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渐江的画风格突出，给人印象特深。
他的画虽学宋画，但绝不像北宋画那样，用繁多的、尖硬的皴笔去表现山的形和质。
渐江画多用空勾，大片空白，乃至一笔不着。
其简峭、明洁、雅逸、清冷绝非宋画之所有。
渐江画的线条也不是宋画那样实而乏于内蕴，其笔墨灵秀丰富而多变化。
渐江学倪云林是由于他们精神境界相同。
倪云林之后，学倪画的人甚多，尤其是董其昌的“南北宗论”一出，把倪云林推为元代文人画寄得代表，于是各家争以学倪为上。
举国都学倪，为什么有人能臻极境，有人却难得神髓呢？倪云林乃一生不仕，隐居太湖，他厌恶那种“磬折拜胥吏，戴星候公庭”的生活，但他终究是极端痛苦的，其诗云：“人间何物为真实，身世悠悠泡影中。
”他的诗和画都充满了深沉的哀愁。
昔人云：宋人画繁，无一笔不简；元人画简，无一笔不繁。
后者则是以倪云林为对象的。
画繁，正是他们复杂的受屈辱的心情之不自觉流露；画简，正是他们淡于世味，觉人世无可恋的反映。
渐江的心境和精神，正和倪云林相同，他自己也每比于倪，其诗曰：倪迂中岁俱奇情，散产之馀画始成。
我已无家宜困学，悠悠难免负平生。
绘画是精神产品，也必是作者精神之流露。
渐江的精神状态和倪相同，其感情最近，所以渐江学倪画最顺手，也最得其神。
渐江也有和倪云林不同之处，倪一生下来就活在屈辱中，丧失了刚猛自立的土壤。
而渐江则参加过反清复明的斗争，所以倪画用笔松散柔曲而无刚性线条，渐江的画则刚强锐利、坚拔之感，但二人的精神则是相同的。
可以说，倪云林之后，学倪画的虽多，但真正能得其神髓者，惟渐江画派而已。
渐江在绘画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其所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独特的、空前的，他代表着明末清初中国山水画的一个独秀的高峰。
渐江山水画给人的突出感觉是冷、静、寂。
绘画是精神的产品，他的这种情感的流露正是形成渐江山水画风格美的关键所在。
参考文献：［1］主编陈传席.中国山水画史.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主编李翰文.中国传世山水画全集.万卷出版公司.摘要：流行歌曲中存在着大量的词语的超常搭配现象，本文以方文山作词的几首歌曲为例，分析流行歌曲歌词词语的超常语法搭配及超常语义搭配，并分析超常搭配在流行歌曲中取得的特殊表达效果，同时还指出超常搭配和语病有着明显的界限。
关键词：流行歌曲歌词超常搭配方文山词语搭配得当是常规语言的起码要求之一，搭配不当就被视为一种语病。
但是在特定的语言环境中，人们为了追求一种特殊的表达效果，往往又自觉地临时地打破语言常规，偏离语言规范，形成词语的超常搭配。
流行歌曲的歌词创作有别于一般的应用性的文体，它与小说、散文、诗歌等一样属于文学语言创作范畴，具有很强的艺术性，较强的时代性、新鲜感，甚至超前意识，这些时尚文化元素也越来越多地影响到人们的语言使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语言发展的潮流并引导着潮流，当然流行歌曲歌词的这些特点在很大程度上是靠超常的词语搭配得以实现的。
周杰伦的很多歌曲可谓流传广泛，脍炙人口，这一切与其御用词人方文山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方文山敢于大胆突破词与词的常规搭配，把按照常规逻辑思维并不能搭配的词语搭配在一起，或者改变词语组合的常规线性排列，因此他所创作的中国风的歌词独树一帜，不但蕴含浓厚的中国古典文化意境，而且风格独特，与其他流行歌曲迥然不同。
本文以方文山作词的几首流行歌曲的歌词为语料，谈谈流行歌曲歌词词语的超常搭配现象，并分析由此产生的表达效果。
一、语法上的超常搭配语法讲究词句组合能力，汉语缺少严格意义上的词形变化，更多地依靠词序和虚词来确定结构关系。
在现实生活中，说话者往往有意突破言语的语法规范，创造性地偏离习以为常的东西，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从而达到某种“陌生化”效应。
这样的超常搭配在歌词中也略见一斑。
（一）量词与所限制的名词的超常搭配名词通常跟某一类量词相搭配，这是语言规则，而在方文山的词中，并没有受此限制。
例如：①一盏离愁孤单伫立在窗口。
《东风破》②繁华如三千东流水，我只取一瓢爱了解。
《发如雪》③一壶漂泊浪迹天涯难入喉。
《东风破》“一盏、一瓢、一壶”原来分别与表示具体事物的词语“灯”、“酒”、“水”搭配。
“离愁”、“爱”、“漂泊”都是表示抽象意义的词语，这里分别看作是灯、酒、水的象征意义，方文山跳过实物“灯”、“酒”、“水”，直接用表示具体的数量词与有着象征意义的抽象词语搭配。
虽然在常规语言中它们被视为违反语法规则，但在这里却可以最大程度地承载感情。
（二）“很”修饰名词的现象大量存在词的语法特点决定了一类词和另一类词的组合要受到一定的限制，名词可和动形容词结合，一般不受副词的修饰，但在歌词中“副名”现象非常普遍，尤其是“很＋名”的形式。
例如：①被雨湿时的唐装那股叹息很东方。
《双刀》②我忍住的情绪在很后面。
《不能说的秘密》上述例子说明，对传统语言规则的创新，给歌词带来了更时尚、更灵动的效果，得到了大众的接受和认可。
（三）变式句的使用如主谓位移变式句，例：①随风飘散，你的模样。
《菊花台》②透明着尘埃，你无暇的爱。
《千里之外》③将恩怨全看穿，丹凤眼的目光。
《双刀》这三句是纯粹主语后置的变式句，还有主语后置变异为动宾结构的。
如：①纷飞了眼泪。
《发如雪》②凄美了离别。
《发如雪》（巢湖学院中文系，安徽巢湖238000）杜红梅———以方文山作词的歌曲为例分析流行歌曲歌词词语的超常搭配40动词，形成动词＋助词“了”＋宾语的结构，强调一种结果。
（四）词类活用①花已向晚，飘落了灿烂。
《菊花台》②那饱满的稻穗幸福了这个季节。
《七里香》例①“飘落”是个不及物动词，这里活用为及物动词，带了一个抽象宾语“灿烂”，“飘落灿烂”，从语义上来说，似乎也不知所云，但在诗歌这种特殊的文体中如此用法却能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是常规的语言搭配所无法企及的。
这一句重新拉回男主角的情境当中，花的灿烂已过去，正说明美好青春已流逝，恰是“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的感叹。
例②中的“幸福”是形容词，在这里活用为动词，带宾语“这个季节”，既让读者从字里行间感受到整首歌曲的幸福感觉，又实现了语言的“陌生化”，避免流于俗套。
二、语义上的超常搭配词与词的组合搭配不但要符合语法的要求，而且要合乎逻辑事理，讲究约定俗成。
例如：“喝”一词要求后面所带的宾语含有“液体”这一义素，如“喝水”，而不说“喝饭”；再如“狗咬人”符合事理，而“人咬狗”的搭配却不符合事理。
但现在一些流行歌曲的歌词为了追求个性，敢于突破语义条件的限制，形成语义上超常搭配的现象。
虽怪异却招人喜欢，甚至流行。
（一）主语和谓语在语义上的超常搭配①韵味被私藏。
《青花瓷》②岁月在墙上剥落。
《东风破》③薄如蝉翼的未来，经不起谁来拆。
《千里之外》“韵味”是抽象的、看不见摸不着的，这里比作可以触摸到的宝藏，与动词“收藏”搭配；把“岁月”比作年代久远的墙皮，与动词“剥落”搭配。
“未来”也是较为抽象的词语，这里比作一件可以拆的实体与表示具体动作的“拆”来搭配。
这里方文山跳过喻体，而把本体和与喻体搭配的动词直接搭配在一起。
（二）动语和宾语在语义上的超常搭配①惨白的月弯弯勾住过往。
《菊花台》②我用手臂拉开这整个土地的重。
《龙拳》③飘落了灿烂。
《菊花台》④戒不掉她的微笑。
《她的睫毛》“勾住”一词一般与具体事物搭配，这里与表示抽象意义的词“过往”搭组合。
“重”在这里意义也比较抽象，象征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与“拉开弓”的“拉开”搭配。
“灿烂”是形容词，这里与“飘落了花朵”的“飘落”搭配。
同样，方文山先把抽象名词比作具体事物，然后用原来与这些具体事物搭配的动词来与之搭配。
“戒”字一般与具体实物“烟、酒”搭配，表明对一样东西彻底放弃，而此时却将其与“微笑”组成成动宾关系，以一种奇妙的方式再现“我”喜欢她的微笑，且嗜之如瘾，比“忘不掉”更具形象感、深沉感。
（三）定语和中心语在语义上的超常搭配①你说这一句很有夏天的感觉。
《七里香》②我此刻却只想亲吻你倔强的嘴。
《七里香》例①“夏天”一词和“感觉”搭配在一起，从语义上来说也超出常规，但这种表达却能给人一种非常直观的感受，从而迅速理解作词者的表达意图。
例②“倔强”通常用来形容人的性格，这里用来修饰“嘴”，在给人一种新奇感的同时，还描绘出了女主人公的俏皮可爱。
（四）语义上不相关的词语并列形成意象格在方文山的作词的流行歌曲中，有很多从语义上看来似乎毫无关系的词并列组合，采用意象格的手法创造意境。
意象格一般为名词或名词性短语的直接组合通过词语的组合形成一个复合意象群，只能意会，却可以感受无限的诗情画意。
①酒暖回忆思念瘦。
《东风破》②你无声黑白。
《千里之外》第一句“酒暖”、“回忆”、“思念”、“瘦”这一组词和短语的并列形成成一个意象群，让人联想到李清照的《凤凰台上忆吹箫》的“新来瘦，非干病酒”这句词，体会到一种落寞、哀愁的心境。
而第二句“你”、“无声”、“黑白”这几个词并列，让人联想到电影的特殊拍摄手法，拍到特定镜头，特别是深沉的情节时，镜头由彩色转为黑白，意味深远，特别唯美。
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出，方文山作词、周杰伦演唱的流行歌曲中存在着大量的词语的超常搭配现象，这种现象在其它歌曲中普遍存在，是歌曲这种特殊的表现形式的需要。
歌曲要营造一种意境，太真实的语言，太呆板、正统的词语搭配，会使歌曲的表达过于直白，流于庸俗，让受众产生一种审美疲劳，缺乏新鲜感，也使整个歌曲缺少了诗意。
而词语的超常搭配则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给人一种朦胧美，容易让人进入歌曲营造的意境，易于歌曲的传颂。
歌词词语的超常搭配使用得当是很有表现力的，因而我们对此不必大惊小怪，应该持开放的、发展的语言观，以宽容的态度对待此类语言现象。
自古以来，人们对于语言，不仅仅满足于准确，还要求生动、鲜明、形象。
人们总是想要打破常规的模式，说一些别人没有说过的话语，想方设法地追求语言的新奇。
常规搭配往往不能满足特殊的表达要求。
于是在一定的的语言环境中，创造者敢于大胆地打破常规、灵活地进行搭配。
这种超常规而又合乎情理的搭配使得语言新颖独特、别开生面。
也正是因为这种不同寻常的搭配使得方文山的歌词卓尔不群，倍受广大歌迷的喜爱。
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有些流行歌曲歌词中的超常搭配不但不能取得较好的效果，反而污染了现代汉语，畸变为“语病”。
超常搭配是在扎实掌握语言理论的基础上对语言的一种灵活运用，主观违背语法语义，但在“语用”上凸显其创造性，达到刻意的“与众不同”；而语病是由于主观疏忽造成的客观失误，并非“有心栽花”，会让人于不经意中感到言语残缺、粗糙，不知所云。
因此，超常搭配和语病是有明显的界限的，创作者应提高自己运用语言的能力，在避免语病的前提下进行歌曲创作。
参考文献：［1］杨绍林.超常搭配在特殊语境中的修辞效果［J］.成都师专学报，1994，（2）.［2］姚霁珊.谈谈流行歌曲歌词的语言特色［J］.楚雄师专学报，1994，（4）.［3］陈望道.修辞学发凡［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4）.［4］孟昭泉.流行歌曲歌词的个性化［J］.浙江树人大学学报，2007.7，（4）.［5］黄伯荣，廖序东.现代汉语［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4）.［6］张鹭.流行歌曲歌词语言的超常搭配［J］.湖北社会科学，2007，（9）.［7］池文汇.“语病”中的美感———浅析方文山歌词创作的特殊手法［J］.现代语文，2009，（9）.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