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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斤．将这些哲学思想融人]￡文学创作rfl。
的人生观念，必须要学会超然自适。
苏轼在三苏．唐宋八大家之一，在书法上与米芾、黄多年迁徙贬谪的地方多达20处，经常居无导生活．这种人生观直接体现人生的美好，庭坚、蔡襄合称为“宋四家”。
苏轼8岁入私定所、食不果腹．依靠朋友的接济生活。
在完全摆脱了世俗束缚，精神达到了绝对的门塾，师从眉山道人张易简．他天生聪颖，才能这样残酷的环境中，苏轼更加关注人生的悲南。
苏轼这种旷达的人生观受到士大夫阶层超凡，兴趣广泛，在琴棋书画等多方面具有剧意义，从个体推之于普遍人生．伴随着人的欢迎，他们在人生不如意的时候，借用苏卓越的成就。
苏轼2l岁进京赶考，获得当时类永恒的忧患意识。
因此苏轼对人生的第一轼的人生观来引领自己获得心灵上的平衡。
著名文学家欧阳修的赏识，并在皇帝御试中个理解是人生就是悲剧。
首先，苏轼认为人三、苏轼超然自适人生哲学观的内涵高中状元，考中进士，从此名震天下。
生短暂本来就是悲剧。
人类始终都有对人生苏轼所倡导的超然自适的人生哲学具苏轼几经箧海沉浮。
曾任凤翔府签判。
短暂，命途多舛的无奈与感慨。
在苏轼的诗有十分丰富的内涵，总结起来主要表现在以熙宁四年由于新党的打压．苏轼被任命为杭文中，经常可以看到人生悲剧的观点，例如下儿个方面。
州通判，从而远离京师。
熙宁八年，苏轼升迁“亦知人生要有别，但恐岁月去飘忽”【2】。
苏轼1．乐观理性。
首先，乐观理性是苏轼超为密州太守，此时朝廷内新旧两派斗争很激从宏观上看人生苦短、宇宙无穷的生命现然自适的人生哲学的内涵之一。
苏轼超然F1 烈。
熙宁十年，苏轼被调任为徐州太守．此时象，上升到了哲学的高度，显得理性而深刻。
适的人生态度与佛家摆脱红尘不同，与道家爆发十分著名的乌台诗案．苏轼在湖州入其次，苏轼认为人类在短暂的人生中往往充追求成仙也有着根本的区别。
佛家主张人们狱。
元丰i年，苏轼被贬黄卅l，在这段时间苏满各种苦难。
人生短暂已经是一种悲剧了，想要摆脱人生的痛苦，就应该“跳出三界外，轼历经人间沧桑，其哲学思想逐渐走向r在短暂的人生中还存在着各种不可预见的不在五行中”，以涅檠的境界回归西方极乐成熟，超然自适的人生哲学逐渐形成。
谈苏东坡被贬黄州创作的诗文中所表达的思想感情由于“乌台诗案”，苏轼干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年)被贬谪到湖北黄州，苏轼被贬的主要看原因在余秋雨先生看来就是文化群小的围攻和苏轼独以名太高造成的。
从被贬黄州以后苏轼的诗词中，可以看到他傲视磨难艰危，谈笑生死，履险如夷，把儒家的精神与佛家的思想结合起来，形成了一种更为超脱达观的人生哲学。
反映在艺术上，则表现为其诗歌艺术日臻圆熟，并追求淡雅高远的风格。
在黄州期间，苏轼曾三游赤壁，在《念奴姣•赤壁怀古》中作者面对图画一般雄奇壮丽的山川景物，不禁引人追怀历史往事，“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在三国赤壁古战场，苏轼观赏江山风景，怀念英雄业绩，但望着滚滚东去的流水，作者建功立业的报复也付之流水，不禁黯然伤神，发出“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的感慨。
整首词感情内涵十分丰富，既有对祖国壮丽河山的热情礼赞，对树功建业的英雄人物的忠心倾慕；又有人生如梦的消沉感喟，在上下几千年，绵亘数千里的宏大境界上，在浩渺的时空框架中发出功名虚幻的感叹，把人生挫折的懊恼引向高远之处。
整首词的基调是积极的，追求理想的精神胜过了消极思想，却也反映了苏轼不甘沉沦的高傲性格。
在黄州期间，他亲自耕种，自号东坡居士，意味着苏轼对白居易晚年“知足保和”思想作风的仰慕，意味着他思想上的一个重要变化：佛老思想成为他在政治逆境中的主要处世哲学。
一方面他把生死、是非、贵贱、毁誉得失视作毫无区别的东西，有逃避现实的消极作用；另一方面，又帮助他观察问题比较通达，在一种旷达态度背后，坚持对人生，对美好事物的执着和追求。
《定风波》既是写雨后之实景，作者由此情此景中超然物外而对人生前程所作的一种展望与设想，又将立身意志与超然处之圆满地融合为一处，用儒家用世之旨意与佛老旷达之精神圆满融合自己为一人，表现出在逆境中洒脱的人生态度和至高的精神境界。
从苏轼词中意象看其贬谪后之心态二、苏轼词中的意象研究〔一〕明月意象：广漠时空下的人生诘问和苦难排解明月意象是中国文学中的一个重要意象。
在历代的诗词曲赋中，明月意象“大放异彩”，让文人百写不厌。
清代黄宗羲一语道破：“好诗多在月明中。
”在苏轼的词中，有大量的月意象，他一生咏月、赏月、问月，与月结下了不解之缘，在他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就有很好表达：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
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
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
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
但愿人长久，千里工婵娟。
中秋明月的美好寓意与坎坷不平的人生形成鲜明的对照。
诗人一生充满曲折，政治生涯、家庭生活的憾恨悲愁，使他再次问月“何时长向别时圆？”当他想到“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心头掠过一丝忧伤，这些都是人力所无法改变的，他把人的“悲欢离合”与月的“阴晴圆缺”进行类比，通过月展开对人生命本质的探究。
由于诗人受庄子和佛家思想的影响，形成洒脱旷达的襟怀，齐宠辱、忘得失、超然物外的处事态度，所以在词的收尾处写到“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这是词人一个良好的祝愿，把平安、幸福、安康献给弟弟苏辙，并以共勉。
既然人长团圆月长圆不现实，既然“此事古难全”，就不必徒然忧伤，而应该应积极、乐观的态度来面对人生。
苏轼正是借月亮的阴晴圆缺变化来感悟人生的道理，人的悲欢、月的圆缺，自然规律从来就是如此，于是以旷然自得、乐以忘忧而收结。
另外，苏轼词中的月意象与人之间还存在着亲和关系。
他一生是孤独的，以月为友，与月为伴，他把月当作与自己同等的存在。
月是孤独的，同时它也是皎洁的，这正与苏轼高尚的品质相似。
例如作品《西江月·某某中秋》中的“月明多被云妨”。
当时苏轼被贬到某某已经是年过六旬的老人，心中不免有一些感慨，正值秋季，万物凋零，诗人想到自己的人生也不过如此，凭添了一些孤寂和愁绪。
贬谪与苏轼的文学创作贬谪是古代文人常常面临的一种困境，而苏轼则是中国文学史上备受赞誉的一位文学家。
他们的遭遇与创作经历，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贬谪，是指当时的朝廷将文人贬放到偏远的地方，剥夺其权力和地位。
对于文人来说，这无疑是一种巨大的打击。
贬谪之后，文人不得不离开繁华的都市，远离亲友，背井离乡。
这种流离失所的生活，对于文人的创作无疑带来了巨大的困扰。
苏轼也曾历经贬谪之苦。
他先后被贬谪到黄州、岳州等地。
在这些地方，苏轼面临着孤独和困苦的生活。
然而，苏轼并没有因此而放弃对文学的热爱和追求。
相反，他在贬谪之地，依然保持着对文学的执着，继续进行创作。
苏轼在贬谪之地的创作，充满了对生活的热爱与对命运的抗争。
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写下了许多描绘贬谪之苦的作品。
其中最著名的要数《黄州寒食诗》。
这首诗中，苏轼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贬谪之地的寂寞和凄凉。
他写道：“寒食天气近清明，纸钱无人烧葬行。
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
”这些细节生动地展示了贬谪之地的凄凉景象，让人不禁为苏轼的遭遇感到心痛。
然而，贬谪并没有让苏轼失去创作的激情。
相反，他在贬谪之地的创作更加深入人心，更加富有情感。
他在诗歌中表达了对故乡的思念和对命运的反抗。
他用自己的文字，将贬谪之苦化作了一首首动人的诗篇，让后人为之动容。
贬谪与苏轼的文学创作，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段佳话。
贬谪让文人遭受了无尽的痛苦，但也激发了他们内心深处的力量。
苏轼正是在贬谪之地，迸发出了他独特的文学才华。
他的作品不仅揭示了贬谪的残酷现实，也表达了对生活的热爱和对命运的反抗。
这种坚持和执着，使苏轼成为了中国文学史上一位不可忽视的重要人物。
正是因为贬谪与苏轼的文学创作，我们才能更加深入地了解古代文人的生活和创作环境。
他们的经历和作品，给我们带来了深刻的思考和启示。
他们的坚持和执着，让我们明白了文学的力量和价值。
他们的故事，将永远铭刻在中国文学史上，成为我们学习和借鉴的宝贵财富。
苏轼在被贬黄州时作的诗引言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在宋代被誉为文学家中的巨擘。
然而，他的一生并不平坦，面临过许多挫折和逆境。
其中，被流放到黄州（今湖北黄冈市）是苏轼生命中一个重要的节点。
在这段时间里，苏轼创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作品，以表达他对命运的反抗和对人生的思考。
本文将探讨苏轼在被贬黄州时所作的诗，探讨其中的含义和思想。
诗歌传达的情感苏轼在被贬黄州时所作的诗，表达了他对命运的愤怒、思乡之情以及对人生的深刻思考。
这些诗作充满了独特的情感，直接触动人们的内心。
1. 愤怒与无奈苏轼在诗中常常表达对自己命运的不满和对官场的不屑。
他用激昂而又愤怒的词句，表达出他对贬斥的愤怒和对官场黑暗的批判。
例如在《黄州快哉亭记》中，他写道：“吾居正虽贱，而心行则愈良。
眼力不行，然世态犹存其始者也。
从来司马青衫湿，朝罢曾无东坡醉。
”从这段诗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苏轼内心的愤怒和对命运的无奈。
他明明才华横溢，却只能被贬到一个偏远的地方，正是这种憋屈的感觉让他在诗中宣泄了自己的情绪。
2. 怀旧与思乡在被贬黄州期间，苏轼始终怀念着自己的家乡和亲人。
他通过诗歌来表达对故乡的思念之情，以及对家人的关怀和牵挂。
例如在《临江仙·横塘》中，他写道：“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
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
”这段诗描绘了苏轼眺望着江边的景色，回忆起故乡的美景。
他对春归的无奈和对与亲人分别的心痛在诗中得到了充分的表达。
3. 对人生的思考苏轼在被贬黄州的岁月中，对人生进行了深入的思索。
他用诗歌来表达他对生命的理解和对人生价值的思考。
例如在《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中，他写到：“生涯岂料承优诏，世事如棋久已料。
悲夫！”这段诗中，苏轼表达了对命运的颠沛流离的无奈，也对人生中飘摇不定的变数有所认识。
他对人生的思考深邃而感人，触动了读者的心弦。
诗歌背后的思想苏轼在被贬黄州期间所作的诗不仅仅是情感宣泄，也是对命运和人生的思考。
他的诗歌背后蕴含着深刻的思想和哲理。
论苏轼贬谪经历对其谐趣词创作的影响苏轼的谪任经历对于他的词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方面，苏轼借着“苦难”之路，洞悉了人生起伏的多变和境遇变迁的曲折，从而增强了他对生活的感悟，拓展了他的情感世界，有利于他的文学创作。
另外，苏轼的谪任经历还给他的词创作带来了另一种不同的视野，带给了他新的想象空间，丰富了他的词藻，催生了更有智慧的创作，有助于其谐趣兼持的精神理论、经典词类文化的形成。
最后，苏轼的独特经历也营造了一种洞悉古今深化自身情感的独有精神，为其词创作提供了别样的感染力和情趣。
简谈苏轼作品的忧患意识
苏轼小名“及时行乐”，是宋朝著名文学家、诗人、思想家，一直有“苏先生”的敬称。
在苏轼的诗歌中，他竭力表达忧患的意识，他的忧患伴随着历史的流转，深深的反映出当时政治混乱、社会不安的现象。
苏轼“定风波”一诗，他抒发了深切的忧患情绪，蕴含对国家痛苦的悲愤之情，揭露了昏庸盛世中不安定、复国之难、腐朽政治的困境，内里更诉说出不舍家国之悲伤。
也有《关河》这首诗，苏轼把信仰当作忧患的主题，表达出信仰的价值，以及
信仰被奴役的珍贵，不断的抒发心底深处关于家国情怀的痴心。
在苏轼的诗作中，宏大的气概由他的历史忧患的认知，多少蕴含着人性的高度。
苏轼的诗中多有抒发他忧患的意识，他苦苦挣扎于被外界环境控制下的社会发
展到过程中，他把国家庆典升入神圣不可侵犯之地，看重每一个人的存在，行为表达了深沉的忧患意识。
苏轼强调民族精神对未来发展的重要性，提倡爱国、爱党、忠诚、正义之朴素
道德观，并且不断呼唤节俭节约，减轻国家财政压力，国家将变得更加强大。
苏轼的诗歌，里面存有的忧患意识，和我们今天的文化价值观完全吻合，苏轼的作品无论是在宗教信仰，还是在道德标准上，一直都包涵着强大的前瞻性和忧患意识。
一、苏轼词悲剧意识的兴起因素过去谈悲剧意识，主要是针对西方戏剧，是指“对现实悲剧性的意识，是对现实悲剧性的一种文化把握”[1](P2)。
实际上，悲剧意识是人类普遍存在的一种心态。
西方的悲剧意识一般是由命运的不可抗拒性引发的，而在中国，悲剧意识虽也有人事剧变的因素，但更多的是由物候或指示物候的事物引起的，比如暮（黄昏）、雨、秋、春、飞花（飞絮、黄花）等。
初到黄州的苏轼被政治余悸、穷困与疾病包围着，又先后失去老乳母、子由女儿等亲人，怎能不“异乡罹此，触目凄感”（《答秦太虚七首》），产生巨大的悲剧意识呢？但观察此期间的苏词，虽有以“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的人事因素来引发全篇的篇目，但以传统的物候因素来开篇的更多。
如《西江月·重九》“点点楼头细雨”，悲秋是中国文人的传统，如果再与暮、雨等意象叠加，更易引发浓重的悲剧意识。
伤春是另一个传统，秋天的萧瑟与春天的料峭都会让人生出一份苦寒之意，而春天的飞花（飞絮）以及秋天的黄花会触动敏感的生命，让人慨叹美好事物的易逝。
《瑶池燕》中“飞花成阵。
春心困，寸寸。
别肠多少愁闷，无人问。
”正是这种伤春之感的表述。
再如《江城子》“黄昏犹是雨纤纤”，黄昏意象是家园的象征，但它与浮云、飘雨等意象结合在一起时，又营造出一种冷清凄凉的氛围，这时候最容易凸现出个人的孤独和飘零之感。
将黄州期间苏词中的传统意象进行统计，暮（黄昏）有21次，雨23次、秋16次、春22次、飞花（飞絮、黄花）6次，共计88次，比总篇数75篇还要多。
这说明在许多词作中，这些意象不只出现一次。
苏轼对传统意象的选择，使苏词与中华民族的心理文化结构相契，即心境与物候常常是合一的。
因此，苏词中虽然有苏轼个人的生活背景，却超越了个人遭遇的疏解，暴露出人生的普遍困境。
二、苏轼词悲剧意识的消解模式在西方传统里，悲剧意识往往只暴露人生困境，个人最终被价值悬置，因而文学艺术中常用悲剧和荒诞来表现这样的天人关系。
而在中国传统中，天道和人道在根本上是合一的，因此悲剧意识的突出特点是在暴露人生困境的同时也弥合困境，从而在文学艺术中形成独具特色的悲剧意识的消解模式，如通过自然、仙、梦、酒、女人（月）等来消解。
不同作家在选择消解因素时会有不同的偏好，同一个作家在不同时期也会有不同的倾向。
通过分析作家悲剧意识消解方式的改变，就能窥探到作家心理历程和生存状态的细微变化。
将黄州各年苏词悲剧意识消解因素的篇目数作一个统计，得下表：从表中可以看出，苏轼初到黄州时，出现次数最多的消解因素是梦，共4次。
宦海浮沉，突然就由朝中臣沦为阶下囚；世事剧变，转瞬即已尽失亲朋挚爱！这怎能不让人慨叹一句“人生如梦”？特别是当“每逢佳节倍思亲”的中秋、重阳，苏轼心中更是感到凄然：“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
梦之所以能够作为一种悲剧意识的消解因素，是因为它能够给人在现实中难以企及的愿望起到一种补偿、安慰消解因素元丰三年元丰四年元丰五年元丰六年元丰七年合计梦403209酒3411622自然1282013仙003104女人（月）30531122011年1月社科纵横Jan，2011总第26卷第1期SOIAL SCIENCES REVIEW VOL.26NO.1苏轼贬谪期词作的悲剧意识张袁月（南开大学文学院天津300071）【内容摘要】“乌台诗案”给苏轼带来了沉重的政治打击，但贬谪生活也成为了他塑造自由人格、实现人生审美化的的契机。
苏轼在这期间所作的词中体现出了深重的悲剧意识，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悲剧意识消解模式，而这与民族文化心理的深层结构又是相通的，从而使苏轼词发生了转折性的改变，超越了个人情感的抒发，而具有了超脱的人生境界和深远的宇宙意识。
【关键词】苏轼黄州悲剧意识酒梦禅中图分类号：I207.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9106（2011）01-0088-03*作者简介：张袁月（1985-），女，南开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方向为古代文学。
88的作用。
但中国人从根本上还是执著于现实的，所以当苏轼买田躬耕后，生活基本趋于稳定，“梦”几乎不出现了。
如果说梦让人逃离现实，那么仙则让人逃离人间。
但对于现实的执著使仙这种消解因素在苏轼前两年词作中均为0。
而自然则出现的较多，共有13次。
因为在农业文明基础上形成的中国传统中，自然总能给人带来心灵的平静和归属感，因而是“消解悲剧意识的最重要的因素”[1](P180)。
比自然出现频率略低的是女人（月），共12次。
中国人内倾的思维方式使其有一种“天然的回归情结”[2](P129)，投入女人的怀抱正符合这种倾向，“女人—母亲—家园”的三位一体，使“少壮做英雄梦，垂暮归温柔乡”成为中国人的必然心理流程。
而月亮与女人从某种程度上是同构的，这可以追溯到母系社会，但不同之处在于女人指向悲剧意识的消解，月亮与宇宙情怀相联系，更多地指向一种悲剧意识的超越。
因此，从屈原《天问》开始，问月就成为中华民族亘古不变的主题。
在苏词中，月出现的次数这样多，也是由于月在中华民族传统中的多种文化意蕴。
月亮作为母亲—女人，可作为精神家园的寄托；与宇宙情怀相联，可作为追询的对象；而月圆月缺恰似人事悲欢，可用以拷问生命意识；横跨历史长河却亘古长存，又指向历史本体，激发深重的历史感。
明白了这一点，我们也就能够理解为什么苏轼的一句“明月几时有”会在千百年来的人们心中激起回响。
在苏词中出现次数最多的消解因素是“酒”，而且它在各年出现频率都较高。
酒与其他诸种因素不同，它是内在于人的。
只有当酒进入了人体并激发了特有的心理机制以后，它才能成为悲剧意识的消解因素。
在西方传统中，酒神文化导向民族的狂欢化心理。
在中国，酒却被赋予了“隐”的文化品格。
在魏晋南北朝名士那里，就以酒来寻求精神解脱，达到朝隐、林泉之隐等，而在苏轼这里，诸种隐逸模式得以综合和升华，形成独特的“酒隐”。
酒醉后只剩下生命的本真，只剩下情感的本体，半梦半醒酒醉时是洞穿深层生存状态的最佳契机。
黄州苏词中，“醉”与“梦”常常被相提并论。
如“梦中了了醉中醒”（《江城子》）、“笑劳生一梦”、“此会应须烂醉”（《醉蓬莱·重九上君猷》）、“身外倘来都似梦，醉里无何即是乡”（《十拍子·暮秋》）……苏轼偏爱酒，是因为酒能通过一种遗忘和幻觉机制来达到对“命定悲剧的和解与超越”[3]，然而，酒毕竟只是“悲剧意识的缓解物”[1](P215)，酒醒后还得需要其他的消解因素。
因此，我们会发现，在26首以酒为消解因素的苏词中，仅有一首是单独使用了酒；而酒与仙复合的有4首，与女人（月）复合的5首，与梦复合的7首，与自然复合的9首，所占比例最大，这也正符合酒与自然结合的中国传统模式。
不过，到贬黄的最后一年，各消解因素几乎就不再出现了，更无叠加复合，这大概是被归家的喜悦所覆盖了吧。
三、禅对悲剧意识消解模式的注入苏轼通过运用传统消解因素的组合，使他个人的悲剧意识能与民族深层文化心理结构相通。
但如果只是“兴起—消解”模式，容易使人暂时忘却人生的悲剧性，却无法真正从人生困境中解脱，苏轼发现了这一点，于是他开始寻找新的消解因素，这就是禅。
禅宗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早有共识，但只有到了苏轼，他才以自己无畏迈往的性格和豁达乐观的人生态度，使禅真正成为化解悲剧意识的重要元素，并使悲剧意识从消解走向超越。
当然，即使是对于苏轼，禅的融入也需要一个过程。
虽然苏轼一到黄州便“归诚佛僧。
间一二日辄往，焚香默坐，深自省察”（《黄州安国寺记》），但经过了三个年头，他才真正将禅作为一种悲剧意识的消解因素。
新的消解因素的注入不能不使苏词发生某种微妙的变化。
如同是写月的中秋词，元丰五年的《念奴娇·中秋》与元丰三年的《西江月·黄州中秋》就大为不同：西江月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
夜来风叶已鸣廊，看取眉头鬓上。
酒贱常愁客少，月明多被云妨。
中秋谁与共孤光，把盏凄然北望。
念奴娇·中秋凭高眺远，见长空万里，云无留迹。
桂魄飞来光射处，冷浸一天秋碧。
玉宇琼楼，乘鸾来去，人在清凉国。
江山如画，望中烟树历历。
我醉拍手狂歌，举杯邀月，对影成三客。
起舞徘徊风露下，今夕不知何夕。
便欲乘风，翻然归去，何用骑鹏翼。
水晶宫里，一声吹断横笛。
其实如果分析两首词的悲剧意识消解因素，差别并不大。
首先，《西江月》秋凉是悲剧意识的兴起；《念奴娇》“冷浸一天秋碧”说的也是秋凉，二者都是由物候兴起悲剧意识。
其次，《西江月》有自然（夜来风叶已鸣廊）、酒（酒贱常愁客少）、月（月明多被云妨）；《念奴娇》也无非是自然、酒、月、仙这类消解因素。
然而，两首词却能让我们感受截然不同的风格和境界，原因何在？这与禅的注入是分不开的。
《西江月》开头“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满是凄凉之感；而《念奴娇》开头所描写的“长空万里，云无留迹”却带有几分禅意，引向对终极意义、生命价值的追询。
自“冷浸一天秋碧”兴起悲剧意识后，作者就从“玉宇琼楼，乘鸾来去”中寻求精神归宿，寻求对家园的体认。
“江山如画，望中烟树历历”自然———消解因素之一；“我醉拍手狂歌”，酒———消解因素之二，“举杯邀月”，月———消解因素之三；“便欲乘风，翻然归去，何用骑鹏翼”，仙———消解因素之四。
“今夕不知何夕”是时空的隐退，个人超越了具体的时空，将人道融入永恒的天道———“水晶宫里，一声吹断横笛”，以一种广博的宇宙意识结尾，留下深刻绵远的哲思。
此外，元丰四年没有出现的“梦”再次复现，但内涵已有微妙的转变。
在那首著名的《念奴娇·赤壁怀古》里，苏轼说“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十拍子·暮秋》中又感叹“身外傥来都是梦，醉里无何即是乡”。
但先前的悲意在此时已经被转化为一种昂扬和超脱。
且不说《赤壁怀古》成为豪放词的开山之作，而《十拍子·暮秋》结句“狂夫老更狂”不也是一种豪气？在这里，“梦”已不仅仅是逃避现实的麻醉剂，而是走向了一种超越。
其转变也正是由于佛（禅）的注入。
如果说这些还不够，那么元丰五年的《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则更为明显：定风波89（上接第87页）案：《御览》卷76引无“卨”字，“于莘”引作“子华”，“可与为恶，不可与为善，是谓下愚”引作“不可与为善，可与为恶，是为下愚”。
（册1/页355/行40）按师古注曰：“于莘，桀之勇人也。
崇侯，纣之佞臣也。
”张烈《汉书注译》：“于”本作“干”，讹作“于”，或讹作“千”，莘又作“辛”，亦作“羊辛”，夏桀邪嬖臣。
据此《汉书》、《御览》皆因形近而误。
传述颛顼命南正重司天，火正黎司地。
（册4/页973/行3）案：《御览》卷16引“南正”作“木正”。
（册1/页82/行33）《御览》卷79引作：“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北正黎司地，以属民。
”（册1/页371/行11）考颜师古注引臣瓒曰：“南正司天，则北正当司地，不得言火正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