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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文献纪录片黑白影像资料中人物情感色彩的运用作者：陈小骝来源：《新闻世界》2010年第05期近两年,笔者有幸参加了安徽省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和纪念新中国成立60周年重大题材的宣传报道,担任《潮起江淮》和《巨变——安徽辉煌60年》这两部大型纪录片第一集的编导。
在这两集节目中,笔者运用了大量珍贵生动的历史影像资料,多角度、多侧面为观众讲述了安徽人民在党中央的领导下,通过艰苦卓越的奋斗所走过的光辉历程,以及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辉煌成就。
片中讲述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不仅体现了较高的文献价值,还巧妙地利用影像资料中的情感元素,提高了文献纪录片的观赏性。
现以这两部片子的第一集《万世根本》和《换了人间》为例,谈一谈文献纪录片历史影像资料中情感色彩的发掘和运用。
(一)人是历史的主体,只要有人的地方就会有情感存在。
历史文献资料承载着岁月的辉煌与沧桑,其中隐含的情感元素成为人们跨越时空沟通历史的纽带。
通过历史影像资料中人物情感的表现,观众从中能够真切、直观地了解历史,理性地对待过去。
文献纪录片利用历史遗存的文字、图表、照片、实物、音响和影像资料,通过当事人或与当事人相关的口述,记录历史上具有时代意义的事件或某个历史人物。
其中,影像资料是构成文献纪录片的重要元素和看点。
人们从原汁原味的影像资料所表露出的情感色彩中,不仅能够加深对纪录片内涵、外延的领悟和理解,还能沿着这条情感的脉络,寻找到现实和历史中的共性和差异,感悟历史的真谛。
由于历史的原因,绝大多数的影像资料都是黑白的,这些黑白影像虽然色彩单调,视觉上沉闷、压抑,但是从一些看似单调乏味的黑白影像中,却流露出浓郁的情感色彩。
正是这些情感元素在不经意的流露中,让黑白世界里的“人”和“事”变得鲜活起来,让人们在历史沧海中感受到人间真情的存在。
怎样才能从大量的黑白影像资料中寻找出带有情感色彩的元素,用以激活沉寂已久的历史影像,使之成为新的“看点”,达到好看、耐看、让观众爱看的意境,这是《万世根本》和《换了人间》这两部片子创作的前提与定位,也是最终要达到的目的。
作者： 刘志刚
作者机构： 哈尔滨师范大学
出版物刊名： 小说评论
页码： 147-152页
年卷期： 2016年 第4期
主题词： 刘庆邦;小说叙事;神木;创作经验;现实生活;上海文艺出版社;现代性;人物设置;系列小说;主要人物
摘要：作家刘庆邦数十年来一直心系底层矿工命运,其近作《黑白男女》是对＂后矿难＂矿工生活持续关注的成果。
较之于之前的作品,这部小说在题材选取、思考视角及创作经验等方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这些变化既体现了作家对自身局限性的反思,也体现了作家与急遽变动的现实生活对话的努力,理应得到评论界的关注。
美好人性背后所隐伏的历史痼疾——《边城》折射出人性的多元性简单中见丰富平常处显深邃——读刘庆邦的三篇小说浓情淡出:刘庆邦小说的审美追求地火深处的泪光——刘庆邦近作评析人性温暖与善良的书写读刘庆邦长篇小说《黑白男女》刘庆邦小说的审美价值取向及其意义刘庆邦小说的人文关怀弯曲的影子刘庆邦的人情世界微光照亮世界——浅谈贾平凹《带灯》小说中的人物形象体制内边缘人的权力批判及其限度——论贾平凹小说《带灯》中的“带灯”形象塑造暗夜里自我燃烧的小虫--贾平凹小说《带灯》女主人公形象浅析贾平凹笔下的“带灯”形象——浅谈带灯形象的多重性转型期社会体制的基层影射——论贾平凹长篇小说《带灯》萤火之光点亮人心——浅析贾平凹《带灯》“带灯”等“天亮”——论《带灯》小说中的人物形象-论文“被悬挂起来的人”——《带灯》与当前的小说写作人性·原始生命力·民间——论沈从文与莫言创作中的三种取向论迟子建乡土小说中的人性书写为人性美好而文学——论周大新的文学创作论铁凝小说对人性的不懈探寻对人性美好的不懈追寻——王安忆小说论教师对学生的爱浅谈教师对学生的爱教师的基本要求是对学生的爱润物细无声——教师对学生的爱春风化雨润无声——浅谈教师对学生的爱洒向学生都是爱——漫谈教师对学生的态度和感情教育工作中对学生的“爱”让爱伴随孩子们飞翔——浅谈教师对学生的爱对学生的爱要细致入微用爱心滋润学生心田关于“群文阅读”教学的一些冷思考群文阅读小组合作成效展示探略执教“登高”绝句及对“群文阅读”教学的思考多文本阅读初尝试——以“走近鲁迅”主题阅读为例“群文阅读”之且思且行步入群文阅读的艺术殿堂——我的群文阅读教研笔记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浅谈群文阅读教学经验“奇”从何来——例谈“小小说”群文阅读策略中学语文鲁迅作品教学的反思与对策《老王》教学实录及反思“咬文嚼字”,归还语文教学本来面目——王君老师《老王》课堂实录反思《老王》课例比较研究——以王君、肖培东、黄厚江三位语文特级教师的课堂实录为例准确解读文本是语文教学的第一要务——《老王》教学反思给文本“深读”预留一定的时空——《老王》教学反思《老王》说课稿读问之间思“愧怍”——我教《老王》教学生用生活经验解读文本——听董旭午老师执教《老王》语文教学的专业性从哪里来?——李华平《老王》课例研习。
刘庆邦：送你一片皎洁的月光
陈蕾
【期刊名称】《语文世界（中学生之窗）》
【年(卷),期】2015(000)006
【摘要】刘庆邦，著名作家。
1951年12月生于河南沈丘农村。
当过农民、矿工和记者。
著有长篇小说（《断层》《远方诗意》《平原上的歌谣》《高高的河堤》等，中短篇小说集、散文集《走窑汉》《梅妞放羊》《遍地白花》《响器》等。
短篇小说《鞋》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
中篇小说《神木》获第二届老舍文学奖。
根据其小说《神木》改编的电影《盲井》获第53届柏林电影艺术节银熊奖。
【总页数】4页(P8-11)
【作者】陈蕾
【作者单位】
【正文语种】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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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声音"里的世界
——评刘庆邦长篇小说《女工绘》 [J], 吴义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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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视刘庆邦小说中的底层世界李继林【期刊名称】《铜仁学院学报》【年(卷),期】2015(000)005【摘要】Liu Qing-bang’s bottom world not only has cruel aspect, but also has ideal aspect. As one representative writers of "bottom writing", he always concent rated on the rural areas, the mines between cities and villages. He made the farmer sand miners as the protagonist in his works with delicate style of writing, and depicted the poor living environment of the people at the bottom. He focused on describing their mental frustrations, and sharply criticized the alienation of humanity in the cause of their suffering stress, mean while high lighting the people at the bottom in the suffering to show of human glory.%刘庆邦书写的底层世界有残酷的一面，也有充满诗意的一面。
作为“底层书写”的代表作家之一，刘庆邦始终将目光对准农村、对准处于城乡交叉地带的煤矿，把农民和矿工作为作品的主角，以细腻的笔触描写底层人民生存环境的恶劣，注重抒写他们精神上的困顿，尖锐地批判了他们在苦难重压下导致的人性异化，同时彰显了底层人民在苦难中展现出的人性光辉。
文学与慈善作者：刘庆邦来源：《文学教育·中旬版》2021年第05期大同煤矿有一位作家朋友，我曾送给她一本长篇小说。
在她母亲住院卧床治病期间，她天天为她母亲读我的长篇小说。
她在电话里告诉我，她母亲很爱听，听得很安静。
她还跟我说了一句话，我一下子就记住了。
她母亲说，好书能治病啊！后来她母亲还是去世了，已经去世好几年了。
但她母亲说过的那句话我再也不会忘怀。
回想起来，我和我弟弟也为我们的母亲读过我的小说，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都读过。
母亲说我写得不假呀，都是真事儿。
母亲夸我记性好，说这孩子，从小儿就记性好，对过去的事记得很清。
母亲还提起我爷爷，说我爷爷最喜欢听别人给他念书。
我爷爷要是活到现在，看到他孙子不光会念书，还会写书，不知有多高兴呢！由此，我想到了慈善事业。
在此之前，我从不敢把文学写作与慈善事业联系起来。
我知道，所谓慈善事业，主要是指民间拥有一定财富的团体和个人，从人道主义出发，自愿组织和开展的、对社会中遇到灾难和不幸的人们，实施救助和无私奉献的一项事业。
慈善事业的核心价值观是利他，体现的是人文关怀，意义近乎神圣。
慈善事业中虽说也有精神疏导和心灵抚慰，但其主要特点还是在于它的物质性、实用性和有效性。
而文学写作是一件很个人化的事情，它常常是从个人出发，从内心出发，听从的是内心的召唤，凝视的是心灵的景观。
在很大程度上，作家写作是出于表达情感和思想的内在需要，也是自我修行和完善自我的需要。
这让作家对自己的作用不是很自信，往往怀疑自己是不是一个白吃干饭的闲人，是不是一个对社会无用的人。
这样的人，所干的那点儿写作的事情，怎么能攀得上慈善事业呢！可不知怎么了，得到朋友和亲人对读书听书的积极反馈之后，我的确一次再次地联想到慈善事业。
我的联想也许有些牵强，但往深里想了想，我还是愿意认为，文学写作与慈善事业并不相悖，并不遥远，并不是没有任何联系，并不是没有可以打通的地方。
当然了，文学作品不是物质性的东西，它不当吃，不当喝，不当穿，不当戴，不能为饥饿者裹腹，不能为衣单者御寒。
寻求爱与善的灵光——刘庆邦小说论
陈富志
【期刊名称】《平顶山学院学报》
【年(卷),期】2009(024)003
【摘要】与河南其他作家相比,刘庆邦的创作堪称为独树一帜,有其独特的写作方向.他将关注的重点放在乡村土地上,努力寻求弱小人物身上闪烁的爱与善的灵光,歌颂母爱的伟大、人性的漫馨、生存的坚韧.
【总页数】5页(P58-62)
【作者】陈富志
【作者单位】平顶山学院,河南,平顶山,467000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I2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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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如何淬炼短篇小说的经典——刘庆邦短篇小说阅读札记 [J], 张学昕;于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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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情现实真实——从刘庆邦和迟子建作品看底层文学之温情
表达
耿娴
【期刊名称】《柳州师专学报》
【年(卷),期】2009(24)4
【摘要】大多数的底层文学作品以揭示和批判现实缺陷为内容,将人物命运推向绝境,渲染苦难悲情以凸显其对现实刻画地深刻,这种写作模式严重制约着文学的艺术性和对现实的真实表达.刘庆邦和迟子建以"温情"拓宽了底层文学的表现领域和艺术风格,他们没有拘囿于对外在苦难的详尽描述,而是从人性和情感出发,试图以真善美来表现底层生活的另一面."温情"作为个体克服苦难、宽慰灵魂的途径让作品在批判现实的同时有了积极的建构作用.
【总页数】5页(P34-37,50)
【作者】耿娴
【作者单位】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北京,100083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I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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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庆邦笔下的进城乡村女性作者：李聪颖秦香丽来源：《文学教育》2018年第09期内容摘要：建国后，由于城乡分治的户籍制度，使得“逃离土地”“到城里去”成为乡村人的普遍梦想，而乡村女性作为进城大军的一部分，成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书写的重要对象。
作为书写“进城乡村女性”的重要作家之一，刘庆邦从社会身份和性别身份两个层面，关注进城女性的双重焦虑，藉此反思中国的城市化进程。
关键词：刘庆邦乡村女性身份认同性别焦虑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农民的迁徙已成定势，而为数众多的农村女性引人注目。
迁徙本身就意味着生活稳定感、社会认同感和归属感的匮乏，但对女性而言，她们不仅要承受地缘身份的丧失带来的漂泊感，还承受着女性身份的被漠视、人的身份的被有意否认等痛楚。
她们处于社会身份和性别身份的双重边缘地位，这自然引起了作家的广泛关注。
以刻画女性形象见长的刘庆邦，用批判现实主义的笔触，关注进城乡村女性的生存境遇，写出她们作为“乡下人”和“女性”的双重悲剧。
一.“到城里去”：乡村女性进城的艰难之旅“到城里去”，作为当代中国农民普遍的向往，由此应运而生的“城乡迁徙主题”成为作家书写的重要对象。
以矿工题材而享誉文坛的刘庆邦，也将关注的目光集中于进城的农民，特别是乡村女性。
在他的笔下，城市并非“做人的空间”，乡村女性也并非“出走的娜拉”，城市反而是因城乡壁垒在中国农民灵魂深处的“海市蜃楼”和罪恶的渊薮，在城市深处丢失自我的乡村女性，渴望在乡村、乡土文化中洗礼得以重生。
文明的差异自然是“到城里去”的深层文化动因，但对中国的农民而言，其直接的驱动力还是“城乡差异”。
若说男人可以通过招工、参军、考大学等方式获得“非农户口”，而对重男轻女普遍存在的农村来讲，女人的进城就更为艰难。
于是，成为“工人家属”所带来的从农业户口转为非农业户口的身份转变，不可避免地成为了诸多乡村女性的向往。
在刘庆邦的笔下，有许多走进矿区的工人家属，如《白煤》中的想，《月光依旧》中的叶新荣，《家属房》中的小艾、《到城里去》中的宋家银等。
《走窑汉》中的底层叙述话语作者：罗莹来源：《参花·下半月》2015年第11期摘要：底层叙述是现代化视域下的本土叙事，在现代社会迅速发展中，底层作为一个群体越来越受到知识分子乃至社会的关注。
本文以刘庆邦短篇小说《走窑汉》的三个主人公为切入口，分析小说中的底层形象、群体心理和社会问题，表现出刘庆邦对于现实的批判力度和深度，以及其对于底层的人文关怀。
关键词：刘庆邦底层叙述现实批判葛兰西在《狱中札记》用“subaltern”来意指欧洲社会里那些从属的、被排除在主流之外的社会群体，他的“底层阶级”主要指马克思主义所说的无产阶级。
随着底层的内涵不断地扩大，农民、社会中的边缘群体也被容纳进来。
[1]2但总体说来，底层意指政治地位低下、经济上窘迫、文化上教育程度低等的人。
刘庆邦的短篇小说《走窑汉》以煤窑农民工这个敏感的社会群体为切入点，用一种“另类”的方式表现出关怀弱势群体的人文精神，通过将生命之花慢慢捻碎让底层群体获得社会对其应有的关注。
一、在现代社会中被扭曲的人格马海州是小说通俗意义上的核心人物，他是工人阶级，如果没有那几年的监禁生活，他便是一个优秀的青年工人代表。
从文中的描述来看，马海州是一个富有同情心的人，他有着朴实的情感且爱憎分明。
他对自己的女人有着强烈的爱，然而在发生妻子被强奸的事之后，仇恨点燃了他，产生疯狂的报复心理，他不仅要报复张清，还要报复背叛自己的妻子，同时也折磨自己。
从小说中可以看出，马海州是一个传统封建思想浓重的人，他过于注重自己的情感，导致忽略了妻子的感受。
原始的性爱禁忌成为马海州心中不能触及的痛，使他变得疯狂且残忍，这种性爱禁忌对他的妻子的伤害是最深的。
小说中还有一批工人群体也可以作为解释小说内在关系的存在。
休息之余对于女人的谈论，反映出工人阶级生活的单调、精神的空虚；在地底下挥洒汗水时，担心老婆被勾引，看出工人阶级的利益得不到保障。
底层是一群有着巨大贡献却没有相应权利的群体，他们只能勉强维持生存，因此，爱情对于他们来说是一种奢侈品。
论⽂题⽬：沈从⽂⼩说中的乌托邦情结及其叙事策略 1.选题背景 解放以前，对于沈从⽂⽂学作品的研究并没有形成⾃觉的体系，为数不多的研究与其写作同时进⾏，对于沈从⽂的⽂学创作也产⽣了很⼤影响。
这些研究评述⼤多是从阶级⽃争的⾓度出发给予评价的，例如韩侍桁的《故事的复制——评沈从⽂著》、凡容的《沈从⽂的》等作品就是从阶级⽃争的⾓度出发对沈从⽂的⽂学创作展开批判;⽽另外的部分研究评述如苏雪林的《沈从⽂论》和刘西渭的《与》等⽂章，则是对沈从⽂独特的创作风格和美学特征有了敏锐的察觉。
解放之后，沈从⽂开始进⼊⽂学史的研究视域之内，但由于⼤陆正值政治动荡、学术沉寂之时，相⽐⽽⾔海外沈从⽂研究则⽅兴未艾，出现了司马长风、夏志清、聂华苓、⾦介甫、王润华、⼩岛久代等⼀批沈从⽂研究专家，从⽽为⼤陆沈从⽂⽂学创作研究、⽂本细读研究、沈从⽂⽣活背景资料研究以及⾃⾝⼈⽂内涵研究作出了突出贡献。
七⼋⼗年代对于沈从⽂⽂学作品的研究带有很⼤的论争性，普遍将沈从⽂斥为“异端”，使得沈从⽂被排斥到⽂学主流之外。
进⼊80年代以后，⽂坛表现出对重评沈从⽂的呼吁，沈从⽂逐渐成为⽂学研究的主流对象之⼀，⼤陆也出现了⼀批沈从⽂研究专家，例如凌宇、赵园、赵学勇、刘洪涛、杨瑞仁等，产⽣了《从边城⾛向世界——对作为⽂学家的沈从⽂的研究》(凌宇)、《沈从⽂传》(凌宇)、《沈从⽂构筑的“湘西世界”》(赵园)、《沈从⽂与东西⽅⽂化》(赵学勇)、《沈从⽂作品欣赏》(吴⽴昌)等⼀批研究专著，沈从⽂⽂学研究的领域⼤⼤拓宽，研究⽔平⼤⼤提升，沈从⽂著作和研究资料的搜集整理也更为完备。
2.选题意义 (1)长期以来，尤其是改⾰开放三⼗多年来，沈从⽂研究是中国现当代⽂学和⽂艺学等学科研究的⼀个重要选题，研究⼈员众多，涉及领域宽⼴，研究⽅法不断创新，研究成果丰硕。
近年来，湘西形象成为沈从⽂研究的⼀个热点，但据笔者看来，研究者多是⽴⾜于传统⽂学理论的视⾓，对沈从⽂笔下湘西世界做较零散的分析，鲜有研究者把沈从⽂作品中的乌托邦情结与叙事策略关联性深⼊研究的。
向人性的深处开掘——刘庆邦小说的人性主题
刘成勇
【期刊名称】《周口师范学院学报》
【年(卷),期】2009(26)4
【摘要】在二十多年的创作实践中,刘庆邦一直关注、探索着人性,不断向人性的深处掘进.他的作品主要表现的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人性,写爱与美、恨与性,但并不以奇以怪取胜,体现了人物对生活的热爱和执著.刘庆邦对人性的切入点是善与恶,他在细节上的着力表现和善与恶的转化,使得人性单一但并不单调,强化了审美效果.他的这种孜孜不倦探索人性的做法在当前的文学创作背景下将不断显现出不同寻常的意义.【总页数】5页(P36-40)
【作者】刘成勇
【作者单位】周口师范学院,中文系,河南,周口,466001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I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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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穿越人性时空的鞭影——刘庆邦短篇小说《人畜》解读 [J], 赵一民
2."城""乡"之间的人性坚守——谈刘庆邦小说创作的价值取向 [J], 孙拥军;刘晓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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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人性的审视与追问--刘庆邦小说论 [J], 孙莹
5.底层世界的人性审视与人文关怀——论刘庆邦的矿区小说 [J], 蒋丽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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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新写实走近底层文学１、当下文学有一个现象是引人瞩目的，这就是近年兴起的底层小说。
它虽然没有打起轰轰烈烈的旗号，却拥有相当可观的、颇为广传的作品；不能说它有了浩浩荡荡的创作队伍，但报刊披载的参与其中有实力的中青年作家，已形成了英气雄劲的阵势。
一些论者充分肯定它的新鲜活力与不可忽视的价值，也有批评它浮光掠影，有点平淡失真。
底层文学具体作品得失自应辨析，但我更感兴趣的是文学与社会阶层尤其与底层的关系，以及底层小说对于时代的特定意义与价值。
社会的阶层与阶级不可等同而论，阶级是历史的存在，但偏颇的阶级论曾给文学带来了惨痛的灾难。
今天，我们所面对的新出现的社会阶层它是市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产物。
一个新兴的社会阶层总会寻找自己的文学代言人，底层小说的出现是文学对商品社会多阶层现象的认识和审美的把握。
底层小说是多类别的，且不说散见于报刊的作品，以２００１年出版的李师东主编的一部小说选本而言，书名即为“最新底层生活小说”，它是公然打出底层小说最早的一部选本。
在文学书籍市场滞销状态下，它竟然在短期内被读者买走了将近四万册。
能说这是一个微不足道、不值得思索的数字吗？底层文学的兴起，不是几个中青年作家偶发兴致，突涉底层，它是作家不约而同的视点下移。
应该说，新时期文学视线第一次下移是从上世纪８０年代末新写实小说开始的，作家目光移向都市工人家里家外的烦恼，城市棚户区小人物的跌宕人生，怀抱梦想但梦被现实打碎的漂泊者等等，新写实作家笔端已经触摸到底层中的某些人物，但多似传统市民或市井小说里一个个小人物的故事，还不是从社会阶层这一宏大目光去审视和展示底层人物现实人生。
底层文学尽管提出来了，但其文化内涵与外延还不够明晰而有点迷蒙。
我认为由新写实走进底层文学体现了视点下移再下移，底层意识开始复苏了。
新写实与底层文学二者既连贯又有区分，它们都关注城市底层人物生活，但新写实多为展现平民百姓的个体生存境遇和悲欢离合的命运。
底层小说即使写一两个人物，却从阶层的目光去透视个体的特征，从个性化心态折射社会阶层和时代性的色彩。
收稿日期：2016－05－13作者简介：赵耀（1989－），山东泰安人，吉林大学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文艺美学。
基金项目：吉林大学研究生创新基金资助项目“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学理依据探究”（2016120）。
第5卷第3期郑州师范教育2016年5月Vol．5No．3Journal of Zhengzhou Normal Education May 2016“底层文学”的自我更新与价值重构———以刘庆邦新作《黑白男女》为例赵耀（吉林大学文学院，吉林长春130012）摘要：刘庆邦的新作《黑白男女》通过对从灾难之中的一时惨烈的描摹转向对灾难之后的永久撕裂的透视，实现了表现领域的扩大和批判力度的加重；对笔下人物的情感倾向由单纯的同情怜悯转向敬畏钦佩，不仅有效实现了人性深度的开掘，而且实现了对左翼文学传统的继承与扬弃；作家重新设置主体姿态，在新的维度上实现了割裂已久的精英意识与平民意识的有机整合，有效规避了上述问题，将“底层写作”推向新的发展阶段。
关键词：“底层文学”；自我更新；刘庆邦；《黑白男女》中图分类号：I206．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3488（2016）03－0074－05近期，曾红极一时的“底层文学”创作趋于沉寂，对“底层文学”的研究的热度也随之下降。
这一方面固然是“底层文学”作为一种潮流被社会广泛接受认同后纳入整个文学体系的客观规律使然，另一方面也折射出“底层文学”创作与研究所面临的一系列危机与瓶颈。
在创作方面，“底层文学”在内容上对底层苦难的单一强调、表现领域的过于狭隘，不仅使其思想深度遭到严重削弱，而且难以满足读者的审美期待，不断挑战着读者所能接受的底线之后，收获的只能是审美疲劳。
内容的模式化与雷同化暴露其自我更新能力的匮乏，由此引发对现实批判力度的严重下行，丧失左翼传统的动力资源。
在研究方面，对“底层文学”边界模糊、范畴含混的诟病始终未能得到有效清理，这不仅引发“底层文学”这一称谓本身的合法性危机，而且也造成学界无法有效借鉴一种相对确定的理论对其充分阐释，只能以一种探索猜测的方式进行尝试性的解读。
虽然“历史已经表明，学院式的研究或批评首先要经过历史化的过程。
急于将鲜活、生动的文学现象纳入学院制度或范畴，结果就是远离了现实对象去纠缠概念、源流等‘学理’层面的问题。
因此，有些看似很学术的批评，恰恰将讨论引向歧途”［1］，但是，不经理论的沉淀和文学批评的检验，“底层文学”无法名正言顺地进入文学史，未经冷静的反思和对话性的质疑，“底层文学”也无法实现对时代脉搏真实捕捉的写作初衷。
因此，当前的“底层文学”所面临的尴尬局面和发展瓶颈集中于这样的二律背反之中：一方面，在数量呈爆炸式增长和学界研究的持续关注下，“底层文学”已经成为无法忽视的文学现象，有着相对固定的问题域和研究模式；另一方面，“底层文学”创作缺乏新生长点的不断重复，研究陷入相对停滞必然引发其以一种自我消费的方式畸形发展，如不及时纠正，在可预见的范围内必然是既得价值的消散和被迫庸俗化。
令人可喜的是，2015年刘庆邦推出新作《黑白男女》，不仅将“底层写作”推向新的发展阶段，而且为此类写作探索出诸多有价值的可借鉴资源，有着重要的文学史价值。
一、视点的后置如果说传统意义上的“底层文学”将关注的焦点放置在对苦难来临之时，《黑白男女》则有意将视·47·点向苦难之后转移，从对苦难之中的惨烈描摹转向对苦难之后疗伤与恢复的透视；从一时的悲惨强调转向永久的灵魂撕裂，从对群体性灾难的客观报道转向对个体生命悲惨命运的深度灵魂触摸。
具体来说，刘庆邦在《黑白男女》中开启的是“后苦难叙事”模式，将叙述的焦点投掷到死者长逝、生者悲痛的生存现状和所承受的巨大精神危机之上。
矿难的发生使诸多家庭失去了“顶梁柱”，然而生活得继续，孤儿寡母、老弱病残在生活的重压之下仍要艰难地生存。
刘庆邦正是将笔触伸向被先前“底层文学”忽略的灾难之后，最大限度地呈现苦难程度完全不亚于灾难本身的“后苦难时代”。
失去“顶梁柱”的家庭不仅承受着巨大的经济压力，而且面临着一系列前所未有的家庭伦理危机。
本该颐养天年的老人在饱尝丧子之痛后又不得不重新恢复早已不属于他的“顶梁柱”身份，再次肩负起卸下已久的责任。
周天杰、郑海生是此类老人的典型代表，他们被迫改变业已习惯的生活方式，再度辛勤劳作，以微薄的收入维系家庭的最低生活开销。
更为严峻的是，随着家里男主人的突然离世，原本稳固的家庭关系也出现了松动，面临着随时崩塌的可能和诸多不确定性的存在。
男主人的离世使婆媳关系丧失“润滑剂”，双方压抑已久的矛盾在生活重压之下变得一触即发。
在婆婆一方，出于对儿媳改嫁的担忧，进一步加剧了她们对儿媳非理性操控的渴望。
在儿媳一方，丈夫的离世已经让她们悲痛万分，生活的重压更使她们喘不过气来，婆婆对其自由的限制只会引发更多的反感与厌恶，她们本能地采取逆反的方式进行对抗，以宣泄自己的不满，婆媳关系在这样的恶性循环中跌至冰点。
先前的“底层文学”之所以能在短时期内异军突起并引发广泛关注，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底层文学”向读者展现了另类的真实，“述底层的故事，发出底层人的声音”［2］。
读者在惊异于底层的苦难与惨烈后本能地怜悯同情，这不仅引发社会对底层的广泛关注，激发社会对公平正义的强烈呼唤，而且使左翼传统的批判精神和现实功用重新恢复与凝聚。
随着“底层文学”的深入发展，多数创作依旧停留于对苦难本身的揭示与强调，对苦难的反思与批判力量却骤减。
“左翼文学的创造后来被命名为‘人民性’，并在政治思想层面做了过度的阐释，从此苦难成为了人民的身份证，苦难在文学叙述中的功能也就发生了变异，它变成了一种炫耀的资本，也变成了一种道德上的特权。
知识分子为了获得这种过度阐释的‘人民性’，就必须向苦难表示亲热和献媚，这样反而抹杀了左翼文学对苦难追问的精神价值。
”［3］“底层文学”在找不到新的生长点之后只能被迫进行自我重复，在狭小的表现领域的束缚之下，作品内容被压缩为城市对农民的拒绝与排斥、农民进城后的蜕变与沉沦等固定模式之中，进而出现作品创作初衷的偏离和作品价值的扭曲与异化：“紧紧地拥抱着那些公众传媒中不断报道的故事，在经验和常识中‘关怀’着底层，将底层生活弄得没有道德羞耻，不见亲情伦理，甚至是为所欲为。
”［4］而《黑白男女》则不然，刘庆邦通过创作视点的后置，使作品的表现领域极度扩张，不仅有效摆脱了先前“底层文学”表现群体苦难时对伤痛本身的肢解，而且通过灾难后众多生活个体的人生际遇和精神图景的描摹，恢复苦难本身对读者心灵的穿透力，使读者从单纯生物性的怜悯同情升级为将自我考虑其中的灵魂对话。
在一个鲜活生命中，我们不仅触摸到一个真实的底层，更感受到一个有良知和社会责任感的作家发自心底对底层的关注同情。
二、情感的升级与其他文学创作类型不同，“底层文学”的情感基调几乎完全一致，悲悯、同情的灰色调贯穿“底层文学”的创作始终。
这自然源于“底层文学”涉及的内容本身是消极悲观的，也源于作家主体的情感介入，其以悲天悯人的心态审视底层，彰显着作家的良知与责任感。
然而，需要追问的是，底层是否只能引发对弱者的同情，或者说将底层身份设定为弱者本身是否一种无意识的观念先行？作家以俯视的姿态审视底层，是否会带来隔膜？是否会遮蔽某些重要的文化因子？这些问题一直以来“底层文学”都难以解决，是制约其良性发展的死穴，“底层”这一定义本身某种程度上即是一种人为的设定，一种比较式的模糊界定。
刘庆邦主动以坚实的写作应对这一挑战，他凭借情感升级的写作策略，对传统“底层文·57·学”进行改造，实现了从单纯依靠苦难的叠加完成廉价眼泪的赚取转向了对人物多维度透视的人性深度探秘。
在《黑白男女》中，卫君梅是一个重要人物。
丈夫遭遇矿难突然离世使她原本幸福的生活发生不可逆转的毁灭。
灾难后的生活重压进一步加剧心灵的疲惫，更具悲剧意味的是，她还要承载来自家人、朋友的无意挤压。
“死于敌手的锋刃，不足悲苦；死于不知何来的暗器，却是悲苦。
但最悲苦的是死于慈母或爱人误进的毒药，战友乱发的流弹，病菌的并无恶意的侵入，不是我自己制定的死刑。
”［5］在儿子去世后，婆婆的非理性占有与操控变得变本加厉，公公相对策略性的监视与掌控使其更难于应对，孩子的凄楚可怜，好友的相同命运，蒋志方的真挚追求，蒋妈妈的阻碍，个人情感的无从宣泄，内心秘密的无从述说，外在伦理道德的束缚，他者选择的诱惑，所有这一切交织成一张大网，将卫君梅紧紧包围，使她时刻承受着难以摆脱的精神危机。
在作家的引领下，读者触碰到卫君梅的精神深处。
值得注意的是，读者的情感不是同情怜悯，更多的是敬畏、钦佩。
卫君梅以她柔弱的双肩支撑着支离破碎的家庭，艰难地维系着家庭的继续。
她以自尊、自重应对蒋志方的追求，并无意中进一步加深蒋对她的爱。
在故事的结尾，父亲与公公的双双病倒进一步将家境推至风雨飘摇之中，而卫君梅依旧坚忍面对，这使读者的敬畏之情达到顶点。
这种情感从同情向敬畏的转变，映射着“底层文学”表现领域的深化。
如果说左翼传统的精髓在于以文学的书写实现对现实的反抗，把文学作为改变现实的武器的话，《黑白男女》当之无愧地继承了这一传统。
所不同的是，《黑白男女》没有停留于此，而是在继承和扬弃左翼精髓的基础上以润物无声的方式谋求左翼传统与纯文学之间的微妙平衡。
纯文学始终致力于文学自足独立性的建构，对文学现实功利性有着极为敏感的警觉，即使看似无可非议的“为老百姓写作”也被莫言视为作家的主体缺失：“长篇小说不能为了迎合这个煽情的时代而牺牲自己应有的尊严。
长篇小说不能为了适应某些读者而缩短自己的长度、减小自己的密度、降低自己的难度。
我就是要这么长，就是要这么密，就是要这么难，愿意看就看，不愿意看就不看。
哪怕只剩下一个读者，我也要这样写。
”［6］这也是为何莫言、余华等纯文学作家的创作即使关注底层，也很难被归入“底层文学”的根本原因所在。
毋庸置疑，纯文学是历史上文学长期受政治挤压而在新时期极端反叛的结果，有着重要的现实针对性，并非完全意义上的审美乌托邦遐想，即便如此，纯文学也有着内隐的功利性因素，远离政治的自足独立性建构本身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功利性诉求。
“所有的审美事物，都首先是于人有利的，都要以功利性为前提条件。
这种功利性有时也以‘无害’的方式表现出来。
”［7］《黑白男女》的见功力之处在于能够在左翼传统和纯文学诉求之间求得平衡，这种平衡不是既收获效益又无任何代价的庸俗辩证法幻想，而是以纯文学的笔法全方位透视被单一固定话语体系遮蔽下的底层真实，同时不局限于单纯对人性这一文学母题的切入，而是以饱含深情的方式完成作家情感的投射，与现实保持持续的紧张关系，在不断的现实批判中彰显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感。
再将目光投向《黑白男女》中对女性命运的揭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