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的四次革命在近现代经济学的思想发展史上，曾经产生过三次大的“革命”与三次大的“综合”（蒋自强、张旭昆，1996）。
其中，每一次“革命”都提出了与之前的经济学理论完全不同的研究范式，而每一次“综合”则把前后两种不同的研究范式统一在一个更大的理论框架中。
这种以范式“革命”与范式“综合”交替形式出现的理论创新模式，事实上是科学发展的一般规律（库恩，1962）。
就经济学而言，这种“革命”与“综合”的创新，既反映了人类经济历史不断前进的步伐，也反映了人类思想历史不断深化的过程。
近现代经济学的第一次革命，以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国富论》（1776）为标志，突破了自古希腊和中世纪以来只注重财富管理分析的前古典经济学研究范式，确立了以财富生产分析为主要目的的古典经济学研究范式。
这一范式革命与转换，发生在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开启（18世纪60~70年代）时期，反映了以机器生产和社会分工为特征的工业文明对家庭经济和自然经济为特征的农业文明的革命性替代。
近现代经济学的第一次综合，以约翰·穆勒（John Mill）的《政治经济学原理》（1848）为标志，对前古典经济学与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范式进行了理论综合，把财富的管理和财富的生产整合为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使之成为经济学并行不悖、相互补充的两大研究范式。
这种范式的综合，发生在第一次工业革命的结束（19世纪中叶）时期，反映了随着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完成，包括经济学家在内的社会精英分子可以以更为包容的心态对待人类科学与文化发展的历史遗产。
近现代经济学的第二次革命就是所谓的“边际革命”，其标志性的人物和代表作分别包括赫尔曼·戈森（Hermann Gossen）的《人类交换规律与人类行为准则的发展》（1854）、卡尔·门格尔（Carl Menger）的《国民经济学原理》（1871）、利昂·瓦尔拉斯（Leon Walra）的《纯粹经济学要义》（1874）和威廉·杰文斯（William Stanley Jevons）的《政治经济学理论》（1879）。
“边际革命”突破了古典经济学此前以生产投入（包括劳动投入）作为分析对象的客观价值理论，提出了以人的心理因素作为分析对象的主观价值理论，即边际效用理论。
这一范式革命与转换，发生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开启（19世纪70年代）时期，反映了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极大地提升了人类的物质文明以后，经济学家开始更多地关注人类自身、以及人类精神世界的崭新视野。
近现代经济学的第二次综合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创立，以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的《经济学原理》（1890）为标志，将古典经济学的客观价值论和边际革命的主观价值论整合为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
其中，古典经济学的要素投入理论被作为新古典经济学的生产（供给）理论，而边际革命学派的边际效用理论则作为新古典经济学的消费（需求）理论；并以供给函数（供给曲线）和消费函数（消费曲线）的形式，统一于以数学（微积分）形式表达的均衡价格理论中。
这种范式的综合，发生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结束（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时期，反映了人类工业文明鼎盛时期现代科学、技术对人类经济生活极大的促进作用，以及现代科学理论的建构方式、尤其是以数学作为一种通用的科学语言对经济学产生的重大影响，从而成为经济学理论从近现代走向现代的标志。
现代经济学的第三次革命，以梅纳德·凯恩斯（Maynard Keynes）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1936）为标志，被世人称为“凯恩斯革命”。
凯恩斯革命突破了新古典经济学将经济分析的基点立足于个人与厂商的微观分析范式，第一次确立了以国民经济作为一个整体对象的宏观分析范式。
这一范式革命与转换，发生在整个工业文明由鼎盛转向衰退的时期（20世纪20~40年代），反映了1929年至1933年在美国爆发、继而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大危机对资本主义经济方式产生的深刻影响，它是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内部对亚当·斯密以来“自由放任”的古典资本主义制度、以及马歇尔均衡价格理论的深刻反思与批判，并由此开创了“国家干预”的现代资本主义制度。
现代经济学的第三次综合，以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的《经济学分析基础》（1947）为标志，将新古典经济学的微观分析范式与凯恩斯主义的宏观分析范式整合为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
该理论以“充分就业”为界，把描述充分就业均衡状态的经济分析称为微观经济分析，把描述未能实现充分就业非均衡状态的经济分析称为宏观经济分析，从而创立了所谓的“新古典综合派”经济理论。
这种范式的综合，发生在工业文明日趋式微、而人类新经济形态开启的前夜（20世纪50年代），既反映了二战以后世界经济恢复所带来的经济繁荣与文化繁荣，也反映了全球经济中心与政治的中心由老牌帝国主义国家——英国向新兴帝国主义国家——美国的转移。
以新古典综合派为代表的经济学理论体系，至今仍然是当代西方经济学的主流经济理论。
现代经济学第四次革命与第四次综合的概念，由本文首先提出。
第四次革命是指从20世纪80~90年代开始，并一直延续至今的、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经济人假设”或“理性人假设”的挑战与批判，以及以行为经济学（Behavioral Economics）、实验经济学（ExperimentalEconomics）、演化经济学（EvolutionaryEconomics）、计算经济学（ComputationalEconomics）、神经经济学（Neuroeconomics）为代表的新兴经济学（Neo-Economics）在此基础上提出的一系列不同于传统经济理论的假设与范式。
这次革命发生的时间，基本与人类社会进入以“信息文明”为标志的后工业时代相契合。
这一范式革命与转换，具有后现代主义反理性、反分工的鲜明色彩，反映了当代科学技术跨学科融合与跨学科发展的趋势，是人类对启蒙运动以来所谓“科学理性”和“科学分工”进行全面反思在经济学领域的体现。
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是一个逻辑演绎系统。
该系统从一个最基本的逻辑前提出发，进而推衍出它的所有命题。
这个逻辑前提就是所谓的“经济人假设”或“理性人假设”。
这一假设最早由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后来经马歇尔（AlfredMarshall）、萨缪尔森（PaulSamuelson）、德布鲁（Gerard Debreu）等人的发展，逐步形成了一套严密的、逻辑自洽的公理体系。
但是，科学发展的历史和事实表明，逻辑自洽只是科学理论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科学理论的充分条件是它所提出的假设必须得到可观察、可重复的经验事实的验证。
以物理学为例，牛顿的三大定律只有在精确预测了哈雷彗星和海王星运行轨道的基础上，才能成为经典的力学理论；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只有在观察到空间弯曲所引起的红移现象后，才能成为现代物理学的基础。
在这个意义上，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还不能算作一门真正的科学，因为作为这一理论体系逻辑前提的经济人假设和理性人假设并没有经过经验事实的严格检验。
20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经济学微观基础的博弈论转向，经济人假设和理性人假设受到了空前的挑战。
在一些著名的博弈案例，如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公地悲剧（Tragedy of the Commons）、最后通牒博弈（Ultimatum Game）、独裁者博弈（Dictator Game）、信任博弈（Trust Game）和公共品博弈（Public Good Game）中，根据理性人假设做出的行为决策却不能给决策者带来最优结果，从而导致了所谓的“社会困境”（Social Dilemma），使理性人假设与主流经济学的另一个重要假设“帕累托最优假设”产生了重大矛盾。
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以行为经济学、实验经济学、演化经济学、计算经济学、神经经济学为代表的新兴经济学科，为了在经验实证的基础上对主流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进行严格的检验，不但从自然科学中借鉴并创立了各种科学手段，例如行为实验、神经实验和仿真实验；而且还广泛吸收和融合了其他多门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例如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生物学、认知科学和神经科学等等，从而使这次革命在形式上具有明显的反分工和跨学科倾向。
从新兴经济学大量的研究成果看，来自行为实验、神经实验和仿真实验的经验证据对理性人假设的每一块基石都提出了严峻的挑战（Gintis，2009）。
这些挑战被称为传统经济学的“异象”（Anomalies），即人们的行为表现完全偏离了标准经济学模型的预测。
这些“异象”主要包括两大方面的内容：第一，人们的行为显著地违背了理性假设中偏好一致性公理的要求，例如人们在行为决策过程中普遍存在的损失厌恶、后悔厌恶、框架效应、禀赋效应、加权效应、锚定效应、符号效应和参照点效应，等等；第二，人们的行为显著地违背了理性假设中自利原则的要求，例如人们在囚徒困境博弈和公共品博弈中的合作行为、在最后通牒博弈中的拒绝行为、在独裁者博弈中的给予行为、在公地悲剧博弈中的自组织行为、在信任博弈中的信任和可信任行为、在礼物交换博弈中的馈赠和报答行为、在第三方制裁博弈中的利他惩罚行为，等等。
上述研究结果无不表明，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正在面临全面的理论危机。
以实验经济学、行为经济学、演化经济学、计算经济学和神经经济学为代表的新兴经济学在经验实证的基础上对“理性人假设”的置疑与批判，预示着经济学基础理论正在发生深刻的变革与重大创新。
未来5~10年之内，一个新的、具有替代性和颠覆性的、超越新古典传统的经济学理论体系或将展现于世人眼前。
这就是本文提出的现代经济学第四次综合的前景。
面对这一重大的理论创新思潮，我们将如何应对？又该有何种作为？对中国的经济学和中国经济学家来说，这是一种挑战，也是一个机遇。
注释：两个重大的历史事件标志着人类工业文明的日趋式微：第一是1929年至1933年在美国爆发的，继而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大危机；第二是1939年至1945年爆发的，导致全球60余个国家和地区卷入、近1亿人伤亡的第二次世界大战。
关于后工业时代的称谓目前还没有一个广泛认同的共识。
例如，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和美国经济趋势基金会主席杰里米•里夫金（JeremyRifkin）干脆把它称之为“第三次工业革命”（2011），美国著名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Alvin Toffler）在《第三次浪潮》（1981）一书中把它称为“信息社会”或“服务社会”，美国著名作家约翰·奈斯比特（John Naisbitt）在《大趋势》（1982）一书中则把它称为“信息革命”。
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的称谓引申出去，我觉得未尝不能把它称为“信息文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