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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痕文学--《单手掌声》和《伤痕》中母亲形象对比摘要：通过将《单手掌声》和《伤痕》中的母亲形象分析来比较两部作品的情节和人物塑造的异同。
通过分析同样作为伤痕文学的中外两部作品，来分析伤痕文学这类文学作品中的中心思想。
关键词：人物形象伤痕文学情节对比“伤痕文学是本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在中国大陆文坛占据主导地位的一种文学现象。
它得名于卢新华以“文革”中知青生活为题材的短篇小说《伤痕》。
“这是一句对中国的伤痕文学的概念解释，而我要比较的就是这篇作为中国伤痕文学代表作的《伤痕》和澳大利亚的伤痕文学代表作《单手掌声》，尽管澳大利亚并没有所谓的伤痕文学，那是特指在中国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对人们心理上造成的影响，而卢新华的《伤痕》就是这样一篇小说，但是在我看来这篇小说与单手掌声却有很多可比较的亮点。
《单手掌声》描写了二战对人们的迫害，尤其是对人精神上的迫害，很多人因为二战而打上强烈的心理烙印而终生不能幸福，他们都是时代造成的伤痕。
国内对于这一部算是比较新的作品《单手掌声》的相关研究成果比较少，国内的专向研究论文几乎没有。
母亲角色的形象分析—玛利亚vs王校长1.客观的人生环境对比同样是作为女主角的母亲，也是遭受迫害的女性角色。
在小说中出现的次数并不多，但是都是推动整篇小说情节发展的关键。
《伤痕》中，晓华的母亲连名字都没有出现过，就在最后死的时候别人称呼其为王校长，虽然在整篇小说中从来没有露过面，但是一直牵制着小说的情节走向，首先是女主角晓华因为母亲被判为党的叛徒，晓华与其断绝母女关系，在高中还没毕业的时候参加“上山下乡”并留书与她断绝母女关系。
可以说是王母的遭遇使晓华的人生发生重大变化。
《单手掌声》中一开篇就是1954年玛利亚离开家的背景交代，也就是她母亲离家出走的背景导致了他们家后来的悲剧—破碎的家庭，酗酒家暴的父亲，缺爱的女儿。
和《伤痕》一样，整篇小说也是因为母亲的行为才导致了后面的情节走向。
玛利亚在文中出现的次数极少，但是对伯尼尔的影响很深，他的自暴自弃和酗酒家暴都与她密不可分。
伤痕文学调查报告3000字“伤亵文学”从20世纪70年代末在中国大陆产生之后，就一-直成为中国的文学家和批评家关注的焦点之一。
新时期小说是以“伤痕文学”为开端的。
粉碎“四人帮”后，作家敏锐地感应着人民的意愿和历史的要求，自觉肩负起时代赋予文学的使命，通过真实的描写、大胆的揭露、愤怒的鞭挞、由表及里地触及到了“文化大革命”的实质。
1977年11月，刘心武在《人民文学》上发表的短篇小说《班主任》是“伤痕文学”的发端之作，继而卢新华发表了处女作《伤疫》，形象地概括了“文革”给人们造成的严重的心灵创伤，从而激起了社会的强烈反响。
接着-一大批拇露批判林彪,”圆人帮”极左路线和封建法西斯专制主义的文学作品，以一发不可收拾的势头冲决了种种思想禁锢，冯就才的《啊!》、宗璞的《我是谁?》、张贤亮的《邢老汉和狗的故事》等伤痕小说都搏露出“文化大革命”的专制主义性质。
关于“伤痕文学”的研究，本文认为可以分为两个阶段: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为第一阶段，这一阶段关于“伤痕文学”的研究主要围绕着社会主义能否出现“暴露文学”和悲剧以及现实主义的大讨论展开的。
如陈恭敏的《伤痕文学小议》"王继志的《“现代迷役”和悲剧-----谈《权》的思想意义》张奇虹的《搓剧的生命力与时代精神》'等等，这些研究都没有眺出“暴露文学”和悲剧大过论的框架。
以下是“伤痕文学”研究的具体分析: 以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班主任》为先导的“伤瘾文学”发表之后引起巨大的反响与讨论。
黄安思将掏露、控诉、批判“四人帮”的文艺作品称为“向后看的文艺创作”，他认为此类作品的“方兴未艾”，同三中全会摁出的“团结一致向前看，团结一致搞四化”的口号很不协调,他主张应当“提出文艺向前看的口号，提侣向翦看的文艺”。
随后李剑在《“歌密”与“缺德"》中指出:“那些暴露林彪、‘四人帮’的罪爰都应归人‘缺德”之列”;而且他认为“把洋人的擦脚布当作领带挂在脖子上，大叫大嚷我们不如修正主义、资本主义的人，虽然没有‘歌德’之嫌，却有‘缺德’之行。
试论小说《伤痕》的文学史意义学生：姚晓慧，指导教师：张帆【摘要】小说《伤痕》是在文革特殊时期的文学创造，是悲剧意识时代的文学创造，具有历史开创性，同时也具有历史局限性，反映了“伤痕文学”思潮的特征。
本文通过对作品时代主题和现实主义精神的重点探究，以及从伤痕文学最突出的审美特征等角度，叙述了小说《伤痕》在文学史上的重要意义。
文学真实性的复归，是对文学史发展的重要贡献，《伤痕》是文革时期的审美创造，充实了文学史研究的资料，体现了对伤痕反思的时代主题。
伤痕文学创作具有现实主义和人道主义创作精神，勇于写真事、吐真情、揭真相，是伤痕作品按照文学审美规律回归自身的本质追求，对文学史的完整发展意义深远。
【关键词】伤痕；伤痕文学；文学史意义1978年8月，复旦大学一年级新生卢新华在“文汇报”上以一个整版的篇幅，独家发表了复旦大学中文系新生卢新华的小说《伤痕》。
从而震惊了当时的整个文坛，而卢新华也以“伤痕文学第一人”的印记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烙下了一块不可磨灭的“伤”之痕。
《伤痕》发表后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让历经文革浩劫的中国人，痛痛快快的释放出郁积在心中整整10年的冤屈，苦闷和眼泪。
文学创造基于一定的时代背景，是作者个人感受对于时代活动的文学体现。
我们今天再次研读和探究《伤痕》，意义远远不止对于一部作品和它所反映的主题的认知，更重要的是发掘其对整个文学史整体发展的深远影响，从而对于我们的文学创作又更好的指导，这是对《伤痕》文学史最主要的探究出发点。
一、悲剧意识时代的文学创造在小说《伤痕》中王晓华也遇见了她的爱情，一个不介意她的家庭的男孩苏一林，两个幼小的心灵一起长大，相互陪伴着走过自己最难熬的时光，最后能走到一起的时候却因为王晓华家庭的原因导致男孩不能调职工作，王晓华为了使苏一林能够有个很好的前途，虽然还爱着苏一林却不得不与其断绝一切关系；王晓华很想入团，可是也是由于家庭的原因使得自己每次入团的要求都被拒绝，直至四年后才得以入团，可那时候她已经心灰意冷了，即使她很努力的奉献着，为了教育工作自己省吃俭用，但是人不能改变什么，组织上承认她工作上的努力，但是却把她的家庭看得更重，把那个时代给那些“问题家庭”所带来的生活的困难和折磨展示在人们面前。
“伤痕文学”：批判的尽头是进步还是倒退？摘要：“伤痕文学”作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一股极具影响力的文学思潮，自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出现以来就凭借作品内中强烈的批判性特质而产生轰动反响。
但也因为这些伤痕文学作品过于注重批判效果，缺乏相应的启蒙高度与人文厚度，使得伤痕文学最终成为昙花一现的文学现象。
关键词：伤痕文学；文学史；批判性关于如何确立“伤痕文学”的文学史意义，我首先注意到了丁帆先生所提出的一个颇值得反复琢磨的观点：“怎样看待‘伤痕文学’仍然是20世纪文学史的一个两难命题。
在那场思想解放运动大交锋之前当然又是文学首先发难，从‘曲笔’中呐喊出和五四文学相同的声音。
如果说这是文学的幸事，那么，它是否又是人文的不幸呢？因为文学的母题又回到了原点，就预示着启蒙的失败，就预示着需要重新开始，所以我说从80年代开始，我们是‘重回五四起跑线’！”[1]（95）伤痕文学与五四文学都是在特定政治环境背景下孕育出现的产物，隐藏于人文历史身后的必然性和偶然性促成了这两种文学生命体的畸形成长。
与此同时，它们又成为了某种社会转型的先声――尽管这些声音在各自的时代又多多少少显出空中楼阁般的寂寥。
就我个人有限的阅读经验而言，伤痕文学并非单纯指向人性的重新发现，所以假如将“伤痕文学”完全视作“五四文学”的启蒙延续似乎略有欠妥之处。
事实上，伤痕文学的批判意义远远大于其本应具备的启蒙意义，或者说，伤痕文学是有关乎批判现实主义的一次漫长回归，而启蒙思想的色彩相对而言就单薄许多。
伤痕文学虽然也时不时打出“为人生”的五四口号，但在这里五四文学只是伤痕文学为师出有名而精心网罗的一道“护身符”。
“文化大革命”刚结束时，许多作家、批评家、读者都以为只要纠正了文学的极“左”观念，正视人、人生和社会，文学就可以告别虚假，真实地反映客观现实[2]（253）。
伤痕文学的出现恰恰衔接了这种思维轨迹，是一种“意料之中”的“石破天惊”。
所以我其实并不能完全认同丁帆先生所言“启蒙的失败”，因为五四语境底下的“启蒙”（指向个体的自我重新认知）与后文革时期语境催生的“启蒙”（依旧沿袭捍卫集体意志的底线）全然两层意思，故而也无所谓成功与否，失败与否。
论伤痕文学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引言十年文革期间，无数知识青年被卷入了上山下乡运动中。
“伤痕文学”的出现直接起因于上山下乡，它主要描述了知青、知识分子，受迫害官员及城乡普通民众在那个不堪回首的年代悲剧性的遭遇。
伤痕文学最出现是四川作家刘心武刊发于《人民文学》1977年第11期的《班主任》。
当时评论界认为这一短篇的主要价值是揭露了“文革”对“相当数量的青少年的灵魂”的“扭曲”所造成的“精神的内伤”。
“伤痕文学”的名称，则源自卢新华刊登于1978年8月11日《文汇报》的短篇小说《伤痕》。
它也在反映人们思想内伤的严重性“和呼吁疗治创伤”的意义上，得到当时推动文学新变的人们的首肯。
伤痕文学一出现便引起了学术界的轰动，随后文学界便涌现出了大量的伤痕文学作品，成为新时期出现的第一个全新的文学思潮。
伤痕文学的问世标志着新时期文学的开端。
它是觉醒了的一代人对刚刚逝去的噩梦般的反常的文革时期那些痛苦的日子的强烈控诉。
伤痕文学的作者们以清醒、真诚的态度关注、思考生活的真实，直面惨痛的历史，在他们的作品中呈现了在文革的十年人民尤其是普通百姓的苦难生活的画卷。
由内置外地否定了“文化大革命”，这就是伤痕文学的精神实质。
伤痕文学因其历史的局限性和处于文学创新的先锋，它存在着一定得局限性，其表现在它对文革的否定和反思不够彻底和透彻，沉浮于历史浩劫发生的表面，文学语言中有些许左倾的不成熟的思想，悲剧文学里的悲剧精神不够明显等。
尽管伤痕文学存在着一定得局限性，但作为一个时代的“证言”，“伤痕文学”在真实记录那一时代的血泪方面有着极其重大的实现意义。
随着时代的反思，我们的文学也才能一步步向前发展。
“文革”题材在很大程度上给了作家挖掘人性、内心的空间。
一、伤痕文学出现的时代背景文学现象都是一定的历史现象的组成和外现，伤痕文学是新时期出现的第一个全新的文学思潮。
社会主义新时期是以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为历史起点的。
这种对灵魂的摧残尤其容易造成惨痛的心灵创伤。
目录摘要 (2)Abstract (3)前言 (4)一、伤痕背后的政治色彩 (5)（一）伤痕文学兴起背后的政治推手 (5)（二）不同以往的新政治色彩 (7)二、自我批判意识的缺乏 (8)（一）自我批判意识缺失的根源 (8)（二）解读文学作品中缺失的那份自我批判………10三、轰动背后的现实效应…………………………12总结……………………………………………………15注释……………………………………………………16参考文献………………………………………………16致谢……………………………………………………17重读伤痕之伤——浅论伤痕文学局限性【摘要】伤痕文学是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一次文学思潮，它诞生于文革刚刚结束，中国社会重新处在思想大解放的特殊时期，它在诞生之日便引起了极大的关注，对后来中国社会思潮以及中国文学都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但也带有明显的历史局限性。
本文从伤痕文学背后的政治因素、自我批判、现实效应这三个角度入手来尝试剖析伤痕文学的局限性。
【关键字】伤痕文学政治因素自我批判现实效应重读伤痕之伤——浅论伤痕文学局限性【Abstract】The trauma literature was emerges in the late-1970s's literature ideological trend, it was born in the Great Cultural Revolution just finished, the Chinese society occupied the thought fully emancipated the special time, it has then aroused theenormous interest in date of birth, has had the inestimable influence to afterward the Chinese society ideological trend as well as the Chinese literature, but also had the obvious historical limitation. Originally from trauma literature's political factor and, the self-criticism, realistic effect these three angles obtains to attempt the analysis trauma literature the limitation.【key word】Trauma literature Political factor Self-criticism Realistic effect前言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大多数国人都有一种从噩梦醒来的感觉，适应国人解放的情绪宣泄的政治批判的需要，伤痕文学应运而生。
一大批文学作品淋漓尽致地展示了文革及文革前的政治运动给中国人造成的心灵创伤。
伤痕文学的出现意味着中国当代结束了文革中那段“非人”的文学的历史。
[1] 它率先以活生生甚至血淋淋的艺术形象，让人们重睹了十年浩劫给人民群众所带来的惨重灾难和心灵创伤，在改革开放的前夕，起到了类似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与中国“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巨大作用。
较早在读者中引起反响的“伤痕文学”是北京作家刘心武发表于《人民文学》1977年第11期的《班主任》。
当时评论界认为这一篇短篇小说的主要价值是揭露了“文革”对“相当数量的青少年的灵魂”的“扭曲”所造成的“精神的内伤”，有的认为该篇发出的“救救被四人帮坑害了的孩子”的时代呼声，与当年鲁迅在《狂人日记》中发出的救救被封建礼教毒害的孩子的呼声遥相呼应，使小说产生了一种深刻的历史感，充满了一种强烈的启蒙精神。
然而“伤痕文学”的名称，则源自卢新华刊登于1978年8月11日《文汇报》的短篇小说《伤痕》。
它也在“反映人们思想内伤的严重性”和“呼吁疗治创伤”的意义上，得到当时推动文学新变的人们的首肯。
随后，揭露“文革”历史创伤的小说纷纷涌现，影响较大的有《神圣的使命》、《高洁的青松》、《灵魂的搏斗》、《献身》、《姻缘》等知青创作，从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等大墙文学，以及冯骥才早期在“伤痕文学”中艺术成就相对较高的《铺花的歧路》、《啊！》、周克芹《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为代表的农村“伤痕文学”等。
深刻反映中国社会现实的“伤痕文学”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具有不可或缺的开拓意义。
它冲破了“四人帮”极左文艺的种种清规戒律，突破了一个个现实题材的禁区，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社会问题，并创作出了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第一批真正的社会主义悲剧，塑造了悲剧人物、悲剧性格，从而复活了悲剧艺术和悲剧美在中国文学史上的生命。
“按照生活本来的面目描写生活”，这种写实的手法开启了80 年代关注人性现实意义和价值的新的文学的道路。
[2] 在当代文学史上，伤痕文学也是第一次真正地从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立场来塑造文学人物，描写了人性在遭受专制主义和极左路线的高压璀璨下的人生悲剧，成为新时期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先导。
伤痕文学的这种文学史上的地位和意义在今天看来依然如此，因此说它是新时期文学的开端并不过分。
然而，正因为如此，当我们用一种现代的、理性的眼光和角度来重新解读伤痕文学时，伤痕文学的局限性就愈加明显。
伤痕文学的兴起、发展背后的政治色彩，伤痕文学自我批判缺失的深层次原因以及伤痕文学代表作品轰动背后的现实因素都是我们在解读伤痕文学时值得去深究探讨的一个有益的视角。
一、伤痕背后的政治色彩(一)伤痕文学兴起背后的政治推手历经了建国初期的“十七年”文学以及文革十年“红色经典”式的样板文学，整个中国文坛在文革刚刚结束时和政治体制的联系还是十分紧密的，当时对于文艺的理解可以形象地用一句口号来诠释——文艺为工农兵服务。
在“十七年”文学中，“主题”、“题材”、“内容”和“思想立场”曾经是当时文学的核心概念。
一篇文学作品是否“正确”，是否有重大的“社会意义”，能否“教育”广大人民群众，这些概念往往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是衡量一部作品的好坏的评判标准。
[3] 伤痕文学作家群是在“十七年”文学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那种文学形式甚至是服务于政治的价值观念已经在无形之中潜移默化得深深扎根在其头脑中。
当反思文革的伤痕文学在中国大地上绽放开来时，虽然在反映的文学内容上，我们可以看到伤痕文学和以前的“十七年”以及“样板文学”有了根本性的区别，不再是一味地歌颂社会主义制度和这个制度下的先进个人，而在于揭示文革中那个让人狂热地丧失理性的制度下对于普通人的摧残和迫害，在“主题”、“题材”、“内容”和“思想立场”上都有了明显的调整，甚至是分道扬镳。
但是当我们仔细审视这种巨大分歧的背后，从中可以理出一个明显共同点，那就是这些文学流派兴起都有着政治因素在其背后推波助澜。
“十七年”文学是在当时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刚刚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大山，人民尚沉浸在新制度新生活的喜悦之中这样一个大背景，为了配合政治上翻天覆的巨大变革，以及出于对“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现实政治需要，文学主要的目的在于歌颂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以及为这个制度牺牲奋斗的英雄式的先进个人，体现一种重大深邃的“社会意义”以及“教育”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责任”。
和政治的联系是十分紧密的，“十七年”文学在其诞生之时就得到了政治权威的肯定和鼓励，进而迅速在全国范围内成为主流文学潮流。
政治是它迅速的崛起、发展的有力推动器。
如果说把“十七年”文学当作是一部社会主义制度正面教材那么伤痕文学就是一部社会主义制度反面教材，人们第一次在文学作品中看到了存在于社会主义制度下阴暗甚至是丑陋的一面，而且它是在顺应当时政治形式下的一种被扭曲了的“正义”。
伤痕文学诞生于文革刚刚结束的特殊时期，1976—1980，这段时间的社会政治思想正处于破旧立新的激烈变化时期。
“文革”时期的政治思维方式依然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力,描写社会主义制度之伤和在这个制度下被压迫的人们的悲惨遭遇的伤痕文学无疑是和当时为政治制度歌功颂德的主旋律格格不入甚至是想抵触矛盾的，伤痕文学的出现引发频繁的争议也是显而易见的，所以很快遇到了意料之中的来自各方面的阻力和障碍。
其中尤以1979年《河北文艺》发表的一篇李剑的《歌德与“缺德”》评论具有代表性，文章把对当时正在兴起的“伤痕文学”的疑虑和婉转批评，转化为尖锐的政治批判。
该文提到：让我们伟大祖国的春天在作品中展现出来，让人民从作品中看到绿于金色软于丝的万千细柳，闻到塞外原野的悠扬牧歌和战士打靶归来的阵阵欢笑。
这里，我们不搞一味地美化生活的歌舞升平，也不赞成一些人用灰色的心理对待中国的现实。
至于那些怀着阶级的偏见对社全主义制度恶意攻击的人，让其跟着其主子——林彪、“四人帮”一伙到阴沟里去寻找“真正的社会主义”也就是了。
[4]结果《“歌德”与“缺德”》一经发表，立即在文艺界引发了轩然大波。
文艺界群起反驳，坚决捍卫来之不易的宽松和自由。
《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率先作出反应。
文章指出：“现在还是放得不够”，不是放得太过头了。
文章批评有些人“以为中央重申四项基本原则就是文艺界反右的信号，因而又操起棍子准备打人了”。
[5] 一场在全国范围内的关于“歌德”与“缺德”的大讨论大辩论迅速展开，对伤痕文学的“社会意义”肯定与否以及该如何来给伤痕文学定性、定位成为了当时争论的焦点，但是在当时对于文艺界争论最后的仲裁权是在中央手中的。
在那个文革刚结束百废待举的时期，从文革中平稳过度，没有酿成流血冲突的“新政治”表面上波澜不惊，在这之下其实早已蕴藏着另外一种声音，需要马上及时地得到发言。
文革结束后一大批以前被“四人帮”迫害下放的老干部老同志回到了原来的工作岗位，因为在某个方面讲他们本身就是文革的直接受害者，心中对于这场引发十年动乱的文革无疑是抱着否定态度的，但是现实的政治环境和政治身份还不允许他们首先、直接地站出来对文革进行任何负面的评价，需要一个开路先行者，而这个重担无疑就落到了具有政治风向标功能的文艺界的肩上。
所以在反思文革的伤痕文学出现引发争议后，政治权威很快就直接介入到了这场争议。
在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首任院长胡乔木的直接授意下，伤痕话剧《于无声处》得意进京汇演并最终得以引起轰动；在胡耀邦的直接指导下，“歌德”与“缺德”的争论最终以伤痕文学的“胜利”而趋于平息，作者李剑也作了自我批评。
在政治因素的推动下，伤痕文学得以正身，并被推到了社会政治舞台的最前端，进而成为一种文学思潮流行全国。
很多伤痕文学作家也纷纷从幕后走到台前接受最广泛的关注和褒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