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挲大地》读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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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挲大地》读后感
那接下来,便来品悟一下文章中所叙述的文化之旅,所包含的人文之理吧。
1、《道士塔》
无论叫大历史散文也好,叫大文化散文也罢,如果不坐实在历史叙事上,这个“大”叫难免大而无当。毕竟史实大于情感,建构一个充分的历史语境是必要的。如果抒情滑向滥情乃至刻意煽情,那就不免媚俗,不免自动消解文本的人文深度。此刻,历史/文化不过是市场经济时代大众阅读的消费品。
2、《莫高窟》
本文看上去就像一首“散文诗”。从文体学角度看,散文诗实为颇为怪异的品类,它企图兼容、勾兑散文的平实叙事和诗歌的高蹈抒情的双重浓度,而往往造成双重排斥或相互对冲因而稀释“浓度”的效果,更多的时候则是牺牲平实偏向高蹈。总之,一不留神就如被酿坏的酸酒。余先生对上、下鸣沙山有着饱含质感的描述。然后对隐于鸣沙山的月牙泉进行抽象的精神分析,并一步“推衍”至“人生、世界、历史”的开阔语境,对此,好之者自然会看出深度、大气之类,恶之者则以为勉为其难。倒是“独行侠”用词极准,尤其是那个从泉边陋屋闪出的老尼,让人眼睛陡然一亮。4、《阳关雪》
本文是对盛唐文化的一次寻根。对盛唐文化俊逸高迈气象的礼祭,一直激荡着后世文人的心灵。挥之不去的文化乡愁萦绕在字里行间。5、《都江堰》 一千多年前的水利工程都江堰,经受住了这次汶川特大地震的严峻考验,几乎安然无恙。这是对奇迹的强力背书。越过浩渺时空,让人再次感念李冰的不世功勋。
本文勾勒出千年苏州的双重面影:柔媚和激越。这涉及到一座古城复杂的文化生成力。遗憾随之而来:化繁为简的勾勒,难免使古城面影双重失焦。因此,这不算一篇有关古城的性格、命运之书。如能容纳相应的历史叙事,一定更能激发读者对苏州的想象。
7、《三峡》
三峡自白帝城始。长江自白帝城夺峡而出,如野马狂奔,有自由不羁的大欢乐。李白的诗歌“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洋溢着压抑不住的喜悦心情。
这里也不妨多说几句。安史之乱期间,李白被朝廷流放贵州夜郎,中途遇赦时刚好行至白帝城。李白告别牢笼,自白帝城买舟向东,于是写下这首千年盛传人口的诗篇《朝发白帝城》。李白的心情可想而知,重要的是,人心与自然于此珠联壁合。文字流传的三峡,当代有刘白羽的《长江三日》,应该向中学生索取该文的读后感。后有舒婷的诗歌《神女峰》。这里的历史/文化背景是巫山云雨的传说,而舒婷的诗句“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不如在爱人肩头痛哭一晚”,依我看,这是所谓新时期文学中,诗歌发出的对女性主义的最初吁请。这是一次觉醒,或如诗人所说的“新的背叛”。
余先生的情与思,谦逊地止步于既有的对三峡书写的文字前,未有更多的拓展。传说,李白面对崔颢《黄鹤楼》一诗,也有过“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的谦逊止步。不过,读李白《送孟浩然之广陵》句“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倒是不难看出崔诗《黄鹤楼》“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的流风遗韵。后来,李白作《登金陵凤凰台》,也明显是从崔诗化出:“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这是起首两句;结尾两句“总为浮云遮望眼,长安不见使人愁”,更是直接仿效崔诗的结尾“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8、《贵池傩》
子不语怪、力、乱、神,对鬼神敬而远之,这是孔子的态度。在中华文化的源头,祭祀鬼神代表先民对自然的最初认知。如今,傩祭作为文化活化石为我们所认知。由远古庄严的仪式发展成后世的娱乐表演,傩舞已然被注入狂欢的酒神精神。传统文化以改造的方式延续其现代生命。据我所知,傩舞不仅在安徽贵池,而且在江西南丰乡间同样大盛。本文是对新乡间风俗亲切友好的问候。9、《青云谱》
10、《黄州突围》
12、《山庄里的背影》
本文原名《一个王朝的背影》,文化支撑的国家认同为其主旨。
承德避暑山庄,名为消夏休憩之所,实为康熙大帝巩固边境的前哨。寓政于乐自有其高超的一面。康熙国家治理高超的另一面,表现在亲近汉文化、和解汉儒,以化解反清复明危机,使中原节士尊王攘夷的民族主义怒火慢慢熄灭。中原士人投入清廷怀抱,标志着民族主义对国家主义的认同。但是到民国17年,王国维在颐和园投湖自尽,实为对清朝所代表的最后的古典文化的殉节。换句话说,王国维不能认同五四一代新文化,也就敢于与一个新国家(民国)以身决绝。文化乃是国家的精神仪表,既强悍又无比脆弱,文化人(士人、知识分子)可以像王国维那样坚持“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也可以被国家主义彻底软化、臣服。国家主义是专制的象征,而文化以气节胜。13、《宁古塔》黑龙江宁古塔,清朝流放之地。草菅人命的时代,罪名莫须有,但惩治却是株连一大片。大规模的流放,是对生命和文明的摧残。作为流放的副产品,它很可能锻造高贵心灵,在某种程度上还能化育流放地风俗,但这是得不偿失的。本文的史料和分析都堪当“向这些远年的灵魂祭奠”。在宁古塔黑洞般的尽头,是现代制度变革,是法治,是以人为本。欢迎来到法治时代。14、《一个庭院》
式的学理交锋和自由讲座引领学生相互讨论的教学方法,可以为现代科举填鸭式的中学应试教育,以及大学不再是知识实验的课堂而沦为就业培训班的教育体制提供镜鉴。15、《十万进士》
对古代权力系统向寒门读书人开放从而改变人生命运的科举制度的本质揭示,再没有比“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这句话更为形象的说法。在我看来,延续千年的科举制是帝国政治学中最了不起的制度安排,它造就了一个庞大的儒家文官系统,维持帝国的行政运作,所谓“治国平天下”。科举制甚至启迪了美国、英国、日本、韩国、越南等国的人才选拔制度。但是,一个理想主义的制度创新,也有可能在实施过程中被人念坏了经。科举终于被演绎成帝国僵硬的人生博弈,丑恶尽显。1905年,选拔过“十万进士,百万举人”的科举制被废止。这以后是新式学堂的开设,是如今的新科举式的高考。可以说,科举塑造的民族心理结构至今未变。本文中肯地评析了科举制,同时止步于现实的门槛。不过,一切历史既是当时当代史(克罗齐语),也是思想史(科林伍得语),思想是能穿透历史的。16、《处处有他们》
“我用双手摩挲中华大地”,这是余先生对故国的虔敬。
远小人而近君子。“小人”者,一个道德意味过于浓厚的字眼,一如“君子”这个字眼儿。“小人”歪曲过历史流向,“小人”甚至从来就未曾也不会离开历史舞台。除非世界重返传说中的“大同”之境,除非老子的“小国寡民”乌托邦社会成为现实。
儒家以“大同”为理想,却以“小康”为追求目标,这也是其高明之处,所谓“极高明而道中庸”。这也是“君子”之道。但另一方面,“君子仁政”并未在任何朝代真正实现过,因此,“小康”的目标也成了儒家高不可攀的“理想”。
《处处有他们》既是对“小人”的判决书,也是一纸道德审判书,但恐怕不是对历史的重新阐释。面对复杂隐秘的人性(比如机会主义,比如有限理性),以君子/小人这一边界模糊的二元对立语义结构识人,恐怕不是现代人应有的态度。这是本文语境的可疑之处,标志着余先生历史话语中道德哲学的溃败。17、《抱愧山西》
1994年我浪迹太原,碰巧在那里阅读到《抱愧山西》,因获得知识的增量心中窃喜。本文发现晋商,功不可没。今天重读,已有恍惚之感。
自近代以来,中国对器物、制度的西方文明一概“拿来”。但中国却有号称五千年悠久漫长的历史文明,浩如烟海的文献典籍,为文学“重述历史”提供了取之不尽的资源。这是中国最大的财富,也是中国话语之幸。当历史进入文学话语,要么是重新阐释历史,提供新的史识,从而发现历史;要么是重构历史现场,以新的故事形态想象性地呈现历史。余先生重在阐释,轻于呈现,但并未提供新的史识,反倒是语境混乱之处时有所见。重写是历史获得现代生命的有效途径,融文学呈现与新史识于一体的《万历十五年》,依然是“重述历史”的现
代样本。18、《风雨天一阁》 天一阁,一座民间藏书楼,固执地守护国民记忆,以传文脉。文脉乃是文明的脉络、脉搏。
作为反题的焚书:以强制性遗忘禁锢国民思想。在秦始皇手上,以万里长城对外御敌,以焚书坑儒对内防民。两者在本质上同样霸道,它揭示的秘密是:凌驾于国民之上的君王的内心恐惧。
越过历史烽烟,天一阁的藏书最终被战火焚毁,但其反抗遗忘保存记忆的精神火焰不灭。卡尔·波普尔说过通过知识获得解放。图书逸出纸张的边界,指向无限空间。保存知识记忆的工作,导向人类自由。
19、《杭州的宣言》
柳永《望海潮》词赞杭州:“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南宋泥马渡江,偏安杭州,此地于是繁华倍增。
本文事关近代以降上海人复杂的地缘人格、文化心理论。依我看,实际上也是地缘政治论的翻版。在意识形态高度发达的中国,地缘人格、文化心理结构中的政治因素十分强大,尤其在外地人的解读中。这真应验了亚里斯多德的名言“人是政治的动物”。实际上近代以来,上海这个大码头、大江湖,各种资源汇聚,在国人心目中具有相当的政治权重。
本文洞深察远,论述扎实,文后也附有“秋雨注”,记录其“巨大反响”。其实名副。何况写于上海改革开放前夕。
21、《伞下的侗乡》
22、《蚩尤的后代》
为历史祛魅,有助于还原历史真相。寻找证据,有助于发现历史的未知部分。尤其对探源苗族祖先,本文富有启示。23、《我本是棵树》 一个遥远的民族,树是它的生命象征。“生也一棵树,死也一棵树”,天人合一。苗民与自然相融的生命之道,让人印象深刻。这是因为这生命之道本身的深刻:像树木,挺拔向天,扎根大地。
24、《追回天籁》
天籁是自然的声响,非关教化。在教化的地方,没有自然;在自然的地方,无需教化。“越名教而任自然”,这是魏晋狂狷名士倡自然而反教化的行动哲学。大而概之,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为教化,道家为自然。庄子发出的就是自然的萧声。而说到纯粹艺术精神,它更多地存在于自然而非教化中。然而,我们生活的世界是如此教化如此文明的。比如,在青歌赛素质环节,余先生面对的正是被教化充分浸润的歌手的无奈。好在还有那些“原生态”歌手,让人得以短暂地重返自然。
24、《追回天籁》
天籁是自然的声响,非关教化。在教化的地方,没有自然;在自然的地方,无需教化。“越名教而任自然”,这是魏晋狂狷名士倡自然而反教化的行动哲学。大而概之,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为教化,道家为自然。庄子发出的就是自然的萧声。而说到纯粹艺术精神,它更多地存在于自然而非教化中。然而,我们生活的世界是如此教化如此文明的。比如,在青歌赛素质环节,余先生面对的正是被教化充分浸润的歌手的无奈。好在还有那些“原生态”歌手,让人得以短暂地重返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