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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关联对企业的影响研究综述作者：戴媛来源：《中国经贸导刊》2019年第26期摘要：关于民营企业建立政治关联可能产生的后果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话题，但是研究的结论不一。
主要整理了政治关联对企业影响的相关研究主要论点，以期为进一步研究政治关联对企业的影响提供一定的参考。
关键词：政治关联企业文献综述在新兴加转轨的中国资本市场背景下，法律法规体系不够完善，要素资本市场不够发达，虽然新生的市场机制能够在资源配置中发挥一定的作用，但是大部分稀缺性资源仍旧掌握在政府手中，政府享有重要稀缺资源的分配权，正是由于这种特殊权利的存在，政治关联作为一种市场机制的替代机制逐渐受到企业家们的关注，许多企业希望通过与政府建立政治关系以求最大限度地获取稀缺性资源和制度保护，从而使企业获得长久稳定的发展。
政治关联不同于政府干预，也有别于政治腐败，政府关联是企业主动的通过各种途径与政府建立关系进行寻租，在法律层面上是大多数是合法的。
国外的研究中，政治关联（Political Connections）这一概念最早是在Estimating the Value of Political Connections一文中被提及的，Fisman and Raymond（2001）用这一概念来研究印度企业与苏哈托家族的关系对企业股票价格的影响，并指出政治关联这一行为可能导致一种扭曲的投资决策（Distorted Investment Decisions），他将企业与拥有政治权力的人之间的紧密私人关系成为“政治关联”。
学术界对政治关联这一概念的研究始于二十世纪末，但直至目前仍未形成统一而明确的概念定义。
目前，在国外文献中使用得最为广泛的是Faccio（2006）对政治关联的定义，Faccio 在文章中将政治关联分为“直接”与“非直接”政治关联两种。
其认为公司中若存在至少有一名高管（首席执行官、董事长、现任和前任主席、董事长秘书）或是大股东（持有至少10%的公司有表决权的股票的股东）是国家元首、政府部长或是国家议会的成员，则将该公司具有“直接”政治关联。
政府管理与民营企业发展的关系研究在当今经济社会发展中，政府的角色不仅仅是管理和监督，更涉及到与民营企业的紧密合作，共同促进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本文将探讨政府管理与民营企业发展的关系，并从政策引导、服务支持以及监管保障等方面进行分析。
一、政策引导政府在管理中起到的重要作用之一就是制定相关政策来引导和支持民营企业的发展。
在新形势下，政府应尽早调整和完善相关政策，鼓励民营企业积极创新。
例如，可以通过减少税收负担、提供贷款支持、设立产业基金等方式，为民营企业提供更多的资金和资源。
此外，政府还应加大对民营企业知识产权保护的力度，加强知识产权法律意识的普及和执法力度的加大，为民营企业的创新活动提供制度保障。
政府还可以通过推动产业升级、培育新兴产业、建设创新园区等措施来引导民营企业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方面取得更大突破。
二、服务支持政府在管理中的另一重要职责是为民营企业提供有效的服务支持，为其发展提供更好的环境和条件。
首先，政府应健全和完善企业登记注册、行政审批等制度，简化办事程序，提高办事效率，降低企业发展的成本和门槛。
此外，政府还可以通过建设创业孵化中心、创新创业基地等载体，为民营企业提供更便捷的创业资源和服务。
同时，政府还应加强对民营企业的培训指导，提供专业的管理培训、市场营销培训、技术培训等方面的支持，帮助民营企业提升核心竞争力和管理水平。
政府还可以通过组织专业展览会、洽谈会等活动，搭建平台，促进民营企业与大型企业、研究机构之间的合作。
三、监管保障政府在管理中的第三个方面是对民营企业进行监管和保障，维护市场秩序和公平竞争的环境。
政府应加强市场监管，打击商业欺诈、不正当竞争等违法行为，保护民营企业的合法权益。
政府还应建立健全的信用评价机制，加大对企业的信用信息收集和监管力度，提高违规企业的失信成本。
另外，政府还要加大对环境保护和安全生产的监管力度，确保民营企业的合规运营，维护社会的稳定。
政府可以加强与企业的沟通协调，通过定期开展企业安全生产检查、危险化学品管理等工作，为企业提供全方位的监管保障。
２０２３年第４期(总第１９９期)㊀㊀㊀㊀㊀㊀黑龙江社会科学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ＩｎＨｅｉｌｏｎｇｊｉａｎｇ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Ｎｏ.４ꎬ２０２３㊀㊀㊀㊀㊀㊀㊀㊀Ｇｅｎｅｒａｌ.Ｎｏ.１９９社会发展与社会建设家族涉入㊁政治联系与中国私营企业绩效研究王积超ꎬ陈㊀楠ꎬ张现苓(中央财经大学社会与心理学院ꎬ北京１０００８９)摘㊀要:近年来ꎬ家族涉入㊁制度环境和政治联系对企业绩效影响的研究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ꎮ本文利用２０１６年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ꎬ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ꎬ研究了家族管理权涉入㊁所有权涉入以及政治联系对中国私营企业绩效的影响ꎮ研究结果表明ꎬ家族管理权涉入与中国私营企业的经济绩效呈负相关ꎬ而家族所有权涉入和政治联系则具有显著的正效应ꎮ基于实证分析结果ꎬ中国民营企业应采取以下措施提高企业绩效:一是适度弱化家族对企业的管理权涉入和控制程度ꎻ二是制定和完善各种激励及惩戒制度ꎬ规避家族成员在企业管理中的不守规则和 搭便车 获利行为ꎻ三是根据发展需要建构政治联系ꎬ营造良好的政企关系ꎮ关键词:家族涉入ꎻ政治联系ꎻ私营企业绩效中图分类号:Ｃ９１２㊀㊀文献标志码:Ａ㊀㊀文章编号:１００７－４９３７(２０２３)０４－００６３－１１①㊀数据来源:国务院国资委网站ꎬ２０１７年６月１６日ꎬ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ａｓａｃ.ｇｏｖ.ｃｎ/ｎ４４２２０１１/ｎ４５１７８７７/ｎ４５３７４７８/ｃ４５９９０３６/ｃｏｎｔｅｎｔ.ｈｔｍｌꎮ作者简介:王积超ꎬ１９７３年生ꎬ中央财经大学社会与心理学院教授ꎬ法学博士ꎻ陈楠ꎬ１９９６年生ꎬ中央财经大学硕士研究生ꎻ张现苓ꎬ１９８９年生ꎬ中央财经大学社会与心理学院副教授ꎬ经济学博士ꎮ㊀㊀一㊁研究背景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ꎬ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渐深化ꎬ中国私营企业经历了从无到有㊁从弱到强的发展过程ꎮ这种经济形式以市场机制为基础配置社会资源ꎬ以雇佣关系为纽带组合生产要素ꎬ经过数十年的发展ꎬ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ꎬ是推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ꎮ党的十五大将中国私营经济从 制度外 纳入到 制度内 ꎬ由 公有制经济的必要和有益的补充 变为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ꎬ从制度上确立了中国私营经济的地位ꎬ为私营经济的健康发展奠定了基础ꎮ进入２１世纪以后ꎬ中国各级政府部门通过法律㊁制度建设㊁行业监管等手段不断改善企业经营环境ꎬ私营企业迎来新一轮的快速发展ꎬ无论是规模数量还是内在质量都获得了显著的提升ꎬ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ꎮ截至２０１７年９月ꎬ中国共有私营企业２６０７.２９万户ꎬ注册资本额达到１６５.３８万亿元ꎬ分别占企业总量的８９.７％和６０.３％ꎮ２０１９年ꎬ中国私营企业户数增长至３５１６万户ꎬ吸纳就业人口２２８３３万人ꎬ占全国就业人口的３０.３％ꎮ①私营企业的长足发展ꎬ为中国整个社会增加就业㊁积累财富㊁科技创新㊁提升国民福利水平等作出了重要的贡献ꎮ在早期阶段ꎬ以家族企业的形式出现和发展的私营企业在私营经济中占有很高的比例ꎬ２０１０年约为８５.４％[１]ꎮ家族参与管理在技术创新㊁债务融资和运营管理等方面对企业发展产生不利影响[２]ꎬ而且私营家族企业身份往往会导致企业在获得金融支持方面处于不利地位[３][４]ꎮ但是ꎬ良好的政治关联可以帮助私营企业获得银行贷款㊁资金和制度支持[５][６]ꎮ私营企业的发展离不开政策制度的支持ꎬ尤其是当私营企业所处的制度环境尚未完善时ꎬ建立政治联系则成为一项必要的非正式制度安排ꎬ对于私营企业实现更好的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７]ꎮ可见ꎬ关于家族涉入和政治关联对私营企业绩效影响等方面的研３６究已经受到学术界的关注[８]ꎮ这既是私营经济自身健康发展的实践需求ꎬ也是促进整体国民经济体系完善发展的客观要求ꎮ本文将利用最新调查数据ꎬ从家族涉入和政治关联两个角度探讨对私营企业绩效的影响ꎬ这是对私营经济发展问题研究的有益补充ꎬ为更好㊁更快地推动中国私营经济转型和发展提供参考ꎮ㊀㊀二、文献回顾经济绩效是衡量企业发展的重要指标之一ꎬ受企业经营策略㊁管理者特征㊁市场环境㊁政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ꎮ基于本文的研究主题ꎬ这里仅从背景特征㊁家族涉入和政治联系三个角度讨论其对私营企业绩效的影响ꎮ(一)背景特征与企业绩效在经济学和管理学领域ꎬ学者对企业行为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阐述ꎮ早期研究主要是从客观角度出发ꎬ认为企业管理者都是同质且理性的[９]ꎬ管理者会根据自己的资源基础做出理性的决策ꎮ但是在现实中资源基础理论(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ＢａｓｅｄＶｉｅｗ)遭遇到很多挑战ꎬ特别是对中国私营企业来说ꎮ如ꎬ改革开放初期的私营企业主和当下新生代私营企业家㊁不同地区的私营企业家(如苏商和浙商)等ꎬ他们的行为难以用资源基础理论进行解释[１０]ꎮ为此ꎬ理论界开始尝试从管理者自身特征出发构筑新的理论ꎬ特别是随着人口学和心理学理论在管理学上的应用ꎬ相关文献大量涌出ꎬ成为企业管理研究的重要方向之一ꎮ管理者的背景特征主要包括年龄㊁性别㊁受教育程度㊁工作经历㊁政治联系㊁实际工作角色等[１１][１２][１３]ꎬ背景特征不同会导致管理者在投资战略和运营管理定位上的选择不同ꎬ进而影响企业绩效ꎮ拉斯穆斯(ＲａｓｍｕｓＴｏｆｔ－Ｋｅｈｌｅｒ)[１４]㊁李海燕[１５]等利用中国和瑞典的企业数据研究发现ꎬ管理者性别对企业绩效具有明显作用ꎬ男性管理人员的经营绩效好于女性ꎮ企业家或管理者的年龄也和企业研发优势㊁绩效之间存在一定关系[１６][１７]ꎮ还有学者关注管理者的教育背景与企业市场份额㊁利润和绩效之间的关系[１８][１９][２０]ꎮ管理者任期与企业绩效之间呈现阶段性分布的关系[２１][２２]ꎮ此外ꎬ管理团队的构成也会影响企业绩效[２３]ꎮ现有文献大多是从管理者而非所有者的角度ꎬ以一个或几个背景特征进行论证ꎬ本文将以出资人为研究对象ꎬ讨论该群体的背景特征对私营企业绩效的影响ꎮ企业自身的条件和企业绩效之间存在显著相关ꎬ如企业债务㊁发展阶段㊁历史㊁地区等[１４][１５][２０][２４]ꎮ现有研究表明ꎬ良好负债结构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企业税务成本ꎬ进而提高企业绩效[２４][２５]ꎮ企业发展历史与经济绩效之间的关系受其所处经营环境的调节影响ꎬ当企业创新环境可延续时ꎬ企业历史越长越有利于提升企业绩效[２６]ꎮ也有学者提出ꎬ短期内企业历史对提升绩效没有明显作用ꎬ但长期视角下会发挥积极作用[２７]ꎬ但这很可能受到幸存者偏误的虚假影响ꎮ讨论企业所处地区与绩效之间关系的文献多数是从区域资本㊁区域产业构成㊁政策环境等角度展开分析[２８]ꎮ基于以上文献分析ꎬ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假设１:企业主和企业本身的特征变量会对企业绩效产生显著影响ꎮ企业主个人的特征变量包括企业主的性别㊁年龄㊁学历ꎬ企业本身的特征变量包括企业的资产负债率㊁企业历史和企业所在地区等因素ꎮ(二)家族涉入与企业绩效家族涉入也被称为家族参与ꎬ是指 与企业实际控制者相关的家族成员参与到该企业的治理中 [２９]ꎮ家族涉入包括所有权涉入㊁控制权涉入㊁管理权涉入以及企业代际传承意愿等[３０][３１]ꎮ本研究根据前人观点以及所使用的数据需要将家族所有权涉入和家族管理权涉入作为研究家族涉入的两个维度ꎬ应用于后续研究中ꎮ关于家族成员介入企业管理是否对企业绩效产生影响以及产生何种影响ꎬ不同的学者存在不同的观点ꎮ有学者从制度环境与替代性机制的角度出发ꎬ认为在制度环境不完善的情况下ꎬ家族制管理是一种替代性机制ꎬ减少职业经理人造成的企业代理成本[３２]ꎮ储小平[３３]对中国民营家族企业的研究也认为ꎬ造成这类企业成长瓶颈的主要因素不是金融资本ꎬ而是管理人员这种重要的人力资本ꎮ因此ꎬ在作为人力资本市场的经理人市场出现失灵的状况下ꎬ企业主让家族成员涉入４６企业管理是一种折中的办法[３０]ꎮ也有学者从资源观(ＲＢＶ)理论角度提出类似的观点ꎬ企业在缺乏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环境下ꎬ可以通过家族成员弥补这些不足ꎬ而付出的成本相对更低[３４]ꎮ但是ꎬ当制度环境不断改善ꎬ家族涉入管理给企业带来的额外优势将会逐渐降低ꎬ而负面效应会逐渐显露出来ꎮ比如ꎬ家族成员之间存在利他主义倾向ꎬ当这种相互的利他主义倾向不对称时ꎬ家庭成员之间难以成为目标一致的集体行动者ꎬ反而会增加企业的代理成本[３５][３６]ꎬ且利他行为会导致企业内部裙带关系问题严重ꎬ企业内部资源配置效率低下ꎬ不利于企业绩效的提升[３７][３８]ꎮ当外部的人力资本市场和经理人市场足够发达时ꎬ这种裙带主义仍会将不能胜任的家族成员保留在管理岗位ꎬ并且不能有效地激励非家族的经理人ꎬ从而降低企业竞争力[３９]ꎮ李路路和朱斌[８]提出ꎬ导致已有研究结论不一致的原因之一是忽略了企业组织特征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ꎮ关于家族涉入所有权的一些研究表明ꎬ中国私营企业具有 一股独大 的特征[４０]ꎬ家族持股比例和企业绩效之间存在正向关系[４１]ꎮ但是ꎬ也有学者持相反的观点ꎬ认为家族成员过度涉入所有权ꎬ会减少外部投资的进入ꎬ阻碍企业成长[４２]ꎮ关于企业绩效ꎬ李宝宝等[４３]利用２００８ ２０１８年４２３家中国上市家族企业面板数据ꎬ发现家族所有权涉入和企业财务报告质量之间负相关ꎮ也有学者讨论了家族成员涉入和企业创新投入之间的关系ꎬ提出家族成员对保守型投资策略的倾向会降低企业在产品研发方面的投入ꎬ不利于企业的绩效提高和可持续发展[４４][４５][４６]ꎬ但也有学者认为二者正相关[４７]或不相关[４８]ꎮ此外ꎬ其他一些研究针对上述两种对立观点提出ꎬ家族持股比例和企业绩效之间呈现复杂的曲线关系ꎬ但具体是何种曲线也存在争议[４２][４９][５０]ꎮ从以上文献分析可以看出ꎬ学者们认为家族成员对企业股权的分配和掌控等所有权涉入ꎬ不利于企业发展ꎻ家族管理权的过度涉入ꎬ也不利于企业绩效的提升ꎮ基于这些分析ꎬ我们认为上述学者的研究成果和结论也适用于本研究ꎬ于是提出以下研究假设:假设２ａ:在控制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ꎬ家族所有权涉入不利于企业经济绩效的提升ꎮ假设２ｂ:在控制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ꎬ家族管理权涉入不利于企业经济绩效的增长ꎮ(三)政治联系与企业绩效所谓政治联系ꎬ本文强调的是依据企业主个人的政治身份所建立起来的政治联系ꎬ具体表现为企业主在各级人大和政协机关任职ꎬ凭借这种政治身份进而有利于培育企业与政府之间的良好关系ꎮ资源约束是阻碍私营企业发展的重要因素[５１]ꎮ阿德勒等学者研究发现ꎬ政治联系可以帮助企业更快获得有用的信息以及各种稀缺资源[５２]ꎮ企业建立政治联系ꎬ可以打破受资源约束的困境[５２]ꎬ也可以帮助企业进入受管制行业[５３]ꎬ以及在与银行的来往方面ꎬ都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５４]ꎮ由此可见ꎬ政治联系其实是一种政治资本ꎬ当企业获得了这一政治资本就能够在正式制度不完善的情况下发挥它的替代作用ꎬ这样可以有效地改善企业绩效ꎬ对提高企业市值发挥着重要作用[５５]ꎮ私营企业通过建立政治联系ꎬ不仅能够获得政治特权的支持ꎬ还能赚取更多的社会资源[５６]ꎮ国内学者在对该领域展开研究时发现ꎬ企业高管的政府背景优势越强ꎬ公司财务绩效的表现越好[５７][５８]ꎮ雷蒙德[５９]的研究也表明ꎬ企业的绝大部分价值其实都与该企业的政治联系直接相关ꎬ政治联系对于企业发展的重要性在任何时候强调都不为过ꎬ因此企业应尽量建立政治联系ꎬ促进自身的发展ꎮ根据梳理已有的相关研究ꎬ能够大致得出结论ꎬ即企业的政治联系可以帮助企业获得特殊资源ꎬ从而提升企业的价值和经济绩效ꎮ综上所述ꎬ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假设３:在控制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ꎬ政治联系有助于改善私营企业绩效ꎮ㊀㊀三、数据与方法(一)数据来源本文所用数据来源于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等单位组建的私营企业研究课题组调查获取的«中国第十二次私营企业调查数据»(２０１６年)ꎮ中国私营企业调查始于１９９０年ꎬ每两年开展一次ꎬ该调５６查对于整体了解和定量分析中国私营企业的经营状况㊁生存环境和发展趋势都有着重要意义ꎮ此次通过对全国３１个省㊁自治区和直辖市展开调查ꎬ共收集到有效问卷８０６７份ꎮ在剔除了分析变量的缺失值后ꎬ本研究最后获得了５５３３个有效分析样本ꎮ(二)变量说明１.因变量企业经济绩效ꎬ参考已有研究的做法[６０]ꎬ本文采用两个变量来衡量私营企业的经济绩效ꎬ即２０１５年(调查前的最后一年)的企业净利润和总收入ꎮ用均值插补法处理两个原始变量后ꎬ我们计算处理变量的对数值ꎬ分别命名为ＥＰ和ＥＳꎬ并将其定义为因变量ꎮ最后ꎬ选择了５５３３个具有非缺失值的样本ꎮ２.自变量家族涉入ꎬ根据上文所述ꎬ本研究对这一变量的测量具体为两个维度ꎬ分别是家族所有权涉入和家族管理权涉入ꎮ对于家族所有权涉入ꎬ本文使用 您自己和家庭成员的投资占您当前所从事企业总净资产的比例是多少 这一问题作为衡量标准ꎮ具体而言ꎬ家族所有权涉入被定义为一个连续变量ꎬ取值范围为０~１００ꎮ变量的值越大ꎬ家庭参与企业所有权的程度就越高ꎮ对于家族管理权涉入ꎬ采用了两个问题来衡量这个变量ꎮ第一个是 您目前经营的企业的主要企业出资人和资本构成是什么 ꎬ第二个是 谁主要负责企业管理 ꎮ如果被调查者或家庭成员是主要投资者(意味着他们的投资在企业总净资产中所占的比例高于其他投资者)ꎬ并且主要负责企业管理ꎬ那么这类企业被定义为 家族管理权涉入 ꎬ否则被定义为非家族管理权涉入ꎮ因此ꎬ家族管理权涉入的因变量是一个二分变量ꎬ值０表示不参与管理的家族ꎬ值１表示参与管理的家族ꎮ２０１５年ꎬ有５５.４７％的中国私营企业是家族企业ꎮ关于政治联系ꎬ本研究使用企业家的政治身份作为衡量私营企业与政府进行政治联系的尺度ꎮ问卷中使用的问题是 您现在或曾经是人民代表大会或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政协)成员吗 ꎮ如果被调查者回答 是 ꎬ那么我们认为私营企业与政府部门建立了政治联系ꎬ否则没有ꎮ因此ꎬ该变量是一个二分变量ꎬ值０表示没有政治联系ꎬ值１表示有政治联系ꎮ３.控制变量本研究在统计模型中纳入企业主和企业本身的特征因素作为控制变量ꎮ首先ꎬ在企业主层面主要包括:性别ꎬ设置男性为１ꎬ女性为０ꎻ年龄ꎬ参照过去的研究ꎬ企业主本人的年龄因素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对企业的经济绩效产生影响[１６]ꎬ因此将年龄变量纳入控制变量ꎻ学历ꎬ企业主个人的受教育程度高低会影响他的决策水平ꎬ进而对企业的发展产生影响[２１]ꎬ故将学历这一变量纳入ꎬ本研究将企业主的学历分为高中及以下(２１５７)㊁大专及大学本科(３２０３)和研究生及以上(４３７)三种ꎮ其次ꎬ在企业层面上ꎬ将资产负债率㊁企业年数和企业所在地区纳入控制变量ꎬ其中ꎬ资产负债率和企业年数均为连续变量ꎮ企业年数表示从企业创办时起到２０１６年的年数ꎬ不足一年的计为一年ꎮ本研究将企业地区分为东部㊁中部㊁西部三种ꎮ(三)模型设置由于研究所选因变量为连续变量ꎬ因此本研究基于最小二乘法的多元线性回归估算家族涉入㊁政治联系对企业绩效的影响ꎮＥＰ＝α０＋α１ ＦＯＩ＋α２ ＦＭＩ＋α３ ＰＮ＋αｉ Ｘｉ＋ε(１)ＥＳ＝β０＋β１ ＦＯＩ＋β２ ＦＭＩ＋β３ ＰＮ＋βｉ Ｘｉ＋μ(２)在上式(１)中ꎬＥＰ是企业净利润ꎬＦＯＩ为家族所有权涉入ꎬＦＭＩ为家族管理权涉入ꎬＰＮ为政治联系ꎬＸｉ为控制变量ꎻα０为截距项ꎬα１和α２分别为家族所有权涉入和家族管理权涉入的回归系数ꎬα３为政治联系的回归系数ꎬαｉ为控制变量的回归系数ꎬε独立同分布的随机干扰项ꎮ公式(２)中ꎬＥＳ是企业总收入ꎬＦＯＩ㊁ＦＭＩ㊁ＰＮ同公式(１)ꎬβ０为截距项ꎬβ１和β２分别为家族所有权涉入和家族管理权涉入的回归系数ꎬβ３为政治联系的回归系数ꎬβｉ为控制变量的回归系数ꎬμ独立同分布的随机干扰项ꎮ㊀㊀四、结果分析(一)描述性分析表１报告了所有变量的平均值㊁标准差和样６６本量ꎮ从中可以看出ꎬ５５３３家企业的净利润均值为１１９２.４３万元ꎬ总收入均值为１９０５９.８６万元ꎬ表明调查对象主要是大型企业ꎮ这些私营企业为家族涉入和政治联系奠定了经济利益基础ꎮ㊀表１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变㊀量频次百分比(％)均值标准差经济绩效ＥＰ(净利润)５５３３１１９２.４３１３１０２.５１ＥＳ(总收入)５５３３１９０５９.８６１９７４２０.５家族管理权涉入非家族管理２４６４４４.５３家族管理３０６９５５.４７家族所有权涉入５５３３６８.１７４０.２９非人大代表/政协委员３９８０７１.９３人大代表/政协委员１５５３２８.０７企业主性别女１０３６１８.７２男４４９７８１.２８企业主年龄５５３３４５.６８９.４９企业主受教育程度高中及以下２０６１３７.２５大专和大学３０４８５５.０９研究生及以上４２４７.６６资产负债率５５３３３３.５２４７２.４７企业历史５５３３１０.５１６.８６地区东部２８１８５０.９３中部１３８２２４.９８西部１３３３２４.０９㊀㊀数据来源:２０１６年第十二次全国私营企业调查㊀㊀从企业主个体特征来看ꎬ在５５３３家企业中ꎬ女性企业主为１０３６人ꎬ占比１８.７２％ꎻ男性企业主为４４９７人ꎬ占比８１.２８％ꎬ这表明男性企业家仍然占据绝大多数ꎮ企业主受教育程度ꎬ高中及以下的有２０６１人ꎬ占比３７.２５％ꎬ大专和大学的有３０４８人ꎬ占比５５.０９％ꎬ研究生及以上有４２４人ꎬ占比７.６６％ꎬ从整体来看ꎬ企业主的受教育程度是比较高的ꎮ从企业层面来看ꎬ在５５３３家企业中ꎬ企业资产负债率的均值为３３.５２％ꎻ企业历史的均值为１０.５１年ꎻ被调查企业东部地区有２８１８家ꎬ占比５０.９３％ꎬ中部地区１３８２家ꎬ占比２４.９８％ꎬ西部地区１３３３家ꎬ占比２４.０９％ꎮ这些数据表明ꎬ被调查的中东部企业占比较高ꎬ达到７５.９１％ꎮ关于家族涉入ꎬ家族管理的企业有３０６９家ꎬ占比５５.４７％ꎬ非家族管理的企业有２４６４家ꎬ占比４４.５３％ꎮ家族所有权占比的均值为６８.１７％ꎮ这些数据表明ꎬ中国私营企业中ꎬ家族企业占比较高ꎬ且家族企业的所有权占比也较高ꎮ关于政治联系ꎬ在５５３３家企业中ꎬ有１５５３家企业主通过担任人大代表或者政协委员的方式建立了政治联系ꎬ占比２８.０７％ꎻ有３９８０家企业没有建立政治联系ꎬ占比７１.９３％ꎬ以上数据表明ꎬ建立政治联系对于私营企业来说并不是一件很容易做得到的事情ꎮ(二)相关性分析表２是关键自变量与企业绩效之间的相关关系ꎮ根据表２可知ꎬ家族管理权涉入与企业净利润和企业总收入都显著负相关(ｐ<０.０１)ꎮ同样的ꎬ家族所有权涉入也与这两个因变量显著负相关(ｐ<０.００１)ꎮ可见ꎬ家族涉入与企业经济绩效显著负相关ꎮ此外ꎬ结果还显示政治联系与企业净利润㊁企业总收入都显著正相关(ｐ<０.００１)ꎬ即政治联系与企业经济绩效呈正相关关系ꎮ７６㊀表２相关系数矩阵变量名称净利润总收入家族管理权涉入家族所有权涉入政治联系净利润１.０００总收入０.６９０∗∗∗１.０００家族管理权涉入－０.２１５∗∗∗－０.２３８∗∗∗１.０００家族所有权涉入－０.０７２∗∗∗－０.０８１∗∗∗０.５７８∗∗∗１.０００政治联系０.３５４∗∗∗０.３９６∗∗∗－０.１０２∗∗∗０.０１５１.０００㊀㊀注:∗ｐ<０.０５ꎬ∗∗ｐ<０.０１ꎬ∗∗∗ｐ<０.００１㊀㊀(三)多元回归分析我们建立了四个回归模型来检验家族涉入和政治联系对中国私营企业经济绩效的影响ꎮ模型１和模型２采用私营企业净利润作为因变量ꎬ其他两个模型采用私营企业总收入作为因变量ꎮ我们在模型１和模型３中只引入控制变量ꎬ并在模型２和模型４中除控制变量外还包括关键自变量ꎮ㊀表３家族涉入、政治联系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变㊀量模型１模型２模型３模型４净利润净利润总收入总收入家族管理权涉入－０.７４９∗∗∗－０.８８２∗∗∗(非家族管理)(－１０.５６)(－１１.９７)家族所有权涉入０.００２∗０.００３∗∗(２.５４)(３.１４)政治联系１.１８０∗∗∗１.２９４∗∗∗(非人大代表/政协委员)(１７.０４)(１７.９９)性别(女)０.６８０∗∗∗０.５８５∗∗∗０.７４８∗∗∗０.６４１∗∗∗(９.０２)(８.０５)(９.４９)(８.５０)年龄０.０１５∗∗∗０.００４０.０３２∗∗∗０.０２１∗∗∗(４.２８)(１.０５)(９.１０)(５.８５)学历(高中及以下)大专和大学０.９９０∗∗∗０.６８４∗∗∗１.３８７∗∗∗１.０４３∗∗∗(１５.４６)(１０.７９)(２０.７２)(１５.８５)研究生及以上２.０６９∗∗∗１.５７７∗∗∗２.５３８∗∗∗１.９８５∗∗∗(１７.５３)(１３.６０)(２０.５９)(１６.４９)资产负债率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１.４２)(１.６１)(２.５０)(２.７６)企业历史０.０８８∗∗∗０.０６６∗∗∗０.１１９∗∗∗０.０９５∗∗∗(１８.５４)(１４.０３)(２３.９７)(１９.３５)地区(东部)中部－０.１８７∗－０.１８６∗∗－０.６７２∗∗∗－０.６７０∗∗∗(－２.５７)(－２.６５)(－８.８３)(－９.１９)西部－０.０２４－０.０９６－０.３９０∗∗∗－０.４７１∗∗∗(－０.３３)(－１.３５)(－５.０７)(－６.３９)常数项１.０５８∗∗∗２.０３６∗∗∗２.４３６∗∗∗３.５２３∗∗∗(６.１３)(１１.４５)(１３.５２)(１９.０８)调整后的Ｒ２０.１８１０.２４２０.２９１０.３５２样本量５５３３５５３３５５３３５５３３㊀㊀注:(１)变量中括号内为参照组ꎻ(２)此表汇报的数值为回归系数ꎬ括号内为ｔ统计量ꎻ(３)∗ｐ<０.０５ꎬ∗∗ｐ<０.０１ꎬ∗∗∗ｐ<０.００１ ８６㊀㊀我们在模型１中引入了企业家和私营企业的控制变量ꎬ以检验它们对企业净利润的影响ꎮ如表３所示ꎬ企业家的个人特征ꎬ如性别㊁年龄和教育背景ꎬ对企业净利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ｐ<０.００１)ꎻ高等教育(大专及以上学历)有利于企业净利润的提升ꎬ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ꎬ其影响力不断增强ꎻ企业家的年龄与企业的净利润呈正相关ꎬ当企业家的年龄增加一岁时ꎬ净利润将增加１.５％ꎮ就企业的特征而言ꎬ企业的历史与净利润呈正相关(ｐ<０.００１)ꎬ企业历史每增加一年ꎬ净利润就会增加８.８％ꎮ因此ꎬ中国民营企业的经济表现受到企业家和企业特征的影响ꎮ模型２是在模型１的基础上加入了家族涉入变量和政治联系变量ꎬ模型２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０１)ꎮ调整后的伪Ｒ２值为０.２４２ꎬ模型拟合度比模型１有所提升(模型１的伪Ｒ２值为０.１８１)ꎮ从模型２中能够看到ꎬ在加入控制变量的情况下ꎬ家族管理权涉入对企业净利润具有显著负向作用(ｐ<０.００１ꎬβ＝－０.７４９)ꎻ家族所有权涉入对企业净利润具有正向影响ꎬ企业主及其家族成员的所有权份额每增加一个单位ꎬ企业净利润上升０.００２个单位ꎮ此外ꎬ企业政治联系对企业净利润具有正向作用(ｐ<０.００１)ꎬ企业主担任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比不担任的企业净利润高１.１８０个单位ꎮ这个结果支持了假设２ｂ和假设３ꎬ即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ꎬ家族管理权涉入不利于提升私营企业绩效㊁政治联系有助于改善私营企业的经营绩效ꎮ模型３是来自个人和企业两个层面的控制变量对企业总收入的影响分析ꎮ根据表３ꎬ企业主个人特征变量对企业总收入的提高有显著的正向影响(ｐ<０.００１)ꎮ首先从性别来看ꎬ企业主为男性的企业比企业主为女性的企业总收入高０.７４８个单位ꎻ其次从受教育程度来看ꎬ企业主上过大学的企业比没上过大学的企业总收入高１.３８７个单位ꎻ最后从企业主的年龄来看ꎬ随着企业主年龄的增长ꎬ每增长一年ꎬ企业净利润会提升０.０３２个单位ꎮ而在企业特征方面ꎬ企业历史与企业净利润呈现显著正相关(ｐ<０.００１)ꎬ企业历史每增加一年ꎬ企业总收入提升０.１１９个单位ꎮ这一结果使假设１得到了进一步的验证ꎮ模型４是在模型３的基础上加入控制变量后的回归模型ꎮ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ꎬ我们能看到ꎬ家族管理权涉入与私营企业总收入之间是显著负相关ꎮ此外ꎬ政治联系与企业总收入呈显著正相关ꎬ企业主担任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比不担任的企业总收入高１.２９４个单位ꎮ上述结果进一步支持了假设２ｂ和假设３ꎬ即在控制其他变量时ꎬ家族管理权涉入不利于提升私营企业绩效ꎬ政治联系有助于改善私营企业的经营绩效ꎮ特别的ꎬ在模型４中我们发现ꎬ企业负债率与企业总收入正相关(ｐ<０.０５)ꎬ但是影响不大(β＝０.００１)ꎬ这一结果再次证实了假设１ꎻ企业地区分布与企业总收入显著正相关(ｐ<０.００１)ꎬ以西部为参照标准ꎬ企业在中部和东部地区依次提升ꎮ上述数据验证了企业特征变量对私营企业绩效产生了显著的影响ꎮ由模型２和模型４结果可知ꎬ家族管理权涉入的系数在两个模型中都为负ꎬ并在统计上显著ꎮ同时ꎬ从结果中能看到政治联系对企业净利润的影响大于对企业总收入的影响ꎮ通过对模型２和模型４对比可知ꎬ当因变量为企业总收入时ꎬ企业主的年龄㊁企业资产负债率和企业所在地区这三个变量的系数都大于０ꎬ且在统计上显著ꎮ(四)稳健性检验为了检验解释变量的解释力度的稳健性ꎬ本研究用政治身份这一新变量代替原有的政治联系变量ꎬ该变量为虚拟变量ꎬ党员＝１㊁非党员＝０ꎬ形成新的自变量体系ꎬ并分别纳入以净利润和总收入为因变量的模型ꎬ进行回归分析ꎬ得出了模型５㊁模型６ꎮ用家族管理理念这一变量代替原有的家族涉入变量ꎬ形成新的自变量体系ꎬ并分别纳入以净利润和总收入为因变量的模型ꎬ进行回归分析ꎬ得出了模型７和模型８ꎮ其结果与之前回归结果基本一致(见表４)ꎬ即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ꎬ家族管理权涉入不利于提升私营企业的经济绩效ꎻ良好的政治联系对于提升企业绩效有着积极意义ꎮ９６。
国有企业政治关联概述【摘要】国有企业政治关联是指国有企业与政治力量之间的关系。
本文首先介绍了国有企业的定义，然后探讨了政治关联的背景，分析了国有企业与政治关联的形式，以及对国有企业政治关联的影响。
接着讨论了国有企业政治关联的监督机制，指出存在的挑战，并提出了未来发展和建议。
通过本文的解析，可以更好地理解国有企业政治关联的现状和关键问题，为政府和企业管理者提供参考。
最终目的是为了促进国有企业的健康发展和促进社会政治与经济的协调发展。
【关键词】国有企业、政治关联、定义、背景、形式、影响、监督机制、挑战、未来发展、建议1. 引言1.1 国有企业政治关联概述国有企业在很大程度上都与政治有所关联，这种关联可以是通过政府直接持有企业的股份来实现，也可以是通过政治官员在企业的管理层中担任重要职位来实现。
国有企业在政治关联方面具有一些独特的特点和影响，这也是国有企业与私营企业在政治关联方面的重要区别之一。
在许多国家，国有企业政治关联已经成为一个热门话题，许多学者和政策制定者都在努力研究如何有效管理和监督这种关联关系，以确保国有企业能够更好地为国家和社会做出贡献。
国有企业政治关联的独特性主要体现在其权力结构和利益诉求方面。
国有企业通常受政府的控制和影响，政府可以通过政策制定和资源配置来影响国有企业的经营方针和决策过程。
国有企业在经营过程中也需要满足政府的一些特殊利益诉求，比如为政府提供税收和就业机会等。
这种政治关联既可以为国有企业带来一些好处，比如获得政府支持和资源保障，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企业的自主决策和市场竞争能力。
国有企业政治关联的特点和影响是一个复杂而多维的问题，需要全面考虑各方利益，寻找平衡点，以实现国有企业政治关联的良性互动和发展。
2. 正文2.1 国有企业的定义国有企业是指由国家所有或控股的企业，通常是在国家层面运营和管理的企业。
国有企业在国家经济中具有重要地位，通常承担着重要的基础设施建设、关键产业发展和国家安全保障等职责。
政治企业相关知识点总结政治与企业是两个不同的领域，但它们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和相互影响。
政治的稳定与发展对企业经营活动具有重要影响，而企业的发展也会影响政治经济的稳定。
本文将从政治与企业的关系、政治风险管理、政治企业社会责任等方面进行相关知识点总结。
一、政治与企业的关系1. 政治对企业的影响政治对企业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包括政策法规、政治风险、政治稳定等。
政府的政策法规对企业的经营活动具有直接的约束和指导作用。
政治风险则包括政治动荡、政治不稳定等，这些因素都会对企业经营活动造成不利影响。
另外，政治的不稳定也会导致经济环境不稳定，使企业面临更大的经营风险。
2. 企业对政治的影响企业对政治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经济利益上。
企业作为社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与壮大带来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和税收收入，这些都是政治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
另外，一些大型企业还会通过政治活动、政治献金等方式参与到政治活动中，影响政治决策和政策制定。
3. 政治与企业的合作政治与企业之间的合作主要体现在政策法规的制定和落实、政治风险的管理、公共事务的开展等方面。
政府需要依靠企业的力量来推动经济发展和就业创造，企业也需要依靠政府的支持和指导来获得更好的发展环境。
二、政治风险管理1. 政治风险的定义政治风险是指政治体制的变化、政治动荡、政府政策的变化等因素对企业经营活动造成不利影响的风险。
政治风险不仅包括国内政治风险，还包括国际政治风险。
2. 政治风险的影响政治风险的存在会对企业经营活动造成一系列的不利影响，包括投资项目的延误、经济合作的中断、出口贸易的受阻等。
政治风险的存在也会增加企业的经营成本，减少企业的盈利能力。
3. 政治风险管理的方法政治风险管理是企业进行国际经营活动时必须面临和解决的问题。
企业可以通过政治风险评估、政治风险分析、政治风险保险等方式来进行政治风险管理，规避和降低政治风险对企业经营活动的不利影响。
三、政治企业社会责任1. 政治企业社会责任的内涵政治企业社会责任是指企业在社会经济发展中承担的政治责任。
民营企业家政治表现
民营企业家在政治表现上具有以下特点：
1. 支持市场经济：民营企业家通常支持市场经济和经济自由化，倡导竞争和创新，反对过度政府干预和垄断。
2. 与政府合作：为了发展自己的企业，民营企业家通常会与政府展开合作，寻求政府支持和资源。
他们可以参与政府政策制定过程中提供建议和反馈。
3. 社会责任感：一些民营企业家会关注社会问题和公益事业，积极参与慈善捐赠和社会公益活动，关注环境保护和社会发展。
4. 参与政治活动：一些民营企业家会积极参与政治活动，例如加入政党、参选政治职位或支持政治候选人。
他们希望通过政治手段为自己的利益和企业找到更好的发展环境。
5. 影响公共政策：由于其经济实力和社会影响力，民营企业家对公共政策制定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他们通过参与公共讨论、提供经验和建议等方式，促进相关政策的制定和改进。
需要注意的是，民营企业家的政治表现因人而异，存在个体差异和多样性。
并且，并非所有民营企业家都积极参与政治活动或表现出明显的政治倾向，一部分民营企业家可能更专注于经营和发展企业。
摘要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却没受到足够的重视，以至于双方的能力没有得到全方位的发挥，使双方的发展没有达到应有的效果。
因此，政企关系是经济发展良好的标志，政企关系的重要性越来越凸显，所以建立良好的政府和企业关系是我国企业和政府今后的重要工作之一。
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是否正常，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自由度和活力。
本文对我国的政府和企业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并结合世界政企关系发展的历程，提出了一些改革的观点。
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最好的结果就是政府达到自己的管理目的，而企业也取得了自己的发展目标，从而最终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
关键词：政企关系政治企业经济目录1 前言 (1)1.1 研究背景 (1)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1)1.3 研究目的和意义 (2)2 国外政企关系对国内政企关系的影响 (2)2.1从世界各国当前的发展来看，政府与企业的关系的类型 (2)2.2 目前来看，我国几种典型的政企关系模式同时并存 (2)2.3 结合世界政企关系的发展启示，我国政企改革之路还很长 (3)3 政企关系新变化产生的原因 (3)3.1 为建立新型政企关系需要多方面通力协商 (3)3.2 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政府职能应进行转变 (3)3.3. 对外开放格局的形成 (4)4 结论与建议后记参考文献附录1 前言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中国企业在世界经济舞台中的地位越来越突出。
但在看到成绩的同时，也应该注意到政府和企业关系的不明确成了我国企业发展的重大问题。
在十六届五中全会上，政府对其关系有了一个明确的指示。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了我国今后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之一是“继续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必须正确处理的一个关键问题。
我国企业政治策略分析（作者:___________单位: ___________邮编: ___________）摘要：一个企业的发展过程中，不仅存在市场因素，还存在着政治因素。
政治和市场两个方面是和企业息息相关的。
因此，一个企业不仅要制定完善的市场策略，还要有一个合适的政治策略。
通过分析我国的企业政治策略的内涵、类型以及与其他相关概念的关系，提出了思考。
关键词：企业政治策略；政治因素；市场；完善1 企业政治策略的内涵1.1 企业政治策略的定义学者Mahon认为。
企业政治策略不是只限于与政府有关的企业行为，它反映组织、社会、利益集团以及其他政治组织之间的相互关系，并且可能在政治组织领域之外发生。
其他学者则试图根据组织和政府决策者之间的代理关系来解释企业政治策略。
他们认为：企业政治策略是指企业试图通过了解和满足政治代理人的个人需求来影响公共政策的制定。
根据我国学者田志龙教授等人的研究得出，企业政治策略就是企业为了谋求有利于自己的生存环境而影响政府政策与法规制定过程的策略，实施上述策略的行为称为企业政治行为。
它由一系列具体的战术或行为所构成。
1.2 企业政治策略与相关概念的关系界定企业政治战略，相对与企业政治策略来说，它是广泛的、宏观的、长期的，一个战略是由若干个策略组成的，而每个策略都是为战略的实现服务的。
企业政治行为，实施企业政治策略的活动、行为称为企业政治行为，也称为企业政治活动、企业政治战术。
策略与行为是理论与实践的关系。
2 我国企业政治策略分析2.1 西方国家企业政治策略研究简述西方学术界对企业政治策略的研究主要是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至今已有30多年的历史，随着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和范围的扩大，逐渐由被动转为积极主动。
企业政治策略也逐渐成为政治科学、经济学以及管理科学领域的重要研究话题。
他们认为企业政治策略是由一系列具体策略和战术所组成的，并且建立了可用于企业的政治策略分类框架。
Baysinger(1984)根据企业政治行为的三种目标将其分成三种类型：领域管理——目标——策略、领域防御——目标——策略、领域维持——目标——策略。
民营企业家政治思想总结民营企业家的政治思想总结在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下，民营企业家的政治思想逐渐丰富和成熟。
他们以经商兴邦为己任，对国家社会的发展和改革持有积极的态度，并通过自己的行动和实践贡献着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首先，民营企业家的政治思想强调市场经济。
他们认为市场经济是资源配置最有效的方式，能够充分发挥个体和企业的创造力，推动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的繁荣。
他们提倡市场竞争，主张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让企业家精神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实现经济的自由和繁荣。
其次，民营企业家的政治思想关注民主法治。
他们认为，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有良好的法制保障和市场监管，需要建立公平竞争的营商环境。
他们主张为企业家提供公平公正的法律和法治环境，保护投资者权益，维护企业家的创业权益。
他们还强调民主制度的重要性，主张依法治国，促进民主政治的发展。
再次，民营企业家的政治思想注重社会责任。
他们认为企业家需要承担社会责任，不仅仅是追求利润，更要关心员工的福利和社会的发展。
他们主张企业要履行社会义务，回报社会，关注环境保护和社会公益事业，推动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最后，民营企业家的政治思想强调国家利益和民族发展。
他们认为企业家应该以国家的发展利益为重，积极参与国家的发展战略。
他们主张加强企业和政府的合作，共同推动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他们还重视创新和科技发展，主张加强自主创新能力，提高产业竞争力，实现国家的经济崛起和民族的发展。
综上所述，民营企业家的政治思想是经过实践和思考逐渐形成和丰富的。
他们倡导市场经济、民主法治，注重社会责任和国家利益，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Management经管空间1382012年7月 中小企业政治关联：内涵、表现及理论基础山东大学管理学院 王玉珏摘 要：企业政治关联世界上很多国家普遍存在，由于正处于经济转型期，我国中小企业政治关联现象尤为严重，已对经济和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
本文系统揭示我国中小企业政治关联的内涵、现状及存在的理论基础，以期提供对该现象全面、客观、公正的认识。
对企业而言，政治关联是一把双刃剑，使得企业获得更多利益的同时，也不得不承担寻租活动带来的成本，而在现实中由于寻租行为的隐晦性以及信息不对称等因素，企业通常难以准确衡量寻租行为的成本和由此带来的收益，若政治关联带来的收益低于其付出的成本，将会对企业绩效产生不利影响。
关键词：政治关联 中国表现 社会资本理论 寻租理论中图分类号：F2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800(2012)07(a)-138-03“关系”文化这种隐性契约在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长河中广泛存在，而政治关联就是关系文化中的典型形式，是对我国的政治经济基础及历史文化背景的深刻反映。
企业政治关联是企业为了获取有利于自身发展的资源和条件，通过公开或隐蔽形式参与政治活动进而影响政府公共政策的行为，这一现象在世界上很多国家普遍存在。
大量研究表明，在制度欠发达的条件下，中小企业尤其热衷于建立政治联系(Park et al.，2001；Faccio，2006；Boubakir et al.，2008)。
由于中小企业政治关系的普遍性和其对企业战略行为的关键性影响，使得政治关联成为了世界各国关注的重点经济问题，同时也成为了经济界和管理界讨论的重点理论。
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期，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健全，中小企业普遍存在政治关联现象，已对我国的经济和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
本文系统揭示我国中小企业政治关联的内涵、现状及存在的理论基础，以期提供对该现象全面、客观、公正的认识。
1 政治关联的内涵鉴于政治关联的普遍存在和企业战略决策的关键性作用，国内外学者从20世纪80年代就研究企业高管的政府背景对企业各层面产生的影响。
我国民营企业政治关联模式分析 引言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的加剧和政治经济的融合，企业已经步入政治竞争时代。Faccio（2005）从全球视角研究了政治关联问题，发现企业的政治关联在很多国家都广泛存在，特别是产权保护度较弱的国家和地区更为突出。① 在许多产业，政治上的成功与经济上的成功同等重要，因此企业往往将政治战略作为其整体战略的一部分，政治关联已成为企业取得成功的基础。许多企业在制定市场竞争策略去战胜对手的同时，无不重视政治策略的制定与实施，他们通过影响政府政策的决策过程，从而获得各种政府资源，提高企业经营绩效水平。企业越具有长远发展意识，越会重视政治策略的制定与实施，这已成为企业战略管理的重要内容。 随着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民营企业家不但在经济领域内扮演着重要角色，而且也在社会政治领域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影响作用。在中国转型背景和关系主导型社会结构下，民营企业的政治关联广泛存在。② 由中共中央统战部、全国工商联、国家工商总局和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联合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在接受调查的企业家中，将近1/3的人希望成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政治关联构成了民营企业外在环境的重要部分，对民营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以及企业之间的竞争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搞好与政府的关系是某些企业成功的重要前提，甚至连跨国公司都清楚地知道在中国做生意时“关系为王”。③ 民营企业通过不同渠道拥有政府资源，与不同层级的政府部门建立紧密的联系，从而与政府官员的沟通更为有效，并带来政治利益和经济效益（周黎安、陶婧，2009；Li et al.，2006）。因此，政治关联作为一种竞争工具能拓展民营企业的外部生存空间，为民营企业创造有利的竞争环境。然而，政治关联也增加了民营企业的成本，从而损害企业绩效。Fan et al.（2007）研究发现，政治关联造成了政府对企业的侵害，导致了企业绩效下降。很多案例也表明，一些地方政府对民营企业存在侵害行为。可见，政治关联是一个中性的概念，并不必然与腐败联系在一起，它对民营企业的生存既能够发挥正面的促进作用，也能够产生负面的影响效应。 政治关联已经成为民营企业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甚至决定着民营企业经营的成败，因此，如何处理与政府的关系也就构成了民营企业战略决策和经营行为的重要方面。目前，民营企业所面临的最大不确定性不是来自于市场，而是来自于政府，政府不仅在体制方面给企业带来巨大影响，而且通过政府行为直接影响着企业的运营。在民营企业蓬勃发展的背景下，民营企业的政治参与有着复杂的动机，随着企业经营活动中政治意识的加强，政治关联策略的运用越来越受到企业界的关注。 一、中国民营企业政治关联的利益链结构 中国迅速成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和国外投资的首选目的地，日益受到全球的瞩目。然而，众多的新闻报道表明，中国的法律体系不完善，政府行政效率比较低，并且存在一定的腐败行为。根据国际透明组织（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的腐败感知指数（Corruption Perception Index），中国在145个国家中排名第七十一位。由于法律对私有产权的保护不力、过去长期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歧视等原因，中国民营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受到了政治因素和与当地政府关系的影响。中国的法律制度体系比较弱，不足以保护私有产权，也不能强有力地保障合同的执行。民营企业的发展面临着诸多制度性困难，而这些困难为民营企业增加了巨大的成本，并最终损害了民营企业价值。因此，在这种制度环境下，政治关联对民营企业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民营企业采取一定的政治战略处理与政府的关系对其生存和发展至关重要。 同时，由于中国分税制的财政体制和政策性负担，进一步增强了政府掠夺民营企业资源的强烈动力。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中央并没有完全控制住地方政府所掌握的预算外收支的权力，使地方政府实际拥有很大的自主收支权。随着政府支出的大规模增加，财政收支缺口越来越大，为了弥补这一缺口，地方政府只能不断扩大税源以增加预算内收入。但地方政府仍然保留着计划经济时期的预算外收支体系，增加预算外收支就成为许多地方政府（特别是收支缺口很大的欠发达地区地方政府）的重要选择。地方政府往往依赖民营企业来增加预算外收入，向民营企业大量摊派费用，加剧了对民营企业利益的攫取，进而降低了地区经济资源的配置效率，损害了地区经济效率和经济增长。另外，政府为了实现政策性目标，如地区发展、就业、社会保障和教育等，会将各种社会性负担转嫁到民营企业身上，从而增加了民营企业的负担和成本。在某些情况下，政府官员对民营企业的扶持是有代价的，民营企业必须为政府官员提供利益，他们之间形成了“利益共同体”。Djankov et al.（2008）强调，赋予政府权力是为了治理经济生活中的无序和无政府状态，但是政府及其官员往往滥用权力谋求私人利益的最大化。因此，政府及其官员利益的获得往往是以民营企业利益的损失为代价的，表现出“掠夺之手”效应。 由于中国社会处于转型阶段，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社会价值取向日趋多元化，民营企业与政府的关系表现出加强的趋势。Li et al.（2006）的研究表明，在金融发展越落后、政府管制越多、非正式的税收负担越严重、法律体系越弱的地区，民营企业家越可能建立政治关系。政治关联能够为民营企业带来资源、利益和机会（见图1）。民营企业往往通过建立与政府官员的特殊个人关系来取得政府控制的资源和机会。同西方国家不同的是，中国民营企业政治战略的主体是单个企业，政治战略的手段是大量灰色或非法手段，政治战略的目标是谋取对企业本身的直接好处，而不是通过公共政策来谋取好处。这就是通常所谓的“关系”在中国商业活动中的重要性。因此，政治关联可以为民营企业带来“扶持效应”，成为中国民营企业的竞争力。 政治关联有助于减少民营企业的成本，增加盈利机会，从而提高企业价值。经济利益是民营企业家参与政治的首要和根本动因，当前民营企业家的政治参与大多是为了获得政府的认可,其真正目的主要在于维护和扩大自身的经济利益。在转型经济中,除了传统的企业家能力之外,政治关联显然有助于提高民营企业与政府的交往能力。具有政府背景的高管熟悉政府的运作规则,了解政府的政策动向,与政府官员的沟通更为有效,这为民营企业在政府采购、开发权、用地审批、税收优惠等方面提供了便利。企业涉足政治被认为可以获得更好的税收优惠、贷款政策和市场准入等利益，能够显著提升企业价值（Fisman，2001；Faccio，2006）。通过建立政治关系，可以解决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土地、贷款、特许经营权等瓶颈问题，或者获得政府采购、税收优惠、财政补贴、产业基金扶持、临时性大额资金周转等直接经济利益。这些资源和利益正是转轨时期民营企业迅速发展壮大的强大动力。胡旭阳和史晋川（2008）发现，民营企业家的政治身份有助于民营企业进入政府管制的行业，从而获得垄断利润。因此，紧密的政治关联能够帮助民营企业克服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避免遭受意识形态的歧视，并取得超常规的业绩表现。 二、中国民营企业政治关联的模式 民营企业在发展与政府的关系时通常采用不同的手段和模式，有的民营企业采用严重违法的手段，最终导致民营企业行为的败露和经营的失败，而有些民营企业将政治关联手段控制在一定范围内，甚至游走在法律的边沿，不仅获得了政治庇护和利益，而且取得了经营的成功（见图2）。由于民营企业所处的外部环境和支配的资源禀赋存在很大的差异，因此不同民营企业的政治关联模式也表现出极大的差异性。 （一）违法的政治关联模式 在中国法律体系不健全的情况下，缺乏对公共权力的有效监督和约束，许多民营企业为了获得政府控制的资源，往往通过违法的手段（甚至黑色手段）来建立政治关系。这些民营企业除了发展与政府部门之间的关系之外，重点培养与关键官员之间的关系，因此通常会涉及行贿等非法手段，进行权钱交易。这种政治关联模式虽然能够使民营企业获得暂时的利益，甚至很大的利益，但当其所依附的政府官员或他们的利益链出现问题时，将会受到法律的制裁，民营企业将会最终丧失其所获得的利益。 大量的案例证明，违法的政治关联模式容易导致民营企业经营的失败。尽管如此，仍然有很多民营企业通过违法的手段来建立政治关系，主要是因为这些民营企业存在不会被发现的侥幸心理，并且受到民营企业不良生存环境和不良政府生态的极大影响。例如，厦门“远华”走私案就是一种典型的违法政治关联模式。“远华”案的特点是赖昌星利用合法的企业（“远华公司”）经营非法的走私生意，走私的物品包括汽车、电器、原油以及枪支弹药等，走私金额高达30亿人民币，涉案人员159人。他们通过权钱交易等非法手段，构建了一个“金字塔型”的保护关系网，从中央到省、地、市，众多官员都与赖昌星有利益交往；从部门来看，党、政、军、警、海关、银行均囊括于内。在厦门“远华”走私案中，被牵扯进去的官员职务较高，人数较多，包括厦门市委、市政府、市政法委、厦门海关、厦门国税局、厦门海事局、厦门商检局、福建边防总队、银行等金融部门的干部共达346人，其中厅级以上高官20多人。“远华公司”走私多年，背后有官方势力的大力支持，此集团的运作是私人企业、政府、军方及海关相互配合的结果，政府中的部分人充当了“远华走私案”的“保驾护航”者。 在中国矿产行业，地方政府官员与民营矿产企业的黑色交易也很猖獗。在官员的庇护下，民营企业主与商人几乎可以不遵守任何规则。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矿难最多的国家。漠视矿工生命的煤矿之所以未被查禁，就是因为严重的“官煤勾结”；不少煤窑老板为了逼迫矿工卖命，甚至借助黑社会势力撑腰。这种“官煤结合”构成的保护屏障使来自中央政府的清查流于形式，中国仍然处在矿难高发状态。2007年河北唐山杨树宽黑社会团伙案发，团伙竟然拥有装甲车、机关枪、催泪弹和其他枪枝30多支、军用车辆3辆，他们以武力胁迫，霸占数座矿山，勒索他人财产多达8亿多元。该团伙之所以能够横行地方，只因为他们拥有公安系统充当“保护伞”，并以每月数十万贿赂公安官员。 还有很多案例表明，民营企业往往运用非法的手段建立政治关系。号称“共和国第一税案”的广东省汕头、普宁等地共伪造、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17.2万份，虚开金额共约323亿元。此案也是在地方政府官员直接参与及指挥下发生的。一些基层政府负责人直接指挥财政所长、税务所长为假企业虚报增值税；有的税务干部自己开办多家假公司，骗税数千万元。曾经号称“金融帝国”的新疆德隆不仅仅是一群违规的价格操纵者，而是一张“网络”—— 一个用制度和文化编织起来的坚强网络，它拥有的力量要比显示出来的大得多。德隆管理层最大的一部分就是从政府下海的官员，从而与政府具有非常紧密的联系。德隆不是一家一般的企业，它是一家懂“政治”并且讲“政治”的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