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报/2012年/11月/15日/第005版学术探讨为了进一步推动我国的英语文学研究，提升学界对英语文学创作和研究的关注度，“全国英语文学研究高层论坛”于近期在上海大学召开。
专家学者们围绕着国外英语文学的研究现状和趋势、中国英语文学的教学等议题展开了深入探讨。
英语文学并非都在英美王守仁(南京大学教授，中国外国文学学会英语文学研究分会会长)关注非英美国家英语文学外国文学与中国现代化进程、与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化的演进有密切关系。
外国文学的译介和研究是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
外国文学曾先后作为反传统的话语、政治革命的工具、观看外部世界的窗口，参与中国社会变革。
外国文学在不同历史时期以引领、呼应或强化等形式，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中国社会现代价值观的形成和确立。
作为外国文学重要组成部分的英美文学是英语文学的本源。
英美文学在19世纪下半叶引进西方思想文化的过程中传入中国。
美国诗人朗费罗的《人生颂》于1864年由英国使臣、汉学家威妥玛和户部尚书董恂译为汉语，这是中国翻译美国文学的最早尝试。
《格列佛游记》于1872年被译为《谈瀛小录》登载于《申报》，是最早被介绍到中国来的英国文学名著。
中国读者接触英美文学已有140多年历史。
相对来说，我们对英美以外的英语国家文学关注不够，这些国家包括爱尔兰、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印度、南非等。
目前国内高校英语专业开设的文学课主要讲授英美文学，基本不涉及其他英语国家文学，其翻译和研究也相对薄弱。
促进英语国别文学的研究和教学，是中国外国文学学会英语文学研究分会的任务。
我们今天生活在全球化时代。
全球化并不一定导致世界文化的同质化或文化的趋同，恰恰相反，它可以成为促进本土文化复兴的力量，强化文化多元化的势头。
全球化给各国文学发展带来机遇，但关键的是文学本身要强大到能够成为多元中的一元。
在当今英语文学框架内，英美以外的主要英语国家文学与英美文学具有继承与超越的关系，并已成为特色鲜明、成熟强壮的民族文学。
大学的英语专业不妨开发建设一门课程，学生学完英美文学课程后，再学习爱尔兰、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印度、南非等七个国家的文学。
课程可以设计七个模块，选择最具代表性作家作品，以便学生从整体上把握当今世界的英语文学。
相应地，出版社也可以组织翻译一些作品，出一本英语文学读本。
走进大学课堂的英语国别文学，必须在艺术上达到一流。
耶鲁大学布鲁姆教授在《西方正典》中提出，不能因为作者是女性、是黑人、或者持某种激进观点，就将其文本视为经典。
同样，对于英语文学，不能仅仅因为是非英美作家，就要去促销、去提升关注度。
而是必须坚持艺术标准，判断是否达到经典水准。
外国文学作品包含了独特的民族经验、知识、智慧和视角，中国读者从中可以了解外国文化，并得到启迪，从而有效建设自己的文化。
英国著名作家福斯特在《小说面面观》中讨论人物时将历史学家和小说家做比较:历史学家纪录的是人物实际的言行，他也对人物的性格感兴趣，但他对人物性格的总结是从其外部言行推断出来的。
小说家的职责是挖掘、揭示人物的内在心理和情感。
在现实生活中，人与人之间无法完全地互相了解，只能通过对彼此的外部行为的观察来作一个大致的勾勒，而在小说中，小说家向我们展示小说人物的内心世界，“读者可以完完全全地了解小说人物”，其生命的一切，从内心世界到外在言行都可以把握。
在这个意义上，小说比历史更真实。
文学是人学，描写的是人性。
外国文学作品帮助我们认识作为普通人的各个国家的国民，认识各国民族特性，洞悉超越了国别、政治、意识形态、肤色限制的普遍人性，而这是连接世界各国人民最根本的纽带。
在中国和平崛起的今天，亟需加强中国和外部世界深层次的相互理解与接纳，而文学可以发挥其独特的作用。
杨金才(《当代外国文学》主编)把握文化现象背后的思想观念20世纪70年代以来，欧美国家文学研究内部出现了对传统经典的挑战，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和族裔批评研究在美国更是如火如荼，其兴起大大深化了文学研究，随后出现的跨国界研究又滋生了不同研究视角和方法。
就当前美国文学研究而言，总体的研究范式可以概括为聚焦作家研究，拓宽超越国界的批评视野；引进语言学研究方法，如文学符号学研究和文学认知批评等，强调语言学、翻译或跨文化交流的课题；研究世界范围内文本的流通与跨文化影响，在新的历史时期重新塑造美国价值；用全球化视野观照文化交融与流动命题；对跨国界的环境相互依赖或类同进行生态批评研究。
70年代以来，英语文坛因受多元文化思潮的影响而呈现出一个显著的特点，即原先壁垒分明的界限已被打破，严肃文学与通俗文学的界限也越来越模糊。
有些起初比较边缘的文学作品正逐步走向经典化，具有艺术生命力的作品和思想深刻、观点独特的文学理论流派也将逐渐确立起自己的文学传统，而国内学术界对该阶段文学的研究总因停留在个别作家研究或单部作品介绍、引进层面而显得单薄，缺乏深入、系统的研究。
我们应该关注当下文学理论发展动向，从全球化和本土视角对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英语文学进行系统阐释，揭示文本创作、民族文化形塑与社会现实之间的互动关系，分析英语国家独特的文化传统、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审美价值，进而把握文化现象背后的思想观念，客观审视当代英语国家文学的发展轨迹与嬗变趋势。
当下，我们应进一步透视外国文学在世纪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和人文地位，分析文学经典重构的多种成因，继续深化后现代主义文学与文化研究，着眼于物质无意识、消费文化、通俗和视觉文化等命题。
梳理后现代主义之后的文学，在新世纪历史文化语境下关注世界文坛的发展与变化，重视文学对科技文明所作的反思及其环境伦理与生态思想。
从身体与性别政治视角观照世界文坛，深入透析女性作家或女性写作所呈现的性别政治分歧与差异、全球化时代女性文学面临的挑战、以及跨国界女性文学创作观念和叙事策略等。
在记忆、创伤与历史拟写研究基础上，重视开展后“9，11”文学与都市文学创作的研究。
此外，我们还要提升外国文学研究的审美格调，重视各国优秀民族文学的艺术形式、语言特征与创作风格等。
朱振武(上海大学英美文学研究中心主任)“非主流”英语文学并不逊色我国的非英美英语文学研究，也就是所谓的非主流英语文学研究，始终没能成为我国学界的主流研究对象。
外国文学研究的大户是英语文学(Literature in English)，英语文学研究的大户是英美文学(Englishand American Literature)。
实际上，加拿大、澳大利亚、爱尔兰、新西兰、南非、尼日利亚、印度、加勒比地区以及亚洲、非洲和大洋洲其他国家与地区的英语文学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逊色，或者说也是非常值得研究的，对我们的文学文化发展有着重要的参照和启示意义。
总体来看，我国的“非主流”英语文学研究呈现出如下几个特征:首先是深厚的诺贝尔情结。
在上述几个国家和地区的英语文学中，曾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泰戈尔、库切和奈保尔都得到了“额外的关照”。
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库切和奈保尔在我国的介绍几近于无，但在获奖之后，我国的翻译界和学术界对这两人的翻译与评论随之跟上，译著和相关论文也随之大量涌现。
其次是重点作家研究一枝独秀。
除了诺贝尔奖的获得者泰戈尔、库切和奈保尔之外，新西兰的曼斯菲尔德、黎巴嫩的纪伯伦、日本的石黑一雄和印度的拉什迪的英语写作也受到了相当的重视。
很难想象，假如缺少了曼斯菲尔德，我国的新西兰文学研究会是什么样子。
接着是对后殖民理论以及流散英语作家的厚爱。
在对相关成果的梳理中，我们还发现国内的研究者对后殖民理论的运用表现出一种格外的厚爱，这在对库切、拉什迪、石黑一雄和奈保尔等流散作家的研究论文中体现得尤其明显。
与之相应的是，我们在这些论文的题目和关键词中，会发现“流散”和“文化身份”等与后殖民有关的核心词汇频频出现。
然后就是对作家作品的主题思想研究的偏重。
无论是对作品具体的阐释还是对作家整体创作的剖析当中，我们还发现相关人员特别偏重对作家创作的主题思想进行研究。
以库切为例，在大量的期刊论文中，我们仅发现一篇论文专门论述库切的语言艺术:“试析《福》的语言策略”。
最后是对中外作家作品比较研究的痴迷。
可能是研究立场和知识结构因素使然，我国的研究者还比较喜欢从事中外作家作品的比较研究，这在对泰戈尔和曼斯菲尔德的研究中体现得非常明显。
泰戈尔是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东方作家，并曾访问中国；徐志摩曾与曼斯菲尔德有过一面之缘，凌淑华更是被誉为“中国的曼斯菲尔德”；对泰戈尔和曼斯菲尔德与中国(作家)的比较研究也因而成了国内研究者乐此不疲的一个话题。
程栩翔(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专注于文化传统中的优质人生文学教育是人文教育的重要部分，有助于构建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念。
在西方，从古希腊开始，对此便有充分认识。
亚里士多德认为，“适应于特定政体的性格既创立了这一政体又捍卫了这一政体(如民主性格之于民主政体，寡头性格之于寡头政体)，优越的性格总是优越政体的起因。
”而国民性格的塑造依赖于教育，特别是人文教育，包括文学教育。
在文学教育中，必须有所选择。
例如，由于“喜剧倾向于表现比今天的人差的人，悲剧则倾向于表现比今天的人好的人”，所以“不应该允许年轻人观看抑扬格诗歌或者喜剧演出，除非他们已达到靠在公共餐桌上饮酒的年龄，而他们的教育也使他们免于此类事物的危害”。
也就是说，文学既描写邪恶，也表现美德，对未成年人的文学教育应仅限于灌输美德。
在19世纪的英国，批评家马修·阿诺德提出要以文学代替宗教，要求了解“世界上最好的思想、最好的语言”，以便从“普通自我”进化到“最佳自我”，强调了文学的教化功能。
在20世纪，F.R.李维斯提出，英国文学教育是训练思维方式、“锤炼智力和情感”的过程，目的是要受教育者“专注于文化传统中的优质人生”。
他们都致力于建立西方文化的“正典”，即以古希腊和英国等的优秀文学作品为代表的西方核心价值原典，以此辐射整个社会。
即使在21世纪，还有一些批评家继续致力于这项工作，例如，《西方正典》的作者哈罗德·布鲁姆又出版了10多部专著。
而美国学者大卫·司格特·卡斯顿的观点也颇有代表性:“即使在英语席卷全球之时，英国文学一直还是英语国家人文信念的核心，而美国并不例外”。
当然，自20世纪60年代，逐渐建立起“理论帝国”的统治，正典甚至文学的地位受到动摇；多元文化取代了精英文化，“文化战争”硝烟弥漫。
而随着“9·11”世贸大厦的倒塌，“理论帝国”似乎也分崩离析，进入“后理论”时代。
在今天后理论的时代，在文化和宗教冲突的悲剧之后，更需要重建全球化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念。
文化和宗教冲突的背后是经济利益的冲突。
英国文学理论家特里·伊格尔顿的《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一书试图揭示出马克思主义对解决今天的社会冲突的重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