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版高一历史必修一专题一古代中国的政治制度第3课君主专制政体的演进与强化备课资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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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一三、君主专制政体的演进与强化一、教学目标知识与能力目标1.了解皇帝制度;西汉的中朝与外朝;隋唐的三省六部制;宋朝的中书门下和参知政事;元朝的行省制度。
2.理解封建皇帝加强皇权、削弱相权是封建专制统治的必然要求。
3.了解中国古代监察制度和选官制度的演变。
4.了解秦汉至元地方政治制度的演变,分析封建王朝加强中央集权,控制地方权力的目的和影响。
认识元朝行省制度的创立,是中国古代地方行政制度的重大变革,是中国省制的开端。
过程与方法目标1.从剖析秦汉至元中央和地方政治制度的结构入手,引导学生总结古代政治制度的特点。
2.运用图示、引文等材料,比较古代政治发展变化特点,初步掌握制表及处理历史资料的一般方法。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不断加强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显著特点。
这一特点对中国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它有助于我国统一的封建多民族国家的巩固,但也阻碍中国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二、教材要点政令出一秦始皇开始使用“皇帝称号”,确立了“皇帝”制度。
特点:皇帝具有天下独尊的地位,皇权至高无上。
君权与相权1.“君”“相”矛盾。
为什么会产生“君”“相”矛盾?有两种说法,第一种是君相矛盾权欲说,认为丞相“位高权重”,构成了对君权的威胁,于是产生君相矛盾,国君则致力于削相权以隆君权。
第二种是君相矛盾行政差异说,认为“君”、“相”产生矛盾是在决策、行政倾向和方式上的不同引起的。
中国古代王朝的宰相、丞相,都是帝王的政治助手,也是政府的行政总理。
在执政过程中,因为决策与行政的倾向和方式不同,帝、相难免产生矛盾。
希望有所作为的帝王往往取限制相权的方式以独揽行政大权。
2.君权与相权发展的总趋势:皇权不断加强,相权不断削弱。
3.汉至宋代抑制或分散相权的主要措施汉代:汉武帝频繁更换丞相;并形成“中朝”与“外朝”。
唐代:三省六部制,三省的最高长官都是宰相,并在门下省设政事堂,凡参加政事堂会议的官员,身份也等同于宰相。
相权有所分散。
第 3 课君主专制政体的演进与加强【资料,达成以下各】1、资料一春秋国期,按“官有能而禄有功”的原,除血世的族制,成立起官僚行政制度。
秦至初,秉着法家理念,功与能官吏升迁任免的主要依照。
武帝此后,儒生身世的官吏地位上涨,官吏个人道德于引、教化百姓的功用日趋遇到重。
,士医生追赶鉴于道德的“名” ,官吏情虚而无才能成广泛象,曹操政,“唯才是” ,功、能者先,“不官无功之臣,不不之士”。
西魏北周任官吏,突出思想道德的重要性:“凡所求材者,其能够治民。
” 官的道德和政查核。
“其志行名者,之;其志行不善者,去之⋯⋯凡求之路,自非一途。
然因此得之者,必由任而之,考而察之。
”——摘自翦伯《中国史要》资料二唐朝将道德与任度方面的“四善”作观察官最重要的内容:“ 一曰德有,二曰清慎明著,三曰公正可称,四曰恪勤匪懈。
”同定各的最正确准,称作“最”。
每年查核,公示果。
查核分九等:“一最四善上上,一最三善上中,一最二善上下⋯⋯居官,存状,下下。
”“善”是得薪酬励与快速提高的关。
——据《新唐》依据资料一、二并合所学知,归纳秦至唐官拔所体的“德” 、“才” 的化并析其原由。
2.中国史上的官制度有一个演的程,西周、代与唐朝是三个重要的展段。
:( 12 分)思示:本观察的是(1)按示例填写表格。
中国古代的三种拔人材的方式,以及后两种制度的正确。
(2)要述、唐的官制度。
思示:注意掌握资料在的关信息――“ 士”,可以破解第一,第二是一种制度的价。
3、制度的革与新直接影响着人史的程,是世界名的重要体。
资料,合所学知回答以下。
(C)资料(商)早孤,家( j ù,寒)困,能以学自。
士、拔萃,皆中。
由校郎佐宣歙、西川幕府。
入朝,累十余迁,至大理卿。
⋯⋯擢中侍郎、同中下平章事。
——摘自《新唐》列第一百七资料反应中国古代官制度生了怎的化?当社会政治有何影响?4、政治文明的演了漫而的程。
资料,回答。
(中国政制)达臻“文明”一途,功于西周的制。
君权与相权君权与相权是中国古代皇权体制中最惹人注目的一对恒常存在的矛盾。
一方面,以天下之大,即使皇帝他老人家再怎么英明伟大,明摆着也应付不了一大摊子的军政大事,所以他肯定要指派一个能干的丞相,并以他为整个官僚机构的首脑;另一方面,中国自古以来又只讲君权,不讲其他权利,从理论上说天下都是皇帝一个人的,其他人包括丞相的权利是得不到任何保障的。
宰相最早起源于春秋时期。
到了战国时期,宰相的职位在各个诸侯国都建立了起来。
在中国古代政治体制中,宰相制度居于核心地位,是连结政治制度各部分的中心环节。
丞相作为官称,始于秦国,后来也被他国采用。
汉初至武帝时为鼎盛期。
丞相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无所不管,与当时的皇权基本上处于平等状态。
但就在君相“坐而论道”之时,相权和皇权之间的矛盾开始暴露出来。
由于相权的膨胀使皇权受到威胁。
此后君权与相权的斗争愈演愈烈。
(1)以分化事权而集权的特点贯串封建社会的始终,并非自唐朝的三省六部制开始。
秦始皇将丞相的权力一分为三、汉武帝的“内外朝”制度,都体现了这一特点。
(2)隋唐时期的三省六部制完善了中央集权制度,其“完善”的含义是指的中央各部门的权力运作比较协调,皇帝与丞相之间的关系比较融洽,大臣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参与国家大政方针的决策,有利于政治和社会的和谐,并非是指该制度完美无缺。
同时,该制度只是解决的中央各部门之间的权力分配和运作的问题,不涉及中央对地方的控制问题。
(3)宋太祖采取的诸多措施,都极富有创建性;其“重文轻武”的特色,也为两宋时期经济和文化的繁荣提供了方便;北宋的孱弱,是相对于强悍的少数民族政权而言,是农耕民族相对于游牧民族的弱势。
(4)明成祖时,在洪武年间设立殿阁的基础上正式设立内阁。
阁臣权力虽比宰相权力小得多,但人们还是习惯把阁臣看成宰相。
清朝从三院长官到内阁大学士,再到军机大臣、总理大臣、内阁政务大臣,宰相权力日趋淡化,皇帝集权则达到极点。
而随着清王朝的灭亡,中国古代的宰相制也终于走到它的历史尽头。
从整个历史的进程看,在君权与相权这一对矛盾中,君权是一路高歌猛进,而相权并无什么招架之力,这是整个的政治文化背景使然。
试论君权与相权的关系摘要:作为中国古代国家权力核心的君权与相权,它们的相互合作为封建王朝的稳定发展起到了基石作用,但自出现以来,二者也发生过无数次激烈的矛盾和冲突。
可以说,君权与相权关系的变化和发展为中国古代封建王朝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关键词:君权相权统一冲突要分析中国古代的君权与相权的关系,我们必须先弄清楚古代君权与相权赖以存在的国家政治体系和传统的权力结构。
因为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政治权力的地位、强弱、相互关系等,实际上是由国家政治体系和权力结构的发展规律所决定的。
中国古代自秦朝统一以后,就形成了强大的专制集权政体,其权力结构是所谓的官僚帝国。
官僚帝国是指以君主专制为核心,而由以百官之长宰相为代表组成的官僚组织相辅佐共同治理国家的一种政体。
把握好中国古代国家政治体系和权力机构,将有助于我们较清晰地认识君权与相权的关系。
一、君权与相权的产生君权既可以指王权也可以指皇权,都是在国家出现后的产物,它伴随着国家最高统治者的出现而产生。
从这层意义上讲,我国古代的君权在夏、商、周时期就存在了,那时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叫王,因此王的权力就是国家最高的权力,不过那个时候的国家政体是一种宗法贵族君主制政体,有别于秦朝以后的君主专制政体。
那时的君权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受到宗室贵族的影响,比起后来封建王朝时期的君权稍微弱一些,但是仍然是至高无上的。
严格意义上的君权自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才出现,也就是所谓的皇权。
中国古代的皇权,是在长期的社会变迁和动荡中,伴随着古代专制主义的逐渐演变而渐趋成熟的产物,是专制主义巅峰的代表。
它既是统治者个人意志的体现,更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不论是王权还是皇权,同作为君权,它们在有两点是一样的:第一个是国家的最高统治者都是高高在上的皇帝(王)一人,拥有绝对的独裁权力。
皇帝(王)是国家权力和法律的象征,独揽着所有政治的、军事的、决策的、主祭等国家重要权力,而在皇帝(王)的周围不存在任何一种分割、分享、约束和监督其权力的其它权力主体。
第二个是它们都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家族社会与国家政权结合的代表。
血缘——家族——国家——君权,这是一种中国古代社会独有的权力结构和统治秩序,也就是说皇帝(王)的“小家”跟整个国家是统一在一起的,皇帝(王)的家事也就是国事。
中国古代相权的产生源流,与君权相比,似乎总是处于一种附带的过程中。
所谓相权,就是宰相所有的权力。
宰相制度是一种辅佐皇帝(王)的制度,这注定了相权是为君权服务的。
相权起源与君权的起源相同,是原先王制度时期,为贵族所世袭和占有的政府官职,在春秋战国之时因贵族随王权的衰亡而随之衰亡之后,便逐渐出现了非贵族的官僚群体,出现了非世袭的政府官职,而作为人主近臣,身居高位的相、丞相等官职也渐次握有了相权。
需要指出的是,丞相级别的三公、三省未必就拥有相权,比如东汉光武帝时候就撇开三公机构而委政予内廷组织尚书台;拥有相权的未必就是丞相级大官,甚至不是正式的政府官员,比如明朝大太监魏忠贤是当时握有相权的人,但他却不是正式的政府官员。
二、君权与相权的统一与合作在官僚帝国这种国家政体结构下,君主专制体制对以宰相为首的官僚集团存在着内在的需求。
这是因为握有君权的皇帝,也是一个血肉之躯的人,从生理方面来说,根本无法以一人之力治理一个大国的事务。
即使像秦始皇、朱元璋那样强权的皇帝,也最终遇到“无限的权力欲望跟有限的身体精力相矛盾”的难题。
君权虽然主宰一切,但是不得不与相权相互依存,君权必须依靠相权的辅助,方能对国家实行有效统治。
自秦朝之后,中国古代国家对于社会的有效统治和管理,主要是依靠政府。
虽然君权代表国家最高统治权,但是管理政府的最高权力通常是相权。
政府首脑是宰相,在正常情况下,历朝宰相对政策的讨论、研究、决策、审议、执行以及监督等都握有重权。
国家的正常运行,依靠的是政府机构的正常运行;而政府机构的正常运行,依靠的是相权的稳定。
另外,君权除了依靠相权对于政府的管理以外,还必须依靠一个庞大的官僚集团,而相权则是官僚集团的最高权力代表。
所以皇帝离不开宰相,视宰相如股肱、似舟楫,所谓“圣主得贤臣”。
从相权这方面来看,视皇帝为国家社稷之化身,在具体事务的决策和执行等方面,亦需要得到皇权的支持、认同、采用和奖励。
宰相以忠君为己任,相权则以辅佐君权为天职。
正如宋朝宰相张齐贤说的,“君为元首,臣为股肱,上下一体,岂有不同其心而能济国家政事者哉。
”像西汉初年著名的宰相萧何、曹参、陈平,他们手中均掌有任国治事之重权,但是在国家重大事务的选择和决策方面,他们均采取了尊重君权、守职不逾矩的行为,反映了在君权与相权相互尊重的关系。
历史上的贤相,一般都遵“父前子名、君前臣名”的古训,致君泽民,明君重贤相,贤相忠明君,共同创建历史上的太平盛世。
三、君权与相权的矛盾与冲突然而历史上像唐太宗与魏征、汉文帝与曹参那样君相和睦共事的例子并不多,更经常的情况是君权与相权的冲突。
这是因为君权与相权之间存在着利益上的冲突以及皇帝对宰相在权力上的猜疑与戒心。
君权作为至高无上的统治权力,主要的利益是巩固和强化其统治实力,以及保证君权的独占性,这客观上就必然会把君主及其家族置于和一切人对立的地位,使一切人、一切社会集团都成为专制君主的潜在对手和敌人,成为猜疑和防范的对象。
相权作为国家的最高管理权,主要的利益是保障国家正常秩序,同时也维护整个官僚集团的利益,另一方面皇帝也难免猜疑一些宰相心里可能暗藏着王莽、司马昭那样的野心。
利益的冲突加上皇帝对在宰相权力上的猜疑,使得虽然君权离不开官僚组织而独立存在,但君臣之间不可能建立真正持久的信任关系,而只能是且用且疑,这就决定了君相关系的脆弱性和暂时性。
历史上许多元勋功臣虽然起初恩宠无比,显赫一时,但善始善终、常保富贵者却寥寥无几。
如汉代的萧何,明朝的李善才等皆属此类。
不过,相对说这几个人的下场还算是好的,更多的人则是沦为“奸臣”、“奸党”遭到无情的清洗。
所以,历史上所谓“兔死狗烹”的俗语,真可谓冷心铁面、血迹斑斑的经验之谈。
君权对相权的堤防还表现在宰相权力机构的不断变动。
从秦始皇确定了皇权的统治权威以后,在长达数千年的皇朝盛衰兴亡史中,每个新皇帝在建立新皇朝时的首要目标就是强化皇权,以及控制相权。
为了防止外朝以宰相为首的官僚集团权力过大,皇帝不断地将权力中心向内朝转移,逐渐地将国家事务交由身边的亲信(大多数地位都不高)处理,这样等于架空了宰相。
比如汉武帝使用内廷主管收发文件的尚书掌管机要,而使得三公九卿变成主管常规政务的部门。
然而随着内朝机构权力的日益上升而迁出宫外形成新的“外朝”,皇帝不得不任用新的身边亲信来堤防新出现的“外朝”。
如此反复,从三公九卿到三省六部,相权不断的转移。
到了明朝,朱元璋宣布废除宰相制度,可是正如前文所说的皇帝总会遇到“无限的权力欲望同有限精力的矛盾”,明朝后期的内阁实际上也成了宰相机构,甚至连太监魏忠贤都“拥有”相权。
而清朝虽然废除了内阁,但军机处到了后来也成了“准宰相”机构。
君权与相权的博弈充斥了中国古代王朝的历史。
四、君权与相权的博弈趋势在君权与相权几千年以来的冲突中,应该说仍然是君权处于主导地位的,因为无论怎样,相权总是处于辅助君权的地位的。
也就是说,无论相权掌握在多么强硬作风的人手中,只要宰相没有篡夺皇位(比如司马昭、王莽),相权永远无法跨越君权成为国家的最高统治权。
从三公九卿到三省六部,再到内阁乃至最后的军机处,虽然实际上相权仍然存在,但是我们也可以发现相权的地位其实已经大大地被削弱了,特别到了清朝军机处的出现,此时的相权完全不能同秦、汉、唐时期的宰相制度相提并论,君权的绝对强势地位已经显示无疑。
因此,在中国古代这样的专制集权的国家,君权始终是最高权力主体,主宰着政治权力的命运;相权则始终是上承天子、受命皇权的辅助之权。
五、总结君权与相权作为我国古代国家政权的核心,二者之间是统一又矛盾,其中矛盾又占了主要的方面,这样的关系推动了我国历史的发展。
有人说:“中国古代王朝历史是君权与相权的争斗史。
”这句话说对了一半,应该换成:“中国古代王朝历史是君权与相权的博弈史。
”参考文献:①、荣真,《中国政治制度史讲义》,第二讲“三公九卿与三省六部”②、王燕,《从刘邦与萧何的关系看君权与相权的矛盾》,《宾州教育学院学报》,1998年第1 期③、张星久,《中国君主专制政体下的君权与相权冲突问题——兼论官僚组织与君主专制制度的关系》,《求索》,1998年第2期④、曾小华,季盛清,《论中国古代君权与相权》,《浙江学刊》1997年第4期⑤、刘灵芝,《削弱相权是中国古代加强皇权的主要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