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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过去几十年里，中国取得了巨大的社会和经济发展。
这种发展是在党的领导下实现的，它的目标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全面发展、公正和融洽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人民享有平等、自由、和谐和幸福的生活。
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我们需要从经济、政治和文化等不同层面入手。
首先，经济发展是实现社会和谐的基础。
我们需要建立一个公正的经济体系，确保资源的合理配置和社会财富的公平分配。
通过发展科技创新、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以及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我们可以实现经济的稳定增长，为社会和谐提供坚实的基础。
其次，政治稳定是社会和谐的重要保障。
我们需要建立健全的民主制度，加强党的领导，实现人民的民主参与和广泛协商。
通过建立和完善法治体系，保障人民的合法权益和社会的公平正义。
同时，加强社会治理能力，有效预防和解决社会矛盾和问题，保持社会的稳定和谐。
第三，文化建设是社会和谐的灵魂。
我们需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道德观念。
通过加强教育，提高全民素质，培养公民的奉献精神和社会责任感。
同时，保护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多元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文化的充分发展将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持。
此外，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还需要加强社会保障和民生改善。
我们需要建立全面覆盖的社会保障体系，确保人民的基本权益得到保障。
同时，加大对教育、医疗、住房等民生事业的投入，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和幸福感。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我们还需要注重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
通过加强环境管理，推进绿色发展，构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为后代子孙留下美好的家园。
总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目标，它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根本要求。
只有全社会团结一心，共同努力，坚持党的领导，才能不断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
相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一定能够不断取得新的胜利，建设一个更加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五伦”说对构建和谐社会的现实意义作者：杨华武星星来源：《知与行》2016年第11期[摘要]“五伦” 说建立在家族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分封制的基础上，其与“三纲”说的成说时代、生成机制及性质是有区别的。
在了解了“五伦”说的历史演变基础上，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视角来审视其对和谐社会建设的意义，其中启示主要是认清角色，各尽职守；保持适度张力，动态中把握和谐；提高自身修养，实现人与自我的和谐等。
而“五伦” 说的缺陷在于权利义务的不对等、过分注重人伦关系而忽略自然等整体性发展，这些缺陷警示政府与民众之间要建立平等、良性、持久的双向互动关系；要将生态文明理念渗入到人的理念和意识层面；要建立命运共同体等。
[关键词]五伦；社会和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图分类号]D648[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0-8284（2016）11-0025-05长期以来，“五伦”说对中国人的思想道德观念和为人处世的风格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而随着近年来，构建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主张已经逐渐成为人们的共识，传统“五伦”说已经成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汲取的宝贵传统文化资源。
随着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了“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国民教育全过程、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实到经济发展实践和社会治理中”[1]的论断，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又增添了新的思想理论基础。
基于这样的背景，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视角下，深入研究并汲取“五伦” 说中对构建和谐社会的有益思想，既可以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义，同时对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来说也是大有裨益的。
一、“五伦”说的历史发展及与“三纲”的关系深入了解“五伦”说的内涵及其历史发展，才能为探索个人身心和谐及个人与社会的和谐提供有益的借鉴，进而为挖掘其对和谐社会建设的现实意义奠定基础。
因此，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视角来探讨传统“五伦” 说的当代价值，必须从“五伦”说的历史演变过程中汲取合理内核和有益经验。
中国历史上关于和谐社会的构想中国历史上关于和谐社会的构想。
“和”的思想是中华民族普遍具有的价值观念和理想追求。
我国古代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强调“天人和谐”、“天人合一”，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上崇尚“合群集众”；在人与人的关系上要求“和睦相处”；在各种文明的关系上主张“善解能容，和而不同”。
我国历史上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就运用了“和”的概念，来阐发他们的哲学思想和文化理念。
我国春秋时期著名的思想家孔子在《论语·学而》中就提到过“和为贵”。
孔子在这里主张的“和”是和谐、和衷、和合的意思。
孔子希望通过各种方式来达到思想的统一、行动的一致、社会的协调、国家的安宁，就是达到一种“和”的境界。
“和”既是调和的手段，更是和睦的状态。
孔子所渴望、所追求的理想社会就是一种和衷、和谐的状态，和合、和平的环境，和顺、和洽的气氛。
战国时期著名思想家墨子提出过“兼相爱”、“爱无差”。
墨子主张“兼爱交利”、人人平等。
墨子的学说，特别是他“兼相爱”“爱无差”的这种思想，反映了春秋战国时代平民的愿望，代表了广大下层民众的呼声，也是我们民族精神绵延不绝的源头。
战国时期著名思想家孟子在《孟子·梁惠王上》中描述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样一种社会状态。
它反映的是孟子主张宽和处世,协调人际关系,营造“人和”的人际环境,追求以形成和谐的人际关系为主题的大同社会的一种理想。
孟子的这种社会和谐思想,是中华民族共同追求的一种美好愿望。
一、孔子思想之和谐社会在我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国封建文化曾经遥遥领先世界长达十六个世纪，这一奇观的出现原因固然多种多样，而与孔子的思想学说有密切关系也是无可否认的。
历代封建统治者都将孔子尊崇为“圣人”，视其学说为封建社会的精神支柱，致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此说尽管不免夸大其词，却也道出某些真实奥秘。
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离不开物质财富的创造与积累，离不开各种体制和机制的建设，同时也离不开有力的精神支撑和良好的文化条件。
构建和谐社会人人有责构建和谐社会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和谐社会是指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相互关系良好、和睦的社会环境。
为了实现和谐社会，每个人都应该承担起自己的责任。
作为社会的一员，我们应该尊重他人。
在公共场所，我们要遵守秩序，互相礼让，不打扰他人。
在家庭、学校和工作环境中，我们要尊重长辈和上级，尊重他人的意见和权益。
我们要尊重不同的文化和宗教信仰，包容不同的观点和价值观。
只有互相尊重，才能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推动社会的和谐发展。
我们要保护环境。
和谐社会不仅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还包括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
作为自然的一部分，我们应该保护环境，珍惜资源。
要节约用水、节约用电，减少废物和污染的产生。
还要积极参与环保活动，宣传环保知识，倡导低碳生活方式。
只有保护好我们共同赖以生存的地球，才能实现和谐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我们要主动承担社会责任。
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一分子，不能只关注自己的利益，而忽视社会责任。
我们应该积极参与社会公益活动，为社会做出贡献。
可以在社区里开展志愿服务，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也可以通过技能培训等方式提高自己的能力，为社会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只有每个人都肩负起社会责任，我们才能共同构建和谐社会。
构建和谐社会是每个人的责任。
作为社会的一员，我们要尊重他人、关心弱势群体、保护环境，同时也要主动承担社会责任。
只有每个人都积极参与，才能共同创造一个和谐、公平、幸福的社会。
让我们从自身做起，用我们的行动推动和谐社会的建设。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提出时间和倡导者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第一次鲜明地提出和阐述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个科学命题，并把它作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五项任务之一提到全党面前。
2005年2月19日我们敬爱的胡锦涛主席在中央党校举办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发表重要讲话，全面阐述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时代背景、重大意义、科学内涵、基本特征、重要原则、主要任务等。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第一，“社会主义民主法制更加完善，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全面落实，人民的各项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护。
”社会主义民主是体现绝大多数人意志的新型民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社会主义在本质上是民主的。
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掌握管理国家的权力，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权。
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
要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
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宪法和法律是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相统一的体现。
必须严格依法办事，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允许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
第二，“城乡、区域发展差距扩大的趋势逐步扭转，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基本形成，家庭财产普遍增加，人民过上更加富足的生活。
”生产决定分配，做蛋糕是分蛋糕的前提。
只有生产力得到了充分发展，生产的社会财富大大增加了，能够充分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才能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为最终缩小和消除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创造必要的条件。
与此同时，要通过改革和完善分配制度，规范分配秩序，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从而有效地遏制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趋势，使全体人民都过上更加富足的生活，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
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论重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文章标题：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引领在三中全会提出树立发展观的基础上，又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角度建设工程的角度，明确提出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党执政的重要目标，并把和谐社会建设放到同宏观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并列的高度，从而使党多角度关于全方位建设小康社会、开创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的奋斗目标，由发展战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基本格局社会主义现代化文化这样三位一体的总体格局，扩展为包括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内的四位一体的总体格局，这无疑是我们党在执政理念上的又一次大更为重要的飞跃。
在21世纪初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理念，这是我们党在准确把握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基础建设规律、深刻变化趋势洞察国际国内形势变化趋势、顺应人民群众根本要求的基础上所提出的战略性举措。
从国内情况来看，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的社会生产力整体水平跃上了新的台阶，综合国力得到国民素质了巨大的不断提高，人均GDP已经突破1000美元大关，人民生活水平难以获得了党和政府前所未有的提高。
但是，同时应当看到，在我国由传统的具体来说社会个人化结构向多元社会结构转化、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化易化这一进程中，随着社会再次发生经济结构发生的深刻波动，社会阶层分化十分迅速，社会利益关系更为复杂，许多社会环境问题开始显现，如弱势群体问题、地区健康发展平衡问题、收入差距问题、社会治安结构性问题等等，新频出情况新问题如果说层出不穷，各种各样的、大量的矛盾甚至会集中发生，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牢固和经济发展的潜在威胁。
许多国家和北部的发展历程显示，从人均GDP1000美元到3000美元这样一个时期往往是多事之秋。
可以说，亚洲地区的发展面临关键的临界点，何时能顺利地度过这一临界点，将决定着中国社会能否进入一个良性运行和健康发展的轨道。
在这一特殊时期，我们党要全国人民稳步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就必须巩固和缩减自己的执政基础，保持和提升整个社会的提升和谐水平。
“五伦”说：建构和谐社会应当汲纳的历史资源保持民主与权威之间的适度张力，是实现和谐社会的关键之一，这既是一个政治问题，也是一个伦理问题。
中华文化为解决此一难题提供了有益的资源，这集中体现在“五伦”(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说所昭示的人际问良性双向互济关系的理念。
自两汉以来，人们习惯于将“三纲”说与“五伦”说并列论之(所谓“三纲五常”、“纲常名教”)，无论是汉至清对“纲常名教”的推崇，还是近代将其在“旧礼教”名下加以抛弃，都是把“三纲”说与“五伦”说捆绑在一起的。
其实，“三纲”说与“五伦”说虽然都是宗法制度的产物、宗法观念的表现，有着相通性，但二者又颇相差异，分别代表了中国伦常观念的两种不同的传统，不宜笼统处置，而应当予以分梳，区别对待。
一近20年来，“可持续发展”已然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这首先集中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诸如能源问题、环境问题凸现为紧迫课目。
然而，人类要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除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外，还必须追寻人与自我、人与社会的和谐共生，求得人际关系的健全发展。
而中国传统文化蕴含的互动共济的人伦理念值得借重，这种理念集中体现在“五伦”说之中。
人称中华文化是一种伦理型文化，指的便是中华文化着力于探讨尊卑、男女、长幼等人伦关系，有单向独断论和双向协调论两说，形成两种传统。
一种传统，表现为“三纲”说，所谓“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认定尊者、长者拥有绝对权威和支配地位，卑者、幼者唯有屈从的义务。
这种单向独断论的绝对主义伦理观念构成专制政治的伦理基础，是长期桎梏民众的精神枷锁。
另一种传统，表现为“五伦”说，所谓“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其间包含着人际间的温情、理解和信任，而且是相对性、双向性的要求，追求人际问的和谐共处，体现了阴阳彼此依存、相互为用的中国哲理灵魂，昭显了“仁者爱人”、“交相利，兼相爱”的中华元典精义。
以君臣一伦而言，“五伦”说对君与臣两方面都提出要求，《孟子?离娄下》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孟子反复劝导国君“保民而王”，荀子则有“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
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的警告，八百载后唐太宗与魏征君臣对中的“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名论承袭于此。
至于夫妇一伦，“五伦说”则以“义”为标准，“夫妇以义事，义绝而离之”。
“夫不义，则妇不顺矣”。
这里强调的也是一种双向性要求。
在父子一伦上，主张“父慈子孝”；在兄弟关系上，主张“兄友弟恭”，也是双向要求；朋友关系则讲究互利互助，“交友之旨无他，彼有善长于我，则我效之；我有善长于彼，则我教之。
是学即教，教即学，互相资矣”，倡导朋友间互相取长补短，推崇的仍然是双向互济关系。
梁启超慧眼卓识，将“五伦”的精义称之“相人偶”，也即人际问对偶关系的相敬互助。
这种对人际问在权利与义务两方面提出双向互助性要求，以形成较为和谐的人伦关系，在利益驱动的现代社会尤其显得宝贵与急需。
东亚国家、地区在20世纪下半叶创造经济奇迹，除利用最新科技成就，借用西方市场经济的竞争与激励机制以外，一个重要原因是东亚伦理的人际和谐精神得到现代式发挥，将企业和社会组合成风险共担、利益均沾的“命运共同体”，使管理者与劳作者在“和”的精神凝聚之下，形成长久、牢固的“合力”，而不是短暂的利用关系。
这正是对东亚和合精义的创造性发挥，暗合了《孟子?公孙丑下》的名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也暗合了《荀子?王霸》的名论――上不失天时，下不失地利，中得人和而百事不废。
与佛教的“丛林共住精神”也彼此契合――在管理架构上“各守其份，各尽其职”；在生活上，以众靠众，实践互敬互勉、无诤共住的和合僧团精神，共同遵守“六和敬”――身和同住，口和无诤，意和同悦，戒和同修，利和同均，见和同解。
此皆为可久可大之道。
二“三纲”说与“五伦”说的生成机制有性质之差，成说时代有先后之别。
大体言之，“五伦”说形成于先秦，是宗法封建时代(本义上的“封建”，而非泛化的“封建”)的产物，较多地保留了氏族民主遗存、蕴蓄着血亲温情，讲究的是“情理”；“三纲”说(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妇纲)酝酿于战国，形成于秦汉，是宗法专制时代的产物，体现了君主专制覆盖下的垂直式独断，强调的是上对下的等级式威权以及下对上的无条件屈从。
人类在跨入阶级社会之前，经历了漫长的无阶级的氏族社会，其间孕育了氏族内部以血缘纽带维系的原始民主，在跨入阶级社会初期，如中国的商周时代建立的宗法封建社会，还保留着若干原始民主的痕迹，并在两周历史条件下演化为“民本”说与“五伦”说。
而“三纲”说定形于秦汉以降的专制君主制时代，其强势的独断论为专制帝王和其他尊者、长者所喜好、所运用，虽然受到历代民本主义者和异端思想家的批判，然其主流地位从未动摇。
时至近代，“三纲”说的元典性成为保守与革新两大派别争论的焦点。
张之洞在《劝学篇》内篇的《明纲》中亟言三纲说来源于圣人之道。
近代启蒙思想家则以“三纲说”为扬弃对象，如何启、胡礼垣在《劝学篇书后》中指出三纲说有悖于人道，认为君臣、父子、夫妇之间应是平等关系，只应服从情理，不应以绝对的垂直纲纪加以强力控制。
何启、胡礼垣特别揭示三纲说的非原典性：三纲之说非孔孟之言也。
三纲之说，出于《礼纬》，而《白虎通》引之，董子释之，马融集之，朱子述之，皆非也。
夫《礼纬》之书，多资谶纬。
以谶纬解经，无一是处，为其无实理之可凭也。
三纲者，不通之论也。
何启、胡礼垣在批评“三纲”说的同时，又陈述“五伦”说的合理性，称其“通明”“不偏”，保存了血亲和谐的双向互动理念。
又进而指出，“五常之道，在孔子二千余年之前而已然”，即源自上古；同时，“凡尚理学如希腊等国，亦莫不以五伦为重”，足见五伦说是古今中外之通义。
综上可见，古人、近人都不乏对“三纲”说与“五伦”说加以分梳的努力，我们今日更应超越混淆二者的粗率思维，在扬弃“三纲”说的同时，用力开掘“五伦”说的宝贵精神资源，借以发挥其社会协调功能。
“五伦”说尚未构成对专制主义政治伦理的直接抗拒，但它阐发的是对尊与卑、上与下的双向要求，具有协和性。
所谓“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分别对君和臣提出要求，“君礼”与“臣忠”方能达成君臣和谐，同舟共济。
所谓“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为五伦关系分别树立了“亲、义、别、序、信”等富于理性和人情的准则，并无绝对主义的要求。
成书秦汉之际的《礼记》《礼运》篇，对先秦的五伦说作了总结，将父子、兄弟、夫妇、长幼、君臣这五组社会人际关系的良性双向互动概括为：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君明臣忠夫和妇顺朋谊友信“五伦”说主要强调上下关系的协调，而“各守职分”(处在五伦关系诸层级的人各有责守，必须各尽义务)是达成和谐关系的要义所在。
唐玄宗时人李华撰《中书堂政事记》，提出君、臣各有四“不可以”：君不可以枉道于天，反道于地，覆道于社稷，无道于黎元。
臣不可以悖道于君，逆道于仁，黩道于货，乱道于刑。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肯定了宰相主持的政事堂有监督君主的权力，认为君主必须善待黎民百姓(“黎元”为“黎民”之变称，“元”是避唐太宗李世民之讳)，方为“有道”。
总之，“五伦”说讲究的是上下各守职分，各尽义务。
这一思路包含了“互动”与“双向要求”的合理因素，既是对专制独断论的一种抑制，也是对无政府及民粹倾向的一种防范，有助于我们今日正确处理社会人际关系，特别是政府与民众关系、劳资关系、家庭关系、医患关系、民族关系、国际关系，以构建和谐社会。
以政府与民众关系(或称官民关系、干群关系)为例，片面的单向要求，或者出现上对下的“专断”，或者出现下对上的“民粹”，都将导致社会矛盾的激化，陷入不和谐困境。
再以劳资关系为例，资方如果一味追逐利润最大化，置劳方利益于不顾，反之，劳方如果以破坏生产力的方式反抗，都将激化劳资矛盾，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
三以民族关系为例，大民族的威压主义和小民族的分裂主义，都不利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繁荣昌盛、谐和发展。
环顾全社会诸种双边关系，五伦说阐扬的“良性互动”与“双向要求”颇富启示意义，可以防患于未然。
当然，传统的“五伦”说作为宗法等级社会的产物，侧重强调“义务”，尤其是下对上的义务，而基本没有涉及“权利”问题，没有对民众享受权利和运用权利(所谓“民享”与“民治”)给予肯认，故中国传统社会不可能充分实现社会和谐，秦以下专制皇权社会两千余年问，社会动乱此伏彼起，便是明证。
社会主义的精义便在于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实现社会关系的和谐发展。
我们创建社会主义和谐文化时，应继承前人的优秀遗产，如“五伦”说在义务问题上的良性双向互动观；同时也要超越前人，有所创发，如在义务与权利的统一上，实现上下层级的良性双向互动，这可能是我们的社会长治久安，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之一。
三、展示和谐精神的佳妙文化符号“五伦”说的核心理念是“和谐”，而国学中对于“和偕”精义最简明、直观的表现便是太极图阴阳鱼(见图1)。
这一图式生动形象地揭示了宇宙构成的奥秘：阴阳对立而又统一，相应而又合抱。
太极图中的S曲线，是一分为二的阴阳双方彼此依存、制约、消长、转化的动态展现。
由此曲线判分的阴阳双方，互补共生，相反而又相成，象征着宇宙万象遵循对立统一法则实现的和谐。
在阴阳鱼周围绘出伏羲八卦图，合称“伏羲太极图”，展示“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图像，将易道的“流行”与“对待”两大精义生动揭示出来。
太极图形象而集中地体现了多元综合性、互补和谐性、动态演化性。
这种特性体现于天人之际，便是人类与自然相亲和，“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参”，达到与生态环境的和谐共生。
表现于人世间，便是“琴瑟调和”的五伦良性互动共济。
人类诸文明创制了多种文化符号，这些符号都各有深意，然就昭显和谐精神而论，皆无出于太极图阴阳鱼者。
阴阳互补共生、相反而又相成的观念，是克服主客两分对立的现代病的启示之源。
美国当代物理学家弗里乔夫?卡普拉(Fritjof Capra，1938-)对此有生动的论说。
他批评笛卡儿、牛顿代表的工业文明的机械论潮流，主张从中国关于“道”的观念和阴阳互补思想吸取营养，建立有机的生态智慧。
他认为，文化观念中包含阴、阳两种因素，女性、收缩、保守、响应、合作、直觉、综合可归于“阴”；男性、扩张、要求、进攻、竞争、理性、分析可归于“阳”。
西方智慧主导的现代工业文明的失衡，主要表现为阳盛阴衰，“过分强调了阳――理性知识、分析、扩张；忽视了阴――直觉知识、综合和生态意识”。
西方文化是一种“阳性文化”、“崇阳文化”，并已发展到“至阳”。
根据“阳至而阴，阴至而阳”的原则，它正面临“阳至而阴”的转折。
在这一转化过程中，东亚智慧的启迪至关紧要，因为东亚智慧包含着丰富的阴性因素，并在一定程度体现着阴阳平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