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考验。
（四）建立健全社会风险评估机制是加强社会管理的重要手段针对当前应对突发事件中存在的问题，要建立社会风险评估机制，促进社会管理的创新。
建立社会风险评估机制，实际上是要从源头上构建社会管理的机制。
在管理环节上，要从偏重事后处理向更加重视源头治理转变，把工作重心从治标转向治本；在管理制度上，要坚持加强源头治理体系建设、强化动态协调机制建设、推进应急管理机制建设，构建相互联系、相互支持的规范、机制和制度体系。
把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作为出台和实施重大决策、重大项目、重大改革的前置条件，围绕合法性、合理性、可行性和安全性，认真开展评估工作，及时提出风险化解对策，并从法律法规和政策方面提供配套支持。
参考文献：［1］［4］肖瑛.风险社会与中国.探索与争鸣，2012（4）；张乐、童星.风险沟通：风险治理的关键环节.探索与争鸣，2012（4）.［2］乌尔里希·贝克、威尔姆斯，路国林译.自由与资本主义：与著名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对话.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119.［3］安东尼·吉登斯，郑戈译.第三条道路———社会主义的复兴.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67.编辑阮子瑗我国的改革已经进行了30多年。
这30多年，是整整一代人的勇敢探索和艰苦奋斗。
现在，人们对改革抱着新的期待。
近两三年来，“再改革”，“第二次改革”，“重启改革”，“新改革时期”等提法，不断出现。
这是人们对改革的呼唤。
这说明，我国的改革没有完成，改革仍然存在迫切性。
本文仅就政治体制改革谈一点意见。
反思辛亥百年的启示2011年，我国各界人士，包括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特别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自觉地、郑重而又理性地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认真总结和反思中国百年历程，民主共和是其重点之一。
翻看纪念辛亥革命的文论，人们认为，孙中山创建共和虽然没有取得成功，但它开启了一个新时代。
这就是中国人民为民主而奋斗的新时代。
中国共产党人继承了孙中山开始的事业，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和成功。
孙中山追求的民族独立的目标，我们早已实现了。
孙中山追求的民生目标，我们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实现并正在进一步实现。
但论者比较一致地指出，孙中山的民权目标，仍然差距较大。
这是一种客观存在的舆论。
我们党一贯强调，要倾听群众的呼声。
这样的群众呼声，□沈宝祥内容摘要进入新时期以来，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确实是在不断发展。
但是，我国的政治体制仍存在一些弊端，即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中列举的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
这些弊端就是政治体制需要改革的硬道理。
多年来，我们党对政治体制的改革积极进行探索，设计了不少良方，但还需完善细化，形成全面的可操作的方案，并且要有路线图，要有时间表。
我们还要掌握渐进与突进的改革辩证法。
不能盲目搞突进，又要在适当时机突进，否则会失去改革机遇。
关键词政治体制改革弊端良方突进改革机遇作者沈宝祥，中共中央党校教授。
（北京：100091）弊端与良方———论政治体制改革的迫切性□□□□□□□□□□□□□□□□□□□□□□□□□□□□□□□□□□□□□□□□□□□□□□□□□□□□□□□□□□□□□□□□□□□□□□□2012·638当然是应该听一听的。
人们借辛亥革命百年纪念，又一次热议政治体制改革。
这不是偶然的。
从宪法和法律条文看，从形式上看，我们的民主政治、政治体制似乎相当完善，但人们的实际感受却往往不一样。
这是人们的错觉吗？这是人们的认识偏差吗？这真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问题！应当说，进入历史新时期以来，我们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确实是在不断发展。
作为体现人民当家作主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自1978年3月召开第五届第一次会议以来，30多年来一直能够按时召开。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也能够按时召开。
体现民主的基层自治（农村的村民自治和城镇社区的居民自治）也有了很大的发展。
干部管理上各种体现民主精神的举措，等等。
这些，都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体现和成果。
还要看到，30多年的发展，尤其是市场经济的发展，对外开放的发展，人民教育程度的提高，各种积极因素的累积，使我国广大人民的眼界大开，政治观察力和判断力大为提高，他们的民主意识、参与意识日益增强。
这同个人迷信盛行的年代相比，真是有天壤之别啊！在这方面，我们也要尊重群众，相信群众。
毋庸讳言，对我国民主政治的发展，对我国政治体制的状态，确实存在着不一致的估量和看法。
有一种观点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快速发展，这就证明，我国的政治上层建筑基本上是适应经济基础的。
言下之意是，我国的政治体制不必做大的改革。
这样的观点似乎很有道理，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但是，第一，对基本原理要完整准确地理解；第二，对任何事物都要作具体分析，基本原理代替不了对具体事物的具体分析。
毛泽东曾说：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在我国，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存在着既相适应又相矛盾的状况。
我们要看到二者相适应的一面，又要清醒地看到二者相矛盾的一面。
社会主义的发展进程还表明，这种既相适应又相矛盾的状况也是发展变化的，而不是固定不变的，有时，矛盾的方面会比较突出。
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往往是政治制度和体制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方面，也是这样的状况。
就当前来说，经济方面存在的问题，如贫富差距拉大，腐败现象、垄断，建设中的决策失误，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等等，已造成经济上的巨大损失。
这些都是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矛盾的具体表现，都可以也需要从政治体制上找到原因，都提示我们要进行政治体制的重大改革。
民主就其本意来说，是指国家形态、国家制度，是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国家问题，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还是个人或集团专政的国家这样的问题。
说到底，这是国家权力的配置问题，也是我们推进政治体制改革首先要考虑的问题。
民主还是一种价值追求，人们拥护社会主义，不仅是为了共同富裕，还为了民主政治，因为民主是个好东西。
正因为如此，民主才作为我们的重要目标。
对于民主政治，对于政治体制改革，不能仅仅从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角度看待。
如果囿于这个视角，就容易重新陷入民主只是手段、工具的误区。
当年讲民主是手段不是目的，就是片面地从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角度论述问题，陷入这个误区的。
党中央对于民主政治有足够的认识。
邓小平早就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
十六大提出，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
十七大又进一步提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
可是，近年来一再出现种种与此相悖的“理论”。
澄清这些似是而非的“理论观点”，是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方面。
“弊端”就是政治体制需要改革的硬道理关于政治体制改革，邓小平讲得最早，讲得最多，讲得最明确。
邓小平1980年8月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是他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颠峰之作。
这些，都收在他的文选里，是他的重要政治交代，是需要改革的后继者们（今天在第一线的改革者都是改革的后继者）认真践行的。
邓小平是务实的政治家，他讲政治体制问题，不是抽象讲道理，而是从剖析现状入手，即从我国的实际出发。
他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中，深刻地剖析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弊端。
他讲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就是政治体制问题，而且是政治体制的核心问题。
邓小平列举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存在的五个弊端，即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
他对这五种弊端作了深刻的剖析。
五大弊端，最主要的是权力过分集中的弊端。
邓小平说：“权力过分集中，就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情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
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
全国各地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这个问题。
”［1］邓小平指出了权力过分集中体制的危害，他说，“因为对这个问题长期没有足够的认识，成为发生‘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使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现在再也不能不解决了”［2］。
这是极为深刻的总结。
邓小平认为，权力过分集中是政治体制的总病根。
关于官僚主义，邓小平说，我们现在的官僚主义现象，除了同历史上的官僚主义有共同点以外，还有自己的39特点，它同我们长期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和计划管理制度必须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都实行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有密切关系。
就是说，我们的官僚主义根源在于中央的权力过分集中的体制。
关于家长制，邓小平对建国以后家长制的形成和发展，作了具体的描述。
实际上，家长制是权力过分集中的必然结果，也是权力过分集中体制的具体表现。
关于领导职务终身制，邓小平认为，这个问题没有及时解决是一个失策，但他认为，在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下，这个问题也无法解决或无法完全解决。
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很重要的就是权力过分集中和家长制的存在。
关于形形色色的特权，邓小平指出，一方面，是一些干部不把自己看作是人民的公仆，而把自己看作是人民的主人，搞特权、特殊化；另一方面，解放以后，我们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各项制度，法制很不完备，也很不受重视。
这些，也是权力过分集中体制的必然结果。
邓小平在具体分析了领导制度的各种弊端以后，明确指出，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
他尖锐地说：“这种制度问题，关系我们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
”［3］邓小平指出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即政治体制）中存在的这些弊端，最好地说明了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这是需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硬道理。
这个道理“硬”在哪里呢？邓小平说：“如果不坚决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过去出现过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现。
只有对这些弊端进行有计划、有步骤而又坚决彻底的改革，人民才会信任我们的领导，才会信任党和社会主义，我们的事业才有无限的希望。
”［4］邓小平说得很清楚，一是如果不通过政治体制的改革，而且是“坚决彻底的改革”，解决这个问题，过去犯过的错误就可能重犯；二是只有通过“坚决彻底的改革”，人民才会信任我们的领导。
这是党的执政合法性的问题，是党的执政地位能否稳固的问题。
邓小平的这个讲话，已经过去了32年，但我们今天读起来仍有强烈的现实感。
为什么呢？因为邓小平讲的问题，指出的弊端，在现实生活中仍然存在。
若干年来，媒体一再报道，一些落马的贪官说，他们当第一把手时是不受监督的，没有任何人能够对他们实行有效的监督。
我们剖析这些案例，可以清楚地看到，什么叫过分集中的权力，过分集中的权力是怎样变成绝对权力的（笔者认为，绝对权力就是集大权于一身又不受监督的权力），绝对权力又是怎样变成绝对腐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