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与《聊斋志异》讽刺艺术之比较“秉持公心,指摘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戚而能谐,婉而多讽”，《儒林外史》以其深刻的思想内容和高超的艺术技巧,为我国讽刺文学的典范。
“写鬼写妖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骨三分”，精练地概括了《聊斋志异》在讽刺艺术方面的高超成就。
二者一个以“儒林文人”为对象，进得行辛辣的讽刺，一个以鬼神妖怪的世界来映射世人；一个冷峻，给人以悲剧感觉，一个热烈，给人以喜剧的印象。
但二都虽都是从现实出发，通过夸张变形，借以批判现实，但所达到的艺术效果却是不同的。
首先，在题材的选取上，《儒林外史》着重选取具有典型意义的题材，而《聊斋志异》则选“小”题材，以小见大，讽喻时弊。
《儒林外史》所写尽是“儒林中人”，天下儒生何止千万，这样选择有有代表性的题材极其重要。
许多人情世态也都是当时社会上常见的,作者抓住了这些材料,加以典型的概括,例如，范进在发迹前受尽冷落,向胡屠户借钱,被胡屠户一口唾沫啐在脸上,骂了个狗血淋头,一旦范进中举,胡屠户马上改口他为“贤婿老爷”,还夸奖他“才学高,品貌好,就是城里头张府、周府那些老爷,也没有这样一个体面的相貌。
”前倨后恭，刻划出当时的世态。
蒲松龄善于选取“小题材”反映、揭露黑暗社会的“大现实”。
《促织》就是最杰出的一篇。
因“宫中尚促织之戏,岁征民间”,于是层层官吏借此敛财。
最后落到里正成名身上。
他捉不到促织,又“不敢敛户口”,被抓去打得“浓血流漓”,“惟思自尽”。
后经“巫”指点,幸得金翅促织,又被子弄死,子惧投井。
然而,其子魂化促织,“轻捷善斗”,遂献宫中,“上大嘉悦”,成名因而暴富,竟“裘马过世家”。
情节跌宕起伏,惊心动魄。
作品通过一个小小的促织,把皇帝的昏庸,社会的黑暗,官吏的谄媚,人民的疾苦,反映得淋漓尽至,这已不是一般的刺贪,而是直刺最高统治者——皇上。
其次，在讽刺手法的运用上，也有不同。
《儒林外史》采取广泛而又强烈的艺术对比手法,从正面进行讽刺抨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