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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耕地面积变化1.耕地数量变化的总体趋势对于我国耕地总量，一直缺乏权威的数据。
比较长的时间序列数据是国家统计局的统计资料[4].根据统计局的资料，我国耕地面积在1957年达到高峰，其后经历了一次大幅度的减少。
第二次大的滑坡发生在1965～1977年；第三次1980～1988年；第四次从1992年持续至今。
改革开放以来耕地减少的速度是60年代至今最快的一段时间。
根据原国家土地管理局和国家统计局的资料计算[5]，1978～1997年累计增加耕地1140万hm2，累计减少1605万hm2，两者相抵，净减少465万hm2，占耕地总面积的3.5%，相当于整个江苏省的耕地面积。
这段时间平均每年净减少耕地25万hm2，而在此前的10年（1968～1978）间，平均每年净减少16万hm2，速度明显加快。
在改革开放以来的20年间，耕地总量平衡中只有1979、1990、1995和1996年新增耕地面积超过了减少的耕地面积。
但净增面积有限，不超过10万hm2.净减少最快的是1984～1988年，年均减少55万hm2，其中1985年是减少最多的一年，达100万hm2.1993～1995三年也很突出，每年净减少近40万hm2. 如果仅从全国尺度考察耕地总量变化，会忽视一些重要的现象。
从耕地面积变化的空间分布上看，净减少最快的一是广东、福建、上海、江苏、浙江、山东、北京、天津及辽宁等沿海省份；二是陕西、湖北、四川、湖南、山西等中部省份。
尽管从全国的趋势看个别年份耕地面积是净增加的，但这些自然条件较好的省份自1978年以来一直维持着净减少的趋势。
那些自然条件较差的边远省份，如内蒙古、黑龙江、新疆、云南、广西、贵州、甘肃、宁夏等省，1988年以后耕地却基本上是净增加的。
个别省份，如内蒙古和黑龙江等，增加的幅度还比较大。
耕地面积变化的这种区域差异，说明在我国耕地总量的动态平衡中，生产力较低的耕地面积的增加，在数量上部分地抵消了优质良田的减少，因而掩盖了问题的实质。
改革开放后土地政策的变化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土地政策经历了重大变化。
以下是一些重要的变化：
1. 农村土地改革：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实行了农村土地集体经营的政策，允许农民租赁土地并承包经营。
这一政策激发了农民的积极性，提高了农产品的产量和质量，推动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2. 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改革开放后，中国开始逐步改革农村宅基地制度，允许农民有相对的自主权，可以选择自己的居住地和宅基地的使用方式。
这一改革使农民在土地使用上更加灵活，有利于他们的居住条件和经济发展。
3. 城市土地制度改革：改革开放后，中国逐步建立了城市土地市场，并实行了土地出让制度。
这一改革使得土地资源能够更加有效地配置，吸引了大量的投资和发展。
同时，也给城市居民提供了个人产权保护的环境。
4. 农村土地承包期延长：为了稳定农民的积极性，中国政府多次延长了农村土地承包的期限。
这使得农民在土地上可以长期稳定地进行经营，提高了他们的投入积极性。
5. 城市化进程中的土地政策调整：改革开放后，中国经历了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
为了应对城市土地供应不足和高房价问题，中国政府通过推行土地供应制度改革、土地增量使用计划等措施，调整了城市土地政策，提高了土地利用效率。
总的来说，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土地政策经历了多次调整和改革，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发挥土地资源的作用，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这些变化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为中国的农村和城市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
改革开放前新中国土地政策的历史演变(1949一1978)1.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土地政策((1949. 10-1956. 9)第一阶段:继续推行土地改革政策(1949. 10一1953春)第二阶段:初步建立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政策(1953. 4一1956. 9)2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土地政策(1956. 9一1966. 5)开始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个体农民土地私有制宣告结束。
(1956. 9一1958年底)3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土地政策(1966.5 -1976. 10)土地政策基本处于停止不前，乃至倒退、混乱或被砸碎的不正常状态。
4徘徊时期的土地政策(1976. 11-1978. 11)比文化大革命时期虽有所好转，但起色不大，突出的特点是徘徊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土地政策的发展变迁(1978 – 2002)一、人民公社后期的土地政策(1978.12-1982.12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全国工作重点的转变和拨乱反正的完成，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82年9月召开标志着人民公社开始解体二、家庭联产承包政策的演变((1978.12-2002.12 )以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前20年是人民公社的历史，这一时期的土地政策带有浓厚的人民公社色彩，后20多年是改革开放时期家庭承产承包责任制的历史。
第一阶段是大突破阶段(1978. 12-1984. 12 )所谓大突破指农村土地使用制度发生了根本性转变。
这一阶段的体制特征是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经营制度全而解体，新的以“包产到户、包干到户”为标志的家庭经营体制基本确立。
这一时期，土地政策走过了一个不平凡阶段。
第二阶段是大磨合阶段(1985. 1一1991. 12 )。
所谓大磨合，就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处于一个剧烈的分化、改组并重新整合的过程。
这一阶段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处于一个剧烈的分化、改组并重新整合的过程，其体制特征是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向纵深发展，全面转入农产品和农业生产资料的流通领域，向计划经济时期最基本的经济制度之一——“统购统销制度”发起冲击。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土地制度演变及未来趋势中国实行土地制度改革主要经历两轮高潮。
一个出现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是以农村土地权属改革和城市土地收归国有的改革为主要内容，其手段是进行土地的没收、征收和分配。
另一个出现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以农村土地联产责任制和城市征收合资企业土地使用费为主要内容，其手段是土地使用权的下放和有偿使用。
一、改革开放以前的土地制度演变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第一部宪法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出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
”形成了旧的国有土地使用制度的主要特征，一是行政划拨，二是土地无偿使用，三是无限期使用，四是不准转让。
其实质就是土地资源的计划配置制度，属于计划经济体制。
这种土地使用制度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曾经发挥过积极的作用，但随着农村人民公社的建立和城市经济和人口规模的扩大，这种土地制度的弊病日益显现。
主要问题是不利于土地资源的合理配置和高效使用，大量的土地资源出现浪费和资产价值的流失；另一方面大量的单位又无法获得土地资源，对城市的经济社会发展、功能分布和合理布局形成体制障碍；企业成本失准，难以准确衡量经济效益；城市的房地产业无法进入良性循环，连简单再生产也无法维持。
二、改革开放以后的土地制度演变过时的土地制度严重制约了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导致文革结束不久中国实行了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发展战略。
而土地制度改革又成为大陆改革开放的先声和贯穿整个过程的主要内容。
从那时开始对土地使用制度的改革，主要是在不改变国家对土地的所用权的前提下，变无偿使用为有偿使用，变无限期使用为有限期使用，变无流动使用为流动使用，沿着土地市场化的道路摸索前进。
1.开始向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收取土地使用费1979年颁布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首开国有土地有偿使用之先河，以法律的形式首次打破大陆延续了将近30年的国有土地无偿使用制度。
该法规定：“中国合营者的投资可包括为合营企业经营期间提供的场地使用权，如果场地使用权未作为中国合营者投资的一部分，合营企业应向中国政府缴纳使用费。
中国国土资源报/2009年/6月/26日/第007版大课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耕地保护政策沿革国土资源部信息中心刘新卫第一节1978～1985年耕地保护意识觉醒期随着1978年改革开放序幕的掀起，我国经济增长驶入快车道。
由于经济发展形势好转和粮食安全压力减小，各项建设开始有计划展开，一批大中型工程项目陆续建成或开工，收入提高后的农民开始建房，乡镇企业也逐步兴起。
所有这些不可避免地产生耕地占用问题，导致耕地数量较快减少。
根据统计数据，1978～1985年间全国耕地净减少330万公顷，年均净减少47.14万公顷。
政策发展脉络由于粮食安全压力尚未消除，中央政府察觉到耕地减少的苗头及其渐显的不利影响。
为确保粮食生产的资源基础，这个阶段中央政府多次强调保护耕地。
1978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通过开垦荒地，促使耕地面积逐年增加。
1981年《政府工作报告》认为，“十分珍惜每寸土地，合理利用每寸土地”应该是我们的国策，并且要求基本建设和农村建房不能乱占滥用耕地。
1982年中央1号文件《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基于我国人多地少的现实，将保护耕地视为与控制人口一样重要的国策，并且要求严格控制各类建设占用耕地特别是城市附近的菜地。
该年《政府工作报告》还将滥占耕地建房看作当时农村中必须刹住的两股歪风之一。
1983年中央1号文件《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在将“耕地减少”列为当时农村三大隐患之一的同时，更是明确提出要“严格控制占用耕地建房”和“爱惜每一寸耕地”。
1978～1985年间，为了落实中央政府要求，相关部门陆续通过或颁布了一些有助于耕地保护的法规或规章等，但数量并不多，如1982年5月颁布的《国家建设征用土地条例》就在一定程度上涵括了保护耕地的内容。
政策主要特点由于1978～1985年间恰值改革开放初期，计划经济色彩仍较浓，加之粮食生产形势总体看好和发展经济愿望强烈，这一时期耕地保护政策呈现如下特点：粮食安全与结构调整协调困难。
改革开放前后土地政策的演变Prepared on 21 November 2021改革开放前新中国土地政策的历史演变(1949一1978)1.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土地政策((1949. 10-1956. 9)第一阶段:继续推行土地改革政策(1949. 10一1953春)第二阶段:初步建立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政策(1953. 4一1956. 9)2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土地政策 (1956. 9一1966. 5)开始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个体农民土地私有制宣告结束。
(1956. 9一1958年底)3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土地政策 -1976. 10)土地政策基本处于停止不前，乃至倒退、混乱或被砸碎的不正常状态。
4徘徊时期的土地政策(1976. 11-1978. 11)比文化大革命时期虽有所好转，但起色不大，突出的特点是徘徊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土地政策的发展变迁(1978 – 2002)一、人民公社后期的土地政策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全国工作重点的转变和拨乱反正的完成，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82年9月召开标志着人民公社开始解体二、家庭联产承包政策的演变( )以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前20年是人民公社的历史，这一时期的土地政策带有浓厚的人民公社色彩，后20多年是改革开放时期家庭承产承包责任制的历史。
第一阶段是大突破阶段(1978. 12-1984. 12 )所谓大突破指农村土地使用制度发生了根本性转变。
这一阶段的体制特征是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经营制度全而解体，新的以“包产到户、包干到户”为标志的家庭经营体制基本确立。
这一时期，土地政策走过了一个不平凡阶段。
第二阶段是大磨合阶段(1985. 1一1991. 12 )。
所谓大磨合，就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处于一个剧烈的分化、改组并重新整合的过程。
这一阶段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处于一个剧烈的分化、改组并重新整合的过程，其体制特征是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向纵深发展，全面转入农产品和农业生产资料的流通领域，向计划经济时期最基本的经济制度之一——“统购统销制度”发起冲击。
中国近20年来耕地面积的变化及其政策启示一、论文报告标题1. 中国耕地面积变化的趋势分析2. 耕地保护政策的实践与探讨3. 农业生产结构调整与耕地面积变化的关系4. 农民财产性收入提升与耕地流转的经济效益分析5. 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与耕地保护政策的融合二、中国耕地面积变化趋势分析近20年来，随着城市化的加速和工业化的发展，中国面对着严重的耕地资源短缺和环境污染等问题。
为此，中国政府在保护耕地的过程中，制定了一系列的耕地保护政策。
然而，从数据上可以看出，中国的耕地面积变化趋势并不乐观。
首先，查阅相关数据，可以得知1997年到2017年的20年间，中国的耕地面积减少了约1500万公顷左右，年均减少约750万公顷，占到全国土地面积的2.2%左右。
其中，一些较发达的地区（如长三角地区等），耕地面积减少幅度更为严重。
其次，对于耕地面积的利用率，中国虽然实行了“耕地占补平衡”政策，力图保护和合理利用耕地资源，然而，还是存在了一些问题。
例如，一些农民为了增加收益，把耕地流转给了其他人，导致耕地闲置、荒废等问题，这些都给土地资源的利用造成了损害。
三、耕地保护政策的实践与探讨在耕地保护政策的实施过程中，中国政府不断地完善和调整政策，以加强对耕地资源的保护。
具体来说，政策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加强耕地基本信息的统计和管理。
政策的核心是落实好“耕地占用指标管理制度”，确保耕地总量不减、质量不降。
同时，加强耕地资源的监管和管理，落实耕地的区划和登记制度，遏制非法侵占和乱占耕地现象。
二是加强对农民的资金支持。
政策鼓励有条件的地区采取有偿退出、产权流转等措施，统筹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加强耕地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扩大农民资本收益，推行农户产权分置，让农民享受到土地资产的红利。
三是推行农业生产结构战略性调整。
政策鼓励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循环农业、高效农业等现代化农业模式，借助科技进步等手段提高农业产值和效益。
同时，对农业产业的结构进行调整，引导农业向优势方向发展，以减少对耕地资源的需求。
改革开放下的中国农村改变与发展近几十年来，改革开放以及党的农村工作方针的不断提升，中国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农村改革方面的实践与探索，也催生了众多的成功案例。
尤其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更是为中国农村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
一、土地制度改革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致力于农村的土地制度改革。
从农村的土地集体所有制制度变革到近年来的承包地制度改革，中国农村逐渐形成了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多种形式承包经营为主体、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共同发展”的经营格局。
这种格局的优势在于，通过家庭承包经营的模式，土地规模可以得到有效的保障。
同时，通过多种形式承包经营的方式，可以实现农村经济的多元化发展。
而这种格局还可以顺应市场需求，实现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的共同发展。
二、产业结构的调整在改革开放的影响下，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农村的产业结构也在不断调整。
过去单一的农业生产逐渐多元化，包括养殖业、林业和旅游业等等，都成为了农村经济的亮点。
特别是在近几年，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农村产业正在向更加集约化和产业链化的方向发展。
比如，在产业的引导下，一些地方开始发展休闲农业等等产业，这些产业的出现不仅有利于吸引外来游客，同时也使得乡村文化得到了更好的传承和发展。
三、基础设施建设基础设施建设也是农村发展的重要支撑。
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国对农村道路、通讯、供水、供电等基础设施的建设投入逐渐增大。
如今，各类现代化的设备和基础设施已经在中国农村普及。
此外，随着电商、物流等新兴业态的进入农村，农村物流网络也在快速发展，而这对于乡村振兴有着一定的促进作用。
四、文化传承与创新中国的传统文化可以说是农村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近年来，为了加强农村文化的传承，中国不断开展各种农村文化活动，如“中国农民丰收节”、“春耕文化节”等等，都是为了活跃农村文化氛围，加深群众文化认知。
同时，农村文化创新也是现在的重要方向之一。
比如，一些地方强化了农村扶贫，通过文化创意产业的引进和发展，使得一些贫困地区的农民们得到了更多的自我发展的机会。
改革开放后耕地变化
进入90年代以来，土地利用/土地覆被变化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成为全球变化研究的核心领域之一。
由于全球变化研究领域更为侧重对地球系统的碳循环和生物多样性变化的研究，因而对森林（特别是热带雨林）和湿地等类型的土地覆被变化投入了较多的精力。
其实，另一种土地覆被变化可能对地球生命支撑系统的威胁更为直接，这就是有限的耕地资源在工业化过程中的丧失。
就这种变化来讲，中国大陆在近20年来成为全球最为突出的地区。
考虑到下个世纪初人口高峰到来时中国农业所面临的压力，耕地资源的变化无疑是影响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问题。
1.耕地资源的概况
与淡水资源一样，土地资源属于典型的多功能性自然资源，随着人口和经济社会的发展，受到来自各方面需求的压力不断增大。
特别是在经济高速增长的中国，土地资源，尤其是耕地资源，在这种需求的压力下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利用方式和质量的变化。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耕地资源变化总体趋势表现为向其他利用方式的转变，总面积持续减少。
在“谁来养活中国”的论争和全球食物安全危机之背景下，耕地损失的问题引起了政府和社会各界广泛的关注.我国政府为了遏制耕地持续减少的势头，提出了以行政区“耕地总量平衡”为目标的耕地保护政策。
对于我国耕地总量，一直缺乏权威的数据。
比较长的时间序列数据是国家统计局的统计资料.根据统计局的资料，我国耕地面积在1957年达到高峰，其后经历了一次大幅度的减少。
第二次大的滑坡发生在1965～1977年；第三次1980～1988年；第四次从1992年持续至今。
改革开放以来耕地减少的速度是60年代至今最快的一段时间。
根据原国家土地管理局和国家统计局的资料计算[5]，1978～1997年累计增加耕地1140万hm2，累计减少1605万hm2，两者相抵，净减少465万hm2，占耕地总面积的3.5%，相当于整个江苏省的耕地面积。
这段时间平均每年净减少耕地25万hm2，而在此前的10年（1968～1978）间，平均每年净减少16万hm2，速度明显加快。
在改革开放以来的20年间，耕地总量平衡中只有1979、1990、1995和1996年新增耕地面积超过了减少的耕地面积。
但净增面积有限，不超过10万hm2.净减少最快的是1984～1988年，年均减少55万hm2，其中1985年是减少最多的一年，达100万hm2.1993～1995三年也很突出，每年净减少近40万hm2.
如果仅从全国尺度考察耕地总量变化，会忽视一些重要的现象。
从耕地面积变化的空间分布上看，净减少最快的一是广东、福建、上海、江苏、浙江、山东、北京、天津及辽宁等沿海省份；二是陕西、湖北、四川、湖南、山西等中部省份。
尽管从全国的趋势看个别年份耕地面积是净增加的，但这些自然条件较好的省份自1978年以来一直维持着净减少的趋势。
那些自然条件较差的边远省份，如内蒙古、黑龙江、新疆、云南、广西、贵州、甘肃、宁夏等省，1988年以后耕地却基本上是净增加的。
个别省份，如内蒙古和黑龙江等，增加的幅度还比较大。
耕地面积变化的这种区域差异，说明在我国耕地总量的动态平衡中，生产力较低的耕地面积的增加，在数量上部分地抵消了优质良田的减少，因而掩盖了问题的实质。
2.耕地数量变化的构成和分布
1988年以来，原国家土地管理局每年公布耕地增减的统计资料，被认为是这方面比较权威的数据。
根据该局1988～1995年的数据分析，8年中增加的耕地主要来源于荒地开垦，占76%；农业结构调整和复垦所占的比例较小，分别为13%和11%.在损失耕地的构成中，农业结构调整，包括转变为果园、鱼塘、林地及草地的耕地，占有最大的份额，为62%.其次为非农建设占地，占20%.自然灾害损毁（风蚀、水蚀、沙压、洪涝）的耕地面积占18%.
新开垦的耕地主要来于自然条件较为恶劣的东北、西北和西南地区。
新疆、云南、黑龙江、内蒙古及广西等省8年间荒地开垦面积最大，占全国开荒总面积的60%.有趣的是，这几个省份也正是灾害毁损耕地最为严重的地区。
从结构调整占地的情况看，果园和鱼塘占地问题较为严重的省份包括广东、江苏、辽宁、湖北及陕西等，主要是东部和中部地区；而退耕还林还草的耕地占总耕地面积最大的省份有内蒙古、陕西、新疆、西藏和云南，主要分布在西部地区。
非农建设占地比较严重的地区明显地分布在以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京津为中心的东部沿海地区，此外，湖北、河南及安徽等中部省份也比较严重。
值得注意的是，在1988～1991年期间，沿海12个省份非农建设占地在全国此类占地中的比重维持在40%左右，而在此后的4年，比重上升到50%～55%.
3.耕地面临的问题
农户耕地规模经营太小
规模经营过小带来的问题是劳动生产率极低，在开放的国际贸易条件下，大田作物(主要是小麦、玉米、大豆、棉花)基本上没有国际竞争力。
在大宗粮食作物中，我国的主要竞争对手是东南亚国家。
小麦、玉米都是我国的主要粮食作物，大豆目前是最重要的油脂作物。
因此，耕地规模过小实际上关乎我国的粮食安全问题。
耕地规模过小，而且每户的耕地还分成几块，所以，我国的农户在生产的许多环节中无法独立操作。
在灌溉、排水、机耕、植保、农田基本建设等方面，农户很难成为独立的生产经营者。
这就是我国在实行分户经营以后，必须搞双层经营体制的客观原因。
由于种种原因，双层经营体制在20世纪90年代前期达到高峰后逐步消亡，现在几乎不存在了。
农户在生产经营中只有寻找其他一些费时费工费力的办法。
最明显的是，现在农田基本建设已经全面停止；大量灌溉系统都因水费收不上来而报废，农户争相打井以代替灌溉系统，由此带来更多的环境和效益问题。
这种现象几乎没有进入中央农村政策研究者的视野，更没有引起领导层的关注。
承包地只强调稳定，不允许调整
从一些实地调查的情况看，承包地是否稳定，立场不同，结论相反。
所以，究竟是要稳定，还是要调整，关键是要全面考虑，衡量各种利弊。
目前的法律规定是出于稳定的目的，在全国实行“一刀切”的30年承包期。
承包期内，耕地不得调整。
这必将带来一系列问题。
一方面是新生儿及新婚嫁者没有承包地，各户人口变化出现耕地占有的明显差别。
积累多年，无地人口会以亿计，农户之间的占有不均等也将很严重，将会形成很大的社会问题。
另一方面，承包权的稳定并没有造成承包地块经营权的稳定。
随着劳动力和人口的城市化、非农化，会有大量耕地流转，对接包者、承租者来讲，所面临的是更不稳定的局面。
所以对承包权的稳定要全面衡量、不可绝对化，尤其不可认为只要是稳定了承包权就是稳定了使用权。
耕地流转比重很低
耕地的转包和流转在实行分户承包之初就开始提倡。
但过去几十年了，与劳动力转移的速度和比重相比，差距甚大。
目前，农村劳动力中在非农产业就业的劳动力近40％，而耕地流转只占耕地面积的5％左右，两者相差8倍。
这说明我们的政策是不力的。
另外，在耕地流转中还存在一系列问题。
一是2/3的流转没有促进规模经营。
农户间的流转占了整个流转的2/3。
而农户之间的流转大多由于没有集体统一调整地块，虽然接包户所种耕地面积有所增加，但无法实现连片的机械耕作，所以这些转移基本上与实现农业现代化、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方向无关。
二是在实行规模经营的基本上是农业企业，而不是家庭经营的农户。
三是在实行规模经营的转移中，种植大宗粮棉油作物的很少。
据农业部经管司的统计，目前农户之间流转土地中用于种粮的比重占71.9％，而规模流转入企业主的土地中用于种粮的比重仅为6.4％。
公司制企业已经成为规模经营的主体
根据各方面的数据估算，在实现规模经营的三种形式中公司型种植农场按耕地面积算占60％以上，集体农场和以自己家庭劳动为主的家庭农场合计不会超过40％。
公司制农业企业已经成为我国规模经营的主体形式。
我国农业经营形式的发展方向是什么？是按世界上其他发达国家的模式走，还是另走他路？这是一个必须回答的问题。
中央现在对公司制农业企业只是采取不提倡的态度，这在政策上没有任何作用。
农村中农户的兼业情况已经相当普遍
我国农户兼业经营已经显示了与日本等国相同的规律：兼业化是提高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以农业为主的兼业有利于农业的发展；而以非农业为主的兼业不利于农业的发展。
与美欧等国国情不同，在人均耕地很小的东亚国家，对兼业化要采取不同的政策。
我国必须鼓励二兼户离农，把耕地转移给其他务农者。
我国耕地正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如何从根本上解决耕地问题，是政府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必须意识到的问题是，耕地问题不是一方面导致的，只有方方面面的问题都得到相应的配合，才能够真正解决耕地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