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柯立甫英译本《蒙古秘史》的学术地位

蒙古秘史读后感（多篇）第6篇：秘史小结蒙古秘史文学与史学特色一、概况：《蒙古秘史》被中外学者誉为“蒙古史三大要籍之首”“世界文学史上足以赞夸的神品”，1989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名著，其英译本收入世界名著丛书，1990年又举行了成书750周年纪念活动。

如此的肯定，对一部书籍无疑是最高荣誉和奖赏！但《蒙古秘史》确实值得如此褒奖，因为它的史学和文学成就都是令人瞩目的，既符合直笔记述的史学要求，又满足了对语言表述有褒贬、有文采的要求。

二、史学特色1、填补世界历史空白虽然关于其成书年代及最初版本是学者们的猜测，但其作用是不足忽视的。

鉴于目前的学术研究，较一致的观点是该书成于13世纪上半叶窝阔台继位时，蒙古语书名为《忙豁伦·纽察·脱卜察安》，直译是《蒙古秘史》之意；其原文应是用畏兀儿体蒙古文写成，但可惜的是至今尚未被发现。

不过，它以令人意想不到的方式有存续本—明代四夷馆写本：用汉字之音拼写其蒙古语原文，还逐词旁注汉译，分段节译的《元朝秘史》，也叫《蒙古秘史》。

同样遗憾的是，由于中世纪的蒙古语特有定式，又经过汉字音写语音异化，沧桑变迁760余年的历史间隔，使得《蒙古秘史》成为岩画般难以解读的“天书”，恰如其名的一直是“秘史”。

正应验了那句话，好东西总有闪光的时刻，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治环境的改变，使得学术环境和语言环境有利于少数民族文献的功用得以发挥出来，全国性的少数民族调查，都为这本世界名著重新出世奠定了必要的条件，而它也确实没有令人失望，尤其是西方学者，对这本书寄予了浓厚的研究兴趣，如《马可波罗行纪》一样，再一次是东方，尤其中国，成为了西方人眼中神秘之地。

2、独有的文献价值《蒙古秘史》是解读蒙古民族全貌的“百科全书”，蒙古民族现存最早的历史文学长卷。

这是一部记述了蒙古民族之形成、发展、壮大历程的典籍，也是蒙古、畏兀儿两族文化交流、合作的结晶。

其记述的时间跨度为五百多年，起自成吉思汗二十二代先祖孛儿帖赤那、豁埃马阑勒（苍狼白鹿说），至斡歌歹罕十二年（公元1240年）止，从中蒙古民族的盛衰成败史可见一斑：既有对蒙古高原父系氏族制时代狩猎生活的叙述，更有与之相关的图腾崇拜之记载；不仅有从氏族到部落再到部落联盟的民族发展历史脉络的讲述；也有狩猎文化嬗变到游牧文化的如实记录；其中，以成吉思汗一代天骄为代表的风云一代，征战沙场，抛头颅、洒热血，从夹缝中崛起最终成就霸业的全程写照，是最浓墨重彩、引人入胜的一笔。

蒙古秘史文学与史学特色总结一、概况：《蒙古秘史》被中外学者誉为“蒙古史三大要籍之首”“世界文学史上足以赞夸的神品”，1989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名著，其英译本收入世界名著丛书，1990年又举行了成书750周年纪念活动。

如此的肯定，对一部书籍无疑是最高荣誉和奖赏！但《蒙古秘史》确实值得如此褒奖，因为它的史学和文学成就都是令人瞩目的，既符合直笔记述的史学要求，又满足了对语言表述有褒贬、有文采的要求。

二、史学特色1、填补世界历史空白虽然关于其成书年代及最初版本是学者们的猜测，但其作用是不足忽视的。

鉴于目前的学术研究，较一致的观点是该书成于13世纪上半叶窝阔台继位时，蒙古语书名为《忙豁伦·纽察·脱卜察安》，直译是《蒙古秘史》之意；其原文应是用畏兀儿体蒙古文写成，但可惜的是至今尚未被发现。

不过，它以令人意想不到的方式有存续本—明代四夷馆写本：用汉字之音拼写其蒙古语原文，还逐词旁注汉译，分段节译的《元朝秘史》，也叫《蒙古秘史》。

同样遗憾的是，由于中世纪的蒙古语特有定式，又经过汉字音写语音异化，沧桑变迁760余年的历史间隔，使得《蒙古秘史》成为岩画般难以解读的“天书”，恰如其名的一直是“秘史”。

正应验了那句话，好东西总有闪光的时刻，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治环境的改变，使得学术环境和语言环境有利于少数民族文献的功用得以发挥出来，全国性的少数民族调查，都为这本世界名著重新出世奠定了必要的条件，而它也确实没有令人失望，尤其是西方学者，对这本书寄予了浓厚的研究兴趣，如《马可波罗行纪》一样，再一次是东方，尤其中国，成为了西方人眼中神秘之地。

2、独有的文献价值《蒙古秘史》是解读蒙古民族全貌的“百科全书”，蒙古民族现存最早的历史文学长卷。

这是一部记述了蒙古民族之形成、发展、壮大历程的典籍，也是蒙古、畏兀儿两族文化交流、合作的结晶。

其记述的时间跨度为五百多年，起自成吉思汗二十二代先祖孛儿帖赤那、豁埃马阑勒（苍狼白鹿说），至斡歌歹罕十二年（公元1240年）止，从中蒙古民族的盛衰成败史可见一斑：既有对蒙古高原父系氏族制时代狩猎生活的叙述，更有与之相关的图腾崇拜之记载；不仅有从氏族到部落再到部落联盟的民族发展历史脉络的讲述；也有狩猎文化嬗变到游牧文化的如实记录；其中，以成吉思汗一代天骄为代表的风云一代，征战沙场，抛头颅、洒热血，从夹缝中崛起最终成就霸业的全程写照，是最浓墨重彩、引人入胜的一笔。

蒙古秘史读后感《蒙古秘史》是一本描写蒙古帝国兴起及其历史的重要著作，这本书的作者是明代蒙文学家辛棄疾。

读完这本书，让我对蒙古帝国的历史、文化以及对中国历史产生了很大的兴趣。

首先，这本书通过对蒙古帝国建立及其历史的详细描述，让我对蒙古人的生活、传统以及战争策略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蒙古人以骑射为生，他们的作战方式也以骑兵为主，擅长用箭术来攻击敌人。

通过对蒙古帝国的战争历史的描述，我了解到他们的战争策略和组织能力是他们取得胜利的关键。

此外，蒙古人也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和信仰体系，比如蒙古民族的信仰“萨满教”，这是一种传统的自然信仰，蒙古人认为自然界中的一切事物都有灵魂。

其次，这本书也让我更加了解了中国历史中的蒙古时期。

蒙古帝国的建立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仅改变了中国的政治格局，还对中国的文化和经济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蒙古人统治中国期间，积极借鉴和吸收中国的文化和制度，比如蒙古帝国比较重视文化教育，建立了许多学校和学院，也鼓励蒙古人学习汉文化。

同时，蒙古帝国的统治也给中国带来了破坏和血腥，蒙古人在对中国进行统治时进行了很多暴行，导致了大量的人口减少，土地荒芜。

最重要的是，通过阅读《蒙古秘史》，我也对历史的真实性和研究方法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尽管这本书是以辛棄疾的视角来描写蒙古帝国的历史，但作者在书中多次强调了自己的观点和立场，并不完全客观。

而且，由于蒙古帝国时期的历史资料有限，一些细节和事件的真实性还存在争议。

为了更好地了解蒙古帝国的历史，需要借助其他史料和研究成果来进行深入研究。

总的来说，读完《蒙古秘史》让我对蒙古帝国的历史和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也让我对中国历史中的蒙古时期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同时，这本书也让我对历史的真实性和研究方法产生了思考。

我相信通过更深入的研究，可以更好地了解和理解蒙古帝国及其对中国历史产生的影响。

《《蒙古秘史》两个英译本翻译转移研究》篇一一、引言《蒙古秘史》是蒙古族历史上一部极为重要的文献，被誉为“世界文学的瑰宝”。

该作品以其独特的语言风格和丰富的历史内容，吸引了众多国内外学者的关注。

然而，由于语言和文化差异的存在，该作品的英译工作面临诸多挑战。

本文旨在通过对两个《蒙古秘史》英译本的翻译转移研究，探讨其翻译策略、方法和效果，以期为今后的翻译工作提供参考。

二、研究背景及意义《蒙古秘史》作为一部跨越文化、历史和语言的作品，其英译本的翻译质量和效果直接影响着国际读者对其的理解和接受程度。

因此，本文选择两个具有代表性的英译本进行对比分析，探究其翻译转移的异同点及背后的原因。

研究该领域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在于为蒙古文化在世界的传播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推动国内外文化交流和民族互鉴。

三、两个英译本介绍本研究选取了A、B两个具有代表性的《蒙古秘史》英译本作为研究对象。

其中，A译本侧重于对原作的直译，力图保持原作的词汇、句式和文化内涵；B译本则更加注重意译，试图通过重新组织和表述来更好地适应英语读者的阅读习惯和文化背景。

四、翻译转移对比分析（一）词汇层面的翻译转移在词汇层面，两个译本在处理文化特有词汇和习语时表现出不同的翻译策略。

A译本在保留原词的基础上，通过注释或解释来帮助读者理解；而B译本则更多地采用意译法，将文化特有词汇转化为更通俗易懂的表达方式。

在处理历史人物、地名等专有名词时，两个译本均表现出较高的翻译准确性和文化敏感性。

（二）句式层面的翻译转移在句式层面，A译本在保留原句结构的基础上进行适当的调整和优化，使得译文在保留原句意思的同时更符合英语的表达习惯；而B译本则更多地采用英语常用的句式结构来重新组织原句的意思，以达到更好的传达效果。

两种策略各有优劣，具体应根据实际内容和读者需求来选择合适的翻译方法。

（三）文化内涵的翻译转移在文化内涵的翻译上，两个译本都注重将原作的文化精髓传达给读者。

然而，由于中英文化的差异，某些文化特有内容在英译过程中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信息损失或误解。

三重翻译树起的丰碑——《蒙古秘史》汉字本简析哈图卓日克中国民族语文翻译局Hatu @摘要：《蒙古秘史》的畏吾儿体蒙古文原笈早已佚失，流传至今的是其汉字本。

它是明代用汉字对原文进行三重翻译，即音译、义译和节译而完成的宏篇译作，堪称我国民族翻译史上高耸的丰碑。

本文在介绍《蒙古秘史》的内容、版本及珍贵价值的同时，分析三重翻译的特点，归纳其采用的方法，阐明从翻译研究的角度统一其称谓的必要性。

关键词：《蒙古秘史》；三重翻译；统一称谓《蒙古秘史》（Mongqol-un Niuca Tobca'an）是蒙古族首部史书，成书于公元十三世纪中叶。

这部近三十万言的巨著当初用畏吾儿体蒙古文编纂，称为脱卜赤颜（Tobca'an，汉译“国史”）。

后来原书佚失，一直未被发现。

流传至今的是明初的《蒙古秘史》汉字本（以下简称《秘史》）。

这是对蒙古文原文进行三重翻译，即音译，义译及节议而完成的宏篇译作。

1．版本及内容历史上，《秘史》有多种版本。

目前通行的有三种版本，即四部从刊三编本（十二卷本，1936年由涵芬楼影印）、观古堂刻本（十二卷本，1908年刊行）和苏联东方文献出版社本（十五卷本，1962年影印）。

无论哪种版本，编排形式互相都一样，正文是用汉字音译的蒙古文，正文的旁边逐词附上义译，每节之后又附有小字低行的节译。

这种独特的翻译、编排方式，原来是为语言学习的目的服务的。

明朝初年把它当作学习蒙古语的教材，用来培训通事和译字生。

可见培养翻译人才，当年也是很下功夫的。

《秘史》全书共282节，前58节写的是成吉思汗先人的谱录，59—268节是成吉思汗的纪传，269—281节写的是成吉思汗的继承者元太宗窝阔台汗时期的历史。

全书最后一节，即282节是书后款识：鼠儿年7月写毕此书。

关于这个鼠儿年，学术界一直有争论，但比较一致的看法是指1240年庚子。

2．珍籍的价值《秘史》是历史珍籍。

它运用编年的体例，全面反映了古代蒙古社会游牧经济的生产活动和生产方式，以及氏族部落制度，因而具有极高的史学价值。

《蒙古秘史》是一部记述蒙古民族形成、发展、壮大之历程的历史典籍，是蒙古民族现存最早的历史文学长卷。

它从一二四零年成书至今，已阅七百六十多年沧桑，这部书以比较重要的身份进入文学史，是一位博学的文史学者，也就是文学研究所第一任所长郑振铎先生的功劳。

郑振铎在三十年代写作出版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第一次在文学史著中对此书进行认真的论列，该书第五十一章谈论元代散文时，认为《元秘史》即《蒙古秘史》为最可注意的伟大的白话文作品，其“天真自然的叙述，不知要高出恹恹无生气的古文多少倍！我们如果拿《元史太祖本纪》等叙同一的事迹的几段来对读，便立刻可以看出这浑朴天真的白话文是如何地漂亮而且能够真实地传达出这游牧的蒙古人的本色来了”。

这部奇书的命运，它的流布和接受的过程，也充满传奇性。

因为它事涉民族的天机和隐秘，在蒙古族入主中原的元代秘而不传，又因文字变化妨碍在本族中流传。

到明清两代，虽然收入或列名于一些大型类书、丛书，但远离民间。

到清中叶翻印出版时，它已成为一部高深的学问书了。

《四库全书总目》在清代乾隆年间集中反映中原儒者正统观念和视角，包括华夷之辨的观念与经史高于文学的观念，它把此书附录于《四库未收书目提要》，指出此书纪年有“以鼠儿兔儿羊儿等，不以支干”的特点，又说“此依旧钞本影写，国语旁译，记元太祖、太宗两朝事迹，最为详备。

案明初宋濂等修撰元史，急于蒇事，载篇虽存，无暇稽求。

如是编所载元初世系，孛端叉儿之前，尚有一十一世。

《太祖本纪》述其先世，仅从孛端叉儿始，诸如此类，并足补正史之纰漏。

虽词语俚鄙，未经修饰，然有资考证，亦读史者所不废也。

”这种以单纯地寻找史料的态度，而不是以发掘伟大的民族精神的态度来对待如此奇书，实在是绝大的误读。

应该说《蒙古秘史》是这个民族精力最旺盛、元气最充沛的时代，把内蕴的精力和元气转化为文字的伟大的产物，是蒙古族创世纪式的回忆、想象和纪录。

基督教《圣经》第一卷，即开头五十章，写创造天地，创造人，以及人类始祖及其最初子孙的世系，不是取名创世纪（Genesis）吗？《蒙古秘史》就是蒙古族这个狩猎游牧民族的“创世纪”。

《蒙古秘史》是13世纪时，以畏吾儿体蒙古文书写的，记载蒙古族古代历史的珍贵文献史料，原名为《忙豁·仑·纽察·脱察安》（蒙古的秘史之意）。

明洪武十五（1382）年始，译成汉文，改名为《元朝秘史》。

今其畏吾儿体蒙古文原文早已佚失，流传下来的只有明代以汉字音写蒙古语的《元朝秘史》。

国内学者研究《蒙古秘史》，已有悠久的历史。

学术界也有人认为《蒙古秘史》研究始于明朝。

白·特木尔巴根就曾在《明代史乘著录〈元朝秘史〉考略》（《内蒙古师大学报》，1990年，第3期）一文中，指出了我国学者对《元朝秘史》的研究不是始于清代，其时间上限应推至明洪武年间。

认为明代学者开创了《元朝秘史》研究的先河。

明代，将《元朝秘史》十二卷本录入黄虞稷所撰《千顷堂书目》。

明永乐年间，并将十五卷本《元朝秘史》编入《永乐大典》（此版本迄今不见）。

另外，明朝翰林院编修，对畏吾儿体蒙古文《蒙古秘史》进行了汉字音译，并附录了汉译（分为旁译和总译）部分。

清代学者，对《元朝秘史》的研究，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

这一时期，出现了《蒙古秘史》诸多抄本。

自十二卷本版本产生了顾广圻的《元朝秘史》（1805年）校勘本（被称为顾校本）。

自顾校本又派生出《四部丛刊》三编本（以下简称四部丛刊本）和叶氏观古堂刻本。

1885年，文廷式复抄顾校本，出现了文廷式抄本。

1908年，叶德辉复抄文廷式抄本，成木刻版十二卷本《元朝秘史》，即所谓的叶氏观古堂刻本。

清代学者钱大昕（1728－1804年），将汉字音译蒙古语和汉译对照的《元朝秘史》从《永乐大典》中抄出来，成为元史学上的一大发现。

而永乐大典所收为十五卷本《元朝秘史》。

其后，1896年，李文田（1834－1895年）参考六七种典籍为《蒙古秘史》作注，有《元朝秘史注》十五卷刻本（第一、二、三册，商务印书馆，上海，民国二十五年，1931年），属于最早的译注本。

这一时期，除各种版本广泛流传之外，还出现了许多考证文章。

《《蒙古秘史》两个英译本翻译转移研究》篇一一、引言《蒙古秘史》是一部具有重要历史和文化价值的文献，它是关于蒙古民族形成、发展及壮大的珍贵记载。

在将这部具有深远意义的作品翻译成其他语言时，尤其是英语翻译，需要精准把握原文的含义和背景。

本文将对比分析《蒙古秘史》的两个英译本，并对其翻译转移现象进行深入研究。

二、文献综述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对于《蒙古秘史》的翻译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翻译策略、翻译方法以及翻译效果进行了探讨。

然而，对于两个英译本的对比分析以及翻译转移现象的研究仍然较少。

三、研究问题与方法本研究将选取《蒙古秘史》的两个英译本作为研究对象，对比分析其在翻译过程中的翻译策略、语言风格、文化信息的传达等方面的差异。

同时，本研究将运用翻译转移理论，探讨两个译本在翻译过程中如何处理文化差异、语言转换等问题。

四、两个英译本的翻译策略与语言风格4.1 翻译策略在两个英译本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翻译策略。

第一个译本更倾向于直译，尽量保留原文的词汇和句式结构；而第二个译本则更注重意译，通过调整句式结构，使译文更加符合英语表达习惯。

这种不同的翻译策略也导致了两个译本在内容传达和文化呈现上的差异。

4.2 语言风格两个译本在语言风格上也存在差异。

第一个译本的语言较为正式，用词严谨；而第二个译本则更加通俗易懂，用词较为生动。

这种差异使得两个译本在读者群体和接受度上有所区别。

五、翻译转移现象分析5.1 文化信息的传达在《蒙古秘史》的翻译过程中，文化信息的传达是一个重要的环节。

两个译本在处理文化信息时，均采取了不同的策略。

第一个译本尽量保留了原文中的文化元素，通过注释等方式对文化背景进行了解释；而第二个译本则更加注重将文化信息融入译文，使读者更容易理解。

这种差异体现了翻译转移现象中文化信息的处理方式。

5.2 语言转换的挑战与应对在语言转换过程中，两个译本都面临了诸多挑战。

由于蒙古语与英语在语言表达、文化背景等方面的差异，如何在保持原文含义的同时，使译文更加符合英语表达习惯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蒙古族历史文学名著《蒙古秘史》的英译研究蒙古族历史文学名著《蒙古秘史》源于传承好几百年的蒙古传统文学，是蒙古史料学研究中重要的文献，亦是蒙古学研究的重要研究资料。

作为一部历史文学名著，《蒙古秘史》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历史和文学价值，一直备受各界关注。

这里就以《蒙古族历史文学名著《蒙古秘史》的英译研究》为标题，来进一步讨论《蒙古秘史》的英译研究问题。

《蒙古秘史》是由19世纪后期蒙古文学化发展的结果。

自古以来，蒙古族的口头文学便是人们记述历史、流传当时的社会思想和文化观念的重要工具，但是这些口头文学很难反映真实的历史和文化信息，因而出现了许多荒诞不经的史实。

19世纪后期蒙古语文学化的进程促使人们开始把口头文学现实化，《蒙古秘史》就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它的撰写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

《蒙古秘史》是渊源极深的文化文献，因此它在英译研究中具有特殊的意义和价值。

英语作为一门世界性的语言被广泛应用，若能将《蒙古秘史》翻译成英语，将有助于蒙古文化在世界范围内传播，也有利于推动蒙古文化文献的现代化，继而带来不少学术价值。

《蒙古秘史》的英译研究历史悠久，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到今天，仍有许多学者和研究者参与到这项研究中来。

当今，在语言文学及其相关学科学术的认知范围内，许多基于《蒙古秘史》的英译研究已经得到广泛重视和推崇。

首先，英译者应该把握好《蒙古秘史》表达的语意。

《蒙古秘史》所表达的是蒙古文化及其历史思想，因此英译者需要把握好其历史背景，对蒙古历史传承有全面认知，裁判其客观性，进而准确表达原文的内涵。

此外，英译者也要注意到蒙古语的文学特色，以便将蒙古文学的特色精美表达出来。

《蒙古秘史》的语言特点有同义互换、句法形式多样、文学语言浓郁等，而英译者要通过把握原作的文学特点，在英译时要注意到这些特点，尽可能把文学思想表达出来，使之真实、有趣。

最后，英译者应该结合现代语言文学，使译作在英文版中看起来更自然、轻松、流畅。

《蒙古秘史》的文学内容一直以来就受到许多学者和读者的关注，英译者应该有独特的视角，尝试用现代的角度去理解《蒙古秘史》，同时注意英语的发音和语法，以保证文字的真实性和流畅性。

《《蒙古秘史》两个英译本翻译转移研究》篇一一、引言《蒙古秘史》是蒙古族历史上一部极为重要的文献，是记录蒙古族先祖事迹及发展历程的古籍。

该作品语言独特，具有浓厚的民族特色和历史价值。

然而，由于语言的复杂性，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译者对于该作品的理解和翻译也各不相同。

本文将选取两个《蒙古秘史》的英译本作为研究对象，深入探讨翻译转移的内涵和过程。

二、文献综述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于《蒙古秘史》的翻译研究日益增多，其中对于翻译转移的研究也日益深入。

翻译转移是指在不同语言和文化背景下，将一种语言的文本转化为另一种语言时所发生的语言和文化层面的转移。

在《蒙古秘史》的英译本中，翻译转移现象尤为明显。

三、研究方法本文将选取两个具有代表性的《蒙古秘史》英译本作为研究对象，采用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深入探讨翻译转移的内涵和过程。

具体而言，我们将对两个译本进行对比分析，从语言、文化、历史等多个角度出发，分析翻译转移在其中的表现和影响。

四、两个英译本翻译转移的对比分析1. 语言层面的翻译转移在语言层面，两个译本在词汇、句法、语篇等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异。

其中，词汇的翻译转移尤为突出。

由于蒙古语和英语在词汇上的差异较大，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需要对词汇进行适当的调整和转化。

例如，在某个译本中，将“匈奴”译为“Hun”，而在另一个译本中则采用了更为准确的“Xiongnu”。

此外，在句法和语篇方面，两个译本也采用了不同的翻译策略和技巧，以适应英语读者的阅读习惯。

2. 文化层面的翻译转移在文化层面，两个译本在处理文化元素时也存在差异。

由于蒙古族文化与英语文化存在较大的差异，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需要对文化元素进行适当的解释和转化。

例如，在某个译本中，对于蒙古族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文化元素进行了详细的解释和阐述；而在另一个译本中则更为注重保持原文的文化特色和风格。

这些差异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翻译转移的过程和影响。

五、结论通过对两个《蒙古秘史》英译本的对比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翻译转移在其中的重要性和影响。

日本关于《蒙古秘史》的研究状况《蒙古秘史》是13世纪时，以畏吾儿体蒙古文书写的，记载蒙古族古代历史的珍贵文献史料。

其畏吾儿体蒙古文原文早已佚失，流传下来的只有明代以汉字音写蒙古语的《元朝秘史》（即《蒙古秘史》）。

从研究蒙古族历史文献学角度来讲，《蒙古秘史》的重要性是不能忽视的。

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专门研究《蒙古秘史》的“蒙古秘史学”。

尤其在东洋史的研究及世界汉学的研究领域，《蒙古秘史》的研究，具有着一定的重要意义。

日本学者研究《蒙古秘史》，首先是以翻译为主要途径的。

不同时期出现了根据不同版本而翻译的译注本和音写本。

自本世纪初开始，日本学者对《蒙古秘史》进行了翻译并加以研究。

早期的研究是属于抄本时代的研究。

明治三十年，即1901年，文廷式据其抄本多录一部《元朝秘史》赠给内藤湖南，1902年，内藤湖南发表了《蒙文元朝秘史》一文，载于《史学杂志》第3编第3号。

成为日本研究《蒙古秘史》的开端。

后来，内藤湖南又抄一部文廷式抄本给那珂通世，那珂通世以此为底本，进行翻译，1907年出版了其不朽的译注本《成吉思汗实录》，大日本图书，（1943年新版，筑摩书房，又增加了各种索引，文献目录、及其他附属文献）。

那珂通世以渊博的历史学知识，严谨的态度，把握全书的问题所在，进行了详细的书志学的解说。

那珂通世的译注本是日本最早的全文译注本，对推动《蒙古秘史》的研究作出了伟大贡献，为日本蒙古学研究奠定了基础。

40年代以后，日本学者对《蒙古秘史》又进行了大量的翻译工作。

与其他国家的研究相比，日本是《蒙古秘史》译注本最多的国家。

1941年，小林高四郎以叶德辉及四部丛刊本作为底本，翻译了《蒙古秘史》，由生活出版社出版。

小林高四郎的译注本，只能说是一般人士便于理解，易懂的，对蒙古的一般性的了解有所帮助（爱宕松男评《小林高四郎译注〈元朝秘史〉》，《史林》第25卷第3号）。

此外，这一时期的译注本，还有山口修的《成吉思汗实录》（1961年，筑摩书房版），原山煌评价此书为通俗性读物。

《《蒙古秘史》两个英译本翻译转移研究》篇一一、引言《蒙古秘史》是一部记录蒙古族历史文化的珍贵文献，具有极高的历史和文化价值。

近年来，随着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深入，该文献的英译本逐渐受到关注。

本文旨在探讨《蒙古秘史》两个英译本翻译转移的现象，并从多个角度对翻译转移进行分析和比较。

二、研究背景与意义《蒙古秘史》的翻译对于西方读者了解蒙古族历史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已有多个英译本问世，但各译本在翻译过程中存在不同程度的翻译转移现象。

翻译转移是指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原文的改动、删减或增补等操作，导致译文与原文存在一定的差异。

因此，对《蒙古秘史》两个英译本的翻译转移进行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翻译过程中的文化交流与传播机制，为今后的翻译工作提供借鉴和参考。

三、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本研究采用文献研究法和实证研究法相结合的方式，对《蒙古秘史》两个英译本进行对比分析。

首先，收集《蒙古秘史》的相关文献和两个英译本，确保数据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其次，从词汇、句法、文化等多个角度出发，对两个英译本进行对比分析，探讨翻译转移的现象及原因。

最后，结合实际案例，对翻译转移的优缺点进行评估。

四、两个英译本的翻译转移现象分析1. 词汇层面的翻译转移在词汇层面，两个英译本在翻译过程中存在一定程度的翻译转移。

一方面，译者根据英文表达习惯对原文词汇进行了适当改动，使译文更加流畅自然；另一方面，部分译者对原文词汇的理解存在差异，导致译文与原文在词义上存在偏差。

这些差异反映了译者对文化背景和历史背景的不同理解。

2. 句法层面的翻译转移在句法层面，两个英译本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翻译转移。

部分译者对原文句法结构进行了调整，使译文更符合英文表达习惯；而另一些译者则保留了原文的句法结构，使译文更加忠实于原文。

这些差异反映了译者对语言运用的不同理解和处理方式。

3. 文化层面的翻译转移在文化层面，两个英译本的翻译转移现象尤为明显。

由于中西方文化差异较大，部分蒙古族文化元素在英文中难以找到完全对应的表达方式。

《《蒙古秘史》两个英译本翻译转移研究》篇一一、引言《蒙古秘史》是蒙古族历史上最重要的历史文献之一，它记录了蒙古民族的起源、发展以及其与周边民族的关系。

近年来，随着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深入，该文献的英译本逐渐受到关注。

本文旨在探讨《蒙古秘史》两个英译本的翻译转移现象，分析其翻译策略和翻译效果，以期为今后的翻译工作提供参考。

二、文献综述《蒙古秘史》的英译本已有多个版本，其中较为著名的有李姆钦·那木吉拉和伊恩·沃德等人的译本。

这些译本在翻译过程中都采用了不同的翻译策略，如直译、意译、音译等。

在翻译转移方面，前人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化词汇、习语、历史背景等方面。

然而，对于《蒙古秘史》中独特的语言现象和表达方式，如蒙古族特有的修辞手法、成语典故等，其翻译转移的研究尚不够充分。

三、研究方法本研究采用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方法。

首先，对两个英译本进行文本分析，对比其翻译策略和翻译效果；其次，通过问卷调查和访谈的方式，收集读者对两个译本的评价和看法；最后，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得出研究结论。

四、研究内容1. 两个英译本的翻译策略与特点李姆钦·那木吉拉译本注重保留原文的语言特点和文化内涵，尽量保持蒙古语的文化色彩和独特表达方式。

在处理一些文化词汇和历史背景时，采用注解的方式进行解释。

而伊恩·沃德译本则更注重语言的流畅性和可读性，对一些难以理解的表达方式进行简化或改写。

在处理文化词汇时，采用音译加注的方式进行解释。

2. 翻译转移现象分析在《蒙古秘史》的英译过程中，翻译转移现象主要表现在文化词汇、习语、历史背景等方面。

由于中西方文化的差异，一些蒙古族特有的文化词汇和表达方式在英语中无法找到完全对应的词汇或表达方式。

因此，在翻译过程中需要进行适当的调整和转化，以使译文更加符合英语的表达习惯和文化背景。

例如，在处理蒙古族特有的修辞手法和成语典故时，两个译本都采用了音译加注的方式进行解释。

《蒙古秘史》总译探微的开题报告
《蒙古秘史》是一部描述蒙古族先民历史和文化的重要著作，它是
蒙古文学的重要代表之一。

该书的历史地位不言而喻，它不仅为研究蒙
古族历史提供了重要资料，同时也是了解蒙古族文化发展史的重要材料。

本文将围绕着《蒙古秘史》这一代表性著作进行总译探微，旨在通
过对其研究，进一步了解蒙古族历史文化，探究蒙古秘史对传统文化的
影响以及它在现代文化中的地位。

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研究：
1.介绍《蒙古秘史》的基本概况，包括作者、成书时间和地点、内
容特点等基本信息。

2.分析《蒙古秘史》在蒙古族历史和文化中的重要性，包括其在蒙
古族文学史上的地位、对蒙古族文化传承的影响等。

3.探究《蒙古秘史》在现代文化中的地位，包括它在蒙古族现代文
学中的引用、对汉语文学和世界文学的影响等方面。

4.分析《蒙古秘史》翻译的特点和难点，并对各种版本进行比较，
以期在阐述历史文化的同时呈现出蒙古秘史翻译的精髓。

通过上述研究，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蒙古秘史》在蒙古族历史和
文化中的重要性和影响，同时也可以更好地了解该著作在翻译过程中的
困难和挑战，为今后的研究提供更深入的思考和探讨。

从变异学角度看民族典籍《蒙古秘史》的异域接受蒋翠一、引言：民族典籍外译硕果累累作为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深厚文化传统的多民族国家，中国各少数民族基本上都有自己的历史史诗或民族典籍，如藏族的《格萨尔王》，蒙古族的《蒙古秘史》，新疆维吾尔族的《福乐智慧》等。

作为中华民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少数民族典籍各具特色，享有极高的文物和文化价值，同时也是中华民族文化和世界多元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对外翻译更是“中国文化典籍外译”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目前，民族典籍翻译研究已取得突破性进展和成就，王宏印主持的“中华民族典籍翻译研究丛书”陆续出版，其中较为著名的有邢力编著的《蒙古族典籍翻译研究—从〈蒙古秘史〉复原到〈红楼梦〉新译》、梁真惠编著的《〈玛纳斯〉翻译传播研究》、李宁的《维吾尔族（西域）典籍翻译研究—丝路遗珍的言际旅行》、王治国编著的《藏族典籍翻译研究—雪域文学与高原文化的域内外传播》、刘雪芹的《西南诸民族典籍翻译研究》等。

此外，民族典籍英译课题立项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如李宁主持的新疆维吾尔族古典长诗《福乐智慧》的翻译研究，王治国主持的藏族长篇英雄史诗《格萨尔王》的翻译研究都已经结出丰硕的果实。

［1］二、比较文学变异学与翻译研究翻译是一种跨语言和跨文化的社会对话过程，当两种不同语言进行转换时，译者扮演了中间人的角色，帮助两种语言、文化和社会进行交流。

但是，由于文化的独特性、译者的主观能动性以及读者的期待视野等的存在，源语文本与目的语文本无法达到完全对等，在翻译转换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变异。

在文学翻译的过程中，如果不发生一定的变异，文学将永远拘泥于本土范围，只有让翻译在异质文化内积极融通，本土文学才能跨越民族界限，真正走向世界。

文学是在翻译中发生变异的文学，没有翻译的变异，文学传播和接受将举步维艰，也就不会有世界文学的形成。

［2］变异学聚焦于跨文化对话中出现的意义碰撞、阻碍、误读和扭曲等问题，即在跨语言和跨文化的阐释过程中，翻译要考虑不同的文化因素，既要参照源语文本，又要有所限度地发生变异，以达到目的语文本的传播接受。

《蒙古秘史》的史料价值《蒙古秘史》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是研究古代游牧狩猎诸部族、尤其是蒙古诸部落的社会发展、社会组织、社会经济、政治军事制度、部落战争、社会心理、风俗习惯、原始宗教信仰、习惯法等方面的原始资料，也是研究蒙古族的起源、形成和成吉思汗、窝阔台汗的历史、大蒙古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法律等方面最重要的基本史料之一。

我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如古羌、戎、狄人，匈奴、鲜卑等，均无本民族的文字，故未留下直接记叙其游牧生产、生活方式，政治军事制度、历史、文化等方面的本民族文字文献。

古突厥人有了本民族的文字，但只留下了为数不多的、篇幅较小的古突厥文碑铭。

而《蒙古秘史》是我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最早用本民族文字直接记叙其本身游牧生产、生活方式，社会组织、社会反展和文化、历史的篇幅巨大、内容丰富的珍贵历史文献，为历史学家们提供了研究古代游牧民族历史的丰富的第一手具体材料。

因此，伯希和称《秘史》为“第一流文献”，洪业指出《秘史》的“背景则为古代游牧民无数世代的生涯”，符拉基米尔佐夫撰写其名著《蒙古社会制度史》时，以《秘史》为第一手资料。

许多学者在研究古代游牧民族社会制度、古代蒙古社会制度时从《秘史》中汲取第一手具体材料。

《蒙古秘史》又是研究成吉思汗、大蒙古国历史的第一手史料。

《秘史》为研究成吉思汗的诞生、早年艰辛经历、实力逐渐壮大、怎样逐渐战胜众多强敌、统一蒙古地区诸部落、建立蒙古国、制定法制、巩固政权、扩展蒙古国的统治范围、征金、灭夏、西征，其非凡的军事才能、卓越的政治才能、性格、思想等方面，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具体材料。

《蒙古秘史》记叙了许多绝无仅有的珍贵重要材料。

例如：第1节关于孛儿帖赤那、豁埃马阑勒渡过大湖，来到斡难河源头的不儿罕合勒敦山下的传说，反映了成吉思汗远祖西迁的历史，《元史》、《亲征路》、《史集》均未记载这个西迁传说。

第8、9节关于阿阑豁阿的父亲豁里秃马惕部的一个那颜豁里剌儿台率众从豁里秃马惕地区迁到不儿罕山来狩猎的传说；第19、22节关于阿阑豁阿命五子折箭，教训诸子要齐心协力的故事；均为《秘史》绝无仅有的记载。

《蒙古秘史》英译本前言于默颖;F.W.柯立甫(FrancisWoodmanCleaves)【期刊名称】《蒙古学信息》【年(卷),期】1997(000)002【摘要】译者按：该前言重点介绍了《元朝秘史》的流传及中西方早期研究情况，特别探讨了《元朝秘史》的汉译时间问题。

限于篇幅，这里只做摘要编译。

1866年，大主教鲍乃迪在《俄国北京东正教会教士作品集》中以《关于成吉思汗的古代蒙。

古传说》为标题，发表了《元朝秘史》汉字总译的俄译文，这项工作为西方《蒙古秘史》的一系列研究奠定了基础。

鲍乃迪对《家文蒙古秘史》汉字总译本的流传做过经典性论述，其某些方面后来为洪俊莲《（蒙古秘史）流传考四一文所增补或取代。

关于蒙文原文汉字音译本的流传情况，鲍乃边没有论述。

著者认为，考察《蒙古秘史》汉字音译本和总译本在中国的流传史，必须从一些引文开始。

在这些引文中，首要的、无疑也是最重要【总页数】4页(P37-40)【作者】于默颖;F.W.柯立甫(FrancisWoodmanCleaves)【作者单位】【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K311.07【相关文献】1.对《蒙古秘史》第二百一十九节"客儿罕苔忽塔"一词的解读和对其旁译"满立"的校勘——谨以此文纪念著名《蒙古秘史》学家乌云达赉(1907-2007年)先生诞辰百周年2.评阿瑟·韦利的蒙古族典籍《蒙古秘史》英译本——兼谈民族典籍翻译研究的学科定位3.论柯立甫英译本《蒙古秘史》的学术地位4.《蒙古秘史》与摩尔根《古代社会》——为《蒙古秘史》成书750周年而作5.《蒙古秘史》研究的新进展——记首届《蒙古秘史》国际学术讨论会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

试评《蒙古秘史》的文学价值
色音
【期刊名称】《黑龙江民族丛刊》
【年(卷),期】1989()1
【摘要】《蒙古秘史》(以下简称《秘史》)继承了民间创作的优良传统并且在它的基础上使蒙古文学向前推进了一步.《秘史》的产生是整个蒙古文学史的一大转折,从此蒙古民族开始有了自己的书面文学.《秘史》虽然从民间创作中吸取了很多的营养,但它作为蒙古书面文学史上的第一部作品,其主要艺术成就在于它的书面创作.《秘史》翻开了蒙古书面文学的第一页,从此蒙古族书面文学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独特的风格和优良传统.它是一部文史不分的历史文学作品.用文学的手法描写了蒙古社会封建化的整个过程.《秘史》
【总页数】8页(P84-91)
【关键词】《蒙古秘史》;文学价值;蒙古文学;语言风格
【作者】色音
【作者单位】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I207.9
【相关文献】
1.评阿瑟·韦利的蒙古族典籍《蒙古秘史》英译本——兼谈民族典籍翻译研究的学科定位 [J], 邢力
2.评奥侬的蒙古族典籍《蒙古秘史》英译本——兼谈民族典籍的民族性翻译 [J], 邢力;
3.时代的秘史与文学的心史——评《艾约堡秘史》 [J], 宫明亮;
4.蒙古文学研究的拓展蒙古文化价值的论证——评巴·苏和等《蒙古族生态文学研究》 [J], 扎格尔;
5.中世纪蒙古人的战争创伤──《秘史》所载其性质与诊治,兼评蒙古军事医学与卫生 [J], S．C．卡斯祖巴;陈一鸣
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

从目的论角度评析《蒙古秘史》两个英译本中文化特定词的翻译的开题报告一、研究背景和意义《蒙古秘史》是13世纪末14世纪初蒙古王朝的官方史书，记录着蒙古帝国的兴起和扩张。

该书在翻译和传播过程中涉及到许多中文化特定词的翻译问题。

这些词汇不仅仅是对蒙古文本的文化解读，还与汉语语境和文化背景密切相关。

因此，对于《蒙古秘史》两个英译本中文化特定词的翻译问题进行目的论研究，有助于准确传达原著的文化内涵和意义，也有助于深入了解蒙古文化和历史，对跨文化交流和翻译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二、研究目的和问题本研究的目的是从目的论角度评析《蒙古秘史》两个英译本中文化特定词的翻译。

具体来说，本研究的研究问题包括：1.两个英译本中是否存在文化特定词的翻译存在差异？2.两个英译本中文化特定词的翻译是否具有目的性，是否能够有效传达原著的文化内涵和意义？3.两个英译本中文化特定词的翻译与汉语语境和文化背景的关系如何？它们是否能够准确地反映汉语语境和文化背景？三、研究方法和步骤本研究采用目的论研究方法，通过对两个英译本中文化特定词的翻译进行对比和分析，评价它们是否具有目的性以及能否有效传达原著的文化内涵和意义。

下面是具体的研究步骤：1.收集《蒙古秘史》两个英译本相关语料。

2.对比两个英译本中文化特定词的翻译，分析其差异。

3.评价两个英译本中文化特定词的翻译的目的性和有效性。

4.分析两个英译本中文化特定词的翻译与汉语语境和文化背景的关系。

5.总结研究结果，提出相应建议和对策。

四、研究步骤和预期成果本研究计划分为以下几个步骤：第一阶段：文献调研通过查阅相关文献，了解目的论翻译理论和《蒙古秘史》的翻译情况。

同时也会有针对性的收集有关文化特定词的比较研究，帮助解决研究中的问题。

第二阶段：数据收集与整理通过查找两个英译本相关语料，进行收集和整理，筛选出其中的文化特定词汇，并将其进行分析和比较。

第三阶段：数据分析与研究通过分析比较的语料，针对两个英译本的文化特定词的翻译进行分析和评估，找出其中存在的问题和优缺点，为下一步的对策提供支持。