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2001年第10期 历史研究与评论论 康 乾 盛 世
周 武
帝国时代的最后一个盛世
1644年4月25日,明朝末代皇帝崇祯在北京皇宫后的煤山上吊自杀。一个半月后,摄政王多尔衮以“为明复仇”的“义师”之名,亲率八旗子弟在京城耆老的“迎视”之下神速地占领了北京,取代了李自成的大顺政权。10月9日,年仅6岁的顺治帝正式从盛京移驾北京。于是,雄居关外的大清国遂由一个边地汗国一跃而为中原王朝,帝国历史的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
入主中原之后,清朝立即面临两大严峻的挑战:一个来自中原文化中根深蒂固的夷夏之辨;另一个则来自满汉之间的紧张、矛盾和冲突。就前者而言,满人一向被视作蛮夷,因此,他们的入主中原在正统的视野中是“以夷猾夏”,并不代表“天命”所归。就后者而言,满人是一个少数民族,汉人占绝对多数,以少数统治多数,需要高超的政治智慧和纯熟的运作技巧。面对这两大桃战,清初统治者一方面致全力于中国的再次统一,并通过建立和巩固对“天下”的统治,来赢得和保持“天命”。这个过程总体上说相当顺利,除了在江南遭遇比较持久酷烈的抵抗外,基本上是所向披靡,“传檄而定”。随着长期军事征服的结束,以及“华夷联合”体制的确立,从康熙中期起,清朝便快速地步入一个海晏河清、国泰民安的鼎盛时代。
这是帝国时代最恢宏的一个盛世。这个盛世历康、雍、乾三朝,持续100多年。在这一个多世纪里,中国的人口、财力和事功等各个方面都超迈汉唐规模,并在原有的体系框架下达到了极致,所谓“德业于今臻盛大,直超三五辟鸿蒙”。论疆域,比明朝扩大了一倍以上,且东西南朔,“四夷咸服”;论财力,“内外度支,有盈无绌,府库所贮,月羡岁增”,经济总量占居世界首位;论人口,从1700年到1794年的不足百年时间里已不止翻了一番,达3.13亿,占世界人口总数的1/3;论文化,则完成了包括《古今图书集成》和《四库全书》在内的“御纂诸书”;论城市,当时世界拥有50万以上居民的城市共有10个,中国就占了6个,即北京、南京(江宁》、扬州、苏州、杭州和广州……。18世纪来华的英国人曾比较中西,推断当日中国的“国家收入”是“英国总收入的四倍,法国瓦解前总收入的三倍” 。而1750年间,“中国一地所出版的书籍就比中国以外整个世界的总量为多” 。这种量比,从一个侧面写照了盛世的国力和盛世的恢宏。
然而,这又是传统中国的最后一个盛世。实际上,从乾隆中叶开始,这个中国历史上登峰造极的盛世已渐渐暮气四起了。1799年,乾隆驾崩,绵延百余年的盛世便随之一去不复返了,并急遽地进入了一个“四海变秋气”的时代。几乎在同一时间里,“诸欧治定功成,其新政新法新学新器,绝出前古,横被全球”(康有为语)。西方世界,特别是英国狂飙突进的产业革命和民主革命不仅使其本国历史发生脱胎换骨的变迁,而且使各民族独立发展的分散的历史逐渐变成整体的世界的历史。欧洲的商人、传教士和使节在通商和传教的目的驱使下急速地向东方走来,但是,盛世中的君主却对外部世界的历史性变动浑然不知,更不屑于去知,甚至因“恐外人之交
际频繁,有碍于安谧”,干脆把大门关上,自外于世界。诚如梁启超在1896年所说:“今有巨厦,更历千岁……非不枵然大也,风雨猝集,则倾圮必矣,而室中之人,犹然酣嬉鼾卧,漠然无所闻也。” 一方梯航而来,一方则深闭固拒。这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于是,西方列强便直接诉诸武力,用“坚船利炮”撞破了闭锁的大门,彻底地改变了中国在世界格局中的原有地位。以鸦片战争为起点,中国在毫无应变准备的情况下步入了一个墙倾壁碎的时代。
从18世纪晚期的全盛到19世纪中叶的墙倾壁碎,相距不过50多年。本来,日中则昃,泰极否来,乃事理之常。但是,清朝前后期的变化过程已远远超出了所谓“事理之常”,它所包含的沉痛的悲剧意味是“任何诗人想也不敢想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称之为“奇异的悲歌”。费正清教授曾意味深长地说:“导致中国衰落的一个原因恰恰就是中国文明在近代以前已经取得的成就本身,要理解中国的衰落,就必须懂得中国早先取得的成就。” 盛衰之变,犹如倚伏。清朝缔造了“从来所罕有”的百年盛世,而盛世的辉煌又遮蔽了社会内部的衰变。当盛世天子失却对衰变的警觉的时候,中衰之世便开始浮出水面了。盛世的声光竟如此奇特地成为一种侵蚀并最终摧毁盛世的力量,还有什么比这种盛衰之变更耐人寻味、发人深省呢?
盛世下的平庸化
一个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国家,必定是一个人才蔚起的国家。而人才的蔚起,不仅需要宽松的精神气候,更需要鼓励创新的制度保障。但在康乾盛世,我们看到的不是精神上的宽松,不是制度上的创新,而是“读圣贤之书的士大夫们在精神上日趋蜷缩,并越来越远地疏离了二千年儒学涵育出来的担当世运之气”。
法国作家佩雷菲特在那本出色的描述马戛尔尼使团访华的书中认为,乾隆时代的制度最显著的特点就是“禁止革新”,他说:“那里的制度犹如台球那样结实——它是那么完整、精确、苛求,以至想不服从就会冒很大的风险。要摆脱它要么靠贪污舞弊,或者靠惰性——即什么都不干,——而极少靠积极性来实现。禁止革新,只要参照惯例就够了。” 用龚自珍的话说,就是“天下无巨细,一束之于可破之例”,这些陈陈相因、牢不可破的陈年旧“例”,使整个社会陷于“不闻余言,但闻鼾声”的沉睡状态,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康熙,特别是雍正与乾隆,以君权的力量收拾和整肃朝野士人的思想,制造了种种骇人听闻的恐怖事件,于是“诸儒结舌”,噤若寒蝉,惟恐因文字和思想致罪,志节之士因此而荡然无存,“学人之心思气力,乃一迸于穷经考礼之途”。知识分子是民族的头脑和社会的良心,当他们思考的权力被剥夺的时候,所谓革新也就变成了一种不切实际的奢望。而禁止革新,又势必导致帝国的停滞和士气民心的萎顿,于是而有盛世下的平庸化。龚自珍的《乙丙之际箸议》“引公羊义讥切时政”,力纠雍正、乾隆以来文人不敢议论时政的死寂气氛。其中有一篇专论人才,读来极耐人寻味 。龚自珍的文章写于1815到1816年间,但他针砭的则是前此百余年的所谓“盛世”。读了这篇文章,几乎不需要再说什么你就能明白,“治世”假象下的“衰世”的实质;你也就能明白,龚自珍为什么要那样力竭声嘶地呐喊:“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愿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在这个“戮心的盛世”里,文祸绵延,朝野士人稍有不慎,就可能遭遇不测之祸。于是,在趋避危险的过程中,盛世中的朝野士人与宋以来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秀才教”精神也就离得越来越远了。
用刑法来界定思想的是非,恐惧也就自然而然地取代了好奇、想象和创造。当恐惧取代了好奇、想象和创造之后,接踵而来的必然是一个没有议论的时代。中国历史上出现过不少盛世,但从来没有哪一个像康乾盛世这样文网密织,深文周纳。在冷酷的思想整肃下,已难听到人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