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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土中国知识点梳理1. 乡土中国的概念乡土中国是指中国农村的面貌、特点和文化传统。
它是中国传统农耕文化与农村社会形态的综合体现，是乡村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多个方面的重要组成部分。
2. 乡村社会经济结构乡村社会经济结构主要包括农业、手工业和商业。
农业是乡土中国最主要的经济活动，包括种植业和养殖业。
手工业是指农民依靠传统的手工技艺进行的生产活动，如陶器制作、布匹织造等。
商业活动在农村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乡村集市是农民交流商品和信息的重要场所。
3. 乡土中国的农业特点乡土中国的农业以小农经济为主，在生产方式和生产组织上保持了传统的特点。
农民仍然采用传统的农耕方法和农具，传统的种植模式和农业文化传统也得到了保留。
另外，农村还存在丰富的农事节庆活动，如春耕祭祀、丰收庆典等。
4. 乡村社会组织乡土中国的社会组织主要包括家族、村落和乡贤社会。
家族是乡村社会最基本的组织形式，家族关系在乡村社会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村落是乡土中国的基本组织单位，村规民约是村落内部管理的核心制度。
乡贤社会是指在乡土中国的社会组织中，乡贤的地位和作用相当重要。
他们是村落社会的精英，担任着各种管理和仲裁职能。
5. 乡村文化传统乡土中国有着丰富的文化传统，如传统的节日和庆典、民俗习惯、民间艺术等。
传统的节日和庆典在农村有着深厚的影响力，如春节、中秋节等。
民俗习惯包括农村人民的日常生活方式和仪式习惯，如婚丧嫁娶、祭祖等。
民间艺术是农村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民间音乐、舞蹈、戏曲等。
6. 乡土中国的发展挑战乡土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着发展挑战。
农业生产方式的落后、人口流失、社会资源的匮乏等问题成为乡村发展的障碍。
同时，农村教育、医疗等社会服务设施滞后，也制约了乡土中国的发展。
为了促进乡村发展，需要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农村教育和卫生水平，推动乡村产业升级和转型发展。
7. 建设美丽乡村为了改善乡土中国的发展状况，中国政府提出了建设美丽乡村的目标。
热考主题六社会的基层治理、社会救济制度及社会保障制度一、古代中国社会的基层治理与社会救济制度[拓展深化]1．认识中国古代户籍制度的作用(1)中国古代的封建统治者通过户籍制度，对人口进行管理，限制人口流动和随意迁徙，保持了中华民族的延续性与稳定性。
(2)中国古代的户籍管理制度是维护社会治安稳定的重要工具，同时也有效地遏制了地方割据势力，减少了封建割据战争的发生。
(3)中国古代的户籍制度是统治者征收赋税、征发徭役、提高经济收入的保证，客观上促进了社会的稳定。
(4)中国古代户籍制为本已森严的等级制砌上了厚厚的保护墙，稳固了金字塔型的社会结构，有利于“各守本分，各司其职”的社会分工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古代的社会秩序。
2．中国古代乡村治理的主要特点(1)宗族势力强大，皇权与族权相结合。
中国社会是一个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发展而来的社会，因此乡村治理表现出皇权与族权相结合的特点。
宗族内互助性非常强。
由于宗族的稳定与社会秩序的安定相一致，因此，宗族势力往往得到皇权的认可，乡官里吏在催征钱粮时往往需要族长的配合，有时则表现为宗族家长直接担任乡官里吏，使行政组织与宗族组织合而为一。
(2)忠孝治理乡村。
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结构首要的特征是家国同构，家庭成了国家的缩影，国家成了家庭的放大。
而家国意识反映在乡村政治文化中，就是忠孝治村，忠和孝作为两个重要的价值观，维系了乡村的政治秩序。
忠是从政治上衡量村民的品质，要求村民尽一个臣民应尽的义务。
而孝强调的是尊重权威，长幼有序，属于伦理范畴。
儒学给民众和乡绅都设定了各自的社会责任。
(3)乡绅有限自治。
政府在乡村选择的管理者，主要是有德行的长者、有名望的乡绅、有财产的地主等等，这些人往往都读过书，在知识、智力和财富上占有优势，能够解释乡规民约，用道德感召力维持乡村的秩序。
乡绅的身份是双重的：作为国家的代理人，他们要帮助国家做事；而作为乡村的代表，他们又需要维护村民的共同利益。
3．中国古代社会救济与优抚政策的特点及社会保障思想(1)中国古代社会救济与优抚政策的特点①政府主体，民间辅助。
我国农村文化发展历程中国农村文化的发展历程可以追溯到古代，经历了多个历史时期的变迁和演进。
以下是其中的几个阶段：1. 农耕文化的形成（古代至秦汉时期）：在这个阶段，农村文化主要以农耕生活为中心，注重土地耕种、农作物种植等农业生产活动。
人们相信自然规律，尊重土地神灵，形成了一系列与农业密切相关的宗教信仰、节日和习俗。
2. 封建社会的农村文化（秦汉至明清时期）：随着封建制度的确立，世袭农村土地由地主阶级掌握，农村社会逐渐分化为地主、农民和佃农三个阶层。
在这个阶段，农村文化受到封建礼教的影响，农民普遍信奉儒家思想，追求家族传统和孝道美德，重视祭祀祖先和喜庆节日。
3. 革命与农村文化（近代至20世纪中叶）：近代以来，农村社会经历了革命和改革，农民成为社会中的重要力量。
农村文化也发生了转变，新的思想和观念进入农村，包括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等。
在这个阶段，新型的村风村貌开始形成，群众文化活动和教育事业逐渐兴起。
4. 现代化与农村文化（20世纪末至今）：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农村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农业生产模式、农民生活方式和社会结构都发生了重大转变。
在农村文化方面，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相互碰撞与融合，新兴的农村文化形态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电视、互联网等信息技术的普及，大大拓宽了农民获取信息和交流的渠道；各类文艺活动、乡土传统文化的传承与保护，成为农村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总的来说，中国农村文化的发展历程贯穿了数千年的历史，并受到政治、经济和社会变革的影响。
农村文化的演变不仅反映了农村社会的变迁，也展示了中国传统价值观念在农民中的传承和延续。
随着社会进步和现代化的推进，农村文化也将不断发展和创新，适应时代的变化和需求。
中国古代乡村治理特点
第一，传统社会基层治理模式的变动，都与底层社会经济状况的变迁密切相关。
乡遂制的实行迎合了夏商周奴隶制国家土地国有制生产方式的需要，乡官制正是维护封建大一统国家刚刚建立之初尚属娇弱的经济基础的需要，而“中唐以后，随着均田制的废弛、两税法的实行，地主阶级内部构成发生了变动，原来实行乡官制的乡里制度，开始向职役制转化”。
第二，传统乡村社会的基层治理组织及其职位设置具有官方或者半官方的色彩，但是政治国家的权力触角却并没有直接触及乡里社会。
里甲等组织的掌权人多为乡村能人、经济大户、德高望重者，来源于本乡本土，并且与其在乡村中的社会角色密切相关，他们的职权更多地来源于国家的“认可”而非授权。
第三，传统乡村社会的基层治理模式体现了国家政权与宗族权力、底层社会自治权的一种平衡和博弈。
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控制也是间接式的，其利用乡村社会的权威，实现了对乡村社会资源的汲取、社会的管控和文化的控制。
在这种依赖的关系中，国家实现了乡村社会的有效治理，同时乡村社会也获得了一定的自治权。
第四、中国古代的乡村基层组织建设也由周之乡遂到明清保甲,辗转相承,代有兴革,绵延不绝,有它的对应性,都以巩固基层、维持治安、寓教于民、保障民生为目的。
中国古代的乡村治理的历史短文全文共四篇示例，供读者参考第一篇示例：中国古代的乡村治理是历史上的重要课题，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古代的乡村治理是以家族、社会和国家为单位相互交织在一起的系统性治理模式，其独特的特点和模式影响着中国乡村社会的发展和变迁。
古代的乡村治理，首先体现在家族制度上。
在古代中国，家族是重要的社会单位，家族成员之间互相依存、互相扶持，共同生活、共同劳作、共同祭祀。
家族通过族规、族谱等形式加强成员之间的联系和互助，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单位。
家族成员之间在日常生活中相互尊敬、相互帮助，在面临问题和危机时也会团结一致，共同应对。
在乡村治理中，社会团体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社会团体在古代乡村中通常指的是行会、宗族、乡里等组织形式。
这些团体在乡村中承担着社会管理、公共事务、社会福利等功能。
行会的成员通常是同一行业的人，他们通过行会互助协作、传承技艺、开展公益活动，帮助乡村经济的发展。
宗族是一个人们祖宗的血缘团体，宗族成员之间有着深厚的血缘关系，宗族通过族谱、祭祀等形式维系着成员之间的关系。
乡里是乡村治理的最基本单位，由村民组成的自治组织。
乡里通过选举产生村干部，管理村务、解决矛盾、维护稳定，是乡村治理中最基础的组织形式。
在古代乡村治理中，国家也发挥着一定的作用。
国家通常通过任命地方官员、颁布法律法规、征收赋税等手段介入乡村的治理。
在古代，地方官员的设立和管理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地方官员在乡村中扮演着管理和监督的角色，维护地方治安和秩序。
法律法规则是国家通过制定用来规范乡村社会行为的规范性文件，对乡村社会的生产、生活、交往等方面进行规范。
征收赋税是国家在乡村中征收的财政收入，用以支持国家的运作和发展。
古代的乡村治理是一个家族、社会和国家相互结合、相互影响的多层次治理系统。
家族制度为乡村社会提供了亲情关怀和群体安全感，行会、宗族、乡里等社会团体在乡村中承担着管理、公共事务、社会福利等功能，国家则通过地方官员、法律法规、赋税等手段介入乡村的治理。
中国古代的乡村治理
中国古代的乡村治理，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是中国传统社会管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古代中国，乡村治理不仅关乎农民的生产生活，更与国家的稳定、繁荣息息相关。
在乡村治理的体制上，古代中国采用了保甲制度、里甲制度等一系列地方自治体系。
这些制度的核心在于将乡村居民按一定标准划分成不同的组织单位，如保、甲、里等，由地方乡绅或官府任命的官员负责管理。
这些组织单位不仅负责维护地方治安，还承担着税收征缴、徭役摊派等职责。
通过这些制度，中央政权得以将权力触角延伸至基层，实现对乡村社会的有效控制。
在乡村治理的实践中，古代中国注重道德教化与法治相结合。
一方面，通过儒家思想的传播，强调孝道、忠诚、礼义等道德观念，以此来规范村民的行为，维护乡村秩序。
另一方面，国家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如《唐律疏议》、《大明律》等，对乡村社会的各种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惩处。
这种德治与法治相结合的方式，既体现了古代中国“以德治国”的理念，又保障了乡村治理的法制化、规范化。
此外，古代中国的乡村治理还注重民间力量的参与。
乡绅、宗族等民间组织在乡村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他们通过制定乡规民约、调解民间纠纷等方式，参与乡村事务的管理，维护了乡村社会的稳定。
总之，古代中国的乡村治理以地方自治为基础，注重道德教化与法治相结合，同时鼓励民间力量的参与。
这种治理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乡村社会的稳定与发展，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治理经验。
中国古代乡村政治文化的特点[1] ——家族势力与国家势力的博弈与合流内容提要：我国是一个“以农立国”的文明古国，农业是国家的经济基础，它决定了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基本轨迹。
自秦始皇统一到辛亥革命成功的两千多年里，“大一统”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主流。
在“大一统”的农业社会，乡村是国家的细胞，是王权是否巩固的基础。
同时，乡村又是社会财富的主要来源，为了维系王权，封建国家采取“官民共治”的形式，将国家权力渗透到乡村，从而实现“摄取乡村资源”和“降低治理成本”的统一。
而“官民共治理”的“乡里制度”是乡村治理的政治基础，它直接决定了乡村政治文化的基本特点，即以血缘为前提的有限自治。
本文追溯了乡里制度和官民共治的形成，并在此基础上深入探讨了乡村政治文化特点的内涵。
关键词：古代乡村乡里制度官民共治乡村政治文化的特点（本文发表于《重庆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发表时编辑部有改动。
人大复印资料《中国政治》2007年第11期全文转载。
）我国是一个“以农立国”的文明古国，乡村社会是国家旺盛生命力的来源，它决定了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基本轨迹。
美国传教士明恩溥[1]认为，中国大城市的数量远没有西方多，许多城市与县府相当于设置了围墙和衙门的大乡村。
乡村社会的重要性，使乡村治理成了封建王权统治的一项重要任务。
自秦始皇统一到辛亥革命成功的两千多年里，统治阶级在乡村一直坚持“官民共治”的传统。
在“官民共治”的模式下，王权和族权的相互博弈与合流决定了中国乡村政治文化的基本面貌。
一、古代乡村治理目标：摄取乡村资源和降低治理成本自秦朝以后，中国历史分分合合，但从整个历史发展来看，“大一统”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主流。
在“大一统”的农业社会，乡村是国家的细胞，是王权是否巩固的基础。
同时，庞大的国家机器的运转需要消耗大量的社会资源，而农耕社会能够创造社会财富的主要是乡村。
为了维系王权的延续，国家必须保持“行政力量”深入到乡村，维护乡村稳定，汲取乡村资源。
2023-2024学年四川省绵阳市江油市太白中学高二10月月考历史试题1. 清代，督抚正式成为三司之上的地方大吏，但朝廷仍以中央官员差遣形式委派督抚任职，同时督抚之间职责又有交叠，互为监督。
这反映了（）A．清代地方官制冗杂B．中央权力下移C．地方治理效力提高D．监察制度发展2. 内廷指的是皇宫里面皇帝的私人随从组成的机构。
汉武帝时期，内廷的地位越来越高，内廷一开始是政府正式官署的下属机构，后来内廷的首领是“大司马”，大司马奉命可以领导尚书，他在政府里的实际权力就超过了丞相。
这反映出（）A．“汉承秦制”已被完全放弃B．相权削弱，皇权得到了加强C．完全破坏了三公九卿制D．新行政中枢确立3. 春秋战国时期有“师保”“辅贰”之制。
“天生民而立之君有君而为之式（卿佐），使师保之，勿使过度”，设“师氏”之官，“掌以诏王”，即“告王以善道”；又设“保氏”之官，“掌谏王恶”。
这些举措（）A．反映出分封制的渐趋瓦解B．说明中央尚未实现权力高度集中C．利于保障政治的正常运作D．折射出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争夺4. 亚里士多德记载当时希腊普遍流行的政体“正如人们谈论风向时，只有北风和南风，其他都是二者的变体，政体亦是只有两类，即民主制和寡头制”；在不同城邦之间，民主制和寡头制的深刻矛盾导致雅典和斯巴达斗争不止，并最终导致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
对此解读正确的是（）A．两种政体都建立在对奴隶专政的基础上B．斯巴达寡头政治下公民丧失参政的权力C．雅典鼠疫决定了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结果D．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本质是希腊政体之争5. 1296年，教皇卜尼法斯发布训令，未经教皇同意禁止任何国家的教士向君主纳税。
1301年，法国国王腓力四世首次召开法兰西三级会议，寻求民众的支持，宣称卜尼法斯是一名应该从教廷中开除的异教徒和罪犯。
据此可知（）A．工商业的发展推动法国权力结构发生异变B．法国由封君封臣制向议会制共和转变C．王权与教权的矛盾推动法国民族意识觉醒D．打破教会思想束缚引发欧洲宗教改革6. 1762年，英国议员约翰•威尔克斯创办了《苏格兰人》报。
我国古代乡村治理模式探究作者：周婧来源：《决策与信息·下旬刊》2013年第06期摘要在我国古代社会，国家对于社会管理的方式的演变主要是逐渐由地方分权向郡县制集权发展的过程。
但是由于当时社会组织发育程度较低，国家对于乡村社会的控制程度是有限的，这也使得乡村社会拥有一定的自主性。
从历史发展过程来看，我国古代长期实行的以乡里制度和保甲制度为代表的乡村治理制度具有皇权与绅权、皇权与族权相结合的半自治性特点，通过司法、伦理道德、乡规村约等政治文化手段，对乡村进行管理。
关键词乡村资源乡里制度官绅共治中图分类号：D630 文献标识码：A一、我国古代乡村治理模式的形成原因和背景中国自秦汉集权国家建立以后两千年时间，封建专制主义下的乡村管理成为历代统治者所关注的焦点。
事实证明，乡村治理模式的选择和治理成果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封建王朝的命运与兴衰。
在中国古代社会，传统的农业经济除了养活庞大的人口，只能积累下非常有限的社会资源。
加之，国家不可能开辟新的资源集中的途径，社会剩余资源全部来自乡村农业，这也决定了国家的资源来源必须从农业剩余中提取。
从历史中我们不难发现这样的现象：当封建王朝发展到末期，官僚机构不断扩大和皇室贵族生活走向腐化奢靡时，都会加大对于乡村资源的压榨和获取，这使得乡村经济不堪负荷，人民生活日益困苦，激发王朝末期农民起义，加速了王朝覆灭。
所以，在王朝新建之初，国家一般采取减少资源提取，轻摇薄赋的政策，使社会资源与国家力量形成良性循环，有意识地控制国家机构的规模，缩减王室和官僚机构的开支，希望依靠从广大的社会提取较微薄的农业剩余，以维持国家的生存，维持社会的稳定和安全。
但是，这种看似合理的保护和维持虽能在一段时间内保持乡村社会的均衡稳定，但是却也使得乡村经济无法实现经济形态的转型和经济总量的增长，最终跟不上官僚机构膨胀发展的速度，最终又使得王朝不得不面临必然灭亡的命运。
其实我们不难理解这一“怪圈”，当国家为了维持国家与乡村社会的良性资源关系，就会选择降低对于乡村资源的提取量，这就使得当时官员俸禄较低，导致制度性官员腐败。
中国古代的赋役、户籍制度和社会治理讲义复习目标1．了解中国古代赋税制度的演变。
2．了解中国古代以赋役征发为首要目的的户籍制度，以及有代表性的基层管理组织。
3．知道中国古代王朝在社会救济和优抚方面采取的重要措施。
知识点中国古代的赋役制度秦汉(1)田赋：秦朝税率极高。
汉初税率大大降低(2)人头税：秦朝口赋极重。
汉朝分口赋、算赋，不分男女(3)徭役：秦汉有更卒、正卒、戍卒三种隋唐(1)隋朝向民众征收租调役(2)唐朝实行租庸调制(3)780年唐朝改行两税法，按田亩征收地税，按人丁、资产征收户税，分夏、秋两次征收宋朝(1)征收两税，但附加税超过正税数倍(2)除征收代役金外，还派发各种徭役(3)王安石变法推行募役法元朝基本沿袭唐朝的租庸调制与两税法，分别施行于北方和南方。
在税粮外又有“科差”明朝(1)明初分为夏税、秋粮两次征收。
正统年间，江南部分税粮折银征收“金花银”(2)明朝后期，推行“一条鞭法”清朝康熙帝规定“滋生人丁，永不加赋”。
雍正帝实行“摊丁入亩”，人头税被废除知识点历代户籍制度演变战国国家编排民户，制定户籍秦朝实行分类登记制度汉朝(1)丞相主管全国户籍工作，各级地方政府也有专门人员主管户籍(2)户是政府征派赋役的单位，百姓编入户籍后，成为封建国家的“编户齐民”隋朝“大索貌阅”唐朝户籍三年一造宋朝户籍分主户和客户元朝按职业划分户口类型，统称为“诸色户计”，一旦定籍，世代相袭，不得变动明朝(1)以职业定户籍，分民籍、军籍、匠籍等(2)户籍册称“黄册”，以里甲制为基础清朝到清前期赋役实行固定丁银、摊丁入亩后，户籍的作用大为削弱。
乾隆年间，朝廷谕令户籍永停编审1．基层组织秦汉县下设乡和里。
乡设三老，掌教化。
里设里正。
乡、时期里之外有亭，设亭长唐朝以百户为里，五里为乡，城内设坊，郊外设村，设里正、坊正、村正明朝实行里甲制，设甲首、里长秦汉时期推行什伍组织，以五家为伍，十家为什，百家为里，互相监督唐朝实行邻保制度，以四家为邻，五邻为保，彼此之间相互监督明朝王守仁任南赣巡抚时推行十家牌法清初实行里甲制，后来改而推行编制严密的保甲制。
中国古代乡村的自我管理体系主要体现在农村社会的组织结构、管理制度和文化传统中。
以下是一些中国古代乡村自我管理体系的主要特点：1. 家族制度：-家族是古代乡村社会的基本单位。
家族内部有严格的等级和秩序，长辈有权威，负责家族的经济和社会事务。
家族成员之间维系着紧密的血缘和社会联系。
2. 村落自治：-乡村内部常设有村落自治组织，如村委会、村民会等。
这些组织由村中的有声望和经验的长者组成，负责管理村务，处理纠纷，制定村规民约，维护村民的权益。
3. 耕地制度：-古代乡村通常采用耕地制度，耕地分配和管理是由村中的土地长老或村干部负责。
土地是乡村社会的核心资源，耕地制度的公平和稳定对维持社会和谐至关重要。
4. 社会信用体系：-古代乡村通过社会信用体系来管理村民的行为。
社会信用主要基于家世、道德品行、遵纪守法等因素，对于村民的信用水平会影响其在村中的地位和权利。
5. 农事合作：-村民在农事生产上通常会形成互助合作的关系，共同参与农业劳作、灌溉、收割等活动。
农事合作不仅提高了生产效益，也增进了村民之间的彼此依存和团结。
6. 文化传统和礼仪制度：-古代乡村的文化传统和礼仪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村民的行为和社会关系。
孝道、尊老爱幼、邻里和睦等传统价值观念对于乡村的自我管理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7. 祭祀和宗教活动：-祭祀活动是古代乡村中的一项重要文化活动。
通过祭祀，村民强化了对土地、祖先和自然的敬畏，形成了一种共同的文化认同和社会秩序。
这些自我管理体系的特点在不同历史时期和地域可能有所差异，但总体反映了古代乡村社会在没有中央政府直接干预的情况下，通过内部组织和文化传统来维护社会秩序和促进共同发展。
中国古代与治理中国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的国家，其古代治理体系为现代中国的政治和社会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在中国古代，治理侧重于以君主为中心的统治体系，并秉持着传统儒家思想的价值观。
本文将探讨中国古代与治理相关的几个重要方面。
1. 君主制度中国古代的治理依托于君主制度，国家的各项政策和行政决策都由君主亲自决策并执行。
君主按照权力分配体系，将国家的管理任务分派给地方官员，以确保国家的稳定和发展。
君主制度在中国古代长期运行，给国家带来政治和社会秩序的稳定。
2. 五权分立中国古代治理的重要特点之一是“五权分立”，即中央君主、地方官员、贵族、官僚和学者各自拥有一定的权力和责任，相互制衡和监督。
这种制度保证了权力的均衡分配和政治的稳定，并且提供了合理治理机制的基础。
3. 礼仪制度中国古代治理中，礼仪制度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传统儒家思想强调孝道、尊老、尊师等价值观，规范了人们的责任和行为准则。
礼仪制度的遵守有助于维护社会秩序和道德观念，使得治理过程更加和谐。
4. 地方治理中国古代的地方治理体系十分复杂，包括州县官员、乡村自治组织等。
地方官员负责管理和治理地方事务，以确保地方的安全和稳定。
同时，地方自治组织也起到了监督和协助地方官员的作用。
5. 科举制度中国古代的治理中，科举制度是选拔政府官员的重要方式。
这一制度基于儒家教育观念，通过考试来选拔人才，以确保政府的高效运行和能力的充分发挥。
科举制度在中国古代长期存在，为政府选拔了大量人才。
总结：中国古代的治理体系凝聚了传统儒家思想的智慧和经验。
君主制度、五权分立、礼仪制度、地方治理和科举制度等方面的改革和发展，为古代中国的政治稳定和社会进步提供了基础。
这些元素对于现代中国的治理体系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通过对古代治理的了解，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中国政治文化的演变和现代治理体系的形成。
民主化村级治理的型态―尝试一种理解乡土中国的政治理论框架【摘要】本文旨在探讨民主化村级治理在乡土中国的政治理论框架。
在背景介绍了乡村治理的现状，研究目的是探讨民主化村级治理的可能性，研究意义在于促进乡村政治的发展。
正文包括民主化村级治理的概念，村级治理的历史演变，中国乡村政治的特点，民主化村级治理面临的挑战以及实践探索。
结论部分总结了本文的观点，提出了未来研究方向和政策建议。
本文旨在对民主化村级治理提供理论框架，推动乡村政治的民主化进程，促进乡村治理的改善和发展。
【关键词】关键词：民主化村级治理、乡土中国、政治理论框架、历史演变、特点、挑战、实践探索、观点总结、未来研究方向、政策建议。
1. 引言1.1 背景介绍近年来，中国农村改革与发展持续推进，村级治理体制也逐步向民主化方向转变。
乡村的发展和治理模式成为学术和政策关注的焦点之一。
如何实现民主化村级治理，成为当前中国乡村政治探讨的重要议题之一。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占据了国土面积的大部分，乡村治理直接关系到亿万农民的生活和利益。
在这种背景下，如何建立起一套符合中国国情的村级民主治理机制，成为摆在中国政府和学术界面前的一项重要课题。
随着村民自治制度的推进和村社治理组织的不断完善，民主化村级治理的探索和实践也在加速进行中。
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乡村政治的特殊性也日益凸显。
如何在传统文化和现代制度的交融中寻找中国乡土政治的发展路径，是一个复杂而具有深远意义的课题。
本文将试图通过对民主化村级治理的理论探讨和实践分析，为理解乡土中国的政治框架提供一种新的思路和视角。
1.2 研究目的本文的研究目的旨在探讨民主化村级治理的型态，尝试构建一种适用于乡土中国的政治理论框架。
通过对民主化村级治理的概念、历史演变、中国乡村政治特点、挑战和实践探索进行深入分析，旨在揭示中国乡村政治治理的现状和问题，为推动乡村治理体系的改革和完善提供理论支持和政策建议。
通过本文的研究，旨在激发学者与决策者对乡村政治治理变革的重视，促进民主化进程在村级治理中的落地实施，为乡村振兴和社会稳定作出贡献。
中国古代乡村政治文化的特点
我国是一个"以农立国"的文明古国,农业是国家的经济基础,它决定了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基本轨迹.自秦始皇统一到辛亥革命成功的两千多年里,"大一统"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主流.在"大一统"的农业社会,乡村是国家的细胞,是王权是否巩固的基础.同时,乡村又是社会财富的主要来源,为了维系王权,封建国家采取"官民共治"的形式,将国家权力渗透到乡村,从而实现"摄取乡村资源"和"降低治理成本"的统一.而"官民共治理"的"乡里制度"是乡村治理的政治基础,它直接决定了乡村政治文化的基本特点,即以血缘为前提的有限自治.本文追溯了乡里制度和官民共治的形成,并在此基础上深入探讨了乡村政治文化特点的内涵.。
2023-2024学年陕西省咸阳市礼泉县高二上学期中期学科素养调研历史试卷1. 秦汉时期，自皇帝到乡里小吏的事务处理，核心是各种层级的文书行政，包含文书命令下进行的各种活动：从百姓生产完成后的产品分配，到人员、物资的调配，价格的控制，以及朝廷官府举行的各类仪式活动及其各种言论。
秦汉时期的文书行政反映了（）A．国家行政体系的效率提高B．三公九卿的权威受到挑战C．由下而上的官员考核途径D．中央集权的国家治理方式2. 9—10世纪，封建主义在西北欧发展起来。
马镫的普及使骑兵职业化，骑兵成为领主们的封臣。
领主和公爵、伯爵一起组成一个拥有土地、支配封臣的“贵族”阶层，他们派兵抵抗外敌；处死小偷和谋杀犯；铸造新币；发布命令和法律。
这说明（）A．封建主义适应了动荡的政局B．封建主义是外敌入侵的产物C．贵族阶层建立众多独立王国D．中世纪的商品经济持续发展3. 1793年，法国国民公会通过《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宪法》，规定行使法国最高行政权的执行会议由立法议会选举产生。
后来拥有立法权的国民公会，可以通过救国委员会直接行使行政权。
这说明当时的法国A．扫除了保皇派政治势力B．背离了分权制衡的原则C．建立了议会共和制体制D．隐藏了执政官独裁风险4. 钱穆先生在评价民国初年政党政治时候说：“当时的政党，似乎误认分党相争为政治上最高的景象。
分党相争的胜负，不能取决于民众，转而各自乞援于军人。
一般党员，则凭借党争的美名，来公开无忌惮的争权夺利。
”此现象出现的原因是（）A．中国仁人志士效法西方建立政党政治B．中国政党没有明确的政治纲领和目标C．中国政党的组建缺乏基本的历史条件D．各派军阀纷纷建立政党借此割据一方5. 据1902年的《中外日报》记载，在四川，"自变法谕下，坊间辑刻蒙学新书甚彩（多）"；在安徽，各书铺生意异常火，尤以四书、经、史、策论销场为大；在湖北，各书店"销场固旺"，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原富》等篇亦渐有购阅者。
秦朝乡里制度简介秦朝的乡里制度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中的一种，它具有相当深远的影响。
这个制度在秦朝的治理下起到了重要作用，并且对后世的政治体制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在本文中，我将就秦朝乡里制度的背景、内容以及对后世的影响进行深入探讨。
一、背景1.1 秦朝的建立背景秦朝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大一统王朝，它的建立背景与当时中国的分裂局面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战国时期，中国处于分裂状态，诸侯割据，百家争鸣。
为了实现统一，秦始皇嬴政将已有的乡里制度更加细化，并采取强硬手段推行。
1.2 乡里制度的起源乡里制度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是以乡为划分单位的地方行政制度。
它的目的是为了统一管理、简化行政程序以及加强国家和地方的联系。
乡里制度在秦朝得以进一步完善和发展。
二、乡里制度的内容2.1 乡置长吏乡里制度的核心是乡置长吏，他们是由秦朝政府任命的地方官员。
乡里的行政管理主要由长吏负责，包括土地管理、税收征收、治安维护等。
长吏的权力相对较大，对乡民的统治力度也较强。
2.2 乡兵制度乡里制度还包括乡兵制度，也就是负责乡里安全和卫边的武装力量。
乡兵由乡里长吏组织，一般由当地的壮丁组成。
他们通常在农忙之余进行训练，以保障边疆的安全和维护社会秩序。
2.3 乡里教育在乡里制度下，秦朝政府非常注重教育的普及。
乡里的学校不仅仅是为了培养士人，也为了普及基本的读写能力。
这种形式的教育对于普及知识和提高人民素质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三、乡里制度的影响3.1 对于统一大一统国家的推动作用秦朝通过乡里制度的完善，加强了中央政府对地方的管理，使得整个国家的行政更加统一。
乡里制度对于秦朝的初期统一大一统国家的建立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并对后来的政治体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3.2 对后世行政制度的影响乡里制度在秦朝的基础上，得到了继承和发展。
后来的封建王朝也沿袭了类似的乡里制度，并结合自己的特点进行了相应的调整。
乡里制度的影响一直延续到晚清，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的一部分。
中国古代乡村政治文化的特点[1] ——家族势力与国家势力的博弈与合流内容提要：我国是一个“以农立国”的文明古国，农业是国家的经济基础，它决定了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基本轨迹。
自秦始皇统一到辛亥革命成功的两千多年里，“大一统”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主流。
在“大一统”的农业社会，乡村是国家的细胞，是王权是否巩固的基础。
同时，乡村又是社会财富的主要来源，为了维系王权，封建国家采取“官民共治”的形式，将国家权力渗透到乡村，从而实现“摄取乡村资源”和“降低治理成本”的统一。
而“官民共治理”的“乡里制度”是乡村治理的政治基础，它直接决定了乡村政治文化的基本特点，即以血缘为前提的有限自治。
本文追溯了乡里制度和官民共治的形成，并在此基础上深入探讨了乡村政治文化特点的内涵。
关键词：古代乡村乡里制度官民共治乡村政治文化的特点（本文发表于《重庆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发表时编辑部有改动。
人大复印资料《中国政治》2007年第11期全文转载。
）我国是一个“以农立国”的文明古国，乡村社会是国家旺盛生命力的来源，它决定了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基本轨迹。
美国传教士明恩溥[1]认为，中国大城市的数量远没有西方多，许多城市与县府相当于设置了围墙和衙门的大乡村。
乡村社会的重要性，使乡村治理成了封建王权统治的一项重要任务。
自秦始皇统一到辛亥革命成功的两千多年里，统治阶级在乡村一直坚持“官民共治”的传统。
在“官民共治”的模式下，王权和族权的相互博弈与合流决定了中国乡村政治文化的基本面貌。
一、古代乡村治理目标：摄取乡村资源和降低治理成本自秦朝以后，中国历史分分合合，但从整个历史发展来看，“大一统”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主流。
在“大一统”的农业社会，乡村是国家的细胞，是王权是否巩固的基础。
同时，庞大的国家机器的运转需要消耗大量的社会资源，而农耕社会能够创造社会财富的主要是乡村。
为了维系王权的延续，国家必须保持“行政力量”深入到乡村，维护乡村稳定，汲取乡村资源。
乡村社会是中国古代社会的经济基础，“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决定了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治理模式，而这一模式的治理目标就是要实现“摄取乡村资源”和“降低治理成本”的统一。
1、农耕生活产生家族制度人类走出乱伦状态后，建立的第一个社会组织就是血缘家族，它是由几十人共同劳动、共同生活所组成的、非常松散的联合体。
大约距今5万到1万年之间，我们的祖先进化到晚期智人阶段，母系氏族公社开始形成。
母系氏族公社停止了族内婚，利用血缘纽带，将相互通婚的家族转化为氏族，而两个以上的氏族互为通婚又形成了部落。
大约在1万多年前，我们的祖先开始淡出被动的采集生活，主动发展原始农业。
定居是农业生产的前提条件，公元前4000年左右，黄土高原上出现了新石器时代的农业共同体。
[2] 定居形成村落，村落成为母系氏族社会的基本结构。
如考古发现“西安附近沣河中游一段长约20公里的河岸上，两岸遥望相对，共建立了10多处村落。
”[3] 在母系氏族社会，女子采集果实、管理氏族内务，成为生产的主人。
在母系氏族社会晚期，婚姻禁忌增加，群婚制逐渐受到排斥，一对男女在一定时间内保持配偶关系的“对偶婚”不断增多。
大约5000年前，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而“对偶婚”转变成一夫一妻制，是父系氏族公社形成的标志。
一夫一妻制瓦解了父系家庭公社，用若干小家庭冲破了氏族制的缺口。
从父系氏族社会开始，家庭成了社会最基本的结构单元。
原始公社就是大小不等的村庄，村庄是一定规模的人群定居在一个地方而形成的。
我国是一个治水闻名的国家，从传说中的黄帝以来，我们的祖先就累世与洪水作斗争。
为了战胜洪水，氏族内部强化了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公社组织形式。
《山海经·海内经》记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即禹按照氏族的地域分布来确定版图，调剂劳力；《国语·郑语》有：“夏禹能单平水土以品庶类”，即夏禹按照权力高下来分配治水的成果。
村庄是在生存繁衍的过程中，以血缘为基础形成的宗族社会，它少则几家，多则上百家。
这些同一祖先的家庭聚居在一起，成员依据辈分、资历和财产形成身份不一的社会结构。
作为宗族内部的长者或精英是村庄最早的控制力量，由他们组成的治理集团是一种原始的自治组织。
进入国家阶段后，这种宗法制度不断得到强化，“自殷周至民国，家族势力虽然时遭贬仰，但家族的观念意识和结构组织却绵延不绝地存续了三千余年。
”[4]2、家族制度孕育国家体制柏拉图认为，我们每个人都有许多欲求，并且需要他人来帮助我们实现这些欲求。
当大家“帮来帮去”的时候，每个人都从别人的身上满足了自己的欲求。
“于是，当这些合伙人和帮手聚居一地、同舟共济的时候，他们所形成的一个整体就可以称之为一个国家了。
”[5] 其实，聚居的最早形式是氏族社会，国家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产物。
恩格斯在论述古希腊、古罗马形成过程中认为，“公共权力”和“地域组织”是两个必要条件：在原始农业公社，为了维护一定的“公共利益”，公社不得不设立各种职位，并赋予个别人员承担这些职位的权力，“这就是国家权力的萌芽”；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人口密度的加大，各个公社之间出现了不同的利益格局，为了调解公社之间的利益纷争，新的“地域组织”出现，以便保护整体的共同利益和反对相抵触的利益，当这样的机构独立性增强，国家就出现了。
恩格斯还指出，国家是在氏族制的废墟之上产生的。
我国最早出现的国家是夏朝，它是在黄河中下游一带众多部族组成的联合体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夏朝的出现，不但没有清算氏族制度，反而保留了氏族制的残余，并将其发展成为宗法制。
古希腊、罗马在原始公社末期，铁器的广泛使用提高了个人生产力，家庭的个体生产代替了集体协作生产，原始公社逐渐被瓦解。
而“我国是在铁器还未使用，商品经济还未发展，氏族血缘关系还未瓦解的情况下就进入文明时代的。
”[6] 我国在进入奴隶社会时，家庭经济“像单个蜜蜂离不开蜂房一样”，长期不能离开“氏族或公社的脐带”，公社共同体的组织形式被保存了下来，“文明的发展是由家族到国家，国家混合在家族里面。
”[7]宗法制度是以原始的“以父系家长制为核心”的血缘组织演变而来的，但是，宗法制度和氏族制度是有区别的。
氏族社会中的氏族、胞族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自然形成的社会组织，是以共同生活、平等互助原则为前提的；而宗法制度是进入阶级社会后，统治阶级为了保护其私有财产而建立起来的一种制度，这种制度具有明显的等级性和强迫性。
宗法制度产生于氏族社会末期，成熟于西周。
周天子利用公社形式，建立了以井田为基础、以血缘为纽带、以邑里村社为基层组织、以世袭分封为政治结构、以宗庙社稷为权力象征、大宗小宗分别继承的金字塔式的等级特权制度。
3、国家治理面临两难抉择村庄最早是家族的自然聚集，是原始公社转化而来的宗族组织。
随着宗族组织向国家转变，村庄也被纳入到国家管理之中。
在农业时代，只有对乡村进行有序管理，才能获得国家机器运转所需要的资源，然而，中国乡村社会的历史状况却使国家面临着治理的“两难抉择”。
国家首先碰到的一个难题就是治理成本的问题。
我国地缘辽阔，当国家的规模不断扩大时，国家与乡村的社会距离自然拉大。
同时，乡村分布零散，农耕生活天然的独立性，使中国乡村形成了“细胞化社会”或“网络化社会”，它们彼此分离、相距遥远，“虽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 乡村是国家稳定的基础，是财政税赋的来源，国家必须要加强对它的治理。
但是，如果国家权力下沉到乡村，完全将乡村纳入国家权力轨道，必然要设置庞大的官僚机构，从而加大乡村的治理成本。
第二，国家治理乡村必然要遭到家族势力的挑战。
宗族势力是村庄最早的控制力量，当国家权力下沉时，必然和家族势力产生治理冲突。
由于国家的能力是有限的，以家族（宗族）为代表的乡村社会力量的不断抵制，是中国历代政权都未能在乡村社会真正建立起正式的国家行政机构。
4、成本思想形成官民共治为了减少官僚机构，节约治理成本，统治阶级终于寻找到一个最佳的乡村治理模式——官民共治。
这种治理模式，一方面，国家政权以一定的方式进入乡村，保证国家对乡村社会的统治。
另一方面，依托乡村内生的民间权威，通过培植、拉拢，在村庄内部确立一个国家代理人集团，并通过他们实现国家的政治、经济目标。
“官民共治”使乡村社会成了国家权力与民间权威的交汇地带，“王权”和“族权”在乡村既斗争又合流，当两股力量比较协调时，乡村稳定，国家可以从乡村获得大量的资源；当两股力量发生冲突的时候，就可能出现乡民造反，进而导致王朝更迭。
历史上的盛世，如“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康乾盛世”基本上就是在两股力量达到平衡时实现的。
二、绵延二千多年的乡村治理制度：乡里制度古代中国乡村“官民共治”制度习惯上被人们称为“乡里制度”[8]。
乡里制度是历代上关于乡村社会治理制度的总称，这种制度借助宗族制度强化了对乡村的管理，用行政手段编织了乡村社会。
1、秦以前的乡村治理：乡里制度的萌芽我国最早出现的国家是夏朝，夏族是居住在中原的古老部落，是在尧舜部落联盟的基础上建立的。
夏朝重视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在国家治理方面有了简单的典章制度。
商族本是东方游牧部落，成汤平定中原后，商人开始定居从事农业生产。
商王下的统治机构分内服和外服，内服是中央，外服是地方，外服中的地方小官主要管理农耕。
周部族在推翻商朝后，创造了更加发达的农耕文明。
“夏、商虽建有国家，但其官制或无考、或不甚清楚，至周代，职官制度才有了较完备的文字记载。
”[9] 据《周礼》记载，西周时有“国”、“野”之别，“国”是指国都地区；“野”则是指国都之外的地区。
由于夏、商、周三朝，“国”的范围狭小，且实行世卿世禄和领地分封制度，因此，行政管理实行中央和地方两级制，地方的行政机构是“里”，里的长官被称为“里君”或“里吏”，他们都是朝廷命官。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群雄并起、诸侯争霸，随着国家规模放大，两极管理越来越显得力不从心，行政改革迫在眉睫。
在历史的关键时期，各诸侯国都想抓住机遇成就霸业，于是，变法运动在各国轰轰烈烈地开展了起来。
这些变法都不同程度地牵涉到乡村治理，这些治理模式就是乡里制度的萌芽。
魏国李悝主张“尽地力之教”[10]，提倡农民勤谨耕作。
楚国吴起主张“令贵人往实广虚之地”[11]，强令贵族迁徙到地广人稀的地区。
齐国的官仲在中央政权之下设置了县、乡、率、邑四级行政机构。
在乡村，官仲利用宗族势力实施“什伍制度”，要求农民“十家为什，五家为伍”，平时耕作，战时出兵。
“什伍制度”是一个半军事化的组织，它的管理者是政府选定的地方乡绅，由此国家权力退出了乡村治理。
公元前356年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商鞅废除分封制，推行郡县制，强化中央集权。
在基层，商鞅“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即令五家为保，十家相连；一家有罪，九家举发；若不纠举，则十家连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