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文档原格式
刘纪鹏中国政法大学资本研究中心主任网易财经8月讯网易财经《意见中国－－网易经济学家访谈录》栏目近日专访了中国政法大学资本研究中心主任刘纪鹏。
他是著名股份制和公司问题专家，近十年来他主持了270多家各类企业的股改上市、公司战略、并购重组及投融资方案设计，他也曾担任光大独立董事，他会如何看待光大“乌龙指”事件？徐浩明又是怎样的一个人？股民为何索赔无可能？网易财经：我们想知道，在8月16号这个可以载入A股史册的这样一天，您是什么时候关注到这个光大“乌龙指”事件的呢？刘纪鹏：一个朋友给我打来电话，说股市行情要来了，所以我就去关注了一下，但是当时应该还是在比较高的位置上，因为到11点半就停盘了。
网易财经：您当时第一时候听到这个事儿是什么感觉？刘纪鹏：我第一个感觉是，北戴河会议开完了，我们的A股市场不能总是这个熊样子，总该让我们的股民解套了，我们证监会的制度性缺陷，是不是有了重大的改革措施要弥补了？网易财经：看来您的第一个想法，可能和很多投资者，包括当时追高的一些人的想法都是一样的。
刘纪鹏：对，应该是，我也是个普通人的一员，我们也没有什么内部消息，尽管我以前做过光大的独立董事。
网易财经：但是到下午2点钟的时候，大家已经开始说，这个是光大的一个“乌龙指”的事件导致的这个股市的异动，当时您听到光大整个事件之后，您觉得最不可思议的地方在哪儿？刘纪鹏：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可思议的，就是信不信，当时“乌龙指”的时候，很多人可能更多的还是信不信，我自己也是感觉挺遗憾的，遗憾是两点，好不容易盼来的一个好消息，又变成了悲痛的坏消息，第二点就是这件事怎么就发生在光大身上了呢？因为我跟光大证券是有感情的。
网易财经：我们看到光大证券这个核查是显示说，自营策略交易系统出错，导致生成巨量的适价委托订单，直接发送至了上交所，累计申报买入了234亿元，实际成交有72.7亿元，大家现在对这234亿元的光大证券的瞬时下单金额是很有想法的，因为这个金额是它的资本的1.78倍，我们现在就是想了解一下，这种超额的买单这种行为是否是合理的呢？刘纪鹏：第一首先这件事情我们对它的性质的界定，它不是一个有意为之的恶性操纵，如果你刚才问的这些问题都存在的话，那它一定是恶性操纵的，现在它是无意的，这种无意的多下了，比如说放大100倍，在这种情况下你去再质疑它100倍的合理性，本身就缺乏客观的依据，而且这件事情只持续了2分钟，所谓下了232亿，只到了70亿，2分钟就几支大的股票打到跌停，大家就发现异常了，所以你只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是更希望你从这是一个“乌龙指”的角度来判断此事，而不是从一个要寻找犯罪分子的罪恶心理，和他犯罪的这种环境，去做一个法官或者法医式的推理，好吗？网易财经：后来可能大家质疑的更多的是说，光大在已经知道他们操作失误的情况之下，它提出它的补救措施是做空期指，它说是它当时的一个正常的反应，大家会觉得这个会不会是一个内幕交易呢？因为它是在知道的这个市场，是因为…光大乌龙事件意义大于教训刘纪鹏：所以我呢对此就有两句话，第一句话，如果将错就是就错，将错就错不是错，但是如果一错再错便是过，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这次的“乌龙指”，我从我的角度来看，它是意义大于它的教训。
中国目前真的面临一次历史性的机会由证券日报社主办的第六届中国证券市场年会2010年11月12日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此次年会的主题为“转型与跨越”，腾讯财经进行全程直播。
在此次会议上，中国政法大学资本研究中心主任刘纪鹏教授发表主题演讲。
在主题演讲中，刘纪鹏教授认为中国目前真的面临一次历史性的机会，中国要崛起就要有一个强大的金融，就要有一个强大的资本市场，这次正好是利用国际经济新格局的历史机遇，给我们赢得了经济转型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千载难逢的机遇。
以下是刘纪鹏发言的精彩观点：一、中国目前面临一次历史性的机会为什么中国真的面临一次历史机遇？很多人经常把这句话当做演讲的套话，但是大家仔细看，今天世界变化真的是风云突变，瞬息万变，十一之后每周股市的行情汇市的行情都在变化万千，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美国、日本、欧洲确实出现了衰败的迹象，量化宽送的政策美国损人利己的做法虽然能一时得势，但是长久来看必然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脚，美国在这个时点上将使他丧失国际金融主导的开始，因此世界经济的格局对于中国来讲是一次重大的历史机会。
二、不要与美国的金融危机同舟共济两年以前面对美国的危机我就说过不要同舟共济，中国没有在它那条船上，美国的金融危机与我国的资本市场货币市场银行市场不沾边，但很遗憾中国人太讲义气拼命往它那条船上跳，我国的1.48万亿外汇储备都去救了美国，老以为美国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其实美国人比我们现在仍然过得很好。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只能一船相帮，把自己看好。
美国的衰退才是中国的机遇，我们不能在制造业的低端给它打工，这就引出了中国经济结构要转型，要配合在国际经济新的分工当中占领战略制高点这一大目标，从出口导向向内需扩大，中国具备这样的潜力，我们不可能再去用我们的血汗钱，靠低廉的工资、高耗能的资源和能源的浪费、环境的污染去给人家在低端制造业打工挣取十分之一的利润，这种模式已维持不下去。
三、央行成为世界第一大行之后给我们带来了无数的烦恼中国现在的央行总资产规模比美联储还多1.3万亿，可是央行的总资产这么大不是好事，它的资产怎么形成的？3.72万亿美金当中国外的资产占了3.11万亿，大部分支援国外，其中外汇2.9万亿，4.8万亿买美国国债支援美国金融资产两房债券，拯救过着幸福生活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美国人民去了，我们人均GDP 百位之外还去拯救他们，这笔钱吃不上劲，全是血汗钱，创汇进到中国，每一个人都不要绿票子都要红票子，央行哪儿来的红票子？就得印刷。
inance财经136 | ECONOMYF 近十年来，国资监管和国企改革取得了显著成效，为未来的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进入新的历史时期，新一轮国资改革也将启航。
如何做好顶层设计，国资与国企改革应坚持什么样的道路，在未来发展路径上，需要怎样的监管体系等一系列问题亟待解决。
公司战胜独资“公司战胜独资”即用现代的股份公司制度战胜独资的企业制度。
不管是西方的私人独资，还是中国旧体制下的单一的政府独资都不能满足现代市场经济的要求。
在坚持推进市场经济改革的方向上，建立新型的法人所有制基础上的现代公司制度将是我们改革的重要发展方向。
建立法人所有制基础上的现代公司制度是通过股权多元化和资本化打造现代股份公司制度的创新之路。
现代股份公司具有三大特征。
第一，“两个两权分离”，即公司出资人拥有的股权和法人所有权的分离，抽象的公司法人所有权和具体的企业经理人经营权的分离。
股东把其出资和所有权让渡给法人，法人又把企业经营权让渡给有经营能力的职业经理人。
第二，“三个独立”，即财产独立、利益独立和责任独立。
财产独立是指法人拥有独立的财产所有权，股东只是获得了股权，利益独立是指任何股东主体和股份公司主体利益分开，不能再以任何借口和名义去侵犯股份公司的利益，占有股份公司的资金。
法人不仅以盈利为目的，而且拥有独立的经济利益，这有利于法人不允许个别股东或者国家侵犯自己的利益。
它重视自己的发展，不允许任何不负责任的经营，在完成国家税收之后，法人有权自主支配税后利润。
责任独立是指法人的财产边界的清晰决定了它在经济上可以独担责任，当其由于经营不善发生亏下一步国资改革的几个热点文/中国政法大学资本研究中心主任 刘纪鹏 中国政法大学硕士研究生 赵晓丹. All Rights Reserved.损以致破产时，只以其拥有的财产承担有限责任，并不连带股东、经营者或雇员。
第三，“四个社会化”即资金来源的社会化、风险的社会化、生产经营的社会化以及经营人才的社会化。
刘纪鹏：“管国企”亟需转变到“管国资”作者：暂无来源：《经济》 2016年第11期文/中国政法大学资本金融研究院院长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副会长刘纪鹏目前，我国的市场经济已经从商品经济进入到资本经济的阶段，管资本是管理经济的最高境界，管企业只是初级阶段。
因此，国企监管迫切需要实现从“管国企”到“管国资”的转变。
企业国有资产法规定：本法所称国家出资企业，是指国家出资的国有独资企业、国有独资公司，以及国有资本控股公司、国有资本参股公司。
这一规定给“国有企业”下了一个定义。
但这一定义过于宽泛，会产生以下两个问题：首先，这一定义会带来认识和划分上的困难。
对于国有资本参股企业而言，难道国资占比仅为10%也算国企吗？而在国有控股企业中有相对控股和绝对控股两类：对于相对控股企业来说，到底多少比例是相对控股？对于国资绝对控股企业，难道仅仅因为其国有股占比较高，其企业或股份公司的身份就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其次，这一定义会产生实践上的问题。
其一，不利于国企和民企的公平竞争。
将国有参股或控股企业也视为国有企业在名义上就带来了国企和民企的分野，有国家出资的企业被贴上了国企的标签，没有国家出资的企业就被上了民企的标签，自然就会导致国企和民企地位的不平等。
其二，不利于理顺国资管理体制。
对于国有控股或参股企业在干部任用上过多地采用行政委任的手段，以公务员的标准对国企高管限薪限酬，使国有控股或参股企业的人事制度和治理结构不能向现代公司转化。
因此，必须从概念上拨乱反正，重新界定国企和国资的概念。
目前，我国大部分国企已经完成了股份制改造，转变成了公众公司，国资委只是其中的一个股东，这些企业都应被视为国资。
而只有公益性国企才是真正的国企。
国企以保障民生、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为目标。
而国资则以增强国有经济活力、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为目标，可以存在于一切竞争性领域。
区分国企和国资也有助于理顺国资监管体制，形成国资委管国资、财政部管国企的监管格局。
10 日前，证监会公布了对山东墨龙两位实际控制人超比例减持未披露、内幕交易违法行为的处罚决定，父子俩共被罚没款1.22亿余元，我们应该为证监会一系列严厉处罚叫好。
中国资本市场上，不少一致行动人在内幕信息敏感期间进行内幕交易，超比例违规减持上市公司股票。
长期以来，中国资本市场之所以被称为一个不公正的市场，甚至有人说是绞肉机式的市场，就在于财富分配不合理，所以要振兴中国股市，就是要紧紧抓住财富分配和公司治理这两大环节，建一个公平正义的股市，让大多数投资人能够在参与资本市场的同时得到公平公正的对待。
目前，证券市场主要处理的违规行为有四大类：第一种是违规减持，以山东墨龙为例，其控制人利用虚假票据虚增利润，维持较高的股价，然后进行超比例减持未披露以及限制期内减持行为。
第二种是内幕交易行为，在公司资产注入、重组计划等重大信息敏感期内，内幕信息知情人将信息出售给其他账户持有人，在这种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进行非法盈利。
如果发现频繁交易且交易量明显大于日常交易，交易时点与内幕信息形成时间高度吻合，则容易被监管机构判定为内幕交易。
第三种是操作证券市场，以当年名噪一时的徐翔案为例，泽熙投资先后操纵十多家上市公司股票交易，通过与上市公司约定择机发布“高送转”“业绩预增”等消息，利用信息优势，在二级市场对上市公司的股票进行连续买卖获利。
第四种是欺诈行为，以欣泰电气为例，因其报送中国证监会的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申请文件中相关财务数据存在虚假记载和故意重大遗漏，证监会对欣泰电气启动了强制退市程序，并宣布暂停上市后不得恢复上市，退市后不得重新上市。
中国股市的顽疾，不公平、不公正在哪？就是大股东的暴富和二级市场中小投资人普遍的亏损，多年来，这个市场已经不是一个增量财富的创造市场，而是一个存量财富的分配市场。
大股东利用控制权，特别是深圳创业板、中小板的一些家族公司，高度地控制控股权，也就完全掌握了公司治理、董事会的控制权，什么时候出好消息，什么时候出重组，存在信息严重的不对称。
9月25日中国政法大学资本研究中心主任刘纪鹏在独立董事座谈会上发言中国政法大学资本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刘纪鹏建议，建立职业化独董制度，通过提升独董队伍的专业素质，促进提高公司治理的专业水平。
与此相关，刘纪鹏提出三点具体意见：首先是成立独董公会。
考虑到公平性，在中国上市公司协会（以下简称协会）下成立独董公会较为妥当,由协会来进行独董职业资格管理业较为恰当。
独董公会应该既具有行业协会的性质，同时也具有为独董（从业人员）提供职业规范的公会性质。
其次，独董公会要建立独董信息库。
上市公司提出相关需求后，可由协会从独董信息库中选出5-6名候选人推荐给上市公司，公司再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从中选择。
第三，应完善独董的薪酬制度。
可明确独董分级、分类标准，并进行监督考核。
可以考虑由各上市公司承担独董的薪酬，缴纳至协会，并由协会统一协调和规范发放。
专家建议尽快建立独立董事考核评价机制2012年09月26日09:16中国新闻网[微博]字号：T|T中国政法大学资本研究中心主任刘纪鹏(微博)、国浩律师集团事务所首席执行合伙人吕红兵等6位独立董事25日建议，尽快建立独董考核评价和问责机制，提升独董队伍专业素质，通过发挥独立董事监督制衡作用，引导上市公司完善治理结构。
他们是应中国上市公司协会邀请，在有关座谈会上作上述表示的。
会议就独立董事在选聘机制、工作机制、激励机制、考核评价机制等方面的最佳实践进行交流与研讨。
专家认为，在中国企业面临转变发展方式形势下，倡导独立董事、监事会最佳实践，有利于引导上市公司完善治理结构，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有助于提振投资者信心。
刘纪鹏建议，中国要建立职业化独董制度,由中国上市公司协会建立独董公会，通过提升独董队伍专业素质，提高公司治理专业水平。
吕红兵建议，要通过发挥独立董事监督制衡作用，让上市公司大股东知规则、懂规则、崇规则，推动公司健康发展。
中材科技独立董事贾小梁建议，尽快建立独董考核评价和问责机制。
FINANCE 财经50 2015年8月份颁布的《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简称“22号文”）亮点颇多，但也有一大缺憾，就是其中关于实现集团公司整体上市的规定。
整体上市，即整体变成一个法人，将所有资产注入一家上市公司，是指以四大银行为代表的“航母”式上市模式。
这种模式会带来以下4个突出问题：不利于国企开展资本运作。
整体上市将所有企业资产注入上市公司，采用该模式的国企既不能通过优质资产先行上市获得高融资额，也不能培育未成熟资产注入后获得增发的高溢价，同时也难以推行职工期权等激励措施。
不利于国企改革的顺利进行。
资本市场本应成为国企改革的主战场，但整体上市无法实现这一目的。
一方面，整体上市使得上市国企在二级市场的交易乏力，国企无法获得与其业绩和规模相称的股价和市值，借助资本市场实现国资优化配置的改革初衷也无法实现。
另一方面，二级市场的股价低迷反过来会使得国企在一级市场低价贱卖，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
不利于理顺国资监管体制。
国资委一身两任，既当监管者也当出资人。
这使得国资委陷入到无休止的股东事务乃至法律纠纷中不能自拔。
特别是“22号文”提出要对经营性国资统一监管后，下一步国资委要完成对72个部委的8000多家经营性企业的统一监管，体量绝非目前的100余家央企可比。
如果国资委继续按“行业整合——整体上市——成为应摒弃整体上市模式股东”的思路运行，无疑会让自己卷入杂事而分身乏术。
此外，以四大行为代表的“大恐龙”股本巨大，违背了金融交易学原理。
巨大的股本使得其增发配股动辄上千亿，根本无法驱动股价上升；同时投资者不能通过交易赚取差价，也就缺失了购买股票的内在动力。
为此，应摒弃整体上市模式，转而采用“旗舰”模式，实现从单一大公司战略向集团战略转型。
所谓“旗舰战略”，是以资本运营为主的集团战略，即组建以一家或几家带有行业特点的“旗舰”式国有资产集团控股公司，以之为龙头来整合行业内散、小、差的国有企业。
大型央企上市，应以“旗舰战略”取代“航母战略”，具体而言，推行“旗舰战略”有以下几个重要意义：有利于提高国企的市场竞争力。
刘纪鹏主要观点梳理刘纪鹏是中国著名经济学家，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观点和政策建议。
他的主要观点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主题。
刘纪鹏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经之路。
传统的需求侧管理已经难以推动经济发展，必须从供给侧入手，通过改革来优化资源配置，提高供给质量和效率。
二、改革要以市场为导向。
刘纪鹏主张通过市场机制来引导资源配置和经济调整。
市场应该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发挥市场的有效竞争和价格发现功能，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三、优化产业结构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任务。
刘纪鹏指出，中国经济面临着结构性失衡和产能过剩的问题，必须通过优化产业结构来解决。
他提出了“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的五大任务，旨在推动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四、加强创新驱动，提高供给质量。
刘纪鹏认为，创新是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也是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
他主张加大科技创新投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激发企业家精神，推动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提高供给质量和效率。
五、深化改革开放，增强市场活力。
刘纪鹏强调，改革开放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
他认为，要通过深化改革来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打破行政垄断，促进市场竞争，增强市场活力和创造力，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
六、加强国际合作，推动经济全球化。
刘纪鹏主张加强国际合作，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建设和改革，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
他认为，只有通过开放合作，才能够实现共同发展和共赢，应对全球性挑战。
总之，刘纪鹏主要观点梳理表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主题，要以市场为导向，优化产业结构，加强创新驱动，深化改革开放，加强国际合作。
这些观点为我们深入理解和应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和政策借鉴。
我们应当积极贯彻刘纪鹏的观点，推动经济发展转型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目标。
40FINANCIAL&CAPITAL财经文‖上海国资记者 陈金艳IPO 改革力度超预期——中国政法大学与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刘纪鹏若要进行新股发行体制改革，必然要进一步完善退市制度从近期不断出台的有关政策看，中国资本市场改革的速度在加快。
近期，有关IPO由核准制向注册制转变的话题也被不断提起。
尤其在11月30日证监会公布了《关于进一步推进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的意见》后，IPO转向注册制再次被热议。
但中国政法大学资本研究中心主任刘纪鹏认为，短期内，中国的新股改革无法短时间内转向注册制。
在未来的改革中，完善现有的退市制度，是新股发行改革非常重要的一环。
《上海国资》:证监会公布了《关于进一步推进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的意见》，这是否是向注册制的过渡政策？刘纪鹏:这次的改革力度超过了预期，重点是向市场化的监管制度转型，至于说到向注册制过度，现在可能还谈不上。
但注册制是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
《上海国资》:我们通向注册制的路还有多远？刘纪鹏:注册制的鼻祖是美国，美国现在的证监会工作人员有500多人，主要从事监管，以及对发行者、保荐人、承销商、中介机构进行教育。
所以，中国的IPO制度要发展成美国这样的注册制还有很长的路。
《上海国资》:中国要实现西方式的注册制还需具备哪些条件？刘纪鹏:我一直不太主张从核准制一步过渡到注册制。
太快变成注册制不适合中国市场，美国实施注册制也是有前提的。
首先，美国有强大的诉讼文化。
几乎每个人特别是上市公司高管、第一大股东都有自己的律师；所以，不管是诉讼还是财产核定，都是由专业机构完成的。
而在中国，远远达不到这个标准。
其次，美国的资本市场是以机构为主体，所以在注册制的推进过程中，投资人相对理性。
而中国的投资者队伍仍以散户为主，缺少理性。
第三，美国有非常严格的事后监管体系，一旦发现上市公司存在违法、违规行为，轻则罚款，中则市场禁入，重则刑事犯罪。
以上3点在今天的中国尚不完善，需要各方和各项制度大力配套跟进。
刘纪鹏：让国资与民资公平竞争刘纪鹏：让国资与民资公平竞争今年两会上为未来国资国企改革所定的路径为“优化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加快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
混合所有制经济如何确定各种经济成分的合理比例，在避免“国资流失”同时实现国资与民资的共赢。
只有摆正思路，处理好改革过程中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混合所有制方能发挥其最大的作用。
打破垄断核心在于助力民资进入垄断性行业。
长期以来，国企掌握着关系国计民生的垄断性行业的重要领域，其资本运作和利益分配等信息不够公开透明，这不仅使民资进入艰难局面，而且容易滋生国企内部腐败，无法构建公平的资本市场。
在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中，就是要致力于打破垄断，以实现国资与民资在市场竞争中的相对公平。
首先，国企盘踞的垄断行业产业链较长，其中的竞争性领域应当进一步开放，加大民资进入力度；其次，民营企业力量薄弱，进入垄断性领域过程中政策助力很重要。
一是在部分垄断性行业应允许民资特许经营，分批向符合条件的民营企业颁发特许经营的执照；二是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在金融、石油、电力、铁路、电信、资源开发、公用事业等领域，向非国有资本推出一批投资项目”，因此，应该从国有企业划拨一些项目交给民资经营。
实现公平应借助细则性政策的出台。
国企改革过去曾被利益集团所利用，上演了一出利益分肥的戏码。
目前，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基本政策已经明确，关键是细则的出台，涉及国企股权改革的法律法规，应尽快完善修订。
比如，应明确发展混合所有制的实施程序、违规操作的处罚规则及国企资产的评估标准等。
只有完善的法律法规和健全的配套机制做保障，才能彰显公平，既不必害怕“国资流失”，亦不必担心民企“羊入虎口”。
混合所有制意味着打破垄断，从外部来说是允许民资进入垄断性的行业；从企业内部治理结构来说，在于建立现代企业法人制度，保障企业运行效率。
我们的国企改革不能像俄罗斯那样直接将国有垄断企业卖给私人大亨，即绝不能简单地从国有独资向私人独资迈进。
Spotlight |聚光灯 |封面文章 | 央企限薪58降薪 能否加速国企改革步伐？文 _ 本刊记者 李明敬目前经济学家把国企分为三类，一类是公益性国企，一类是垄断性国企，还有一类是竞争性国企。
而薪酬制度改革是国企改革的核心。
重新审视国企改革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序幕。
改革总是伴随着阵痛，比如国企改革中，出现企业大量破产和管理人员侵吞国有资产的行为，部分国有企业被管理者收购，从而导致大量工人下岗。
部分国有资产变成了“私人财产”。
国有企业改革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从以往的放权让利，政策调整转换到转换机制和制度创新的阶段，大批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试点，推行公司制和股份制改革。
以国有银行为例，在涨薪水不容易，降薪水更是难。
而由降薪而引发的关于国企改革的话题更是甚嚣尘上。
央企薪酬制度改革之所以引发讨论的原因之一在于央企分类不够清晰。
在相对笼统的规定下，垄断性、公益性、全竞争性企业没有区分，体制内公务员和市场选聘的职业经理人之间没有区分。
其背后反映出国资国企改革难啃的硬骨头：市场与政府难分、国有企业角色难以明确。
降薪是否加速国企改革的步伐呢？不妨坐下来听听各方观点，正所谓“理越辩越明，道越论越清”。
Copyright©博看网 . All Rights Reserved.1996年之前，我国的所有银行都是国营的，或者属于中央，或者属于地方政府，或者属于国有企业控股，均为全民所有制企业，均属国有企业。
1996年中国第一家民营银行——民生银行的成立，打破了“银行均为国有”这一概念。
其后，包括工农中建在内的部分银行相继在上海和香港上市，由全民所有制企业转变成股份制企业，因此，国有银行发展到今天，已经不能纯粹指国家全资拥有的银行了。
2003年，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第一次提出要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
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国有企业有新的提法。
作者： 无
作者机构： 不详
出版物刊名： 中国市场
页码： 49-49页
主题词： 货币政策委员会 资本市场 刘纪鹏 存款准备金率 投资者利益 大学教授 市场发展货币市场
摘要：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刘纪鹏日前在接受采访时认为，存款准备金率上调1个百分点给资本市场带来了影响，并建议成立一个资本与货币政策委员会，在当前资本市场发展态势下，统一协调资本市场、货币市场之间的政策。
刘纪鹏表示，证监会最重要的职责在于保护投资者利益，维护市场稳定。
中国应把资本市场看成是金融业下一步发展的主战场。
66引入民间资本 打破银行垄断■ 文/中国政法大学资本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副会长 刘纪鹏今年7月，中国银监会批准了首批3家民营银行的筹建申请。
分别为：深圳前海微众银行、温州民商银行、天津金城银行。
此举意味着我国金融改革向打破金融垄断的目标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金融业暴利是我国当前金融业的突出特征。
实体企业和商业银行之间存在悬殊的利润差距，企业利润向商业银行无限集中。
如果仅仅是行业性质造就的金融业暴利，问题并不严重，可要认识到的是中国商业银行的金融暴利来源于金融行业的行政垄断，商业银行仅靠存贷差就可以“躺着把钱赚了”。
如此背景下，高利润意味着实体企业不仅融资难，而且融资成本高、开支大，普遍存在的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就是实体经济受金融垄断盘剥的力证。
所以，打破金融垄断就成为了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当务之急。
截至2013年末，我国共有商业银行1783家，然而现有的银行体系和结构极不合理，可以将其归纳为“大恐龙”和“小跳蚤”一统天下。
一方面，大银行与中小企业之间存在天然的不兼容性。
另一方面，“不出村”的银行影响力与资金实力都极其有限，根本无法满足以中小企业为主体的实体经济的融资需求。
除去“大恐龙”与“小跳蚤”，三家政策银行和一家邮政储蓄银行有政策局限，42家外资银行网点分布稀少。
因此，能够支撑中小企业发展的只有145家城市商业银行和12家股份制银行。
而我国现在拥有中小企业接近2000万家，个体户近3000万户，现今的金融服务体系很难支撑如此庞大的中小企业及小微客户的金融需求，严重抑制了中国经济的发展。
中小企业融资难和实体经济发展难的治本途径在于开放民间金融，大力扶持民营中小银行的发展，打破国有商业银行的高度垄断，实施一次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变革。
相对于其他各类金融机构，县域股份制银行有其独特的优势，它们对本地中小企业也更为了解。
若能通过明确的市场定位，以服务中小企业发展为重点，加强产品和服务创新，必将有力地带动本地中小企业发展，打破金融垄断，实现中小企业发展资金的来源社会化和使用本地化。
国企功能：如何准确界定在1998年，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报告课题组就写出了《国有企业的分类改革战略》一文。
文章提出，按照国有企业提供的产品性质及所处行业的差别，“大体上可把国有企业分为竞争性企业和非竞争性企业。
非竞争性国有企业又可分为提供公共产品的单位和从事基础工业、基础设施的垄断性企业两大类”。
他们认为，这样就可解决国有企业走向市场面临的难题。
这一课题是比较早期的针对国企分类进行描述的著作，之后有大量学者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
同时这一研究也描述了国企分类的大致方向：竞争性企业和非竞争性企业，只不过多次改易名称。
学界分歧按照邵宁在2011年提出的说法，国企分为公益性和竞争性两类。
这一分类办法得到了不少人的支持。
上海天强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祝波善认为，一方面，这样的分类办法对企业比较公平。
现在央企利润较高，大多数来自公益性质国企。
而这些公益性质国企在国家经济中的地位太特殊了，是处于产业链前端的基础性行业，本身还没有建立起市场机制。
对于竞争领域国企，分类改革有利于它们成为真正平等的市场竞争主体。
另一方面，如果一个企业明确了自己的定位，就知道了自己的着力点、发展方向。
当然，也并非所有人都赞成这样的分类办法。
中国政法大学国有资本研究中心主任刘纪鹏教授认为，“应该是公益性和营利性两类。
所谓营利性，就是指以挣钱为目标的企业。
营利性国企是中国内生增长的最大动力，必须保留。
”在他看来，要说成是竞争性企业，正好中了一些人的圈套。
“不少人支持这样的分类方法，下一句话就是竞争性国企最终退出市场。
”甚至有学者对于“公益性企业”这一提法提出强烈反对意见。
浙江工商大学现代商贸研究中心副主任陈宇峰认为“公益性企业”就是一个伪命题。
他说：把国企的“公益性”功能和“商业性”私利隔离开来，本质上无法隔离国企先天性的角色冲突。
而且与“竞争性”相对的是“垄断性”，而非“公益性”。
只有厘清国企的定位，合理分类，才能更好地进行国企改革。
51独立董事制度是完善现代公司治理结构、保障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维护股民利益的关键一环。
现行独立董事更多的沦为了“花瓶”，没有起到制约大股东的效果。
因此，应进一步完善独立董事制度，让独董能够名副其实。
独董应逐步走职业化的道路。
虽然现在中国还不完全具备独董职业化的条件，国际上也没有先例，但中国应创造性地探索出一条新路。
由于独董在现代公司中的重要地位，加上市场对其寄予极大的期望，所以独董不能都是业余的。
在此背景下，独董仅了解法律和会计知识远远不够，他们更要面临大量的专业难题，甚至是涉及到整个资本市场的问题。
独董必须要有独立的判断能力。
那么职业化的独董到底由谁来管理？这就必须厘清一个问题：独董的使命是什么？独董要敢于面对今天股市最严峻的问题，即中小股民的利益得不到保护。
独董的使命是制约大股东和公司高管，保护全体股东的利益。
而在一股独大的背景下，董事会基本被大股东操纵，如果还要让大股东来聘任独董，独董无法真正形成对大股东的制约。
所以，必须要有一个独董的自律组织和保护组织，即中国上市公司协会来保护独董的权益。
上市公司协会是独立董事委员会的“娘家”，要想让独董群体具备能够制约大股东的实力，那就必须重新审视上市公司协会的定位。
独董在中国上市公司地位的真正建立，需要上市公司协会能够挺起腰板，找准定位。
在名称上，可以考虑将上市公司下属的独立董事工作委员会改称为“独立董事公会”。
独董薪酬制度，应由上市公司协会制定统一的标准。
现在独董的薪酬过低，独立董事承担如此重要的使命和地位，薪酬却是由上市公司确定，独董根本没有决定权。
未来独董的年薪可以设置不同的层级，最低不应低于10万元，经验丰富的可以达到30万元，最高级别的必须超过50万元。
目前超过50万元的独董凤毛麟角，所以在这种背景下，独董的钱不到位，权利也不到位，只剩下责任。
在这个前提下，要处理好上市公司协会与上市公司的关系。
各种上市公司对独董选择的要求并不相同，所以上市公司协会应该做好分类，建立科学的考核评价机制。
大国资监管构想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四次全会表决通过了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2011—2015年)规划纲要(以下称“十二五”规划)。
“十二五”规划提出要坚持政府公共管理职能和国有资产出资人职能分开，完善经营性国有资产管理和国有企业监管体制机制，完善国有金融资产、行政事业单位资产和自然资源资产监管分发挥市场经济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功能，才能实现中国经济腾飞。
同时也必须看到我国国有资产比重与西方国家相比要大得多，像某些学者主张的简单照搬西方模式把庞大优质的国有资本存量快速卖掉，推行全面私有化的政策不符合中国的现实国情。
因此，无论从国际战略机遇期的国际竞争力还是从中国经济社会整体发展的稳定性出发，都应在一个较长时期继续保持国有资本在国民经济重要领域的控制力。
国资委是中国在探索市场经济和创新公有制模式之间搭建的一座有中国特色的桥梁，它是长远的战略之举而非一时之权宜之计。
通过建立国资管理体系实现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对接，既是国人在尊重国情基础上坚定不移发展市场经济的方向所在，又是世人总结“中国模式”成功的核心内容。
中国国情决定了现实中一个履行统一监管和基础管理的国资管理机构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即便现在的国资委更名为中投二号一类的企业集团公司，在其之上也仍然需要有一个机构履行对文｜本刊特约记者 周建军中国政法大学资本研究中心主任刘纪鹏教授体制。
同时，健全覆盖全部国有企业、分级管理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和收益分享制度，合理分配和使用国有资本收益。
这是“十二五”规划要加强和完善国有资产监管体制的重大战略部署和最新表述。
为学习和贯彻“十二五”规划关于完善国有资产监管体制的重要精神，进一步厘清社会各界围绕国有资产监管体制的种种争议，指导和推动当下的国有资产监管工作，本刊记者特邀请长期跟踪研究国有资产监管问题的中国政法大学资本研究中心主任刘纪鹏教授，解读和探讨加强和完善国有资产监管体制的重大课题。
国资系统新涵义《国企》：最近一段时间，围绕国有企业改革及国资委的种种争议非常之多，尤其是某些学者提出要卖掉国有资产，推行私有化。
刘纪鹏的资本市场观点刘纪鹏认为，资本市场的发展和稳定对于经济的增长和企业的发展至关重要。
资本市场可以为企业提供更多的融资渠道，帮助企业扩大规模、壮大实力，也可以为投资者提供更多的投资选择，促进资源优化配置。
在他看来，资本市场是企业成长的必经之路，也是投资者增值的机会之地。
在当前经济全球化、市场化的背景下，资本市场的作用愈发彰显。
刘纪鹏认为，资本市场不仅可以提供融资服务，还可以为企业进行并购重组提供更便捷的途径。
并购重组是企业战略发展的重要手段，也是企业实现规模效益、优化资源配置的关键途径。
资本市场应该为企业提供更多的并购重组机会，推动企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
同时，资本市场也应该为投资者提供更多的投资选择，让投资者在并购重组中分享更多的价值。
在资本市场的发展过程中，监管是至关重要的。
刘纪鹏强调，监管是保护资本市场健康发展和投资者利益的重要手段。
监管的严格与有效可以提高市场透明度，保护投资者权益，维护市场秩序。
他认为，监管需要加强对市场主体的监督，提高违法成本，严厉打击各种违法行为，守住市场底线，保护投资者利益。
另外，刘纪鹏指出，资本市场的发展还需要加强信息披露与透明度，促进市场的公开、公正和公平。
信息披露是投资者决策的重要依据，也是保护投资者权益的基础。
他呼吁企业要严格按照规定披露真实、准确、完整的信息，增强市场透明度，提高投资者信心。
此外，刘纪鹏还建议要增强资本市场的市场化运作，推动市场的自律和规范发展。
他认为，市场化运作可以更好地发挥市场的配置资源、价格发现和风险定价功能，增强市场的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
同时，市场的自律和规范发展也能够提高市场的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
在国际化的背景下，刘纪鹏也呼吁加强国际合作，推动资本市场的开放和互联互通。
他认为，国际合作可以促进全球资本市场的互利共赢，帮助企业扩大国际融资渠道，也可以为投资者提供更多的投资机会。
他建议要通过加强政策协调和监管合作，推动资本市场的开放和国际化。
（思进注，多年好友纪鹏兄，中国政法大学资本研究院院长、商学院院长，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副会长，全国人大《证券法》《企业国有资产法》《证券投资基金法》和《期货交易法》起草小组成员。
多年前，在网上和纪鹏兄因黄金问题辩论，真是不打不相识，之后成了好友，一直想写些什么谈一下，正好看到杭州市副市长兆丰大作《我所认识的刘纪鹏》，特转发和大家分享。
）兆丰2018年11月10日，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一楼多功能厅B厅,由中共杭州市委、杭州市人民政府主办的“金融人才创新发展论坛”隆重举行。
这是为落实杭州城市国际化发展战略，以推进金融人才创新发展为重要支撑和要素保障，加快建设钱塘江金融港湾，打造全球金融科技中心和新金融创新中心为主题的高端论坛和头脑风暴。
对我个人而言，STAQ系统法人股承销是我踏入资本市场、了解证券业务、进行实操的开始。
后来，公司的证券业务从STAQ系统转向上海、深圳交易所，从一级市场转向二级市场，交往渐少，再加上我后来脱离公司去了香港，接触就更少了。
但我一直在关注他，从各种媒体上不断获得他的消息，为他的成功而感到高兴。
纪鹏，1956年4月出生，满族，籍贯河北西陵，教授、博导、高级研究员、高级经济师和注册会计师，现任中国政法大学资本研究院院长、商学院院长，是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副会长，全国人大《证券法》《企业国有资产法》《证券投资基金法》和《期货交易法》起草小组成员。
他还是著名的股份制和公司问题专家，擅长大公司股份制、集团化和国际化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主持过国家电力公司、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中铝公司、大唐电力、海南航空、万向钱潮、李宁公司、海尔集团等270多家企业的股改上市、公司战略、并购重组和投资方案设计。
他被媒体称为“股改第一人”。
如何定义纪鹏？专家、教授、院长……他任职兼职甚多，且都受到社会承认。
但我个人最认同他的身份是学者。
他签名送我三本专著：《凤凰涅盘》（刘纪鹏论国资改革）、《大道无形》（公司法人制度探索）、《路径选择》（中国资本市场发展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