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的遭遇-顾准的最后十年Microsoft Word 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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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准:剑与火的思想者地上不可能建立天国,天国是彻底的幻想,矛盾永远存在,所以,没有什么终极目的,有的,只是进步。
——顾准我在回家的路上就是觉得特别特别冷,觉得那是一个冰冷的世界,顾准就像是一点点温暖的光亮,但是他走了,然而我想,他还是给我们留下了光亮。
———吴敬琏顾准是谁?他曾是官员,也是学者。
更重要的,他是一名思想者。
1957年,计划经济全面启动,举国“跃进”之时,顾准逆势而为,提出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提出要市场化改革。
这一提法是他罹难的开端,随之而来的是,两顶“右派”帽子,下放“牛棚”,妻子自杀,子女与之断绝关系。
他惶惶地失去了一切,并自嘲为丧家之犬。
但对于自己的思想,他仍牢捏在手。
他独自一人,在漆黑的思想隧道里,用剑来挑战人类的愚昧,用火照亮人性的良知。
在河南改造中,大家惟恐不够革命,人人一身破衣烂衫作自我保护,而顾准却经常穿着以前上海流行的背带西装裤。
他在日记中说:不愿做“驯服工具”的家雀,要做自由思考的海燕。
1966年,顾准与妻子汪璧32年的婚姻结束。
第二年底,他又收到一封家里来信,信中只是一句简短声明:“和顾准断绝父子关系”,下面是四个子女的联合签名。
1972年夏,顾准回到北京,住在中科院的一间斗室中。
他天天跑北京图书馆,大量阅读与做笔记,为一本名叫《希腊城邦制度》的书做准备。
这位经济学家不再满足自己的专业,他将研究的领域扩展到先秦,再扩展到中世纪的法国,又扩展到最为人称道的希腊的城邦制度。
在顾准全心钻研时,1974年11月,医生在他的痰中发现了癌细胞。
12月3日凌晨,顾准辞世,享年59岁。
吴敬琏曾撰文记录他对顾准的认识,“顾准一直在思考…娜拉出走以后‟要采取什么样的政治经济体制才能避免失误和赢得真正的进步;社会主义是不是注定了只能实行计划经济,而不能让市场价格自发波动来调节生产等。
顾准对它们一一做出了解答。
他的见解往往惊世骇俗,却又有理有据,使人不能不信服。
”王元化评价说,在造神运动席卷全国的时候,他是最早清醒地反对个人迷信的人,在“凡是”思想风靡思想界的时候,他是最早冲破教条主义的人,仅就这一点来说,他就比我以及和我一样的人,整整超前了十年。
经济学案例分析三篇昭君出塞资源短缺众所周知,西汉在汉武帝的时候已经进入一个全盛的时期,到宣帝的时候更是一个强盛的时期。
那时候的匈奴已经因为内部各利益集团的相互斗争分裂成好几个部分,经济、军事实力大为减弱。
但其中有一个名为呼韩邪的匈奴单于曾亲自带领部下来拜见汉宣帝,双方关系还不错。
宣帝后的元帝与匈奴的关系依旧缓和。
公元前33年,呼韩邪单于率众第三次前来长安,朝见元帝,十分恳切的要求同汉朝和亲,以巩固两者之间的关系,并表示愿意娶汉女作为匈奴的阏氏。
元帝也十分愿意通过和亲的形式来巩固汉和匈之间的友好关系,以减少不必要的战乱。
但是元帝又舍不得将自家的公主出嫁到遥远的匈奴,于是就决定将宫女许配给呼韩邪为妻。
后宫佳丽虽多,但却没有人愿意去匈奴。
就在这关键时刻,有一个名为王昭君的宫女挺身而出愿意远嫁匈奴。
元帝开始的时候十分高兴,因为自家的女人不用远嫁匈奴。
元帝在长安给呼韩邪与王昭君操办亲事。
呼韩邪单于得到年轻貌美的妻子,当然很是激动。
回匈奴之前,呼韩邪携王昭君一同向汉元帝告别,汉元帝见到这样的旷世美女,心头很不是滋味,但是为时已晚,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王昭君远走。
回宫以后,元帝很是气愤,心想为什么连自己身边的美女都发现不了呢?为了追查到底,他叫人把王昭君的画像拿出来,仔细看了看,这才恍然大悟,原来画像上的昭君与现实中的相差太远。
于是元帝发出这样的疑问:"为什么画中的王昭君会变成这个样子呢?"最后,元帝终于搞清楚了原因,原来宫女进宫时先由画工画像,然后再送给皇帝看,依据画像来决定是否入选。
当时的画工给宫女画像,只有宫女们送给画工礼物之后,画工才会把人画得很美。
但是王昭君自恃自己的美丽而不愿意贿赂画工,结果画工就没把王昭君的美貌如实地画出来,导致王昭君入选不了,从而使其久居深宫,未能与元帝谋面。
得知此事之后,元帝极为恼怒,严惩画工毛延寿等人。
【故事中的经济学】在昭君出塞的故事中,为什么呼韩邪单于和亲的时候要娶公主?而元帝那样美丽的美女也是稀缺的,不然元帝也不至于恼怒,以至要惩办画工。
后发劣势作者:杨小凯来源:《新财经》2004年第08期编者按:7月7日,著名华裔经济学家杨小凯因病辞世。
作为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奠基者,杨小凯曾被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布坎南赞誉为“当今最好的经济学家之一”。
对于杨小凯先生站上诺贝尔经济学奖领奖台的一日,华人经济学界充满期待。
然天妒英才,斯人于人生第56个夏天撒手人寰。
杨先生一生经历传奇。
因1967年中学时发表《中国向何处去》一文入狱10年。
1978年出狱后,恰逢恢复高考,杨小凯直接被中国社会科学院录取为实习研究员,后曾在武汉大学执教,继而进入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攻读博士。
1989年,杨小凯就任澳大利亚莫纳什(Monash)大学经济系讲座教授,后成为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递增报酬和经济组织研究中心主任。
他的《专业化与经济组织》、《经济学原理》等多部中英文专著影响深远。
2000年4月,他在北京关于《后发劣势》的演讲,引发了他和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林毅夫教授的争论。
这场高水平的争论,对于中国未来发展的战略展现了最具原创性的洞见,让更多人理解了技术模仿和制度创新的深层内涵。
本刊对这份在学界颇受争议又传播甚广的文献进行了节选,刊登于此,以飨读者,更以此表达对杨小凯先生的纪念。
今天讲的题目是《后发劣势》,这个题目也许不太适合很多人的口味,因为现在国内都在讲“后发优势”。
我讲的“后发劣势”,在西方,研究的人也不多。
有一位过世的经济学家叫沃森,他在财政联邦主义、政治经济学等领域很有建树。
“后发劣势”概念就是他提出来的。
他提出的英文名称叫“Curse To The Late Comer”,就是“对后来者的诅咒”。
他的意思就是说,落后国家由于发展比较迟,所以,有很多东西可以模仿发达国家。
模仿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模仿制度,另一种是模仿技术和工业化的模式。
由于是后发国家,所以,可以在没有基础制度的情况下通过技术模仿实现快速发展。
为什么说“诅咒”呢?就是说落后国家由于模仿的空间很大,所以,可以在没有好的制度的条件下,通过对发达国家技术和管理模式的模仿,取得发达国家必须在一定的制度下才能取得的成就。
顾准年谱初稿选择字号:大中小本文共阅读 392 次更新时间:2015-07-03 22:42:37进入专题:顾准●顾准,字哲云,又名锋枫、吴锋枫,历年著述还曾用过笔名小方、怀璧等。
父姓陈,从母姓。
1915年7月1日(农历5月19日)出生于上海陆家浜顾家湾。
父陈文伟,商人,谙岐黄之术,江苏苏州人;母顾庆莲,江苏苏州人,与其姐同嫁陈文伟。
顾准大母生子四人:陈怀农(1902——1945),陈怀圃(1905——1950),陈怀德(1912——1958),陈怀良(1914——1938)。
顾准排行第五,小名双伍。
顾准生母有5个子女,顾准为长子。
六弟陈敏之(1920——),曾任上海市建设委员会秘书长、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七弟陈吉士(1923——),曾任山东省德州专区副专员。
大妹陈秉真(1926——),蚕桑工作者。
三妹陈枫,文革前任中共山西大学党委宣传部长。
1920年(5岁)入其姑母办的私塾读书。
1922年(7岁)插班转入留云小学上三年级。
该小学为佛教寺庙“海潮寺”所举办的私立正规完全小学,校长王志莘。
(王志莘(1896——1957),现代金融家和经济家,1923年与潘序伦一起赴美留学,获哥仑比亚大学银行系硕士学位,1930年任新华商业储蓄银行(现新华银行前身),该行后在北京注册,主要业务放在香港,为港澳中行集团成员行之一)总经理,解放后曾任全国人大代表,中国银行常务董事,新华银行行长。
)1925年(10岁)从留云小学毕业。
1926年(11岁)秋季入黄炎培创办的中华职业学校读旧制商科初中(二年制)。
课程含基础课与专业课,英语为学习的重点。
黄炎培(1878——1950),江苏州沙人(今属上海市),我国职业教育的先驱,著名政治活动家,流亡日本,1905年任同盟会上海总干事。
1927年(12岁)夏季从中华职业学校初中毕业,经王志莘介绍,入潘序伦主持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当练习生。
得潘序伦赏识,夜间到立信会计补习学校学习簿记会计,成绩优良。
吴敬琏厉以宁等提出:未来10年中国经济四大警示 2009年11月17日 07:01 经济参考报吴敬琏、厉以宁、李扬、刘世锦、蔡昉等经济学家联手把脉后提出——未来10年中国经济四大警示●再杠杆化趋势出现蕴藏新一轮资产危机●土地问题是影响未来经济的最重要因素●中低速增长中众多企业将面临生存考验●中西部要防止成为第三个“美左桥诺”本报讯日前,吴敬琏、厉以宁、李扬、刘世锦、蔡昉等中国众多著名经济学家聚首“未来10年中国经济走向”高峰论坛,从不同角度为未来中国经济会诊,提出四大重要警示。
警示一,中国出现再杠杆化趋势,蕴藏着新一轮资产危机。
此次全球经济危机中,中国经济回升很快,主要靠政府投资拉动,而消费并没有增长。
我们的十一五规划规定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要转到效率提高上去。
而现在要转到内需增加上去,这有很大的问题。
其他的国家在去杠杆化,去泡沫化,消除过分发行的货币。
我们现在却出现了一种再杠杆化的趋势。
这样走下去,我们就会走到一个危机发生前的那种状况,货币超发、再杠杆化,就会蕴藏着新一轮的资产危机。
现在有些迹象已经表现出来了,比如说股市、房地产市场的价格飙升,应该引起严重关注。
警示二,未来十年影响中国经济最重要的因素,是土地及土地相关的各种问题。
中国其实正处在土地资本化的过程当中,我们还没有很好地、非常有意识地组织这个资本化的过程,现在经济中的很多问题由此而发。
警示三,中低速增长中,依靠要素投入和市场扩容的中国企业将面临能否生存的考验。
未来10年,中国经济可能是中低速增长,中国的企业怎么办?前些年曾经有过一个研究,当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低于7%或者低于6%的时候,我们大部分企业是亏损的,整个国民经济是不盈利的。
而美国的经济、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1%、2%、3%是一个常态,但是企业是可以盈利的。
为什么?中国的企业主要靠要素的投入,主要靠市场容量快速扩张。
我们不会在市场需求增长放慢以后靠技术进步,提高生产率来盈利,所以我们面临着一个生产方式的转变。
我与顾准作者:陈敏之来源:《云梦学刊》 2015年第3期编者按:顾准是中国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第一人,中国市场经济的先驱者。
顾准的卓越思想如磁石一般,吸引了吴敬琏、张纯音、赵人伟、周叔莲、林青松、张卓元等一批年轻的经济学家,他的潜心研究对改革时期的社会思潮产生了重大影响,顾准先生多次蒙冤,但他仍以铮铮傲骨秉承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品德,以“天下兴亡”为己任,是具备“直立独行,敢开新路,敢行己志”的现代精神的知识精英。
顾准卓越而深邃的思想,源于他传奇而坎坷的人生。
在“恐怖与屈服时期”,顾准拼死捍卫人格底线,以思想日记的形式,写下他对“斯大林主义”中国化的深刻批判。
值此中国当代杰出的思想家顾准诞辰一百周年之际,本刊特地约请顾准的家人及其研究者撰写文章编成专题,以资纪念。
陈敏之(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上海 200020)收稿日期:2015-04-15作者简介:陈敏之(1920-2009),男,江苏苏州人,著名的经济学家,顾准先生的胞弟。
上世纪30年代参加革命,建国后曾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建委原副秘书长,上海市人民政府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上海立信会计专科学校校务委员会委员等职。
每一个人都在写自己的历史。
每个人的历史都有幸、有不幸。
幸与不幸,常常是各种偶然因素和偶然事件凑合的结果,不由自主。
生长在同一时代的人们,他们的历史背景是相同的,在他们身上,可以找到相同的历史投影;然而每个人的遭遇又不会相同,他们的家庭出身、受教育状况、工作环境、亲友交往,以及这些对每一个人产生的影响也是千差万别、各不相同,否则,如果千人一面,这个世界会变得十分单调、枯燥,所有一切绚丽多彩的艺术也就不可能产生和存在,因为所有的艺术都是个性化的,没有个性,也就不会有什么艺术。
我也在写自己的历史。
我的历史大概可以归入不幸的这一类,因为当我开始写第一章的时候,我便遇上了不可预料的不幸事件。
1937年7月18日下午(这是一个星期日)我在上海北站铁路以北的虬江路上践约去看一个人(这个人现在可以肯定他的身份是一个混进革命队伍的内奸)时,被预伏在那里的国民党中统三个便衣特务绑架逮捕。
2013/09 党史博采29上海工商界“奇特的少年天才”顾准,字哲云,1915年生于上海一个没落的小商人家庭,在兄弟姐妹中排行第五,因外祖父家无子嗣,自幼从母亲的顾姓。
幼年的顾准聪明好学,性情耿直倔强。
1925年,留云小学毕业后,原本可以直升著名的南洋公学,继续朝着向往的名牌学府交通大学迈进。
可是,他却毅然选择自我牺牲,报考了中华职业学校商科初级班学习会计,以期能尽早就业,帮助家庭摆脱经济困境。
中华职业学校由黄炎培创办于1918年5月,学校注重产学结合,学用结合,且收费低廉,是劳工大众谋生和为工商界培养人才的重要场地,在当时上海的教育界很有影响。
职教教师倾向进步,注意加强对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激发学生奋发图强、维护国家民族尊严的爱国精神。
在这样的环境中,顾准民族忧患意识和救国救民的强烈责任感日益增强。
1927年,为期两年的商科初级班学习结束,经人介绍,年仅12岁的顾准进入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当练习生,开始赚薪水养家。
事务所由国内外颇负盛名的会计学家、教育家潘序伦一手创办,所采用的西方复式簿记精确、及时、科学,受到中国新兴工商业者的普遍欢迎。
为适应社会需要,潘序伦还创办了立信会计补习夜校、立信会计专科学校,发展会计职业教育,培养新式会计人才。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练习生实际就是小学徒,辛苦、卑微,成天被人差来差去。
顾准为了尽快学到真本领,摆脱家庭窘境,刻苦自学会计学知识,凭借着天赋悟性和点滴积累,逐渐脱颖而出。
顾准的突出表现引起了潘序伦的注意,选其作助教。
就这样,年仅14岁的顾准又再次走入学校课堂,从批习题做起,逐步成长为立信会计夜校、立信会计专科学校的教授。
十几岁的他,因其在会计学方面的成就和造诣,在上海工商界开始崭露头角,被誉为“奇特的少年天才”。
顾准的教学深入浅出,理论联系实际,深受同事的钦佩和学生的爱戴。
1932年,他开始教授会计学中最艰深的专业课之一——银行会计。
由于这之前一直没有合适的教材,顾准发挥才智,亲自编著了银行会计教材,并在试教中不断修改完善。
顾准:道德的实践者作者:关纯来源:《中关村》2006年第01期在“讨伐”中国经济学家的声浪中,我蓦然想起了顾准先生——“用鲜血作墨水”写作的经济学家和思想家。
我刚刚读完新近出版的《顾准画传》,书页上留下斑斑泪痕。
我不是性情中柔弱的人,可是顾准先生的人格魅力,让你无法自已。
顾准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和经济学家,更是一位令人景仰的“道德的实践者”。
许纪霖教授在《中国知识分子十论》一书中说,“顾准本人很少有道德的话语,我们翻遍《顾准文集》,没有发现任何的道德高调,只有对传统理想主义的冷静反省。
他个人的道德高尚不是通过高调实现的,而是以悲壮的身体力行实现的。
”著名的经济学家吴敬琏称誉顾准先生是“中国经济学界提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行市场经济的第一人”。
今日之中国,“市场经济”已为人们耳熟能详,然而在50年前,敢提出如此超前的见解,那是需要具有追求真理的大无畏精神、科学的思想方法和丰厚的学识底蕴的。
1957年顾准发表《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正是在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启发下,对“斯大林经济模式”的深刻反思。
顾准的文章有的放矢,针对当时国家计委一位“高官”的某些不正确观点予以批评。
人们还记忆犹新,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国经济学泰斗孙冶方首倡“尊重价值规律”,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作出杰出贡献。
被顾准视为“知己”的孙冶方,在谢世前一再嘱咐他的两位学生吴敬琏和张卓元,要把顾准的《试论》一文附在自己的文集中。
并在《后记》里讲,“是年初夏,顾准同志就提出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问题,来同我研究……”顾准、孙冶方两位互为“知己”的伟大经济学家,留给后人一曲津津乐道的“学林佳话”。
说顾准是“中国的脊梁”的思想家和经济学家,他当之无愧。
顾准的超前思维令人惊叹。
早在1971年,顾准就在《十年来的苏联经济》文稿中写道——“他们的经济是有发展的,但是,这仍是备战经济体制的发展,一句话,斯大林主义的经济体制,对他们已经积重难返,成了不治之症了。
生平经历顾准于1915年生于上海的一个小商人家庭,祖籍苏州,父亲姓陈,经营棉花生意,后破产。
顾准有兄弟姐妹10人,他排行第五,随母姓。
在初中于黄炎培创办的中华职业学校就读两年学习会计,毕业后,因家境清贫,无力继续求学,12岁就到潘序伦先生创办的上海立信会计事务所当练习生。
随后通过自学会计学,成为掌握现代会计知识的专业人士。
1930年,十五岁的他便以其在会计学方面的成就和造诣,在上海工商界崭露头角,被誉为“奇特的少年天才”。
20世纪30年代,有多部会计学著作问世,是上海知名的会计学家。
1934年完成的会计学著作《银行会计》,成为国内第一本银行会计教材,被各大学采用,同时开始在大学任兼职教授。
顾准于1930年组织秘密的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进社,后转入武卫会。
同年10月,因武卫会组织被破坏,第一次流亡去北平。
1934年后,曾任中国民族武装自卫会上海分会主席、总会宣传部副部长。
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5年冬北平“一二·九”运动后,全国掀起了抗日救国高潮。
1936年2月,自北平回到上海,先后担任过上海职业界救国会党团书记,职员支部书记,江苏省职委宣传部长、书记、江苏省委副书记。
从1936年冬开始,全国人民抗日救亡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
1936年初成立的上海职业界救国会(简称“职救”),其公开负责人是沙千里等人,中间有一个秘密的党的核心小组,由顾准、王纪华、林枫(即宋书常)和雍文涛等组成,几个人党的组织关系不同,雍文涛是文委系统,顾准则是武卫会系统。
采取的行动,既有公开出面的联合指挥部,都是各行各业的代表,如知名人物有章乃器、沙千里、沈体兰、张宗群、胡子婴等,更有一个在他们后面的进行实际工作的核心小组内部指挥部。
每次游行示威,都作了精心组织与指挥。
[1]在文委工作期间,与经济学家孙冶方(当时为文委书记)认识并共事。
1940年后,曾任中共苏南澄锡虞工委书记、专员,江南行政委员会秘书长、苏北盐阜区财经处副处长、淮海区财经处副处长。
郎顾之争:从呐喊到论战 2005年08月31日 18:46 《理财》本刊首席记者林伟当国内经济学家“集体失语”从那位神秘媒体人士嘴里脱口而出的时候,在场的经济家们无论如何应答都变得无足轻重。
因为,在“郎顾之争”这杆极具“品牌”号召力的大旗下,国内经济学家的范围圈定与“集体失语”这一极具思维冲击力的“品牌理念诠释”词汇,和着各路媒体竞相跟风考问的节拍,就如同一张无形的大网,将国内所有自视为经济学家的人物一网打尽。
2004年8月,发表“讨顾檄文”的郎咸平是幸运的。
因为他的“讨顾”行动赢得了无数“反对”或“赞同”的声音,得以摆脱“五四”新文化运动旗手鲁迅先生那种孤独呐喊于生人之中而无一人应和的“厄运”。
“造炮专家”郎咸平2004年8月9日,郎咸平在复旦大学发表题为《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的盛筵中狂欢》的演讲,炮轰顾雏军在“国退民进”过程中席卷国家财富。
郎咸平表示,他和学生经过3个月的研究后发现,顾雏军先后收购了科龙、美菱、亚星客车(18.88,-0.57,-2.93%)以及ST襄轴四家公司,号称投资41亿元,但实际只投入3亿多元。
郎咸平认为,顾雏军的“巧取豪夺”包括“安营扎寨、乘虚而入、反客为主、投桃报李、洗个大澡、相貌迎人、借鸡生蛋”7种手法,其核心就是通过表面看似无关的交叉关联交易与相应的财务数字游戏制造或盈或亏假象,实现其低价收购国企、瓜分国有资产的目的。
在炮轰格林柯尔之前的2004年7月31日,郎咸平最先炮轰的是海尔。
在题为“海尔变形记:一次曲折而巧妙的MBO”一文中,郎咸平分析认为,海尔管理层通过依法不能对外投资的职工持股会,对外进行投资设立海尔投资公司(海尔职工持股会持有该公司98.6%的股份),通过海尔投资完成对海尔中建的投资控股,再通过一连串的关联交易实现海尔中建对海尔集团的控股。
如此一来,海尔职工持股会最后就成了海尔集团的真正主人,海尔曲线MBO得以成功。
与海尔曲线MBO成功相对应,自然是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
顾准的生平事迹材料顾准是中国当代学者,思想家,经济学家,会计学家,历史学家,是中国最早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第一人。
下面是小编跟大家分享的顾准生平事迹,欢迎大家来阅读学习~顾准的基本简介顾准早年毕业于上海立信会计学校。
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7年他发表了《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第一次提出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行市场经济。
后来,他两次被打成右派,仍然坚持理想和信念不动摇。
在逆境中,他写下了《希腊城邦制度》和《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等著作,对革命胜利后所遇到的问题进一步进行了思考和探索。
顾准不仅为我们留下了他的著作和思想,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为我们留下了一种卓尔不群、独立思考的精神。
顾准的生平经历顾准于1915年生于上海的一个小商人家庭,父亲姓陈,经营棉花生意,后破产。
顾准有兄弟姐妹10人,他排行第五,随母姓。
在职业学校的初中毕业后,因家境清贫,无力继续求学,12岁就到潘序伦先生创办的上海立信会计事务所当练习生。
随后通过自学会计学,成为掌握现代会计知识的专业人士。
1930年,十五岁的他便以其在会计学方面的成就和造诣,在上海工商界崭露头角,被誉为奇特的少年天才。
20世纪30年代,有多部会计学著作问世,是上海知名的会计学家。
1934年完成的会计学著作《银行会计》,成为国内第一本银行会计教材,被各大学采用,同时开始在大学任兼职教授。
顾准于1930年组织秘密的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进社,后转入武卫会。
同年10月,因武卫会组织被破坏,第一次流亡去北平。
1934年后,曾任中国民族武装自卫会上海分会主席、总会宣传部副部长。
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5年冬北平一二九运动后,全国掀起了抗日救国高潮。
1936年2月,自北平回到上海,先后担任过上海职业界救国会党团书记,职员支部书记,江苏省职委宣传部长、书记、江苏省委副书记。
在文委工作期间,与经济学家孙冶方(当时为文委书记)认识并共事。
1940年后,曾任中共苏南澄锡虞工委书记、专员,江南行政委员会秘书长、苏北盐阜区财经处副处长、淮海区财经处副处长。
顾准——先知顾准,从理想主义,走向经验主义。
一、放弃理想主义顾准(1915——1974),原籍苏州,生于上海,兄弟姐妹,共有10人,在兄弟辈,排行第五。
家庭姓陈,从母姓顾。
父亲从医,家境清贫,因而商科初中毕业,进入会计行业。
从1927年到1940年,顾准在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工作14年,自学成才。
1934年,完成第一部会计学著作《银行会计》,不过19岁。
后又陆续出版:《初级商业簿记教科书》、《簿记初阶》、《股份有限公司会计》、《中华银行会计制度》、《所得税原理与实务》、《中华政府会计制度》等。
他在之江和沪江等几所大学,担任兼职教授。
1935年2月,顾准参加中国共产党,全国解放后,担任上海市财政局局长,兼税务局局长。
1953年调至北京,担任中国科学院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副主任,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等职务。
顾准,终其一生,只为追求真理,别无所求。
他研究马克思著作,东西方文明,只为探索人类前进方向。
当他探索民主,了解到世界本无“终极目的”,有的只是进步时,便毅然决然,放弃理想主义,走向经验主义。
二、惨遭家庭抛弃从1952年至1974年12月病逝,这22年,顾准“艰难坎坷,历尽折磨”。
1952年“三反”运动,他受到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错误处分;1957年和1965年,两次被错误地,划为右派分子。
一个人用冷竣科学态度,重新审视历史轨迹,并努力从传统思想禁锢,彻底解脱,不可能不经历一番痛苦。
除由此付出的精神痛苦代价外,还有家人的抛弃。
他丧失了除他自己以外的一切,名誉、地位、妻子,家人。
为了“保全”子女,为了不“害”他们,只能接受“划清界限”这唯一可能的选择。
妻子含冤而死,子女坚持“信念”,而断然与父亲“划清界限”。
1972年,年近九旬的老母,得知儿子受尽苦难,已经回到北京想见一面时,因为他的妹妹不同意,只能作罢。
1974年,顾准病危,老母坚欲一见而不能,成为终生遗憾。
他的深刻思索,常常在数不完的批斗、侮辱甚至挨打之中完成。
【名人故事】牛顿买错股票损失惨重,牛顿炒股巨亏,叹言“能算准天体的运行,却算不准人类的疯狂”股市有风险,美国著名幽默小说大师马克-吐温曾在其短篇小说《傻头傻脑威尔逊的悲剧》中借主人公威尔逊之口说出一句名言:“十月,这是炒股最危险的月份;其他危险的月份有七月、一月、九月,四月、十一月、五月、三月、六月、十二月、八月和二月。
”如此说来,月月都是危险月!这不仅仅是马克-吐温的一句幽默之语,其实也诉说了他自己在股市中的切肤之痛。
当年,马克?吐温曾经迫于还债压力,进军股市希冀大捞一笔,但是结果屡战屡败,屡炒屡输,最终只换来一句“威尔逊”的名言。
与马克?吐温相似,历史上也曾经有过一些名人,他们也如今日股民一般历经股海沉浮,有人欢喜有人忧。
牛顿炒股巨亏,叹言“能算准天体的运行,却算不准人类的疯狂”大名鼎鼎的牛顿就曾做过一个疯狂的股民。
1711年,为攫取蕴藏在南美东部海岸的巨大财富,有着英国政府背景的英国南海公司成立,并发行了最早的一批股票。
当时人人都看好南海公司,其股票价格从1720年1月的每股128英镑左右,很快增值,涨幅惊人。
这时候牛顿恰巧获得了一笔款子,加上他个人的一些积蓄,看到如此利好消息,就在当年4月份投入约7000英镑购买了南海公司股票。
很快他的股票就涨起来了,仅仅两个月左右,比较谨慎的牛顿把这些股票卖掉后,竟然赚了7000英镑!但是刚刚卖掉股票,牛顿就后悔了,因为到了7月,股票价格达到了1000英镑,几乎增值了8倍。
经过“认真”的考虑,牛顿决定加大投入。
然而此时的南海公司已经出现了经营困境,公司股票的真实价格与市场价格脱钩严重,此前的6月英国国会通过了“反泡沫公司法”,对南海公司等公司进行限制。
没过多久,南海股票一落千丈,到了12月份最终跌为约124英镑,南海公司总资产严重缩水。
许多投资人血本无归,牛顿也未及脱身,亏了2万英镑!这笔钱对于牛顿无疑是一笔巨款,牛顿曾做过英格兰皇家造币厂厂长的高薪职位,年薪也不过2000英镑。
柴静:非如此不可?非如此不可!——顾准逝世35周年祭时间:2010-01-20 18:38 作者:柴静字号:大中小点击: 2143次三十五年前,十二月三日,零时过后不久,顾准在风雪夜去世。
写这篇文章,了解他,纪念他,感谢他。
一一九五二年,三十七岁的顾准被撤去上海市财政局长职务。
关于这次撤职,没有档案材料,只有一份当年二月二十九日新华社电讯稿的几句话:“顾准一贯存在严重的个人英雄主义,自以为是,目无组织……屡经教育,毫无改进,决定予以撤职处分”。
人人穿黄布军装的年代,一个穿背带裤,玳瑁眼镜,在跟弟弟的通信中常常用“睥睨”二字的人,得到这个评语不奇怪。
他不是出身望族,十二岁在上海会计师事务所当学徒养活一大家子人,十五岁已经写出中国会计业的最早教材之一,大家都承认,“整个大华东地区找不出他这样有才干的人”。
但是这个人“不服用”。
中财部曾有意调他,但他坚持留在上海“一入阁只是盆景,长不成乔木了”。
不光不去,他还不同意上级“民主评议”的运动式征税的方法,认为应该按法律规定的税率来征,不光不同意,还连续写文章来论证谁对谁错。
他被撤后曾有人为他申辩,一位领导说“顾准不听话,不给他饭吃”。
撤职当天,他一句话不说在办公室坐了一个晚上,他的秘书陪着他坐了整整一个通宵,没有暖气,脚都冻痛了……天亮之后,他“使劲推开了门,走了出去”。
一个人在盛年时由狂热汲于严寒,是什么心情?有相似际遇的李慎之写过“我觉得我的精神暂时是破裂了。
举一个例子,我现在绝对不能听我所深爱的音乐,因为它会引起我无可忍受的混乱的反应,我觉得,贝多芬的慷慨悲歌,莫扎特的无邪的遐思,现在对我都是不相干的。
一个人在能够喜悦或者能够悲哀以前,首先必须自以为是正直的,是诚实的,然而我却不能”。
撤职没有具体原因,顾准连检查都不知道该怎么写,他想写民主评议的事,被人叮嘱“不要写这个”,他连批判他的会议都没权参加,市委简报上的顾准检查,是由他的继任代写的。
不听话,不服用的结果,是被剥夺参与这个世界的权利。
与经济思想史›经济学家的遭遇-顾准的最后十年经济学家的遭遇-顾准的最后十年发表于陈敏之2005-11-1 22:18:00顾准的最后十年陈敏之他成了一个有家不能归的“寡人”往事如烟,不过,有些往事却是一辈子难以忘怀,也不应该忘记的,因为它是那样刻骨铭心。
1965年冬,汪璧(我的五嫂)在来信中告诉我,她准备和五哥(顾准)离婚,双方已商谈过并已取得协议,如果我没有什么意见,就打算分别向各自的组织打报告。
不过,信中还说,只要五哥有一天脱掉右派帽子,就可以立即复婚。
言外之意,仿佛在告诉我是出于无奈。
就此事征求我的意见,希望我复信云云。
读信,我并不感到太突然,在我心里倒是觉得可以理解的。
我心里明白,导致离婚的原因与不久前发生的那件事有关。
也就是1965年的春天,有一天收到五嫂来信说,某日晚上突然来两个人把五哥带走了,带到哪里去,不知道。
对此,我倒是真的吃了一惊。
因为根据我的经验,这是一种非同寻常的手段,我没有想到在我们共和国也会发生这种不符合法律程序的行为(以后到了文革时期,就成了司空见惯的了),我完全能够感觉到问题的严重程度。
然而我无法向五嫂说一句安慰的话,因为我同样一筹莫展,只能默默地等待。
接着,警报又从我大姊那里传过来,在清华读书的她的次子的学校里来了两个人,声称要家里把她儿子的来信全部交出来,大姊来和我商量,为了不要把顾准牵连进去,我出了一个不高明的主意,主张信不要交出去,结果,当然没有起什么作用。
那么,大姊的儿子在学校里究竟犯了哪一条,要如此大动干戈?原来,他和几个同学组织一个什么现代马列主义研究会的组织,这些年青人真不知天高地厚,共和国虽然公开声明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立国的思想基础,但是哪里能随便研究得的,自由结社更是犯天条。
这件事传到了康生那里,本来打算把张闻天、孙冶方、顾准串起来打成一个有组织的反革命集团,结果是空欢喜一常经过严格的隔离审查,证实组织上与顾准毫无干系,但是思想上的影响却是摆脱不掉的。
过了大约四个多月,五哥给我来信,说已经回到家里,在隔离期间,除了他的外甥交代的他都承认下来以外,他没有作过任何交代,因为他事前对这个组织毫无所知,实在没有什么可交代的,对于难以容忍的逼供行为,他曾经以绝食抗议过;现在在等待处理,大概国庆以后可以作出决定。
不久,决定下来了,再次戴上右派帽子,下放去京郊房山大韩继村劳动改造。
1945年日本投降以后,从上海接到解放区、曾经在战争环境中辗转流徙、年近八旬的老母亲,这次只能送到太原的妹妹处,让她有一个比较安宁的生活环境,不至于为儿子担惊受怕。
这时,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已经在上海(文汇报)发表,根据我的政治经验,我预感到这是一场政治风暴即将来临的征兆,虽然我无法预知这场风暴将持续多久,范围多大。
在这种政治气候下面,五哥第二次戴上右派帽子固然是五嫂决心离婚的一个因素,但当时她的内外处境的艰难、困窘和难以明言的复杂情况,比我所能知道的可能严重得多。
对此,我完全能理解。
我深知,从1934年他俩结婚以后的三十多年来,真是两情相笃,患难与共,经历过多少惊涛骇浪,不是出于万不得已,五嫂是绝对不会提出这种看来绝情的措施的。
对此,我当然只能表示同意,虽然我内心深处并不赞成。
我没有想到五哥这个家庭的这种裂变,以后会成为破碎一片,再也未能复原。
五哥到房山大韩继村劳动改造,通信好像还有自由,还能和我通信。
因为已经办过离婚手续(实际上不过各自提出了离婚申请,没有经过法院,并无法律效力),他觉得不便和家里直接通信,要我作中介,代为转信,我自然一口应承了。
1952年“三反”以后,他先后在上海(建造二万户公房)、洛阳(当时156项国家重点工程中有几个在洛阳建设),有过一些搞建筑工程的实际经验,因此,对当时正在建造中的工程,常常还多嘴多舌,提出这样那样他认为必须提出的意见,还是那样不安分,不避嫌疑,不顾别人会有什么看法,完全忘了自己当时的身份,认为这是他应尽的责任。
离婚对他实在是一件不堪重负、令人心酸肠断的事,他丧失了可以向之倾诉一切的妻子,丧失了孩子,丧失了家庭这个惟一可以让他稍稍休息、得到一点温暖的所在,他成了一个有家不能归、孑然一身的孤独的“寡人”。
这时他在给我的信中经常出现“丧家之犬”、“白虎星”(言指害了他的孩子)这类自嘲自责的字眼。
“我为秀服丧是终身的”1966年冬,红卫兵运动的狂飚从城市到农村席卷祖国大地,近在京师近郊的房山当然不会例外。
开始时,他的真实身份并没有公开,后来,终于被红卫兵知道,一场灾难不可避免地降临到他的身上。
在一封信中,他告诉我,红卫兵将他一顿痛打之后,还把他打翻在地,在地上拖,弄得满头满脸全是血污。
为了不致酿成人命,经济所只得把他们全部调回北京城里。
从此,通信中断,音讯隔绝。
一直到他生命终结,再没有能和他的妻子、孩子,还有老母亲见一面,生死两茫茫。
1968年4月,汪璧自杀身死。
我第一次听到这个传闻,还是在漕河泾原“少教所”隔离期间,我不相信这是真的,但是我无法深究,直到1969年9月回到家里,我妻子告诉我这是确实的,然而我仍然觉得难以置信。
1967年11月,我曾有机会去北京,便专程去探望过她,那时,她看来十分疲惫和憔悴,但是,我怎么能想到仅仅半年以后,她会绝望到作出这种选择?老母亲走了,去了太原;丈夫虽然同在一个城市,却是咫尺天涯;孩子们都给文革的巨潮卷走了;身边没有一个亲人能给她这颗孤独无告、破碎的、流淌着血的心以一点安慰,否则,也许这场悲剧是可以避免的,我曾这样设想过。
五哥知道汪璧的死讯,整整迟了一年半,组织上把这个消息封锁了,不让他知道。
从顾准的遗物中发现的日记可以获知,1969年11月,经济所奉林彪第一号令“一锅端”下放到河南息县前夕,他曾两次提出书面申请,要求和妻子见一面,这时他已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觉得他的妻子已不在了,因此,他又向组织保证:“无论她死了,疯了,病重了,都一不影响下去;二不影响改造”,组织这才向他说了实话。
但是,有关他妻子的死期,死况,遗言等等,仍然一概不知,对于他妻子的死,他在日记中写道,“闻噩耗,既觉意外,也不觉意外;意外的是,她爱孩子,为什么给孩子留下一个‘母自杀’的家庭环境;不觉意外的是,1965秋,她已写过遗嘱,1967年5月,她看来已经实在支持不住了。
”妻已经永远再也见不到了,他要求和他的孩子见一面,组织上同意了,然而却遭到孩子的拒绝(现在知道,并非出于孩子的本意),他本来还想见面后在外面招呼孩子一起吃一顿饭,也成为可悲的幻想破灭了。
他想和亲人晤见,得知更多信息的一切努力都告失败。
人生还有什么比丧失自己的妻子更令人心碎,深沉的哀痛难以抑制,一次吃饭时,悲从中来,伏在饭盆上失声大号。
他在日记中写着:“ 1944年在延安,我为父亲服丧,这一回,我不服丧,因为我为秀服丧是终身的”,“我至少还要活二十年。
三十五年的记忆(指从结婚至今)至少在我心里还要活二十年。
”他没有死,活下去了,但是只活了五年。
这以后的几年,是彼此绝对的隔绝。
一张油票和两年通信1972年初冬,我取得当时干校组织上同意,藉探亲假的名义去了北京,除探望老母亲外,也想趁便探寻五哥的下落,我觉得无论在道义上、感情上,这都是我不容推辞的责任。
说来也巧,五哥恰好也在这年夏天从河南息县回到北京,因此,没有费多少周折就找到他并晤见了。
在晤见之前,我先看到了一封他给孩子的信。
信很短,大意是,祖母是否健在,很想念。
附去照片六张,是刚回到北京时照的,哪一位要照片,可以给他。
我现在还没有力量照顾你们,附去省下来的油票一张,表示一点心意。
下面黏贴的是一张从他自己的口中省下来的当时能用的油票。
读信,看着照片,我怎样也难以抑制涌动的泪水。
这使我联想起六十年代初,他拼命笔耕(指翻译熊彼得、罗宾逊夫人的两部经济学著作。
这两本书一直到他死后,才由商务印书馆于八十年代先后出版),企望以此来使家庭经济多少能得到一些改善。
当我想到笔耕所蕴含的是一个父亲对自己的家庭“赎罪”心理和一张小小的油票中包容的是一腔舔犊之情,我怎样也难以抑制自己心灵的震颤。
离别十年,劫后重逢,当然是高兴的,但是彼此都很少述说过去。
曾经设法让五哥和在三妹处的母亲见一面,未能如愿,直到他两年后离开尘世也未获实现,成了无法补偿的终生遗恨。
他当然也非常惦念自己的孩子,想见见他们,在我去京之前,他已作了努力,都归无效。
因此,话题也绝少再提及这些令人凄怆的事。
倒是当我诉说在漕河泾期间,除了“红宝书”和毛逊外,再也读不到其他书籍,浪费时间,表示极大的惋惜,希望读一点中国历史时,引起了他的兴趣。
他劝我应当先读一点西方历史,他说,中国人对自己国家朝代的更迭、嬗变总是知道一些梗概的,但是你如果不懂西方历史,也就很难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
这一点,当时我并不真正理解,直到我多少读了一点西方史以后,才真正有所体会。
身为中国人,如果对自己老祖宗的历史茫然无知,当然是一种无可饶恕的羞辱;谈历史,言必称希腊、罗马,对于这种洋教条,固然也应批判;但是,作为一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果对于由以产生马克思主义的西方历史以及影响及于现代西方国家的希腊文明传统一无所知,他确实也很难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
就像外国人如果不懂得孔、老、庄、墨、荀、韩等等,也就不可能真正懂得中华文明及其传统一样。
目前的问题是多少懂得一点西方历史和希腊文明的人太少,而不是太多。
举一个最浅显的例子。
我过去读《共产党宣言》,对于其中提到的市民阶级,究竟是何所指,市民阶级是怎么产生的,它对近现代资本主义和议会政治的产生和发展起过什么样的作用等等,可以说完全无知,因而只能生吞活剥地囫囵吞下去,一直到读过一些西方历史以后,才有了真正的了解,我相信不少人会有此同感。
大概以此为契机,才会有1973~74两年间在我们两人间不断的通信。
这些通信,不是海南天北或家庭琐事的闲聊,而是对一些彼此都感兴趣的历史的或现实的问题的认真的讨论,其中不少是我提出向他请教的问题(这些在通信中他所写的“笔记”,都已收入《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见《顾准文集》)。
对于一个立志服务于祖国和人类的人来说,当他发现西方文明中确实有许多为我国固有的文明所阙如的长处和优点时,凭着社会良知,他是无法加以拒绝的。
为了自己国家、民族的振兴和腾飞,汲取其他文明中的所有优点和长处,应当是无可非议的,那种虚妄的民族自大在这里不应当有立足之地。
“娜拉走后怎样”,是顾准借用鲁迅的命题提出的一个当代的问题,是当前我们面临的最大的问题。
这个命题的实际涵义是: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取得胜利,这当然很好,但是“不要以为我们的问题全已解决。
清醒地看到问题所在,知道我们解决了什么,哪些没有解决,哪些走过了头,实事求是,而不是教条主义地对待客观实际,我们国家就会在经济上雄飞世界……”(《顾准文集》P.330)顾准提出这个命题,至今二十多年过去了,这个世界又发生了许多重大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