止妇女缠足等都是次要问题,重大问题是未被采纳的。
光绪帝虽说过“非变法不足以救中国,非去守旧衰谬之大臣,而用通达英勇之士,不能变法”,但他没有放手地起用维新派,卓有声名的康、梁两人虽蒙召见,却都只得了六品衔的小官。
光绪帝固然无权任命二品以上的大官,但有权至少给他们同谭嗣同一样的官职,可他没有这样做。
康、梁所受到的待遇不是破格地提高,反而是破格地压低。
以慈禧为首的顽固派官僚和部分洋务派首领把持着中央和地方实权,对维新改革具有强大的反弹力和摧毁力,因而,光绪帝的诏书犹如以卵击石,不堪一击。
光绪帝被囚禁后,绝望地吟着“欲渡无舟楫,欲飞无羽翼”的诗句,结束了他可悲的政治生涯。
慈禧,这个中国十九世纪末期封建势力的总代表,是当时最大最多的既得利益者,终日生活在骄奢淫逸之中,对于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根本不闻不问,相反地,常常把外国侵略势力当做她用来维持统治地位的靠山,极力主张“量中华之物力,结舆国之欢心”,充当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最得心应手的工具。
她根本拒绝和害怕维新派在政治上作任何改革,叫嚷“祖宗之法不可变”,纠合封建顽固势力,反对变法,反对进步,迫令光绪帝在一天之内连下三道“上谕”,即:免去翁同龢的军机大臣等职,逐回原籍;授任新职的二品以上大臣,须到皇太后面前谢恩;任命她的亲信荣禄署直隶总督,统帅董福祥的甘军,聂士成的武毅军,袁世凯的新建陆军,“布此天罗地网,视皇上已同釜底游魂,任其跳跃,料其不能逃脱”。
并暗中布置力量,囚禁光绪帝,捕杀维新派,扼杀维新运动。
戊戌政变后,开始了她的第三次垂帘听政。
五、维新变法运动的历史地位:资产阶级改良派所倡导的维新变法造成了近代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第一次思想解放潮流。
因为,在封建专制主义压迫下,即使要求实行一些枝节上的资产阶级改革,这对封建制度来说,或多或少总是一种破坏,就这一点来说,它是符合历史潮流的,是有利于社会进步的。
以前知识分子的头脑被孔孟之道、程朱理学这些封建主义的东西所禁锢,特别是明朝实行八股科举考试以后,知识分子说话写文章只能模仿古人,他们的聪明才智完全被扼杀了,戊戌变法运动对中国当时的知识界是一个很大的震动,西方资产阶级文化被大量介绍到中国,激发了知识分子研究西方新学的兴趣,打开了人们的眼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