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公司治理变革_李维安
- 格式:pdf
- 大小:513.82 KB
- 文档页数:1
李维安《公司治理学》的启发杜茜(2007110039)参考了南开大学李维安老师《公司治理学》的课件第六章:《高层管理者:激励与约束》,结合自己的想法,对如何在上市公司建立有效的企业高层管理人员的激励和约束机制提出一些建议。
我的建议是:第一,建立企业家市场,到市场上选老总。
如果管理者是通过行政任命的,这不仅有可能使企业得不到合适的管理者,而且在这个前提下,若对上市公司的管理层制定一个较高的工资标准,则有可能是滋生新的平均主义的温床,培养出一个高薪管理者阶层,而体现不出不同能力的经营者价值的差异性,使一些很有作为的企业家得不到真正的激励。
所以管理者要真正各得其所,并与企业真正生死与共,应以老总的选拔市场化为前提条件。
第二,建立合理的激励机制,给他们期权。
在这方面,除了推行年薪制、继续注重精神奖励外,还要积极探索对管理者的激励机制。
其中一种较好的方式就是给高层管理人员以股票期权,在国际上通常的做法是给予企业的管理人员一种权利,允许他们在特定时期内(一般3-5年),按某一预定价格购买本企业普通股,这种权利不能转让,但所购股票仍能在市场出售。
股票期权行权所需股票的来源渠道有两个:一是公司发行的新股票;二是通过留存股票账户回购股票。
根据我国企业的情况,其具体作法是经股东大会同意,将预留报酬中的一部分,无偿但有条件地分配或奖励给公司高管人员。
这种激励制度将企业经营者的个人所得与企业的长远利益、企业的资本升值及广大股东的利益得以很好地结合,不仅有利于激发高管人员经营管理的能动性,更有利于提高上市公司的质量和素质。
第三,建立风险机制,给他们风险。
管理者承担的风险应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即经济上的风险和职业上的风险。
只有奖励没有风险的机制,则管理者可能会为得到奖励而使企业冒较高的风险。
成功了,管理者获得巨奖;失败了,没有多大损失。
尤其是国家对国有资产的控制权不强的时候,更容易发生这方面的冒险行为,从而增加企业的风险。
所以一种好的分配制度,既要调动人的积极性,又要尽可能防范风险。
公司治理评价研究前沿探析57第33卷第8期外国经济与管理V o l 33No 82011年8月Fo reign Eco no mics &M anagement A ug.2011公司治理评价研究前沿探析李维安1,徐业坤1,2,宋文洋1,2(1 南开大学公司治理研究中心,天津300071;2 南开大学商学院,天津300071)摘 要:公司治理实践的发展推动了公司治理评价研究。
国外学者和研究机构开发了一系列公司治理评价系统,并且基于这些评价系统构建了公司治理指数以检验公司治理的有效性。
而国内相关研究比较缺乏,尚待丰富。
鉴于此,本文系统梳理了近年来国外公司治理评价研究的相关文献,首先介绍了公司治理评价系统的发展情况,其次梳理了基于公司治理指数的相关实证研究,继而探讨了公司治理评价系统和公司治理指数的合理性,最后对未来研究方向进行了展望,以期推动国内研究深入展开。
关键词:公司治理;公司治理评价;公司治理指数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 4950(2011)08 0057 09收稿日期:2011 05 17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完善国有控股金融机构公司治理研究 (编号:10ZD&035);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上市公司董事会治理诊断与治理风险预警系统研究 (编号:70672098);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南开大学公司治理研究中心重大项目 董事会结构、机制及其评价研究 (编号:08J JD630007);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编号:NKZXB10101)作者简介:李维安(1957-),男,南开大学公司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研究生导师;徐业坤(1984-),男,南开大学公司治理研究中心、商学院博士研究生;宋文洋(1975-),女,南开大学公司治理研究中心、商学院博士研究生。
一、引 言公司治理是确保投资者获得收益的一系列制度安排(Shleifer 和Vishny ,1997)。
第一章公司治理概论1、企业的发展从法律角度看,企业制度是企业经济形态的法律范畴,从世界各国的情况看,通常指的是业主制企业、合伙制企业和公司制企业。
(1)业主制企业:(2)合伙制企业(3)公司制企业2、企业发展过程中的典型企业(知识了解)(1)公司在古罗马和中世纪的萌生:康枚达(Commenda)、索塞特(SOCietaS)(2)资本原始积累阶段的特许公司,如1600年,特许的、专营海外贸易的东印度公司被认为是第一个典型的股份公司。
(3)19世纪中期公司制的确立。
(4)公司在19世纪末的普遍发展。
3、国内公司治理的研究主题(一般了解)第一个主题:治理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出现的经营者腐败问题。
(监督经营者)经理人员腐败的表现形式1、在职消费膨胀;2、侵占和转移企业资产;3、信息披露不规范,报喜不报忧,对重大经营活动不做出应有的解释;4、经营行为围绕着个人眼前的成绩、地位和利益展开;5、经营管理人员和员工工资、奖金、集体福利等收入增长过快,侵占企业利润;6、财务关系透明度低,甚至搞“黑箱操作"7、置小股东和债权人的利益于不顾,搞不分红或少分红,大量拖欠债务;8、抵制兼并重组。
第二个主题: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进行公司化改造。
政策层面:《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建立产权明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
研究关注的重点:随着研究的深化,学者们的研究集中在两个焦点问题上。
一是国有企业公司化后,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的权力如何分配与制衡; 二是国有企业公司化后如何处理新老“三会”的关系。
4、公司治理学的主要研究对象(一般了解)公司治理学是一门通过对公司治理的综合性硏究,探讨公司治理实践中具有共性的基本原理、运作规范和方法的科学。
第二章公司治理基本框架1、说明责任和问责制(一般了解)委托代理安排的实施,要求代理人在行使权限、履行职责时要将其行为的结果向委托人报告, 以示其行为的正当性。
主编寄语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公司治理变革移动互联网时代来临,技术网络、组织网络和社会网络深度融合,催生了互联网金融等新兴商业业态,在对传统治理造成冲击的同时也为公司治理提供了新的手段,启发了对新兴商业模式有效治理的思考。
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公司治理变革,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公司治理成本降低,致使新的小股东、社群等积极治理主体应运而生。
移动互联时代“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对象、任何信息、任何方式”的信息交流观念推动了原来没有能力、缺乏积极性的小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甚至手机投票等方式参与治理,新的股东主体开始焕发活力;移动互联网使得由基于搜索来查找信息的方式变为精准信息推送,“影响型”朋友成为社交网络传播信息的重要节点,拉动移动互联网络群体及社会化媒体成为公司外部治理的重要主体。
第二,公司治理进入“大数据”时代,新的治理手段开始出现。
社群等外部治理主体的广泛化倒逼,使得产品供给由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他们的信息交流间接或直接影响着公司市值变化,而以往被冠以弱势之名的中小股东,在股东大会投票的关键环节往往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博客、微博、微信形成企业信息传播的“大数据”,相应地,潜在的顾客“声讨”与投资者意见也成为公司治理的“大数据”。
收集这些数据,对潜在外部治理主体和投资者进行分析,有助于倡导“精准治理”,从而更好地适应顾客和投资者这两个“上帝”。
第三,公司治理权力重组,新的治理模式得到创新。
移动互联网使得顾客群体、资金众筹变得大众化,进而使高科技网络组织的技术持有者拥有更多的话语权。
而控制权对技术持有者至关重要,是技术能够自由流动、使用和发挥应有效果的保障。
沿用“垂直化”治理模式,无法保证对技术持有者的有效激励,难以保持企业发展所需的持续动力。
所以,对于网络组织来说,“垂直化”治理模式已经不再适用于移动互联网时代,需要调整以技术核心为主的管理层在治理链条中的位置,探索向“扁平化”治理模式发展创新。
公司治理李维安答案【篇一:公司治理】公司治理概述1、最早提出公司治理问题的是伯利(berle)和米恩斯(means)。
1932年在《现代公司和私有财产》中提出,“随着公司财富的所有权变得更加广为分散,对这些财富的所有权与控制权已经变得越来越少集中于同一个人之手。
在公司制度下,对行业财富的控制可以而且正在被以最少的所有权利益来完成。
财富所有权没有相应的控制权,而财富的控制权没有相应的所有权,这似乎是公司演进的逻辑结果。
”郎咸平认为,伯利与米恩斯把资本家和劳工之间的紧张关系进行了转移,转换为股东与职业经理人之间的矛盾,这一转换得到美政府的支持。
伯利和米恩斯在书中说:20世纪30年代初,在美国最大的200家大众公司中,由大股东拥有并控制的公司不到5%,占公司数量的44%的公司和占财产58%的公司由所有权相当分散的少数股东和管理者拥有,并区分了所有者主导型企业(o-m)和经理主导型企业(m-m)但郎咸平认为200个样本公司中证据确凿的大众持股公司只有44个,而200家公司中106家是工业公司,其中只有4家是大众持有公司【ps:1、引导案例:美加州政府雇员退休基金会:19842注意1932年大危机的背景公司治理概念最早出现在经济政府中的时间时1980年代期初,威廉姆森提出治理结构(governance structure).指企业内部的等级制度,即股东会授权董事会经营企业的财产,董事会再聘任班子来具体实施经营,经理再通过职权部门,科室等层次,一直传达到每个员工。
何业东,曾刚《公司治理的产生,内涵与机制》,《现代管理科学》,2002,4期“伯利—莱恩斯命题”:公司控制理论的衍生与演化探析。
广东财经职业研究学报,2008(12)但这一事实却不能抵减伯利与莱恩斯提出的问题的重要性,尤其在今天看来。
】2、在现代中突显其重要性则源自1984年美加州政府雇员退休基金会的遭遇,并最后形成世界潮流。
3、英国的情况英国无疑是在公司治理运动中创先河的国家。
新常态下中国公司治理的改进作者:李维安、郝臣来源:《新财富》 2016年第4期在先后经历观念导入、结构构建和机制建立等阶段后,当前经济新常态为公司治理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但公司治理改革的目标始终如下,即提升治理的有效性,实现公司决策的科学化,最终保证公司在新常态下的可持续发展。
?李维安、郝臣/文作者李维安系天津财经大学校长、南开大学中国公司治理研究院院长;郝臣任职于南开大学中国公司治理研究院作为企业改革核心的公司治理,在先后经历观念导入、结构构建和机制建立等阶段后,进入了关注治理有效性的新阶段。
当前经济新常态为公司治理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在经济增长速度可能放缓的大背景下,作为中国宏观经济微观基础的公司积极适应结构性调整,被监管部门允许在治理方面做出了一些优化和调整。
公司治理水平:创业板优于中小板和主板在所有类型公司中,上市公司治理实践相对来说较为深入和系统。
2003-2015年,中国上市公司治理指数(CCGINK)从48.96提升到62.07,12年间指数上升13.11,提高了26.78%。
可见,在这一阶段内,中国上市公司治理水平总体上不断提高,在经历了2009年金融危机后的回调后,又呈现逐年上升态势,并在2015年达到新高。
从地理分布来看,中国上市公司治理能力呈现出从沿海向内地的梯度提升态势。
2013年,只有6个地区治理指数高于61,占31个地区的19.36%;2014年指数高于61的地区数量达到了12个,占31个地区的38.71%;而2015年这一数量上升到20个,占31个地区的比重为64.52%(附图)。
分行业来看,2015年评价排名中,金融、保险业的公司治理指数位居前列,为64.3,紧随其后的是信息技术业、建筑业和制造业等,这些行业治理状况相对较好;而综合类和房地产业上市公司治理水平总体仍然偏低,其中,房地产业的公司治理指数为60.55。
此外,控股股东性质不同,治理水平也表现出较大的差异,继2011年之后,2015年民营控股上市公司治理指数连续5年超过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为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制度红利提供了依据。
:中国作为新兴市场国家,其公司治理体系经历了与其他国家不同的发展历程。
解放思想、求真务实在推动中国公司治理的历史演进中,发挥了推动关键抉择、实现治理进步的重要作用,使得中国公司治理体系呈现出不同的阶段特征。
从营利组织治理到非营利组织治理、政府治理、社会治理、国家治理是中国治理改革的主要路径,逐渐推动我国建立更加完善的国家治理体系,增强治理能力。
公司治理不仅是我国国家治理体系改革的先行者,还是提高我国国家治理能力的微观基础。
自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改革以来,中国公司治理制度改革呈现出治理改革路径明晰化、治理改革内容深入化、治理改革方式开放化、新型治理导入加速化等“四化”的趋势。
在这个过程中,解放思想、求真务实是中国公司治理改革的推动力量,起到了推动治理进步的重要作用。
求真务实在推动中国公司治理演进中的关键作用求真务实引领中国公司治理改革发展模式:从行政型治理到经济型治理在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通过对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兴办新型工厂,形成了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相配文/李维安求真与务实的统一,要求人们在实践中努力获取真实情况,把握事物运动的客观规律,使自己的言行符合客观实际,从而获得实际效果,即要重实际、说实话、办实事、求实效。
求真是为了务实,务实才能求真。
对中国公司治理改革而言,只有进一步强化各类提升公司治理的有效性举措,发挥求真务实思想,充分释放公司治理制度红利,才能更好推动我国公司高质量发展套的国营企业体系。
主要实行的是单一全民所有制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人、财、物和产、供、销都由政府直接管理,这导致市场无法有效地配置资源和劳动者丧失了必要的积极性,国有资源浪费严重,企业没有活力,生产效率低下。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战略决策,承认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尊重价值规律,是求真务实国家治理思想的集中体现。
“求真”,就是“求是”,也就是依据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去不断地认识事物的本质,把握事物的规律。
李维安南开大学商学院院长、长江学者特聘教授1957年出生于青岛,管理学博士、经济学博士。
现任南开大学公司治理研究中心主任、现代管理研究所所长、《南开管理评论》主编。
兼任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等学术职务,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学历背景:85年9月—88年6月南开大学经济学硕士88年9月—93年7月南开大学—日本一桥大学联合培养经济学博士93年4月—96年3月日本庆应大学商学(管理)博士主要研究著作:《公司治理教程》,专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4月《现代公司治理理论:资本结构、公司治理与国有业股份制改造》,专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4月《企业活力理论与评价》,专著,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年2月《完善公司治理:东亚视角》,专著,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11月《中国公司治理原则与国际比较》,专著,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年5月《有效沟通》,译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10月《突破惯性思维》,译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10月李维安:中国企业需要一次新的“改革开放”2009-02-16 17:23:17文/李维安网友评论0条众多企业陷入“三聚氰胺”漩涡,显然不再是单纯的管理不当所致,恰恰凸显了经济型治理缺失蕴涵的巨大治理风险。
一个有志于打造“百年老店”的企业,必须是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否则,无论如何是无法实现基业常青的。
市场化改革进程中企业治理改革滞后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企业改革先后经历了企业经营自主权、利改税、承包经营责任制、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等几个阶段,贯穿其中的一条基本主线,就是要确立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实现从行政型治理向经济型治理的转变。
然而在市场化进程中,我国企业治理改革明显滞后于产品市场改革,产品市场竞争加剧,而企业却未建立相应的治理体系;行政型治理放松的同时,经济型治理却未及时确立。
由此,行政治理一放松,企业常陷入内部人控制状态;而企业一旦出现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又依赖于行政型治理。
深化公司治理改革的风向标:治理有效性
李维安
【期刊名称】《南开管理评论》
【年(卷),期】2013(16)5
【摘要】公司治理改革是全球性的焦点问题,对中国企业而言,公司治理改革是企业改革、提升竞争力的核心内容。
经过多年来的公司治理建设,我国的公司治理改革已初步形成“治理有所依、治理有所约、治理有所得”的良好局面,企业尤其是上市公司治理质量得到明显改善。
【总页数】1页(P1)
【作者】李维安
【作者单位】
【正文语种】中文
【相关文献】
1.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改革误区与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创新--对党的十六大关于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思考 [J], 谢庆华;黄培清
2.突破公司治理瓶颈,深化国有经济改革--中国国有企业治理国际学术研讨会观点综述 [J], 顾光青;周晓庄
3.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与公司治理--“第三届中国国有企业改革与治理学术研讨会”观点综述 [J], 关鑫
4.深化公司治理改革的关键:配套治理改革 [J], 李淮安
5.中国上市公司治理与改革的风向标——评《中国公司治理分类指数报告
No.15(2016)》 [J], 黄桂田
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
把公司治理研究推向更高水准--访南开大学国际商学院院长李
维安
本刊记者
【期刊名称】《企业管理》
【年(卷),期】2004(000)006
【摘要】@@ 记者:公司治理近年来成为热门话题,您作为国内较早系统地开展相关研究的专家,怎样看待公司治理问题?rn李维安:现在公司治理已经成为一个全球关注的世界性课题.去年在南开大学召开的第二届公司治理国际研讨会上,我们强烈感受到了这一点.
【总页数】1页(P100)
【作者】本刊记者
【作者单位】无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F279.246
【相关文献】
1.把最好的整形技术推向全国、推向世界——访北京当代整形美容研究院名誉院长戚可名教授 [J], 潘田
2.将中国RTU推向国际市场——访北京安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俞凌 [J], 宋慧欣
3.李维安危机涌动时,董事会在哪里?对话南开大学商学院院长李维安教授 [J], 邓
勇兵
4.危机涌动时,董事会在哪里?——对话南开大学商学院院长李维安教授 [J], 邓勇兵
5.南开大学公司治理研究中心与国资委合作开展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研究 [J],
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
主编寄语
移动互联网时代的
公司治理变革
移动互联网时代来临,技术网络、组织网络和社会网络深度融合,催生了互联网金融等新兴商业业态,在对传统治理造成冲击的同时也为公司治理提供了新的手段,启发了对新兴商
业模式有效治理的思考。
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公司治理变革,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公司治理成本降低,致使新的小股东、社群等积极治理主体应运而生。
移动互联时代“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对象、任何信息、任何方式”的信息交流观念推动了原来
没有能力、缺乏积极性的小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甚至手机投票等方式参与治理,新的股东主体
开始焕发活力;移动互联网使得由基于搜索来查找信息的方式变为精准信息推送,“影响型”
朋友成为社交网络传播信息的重要节点,拉动移动互联网络群体及社会化媒体成为公司外部
治理的重要主体。
第二,公司治理进入“大数据”时代,新的治理手段开始出现。
社群等外部治理主体的广泛化倒逼,使得产品供给由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他们的信息交流间接或直接影响着公
司市值变化,而以往被冠以弱势之名的中小股东,在股东大会投票的关键环节往往成为“压死
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博客、微博、微信形成企业信息传播的“大数据”,相应地,潜在的
顾客“声讨”与投资者意见也成为公司治理的“大数据”。
收集这些数据,对潜在外部治理主
体和投资者进行分析,有助于倡导“精准治理”,从而更好地适应顾客和投资者这两个“上帝”。
第三,公司治理权力重组,新的治理模式得到创新。
移动互联网使得顾客群体、资金众筹变得大众化,进而使高科技网络组织的技术持有者拥有更多的话语权。
而控制权对技术
持有者至关重要,是技术能够自由流动、使用和发挥应有效果的保障。
沿用“垂直化”治理模式,
无法保证对技术持有者的有效激励,难以保持企业发展所需的持续动力。
所以,对于网络
组织来说,“垂直化”治理模式已经不再适用于移动互联网时代,需要调整以技术核心为主的
管理层在治理链条中的位置,探索向“扁平化”治理模式发展创新。
第四,信息自披露和非官方披露得到强化,公司治理链的信息不对称得到弱化。
移动终端的便捷性促进了信息的易得性与互动性,信息传播渠道增加成为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必要
补充。
这一方面有利于资本市场中的投资者更加快捷地掌握公司的信息,更加及时准确地投资;
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公司内部治理主体了解、共享公司信息,从而降低代理成本。
于是,层层
推进的信息披露方式得到改革,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得以弱化。
移动互联时代的技术创新已经领先于管理创新,更领先于治理创新。
为适应这一技术创新带来的治理变革,不仅要坚守治理思维,还要不断推动治理创新。
如此,现代公司治理才
会生机勃勃,向新的台阶迈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