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活着》的叙述动作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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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着》――从小说到电影的不同艺术表现手法史新月关键词:小说电影艺术表现手法超越表现形式余华是20 世纪中国先锋小说的代表,张艺谋则是先锋小说家的“杀手”。
余华与莫言、苏童等具有先锋性质的作家一样,都因张艺谋的电影而打上了市俗的烙印,也因此而获得了大众文化的掌声。
在余华等人的先锋作品受大众文化接受的过程中,张艺谋究竟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有多少歪曲与图解,又有多少创造与升华,这是21 世纪初文学研究中的一个难题。
姚雪霞同学敢于涉及,已属不易。
因此,姚雪霞同学在“有多少创造”的问题上浅尝辄止,也情有可原。
最让人感到遗憾的是,本文在文字上处处显露出作者对华美的追求,却因此而暴露出作者对文字的失控,不仅常常因词害意,而且还有不少病句。
而将《活着》的主人公“福贵”多次误写成“富贵”,则是粗心大意的典型表现。
长篇小说《活着》原载于《收获》1992 年第6期,曾经获意大利文学大奖―― 格林扎纳•卡佛奖、台湾《中国时报》十本好书奖,自1998 年 5 月由南海出版公司重新出版以来,至2003 年7 月底,已发行约20 万册。
1994 年张艺谋将《活着》拍成电影,获当年戛纳电影节银熊奖,扮演福贵的葛优凭借本片成为第一位华人影帝。
电影《活着》因为种种原因并没有在国内公映,但通过其他渠道传播,依然在受众中引起广泛反响。
所以选取《活着》作为本文研究的主题,是因为它牵涉到的小说原作者余华、电影改编导演张艺谋皆是当代中国文学、电影界的扛鼎人物。
对同一故事的不同阐释方式既体现出个人风格,又触及民族文化心理的深层。
一、小说《活着》:用循环叙事叙说的边缘生存1、边缘生存“活着”这个简朴的词语给我们带来了指向幽远的关于生命的妄想,某种相关性的暗示诱惑着我们在闪烁不定的文本中寻找着生命共性的东西。
(1 )个人处在大历史的空档中保持着自在的真实历史往往被理解为是由伟人、巨人、罪人这些粗大黑点和战争、革命、朝代更替这些粗壮黑线构成的大网,而无数小人物及他们的生命史被疏漏在大网的空隙处。
《活着》双重叙事风格的冲突与一致基于电影《活着》,分析其双重叙事风格,并探讨两种叙事风格的冲突与一致。
从电影来看,《活着》是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双重叙事风格的复合体。
《活着》的故事发生在20 世纪40 年代、50 年代、60年代三个历史时期。
三个时期对应不同的历史事件: 40 年代的国共内战、50 年代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以及60 年代的“文化大革命”,这三个时代成为影片中一群小人物的生活的时代政治大背景。
从悲观主义的叙事角度来说,小人物嵌入时代舞台上,他们的死亡故事如皮影戏般被动而又无奈上演着。
从乐观主义的叙事风格来说,活着才是人生的全部意义。
从40 年代,到50 年代,再到60 年代,时代背景在不断变动,但是,贯穿每一个时代的《活着》的含义则通过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双重叙事风格展示出来。
在悲观主义的叙事风格下,个人无力改变历史和命运。
“上帝决定借你演一出荒诞剧,你别无选择,只有接受而已。
永远别埋怨他,他永远对,他就这脾气。
”电影《活着》为观众呈现了在社会政治运动中沉浮的社会底层小人物的悲剧性命运。
这些小人物面对着无法掌控的社会政治动荡,只能选择被动的顺从、无奈地承受。
从悲观主义的叙事来看,活着就是一种忍受。
但是,在乐观主义的叙事风格下,个人拥有面对命运的不同态度。
“当余华用苦难重重的绝望梦魇亵渎了现实和人的生活之后,面对他所感受到和呈现出来的苦难,他选择了救赎”,而救赎的方式就是保留着人性中的善良与温情,即使屡屡遭受生活沉重的打击,依旧充满希望地活着。
在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的双重叙事风格下,活着,是一种痛并温暖的过程。
这里将分析双重叙事风格在40 年代、50 年代和60 年代三个历史时期的具体表现。
一、40 年代40 年代是一个战乱的年代,影片向我们展示了国共内战的背景。
从悲观主义的叙事来说,龙二和福贵的悲喜命运向我们展示出大时代下,运气成为个人生存的惟一依赖。
另一方面,从乐观主义的叙事来说,家珍的不离不弃和坚守,成为冰冷历史中的一点温情。
《活着》叙事艺术简析《活着》是余华代表作之一,讲述了一个封建地主家庭的败家少爷徐福贵由养尊处优到一贫如洗,在解放战争、土改运动、大跃进和自然灾害时期等一系列的社会变革中经历流亡、饥荒、疾病、妻儿老小一个接一个地离他而去的种种苦难,最终在一头牛的陪伴下孤苦地活着的故事。
苦难如影子一般,贯穿了福贵的一生,他几乎是经历了所有那个年代的人们可能会遭遇的苦难,可哪怕是沦落到一无所有的境地,他也带着对苦难的深切感知,顺从地活了下来,既找不到支撑自己活下来的力量,也没有咬牙坚持的愤恨,余华对福贵这一生的注解是——“一个人和他命运之间的友情”。
余华在《活着》的序言中谈起这部作品的创作渊源,是一首美国民歌《老黑奴》给了他灵感,这位在命运的无尽折磨下依然保持温良的老黑奴深深打动了余华,他也通过福贵的一生将这样的感动传达给读者,同时叙说着对生命朴实的认知:“人是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的,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着”。
这样的认知让人明白活着本身就值得歌颂值得感恩,不抱有活着之外的任何期待,人的精神状态便能够在任何经历面前不致干涸,与命运和平共处,显示出最温驯亦最柔韧的力量,“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无聊和平庸”。
正是因为这种来自平凡之人的伟大生命力量,为这部作品注入了深刻的灵魂,而这种力量的书写,也是余华作为先锋派作家自觉的叙事艺术的高度体现。
余华坦白,这部作品最初是以第三人称创作的,在难以为继时才在苦苦思索下转换为第一人称,终于顺利地完成了创作。
实际上,余华对叙述视角的构思之精巧,远远不止视角的选择。
故事是通过福贵对一位搜集民间故事的青年讲述自己的经历推进的,是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的结合,同时在讲述的推进中富有节奏地进行转换,共同构成了叙事的多重审视。
第一重视角,是福贵作为当事人对自身经历的感受,这种真切的感受是第三人称无法到达的细致,不仅能使读者深刻体会到种种苦难对福贵的沉重伤害,还能寻找到苦难倾轧下的福贵收获的点点滴滴的珍贵温情,福贵的人生走到最后时,依然能感到安心和满足,才能令人真正信服,读者在福贵的讲述中自然代入,仿若亲身经历,心情由沉重哀伤到逐渐宁静,那份“活着”的力量,也在这样的过程中无声吟唱。
浅析《活着》的叙述动作摘要:余华是当代著名的先锋派作家,他于1992年发表了第二部长篇小说《活着》,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来浅析《活着》的叙述动作。
在这部小说中,余华采用了双重叙述者的叙述结构,对词语、话语、事件和人物特征重复的叙述,都使得《活着》这部小说散发出重复叙述的艺术魅力,也将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塑造的更加生动、丰满;并以其幽默诙谐、朴实平和的叙述声调,给读者以身临其境的真实感、亲切感,从而引起了读者与叙述者间的情感共鸣。
关键词:《活着》;叙述者;重复叙述;叙述动作《活着》是余华于1992年发表的第二部长篇小说,它是一部以先锋精神与中国沉重的乡村现实相结合的作品,余华在小说创作中一改以往小说叙述风格,由最早的零度叙述,到《活着》时的平静、温和的叙述,采用写实的手法,摒弃了写作形式的繁杂,以一种极为简单的叙事方式,向我们讲述了一位老人——“福贵”在经历亲人一次又一次的离去后,仍坚强乐观的活着的故事。
《活着》曾被翻译成多种文字(韩文、日文、英文等)在国外出版、发行,而他的另一部作品《许三观卖血记》被列入韩国中文大学的教材,足以证明余华在国内外文坛上的巨大影响。
法国《快报》称:“这对那永恒的中国时代老百姓生活的成功描写正是得益于中国新浪潮最有才华的作家之一—余华。
”[1]近年来余华小说的叙述艺术备受评论界关注,为此,本文将从《活着》的叙述者、重复叙述的手法及其叙述声调三方面来浅析作品的叙述动作。
一、“真叙述者”和“伪叙述者”托多洛夫称叙述者为叙事文中的“陈述行为主体”,[2]而瑞蒙·科南则称它为“声音或讲述者”[3],《活着》的故事情节为:一位民间采风者在农村与一位名为福贵的老人相遇,采风人聆听了老人一生的苦难遭遇。
福贵本是一位地主家的少爷,拥有百亩地,却因赌博失去了所有的一切,将贫穷、不幸带给了家庭,在父亲因失望、惋惜逝去后,老人的亲人一个接一个的离开了人世,直到再剩老人一人,他不得不与一头老牛相依为命。
活着的写作手法和艺术特色题目:活着的写作手法和艺术特色正文:活着是余华所著的一部小说,以第一人称的方式叙述了主人公福贵的人生经历。
在这部小说中,余华采用了多种写作手法和艺术特色,使得读者能够更深入地理解和感受福贵的生活。
1. 叙述视角的多样性活着的叙述视角非常多样化,从福贵自身的角度,到他的妻子儿女的角度,再到他的邻居和朋友的角度,每个人物都有自己的视角和经历,使得小说具有了非常丰富的叙述视角。
这种叙述视角的多样性,使得读者能够更加全面地了解福贵的生活,以及他所经历的各种困难和挑战。
2. 细节描写和人物形象的刻画活着中的细节描写非常生动,福贵所经历的各种细节,包括日常生活、家庭矛盾、社会变迁等,都被余华生动地描绘出来。
这些细节描写不仅丰富了小说的情节,也刻画了福贵这个人物形象,使得读者能够更加深入地了解他的内心世界。
3. 情感描写和人性的探讨活着中的情感描写非常丰富,从福贵对家庭、亲人和朋友的深情厚爱,到对社会和人生的深刻反思,余华都通过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和语言,表达了他对人性和情感的深刻理解。
这种情感描写和人性的探讨,使得小说不仅仅是一部文学作品,更是一部关于生命和人性的哲学作品。
4. 语言的运用活着的语言运用非常独特,余华使用了非常多的比喻、隐喻和象征,使得小说具有了非常独特的语言风格。
这种语言运用的方式,不仅增加了小说的艺术感染力,也使得小说更加贴近读者的心理,让读者更加容易理解和感受小说中的情感和人生。
5. 主题的探讨活着的主题是关于生命的探讨,它通过对福贵的人生经历的描绘,表达了关于生命的感悟和思考。
小说通过福贵的经历,探讨了生命的本质、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同时也探讨了社会和人生的真相和面貌。
这种主题的探讨,使得小说不仅仅是一部文学作品,更是一部关于人类生命和意义的深刻思考。
从叙事结构、叙事策略和叙事方式三个方面来解读《活着》的魅力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而活着。
《活着》《活着》是作家余华的代表作之一,讲述了在一系列社会变革中,主人公徐福贵经历了人世间的各种苦难,他的亲人一一离他而去,年老时候的他,仅有一头老牛相依为命。
《活着》用朴实的语言讲述了一个悲情故事,主人公一次次面对死亡,也许活着本身也是一种艰难,正因为如此,活着才具有了深刻的含义。
福贵经历了一次次亲人的死亡,最后依然坚强地活着,表现出来一种淡泊而坚毅的力量,也许这就是余华通过《活着》这部小说想要传达给我们的一点现实意义:人生怎么在艰难困顿之中,寻找活下去的力量。
《活着》这部小说在2004年3月荣获法兰西文学和艺术骑士勋章。
小说的成功不仅在于它的深邃主题,也在于作者的深厚笔力,今天我来解读分析这部小说的独特魅力,从三个方面展开叙述:•小说的双层叙事结构;•小说中运用了重复和中断的叙事策略;•无处不在的温情叙事方式。
01、小说运用了双层叙事结构小说运用了双层叙事结构,小说的第一叙述层是下乡采风的“我”听“福贵”讲述故事,”我“是一个倾听者,第二叙述层是“福贵”的讲述,他是故事的亲历者与讲述者。
小说用双层叙事结构很好地搭建了一个故事。
①小说的第一叙事层,是以“我”在采风过程中遇到富贵老人而展开故事处在第一叙述层的“我”,是下乡采风的县文化馆创作员,“我”在小说中虽然是第一人称,实际上从故事叙事视角来说,“我”是第三人称视角,是故事发生的旁观者,与读者处于同一个地位,“我”和读者在这里都是一个倾听者的角色,静静地倾听着“福贵”老人所讲述的故事,偶尔穿插一下评论和感慨,使得故事更加真实可靠,“我”的参与使叙述故事更具有真情实感。
小中“我”不仅是一个很好的倾听者,还是一个很好的引导者,“我”不断引导“福贵”老人讲述他的故事,“我”成为了叙事的引入者,这样处理的好处就是避免了以富贵为第一人称叙事方式的单调性。
《活着》叙事技巧浅析1000字《活着》是余华的代表作之一,以贫苦农村人民的命运为主线,展现了中国农村社会不同历史时期的生活、变革和生命的价值。
其叙事技巧也是其能够引起广泛关注和赞誉的重要原因之一。
一、寓意深刻的寓言叙事整个小说都是围绕“活着”这个主题展开的,通过“福贵”这个角色的生命历程,让读者体会到生命中的苦难、不幸、坚韧和生命的可贵。
小说的叙事方式是寓言形式,隐喻了中国近现代的历史经验。
将福贵的人生经历强行套用在中国社会的建设过程中,是余华为实际历史写下的浪漫史诗,也是一种超现实的寓言叙事。
二、情节跌宕起伏的线性叙事小说叙事采用线性叙事的方式,通过简洁明了的语言展开福贵的生命历程,将小说的情节层层递进,情节跌宕起伏,让读者沉浸在小说的氛围中,感受到故事带给自己的震撼。
整个小说叙事相当完整,结构简洁,情节连贯,没有太多的描写细节,更加注重藏在字里行间的情感表达。
三、角色塑造真实的叙事小说通过一个农村人家的命运展现出整个社会的变迁,其中凸显了人性的复杂性,通过角色的塑造,让读者深入感受到这些农民的生活状况及其所带来的影响。
福贵这个角色是一个平凡的农村人,经历了失去亲人、流浪、饥饿等各种磨难,但在面对逆境时,他时刻保持着乐观和信仰,体现了生命的坚韧和生命的可贵。
其他的角色也都有着鲜明的性格和生命意义,形成了一个生动的角色阵容。
四、艺术手法多样的叙事小说运用了众多的艺术手法,如人物典型性、象征手法、对比手法、用词精准、时空叙述等,让人物栩栩如生,情感丰富,艺术感染力极强。
用细腻的笔触、高超的艺术手法,让小说成为了一部继承中国现代文学史典范的传世之作。
综上所述,余华的《活着》深入揭示了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变革和人民生命的价值,采用寓言、线性、真实和多样的叙事技巧,使整个故事更加生动、感人,从而使得读者对它充满敬意和思考。
论述《活着》的叙事特点小说采用了时间顺序铺陈故事,如果以死亡为界来分析每一段故事的话,可以看到作者对于每段故事的节奏掌握是不一样的,这种节奏的快慢也控制了读者阅读作品时感情的起伏,而每次故事中作为聆听者的“我”出现时,就会缓和小说对读者带来的冲击,然后为下一次感情的冲击做准备。
小说叙述特点分析具体如下:一、双重叙事与镶嵌式叙事即由“我”引出小说真正的叙事人,让福贵成为叙述的主题,我成为同读者一样的故事的聆听者。
这样做的好处是,更容易拉近故事同读者的距离,让读者更容易解读福贵的内心。
理解在他故事背后隐藏的深重的悲哀,而这种悲哀在被推到极致的时刻,“我”又会出现,短暂的停顿和安详的气氛带来更加有力的震撼,同时留下时间和空间让读者自己去品味和体验人物内心巨大的悲痛之声。
因为他认为“应该尊重这些声音让他们自己去风中寻找答案”。
《活着》的这种叙事结构也就是镶嵌式结构。
即在讲述一个故事时,有计划地安排插入(打破被讲述故事的主体突兀性,形成技巧性间隔。
“根据插入在整个话语系统中所占比例的大小确定情节结构是一种镶嵌式还是一种交替式的存在。
如果在确保讲述故事的主体优势的条件下进行插入,那么此结构为镶嵌式。
”这同马克吐温《跳蛙》的结构不同,马克吐温是用了套状的叙述结构,大故事中套故事,故事里面再套小故事,而《活着》的故事是线性发展的,是平面的,时空同一。
二、民歌式叙事小说中的“我”因为采风而来到农村,民歌是“我”此行的目的。
民歌正是促成“我”和福贵相遇的契机。
整个小说由民歌开始,又将民歌安插进小说的行进之中,使得整个小说笼罩在民歌的质朴与原始中。
这种朴实,使小说具有了土地的力量,也只有在广阔无垠的土地上,才能承载与湮没巨大的伤痛,才能镇定自若地面对生命的无常。
三、重复叙事夏中义先生曾经将余华八九十年代的创作母题归纳为“苦难中的温情”和“温情地受难”,这一母题在《活着》中一次又一次地重复。
福贵一次又一次地经历着亲人朋友的死亡,而每一次福贵的化险为夷都让读者认为也许这个人就要转运了,而当故事以抛物线的姿态一次又一次地往下坠时,我们不仅要怀疑,这样的活着是否比死亡更好。
余华《活着》的叙事艺术分析作者:曹雪来源:《参花(下)》2018年第03期摘要:《活着》是余华创作的一部经典长篇小说作品,要想更深层次地把握这部作品的内涵,就需要站在叙事的层面来进行深刻剖析,进而窥探余华代表的先锋小说的发展情况。
本文将重点就余华《活着》的叙事艺术进行深入分析,以便让广大读者重新解读这部作品,感受其中所展现的高超的叙事艺术。
关键词:余华《活着》叙事艺术余华是我国当代极具影响力的一位作家,他的一部代表作品是《活着》。
这部长篇小说在主题上有着深刻内涵,在叙事方面更是有着高超的艺术,这也是这部作品受到大家推崇以及关注的一个重要原因。
余华可以说是先锋小说的代表作家,透过他创作的作品能够让我们走进先锋小说,并且窥探其发展方向与趋势。
本文将重点就余华《活着》的叙事艺术进行分析。
一、叙事对象关注人物自身《活着》这部长篇小说讲述的是福贵由于个人身世以及命运而得到“我”的关注,并欣喜地讲述自己经历的故事。
整篇小说总共写到了福贵的五次记忆,将整个记忆整合起来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些回忆描绘的是福贵的一生,记录了他一生充满磨难的经历。
在五次回忆的过程当中,也涉及很多的现实内容,这些现实内容实际上是“我”在树下认真聆听福贵讲述自己故事的画面,全程“我”并没有过多地表达自己的言论,始终做一个耐心的倾听者。
这体现出的就是余华在叙事对象方面的艺术,他在叙事对象上尤其关注人物本身,也就是让小说当中的主人公发出自己的声音,而不是让自己成为粗暴的操纵者。
此时的余华已经隐退,他的心境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于创作的认知也变得更加深刻。
因此,他让自己成为一名倾听者,耐心细致地聆听作品当中主人公的心声。
而这样创作出来的小说作品更加贴近人们的实际生活,让整部作品更富感染力。
在整篇文章的叙述过程当中,“我”始终耐心地聆听福贵老人自言自语的描述,看着他始终微笑地表述自己并不幸福的人生。
福贵老人把自己的人生经历和盘托出,向“我”述说他人生的痛苦与艰辛,可以说人物对象有着自己的生命,这样的生命并不是作者在文學创作当中强加的内容,而是人物本身所拥有的。
马云燕从叙事角度看《活着》在悠久的时间演变中,文学的文字语言储存了无穷的文化内涵,能更自由地接近思想与哲学。
尽管影视等其他艺术类别,极力强调自身艺术的纯粹性与美学形态,但是都超越不了文学。
张艺谋向来尊重文学作品,其影片多来自于文学作品的改编,《活着》便是其中的一部。
在80年代中期,政治对思想逐渐宽容,“历史”成为了“一种以叙事散文形式呈现的文字话语结构,意图为过去种种事件及过程提供一个模式或意象。
经由这些结构我们得以重现过往事物, 以达到解释它们的意义之目的。
”在这里, “历史”与人类生命过程中所遭遇到的其他因素一样,不仅可以言说的, 而且可以戏说。
于是,历史图景与意义通过主观想象的理解模式或意象抵达于人们的眼前:历史与虚构终于不可避免地联系在一起。
如果说, “讲述什么”重在强调作为小说主体的故事的话, 那么“怎么讲述”则是指作为技巧的叙述法。
电影《活着》的叙述特点之一是完全剔除了画外音。
将第一人称转述变为全知叙述,从第三者的角度观看福贵及其一家人的悲欢离合。
这和影视作品以声画符号作为讲述故事的语言的特点密切相关。
这也证明了“经典电影叙事的基本特征是以呈现而不是讲述的方式隐藏起叙事行为与符码痕迹”。
电影以福贵在赌场赌钱开始,按照时间顺序配以字幕讲述故事,使得叙述条理清晰,明白晓畅。
但同时也正因电影中画外音的缺席,观众不是像小说中的叙述者一样“听”老年福贵娓娓道来,与叙述者“我”一同进入情感体验状态,而是被动地“看”故事,与福贵的苦难似乎始终隔着一段距离。
当然这和张艺谋导演有意冲淡电影的苦难色彩有关,例如他在片子最后,安排福贵、家珍、二喜看着馒头天真稚气地逗着小鸡,说起鸡、羊、牛,以一种日常生活的温馨情调来结束本片。
影片的另外一个特点是张艺谋把文革作为电影的主旋律,而余华仅仅是把文革当做一个背景。
在电影中,当故事进入到六十年代,我们几乎随处可见文革思想给福贵一家带来的影响。
例如镇长让福贵把皮影烧了,因为那是旧社会的产物,而今要破四旧;再如凤霞相亲,镇长介绍二喜时特别强调他的家庭成分很好,福贵也指着自家墙上努力站好的“革命证明”,表明两家是“门当户对”;又如批斗大会结束后,二喜让福贵一家跟“走资派”春生划清界线。
电影《活着》的叙事艺术电影《活着》改编自先锋派作家余华的同名小说代表作,由著名导演张艺谋执导,葛优、巩俐、姜武等人主演。
影片以中国内战和新中国成立后历次政治运动为背景,通过男主人公福贵一生的坎坷经历,反映了一代中国人的命运。
该片自1994年上映以来,获得广泛好评,并获得了第47届戛纳国际电影节评委会大奖、最佳男演员奖、英国全国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美国电影金球奖最佳外语片提名、第13届香港电影金像奖等多项国际国内大奖。
电影《活着》是一部中国式的黑色幽默片,它用黑色幽默的方式对中国社会进行了嬉笑怒骂的讽刺和批判,透过个人和家庭的命运隐隐露出一股悲悯的情怀和伤感的黑色幽默。
影片中张艺谋用自己独特的艺术手法展示了对生命的理解和感悟。
一、电影《活着》的叙事时间叙事时间在电影叙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作为一种受时间和空间限制的媒介,电影主要从时间的顺序、长度和频率三方面来表述叙事内容,借助蒙太奇的手法,通过镜头的组接以及闪回、闪前等技巧的运用来叙述故事情节。
在电影《活着》中,导演张艺谋也从时序、时长和频率三个方面呈现了作品的叙事时间特色。
(一)时序电影叙事中的时序一般可以分为顺时序和逆时序两种,它们常用来体现电影叙述时间和故事时间的关系,顺时序是指在叙述故事时按照故事发展时间进行叙述,而逆时序则是指叙述时间违背故事发展时间的一种多种变形的线型时间运动,倒叙和预叙是逆时序的两种常用表现手法。
变化叙述的时间顺序是电影中用来叙述情节、表达主题的一个强有力的叙事手段。
在电影《活着》中,导演张艺谋十分重视叙事时序的变化,他通过正时序和逆时序相结合的表现手法,以正时序来处理电影中话语时间与故事时间的关系的同时,还适当将时间顺序打乱,穿插运用倒叙、预叙等时间倒错的逆序手法,对故事进行重新安排。
电影中,导演对故事的总体叙述采用的是顺时序的手法,影片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叙述了主人公福贵的坎坷命运,通过在银幕上打出各个不同年代的字幕来按部就班地叙述极具年代感的故事情节,将主人公几十年来的生活变迁呈现在观众面前。
试析余华《活着》的叙事语言余华活着语言风格试析余华《活着》的叙事语言余华活着语言风格叙事语言是叙事者借以完成叙述行为的工具,也是读者与叙事者之间的媒介。
作家的思想很大程度上是要借助语言这一媒介体现的,因而叙事语言也成为了解作家的直接路径。
余华的《活着》在叙事语言上有着鲜明的个人风格,笔者试以小说的叙事语言为切入点,分别以地域性乡土语言、充满温情的语言及冷静的死亡叙述三方面浅析其语言的独特风格。
余华;《活着》;叙事语言C953A1007―4309(2010)10―0125―1.5《活着》是余华作品由暴力转向温情的代表作之一。
在叙事手法、叙事语言上进行了大胆的探索,平缓的叙事语调、直白简单的叙事方式、重复而有节奏的叙述技巧向人们讲述了一个震撼人心的故事。
一、地域性乡土语言对作家而言,他的作品之所以能形成别具一格的风格固然与作家独有的个人感悟、思维方式、表达技巧等内在的因素有关,同时与他所生活的时代、文化、地域等外在因素也相关。
被比利时《南方挑战》杂志评价为写出了“以地区性个人经验反映人类普遍生存意义”的余华,其文学创作与文学思想始终是饱有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色彩,有着吴越文化的精神,有着乡土文化的特质。
《活着》所蕴含的地域性乡土语言使文本散发出独特的魅力,它将江南农村生活、乡土人情等都浓缩到文本中,清晰地再现了浙江一带的乡村风貌;且小说以老人讲故事的口述形式展开,语言高度口语化的同时质朴简洁,富有日常生活气息和浓烈的乡土韵味。
小说中的人物,从福贵的父亲到小孙子苦根都具有个性化的语言。
作家巧妙地结合不同人物的身份和性格特征、同一人物的不同年龄不同地位、不同的社会大环境、等等,给每一人物特定的言语措辞。
透过语言的表层我们读到的是实实在在的、活生生的农民。
作为故事的讲述者福贵,作家给予他最简洁最朴素也是最粗俗的措辞。
余华说“福贵这个人物,他是一个只读过几年私塾的农民,而且他的一生都是以农民的身份来完成的,让这样一个人来讲述自己,必须用最朴素的语言去写,必须时刻将叙述限制起来,所有的词语和句式都为他而生,因此我连成语都很少使用,只有那些连孩子们都愿意使用的成语,我才敢小心翼翼地去使用。
《活着》的叙事结构研究关键词:双层叙事活着审美效果余华叙事实践1992年《活着》第一次出版发行,距今已整整20年,期间对于《活着》的研究不断,但大都集中在主题隐蕴的探究以及与电影《活着》的对比中,很少关注或单独研究文本的叙事结构。
2022年,陕西师范大学杨辉在《双层叙事与读者姿态》中提出《活着》具有双层叙事结构,但之后很少有人问津。
2022年以来,许多硕博论文开始有意识地去挖掘《活着》的叙事艺术,并试图从叙述者的角度重新解读《活着》,但都没有明确地提出在文本中形成了以叙述者为核心,根据文本的叙述层次的对应而形成的双层叙事结构。
其中明确涉及到《活着》的叙事结构,则以循环叙事结构为主流,忽略了双层叙事在小说文本中的典型体现以及双层叙事对于文本意蕴的深化和文本独特审美效果的形成所具有的作用和意义。
《活着》具有鲜明的双层叙事结构,这种双层叙事结构不仅深化了小说“人是为活着而活着,而不是为了活着以外的任何事物所活着”的人生哲学,而且还形成了独特的审美效果。
双层叙事作为余华在叙事实践上的有益探索,透过双层叙事我们可以较为清晰的观察到余华在《活着》这部小说中叙事风格和叙事态度的转变,同时也为当前写作提供了一种范例。
1.双层叙事与文本结构分析。
1.1双层叙事结构主义叙事学家热奈特曾划分出两大叙事层次:第一层为外部故事,指包容整个作品的叙述;第二层为内部叙事,指叙述中的故事。
外叙述者(第一叙述者)和内叙述者(第二叙述者)的划分正是和叙述层次的外与内相对应而生成的。
在同一部文学作品中,外叙述者为内叙述者的叙述做出解释,或者在意义上形成同类和对比;内外叙述者也可以在叙事文本中只充当推动叙事的功能或担保文本真实性的作用,两者共同推进叙事的发展。
1.2文本结构分析余华在创作《活着》之初,曾经沿用了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单一人物叙述的方式构建小说的文本结构层次,但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构成了对他的限制。
所以,余华从单一的叙事视角中解放出来,选择了双层叙事,从而达成了与题材的平衡。
浅析《活着》的叙述动作摘要:余华是当代著名的先锋派作家,他于1992年发表了第二部长篇小说《活着》,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来浅析《活着》的叙述动作。
在这部小说中,余华采用了双重叙述者的叙述结构,对词语、话语、事件和人物特征重复的叙述,都使得《活着》这部小说散发出重复叙述的艺术魅力,也将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塑造的更加生动、丰满;并以其幽默诙谐、朴实平和的叙述声调,给读者以身临其境的真实感、亲切感,从而引起了读者与叙述者间的情感共鸣。
关键词:《活着》;叙述者;重复叙述;叙述动作《活着》是余华于1992年发表的第二部长篇小说,它是一部以先锋精神与中国沉重的乡村现实相结合的作品,余华在小说创作中一改以往小说叙述风格,由最早的零度叙述,到《活着》时的平静、温和的叙述,采用写实的手法,摒弃了写作形式的繁杂,以一种极为简单的叙事方式,向我们讲述了一位老人——“福贵”在经历亲人一次又一次的离去后,仍坚强乐观的活着的故事。
《活着》曾被翻译成多种文字(韩文、日文、英文等)在国外出版、发行,而他的另一部作品《许三观卖血记》被列入韩国中文大学的教材,足以证明余华在国内外文坛上的巨大影响。
法国《快报》称:“这对那永恒的中国时代老百姓生活的成功描写正是得益于中国新浪潮最有才华的作家之一—余华。
”[1]近年来余华小说的叙述艺术备受评论界关注,为此,本文将从《活着》的叙述者、重复叙述的手法及其叙述声调三方面来浅析作品的叙述动作。
一、“真叙述者”和“伪叙述者”托多洛夫称叙述者为叙事文中的“陈述行为主体”,[2]而瑞蒙·科南则称它为“声音或讲述者”[3],《活着》的故事情节为:一位民间采风者在农村与一位名为福贵的老人相遇,采风人聆听了老人一生的苦难遭遇。
福贵本是一位地主家的少爷,拥有百亩地,却因赌博失去了所有的一切,将贫穷、不幸带给了家庭,在父亲因失望、惋惜逝去后,老人的亲人一个接一个的离开了人世,直到再剩老人一人,他不得不与一头老牛相依为命。
小说采用了采风人和老人福贵双重声调的叙述结构,在这个结构中存在着两个叙述者。
(一)“真叙述者”小说《活着》存在着两个叙述者,其中占主要地位的叙述者是讲述了一生苦难故事的老人福贵,在此我们称之为“真叙述者”,所谓的“真”不是正确更不是唯一,而是主要的意思,“《活着》中的福贵虽然历经苦难,但是他是在讲述自己的故事,只需要他自己的感受,所以它讲述的是生活。
”[4]老人福贵既是小说中故事的主人公,也是故事的直接叙述者。
“故事中叙述者的存在不仅表现于叙述的内容以及叙述话语本身,而且表现在叙述的动作,即用什么口气或什么态度叙述,这就是叙述者的‘声音’”。
“叙述者的声音会脱离叙述的故事内容而凸现出来,声音本身成为了被关注的对象。
”[5]《活着》采用的叙述方式是倒叙,运用这种叙述方式使文中的叙述者——福贵在回忆自己的一生经历时加入了大量的自我评价。
从富裕到贫穷的环境变化中,福贵一夜间由一位坐拥一百多亩地的阔少爷变成了一贫如洗的穷光蛋,接连发生的苦难事件使福贵面对死亡时变得麻木。
在福贵向采风人讲述故事时,老人有对自己年轻时犯下错误的忏悔,有对自己生活的宽慰,也有历经沧桑后乐天知命的顺从。
“家珍是个好女人,我这辈子能娶上这么一个贤惠的女人,是我前世做狗吠叫了一辈子换来的。
家珍对我从来都是逆来顺从,我在外面胡闹,她只是在心里打鼓,从不说我什么,和我娘一样。
”[6]“现在想起来叫我心疼啊,我年轻时真是个乌龟王八蛋。
这么好的女人,我对她又打又踢。
我怎么打她,她就是跪着不起来,打到最后连我自己都觉得没趣了,家珍头发披散眼泪汪汪的捂着脸。
”[7]这些是福贵对家珍的评价。
在经历了各种苦难后的福贵,看着自己的过去,发出了肺腑之言,带着忏悔的心态去描述年轻时自己所做出的一切,讲述着自己对妻子的深深歉意。
老人在故事的讲述中插入自己的主观评价,在叙述中凸显叙述者的存在,使读者走入叙述者的内心世界,感受老人的歉意。
与叙述者声音相对应的,作品中还存在着其他的声音。
这就是故事中人物的声音,即发出人物对话、独白、心理活动等人物语言的声音。
《活着》中有大量对人物内心活动的描写。
“后来我想想光哭光难受也没用,事到如今也只好想些实在的事,给家珍的后事得办得像样一点。
”[8]此处是对福贵心理活动的描写。
福贵面对妻子日益衰弱的身体,不再想着去哭、去难受,而是坦然的面对,这是一种对自己遭遇的宽慰。
虽说之后家珍并没有像医生说的那样命不久矣,但人物的声音却足以让读者心酸。
“这辈子想起来也是很快就过来了,过得平平常常,我爹指望我光耀祖宗,他算是看错人了,我啊,就是这样的命。
年轻时靠着祖上留下的钱风光了一阵子,往后就越过越落魄了,这样反倒好,看看我身边的人,龙二和春生,他们也只是风光了一阵子,到头来命都丢了。
做人还是平常点好,争这个争那个,争来争去赔了自己的命。
像我这样,说起来越混越没出息,可寿命长,我认识的人一个挨着一个死去,我还活着。
”[9]老人叙述了一生故事后发出的肺腑之言,是一个叙述者对自己所讲的故事做出的最后评价,言语中充斥着对生活的乐观及对命运的顺从。
“我是有时候想想伤心,有时候想想又很踏实”即是福贵对自己的评价。
福贵作为一名叙述者,向采风人及读者展现了他的一生。
故事以第一人称叙述,并加以自我评价的语言,让采风人及读者随着福贵的叙述经历了他的一生。
(二)“伪叙述者”《活着》中,除了老人福贵,还存在着另一个“我”,即采风人。
小说开头是以采风人为叙述者而展开描写的,采风人游走在农村乡野之间,搜集民间的歌谣,在此期间他遇到了很多淳朴善良的人,而让采风人难以忘却的是那个“脊背和牛背一样黝黑”[10],用“粗哑却令人感动的嗓音”[10],唱着民谣“皇帝招我做女婿,路远迢迢我不去”[10]的老人。
采风人好奇的向老人询问他的故事,“这位老人后来和我一起坐在了那棵茂盛的树下,在那个充满阳光的下午,他向我讲述了自己”[11],之后采风人四次出现在故事间歇处,而第六次的出现则是宣告整个故事的结束。
从小说开头到结尾,采风人共出现六次,穿插在小说叙述之中,将小说故事隔成五段,引领读者去了解老人的一生。
采风人既是一位向读者讲故事的叙述者,也是一位聆听他人故事的接受者。
采风人作为整部小说故事的串联者,在全文中的六次出现,每次都具有特定的意义,并不是随意穿插。
第一次出现是在小说开头,采风人作为一名聆听者,聆听老人的故事。
他的出现,是为了引出小说故事的真正叙述者,之后他便退出了叙述者的舞台,让位于故事的叙述者,成为一名聆听者。
第二次到第五次,采风人分别在老人讲述一段故事后跳出聆听者的世界,出现在读者的眼前,并且每次都是在老人叙述到最关键的时候跳出,暂时的打断福贵的叙述,让原本即将叙述到的高潮自然的降落了下来,使得小说叙述的节奏得到了缓冲。
正是这样,小说的叙述才得到强调,一个高潮的降落,必定跟随着另一个高潮的到来,短暂的停顿只会给人带来更加有力的震撼。
假如采风人没有打断老人的叙述,那故事的高潮便会一个接一个的爆发,给读者带来审美疲劳,甚至让读者失去继续阅读的兴趣。
“福贵就完全不一样了,他喜欢回想过去,喜欢讲述自己,似乎这样一来,他就可以一次一次的重度此生了。
他的讲述像鸟爪抓住树枝那样紧紧抓住我。
”[12]正是采风人适时的跳出在读者的眼前,调整了故事发展的节奏,缓冲了高潮的到来,才使采风人觉得“他的讲述像鸟爪抓住树枝那样紧紧抓住我”,才使读者更加关注于老人接下来要讲述的故事,让将要叙述的故事更具吸引力。
最后一次出现是在小说的结尾,当老人将自己一生的故事讲完时,“老人说着站了起来,拍拍屁股上的尘土,向池塘旁的老牛喊了一声,那牛就走了过来,走到老人身旁低下头。
老人把犁扛到肩上,拉着牛的缰绳慢慢走去。
”采风人再次成为了小说的叙述者,老人离去的背影,给读者更加广阔的空间和充裕的时间去体验和品位老人内心的巨大悲痛。
叙述动作就是“讲故事”,这个行为,显然要有两个基本的因素结合起来才能发生,这两个因素是“讲”的人和“听”的人,即叙述者和叙述接受者,叙述接受者简称接受者。
在小说中,采风人“我”作为故事的串联者,将自己从民间一位老人那听到的故事讲述给读者时,他是一名“叙述者”,当他“坐在了那棵茂盛的树下”时,他是作为一名听众、见证人、旁观者,他耐心、仔细、善解人意和感同身受的聆听着,此时,他是小说故事的“接受者”。
兼任小说故事“叙述者”与“接受者”的采风人,达到了两种角色的统一。
二、重复的叙述手法“从细小处着眼,人们可以看到言语成分的重复:词、修辞格、外形或内在情态的描绘;以隐喻方式出现的隐蔽的重复则显得更为精妙;从大处看,事件或场景被文中复制着,由一个情节或人物衍生的主题在同一文中的另一处复现出来;最后,作者在一部小说中可以重复其他小说中的动机、主题、人物和事件。
”美国当代批评家J·希利斯·米勒对于重复的见解较为精辟。
余华在创作小说时,敢于大胆的打破固有的叙述模式,采用重复叙述的叙述手法,凸显小说的主题。
(一)重复叙述的表现法国著名叙述理论学家热拉尔·热奈特曾说:“一件事不仅能够,而且可以再发生或者重复,‘重复’事实上是思想建筑,它除去每次出现的特点,保留它同类别其他次出现的共同点,一系列相类似的事件可以被称为‘相同事件’。
或同一事件的重复。
”[13]《活着》中,余华采用了大量的重复叙述手法,包括对词语、话语、事件及人物特征的重复叙述。
词语重复叙述词语,是指单词、词汇,它包括名词、动词、形容词等,有2字与4字之分,在小说中,余华大量采用了词语的重复叙述手法,如“畜生”、“孽子”等词语。
《活着》中,当福贵因为赌博将家财输尽时,他的老丈人——米行的陈老板来到福贵的茅草屋前,要接家珍回去:我丈人的脸转了过来,看到了我,他向我走了两步,对我说:“畜生,你过来。
”我站着没有动,我哪敢过去。
我丈人会这手向我喊:“你过来,你这畜生,怎么不来向我请安了?畜生你听着,当初是怎么娶走家珍的,我今日也怎么接她回去。
你看,这是花轿,这是锣鼓,比你当初娶亲时只多不少。
”[14]一声声“畜生”叫出了陈老板对福贵的憎恶,憎恨中透出对福贵平日里的积怨,及对福贵败家行为的不耻。
在听到福贵败家的事情后,陈老板毫不犹豫的带着貌似娶亲的队伍来接女儿家珍,作为父亲,他不希望自己的女儿再跟这个败家子有任何联系,三个“畜生”的称呼叠加起来,强化了他对福贵的憎恨之情。
2、话语重复叙述话语重复是指一段相同的或者相近的话语,不断的被述说。
一句句简单的话语被重复叙说,回环复沓,使作品富有“诗味”,读者阅读完后还会在心中反复的咀嚼,感受作品的意蕴深长,颇具《诗经》的回环反复之美。
当福贵知道自己的儿子是因为抽血过多而死时,他见到医生:“你杀了我儿子。
”吼完抬脚去踢他,有人抱住了我,回头一看是体育老师,我就说:“你放开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