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理学与心学悟出的人事方法论总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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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知识点总结朱熹(1130年–1200年),字元晦,号东岳,福建闽县(今属福州)人,宋代理学大家,理学南宗宗主,宋元理学的代表人物之一。
其学术体系源于程颢、程颐,融会贯通,且有所删改,其学术思想成为中国理学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朱熹的理学体系理学中形成了独特的理学体系,主要包括性理论、理学方法、政治思想等内容,下面我们分别进行介绍。
性理理论:性理是朱熹哲学体系的核心,性理理论主要包括天命性与人性两个层面。
其中,天命性是指万物皆有其本性,万物的变化和存在都是由上天决定的。
而人性则是指人性本善、性恶都是人人内在的基本状态。
朱熹认为,人的天性是本善的,但在社会生活中受到诱惑,才会产生恶。
朱熹提出,人们应该通过修身养性,以达到心性和合,回归性之本源,推导出人事探究和治国理政的核心。
理学方法:朱熹主张以“格物致知”为方法,即通过观察万物,了解事物的性质特点,从而达到认知事物的目的。
朱熹提出四书五经中的经典,应该通过“格物致知”的方式来理解。
而“格物”即是指通过仔细观察万物的性质特点来逐渐了解事物的真正含义。
朱熹主张,只有通过对现实世界的深入观察和思考,我们才能够获得真正的知识。
政治思想:朱熹主张“仁政”,即以仁为本位,以治国理政为目的。
他强调君主应该以仁为本位,以德行为核心来治理国家,通过以德治国,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
他主张以仁厚为国家政治的核心,同时也提出了“小民先甚,大民次之”的治国原则,即要先关心小民的利益,然后再关注大民的利益。
他的治国思想,以仁政为核心,突出了以人为本、尊重人的利益和价值,强调以人为本,为人民谋幸福,是政治理论的主要特点,有着深远的意义。
通过上述介绍,可以看出,朱熹的理学体系在性理理论、理学方法和政治思想三个方面都有着独到的见解和深刻的思考,对于中国传统理学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以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在当代,朱熹的理学思想仍然具有重要的价值,能够为我们提供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和方法论。
冯友兰论中国现代“心学”与“理学”摘要:“新心学”与“新”是思潮中的两大主要派别,冯友兰由考察“新心学”与“新理学”的理趣旨归,论定其价值与地位;由诠释“新心学”与“新理学”对立的消解,展望中国哲学的未来与;从而向人们展示了1种独特的学术视野和哲学史观念。
“54”以后,中国哲学开始了自己的现代化历程。
对于“54”以来中国哲学的发展,人们曾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去反思,去,通过对各种哲学思潮、哲学理论的评断与定位,展望中国哲学发展的未来与前景。
冯友兰在对中国现代哲学的考察,10分注重对中国现代“心学”与“理学”的解析,并以此论释自己对于中国现代哲学及其发展前景的理解。
这种学术视角颇具特色,值得我们借鉴。
基于这样的理解,本文对冯友兰诠释中国现代哲学的视角与思路,作1些疏理与评析。
1、中国现代“心学”与“理学”——“卓然能自成1系统”的哲学体系冯友兰考察中国现代哲学,注重对中国现代“心学”与“理学”的论析,并以此诠释中国现代哲学的历史发展及其前景,同他中国哲学史的1些基本观念和原则关联。
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中始终坚持的原则之1,是强调中国哲学的原创性与包容性,认定中国哲学应当是“中国精神发展的组成部分。
”中国哲学的发展,必须在承接和弘扬民族哲学传统的同时,容纳和消化异民族的理论思维成果;中国哲学的创新与进步,只能实现于中外哲学的交汇与融合之中。
冯友兰这种观念,源于他对中国文化与外来文化交流融会史实的深入了解。
这种了解,使冯友兰断定“中国哲学”与“在中国的哲学”不同。
这种不同,在中国古代哲学史上,主要表现为“中国佛学”与“在中国的佛学”之间的差别。
“在中国的佛学”,固守印度佛学的传统,未与中国文化的传统接触,无法对中国精神的发展产生大的作用与。
唐玄奘引进的唯识宗,即是这种典型的“在中国的佛学”。
“中国佛学”则有所不同。
禅宗作为“中国佛学”的典型与代表,乃佛教中的中道宗与中国哲学中的道家哲学相互作用的结果。
人力资源管理思想哲学人力资源管理作为游走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之间的交叉边沿性学科的出现,既是时代发展的要求,也是人类管理实践活动向深度和广度拓展深入的结果。
人力资源管理的复杂性对科学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如果像以往一样仅从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单学科出发来研究人力资源管理已远远解决不了人力资源管理中存在的复杂问题。
人力资源管理的复杂性根源于人自身的复杂性,而以往对人的研究证明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无力解决这一问题,这就为哲学的进入人力资源管理领域开辟了道路。
在我们看来,哲学与人力资源管理的结合必将会使人力资源管理产生一场深刻的革命。
也就是说,当哲学引领着人力资源管理前进并赋予它以灵魂的时候,人力资源管理思想就会更深邃、更广阔、更透彻,人力资源管理实践就会更具有生机和活力。
如果说人力资源管理只是影响一个群体、一个单位或人力资源管理系统的前途,那么,人力资源管理的哲学研究将会影响一个国家、民族,甚至整个人类的命运和前途。
随着我国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开拓人力资源管理的哲学领域研究已成为迫在眉睫的大事。
一、人力资源管理思想的哲学本质简言之,人力资源管理的哲学就是关于人力资源管理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研究人力资源管理主客体矛盾运动规律的科学。
人力资源管理的哲学,存在于人力资源管理主体与人力资源管理客体之间的特殊矛盾性,因而它不仅要以人力资源管理主体的世界观、方法论及其意识形态(ideology)为研究对象;而且要对人力资源管理内在的矛盾法则及与之相关的社会历史、文化、思想、逻辑、伦理(ethics)、心理、法律、人际关系等等的内在联系进行研究,并探讨人力资源管理主客体间的矛盾运动规律。
人力资源管理的哲学研究并不仅仅是理论思维的图式(graphicmodel),它更关注其研究对象的“实践化(practicization)”问题。
第一,人力资源管理的哲学研究就是要帮助人力资源管理的主体明确人力资源管理客体的物质性,树立人力资源管理唯物论的思想,坚持从实际出发,服从人力资源管理客体的内在规律;反对运行过程中主观臆造(subjectivefabrication)、盲目武断(blindlyarbitrarydecision)的唯心论倾向;指出人力资源管理主体如果做不到这些,就必然会导致其在人力资源管理实践中迷失方向而屡受挫折。
7-4理学向心学转变的完成--王守仁的心学思想王守仁的心学思想经过几个发展阶段之后,最后建立了完整的心学体系。
其学说集宋明理学史上心学一派之大成,达到了心学的高峰。
王守仁的心学是明代中期理学史发展的主要内容,它标志着理学向心学转变的完成。
朱熹哲学经过长期演变,到王守仁时终于自成一派。
这既是理学演变的结果,也是时代发展的产物。
明中期,各种社会矛盾尖锐;新的生产力萌芽开始出现,大批自耕农的破产和手工业商品经济的抬头正面冲击和破坏着传统的封建秩序;加之奸佞当道、宦官擅权,使得明王朝濒临空前的统治危机。
在这种情况下,朱熹哲学已不能照旧统治下去。
从形式上来说,"繁琐"的理学一变而为"简易"的心学,也适应了社会对思想观念的需要。
王守仁的心学主要有三个重点,一曰心即理;二曰知行合一;三曰致良知。
这些思想的形成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下面我们作个概括性的介绍。
(一)王守仁的生平活动及心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王守仁(1472-1529 年)字伯安,浙江馀姚人。
因筑室阳明洞,学者称阳明先生。
有《王文成公全书》(一称《阳明全书》,以下简称《全书》)三十八卷传世。
弘治十二年(1499 年)进士,任刑、兵部主事。
因在反对宦官刘瑾的斗争中失势,廷杖四十、由"赐二甲进士出身,兵部主事"而被贬谪为"贵州龙场驿丞"。
不久,刘瑾伏诛,王守仁得以复出。
后以原官改升南京鸿胪卿,以左佥都御史巡抚南赣,镇压过农民起义,所谓"破山中贼",后平定宸濠之乱,升南京兵部尚书。
嘉靖六年(1527 年)兼左都御史,出征思田少数民族起义,第二年死于归途。
前面说过,王守仁生活的时代是政治、经济空前动荡的时代。
用他自己的话说,这种"天下事势如沉疴积痿"的局面,"何异于病革临绝之时!"①王守仁认为,政治、经济的动荡是由于道德沦丧,而道德沦丧是由于学术不明,学术不明是由于朱学的流弊所造成的。
浅谈王阳明及其心学思想在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的应用探索与实践作者:孙兰来源:《商场现代化》2016年第18期摘要:作为明代著名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王阳明先生波澜壮阔的一生和他开创的“心学”,给我们留下了珍贵的精神财富和启迪,在当代企业人力资源的管理中,阳明先生的思想,很少被提及,但是阳明先生所归纳出来的“致良知”、“知行合一”、“心即理”却是可以被应运到人力资源的管理中,并发挥良好的作用。
关键词:王阳明;心学;人力资源;知行合一;管理王阳明(1472-1529),原名王守仁,字伯安,别号阳明。
浙江绍兴余姚(今宁波余姚)人,因曾筑室于会稽山阳明洞,自号阳明子,学者称之为阳明先生,亦称王阳明。
陆王心学之集大成者,精通儒、释、道三家。
是心学集大成者,与孔子(儒学创始人)、孟子(儒学集大成者)、朱熹(理学集大成者)并称为孔、孟、朱、王。
王阳明心学是明代影响最大的哲学思想。
其学术思想传至日本、朝鲜半岛以及东南亚各地,影响极大,日本最有名的企业管理人之一稻盛和夫曾深入研究了阳明心学。
他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集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于一身的人。
一、王阳明思想简析王阳明心学的思想精髓大致可以分为三部分:“心即理”、“知行合一”和“致良知”。
关于“心即理”,王阳明认为“天下无心外之事,无心外之理”。
所有事情,都发自于心。
心,是天地万物的主宰,是产生善与恶的源头。
“发之事父便是孝,发之事君便是忠,发之交友、治民便是信与仁。
”关于“知行合一”,他认为“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两者是一体的。
比如尽孝,真正知道孝顺,必然会去做孝敬父母的事情,没有做孝敬父母的事情,就不能说他真正懂得孝顺。
简言之,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
总归就是有知必有行,有行必有知。
关于“致良知”,他认为,人人都有良知,这个良知是自心本性,我们大部分人的良知,都被欲望等遮蔽,让心蒙了尘,做事就会欠妥。
心学理学合二为一理学与心学是中国古代自南宋以来主流意识形态里最大的两支流派,理学产生于北宋,由南宋初年的朱熹集大成,推向高峰,一直到清末都居于绝对的统治地位;而心学崛起于明朝中期,由集大成者王阳明将它推向高峰。
这两支思想在新中国建立后都化为历史的尘埃,只是到了近几年,随着经济发展带来的民族意识觉醒和现实生活压力的催化,人们开始重新找回心学,向它寻求解决现实问题的智慧。
这两套思想从归旨上是一样的,都是教人去掉私欲,回归天理,并通过修己来治国,是儒家的标准思路。
但在治学方式上出现了分歧,并各成其理,谁也推不倒谁,究其原因,是因为它们分别描述了人的认识过程的各一半,或者说单方面强调了其中的一半,合起来应该是最完美的,这个工作已经由现代认知科学和脑科学、心理学完成了。
但是它们有关修身的思想与实践,也就是实学的部分,却因为政治和科学的历史上的原因,而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
这部分却恰恰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部分,它不仅在历史上影响了人们的生活观念、行为和心理状态,在当今也有巨大的实践价值,在未来也有年轻的生命力。
因为它反映的是人的心理规律,即人性,这个东西从人产生以来就是不变的,不增不减,不垢不净,不生不灭。
理学与心学的分歧点可以简单地用一句话概括:前者描述归纳过程,后者描述演绎过程。
这是人类认识世界的两种基本思维类型。
具体在一个人身上,没有人是纯粹一种类型的,归纳与演绎思维同时存在。
朱王二人思想的精髓也不是教人如何认识事物,而是如何修自己的心,正自己的身,做一个圣贤,即追求道德的人,落脚点在齐家治国平天下。
它很切合人们生活的实际,关乎幸福感、人生意义、价值等人类最终极的目标,但是被现代科学遗忘了。
它不是现代哲学、心理学、脑科学关注的范畴,也不是政治、法律等社会学科研究的内容。
现在中国的主流人群可以说是一个人在奋斗。
承载文化的集体潜意识处于休眠期,就像一个冬眠的鸟类,有翅膀却不能唤醒飞翔的力量。
找食靠爬,取暖靠死捱。
理学与心学的交锋——如何修身孔孟在世的时候,并没有获得后世儒家独尊的地位,儒学也只是诸子之学中的一家,那孔子所谈的问题就是可以争论的。
冯友兰将这一时期称之为子学时代;而汉代独尊儒术之后,儒家的典籍就由诸子之书上升为经书,那孔子所提出的命题就不可以争论了,只能去诠释。
既然志道求仁的人生目标不容质疑,那么可以阐释的空间就集中在如何成为君子上。
对于这个问题,宋代以后的争论日益激烈。
讲到宋代的理学,不得不提其集大成者朱熹,讲到朱子的学术,就不能不讲到《大学》和《中庸》,这两部书虽然也是先秦的作品,但却是由宋儒的阐释而获得了新生,尤其是朱子,将其从《礼记》中提取出来,独立成书,与《论语》《孟子》合为“四书”,成为中国儒者近一千年来的研究重点。
1、《中庸》与天理至善《中庸》文字不多,但是谈论的都是儒家最精深的学问。
什么是“中庸”,程颐说“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
”“中”是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的恰到好处,“庸”是恒常不变。
我们日常总把“中庸”等同于“折衷”,这不准确。
“中庸”具有两层含义,一是“中和”,一是“中节”。
“中和”是指未有思虑时,心中澄澈无私欲,无所偏私的状态。
“中节”是指思虑萌生后,能够当喜则喜,当怒则怒,言行举止合乎礼仪,依时而中,变化无方,绝非拘泥。
“中庸”是一种喜怒哀乐,一言一行,既能发乎真性,又能合乎礼仪,达到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
《中庸》里讲“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
自然而然,恰到好处,无需勉强。
孔子说,他七十岁才达到“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的境界,可见这个境界之难。
为什么呢?因为“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
”为人处世,要么偏任性一点,要么偏拘谨一点,要么文多一点,要么质多一点,很少有从容其间合乎其时的人。
所以,“中庸”是一个至善的境界。
既然中庸这个境界“民鲜能”,为什么孔子还要让人们去追求呢?因为追求中庸的意义不在于实现中庸,而在于在追求的过程中提升自身的境界。
所以孔子反复劝学。
《中庸》这部书得到宋儒的格外重视,是由于它对天命、人性的问题进行了比较精密的阐释,是儒家经典中少有的足以与佛老理论抗衡的精密学问。
朱熹理学的主要观点
朱熹是宋代儒学家,他提出的理学是宋明理学的代表性学派之一。
其主要观点包括:
1. 心性论:朱熹认为人的心性是纯善的,存在于每个人内心深处,是与生俱来的。
他主张通过修养和学习来发掘和培养人的心性,使之得以充分发挥。
2. 大学中庸:朱熹注重强调道德修养的重要性,他认为人应该追求的是“道”,即天理的原则和人伦的道德规范。
他主张人应该以诚信、孝顺、仁爱等美德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3. 纲常定命:朱熹认为天地间有一种宇宙秩序和道德原则,称为“纲常”,它是人类社会行为的准则和标准。
他主张人们应该按照这个纲常来定制自己的行为准则,并依此来管理社会和人伦关系。
4. 诗书礼乐:朱熹重视经史子集的研究和教育,他认为这些经典是揭示人性和人类社会的重要工具。
他强调通过诗歌、书籍、礼仪和音乐来培养人的品行和思想,使之达到教化作用。
5. 心学:朱熹提出了心学的概念,他认为人的心灵是认识和思维的根本,也是人与天地的关联。
他主张通过对心灵的探寻和理解,来认识天地之道和人生的意义。
从理学到心学—王阳明对朱熹的继承与改造从理学到心学—王阳明对朱熹的继承与改造朱熹是中国宋代著名的哲学家和理学家,其理学思想影响了中国历史时期长达数百年,并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刻影响。
然而,理学思想也面临着一些挑战,尤其是关于心性问题的讨论。
在这个背景下,明代的王阳明出现了,他推崇心学,并对朱熹的理学进行了一系列的继承和改造。
本文将从理论层面和实践层面,详细阐述王阳明如何从理学到心学,并举出五个例子证明他对朱熹思想的继承与改造。
一、理论层面:从心性讨论到心学思想朱熹的理学思想是基于儒家经典《四书五经》的解释和阐述的。
他认为,凡事都有其分寸和道理,如果能遵循天理人情,讲究个人的修养和政治伦理的正确处理,就能达到治理国家和社会的目的,实现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他的理学思想中,最为重要的是对心性的研究。
他认为,心性是指人类内在的本质,是判断是非好坏的基础。
因此,他将理性和情感作为心性的两个方面,强调感性的重要性,并提出了中庸之道和格物致知的思想。
王阳明在对朱熹思想进行批判和改造的过程中,将心性讨论拓展到了心学思想上。
他认为,人类是有智慧和内在本能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和使命,应该通过自我觉醒和内心的升华,才能达到真正的幸福和境界。
他的心学思想重在探讨人类内在本质的活力和创新力,并尝试重新说明人类自主性和主体性的意义。
二、实践层面:从仁到行朱熹强调仁德的重要性,认为仁是界定人类关系的原则,是治理国家和社会的基础。
他认为,只有通过仁德的实践和内心的升华,才能实现个人和社会的和谐。
他还提出了四书五经的原则,例如「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这种极度概括和抽象的思想,让其成为儒家思想中又一经典。
王阳明在思想和实践层面上都对朱熹进行了改造,他认为人类应该在行动中实现自身价值。
他不满足于仅仅谈论仁德的理念,更注重实际行动的成效,并尝试让个人的对于国家和社会的影响更加直接和深刻。
他把重点放在心性觉醒和内部动力的开发上,让人们更加主观和积极地去实践自己的理想和信念。
王阳明理学家励志提倡心性合一王阳明(1472年-1529年),字阳明,号为泉,是中国明代著名的哲学家、政治家、将领,也是理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
他提出了“心即理”的理论,主张通过实践与修养,使心与理达到合一的境界。
这一观点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尤其对于个人修养、道德品质的培养以及人与世界的关系有着重要的启示。
王阳明理学强调人的内心世界是与外部世界相互作用的重要一环,而心性合一正是指内外两者之间的和谐统一。
在王阳明看来,人的行为与价值观念都源于内心的态度和意识,而理则是心中的道义准则。
只有心性合一,才能在日常生活中保持坚定的品德和正确的行为。
为了实现心性合一,王阳明主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将人生的关怀延伸到社会及政治层面。
他认为个人应在修养内心、培养道德品质的同时,通过正直、公正的行动来改变社会。
他强调了培养人才、改善社会制度以及治理国家的重要性,这一观点在当时具有重要的意义。
他的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社会进步与文化发展。
另外,王阳明强调了实践与经验的重要性。
他认为,只有在实践中,一个人才能真正理解道德的意义,并将其内化成为自己的行为准则。
他的观点与另一位著名的中国哲学家孟子的“知行合一”相呼应,都强调了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密切关系。
在今天,王阳明的理学思想仍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在现代社会中,人们往往被各种纷繁的事务所困扰,内心与外部环境的不一致导致了心理上的紊乱和道德上的困惑。
王阳明的理学思想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处理这种问题的途径,即通过内心的修养与实践的结合,追求心性与理念的一致,以实现自我的完善和社会的进步。
总之,王阳明理学家励志提倡心性合一的理论对个人修养、道德品质的培养以及社会进步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他的观点在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我们应当通过研究和学习,将其应用于现实生活中,实践并体验心性合一的境界,为个体与社会的健康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
经济管理陆王心学中的知行合一准则对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的启示陈芃汐 陈晓暾 党艺伟 陕西科技大学摘要:人力资本作为企业中最有潜力和最具价值的资源,对企业整体发展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我国人力资源管理中普遍存在着理论与实践无法统一,员工个体自主意识薄弱,企业文化不健全等问题。
企业应积极探索中国传统文化精髓与人力资源管理相结合的新道路,将理论与实践更好地融合。
结合心学中的知行合一准则,为解决现有的人力资源管理方面的问题不仅需要企业要健全相关人力资源机制,还应加强企业文化建设,提高理论指导与实践执行的统一性,构建人力资源模块中知行合一的良性循环,以知引领行,以行实践知,引领员工和管理者共同为企业的长远稳定发展做出努力,以实现员工与企业的共同成长。
关键词:知行合一准则;人力资源管理;企业机制;良性循环中图分类号:B248.2;F272.92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8)019-0013-03一、心学中的知行合一准则1.浅析心学的精髓阳明心学作为中国哲学史上一个重要学派,其心学观念、致良知、知行合一理论是其心学的精华部分。
通过对王阳明心学思想的追溯与阐述,应用于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具有积极意义。
心学的集大成者王守仁(1472-1529),汉族,浙江余姚人,字伯安,号阳明子,世称阳明先生。
他早年学宋儒格物穷理之学,广读朱熹书籍,后转向陆九渊的心学,并加以发展,成为明代心学唯心主义的集大成者。
2.阳明心学有三大命题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
心即理是阳明心学的逻辑起点,他认为,理全在人心,应向内去求。
每一个人生下来就有 “良知”,它不问贤愚,不会泯灭,只会被暂时蒙蔽,我们需要致良知来发自本心,使被蒙蔽的良知显现出来。
明武宗正德三年(1508),王守仁在贵阳文明书院讲学,首次提出知行合一准则。
“知”,主要指人的道德意识和思想意念,“行”,主要指人的道德践履和实际行动。
该准则深化了道德意识的自觉性和实践性的关系,他认为知行是一个整体,不能分割,批判了“先知后行”和“重知轻行”的观点。
鹅湖之会:心学与理学分野璞瑅学宫心学与理学的分歧在于认识理的方法上,即朱熹主张泛观博览、格物致知,陆九渊主张先立其大、发明本心。
由吕祖谦主持召开的鹅湖之会,明确了二者的分歧。
在对理本体的理解上,朱、陆同植纲常、同扶名教、同宗孔孟,二者又是绝对的一致。
方法殊途,本体同归。
吕祖谦兼取朱、陆,且具有折衷色彩,故成为心学与理学理所当然的调和人。
淳熙二年(1175)6月5日,在信州(今江西上饶)鹅湖寺举行了一次规模不大、但影响深远的哲学讨论会。
会议由吕祖谦主持。
参加会议辩论的主要是朱熹和陆九渊、陆九龄,还有朱、陆、吕的门人以及有关学者约二十余人。
会议主要是围绕认识理的方法而进行论争。
朱熹主张先泛观博览而后归之简约,二陆则主张先发明人之本心,而后博览群书。
朱熹责二陆教人过简,二陆责朱熹教人过于支离。
会议召集人吕祖谦本意是调和朱熹和陆九渊即南宋理学阵营内部的“理学”和“心学”之间在方法论上的分歧,使之哲学观点“会归于一”,但事与愿违,双方各不相让,争论三日,不欢而散,不仅没使双方哲学观点“会归于一”,反而更明确了“理学”与“心学”的分歧。
吕祖谦担当朱学与陆学调和者的内在必然性吕祖谦(1137—1181)字伯恭,婺州(今浙江金华)人,当时学界尊称为东莱先生。
《宋史·本传》说“祖谦之学本之家庭,有中原文献之传”。
吕氏一家,自六世祖吕公著始,“登学案者七世十七人”(《宋元学案》卷十九,《范吕诸儒学案》),说明吕氏家学源远流长。
根据《宋元学案》记载,吕氏家学最明显的特点是以儒家思想为宗,尤其提倡思孟学派《中庸》、《大学》的“治心养性”、“穷理尽性”、“正心诚意”等学说。
同时博采各家学说,即“不名一师,不私一说”。
博采各家学说从先祖吕希哲就已开其端。
吕希哲任过宋哲宗的侍讲。
他“初学于焦千之,庐陵(欧阳修)之再传也。
已而学于安定(胡瑗),学于泰山(孙复),学于康节(邵雍),亦尝学于王介甫,而归宿于程氏(二程)。
人事物理法
人事物理法(Physik der Gesellschaften und Personen)是社会
科学中的一个原则,也被称为社会物理学。
它试图将物理学的原理和概念应用于社会现象的研究。
人事物理法的核心概念之一是“自组织”(self-organization),
即一定数量的个体通过相互作用和合作形成有序的结构。
类似于物理系统中的相变现象,社会系统中也存在着从无序到有序的转变过程。
另一个关键概念是“能量转移”(energy transfer),即资源在社会系统中的分配和流动。
能量转移的不平等分布可能导致社会不稳定性。
人事物理法还将社会系统视为一个复杂的网络,其中个体之间通过相互作用和联系相互影响。
这个网络的形态和结构会影响信息传递、意见形成和决策过程。
人事物理法的研究方法包括数学建模和计算模拟,以及从物理学中借鉴的方法和概念,如网络理论、随机过程和统计力学等。
尽管人事物理法在社会科学领域的应用仍在发展中,但它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如对社会结构、组织行为、政治决策、市场机制等方面的理解。
它为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和方法,希望能够揭示出社会现象的普遍规律和机制。
理学方法论的知识点理学方法论是研究人类认识和思维活动的规律的一门学科,它探讨了人们在认识客观事物时所采用的方法和原则。
本文将从三个方面介绍理学方法论的知识点,分别是经验主义、唯理主义和辩证法。
一、经验主义经验主义是一种以经验为基础的认识方法,它认为只有通过感观经验才能认识事物的本质和规律。
经验主义强调通过观察、实验和感知来获取知识,认为经验是认识的起点和依据。
例如,英国哲学家培根主张通过实验和观察来获取科学知识,他提出“知识即力量”的观点,强调实践的重要性。
二、唯理主义唯理主义是一种以理性为基础的认识方法,它认为只有通过理性思考和推理才能认识事物的本质和规律。
唯理主义认为理性是认识的源泉和工具,强调通过逻辑思维和分析来获取知识。
例如,德国哲学家康德主张通过纯粹理性来探索事物的本质和规律,他提出了“先验认识”和“后验认识”的概念,强调理性的重要性。
三、辩证法辩证法是一种综合了经验主义和唯理主义的认识方法,它认为事物的发展是矛盾的、对立的统一。
辩证法强调通过观察和思考来认识事物的矛盾和发展规律,通过分析矛盾的斗争和统一来揭示事物的本质。
例如,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认为社会发展是由于阶级矛盾的斗争和统一,通过分析矛盾的本质和发展过程来揭示社会规律。
综上所述,理学方法论是研究人类认识和思维活动的规律的一门学科,经验主义、唯理主义和辩证法是其中的重要知识点。
经验主义强调通过感观经验来获取知识,唯理主义强调通过理性思考来获取知识,而辩证法则综合了二者,认为事物的发展是矛盾的、对立的统一。
理解和掌握这些知识点对于正确认识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具有重要意义,也有助于提高我们的思维能力和分析能力。
因此,我们应该在学习和实践中不断深化对理学方法论的理解,以提升自己的认识水平和思维能力。
高二宋明理学知识点梳理宋明理学是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学派之一,它是在宋代和明代逐渐形成和发展的。
该学派主要关注人性、伦理道德和政治理论,并与其他学派进行对话和辩论。
一、宋明理学的起源和发展宋明理学起源于北宋的程朱理学,其学说受到程颢和朱熹的影响,形成了独特的思想体系。
明代时,理学进一步得到发展和完善,形成了明代理学的特点。
明代理学强调实践,强调宇宙间的理和人事之理的关联。
二、宋明理学的核心思想1. 人性论:宋明理学认为人性本善,有良知和道德意识,人通过修养和教化可以培养和发展自己的道德品质。
2. 伦理道德:宋明理学强调人际关系和伦理道德,提出了“仁”的概念,认为人应该通过修养自己的道德品质来实现仁义和和谐的社会。
3. 政治理论:宋明理学关注政治问题,主张君主立宪制和君主为民的理念。
他们认为君主应该以道德为准则来治理国家,依靠贤能来辅佐自己。
4. 教育观念:宋明理学强调教育的重要性,认为通过教育可以培养人的德才兼备,提出了“格物致知”和“强本治人”等理念。
三、宋明理学的主要思想家和代表作品1. 程颢和程颐:北宋时期,程颢和程颐是理学的代表人物,他们的作品包括《二程集》和《程颢程颐集注》等,其中包括了他们对人性、伦理道德和政治理论的思考。
2. 朱熹:南宋时期,朱熹是理学的重要代表人物,他的作品包括《朱子家训》和《四书集注》等,他对人性、伦理道德和政治理论都有独特的见解。
3. 王阳明:明代时期,王阳明对理学进行了深入的反思和批判,他强调人的内心体验和直觉认识,提出了“知行合一”的主张,主张心学。
四、宋明理学对后世的影响宋明理学是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学派,对后世影响深远。
它不仅对中国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念产生了重要影响,还对后世的政治、教育、道德和思想发展产生了积极作用。
宋明理学的思想成果广泛影响了中国历史上的各个时期。
总结起来,高二阶段学习宋明理学是重要的课程内容。
通过学习宋明理学,可以了解中国传统哲学的发展和演变过程,理解中国古代思想的核心问题和思考方式,对于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和思维方法具有重要意义。
王阳明著名论点简介王阳明(1472年-1529年),字仲荣,号阳明子,是明代中期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和教育家。
他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理学家,同时也是一位重要的哲学家。
王阳明的思想对中国历史和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著名论点被广泛传播和研究。
一、心即理1.1 理学的基本观点王阳明是理学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提出了“心即理”的观点,即心与理合一。
他认为,人的内心深处蕴含着无穷的智慧和道德准则,只有通过反思和修正自己的心态,才能达到真正的理性和道德境界。
王阳明认为,心是人与天地万物相通的纽带,理是宇宙万物的本原和规律,因此,心即理,人的内心与宇宙的本质是一致的。
1.2 心即理的实践方法王阳明提出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明心见性”的实践方法,以帮助人们实现心即理的境界。
首先,通过观察和研究外物,了解宇宙的本质和规律,从而使自己的知识得到扩展和提高。
其次,要真诚地对待他人,保持善良和诚实的意愿,正心修身,使自己的行为和内心保持一致。
最后,要通过反思和觉察,认识自己的本性和真实的内心,从而达到真正的自我觉醒和自我认知。
二、知行合一2.1 知行合一的观点王阳明提出了“知行合一”的观点,强调知识和行动的统一。
他认为,人的真正智慧和道德不仅仅是停留在理论层面上的,更要通过实践和行动来体现。
只有将知识与实际行动相结合,才能真正理解和体验到智慧和道德的意义。
2.2 知行合一的实践方法王阳明提出了“致良知”的实践方法,以帮助人们实现知行合一的境界。
他认为,良知是人与天地相通的纽带,是人的内心深处所蕴含的道德准则。
通过反思和觉察自己的良知,人们可以理解并遵循自己的内心声音,从而实现知行合一的境界。
王阳明强调,只有通过实践和行动,才能真正体验到智慧和道德的意义,才能真正成为一个有益于社会和他人的人。
三、理学与教育3.1 理学对教育的影响王阳明的理学思想对中国的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他强调培养学生的自觉性和主动性,提倡学生通过实践和行动来理解和体验知识。
通过程朱理学与阳明心学来总结出人事大原则方法论
作者:邵宏伟
世间除了事就是人,除了人就是事,事是很纷杂繁复的,要了解事的根本原理与核心性的东西比较难,人经历了几十年的经验积累未必能了解事的根本性原理。
所以朱子的格物致知观实行起来是比较难的,朱子的理论是万事万物都有理,今天格一物一理,明天格一物一理,等到经验的积累,有朝一日豁然开朗,万事万物的总理论了然于胸,这是由点到面,通过经验积累最后达到一种悟道的大智慧。
而对于人事的认知要通过人心,既然在人事难以在短时间立个根本,如是在人心上立个根本,如是阳明心学的方法论横空出世,即知行合一,我心光明,即理论联系实践,实践充实理论,理论调控实践,知与行的合处就是我心光明。
出现了“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的理论。
所以所为善去恶成为人心总的原则,总的方向,这种思想渗透在处理人事的动机与过程之中。
即然为了让这种原则渗透在人心之中,不偏不倚,能准确的感知人事又能不被外在环境过分影响,就必须拥有一颗无比强大的心,这
种心是至善至静,不动如山的,所以必须静坐,超脱生死荣辱利欲对心的负影响。
所以心学是一种致良知的正能量,所有心即理的理论,在内心立一个根本,就能连带的了解别人的心理,所心学又是心理学,能准确的了解各种人的心理,了解他们外内言行的内心操控。
对于人的把握已经到了通透的地步,所以还必须在事上炼,通过事上的磨炼,进一步渗透致良知的理论于处事之中,并与事理相结合。
在处理人事之时的总原则就是致良知,知行合一,横看是忠厚,竖看是圆滑,忠厚与圆滑合二为一,忠厚是道,圆滑是术。
为人处事有三原则,即坚实的基础,切实的策略,忠实的执行。
坚实的基础,先对人事进行调查与思考,了解人事的方方面面,对人事有一个整体而全面的把握,如是根椐实际的情况制定出切实的应对策略,策略制定了然后再忠实的进行执行。
这是从全面总体的把握人事,是战略决策。
人事在不断的变化,然后用三大原则见招拆招,人事在动,我亦动,这是从局部战术上把握人事。
有此三大人事原则,静之战略,动之战役战术,就能做到不动如山,此心不动的至善至静的大境界。
朱熹的人事方法论有点像神秀大师的: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而阳明先生的人事方法就像慧能的: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两种方法论都有其长
处与不足处,可以综合起来使用。
对于人事的把握,特别是事理的把握在使用阳明心学时,可兼用朱熹的人事方法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