票证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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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磨灭的"票证时代"我国计划经济时期极具时代特色的票证,经历了四十多年的风风雨雨,终于在20世纪90年代逐步退出了经济舞台,完成了历史使命。
中国的票证历史可谓是一部凝重浑厚的中华民族创业史,是一部华夏子孙与贫穷、饥饿的抗争史,是囊括中国农业、商业、工业、服务业的发展史,是中国计划经济这段历史的真实写照和证明。
1953年我国宣布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实行计划经济。
计划经济就是对社会资料产品的配置形式采取有计划生产,而对商品采取计划供应,对单位个人进行计划分配。
为了满足人民生活的基本需求而采取当时最为有效的方法,就是印发各种商品票证,有计划地分配到单位或城镇居民手中。
我国最早实行的票证种类是粮票、食用油票、布票等票证。
我国的票证种类数量堪称“世界之最”,全国2 500多个市县,还有一些镇、乡都分别发放和使用了各种商品票证,进行计划供应,此外一些大企业、厂矿、农场、学校、部队、公社等也印发了各种票证,种类繁多。
票证制度的本身并不能促进经济发展,它不过是特殊时代背景下的产物。
改革开放之后,物质慢慢丰富起来,曾经严格的票证制度越来越松动。
上个世纪70年代出生的人,对于刻板而贫穷的计划经济时代惟一的记忆,就剩粮票了。
上小学时,家里给的早点钱,都要附带给上二两粮票,不论是买碗米粉,或者是买一个葱油饼,少了粮票是绝对买不成的。
1950年,新成立的中国政府面对战乱之后几近崩溃的经济,开始酝酿粮食的计划供应,以满足全国人民的温饱。
1955年,全国第一套粮票正式流通,拉开了中国长达38年之久的“票证经济”的帷幕。
几年之后,由于天灾人祸,中国进入“三年困难时期”。
这时需要凭票购买的不仅仅是粮食,还有日用百货。
于是,从粮票又发展出布票、棉花票、肥皂票、手表票、缝纫机票等。
总之,在所能想得到的吃穿用的方方面面,票证严格地控制着人们的欲望,把中国人纳入全国统一的分配制度之下。
在父辈的记忆中,票证是与物资极度匮乏的艰难岁月联系在一起的。
“票证岁月”全记录,一代人酸甜苦辣的回忆!太珍贵了!“难忘的日子里,你一直陪伴着我,我也离不开你。
现在你已远远离去,却永远在我的心底,忘不了。
”这是某旧粮票展览上的一句话,是否勾起了你无数的回忆?票证,对于改革开放后出生的一代,是一个非常陌生的概念;但对于我们这群亲历者来说,这方寸纸片中曾经容藏着太多的饥饿寒冷和无言期盼的“时代记忆”。
从1955年第一张粮票发行开始,我们进入了漫长的“票证时代”。
在此后的三四十年里,各式各样的票,成了我们过日子的基本保障,甚至是“命根子”。
吃饭的“护照”当时凭票证供应的商品种类最多时曾达66种。
日常生活的柴米油盐都是凭户口、凭票证供应;没有票证,意味着无法生存。
当年,有些人为了娶媳妇,一两一两地攒粮票;有些人用粮票包红包,也是很受欢迎的礼金。
1、粮票2、肉票3、油票4、醋票5、酱油票6、花生票7、柴票生活用品应有尽有除了涉及到吃饭问题的粮票、油票等,服装和用品类的票证同样繁多。
从汗衫票、背心票、布鞋票到手帕、肥皂、手纸、洗衣粉、火柴票等,应有尽有。
8、布票9、棉花票10、线票11、背心票12、肥皂票13、火柴票14、煤炭票鸡蛋、饼干都是奢侈品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物资缺乏,如果想改善一下生活,也只能买点糖、鸡蛋、饼干和糕点,而这些“奢侈品”,有时候凭票都买不到。
15、糖票16、鸡蛋票17、饼干票18、月饼票19、糕点票贵重物品一票难求三四十年前,拥有手表、自行车、缝纫机“三大件”曾是许多人的追求。
那时如果一个家庭同时拥有这“三大件”,那绝对是一件非常牛气的事情。
当然这些贵重物品更是一票难求。
20、自行车票21、手表票22、缝纫机票23、汽车票各种奇怪、特殊的票都有在计划经济时代,每个人所得的票证数量是有限定的,只够支付日常生活所需。
可是谁家要是有个结婚、生育、死亡这样的大事,个人的票证提供的东西肯定是不够,因此这时候专用票证就出现了。
24、结婚补助票25、死亡补助票26、生育补助票在这个特殊的时期,当然还有很多特殊的票:27、粪票28、月经带票29、理发票30、觉悟票就这样,各种各样的票证“计划着”我们的生活。
布票时代30年票证,作为我国无产阶级全面专政和中央集权计划经济的购物凭证,在将近半个世纪的国民生活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影响深远。
20世纪50年代,刚建立不久的新中国,面对一穷二白的贫困家当,物资匮乏,产品稀缺。
按照“战时共产主义”原则,全面发行、管理和使用粮票、布票、副食票、购货本、工业券等总共百余种票证,有效地保障了城镇居民的基本生存和社会秩序。
票证时代是几代人不堪回首又无可奈何的长期痛史,是遏制了消费也遏制了经济活力的巨大铁索。
票证贯穿了整个计划经济时期,我国始终处于贫困的阴影笼罩下,十分之九的人口长期陷入普遍的穷苦而无可奈何。
一直到改革开放后十几年,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初级阶段,才总算摆脱了票证的束缚。
1954年最先印发布票最先正式印发的票证是布票。
20世纪50年代初,我国实行农产品“统购统销”和粮油计划供应。
1954年9月15日起,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棉布的统购和统销,即所有的公营或私营的机织布,一律由中国花纱布公司统一购销,垄断纺织品市场,勒令原私营批发商改行。
9月份开始在城镇范围内发放布票,实行定量配给棉布的严格管理制度。
(一年后的1955年11月正式在全国使用粮票,同时印发油票;1957年7月开始印发肉票;等等。
) 布票的使用和管理,经历了整整30年,直到1984年才取消(比全面废除粮油票、购货本早了10年)。
一开始,根据南北各地的气候不同,城镇大小不同,对于棉布的最低需求量不同,而制订了不同的布票定量标准。
例如:北京等地每个城镇人口每年平均定量17.3尺,刚刚够中等个子做一身蓝布单衣再缝一双布鞋;天津市每人每次可领取13尺;江西省发放11尺;最北方冬季漫长又严寒的哈尔滨市每人每次24尺布票,可做一套棉袄、棉裤;而南方亚热带地区城镇每年仅发给每人7尺4寸布票。
后来又经常减少定量。
每户的布票,并不是按人头平均分配使用,而是全家人统筹安排,看谁最需要做衣服就集中买布给他做;或者到百货商店凭布票购买成衣。
【老事旧人】我记忆中的“票证时代”我记忆中的“票证时代”文/王成海平心而问,对在我国从1955年--1993年通行了三十八年的票证时代,我几乎没有深刻的记忆,有的最多只是模糊的印象。
这大约和自己出生于农村,且在那个时段年龄尚小有关吧。
据说那个运行了近达四十年的“票证”年代和当时的国困民穷市场商品供应严重匮乏有关,是当时国家为了能够让百姓们勉强苟延残喘下去的无奈之举,通过印发各种票证,然后按人口发放,有计划地分配商品。
这就是许多人耳熟能详的计划经济时代,说到底也就是那个特殊的“票证社会”。
如果讲得再通俗一点,就是在那个时候,只要涉及到采购商品,不但你要用钱,还需要有票,如果没有票,你有再多的钱也是白搭,你不会买来你需要的商品的。
就比如你要买一个8分钱的月饼,不但要交8分钱,还必须要交二两粮票,如果你没有这二两粮票,你拿一毛六分钱也买不到一个月饼。
关于这些票证,大约是城市人使用的更多一些,因为他们的吃喝穿用等一切东西皆需从市场购买,而对于我们农村人而言基本就个“吃穿”,“吃”好歹是自个从泥土里刨食,刨得好多吃一口刨得不好少吃一口,至于出门吃饭购物,那个时候农村人少之又少,所以用粮票也就微乎其微。
农村人用的最多的票证大概就是和穿戴盖相关的布票较多。
在我的记忆中,那个时候每到年末母亲总要从那只老旧的红木柜中的某个角落抽出一卷花花绿绿的布票展开来数数有多少,那些布票有的单位是丈,有的单位是尺,甚至还有寸的,单位不一颜色也各异,有绿色的,有红色的,还有黄色和蓝色的等,长约五六厘米,宽约二三厘米。
母亲小心翼翼地数完之后,再把当年攒下的一些一同紧紧地卷进去,欣喜地对站在身边的父亲说:“再攒一年就可以扯一块盖卧(方言,被子的意思)面子了,到大小子找媳妇的时候,给他们置办铺盖的布票应该就攒够了。
”父亲嘴里含着一支冒着青烟的旱烟管回应到:“不够的话,到时候和别人借上几尺,孩子的媳妇总是要娶的,不能因为几尺布票就撂荒了。
上世纪票证时代的记忆从1955年第一张粮票发行开始,中国老百姓进入了漫长的“票证时代”,而这些票证也深深烙进了一代人的记忆之中。
人们抢购的景象解放初期,市场商品供应不足,为保证群众基本生活的需要,国家决定实行“计划经济”,发放各种商品票证来分配商品。
我国票证包括粮票、肉票、食用油票、布票,甚至还有粪票、尿票等,小小一张票证,囊括了生活的方方面面,吃喝拉撒,这些名目繁多的票证,覆盖了全国2500多个市县,堪称“世界之最”。
粮票1978年粮票1953年中央政府颁布《关于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实行粮油计划供应,划片、定点、凭证供应办法。
市镇粮食定量供应从1955年8月25日国务院公布施行,文件规定:以杂粮、面粉为主食的地区重体力劳动者每月四十至四十九斤,其平均数不得超过四十四斤;轻体力劳动者每月二十九至三十九斤,其平均数不得超过三十五斤。
居民粮食供应证由当地粮食局核发,居民用粮向国家指定粮店购买,乘坐火车、轮船的旅客,在车船中用餐,也要凭专门粮票获取。
广东在1992年4月全面放开粮价之后,1993年1月1日,浙江也取消粮票,到1993年底,全国95%以上的市县都完成了放开粮价的改革,粮油票的作用也逐渐消失,并成为历史的见证物。
常德市粮油供应证全国通用粮票火车轮船飞机专用粮票山东省粮票北京市粮票黑龙江省粮票上海市粮票1957年7月我国开始印发肉票。
汉民每月每人供应猪肉六两至八两;回民每月每人供应牛羊肉一斤四两;另外五一劳动节供应鲜鱼,端午节供应粽子,按照户口本人数定额分配;供应日期在节日三至七天以内,售完为止。
邓州市肉票不久到了全国灾害饥荒时期,定量一再减少。
最困难的1960年至1962年这三年间,生活非常艰苦,上海市区居民1960年每旬(10天)定量三两(150克,相当于一部手机的重量),从9月上旬起调整为二两(100克)。
昆明市肉票特别困难的1961年一年内,北京市人均消费肉八两半,这不是每个月的统计数,而是全年的统计数。
回到那年,“票证时代”
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物资匮乏,关系民生的食品和日用品供需矛盾突出,国家在1953年10月出台了统购统销政策,从此百姓进入了长达四十年的“票证时代”。
那时,各类票证五花八门,粮票、肉票、布票、盐票、油票、煤票、烟票,就连买糖果糕点、火柴肥皂也要凭证凭票,票证渐渐成了城乡居民吃饱穿暖的一种保障。
直至1993年,票证才结束了它的特殊身份和使命。
那些年,
吃饭要交粮票,穿衣需要布票,
生活中不需要票证的几乎没有。
这对于时下相当一部分“90后”
和尚未成年的“00后”来说,
这样的生活无异于天方夜谭。
可在上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初,
有那么一批人真真切切地经历了
长达近40年的“票证时代”。
难忘的日子里,你一直陪伴着我,
我也离不开你。
现在你已远远离去,
却永远在我的心底,忘不了。
现在物品极大丰富了,
票证也走过了近40年的踉跄路,
终于结束了它的特殊使命,
宣布光荣“退休”。
方寸票证看似朴素无华,
却是那段艰苦岁月的浓缩本,
是难得的实物档案资料,
是一枚写满了苦乐年华的名片。
图文:网络。
票证年代散文票证年代散文我常常想,每个时代,都会留下每个时代的印记。
那些印记,我们若说与后人,也许就不会有人相信,也不会有人能够理解。
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总是远远超出人类的进化。
千百年前的人类,跟今天的我们,也许并无太大差异,但我们周围发生的一切,以及我们生存生活的空间,却都有了飞跃的改变。
多少年后,当人们回望今天,就像我们追溯我们曾经的那个年代。
我们怀揣的各种各样的卡,若说与后人,也许就恰如我们当年配给的各种票证,一样的让人不能理会。
票证是一代人的记忆,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
当年那些有限的配给,只能依靠票证体现。
于是,各种票证应运而生,如:肉票、糖票、煤油票……等。
当然,更规范,且印制更讲究,发行范围更宽、且发行时间更长的,当数布票与粮票。
布票,由各省印制发行,省内统一使用。
而粮票却有两种:全国通用粮票和省内通用粮票。
省内通用粮票由各省印制发行,只能在省内使用,若是跨省,则必须提前兑换成全国通用粮票。
而全国通用粮票,则自然是由国家统一印制发行的了。
当然,不管布票还是粮票,它都只是一种票证,是不允许兑换和买卖的。
但由于当时的城乡差别,城市和农村的需求不同,而票证的配给又有差异。
于是不管布票还是粮票,便都常常被拿来兑换和买卖,并几乎跟货币一样流通。
在当年,缺粮的不是城市,而是农村。
农村在完成了统购统销之后,便几乎难以温饱,常常缺粮。
而城市,粮食是有配置、保障供给的。
当然,能持有粮票的,便自然都是城镇居民了。
于是,城镇居民有粮票用不完、或者节省下的,便常常拿到乡下兑换鸡蛋、或紧俏的农产品。
而乡下人缺粮,也往往乐意接受。
当然,农村也因为缺钱,便常常有“余下”的布票,于是便卖给城里人。
有多余粮票的,自然是城里人。
而有“用不完”的布票的,则往往是农村人。
但不管是粮票还是布票,那都是可以用来兑换和折价买卖的。
因为这种差异,那时候的农村姑娘,便纷纷都想嫁往城市。
偶有那长得漂亮、标致些的,或者稍有些文化的,能嫁给城里人吃上商品粮,那至少吃就有了保障。
票证:家国巨变的方寸记忆作者:李崴来源:《共产党员·上半月》2019年第11期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粮票、布票、肉票、鱼票、油票、豆腐票、副食本、工业券等百姓生活曾经离不开的票证已经进入了历史博物馆,忍饥挨饿、缺吃少穿、生活困顿这些几千年来困扰我国人民的问题总体上一去不复返了!”计划经济时期,商品供应极为匮乏,国家对城乡居民吃穿用等生活必需品实行计划供应,按人口定量发行粮票、布票等专用购买凭证,这些凭证通称为票证。
从20世纪50年代票证制度的确立到90年代退出历史舞台,票证的历史是中国计划经济时期的真实写照,见证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变迁。
票证制度的确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征收公粮和市场收购是政府获取粮食的两个重要渠道。
然而,随着经济秩序的逐步恢复和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展开,尤其是1953年启动第一个五年计划后,国家掌握的粮食储备与城乡粮食供应量相比产生了越来越大的缺口。
为了尽快解决粮食供求不平衡的问题,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对粮食实行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粮食统购统销制度正式确立,农产品统购统销的品种不断增加。
1953年11月,政务院正式发布《粮食市场管理暂行办法》,规定“在粮食实行统购统销后,一律不准私自经营粮食”;“对一般市民,可发给购粮证,凭证购买,或暂凭户口簿购买”。
到1954年,除了粮、棉、油等重要农产品外,生猪、甘蔗、茶叶、羊毛等都被纳入统购统销的范围,一个庞大的统购统销体系逐渐形成。
1955年8月,国务院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四证三票制度”,即:市镇居民粮食供应证、工商行业用粮供应证、市镇饲料供应证和市镇居民粮食供应转移证;全国通用粮票、地方粮票和地方饲料票。
同年9月,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粮食部名义印制的1955年版全国通用粮票开始在全国发行使用,同时印发油票,全面揭开了中国票证时代的帷幕。
票证中的吃穿用在计划经济时代,几乎对所有的物资都曾发放票证。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约有2400多个地方发行过粮票,品种约有30万种。
留在记忆中的票证年代留在记忆中的票证年代我国的粮票历史开始于20世纪30年代江西苏区的“饭票”、“米票”;抗战期间,解放区官兵实行供给制,粮票的发行与管理逐步细化,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票证发行提供了经验。
1953年,中央作出粮食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1954年9月,各省市发放“布票”,之后全国又正式使用粮票、油票和肉票等。
延续了将近40年的票证制度,给人们留下了难忘的记忆,这里摘选的有关内容,从这个方面反衬出我们国家在今天的巨大进步。
上海最早发给票证的回忆作家何满子回忆说:建国的头几年,倒没有这票那票的,市场上也没有排长龙的现象。
大概在1955年,上海开始发粮票和布票了。
开头觉得很麻烦,上个馆子、买包点心,钞票之外还要加粮票,很不习惯。
谁知麻烦的事情还在后头,一到“大跃进”时期,什么票证都出来了,粮油、布票之外,陆续添上了香烟票、糖票、火柴票、日用品票、副食品票、绒线票和现在已忘了名目的花样百出的票证。
许多票证以编号表示。
普通分为几十个“号”,“文革”十年期间,多达上百个“号”。
每月发下来一大叠票证,还要分上、中、下旬。
有些还规定着商品等级,如“烟票”,一般按季度发给;城镇居民平时只能得到低档次的“乙级”、“丙级”香烟若干包,节日才供应“甲级”香烟。
烟票上印制“几等烟几包”,等等。
家庭主妇为掌管这些票证大伤脑筋,搞得晨昏颠倒,而这些玩意又是命根子,稍一不慎丢了或弄错了都是性命交关的。
其中粮票更是可以致人死命,是一点也含糊不得的。
何满子就自己家里说,大女儿不小心,姐妹俩一个月的粮票被人扒窃了。
老伴只得用家里的衣物以不等价的交换方式换成粮票替补。
由异想天开的瞎胡闹带来的物资极度匮乏,逼迫人们为了活命而卑微委琐。
何满子举一小例:1961年他回上海医病,住在一个老朋友家里。
朋友们的孩子只要一放学,就到街上去看商店里有没有不要票证的什么商品在排队出售。
何满子寄居在朋友家里,心想也该为他们尽点力。
一天经过一家大商场,从里到外,人们排着一条长龙,问是卖什么?排队的人也都不知道。
票证年代的日常生活
在票证年代,人们的日常生活与现代社会有着很大的不同。
那个时代,人们需要凭借各种不同的票证来进行各种活动,无论是乘车、看电影、购物还是就医,都需要携带相应的票证。
这种生活方式虽然有些繁琐,但也给人们的生活增添了一些乐趣和仪式感。
首先,乘车是人们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活动之一。
在票证年代,人们要乘坐公共汽车、火车或者飞机,都需要购买车票。
在购票的过程中,人们需要排队等候,然后向售票员出示身份证明,购买车票。
这种方式虽然有些麻烦,但也让人们更加珍惜出行的机会,因为每一次出行都需要提前做好准备。
其次,看电影也是人们喜欢的娱乐活动之一。
在票证年代,人们要去电影院观影,就需要购买电影票。
购票的流程也是一样的,需要排队等候,然后向售票员出示身份证明,购买电影票。
而且在购票之后,人们还需要在电影院门口出示票证才能入场观影。
这种过程虽然繁琐,但也让人们更加期待观影的乐趣。
此外,购物和就医也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活动。
在购物时,人们需要携带购物卡或者优惠券,以便享受折扣或者积分优惠。
而在就医时,人们需要携带医保卡或者就诊卡,以便享受医疗服务。
这些票证虽然看似无关紧要,但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总的来说,票证年代的日常生活虽然有些繁琐,但也给人们的生活增添了一些乐趣和仪式感。
人们在购买票证的过程中,会更加珍惜出行的机会;在观影、购物和就医时,会更加期待和享受活动的乐趣。
因此,尽管现代社会已经进入了无现金化时代,但我们也可以从票证年代的日常生活中汲取一些乐趣和启发。
记忆深处:票证的年代2004年春节晚会上,有个《粮票的故事》的小品(严顺开、洪剑涛和小叮当表演),小品讲的是孙子向父亲抱怨说:爷爷又给我讲粮票的故事了,我都听了三十多遍了。
父亲说:儿子呀,你就耐心的听吧,我都听了三百多遍了,因为爷爷讲这个故事时是感觉最幸福的时候......这个小品曾在观众中引起很大的反响,也引起了从那个年代过来人的诸多回忆。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在那个商品供应极为匮乏的年代,为了保障供需平衡,国家对城乡居民的吃穿用等生活必需品都实行计划供应。
据有关资料记载,从1953年12月1日起,我国除西藏和台湾省外,在全国开始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即在农村征购,在城市配给,按计划供应粮食,就此也就产生粮证(票)。
后来,又出现了布票、油票等形形色色的票证,因此人们把那个年代称为“票证年代”,尤其是粮票,在那个年代成了我国的第二货币。
那时居民的粮票是根据性别、年龄、工作性质等从一出生就定量发放的,一般是男性比女性定量高,体力劳动者比脑力劳动者定量高,中青年龄段的定量比老年人高。
除了国家和各省市区发行粮票外,许多机关企事业单位的食堂也印制了多种多样的票和证。
除了粮票外,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票证。
在吃的方面,有食油票,肉类、蛋类票,还有豆制品票和蔬菜票等;在穿的方面,除了有各种布票外,还有化纤票、棉花票、鞋票等。
在那个时代,不仅吃饭要粮票,买烟要有烟票,买酒得有酒票,甚至一分钱买一盒火柴,也得用火柴票。
在这些票证之外,还有各种购货本,如粮食本、副食本、煤炭本等。
至于购买某些工业品,国家还发放了购货券。
当时到商店购买某些商品,除交钱外,还需要交数量不等的购货券。
一些大件或贵重的商品都要凭票证购买,如自行车票、缝纫机票、手表票等。
总之,在那个年代,票证涉及生活领域的方方面面,大多数商品都是凭票供应的,什么样的商品就用对应的票证去购买,对号入座,缺一不可。
我出生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青少年时期经常和这些票证打交道,因此也有深刻的记忆。
惠州的“票证”时代◎邹金城1953年末,国家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开启了“票证”时代,老百姓不管买什么东西都凭证限量。
各种“票证”,曾经是惠州百姓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
现在回顾起那个年代,居然想不起什么东西不是凭票供应的。
1953年,惠州镇按国务院《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决议》,宣布关闭全镇粮食市场,实行粮食“统购统销”,要求加强市场管理。
当年实行此政策当然有具体原因,但当时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解,重要的一点就是计划经济。
惠阳县、惠州镇按照计划经济的原则,生产与消费都必须纳入计划,对居民的日常消费也只能实行“票证化”管理。
票证不仅是一种经济措施,而且成为社会、政治控制手段,使个人在消费领域的选择自由极其有限。
国家实行对粮食和主要农副产品实行统购统销,农民只能在执行国家粮食收购政策的前提下,将余粮出售给国家;城市居民口粮、食油及穿衣用布都按人口定量凭票供应。
1954年7月1日起,按国家粮油统购统销政策,对非农业人口实行发证定量供应。
惠州居民包括“吃商品粮”与“吃农业粮”两类,“吃农业粮”者若想“农转非”成为“吃商品粮”的城里人,几乎难于上青天。
由此,城市人口与农业人口的区别,不仅仅是居住和职业不同,而且体现在粮油的消费政策上。
直到今天,这种城乡二元结构还未完全打破。
1954年11月,惠阳县、惠州镇贯彻中共华南分局《关于征、购、销三位一体方针》,完成征购任务。
要求“三定”(定产、定购、定销,下同)的办法是为了既掌握必要的粮食,又要巩固工农联盟,既根据国家需要,又要保护农民生产积极性。
1955年5月,惠阳县、惠州镇贯彻执行中央、国务院《关于加紧整顿粮食统销工作》的指示,做好粮食“三定”、巩固农业合作社工作。
7月,惠阳县、惠州镇农村实行“三定”政策,部分乡村分别评出“余粮户”、“自足户”、“缺粮户”。
城镇居民的口粮统销,采取“以人定等,按等定量,以户计算凭证供应”的办法。
实行“统购统销”,农民不能自由支配自己生产的农产品;城镇居民也不能自由购买自己所需的物品。
票证唤醒的记忆打开文本图片集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物资极度匮乏,城镇人口迅速增加,城镇居民物资的供需尤其是粮、棉、油的供需矛盾日益突出。
1953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实行“统购统销”政策,以缓解供需矛盾。
后来,统购统销的范围扩大到棉花、纱布、食油。
为了有计划的供应各类物资,票证便应运而生。
自1955年全国第一张粮票和肉票发行,百姓生活进入了长达近40年的“票证时代”。
那时各类票证五花八门、名目繁多,几乎涵盖了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总体而言,票证可分为吃、穿、用三大类。
凭票购买的不仅仅是粮食20世纪50年代初,国家实行对粮食限量供应,城镇居民每户必须有一本“购粮证”,上面注明全家总人口、总定量,每人每月的粮食定量。
当时,居民和小学生每月27斤,中学以上学生每月32斤。
职工视工种而定,非重体力劳动者只有30多斤,搬运工、炼钢工、煤矿工、石油工及在野外工作的则有40到50斤不等。
如劳动强度大,单位可适当补贴,俗称“工种粮”。
1/ 6居民每购一次粮食,粮店工作人员就在其粮本上填写购粮数量,并盖上工作人员的私章。
每月当全家的总定量购完,即使给钱也买不到一两粮食,只有等到下个月才能买到。
据说一些机关干部为了多些口粮,主动要求下基层劳动。
1955年8月25日,国务院全体会议第17次会议通过《市镇粮食定量供应凭证印制暂行办法》,国家粮食部很快发行了全国通用粮票,其面值有伍市斤、叁市斤、贰市斤、壹市斤、半市斤、贰两、壹两不等。
全国通用粮票的票面图案设计新颖,题材广泛,精心选取各地名胜古迹、风土人情、工农业建设工程等,且采用套色印刷,制作精美。
除全国通用粮票外,当时还有省级地方通用粮票、市级地方通用粮票。
全国粮票在国内任何地方都可买到食物,地方粮票则不能通用,只能在本地使用。
笔者还见过一种专供出差、旅行使用的“火车、轮船、飞机专用粮票”。
如某人要到外地出差或探亲,就向粮店申请用粮证上的口粮换取所需的全国通用粮票。
铁路客票的发展历程
铁路客票的发展历程可以追溯到19世纪初的蒸汽机车时代。
以下是铁路客票的主要发展历程:
1. 手写客票时代:早期的铁路客票是由车站工作人员手写的,上面通常标有乘客的姓名、起止站点和票价等信息。
这种客票在19世纪初的铁路初期十分普遍。
2. 钢印客票时代:19世纪中叶,随着铁路运输的发展,钢印
客票逐渐取代了手写客票。
钢印客票使用特制的铁印机印制,可以在客票上印刷乘客的信息和车票编号等。
3. 票证式客票时代:20世纪初,票证式客票开始出现。
这种
客票采用特殊纸质制作,并且具有复杂的防伪措施,以防止伪造和盗窃。
票证式客票在当时的铁路运输中得到广泛应用。
4. 电子客票时代: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随着计算
机和互联网技术的普及,电子客票逐渐取代了传统的实体客票。
乘客可以通过网络或自助售票设备购买电子客票,并且可以使用手机或身份证等电子设备进行验票。
5. 无纸化客票时代:21世纪初,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和移动
支付的兴起,无纸化客票成为一种新的趋势。
乘客可以通过手机应用程序购买和使用电子客票,无需打印纸质客票。
总的来说,铁路客票的发展历程展示了技术进步对票务系统的影响,从手写客票到钢印客票、票证式客票、电子客票再到无
纸化客票,不断提升了购票便利性和安全性,为乘客提供更加便捷和高效的出行体验。
票证时代在这个物质极大化的时代,数字化的影响逐渐加深,人们的生活在数字化的浪潮中逐渐变化。
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票证时代。
1. 背景票证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从购物小票、车票、机票到电子票证,人们的需要日益增长。
票证不仅仅是一种象征,更多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便利工具。
而随着科技的发展,票证也在不断演进和进步。
2. 票证的演变随着数字科技的飞速发展,传统的实体票据正在逐渐被数字化票证所替代。
电子票据的普及,让人们不再需要携带实体票据来回顾,只需凭借手机或电子设备即可完成验证。
这种便捷、高效的票证形式改变了人们的出行方式和消费习惯。
3. 票证时代的挑战与机遇在票证时代,尽管数字票证的便捷性让人们受益匪浅,但也带来了一些问题。
数据泄露、网络安全等问题成为人们使用数字票证时的担忧。
此外,对于欠缺电子设备或不熟悉使用技术的人群来说,数字票证的普及还面临一定的挑战。
然而,票证时代也给我们带来了更多的机遇。
数字化票证可以为商家带来更多的数据分析和市场营销机会,更好地服务消费者。
同时,电子票证也为人们提供了更多便利,减少了传统实体票据可能存在的繁琐问题。
4. 未来展望票证时代已经到来,数字化票证将会持续深入人们的生活。
未来,我们可能会看到更多新型的票证出现,智能化、个性化的票证系统也将慢慢成为人们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数字化浪潮中,我们需要更好地适应这种变化,寻找更多创新的可能性。
结语票证时代的到来标志着我们生活的数字化加速,数字票证的普及正在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
在这个充满挑战和机遇的时代,我们需要继续探索创新,以更好地适应数字化时代的潮流。
让我们共同迎接票证时代的挑战,开创数字化生活的美好未来。
票证时代的记忆散文随笔票证时代的记忆散文随笔回首往事的时候,每个人都有值得回忆的故事。
近来常看央视娱乐节目,不经意间看到了小品《粮票的故事》,却不由引起了我深深的思索。
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我,从粮票想到了布票、油票、肉票,想到了整个票证时代,那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是商品供应匮乏年代的一种管理模式。
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国家为了保障供需平衡,对城乡居民的日常生活用品实行计划供应,按人口发放粮票、布票、油票等。
那个时候,票证就是“通行证”,就是“护照”就是“命根子”,有时没有票证,有钱也寸步难行。
这表面上看起来轻飘飘、软塌塌的纸票,就是好使、管用,具有硬性和刚性,响当当的。
那个时候,吃饭需要用粮票,吃油需要油票,穿衣买布需要用布票,割肉需要用肉票,这是人人都需要的,是日常生活所离不了的。
那时候,即使因公出差,吃饭也需要粮票,农村户口的还需带着粮食到粮管所里兑换出粮票,否则,吃饭真就成了问题。
说到这里,我就有亲身感受,我母亲当年曾被授予全国、省、青岛、平度市“三八红旗手”,当选为省、青岛、平度市等各级人大代表,每年参加会议很多,每次参加会议前,都要携带着粮食到乡粮管所兑换粮票,当时兑换粮票还有数量限制,找找熟人,还能多兑换点,到了会议报到的时候,到会务组交足了粮票,才能确保会议期间的一日三餐,否则,看似不大的`事,在那个年代就是件很麻烦的事。
母亲曾说过,个别代表临报到的时候,忘记带粮票或没办理好兑换手续,结果让会务组费了许多周折,工作人员自己先垫上,才解决了吃饭问题。
所以,母亲每次开会前,都想方设法兑换足粮票,宁肯带的富余一些,也不亏欠着,其实,这也应验了当年的一句俗语叫:“穷家富路”。
母亲开完会回来,常常把节余下来的粮票递给我,让我隔三岔五地到城里的饭馆饱餐一顿。
记得当年平度城只有东关、西南门两个饭店,而且买饭大都用粮票,这就将许多客人拒之门外,我就潇洒地拿着母亲开会节余的粮票,吃上了西南门饭店的韭菜包子、东关饭店的油条,喝上了东关饭店的面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